莱茵行宫伯爵民族国家知乎 莱茵行宫伯爵玻利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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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德国向中国游客敞开大门，它的著名景点为何大都在巴伐利亚
#大有学问#
自德国当地时间4月29日起，从德国搭乘国际航班赴华人员可以登机前48小时内抗原自测替代核酸检测，航司在登机前不再查验检测证明。政策一出，大大便利了德国与中国之间的人员往来，不仅有利于两国的经贸往来，同时也意味着德国向中国游客敞开了大门。
说起德国的旅游icon，都有哪些呢？
新天鹅堡、皇帝堡、啤酒节……
这些无一例外，都属于——巴伐利亚地区，今天的巴伐利亚州。
巴伐利亚拥有德国今天的经济中心慕尼黑，以及文化中心纽伦堡，历史上纽伦堡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之地，中东欧的黄金水道多瑙河穿行而过。
如果说军国主义是普鲁士的标签，那么富有和文艺就是巴伐利亚的标签。占据德意志南部气候较为温暖、最为适合农耕的巴伐利亚高原，巴伐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德意志最为富庶的地区，也最早在德意志地区内发展起了旅游业。在汉诺威和英国形成共主邦联之后，巴伐利亚成为了普鲁士、哈布斯堡奥地利之外的第三股德意志政治力量。
德国巴伐利亚州
一、稳定的王权统治
统治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起家于巴伐利亚，因上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城堡而得名。118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将狮子亨利的领地巴伐利亚公国赐给了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伯爵奥托一世。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对巴伐利亚地区统治的传承，从1180年开始从未断绝。
由于支系绝嗣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斗争，巴伐利亚从首次分封到统治终结，其间经历了多次和重归统一，在1503年，巴伐利亚最终重新统一，将慕尼黑正式定为首都，以一个在领土上相当有体量的公国出现在了德意志的土地上。
1623年，三十年战争期间，西班牙的斐迪南二世为拉拢巴伐利亚，将原本属于莱茵行宫伯爵的选帝侯权转让给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从此巴伐利亚正式升级为选帝侯国。获得选帝侯权，就意味着巴伐利亚统治者有资格参与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皇帝的选举，是一种对诸侯政治地位的肯定，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拥有选帝侯权的诸侯不到10个。
二、昙花一现的德意志老大
1742年，查理七世成为哈布斯堡帝国建立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唯一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王冠的统治者，他的妻子是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堂姐，正是在查理七世时期，巴伐利亚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到达了巅峰。
查理七世之子马克西米利安三世主张开明专制，在位期间颁布了马克西米利安文明法典，成立了巴伐利亚科学院，并鼓励境内农业、采矿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身穿戎装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
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在外交上堪称德意志地区的平衡大师。他在位期间，也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了争夺德意志地区的主导权，而频繁互相征讨。马克西米利安三世没有主张继承父亲查理七世的神圣罗马帝国王冠，而是支持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丈夫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与东部的奥地利帝国维持了良好关系。同时，他也仅有限参与了奥地利对普鲁士的战争，在不得罪奥地利的情况下，不过分打压普鲁士，同时防止了奥地利在德意志地区一家独大。
面对冉冉升起的普鲁士和实力不容小觑的哈布斯堡帝国，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巧妙地维持了中立，为巴伐利亚在18世纪中期的欧洲大陆争取到了难得的和平。
1777年底，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去世，因其没有留下继承人，富庶的巴伐利亚遭到了奥地利的觊觎，原定的继承人普法尔茨-苏尔茨巴赫选帝侯卡尔·泰奥多尔更希望用巴伐利亚向奥地利换取海外贸易繁荣的奥属尼德兰，巴伐利亚在德意志两强之间的外交平衡被打破，最终给巴伐利亚招来战火。由于普鲁士的出兵，巴伐利亚免于被奥地利吞并，但其在德意志地区内的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
