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别人做灰面什么意思 梦见别人做灰面给我吃

为了养活它们，68岁的“文菩萨”变卖家产，抛弃了亲人朋友

文军红又快搬家了。她的1300只狗受到当地居民的投诉，救助站将搬到距离市区更远的地方。

因为一只受伤的京巴，文军红迷上了“捡狗”。二十年间，她救下上千只流浪猫狗，成为重庆市知名的流浪动物救助人，创建了当地规模数一数二的个人流浪动物救助站。

为了养活它们，68岁的文军红变卖家产，抛弃了亲人朋友，每天和狗生活在一起。爱犬人士说她是“流浪动物救星”，喊她“文菩萨”。

她曾因身上浓重的“狗味”被人打听职业。“清洁工。”文军红回答。因为在不理解的人眼中，她是偏激的，无异于“疯子”。

“它基金”理事长、央视主持人张越曾说，流浪动物救助不存在理性公益，只有救和不救两个选择。文军红想救，但经济和体力的双重重压下，她支撑不住了。她想过放缓节奏，甚至暂停救助。最近几年，她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但在多方力量的裹挟下，停下来也并非易事。

救助站里的狗大多是土狗。 王翀鹏程摄

神秘的“救助站”

依山而建的庆丰山村，高高低低的房子成了碧绿山体上的点缀物。不时有大货车从主路上疾驰而过，半米高的轮胎裹挟着巨大的噪音和黄土、小石块一路翻滚前行，所到之处，所有的声音都被它吞掉。

货车过后，村庄又陷入了安静，偶尔能听到几声鸡鸣和犬吠，还有村民们嬉笑和聊天声。

沿着山间公路一路向前，经过一片整齐的菜地，绕过一片竹林，再沿着螺旋向上的公路爬上两圈将近45度的斜坡，在俯瞰山脚的位置，一扇银灰色的大铁门就在公路边。

铁门之内，一米多高的铁丝网围出一个院子，院子深处十几米，有一栋形似梯形的砖房，墙体被粉刷成白色。顶上盖着灰色的彩钢板。

此起彼伏的狗叫声，还有动物身上特有的浓重腥味，穿透红砖和铁皮，扑面而来。

这就是被村民们多次投诉的地方，也是文军红和狗现在的住处——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

救助站藏在一片茂盛的荒林里。虽然紧邻公路，但人少车少。离她最近的民房隔着好几百米，村民常坐的电三轮也不愿意上来。

救助站藏在一片茂密的树丛中。王翀鹏程摄

这片荒地原来是两户农户的地。村里人还记得，两户人家搬到城里多年，山上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成了危房。去年年中，文军红租下那片地，在山上铺路、盖了房子。

提到文军红和救助站，村民一脸迷惑。但说到“养狗的”、“狗场”，他们马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撇着嘴往山上指，“可臭了。”

住在村委会附近的一对夫妻说，冬天还可以忍受，到了夏天，好几百米外的山下就能闻见味儿。“顺着风就飘来了。”

今年9月，重庆雨水多，狗场自建的化粪池满了，粪水顺着山坡流下来。村民反映，当时粪水淌到了村间公路上，“那几天没人敢过去，太臭了。”

山上没有垃圾桶，救助站的垃圾每天都要焚烧处理。王翀鹏程

除了异味，救助站的吵闹也让他们头疼。

一位村民说，狗每天半夜乱叫，他们虽然离狗场有一段距离，但还是被吵得睡不着觉。“一只狗叫，所有的一起叫。”村民说，他们曾在半夜被吓醒，有时候做梦也梦见被一群狗围着。

“尤其是住在山腰的，听得最清楚。” 12月10日，庆丰山村五组生产队吴队长说，“大概三四百人受影响。”

今年年初，村民们向村委会反映多次，甚至全村联名签字递到市里，要求狗场搬走。“附近的人差不多都签了字。”

狗场银灰色的大铁门常年锁着。除了一个在里面上班的老汉，没有村民进去过，更没见过文军红。他们在抱怨之余，也对铁门内的世界充满好奇，经常私下议论。有人说狗场里有两三百只狗，也有人猜测文军红来头不小，“她不给干部开门，势力有点大。”