三、文艺统治者终结大国命运
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巴伐利亚沦为中欧战场，先后被法国和奥地利占领，在法国占领期间，巴伐利亚的天主教保守势力遭到了打压，修道院被强制世俗化，僧侣也被纳入到了征税范围，修道院和大地主田产上的农奴被解放。
1805年，随着神圣罗马帝国在拿破仑战争中陨落，在拿破仑的支持下，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四世（后称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将巴伐利亚从选帝侯国提升为王国，特维尔斯巴赫家族继续统治巴伐利亚。
拿破仑战争之后，巴伐利亚终于迎来了一段和平稳定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巴伐利亚的艺术和与之关联的旅游业迎来发展黄金期。
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政治地位的下降并不影响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在德意志王权体系中的影响力，作为一个传承悠久的纯正德意志统治家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公主成为理想的联姻对象，因为这有利于从血缘上彰显君主统治合法性。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与茜茜公主
累代的家族内联姻导致家族成员身体异常甚至绝嗣后，奥地利帝国也将联姻的目光投向了与主支血缘关系较远的巴伐利亚王室。19世纪，对于在德意志主导权竞争中处于颓势的奥地利帝国来说，同样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是必须拉拢的关键力量，与之结盟有助于奥地利对抗北方日益崛起的普鲁士。而对巴伐利亚来说，相比远在北方的普鲁士，与自己接壤的奥地利，才是近在眼前的潜在威胁，所以与奥地利结盟，反而能保证自身安全，还能为巴伐利亚节省大量的军事开支。
在普奥战争中主张一边倒向奥地利的路德维希二世
特维尔斯巴赫家族持久的和平统治大大促进了巴伐利亚文化事业的发展，反作用地孕育了一个富有文化艺术气息的宫廷。
19世纪巴伐利亚的几任国王都是古典文化艺术事业的狂热爱好者，甚至他们本人就拥有着艺术赞助者、收藏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的多重身份。在19世纪的君主制时代，慕尼黑老城的皇家收藏和建筑已经开始向普通民众开放，奠定了巴伐利亚地区的现代人文旅游业基础。
由于巴伐利亚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境内还可观赏雪山景致，加之鲜少卷入战争，19世纪巴伐利亚还涌入了大量欧洲其他国家的富裕旅行者。
巴伐利亚的统治者并非没有尝试过硬起来。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尝试过与萨克森、汉诺威和符腾堡组成联盟建立德意志第三极，但受限于“硬实力”，这个松垮的联盟很快就被普鲁士拆解了。在普鲁士即将完成德意志帝国统一之时，路德维希二世也曾争取和普鲁士轮流当皇帝，就如历史上的选帝侯一样，但是他很快就遭到了软禁。
这些尝试的失败，以及统治者把大量金钱和关注投向文化艺术之后，巴伐利亚彻底失去了成为大国的机会，最终在德意志统一进程中被普鲁士不费一兵一卒收入囊中。
宁芬堡宫
文史君说
凭借统治传承的稳定性，巴伐利亚本该有机会成为德意志地区的一强，但或许是对战争的厌恶，也或许是对艺术的狂热，巴伐利亚最终没有走上德意志强国之路。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19世纪文艺君主的统治给巴伐利亚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成就了今天巴伐利亚繁荣的旅游产业。
参考文献
[德]恩斯特·克里斯蒂安·舒特著，崔旭东译，《德意志历史——从古至今的德国发展史》，重庆出版社，2022。
陆大鹏，《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ZDF, Die Deutschen-Ludwig II and die Bayern, 2011.
（作者：浩然文史·and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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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联璧评《甜蜜的世仇》︱反唤醒的民族主义者如何讲述英法关系史
《甜蜜的世仇：英国和法国，300年的爱恨情仇》，[英]罗伯特·图姆斯、[法]伊莎贝尔·图姆斯著，冯奕达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出版，1192页，168.00元
得知图姆斯夫妇的成名作《甜蜜的世仇》出了中译本，我第一时间联系了一位熟悉罗伯特·图姆斯的法国史学者。他说，“书很厚，我也只是挑着看”。中译本拿到手之后，果然如此，上下两册加起来超过一千一百页。原书由企鹅出版集团旗下的威廉·海涅曼出版社出版，市场定位是大众读者，近八百页。
图姆斯夫妇的作品之前没有出版过简体中文本，因此对多数大陆读者来说，他们的名字还很陌生，更难对他们的作品产生兴趣。不过，罗伯特·图姆斯在英国的名气不小，而且名声就是在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甜蜜的世仇》的文风和内容安排和罗伯特·图姆斯其他的通俗史作品略有不同，由此可以推断伊莎贝尔·图姆斯在其中的功劳。整体的叙事基调则与罗伯特·图姆斯本人的政治立场吻合。关于伊莎贝尔·图姆斯的资料并不多，因此本文的介绍主要围绕罗伯特·图姆斯展开。
1949年，罗伯特·图姆斯教授在英格兰出生，曾在巴黎求学和工作，遇到了他的太太伊莎贝尔。1978年，他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巴黎公社，随后留校任教。伊莎贝尔生于法国，在剑桥大学获得了英国史的博士学位，婚后长期在英国定居，为英联邦与外交事务部教授法语，受众主要是外交人员。
纵观罗伯特·图姆斯在剑桥大学期间的工作经历，会让人觉得他是典型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一直在自己的领域里辛勤耕耘，相当老派。1981年，罗伯特·图姆斯出版了第一部专著，与博士论文主题相同，获得了业内同行的肯定。对在英国高校工作的历史学者来说，能有一部受到认可的专著，就有了在行业内立足的资本。该书在1997年出版了法语本，时隔十二年后再出了新版，可见他早期研究的价值不仅没有随着时间消退，还得到了研究对象国的出版界的认可。
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mbs）
拿国内的评价标准来看，罗伯特·图姆斯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其中少数以法语发表，多数刊登在剑桥大学历史学系主编的《剑桥历史杂志》（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上。这本刊物目前的影响因子不算高，不过不影响图姆斯对这本系内杂志情有独钟。他担任过杂志的编委，在自己的作品里引用了不少其他发表在这本刊物上的文章。
虽然发文不多，但英法学界和出版界都认可罗伯特·图姆斯的研究水平。他在1996年出版的《朗文法国史，1815-1914》便是证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英国出版界出现了一种趋势：由不同学者的单篇文章组成的通史和断代史书不断增加，由一名学者独立完成的通史和断代史越来越少。这种趋势呼应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英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让学生在中学阶段就成为专才，集中研究一个断代或一类问题，因此不再需要以年代为序，以讲述基本史实为主的通史书了。编辑出版以前沿的研究成果为主的通史书，可以让不同领域的作者各展所长，缺点是文风不统一，文章水准参差，降低书的整体感和可读性。多数学者也不太愿意挑战独立撰写大部头断代史和通史的工作，因为吃力不讨好。毕竟，要写出整体性强、可读性高，兼顾深度、广度和前沿性的作品，对作者的阅读面、文字功力、排篇布局的要求都非常高，还会耽误作者发表其他研究作品。若不是罗伯特·图姆斯有能力驾驭十九世纪法国史的方方面面，朗文这样著名的出版社万不会请他来写。
法国学术界对图姆斯的认可，能从他参与的另外一本著作中看出。为纪念1904年的《挚诚协定》签署一百周年，英法两国学者、外交人员共同撰文出版了论文集。图姆斯参与了这本文集的编辑工作，也表现出了他对国际关系议题的兴趣。两年后，图姆斯夫妇所著《甜蜜的世仇》问世。这部作品让年近六十岁的图姆斯获得了法国的学术棕榈勋章，也终于从名义上的教授（reader）晋升为真正的教授（professor）。
转变发生在2014年。罗伯特·图姆斯身为法国史学者，竟在英国出版了一部单卷本英国通史，总页数比《甜蜜的世仇》还要多出一百页。此前，英国已经有近半个世纪没有出版过这种篇幅的本国通史了。两年后，英国脱欧，罗伯特·图姆斯退休，接着变身为脱欧派公共知识分子，一时间名声大噪。除了在自己参与运营的网站上不断发文，论证脱欧的合理性，也为《旁观者》和《每日电讯报》等右派报纸撰写了许多专栏文章，差不多每个月都有紧贴时事的新作发表。
在英国，公开为脱欧站台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是因为英国的人文社科界有较强的左派传统。加上知识分子自身处于中等阶层，更容易和左派以及社会中下层共情。脱欧公投之后，留欧还是脱欧成了区分支持左派还是右派的重要参考项。有的学者即便内心支持脱欧，也可能因为同侪压力在公开场合隐藏立场。这也是为什么罗伯特·图姆斯作为剑桥大学的知名学者为脱欧公开站台显得尤为突出。而且，他在1975年的脱欧公投中的立场和保守党一样，支持的是留欧，而非脱欧。
要理解他的身份转变，依然需要回到他的研究兴趣上，也就是民族主义。正如托尼·朱特所说，《甜蜜的世仇》实际上解释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民族认同和特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大多会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报以警惕，以免影响对问题的判断。图姆斯刚好相反。他不仅不掩饰自己的民族情感，还将之渗透在作品中。鉴于他长期在剑桥大学学习和工作，这种立场也不是完全不能解释。相比其他在老工业城市建立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中有不少来自本国南方的富裕家庭。这些家庭的政治立场大多倾向保守党。两校学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样的家庭，政治立场相对保守和排外，民族主义情感也更为强烈。英国新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就是在就读牛津大学期间，从自由的支持者转投保守党，可见环境的影响力。
图姆斯的政治立场也能解释为什么他是一名“反唤醒运动（anti-woke）”者，和保守党内主流的观点一致。这场运动是在过去十余年里席卷欧美的、围绕身份政治展开的抗争，参与者中有大量年轻人，以反对白人特权，反对歧视有色人种为标志，在英国表现为要求反思殖民史。2022年英国保守党党内领导选举中，“唤醒运动”成为评价候选人政治立场的重要的标杆，可见这一活动的影响力。