1300只狗

12月11日，铁门打开，文军红瘦小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的身高不足一米六，穿着一双黑色雨靴，黑底花棉裤，砖红色的中式棉袄，外面罩一件保育员常穿的红白格子罩衫，胸前挂着一大串钥匙。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打开的扇子。

铁门后面，到救助站还要经过两道门。一道是钢丝网门，门的一侧常年摆着一盆狗粮、一盆水和一盆鸡胸肉；再往下走几米是一扇朱红色的防盗门，门右侧挂着“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的牌子，左侧是“动保联盟百城救助行动认证基地”。

每经过一道门，文军红都要用干瘦的手从胸前的钥匙串中扒拉出一把开锁，再迅速锁上。她解释，这样是为了防止狗跑出来被村民吃掉。

救助站是文军红自己设计的，结构像个迷宫。站在门口只能看到大厅和一片空地，走进去，每个岔路都有更深的区域。所有的房间都被狗笼占满，通常要摞两三层，小型犬两三只住在一起，大型犬一笼一只。

救助站的大厅也堆满狗笼子。王翀鹏程摄

“现在有1300只狗和几百只猫。”文军红说。还有被人从菜市场救下的七八只兔子、三四只大鹅和十几只鸡鸭。

猫狗把文军红的时间挤压得所剩无几。她雇了六个工人，帮她做清洁、喂饭，但还是忙不过来。工人们大多是四川人，和文军红一样吃住都在救助站。文军红给他们划好了区域，每人管两百多只狗。

他们在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午饭前要做完第一遍清洁。近千个狗笼，逐一把下面的托盘抽出来洗干净，再放回去。笼子里的狗屎也要抓出来扔在桶里集中处理。“每天的粪便就有20多桶。”一个工人说。清理完狗笼，还要拖地、消毒，洗近千个狗食盆，动作快的也要忙到中午一两点。

救助站的狗每天吃一顿，米饭拌碎肉和鸭肝。大厅的灶台上摆着五个直径半米的电饭锅，工人们一锅一锅蒸米饭，一顿饭要喂六七个小时。

救助站的猫狗们最爱吃鸡胸肉。王翀鹏程摄

“每天吃几锅？数不清！”忙着给狗分饭的工人头也不抬，“500斤米，你说多吓人。”

狗粮是救助站的奢侈品，只有老弱病残和小奶狗才有资格吃。文军红怕营养不够，经常煮鸡胸肉、鸡蛋加在里面。奶狗吃的奶糕狗粮要用热水泡开，她每天煮两大锅汤，加一些从市场上捡来的烤鸭屁股。

最近几天，文军红忙着给室外的几只大狗搭避寒的棚子，没时间煮饭，只能喂狗粮。15公斤一包的狗粮，它们一天吃掉了近20袋。好心人捐赠来的几十箱益生菌饮料也在两天之内消耗光了。

一袋袋狗粮被倒进直径半米多的不锈钢盆里，一个工人用大铁勺把狗粮和饮料搅匀，装在白色的塑料水桶里。工人们用扁担提起两个桶，走到各自区域，像食堂阿姨一样，给每个狗笼的饭盆打饭。

“喂狗粮要省事得多。”一个工人说，但那顿饭仍忙活了四个多小时。

工人把狗粮倒在直径近半米的大盆里，1300只狗一顿要吃七八盆。王翀鹏程摄

晚上十点多，忙碌了一天的工人要休息了。为了避寒，文军红用旧衣服把狗笼盖得严严实实，吃饱喝足的狗也安静下来。

文军红还不能睡，她要巡查病狗和奶狗的情况，准备第二天的饭食。12月16日凌晨一点多，两锅鸡胸肉还没煮熟，文军红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处理手机上的信息。她每天能收到近百条信息，都和狗有关。

从1到300

四十岁之前，文军红没养过狗，甚至有些怕狗，担心被咬。收养“文静”是一个意外。

“文静”是一只京巴。26年前遇到文军红时已经流浪了一段时间，一身长毛又脏又乱，一只眼球突在眼眶外，肚子垂下来，趴在地上低声呜咽。文军红看它可怜，抱去看病，治好后养在家里。