问题在于，一旦支持唤醒运动，反思英国的殖民史，就意味着曾经带领英国走向世界霸主的人和事，都成了压迫其他民族的反面典型。在此之上也就无法建立民族主义叙事，让保守派的英国人感到无处安放自己对国家的自豪感，进而形成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叙事，以缓解焦虑。对支持唤醒运动的年轻一代来说，罗伯特·图姆斯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对唤醒运动的态度，符合“英格兰南方富裕城市白人老年男性”的刻板印象，有着明显的年龄、性别、阶层和党派印记。
在了解罗伯特·图姆斯的政治立场后，再来阅读《甜蜜的世仇》，会更容易发现他在行文中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在每一部最后的“结论与异见”中。他与太太的观点分歧，有的就涉及到历史责任的划分问题。罗伯特会强调法国的责任，或者是一些不受英国控制的因素发挥的影响，又或是并不存在更好的选择。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解释方法是在为英国的过错洗白，也有人会认为是更加实事求是，因为历史进程有着不可控制的偶然性。
图姆斯的政治立场同样可以从对引文和事例的选择中看出。这些材料能让读者更贴近历史现场和历史人物，从形式来看很有趣味性。不过，对于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来说，如果辨析不了什么样的措辞在什么样的时空中具有煽动性，就无法评估民族主义叙事生成和传播的影响，以及如何触发共鸣。因此，这些完美融入行文之中的故事和引述，是被两位作者慎重选择过的，有能力调动读者的情绪，以免读着读着睡着了。
试举一例。书的开篇描绘了奥兰治的威廉带兵抵达英格兰的场景。在多数读者熟悉的叙事中，这个场面应该是和“光荣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描绘的是异国重兵压境的场面（包括披着熊皮的芬兰人），再引入尼德兰士兵的视角（嫌弃英国脏乱的环境，又被当地的苹果酒吸引），与一百年前无敌舰队的军力加以比较，随后将之描绘成“1066年诺曼征服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入侵行动”，末了将镜头转向了继之而起的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揭开全书的序幕。不用“光荣革命”的说法确实是具有反思性的，跳出了传统宪政史解释框架背后的意识形态束缚。但描绘欧洲各国大军入侵的现场，引入各种刻板印象，的确可以调动英国读者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种结合普通人的个人视角的写法，也是这部作品谋篇布局较为精巧的表现。除了行文流畅，图文并貌，节奏明快之外，还穿插了许多人物传记、重要事件介绍以及学术争论，引入了全球视角，力求兼顾可读性、趣味性、学术性和前沿性。虽然没有伊莎贝尔参与的第十三、十四章读起来学术性更强一点，但整体风格基本稳定。更重要的是，许多的叙述是从个体的角度展开的，无论是作为个体的政治家、社会名流，还是普通人的回应。在民族主义研究中，利用个人的反馈作为表达认同的证据是很常见的论证手法。只是如果是写学术论文，这些个人化的表述很少被大段引用。通俗读物就可以容纳这些内容，尤其是那些从各种不同刻板印象中引申出来的、有失文雅的、情绪强烈的表达。
近年来在英国走红的一些通俗历史作品，都有跨媒体传播的能力，既能作为书本阅读，也适合以电视剧或纪录片的方式呈现。但个人认为，要转制《甜蜜的世仇》这样一部信息量极大的作品，电视媒体不是很好的选择，因为无法通过有限的镜头调度和相对简单的叙事，把两位作者要传递出的复杂性真正展现出来。同样是因为这部作品的信息量太大，即便作者、译者和编者都增加了注释，但对缺少近代欧洲史基础的读者来说，仅靠书前面的几张地图和释解，还是会被扑面而来的地名、人名、事件名弄得晕头转向。
这意味着，对译者来说，翻译这样一部作品的难度很大。该书译者的译笔整体妥帖，但个别术语的翻译并不能只根据英语的音和意来理解，还要结合其他欧洲现代语言。比如第一章中的“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从音译来看，“巴拉丁领地”是贴合的。但这个词的原本意思是宫殿，逐渐引申出宫殿主人的权力覆盖的范围的意义。在近代欧洲历史上，一般是指莱茵行宫伯爵领地，或普法尔茨选侯领地，后两个译法的所指更为准确，也更容易理解。诚然，书中这样的错误并不多，加上夹注说明，对于熟悉历史的读者来说也不构成影响，但这确实是翻译这本书的难点之一。
图姆斯夫妇在撰写《甜蜜的世仇》时展现出的对大量资料的驾驭和引用能力，可以解释为什么罗伯特·图姆斯可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法国史研究者，成功转型为英国史的通俗作家。基斯·托马斯在评价他的英国通史作品《英国人及他们的历史》时提到，图姆斯通过自学，加上大量引用发表在《剑桥历史杂志》上的论文，倚靠身边数量庞大的、优秀的剑桥大学学者群体完成了这本新作，即便书中拼错了一些人物的名字。可见，在掌握了写作通俗作品的技巧之后，学者靠自己的专业能力，能够完成研究对象的转化。
然而，矛盾的是，无论是《甜蜜的世仇》还是《英国人及他们的历史》，罗伯特·图姆斯都要面对两种矛盾。第一种是如何带着民族主义情感处理“外国人”的到来对英国历史的积极影响。再以“光荣革命”为例。此事确实不怎么“光荣”，因为奥兰治的威廉是和英国王室血脉相连的“外国人”。他带兵来到英国之后，不仅让英国卷入了欧洲战争，也在三王国内了民众。但正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英国议会要想扩大自身的权力才有了机会，随后形成的是后世西方世界广为认可的“更、更进步”的代议制形态。图姆斯需要在进步和民族主义两种叙事宏大之间摇摆，确保支持这两种叙事的读者都能接纳他的叙述。
《英国人及他们的历史》（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另一种是对认同的塑造和对唤醒的反对。书中大量对英法特点的介绍（甚至还包括许多食物）旨在说明，看似属于英国或法国的特点，实际上源头在另一国（而且主要是在英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民族认同和特性中本质主义的部分。同理，就可以消解唤醒运动的合理性，因为差异是非本质的。但由白人男性发出这样的呼声确实缺乏说服力，因为确实不是所有认同差异都是纯建构的，非本质的，而是既存的权力结构促生的。如果英法之间的差异纯粹是建构的，那么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所依傍的也只是空中楼阁而已。
对不同读者来说，《甜蜜的世仇》的读法也是不同的。熟悉近代以来欧洲史的读者，会发现图姆斯夫妇确实补充了许多以往不了解的人与人之间、事与事之间的联系。分析他们所引文献，所用事例，有助于理解当代脱欧派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于初涉这一领域的学生来说，这是挖掘研究选题的参考书，能从中发现很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也可以配合其他更早出版的通史书来阅读。如此一来，既便于把握主要人物和事件的时空定位，也更容易察觉到作者的立场，进而熟悉不同问题的学术争鸣。对于大众读者来说，如果对英法两国近代史有初步的了解，那么会在书里发现自己熟悉的人物的不同面相，以及一些有趣的历史知识。对于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来说，可能先要忍受很多陌生人名和地名的“轰炸”，才能找到这本书的亮点。
五一节德国向中国游客敞开大门，它的著名景点为何大都在巴伐利亚
#大有学问#
自德国当地时间4月29日起，从德国搭乘国际航班赴华人员可以登机前48小时内抗原自测替代核酸检测，航司在登机前不再查验检测证明。政策一出，大大便利了德国与中国之间的人员往来，不仅有利于两国的经贸往来，同时也意味着德国向中国游客敞开了大门。
说起德国的旅游icon，都有哪些呢？
新天鹅堡、皇帝堡、啤酒节……
这些无一例外，都属于——巴伐利亚地区，今天的巴伐利亚州。
巴伐利亚拥有德国今天的经济中心慕尼黑，以及文化中心纽伦堡，历史上纽伦堡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之地，中东欧的黄金水道多瑙河穿行而过。
如果说军国主义是普鲁士的标签，那么富有和文艺就是巴伐利亚的标签。占据德意志南部气候较为温暖、最为适合农耕的巴伐利亚高原，巴伐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德意志最为富庶的地区，也最早在德意志地区内发展起了旅游业。在汉诺威和英国形成共主邦联之后，巴伐利亚成为了普鲁士、哈布斯堡奥地利之外的第三股德意志政治力量。
德国巴伐利亚州
一、稳定的王权统治
统治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起家于巴伐利亚，因上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城堡而得名。118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将狮子亨利的领地巴伐利亚公国赐给了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伯爵奥托一世。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对巴伐利亚地区统治的传承，从1180年开始从未断绝。
由于支系绝嗣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斗争，巴伐利亚从首次分封到统治终结，其间经历了多次和重归统一，在1503年，巴伐利亚最终重新统一，将慕尼黑正式定为首都，以一个在领土上相当有体量的公国出现在了德意志的土地上。
1623年，三十年战争期间，西班牙的斐迪南二世为拉拢巴伐利亚，将原本属于莱茵行宫伯爵的选帝侯权转让给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从此巴伐利亚正式升级为选帝侯国。获得选帝侯权，就意味着巴伐利亚统治者有资格参与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皇帝的选举，是一种对诸侯政治地位的肯定，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拥有选帝侯权的诸侯不到10个。
二、昙花一现的德意志老大
1742年，查理七世成为哈布斯堡帝国建立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唯一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王冠的统治者，他的妻子是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堂姐，正是在查理七世时期，巴伐利亚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到达了巅峰。
查理七世之子马克西米利安三世主张开明专制，在位期间颁布了马克西米利安文明法典，成立了巴伐利亚科学院，并鼓励境内农业、采矿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身穿戎装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