那时，文军红四十岁出头，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和父母、女儿住在重庆著名的景点解放碑附近。

“文静”很快成了全家的宠儿，它陪伴文家人19年，照片至今还挂在家里。它从不在屋子里拉尿，每天坐在门口等文军红下班，只要她走出电梯，“文静”就激动地摇尾巴。

文妈妈每天抱着它，即使后来生病糊涂到分不清狗头和屁股，也要把它抱在怀里，唤它“小静、小静”。“文静”有灵性，文妈妈病重期间，它每天趴在床边守着她。

大概是被动物的真诚和温暖打动，文军红开始频繁往家里捡狗。有时候间隔不过一两个月，就领回一只新的小狗。这些狗大多是被遗弃的土狗，被发现时夹着尾巴、又脏又瘦，有的还带着伤病，无助地躲在角落。

小狗“灰灰”曾经是肿瘤患者，现在已经痊愈。王翀鹏程摄

她根据狗身上的特征取名字，有“小白”、“大白”、“花花”，但都随她姓文。后来狗越来越多，她开始想一些略显奇怪的名字，比如“大小白”、“大小花”、“白冬瓜”。现在，新来的狗只能用数字代替名字。

起初，父亲笑她是“救狗英雄”，默许她捡狗。捡回第六只狗时，吵闹声引起了邻居的反对，父亲开始提意见了。

捡狗行动由“地上”转移到“地下”。她在家附近的电力学校宿舍租了一套四十几平米的房子安置它们。“至少不用看着它们挨饿受冻。”文军红说。

时间长了，她对路边的猫狗更敏感了。她能迅速发现路边猫狗的身影，也能轻易分辨出奶猫、奶狗的叫声。女儿说她，你的眼睛、耳朵就是为猫狗生的。

此后十多年，她捡回了一百多只流浪狗。电力宿舍的一整层都被她租下养狗。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时常骗他们说出差，实际上是留在出租屋照顾猫狗。

文军红说，她曾经很享受那种状态：工资足以养活自己和毛孩子，她也舍得给它们花钱，“我的狗最爱吃蛋糕和鸡腿。”猫狗也喜欢她，每天围着她转。那段时期，她对救狗充满了热情。

最难的不是救，而是养

2014年前后，文军红偶然认识了一个做救助的婆婆，在她的建议下，带着一百多只狗搬到了位于重庆长江南岸的南山。那里空气清新，被称为重庆的“肺叶”。文军红租了个院子养狗，和婆婆做邻居。

现在回想起来，她的生活就是从那一年逐渐走向失控的。

婆婆因病要回老家半年，托文军红照顾她的160多只狗。文军红说，半年之后，婆婆没回来，手机号变成了空号。文军红被动接下了“包袱”。

拥有300多只狗，文军红在南山很快出名了，成了救助的“圈里人”。她始终不承认这个身份。她认为，自己只是喜欢狗，并不想混“圈子”。

但她还是被动“入圈”了。“圈里人”私下交流不多，但信息互通。“比如救下一批狗，一打听就知道去了谁家；有时候自己收不了，也会给发现人介绍其他救助站。”一个“圈里人”介绍。“发现人”是指第一个发现流浪动物的人。

从那段时间开始，文军红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起初，她对救狗充满热情和期待，后来，把狗留下只是想给它们一条生路。

刚刚痊愈的几只小狗回到救助站。王翀鹏程摄

今年12月9日，一个年轻的女孩联系文军红。她在路边捡到一只哈士奇，狗很瘦，穿着红色的连帽衫，戴着牵引背带。它的尾巴秃了，屁股下面长了一颗苹果大小的鼓包，走了两步就嗷嗷叫着摊在地上。文军红不得不收下，带它看病，安排它住进了救助站的大狗笼里。

爱心人士每次从屠宰场或拦车救下的狗无处可去，就联系文军红。这些狗少则几百只，多则上千只，只能每家拿一点，分开救助。

去年12月，有爱心人士从江津一家屠宰场救下400多只狗，文军红接下了一小部分老弱病残，也有40多只。

“做流浪动物救助，最难的不是救，而是养。”此前，一个全国知名的救助人曾对媒体说。

文军红不再主动捡狗了。救助站的笼子越摞越多，她的钱也快花完了。据媒体报道，2017年，她已经在外面借了很多外债，抵押了父亲留下的老房子。

几只大型犬住在简易笼子里，最近文军红正忙着给它们搭新笼子。王翀鹏程摄

“到目前为止，全国没有统一对流浪动物的处理政策，各地处理方式不同，管辖部门也不同。有些是归公安部门管，有些由农业部门或城管部门管理。”12月17日，首都爱护动物协会创始人、首都爱护动物协会终身名誉会长秦肖娜告诉新京报记者。

文军红有去了解过，重庆的流浪动物是由公安机关管理，收容在留检所。文军红猜测，可能是收容能力有限，因为公安机关抓捕的流浪猫狗偶尔也会送到她的救助站。

文军红提供的回执显示，今年1月26日，一只大型犬尾随行人，被重庆市渝北区分局的民警控制住，送到文军红的救助站；4天之后，九龙坡区分局也给文军红送去一只流浪狗。小狗的主人搬家时没有带走它。

派出所偶尔也会往救助站送狗。王翀鹏程摄

在南山的四年半，狗的数量翻了三倍，有将近900只。搬到庆丰山村之后，大半年内又增长了400多只。

“动物救星”和“狗疯子”

在庆丰山村村民的印象中，文军红神秘又强势。去年底她刚来不久，救助站就因噪音和异味被村民举报了。庆丰山村前村支书杨书记记得，村、镇的干部轮番上去找她谈话，起初她态度很好，还给村里写了承诺书，答应一年内搬走。

后来，干部们去的次数多了，文军红就烦了。“今年五六月份，我亲自上去，她门都不开，面都见不到。”庆丰山村村民委员会谢主任说。杨书记因说话时措辞不当，激怒了文军红，被她狠狠教育了一顿。

“他们吓唬说要放我的狗，我说你敢放狗我就和你同归于尽。”文军红说。

但和文军红相识十几年的张英却说，文军红其实是个性子软弱的人。

“每次她遭欺负，都是我们帮她说话。”张英说，之前有人给文军红送去40只狗，不仅没给钱，还在救助群里诋毁她。文军红不愿吵架，张英出手在群里帮她讨公道；还有人说文军红卖狗肉，救狗是为了骗钱，张英回怼他们：“狗你拉走，这个钱你去赚。”

张英从1997年开始做救助，最多时捡了一百多只狗。但家里养不下后就不捡了，现在家里有67只狗。有人喊她救狗，她不去，后来干脆长期关机。偶尔接到救助的电话，一听要救狗，她马上挂电话。还警告对方：不要把我的电话到处给。

但文军红做不到。只要有狗要救，她就马上赶过去，很多时候还要自己花钱包车去很远的地方。

“她对狗是真的好，但也有点疯狂。”一个工人评价文军红。

68岁的她可以整夜不睡，为了守着一只生病的狗；她经常每天吃一顿饭，体重只有70多斤。但小狗们每顿饭都有鸡胸肉、鸭肝。“我们这的大狗都比她重。”工人说。她几乎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但给狗治病动辄成千上万的医药费，文军红掏钱一点都不含糊。

文军红的手上布满狗咬的伤痕和干裂的伤口。王翀鹏程摄

“全心全意”、“大爱无私”、“爱到骨子里”。“日善群”里的爱狗人士这样描述文军红，还有人称她“文菩萨”，说她是“动物救星”。

文军红经常和女儿通电话，但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见一面。最近一段时间，救助站要改建，又有十几只新来的小狗，她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有两三次，她带工人打疫苗，从家门口路过也没进去。

“你老了还不是要女儿养你，难道要狗崽子管你？”工人劝她多关心女儿，他们不理解，怎么狗比人还重要？文军红脸上的表情复杂，“还有几只小奶狗没喂。”