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在外交上堪称德意志地区的平衡大师。他在位期间，也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了争夺德意志地区的主导权，而频繁互相征讨。马克西米利安三世没有主张继承父亲查理七世的神圣罗马帝国王冠，而是支持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丈夫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与东部的奥地利帝国维持了良好关系。同时，他也仅有限参与了奥地利对普鲁士的战争，在不得罪奥地利的情况下，不过分打压普鲁士，同时防止了奥地利在德意志地区一家独大。
面对冉冉升起的普鲁士和实力不容小觑的哈布斯堡帝国，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巧妙地维持了中立，为巴伐利亚在18世纪中期的欧洲大陆争取到了难得的和平。
1777年底，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去世，因其没有留下继承人，富庶的巴伐利亚遭到了奥地利的觊觎，原定的继承人普法尔茨-苏尔茨巴赫选帝侯卡尔·泰奥多尔更希望用巴伐利亚向奥地利换取海外贸易繁荣的奥属尼德兰，巴伐利亚在德意志两强之间的外交平衡被打破，最终给巴伐利亚招来战火。由于普鲁士的出兵，巴伐利亚免于被奥地利吞并，但其在德意志地区内的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
三、文艺统治者终结大国命运
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巴伐利亚沦为中欧战场，先后被法国和奥地利占领，在法国占领期间，巴伐利亚的天主教保守势力遭到了打压，修道院被强制世俗化，僧侣也被纳入到了征税范围，修道院和大地主田产上的农奴被解放。
1805年，随着神圣罗马帝国在拿破仑战争中陨落，在拿破仑的支持下，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四世（后称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将巴伐利亚从选帝侯国提升为王国，特维尔斯巴赫家族继续统治巴伐利亚。
拿破仑战争之后，巴伐利亚终于迎来了一段和平稳定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巴伐利亚的艺术和与之关联的旅游业迎来发展黄金期。
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政治地位的下降并不影响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在德意志王权体系中的影响力，作为一个传承悠久的纯正德意志统治家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公主成为理想的联姻对象，因为这有利于从血缘上彰显君主统治合法性。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与茜茜公主
累代的家族内联姻导致家族成员身体异常甚至绝嗣后，奥地利帝国也将联姻的目光投向了与主支血缘关系较远的巴伐利亚王室。19世纪，对于在德意志主导权竞争中处于颓势的奥地利帝国来说，同样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是必须拉拢的关键力量，与之结盟有助于奥地利对抗北方日益崛起的普鲁士。而对巴伐利亚来说，相比远在北方的普鲁士，与自己接壤的奥地利，才是近在眼前的潜在威胁，所以与奥地利结盟，反而能保证自身安全，还能为巴伐利亚节省大量的军事开支。
在普奥战争中主张一边倒向奥地利的路德维希二世
特维尔斯巴赫家族持久的和平统治大大促进了巴伐利亚文化事业的发展，反作用地孕育了一个富有文化艺术气息的宫廷。
19世纪巴伐利亚的几任国王都是古典文化艺术事业的狂热爱好者，甚至他们本人就拥有着艺术赞助者、收藏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的多重身份。在19世纪的君主制时代，慕尼黑老城的皇家收藏和建筑已经开始向普通民众开放，奠定了巴伐利亚地区的现代人文旅游业基础。
由于巴伐利亚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境内还可观赏雪山景致，加之鲜少卷入战争，19世纪巴伐利亚还涌入了大量欧洲其他国家的富裕旅行者。
巴伐利亚的统治者并非没有尝试过硬起来。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尝试过与萨克森、汉诺威和符腾堡组成联盟建立德意志第三极，但受限于“硬实力”，这个松垮的联盟很快就被普鲁士拆解了。在普鲁士即将完成德意志帝国统一之时，路德维希二世也曾争取和普鲁士轮流当皇帝，就如历史上的选帝侯一样，但是他很快就遭到了软禁。
这些尝试的失败，以及统治者把大量金钱和关注投向文化艺术之后，巴伐利亚彻底失去了成为大国的机会，最终在德意志统一进程中被普鲁士不费一兵一卒收入囊中。
宁芬堡宫
文史君说
凭借统治传承的稳定性，巴伐利亚本该有机会成为德意志地区的一强，但或许是对战争的厌恶，也或许是对艺术的狂热，巴伐利亚最终没有走上德意志强国之路。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19世纪文艺君主的统治给巴伐利亚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成就了今天巴伐利亚繁荣的旅游产业。
参考文献
[德]恩斯特·克里斯蒂安·舒特著，崔旭东译，《德意志历史——从古至今的德国发展史》，重庆出版社，2022。
陆大鹏，《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ZDF, Die Deutschen-Ludwig II and die Bayern, 2011.