不理解她的人不在少数。文军红经常能收到侮辱、谩骂她的电话或信息。12月12日，有人在微信上说她是“拜狗邪教”，是狗疯子，“我不在乎，我没做错。” 文军红语气坚定。但当天告别的时候，她还是悄悄问记者：“你怎么看我在做的事？”

救还是不救？

最近几年，文军红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

她没有能力照顾更多的狗了。救助站的花销像个无底洞。她只有3000多元的退休金，女儿资助她5000元，还能收到两三千元的捐助，但仍抵不上每月近8万元的开销。这些年，文军红把所有的存款都投进去，卖了房，最困难时，她卖掉了母亲留下的黄金，花光了女儿辛苦攒下准备买车的钱。她经常梦见狗没饭吃，饿得皮包骨头。

文军红和工人给狗准备吃的，它们一天要吃500斤米。王翀鹏程

她也不忍心拒绝。别人不收，她也不收，狗就会死掉。

在张英看来，文军红应该就此打住。但她爱狗，又不懂得拒绝，被人捏住了死穴，把更多的狗推到她面前。

今年9月前后，一些人在公路上拦下一辆运狗车，救下了160多只狗，找救助人接狗。没有人愿意收，他们找到文军红。

救助站装不下，他们提出帮她再租一间房子放更多的狗。“他们说主要你对狗好，我们相信你。”

文军红说你们年轻，也可以像我一样租间房子把狗养起来。他们马上说不行，做不来，就是觉得狗儿可怜才去拦车的。

“救下来没人接，还不是等死？不是更可怜？”文军红说，“这就是逼着我收。”

文军红以前不说这样的话，因为她知道救狗的人是好心。“但现在要说，因为包括我在内的这些救助人实在支撑不住了，精神、经济都支撑不住。” 所幸，那160多只狗后来被别人接下了。不然到最后，文军红还是会收下它们。

还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把自家的宠物狗送来，有些是病狗，有些是健康的。“他们说，你做救助的都不要，我就把狗扔了。”文军红说。

“要是我就不收，”张英一挥手，“是他的狗，要扔就扔。”

张英经常反问那些让她救狗的人，你家里有几只狗？你为什么不养？在她看来，有些人对动物只是一腔热血，满足自己的英雄情结，但背后的麻烦都扔给救助人。

“如果他们确实没条件养，可以认领，我帮你养着，你每月给它们交生活费。”张英说，“但他们其实并不愿意为狗付出。”

文军红也认可张英的说法，她有时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爱心被人利用。但看到猫狗，她就“糊涂”了。12月18日傍晚，工人接回两只大型犬，一只黑的，一只花的，它们很凶，工人都不敢摸。

“狗狗好可怜，被人拴在高速路边了。”文军红心疼坏了。她把狗笼子抬回屋里，又跑前跑后，忙着给它们带脖圈、喂饭。“还有十几只喊我们下周去救。”她和工人说。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实习生 钟艺璇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铭

“青稞博士”尼玛扎西妻子拉琼：除了工作，他什么也想不到

尼玛扎西的家位于农科院宿舍，是一幢有着藏式风格装饰的二层小楼，10月22日下午，尼玛扎西的妻子拉琼，穿着一身黑色的棉外套，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忆起与丈夫的往昔岁月，泪水一滴滴掉下来。31岁的儿子阿旺次仁帮妈妈拿拭泪的纸巾，不多时就用了半包。

“他是无怨无悔、真心实意地去工作。除了工作，他什么也想不到。”拉琼说。

傍晚的阳光斜照进庭院，四周俱静，与丈夫几十年的感情生活，拉琼娓娓道来。

“家里整面墙都写满英语单词”

新京报：你们当初是怎么相识的?

拉琼：初中时，我和他就是同学，后来一起在咸阳民族学院的西藏班读书，又考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系。1986年7月，我分配到西藏农科院农业研究所工作，他分到质标所，一年后，他被调到青稞研究室，开始从事青稞研究。

新京报：他后来成为了西藏第一位农学博士。

拉琼：1995年，他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硕博连读。他经常说，他很幸运地赶上了新时代，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把他从家境贫困的孩子，培养成西藏农学的第一位博士，他感到非常自豪。

拉琼和儿子阿旺次仁接受媒体采访。新京报记者 吕文君 摄

新京报：你们当时的生活怎么样?

拉琼：在农科院工作的时候，他晚上下了班，骑着自行车到社科院听英语课，家里的整面墙都写满英语单词。当时我们的工资低，仍然坚持买磁带、英语书籍、录音机。后来他决定考研，就关在办公室学习，那时我每天过去给他送饭。我们一路走来很艰辛，但是感情很好，生活得特别开心。他考研究生那年，是个元月份，早上8点天还没亮，他点着蜡烛起来参加考试。

新京报：2001年他在尼泊尔国际山地中心任职，当时待遇很高，他还是选择了回国。

拉琼：当时单位需要他，这边缺乏相关的人才，他就放弃尼泊尔的薪酬，回来了。

“把家当成招待所”

他不回来，我也不吃饭，一直等他。他说，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新京报：2003年他成为农科院的副院长，之后的工作是怎样的?

拉琼：他工作特别忙，顾不上家里，儿子也顾不上管。阿旺读到三年级，成绩总是不及格，没有完成寒假作业，他爸爸生气了，拿筷子打他的手。

他很少有假期，周末也待在办公室。早晨从家里走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说材料没整完，会早点回来，但他总是做不到。就算结束得比较早，他也是再去试验地转一下。他一心一意地工作，脑子里除了工作什么都忘了。他身体不好，我不知道怎么去说他，就说你应该多保重。他说，我事情特别多，做不完的话，更安不下心，睡不好觉。

他从年轻时就爱喝咖啡，后来为了提神，一杯里面冲三四袋速溶咖啡，一天喝十几袋。对生活，他没什么要求。我做什么饭，他就吃什么饭，儿子上小学的时候，他还有空擀面片、包饺子，他很会包饺子，但后来，他就忙的没时间做饭。

新京报：他经常下乡，对家里照顾得很少?

拉琼：他在办公室待得时间长，出差下乡的次数多。我有时候说他，你把家当成招待所一样，他说，我心思确实没在家里。

每次出差回来，他把箱子放下，马上跑到办公室。我说，刚回来还没休息，你怎么对身体这么不负责任?他说，我这算是好的，我还进来送东西，我的导师直接进办公室，根本不会到家里去。

因为他忙，里里外外的家务都是我干的。2008年家里房子装修，他签个字，就跑到宾馆和同事写申报项目的材料，其他都交给我。我让他去看一下，他说有什么好看的，装修师傅会处理好的。

他对这些事根本不上心。他一心一意地工作，除了工作，他好像想不起其他的事情。

新京报：你会怪他吗?

拉琼：肯定会有怨气。有一次我做好了晚饭，等他回来吃。当时他在院里值班，使劲催也不回来，都快到晚上11点了，饭菜热了两三遍，颜色都变了。我当时真的生气了，就吼他，你们农科院的人都跑哪里去了，什么事都让你来干!他说好好好，马上回来了。好不容易见到人回来了，他一路上都在打电话，回到家跟我说对不起。

其实我的气也消了。我看着心疼，又觉得特别的无奈。我们经常晚上10点才吃饭，有时到11点才吃。他不回来，我也不吃饭，一直等他。他说，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儿子在北京工作，有时也打电话安慰我，说妈妈不要怪爸爸，我们北京这边领导也是这么辛苦，领导就应该这样。

新京报：听说他做了胆切除手术，还有糖尿病，一直到现在每天注射胰岛素。

拉琼：有次他去北京，当时没带厚衣服，就得了重感冒，在小诊所里临时输液，之后得了糖尿病，医生说与输入过量的葡萄糖有关。

在成都的华西医院确诊为糖尿病后，每天他都要空腹打两针胰岛素。我们回到拉萨后，人民医院的医生让他本人过来办理相关减免药费手续，他一直没时间，我实在没办法，就拿着华西医院的检查结果，对医生说，求求你，他是农业科技人员，经常下乡，你们通融一下。

后来都是我替他去拿药，他从来没有去过。他总是说，我的药快用完了，我要去下乡，你帮我跑一下医院。他连药都没有时间去取，除了工作他什么也想不到。

新京报：你了解他为什么这么急迫地工作吗?