（作者：浩然文史·and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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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年，欧洲面积最大、存在时间最长，最不像帝国的帝国诞生了
962年东法兰克王国国王在罗马教皇的加冕下成为罗马皇帝，不过这个罗马和我们认为的罗马并不一样。我们知道的罗马在395年就了，之后西罗马迅速灭亡了，东罗马大部分势力已经到了小亚细亚了。而这个所谓的罗马帝国在腓特烈一世的时候改国名为神圣罗马帝国。当时是欧洲面积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帝国。不过这个帝国也是欧洲最不像帝国的帝国了。
伏尔泰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可以说对这个帝国是极不认同的，我们看一下具体原因。
奥托一世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开始不断的征讨四方，所以在他统治的时期帝国实力是欧洲实力最强的国家。之后他的后代也不断的继续征讨，从1157年起，帝国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帝国极盛时期的疆域包括近代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在这之前这个帝国还算是帝国的样子，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偶尔也受教皇的限制。但是对地方还是有绝对的控制权的，不过之后就开始变了。
之后帝国觉得教会权利太大了，和教会进行了斗争，争夺了一个多世纪，也没能分出，不过最后的结果就是在皇帝和教皇争夺的时候，国家实力不断的下降，经济是一天不如一天。尤其后来争夺激烈的时候地方上趁机出现好多封建地主。他们趁着皇帝和教皇争夺的时候趁机发展壮大，13世纪末的时候皇帝对其直辖领地外的封建诸侯没有管辖权。
1356年，查理四世颁布金玺诏书，确认皇帝须由七大选帝侯推选。当时有选举权利的人更是奇葩，分别是三个教会选帝侯：美茵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四个世俗选帝侯：萨克森选侯，勃兰登堡藩侯，普法尔茨选侯（或称莱茵行宫伯爵），以及波希米亚国王（后期由奥地利哈布斯堡-洛林皇朝皇帝兼任）。试想一下哪个帝国的皇帝是选举出来的，如果是选举出来的话那还有什么权利。而且不仅有世俗的人有被选举权，教会也有选举权，这一点非常扯。
15世纪的时候皇帝的位置由哈布斯堡家族担任了，因为他们在争夺的时候胜出了。虽然他们担任，但是他们势力只限于自己的领土奥地利，对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利。终于在拿破仑的时候，1806年拿破仑勒令弗朗茨二世于8月6日放弃神圣罗马皇帝尊号，这个帝国彻底的灭亡了。
其实伏尔泰说的非常对，这地帝国不神圣，因为皇帝来得太随便了，根本不像是上天认定的。不罗马，因为他们和罗马没有任何关系。不帝国，因为帝国皇帝不能控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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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拉美国家殖民扩张之路
来源：知乎
作者：莱茵行宫伯爵
南美洲马普切语里有个词叫 Huinca，意思是“新印加。
在马普切人眼中，西班牙人、智利人、阿根廷人并没有区别，他们都是印加帝国的继承者，推行了持续400年的殖民扩张。
至于这些人的战吼是“圣地亚哥（Santiago）”还是“为了祖国（Por la patria）”根本无关紧要。
19世纪，所有新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事实上都在延续殖民地时期的扩张政策，即使是那些纸面上丧失了领土的国家（例如墨西哥）也不例外。
马普切人只是这件事的众多见证者之一。
1885年柏林会议之前，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并未普遍接受“实际控制”这一领土准则。
美洲各国的边疆领土普遍存在于宣称和条约当中，很多地图上的色块在现实当中都是无国家空间。
比起用宣称迷惑人的色块地图，官位销售记录更能够体现西班牙帝国的实际治理规模。
19世纪初的拉丁美洲只有不到2000万人口，美洲依然是一块高度未开发的大陆，定居点之间布满空荒，离开交通线就感受不到“国家”的存在。
无论政客们如何用画笔把地图涂得满满当当，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所以，那时候的智利其实不是一把长佩剑，而是以圣地亚哥河谷为中心的一把缩在鞘里的短匕首。
阿根廷也不是一颗靠在安第斯山边的大胡萝卜，而是一把迷你哑铃。