拉琼：我觉得他是心怀感恩。他总是说，国家把他培养成一个领导干部，还得到了那么多的荣誉，他有义务和责任干好工作，回报国家和社会。

“他非常爱我，我也是心甘情愿地支持他”

他说，作为妻子你是合格的，儿子如果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妻子该有多好

新京报：工作之外，他有没有弥补过对于家庭的亏欠?

拉琼：以前我们穷惯了，直到现在看得都是减价、处理的商品，他喜欢优衣库的衣服，一件纯棉的衬衣破了好几个洞，仍然穿在外套里面。儿子说，别人看见会觉得寒酸，他说穿得舒服不舍得扔掉。

但他对我和儿子却特别大方。每次出差，他都给我买礼物。我们偶尔去商店，我喜欢的东西，嫌贵不舍得买，他不眨眼买下来。跟我说，你到了这个年纪，想吃什么就吃吧，想穿什么就穿吧。

他对儿子爱得很深，阿旺有什么要求我不同意，他都同意。只要阿旺喜欢的，他都买下来。他说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非常的骄傲。

有时候我操心儿子的婚事，他说，作为妻子你是合格的，儿子如果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妻子该有多好。今年情人节，他给我打了2013块钱，“我爱你一生”的意思，我的心都醉了。

我们出去吃饭的时间特别少，偶尔有机会，他说全部依你，你吃什么我吃什么，只要你开心高兴就行了，你去哪儿我都陪你。

他在去吃饭的路上也用手机办公。他既近视又远视，手机的字体那么小，我就提醒他这样对眼睛不好。他曾说过，工作做不完，就算我回来陪你待在一个地方，我的心也不在那里。他的心思全部在工作上。

新京报：他给儿子的未来提供过哪些建议和帮助?

拉琼：实际上从小到大，儿子都很独立，自己住校，自己报志愿。包括毕业以后，都是凭自己考上了北京的公务员。我跟他抱怨，说把儿子放到那么远的地方，个人的问题什么都没操心过。他说，相信阿旺肯定会处理好自己的事。

新京报：他曾说过，每年只有藏历的新年能休息一下。

拉琼：他是个喜欢干净的人。每年藏历除夕都把整栋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做起家务来，他比我能干得多，但总是在除夕，或者我生病的时候，他才顾上干家务。藏历初一的时候，我们就穿着干净的新衣服，给科技人员拜年。

新京报：你们最后一次通话是什么情景?

拉琼：8月20号，我们上午一起散步，走到试验地，他给我介绍正在培育的一个青稞新品种，我当时还拍了照片。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散步，没过几天，他就下乡了。

下乡的时候，他会带着一个小行李箱，装着电脑、咖啡、烟和药。隔几天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聊得很简短。他会说，今天挺好的，已经休息了，让我放心。我也不多问，怕影响他。9月4号那天，我打他电话，问他何时回来，他说10号。他当时在工作，我不敢多打扰，就连声说好，挂了电话。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我心里想，他很快就回来了。9月5号那天，我还多买了肉和大白菜，心想如果他提前回来，准备包饺子吃。

我身体不太好，身体发虚汗，爬楼梯时，身子一歪就倒下去。他此前说过，北京有个治内分泌的医生，等到10月休假的时候，就带我去看医生，治好我的病。 我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每天一睁眼，我还是不相信这个事实，还想着他会回来的。

新京报：他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

拉琼：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特别善良的人，他经常说，做人、做事一定要真诚，善待每一个人。如果有人需要帮忙的话，我们尽量要提供帮助。

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丈夫和父亲。我和儿子都知道，虽然工作很忙，但他心里装着我们，深爱着我们。我也是心甘情愿地支持他。

儿子阿旺次仁：“父亲是个爱干净、性情温和的人”

阿旺次仁和父亲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阿旺次仁：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农科所的一栋小平房里，家里的经济条件不算好。上小学之前，我和表姐经常去捡牛粪当柴火，姐姐在家里烤了洋芋，上面撒一层辣椒，我们就拿出去卖，补贴家里的收入。

那时父母经常去内地出差学习，家里的亲戚开玩笑说，父亲是“飞行员”，我还当了真，后来才明白过来。我对父母的工作都不太懂，只知道他们是做农业的。

印象中父亲是个十分爱干净的人，经常穿西裤、衬衣，吃饭时总是在意地烫一下碗。他很节俭，一条牛仔裤穿了20多年。他的工作特别忙，周末几乎没空陪我。父亲每次出国，回来就给我带一些外国的硬币和圆珠笔，还会偷偷检查我的作业。他对我鼓励比较多，从来不会强迫我做什么。那时我的理想也是当科学家，觉得动画片里化学试剂倒来倒去的样子特别酷。

我后来初中考上了上海的内地西藏班。因为火车没有通，机票特别贵，四年间，父亲除了送我去上学，借着出差的机会看过我一次，其他时间一直通过电话联系，高考也没有来陪我。他经常告诉我，成绩不重要，但是考试一定要诚实，不能作弊。

新京报：他对你有什么建议吗?比如是否有建议你选择农业方面的专业?

阿旺次仁：他没跟我说过，将来一定要成为什么样子，他期望我健康成长，支持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读大学是在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专业，这是我自己决定的。从小他会给我介绍青稞的历史，但不会给我压力，让我去选择农业。

我也没有从事农业的想法，主要是看到父母下乡太辛苦了，寒暑假回来，他们还在出差，每次是十几天左右。我快高考的时候，父亲做了胆切除手术，后来又得了糖尿病，都没有告诉我。我无意间看到他身上的疤痕，他才开玩笑说，当时他差点挺不过去了，我心里特别后怕。

新京报：平常在家你们父子怎么相处?

阿旺次仁：平常我们都在家的时候，我们就聊天、看书，他偶尔会玩手机的消消乐。玩一会他就说，有个材料要去单位写。我们生活中的仪式感很少，父母基本上不过生日，三个人静静地待在一起，那就是最美好的时光。

我和父亲聊天就像朋友一样，也会相互开玩笑，他经常用英语跟我打电话、发微信，特意让我提高英语水平。父亲几乎没对我发过火，他总是性情温和，唯一一次发脾气，就是小时候我弄坏了他听英语的收音机。

新京报：在你看来父亲是怎样的人?

阿旺次仁：他是一个特别勤恳、做事认真、心地善良的人。他很爱管闲事。有一次我们去吃饭，下着大雨，路口被车辆堵住了，他就跑下去指挥交通。在街上看见有人提着重物，他就问需不需要帮忙。

他一直跟我说，要懂得感恩，对人要真诚。他会跟我讲小时候家里贫困，用陶器换青稞的故事，他这一生都是想为家乡做一点贡献。我个人觉得，他是特别爱这个工作，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是特别有意义的。

新京报：这几年父亲有什么变化?

阿旺次仁：有一次吃饭，我抬头看到父亲两边鬓角的白头发，突然感到他是真的老了。他以前总是很有活力。

新京报：他向你吐露过工作的压力吗?

阿旺次仁：他几乎没给我讲过他的压力。他有时候会讲，他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没做完，还有团队里有很多优秀的成员，他会向他们学习。

新京报：你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样的场景?

阿旺次仁：我和父亲的最后一面，是在今年7月26日，当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他来北京出差，我过去看他，我们一起吃了饭，聊了些家常的话题。父亲在饭桌上录了一个视频，他说“阿旺，happy birthday”，发给我母亲看。

新京报：现在会经常想起父亲吗?

阿旺次仁：有时候夜里我真的想梦见父亲，但最终我一次都没有梦见过他。这一世跟父亲的相处，有很多的遗憾，也有许多来不及去做的事情。我爸喜欢山。我俩曾一起去爬山，他认识好多的植物。我曾经很想带他去旅游。

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编辑 胡杰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