哑铃的一头是西北的图库曼省，另一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的沿海城市，两头靠一根穿越查科平原的细细交通线连接起来。
巴西不是一只鸡腿，而是一条趴在海岸线上的蛇，外加内陆还有一些蛇产下的卵。
墨西哥是一根火炬，但是实际有热量的只有火炬的手柄。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在地图上是邻国，在现实中却不是，它们被山和雨林隔开，很难联通。
1830年时，苏克雷将军就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之间的蛮荒道路上遭到了。
连小小的巴拿马，都无法管制西部的印第安人。
尼加拉瓜东海岸被混血的莫斯基托人占据；伊斯帕尼奥拉岛中央山脉的牧民既不在乎多米尼加共和国，也懒得搭理海地。
这些“蜷缩”着的国家代表着殖民时代的真实形态。
西班牙、葡萄牙帝国宣称的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未被实际征服，遑论有效组织。
西班牙、葡萄牙对美洲殖民征服事业的继承者和完成者，是各个拉丁美洲国家。
1833年，乌拉圭总统里维拉把查鲁阿酋长们请来赴宴，把他们灌醉后大开杀戒，持续数年的查鲁阿大从此开启。
凭借殖民地时期没有的技术力量，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终于蚕食瓜分了查科平原这块硬骨头。
但是领土争端还是把两国引向了20世纪拉美最血腥的战争——查科战争。
智利和阿根廷向南方发动远征，在几十年内把本国领土扩大了数倍，它们把远征分别称为“阿劳坎尼亚绥抚”和“征服荒漠”。
“新印加人”的事业在19世纪末终告完成。
美墨战争后，丢失过半“国土”的墨西哥意识到北方从未被真正征服。
为了预防美国进一步南下，墨西哥军民向北方各州推进，抢在美国人之前对原住民进行。
20世纪初，波菲里奥.迪亚斯时代的雅基战争深刻影响了墨西哥政治。
血腥的雅基战争甚至逼得许多雅基人逃亡到美国，革命后的墨西哥政府依然不愿放过雅基人。
战争推动了索诺拉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上的崛起，为他们最终获取墨西哥革命胜利果实铺平了道路。
拉美最大的次帝国主义国家当属巴西。
该国向亚马孙丛林深处推进，每个邻国都被它拿走过领土，加起来比一个法国还大。
巴西扶持吞并“阿克里共和国”的手法颇似美国，奴役原住民劳工生产橡胶的强度不输给同时期的比属刚果。
早在1825年之前，巴西精英就设想过带葡属安哥拉一起独立的方案。
这样巴西就能继续在大西洋上贩奴，乃至向非洲扩张。
拉美国家扩张的脚步也没有局限在美洲范围内，尽管它们没能力像欧洲和美国一样向非洲和东南亚进军，但是收割海外土地的心思它们并未放弃。
拉美国家也加入到了对太平洋岛屿的瓜分当中，复活节岛是智利海外扩张最大的“战利品”。
1888年，智利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夏威夷”。通过诱使岛民签署条约，复活节岛成了智利领土。
占领复活节岛之后，智利公司强迫岛民生产羊毛，谁敢反抗就会被流放到美洲的沙漠当中。
本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则，阿根廷也参与到了南极洲的宣称瓜分当中。
阿根廷宣称了近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自居为跨两大洲的国家。
智利也不甘落后，宣称了近50万平方公里。
1961年《南极条约》生效后，各国对南极大陆的宣称都被冻结，但周边岛屿依然可以占领。
为此，阿根廷和智利之间又爆发了比格尔海峡争端。
当然不能忘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它也是阿根廷向海外扩张的见证者。
还有192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阿根廷人为了报复英帝国，也宣称过南乔治亚和南桑维奇群岛的主权。
在没有领土主张的地方，拉美国家也可以通过条约获利。
例如墨西哥、秘鲁和巴西都在清朝身上讨到了治外法权。
这三个国家外加古巴，也是葡属澳门中国苦力贸易的主要受益者。
19世纪是工业革命的世纪，也是国家权力规模空前扩张的世纪。
所有国家在19世纪实际上都在以某种方式扩张，即使是丢失了领土的后发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也不例外。
暹罗之于泰南和泰北、日本之于北海道和琉球、埃及之于苏丹、埃塞俄比亚之于欧加登、利比里亚海岸之于内地......
它们和拉美国家一样，都没有能力实现海外大规模扩张，甚至丢失了不少领土，但是对于临近土地和势力范围内的无国家空间、原住民群体来说，它们依然是强大的殖民者。
在帝国主义和殖义秩序当中，“殖民”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是专属于个别强国的罪恶或特权。
被殖民者并不必要“无辜”，殖民者也不能因弱者并不清白而脱罪。
正因如此，反对作为一种机制的殖民和反对霸权国家同样重要，后者是手段而非目的，前者是真正目的但不能脱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