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经典案例(文字狱句子)

这是清朝文字狱的经典案例，都是好诗句，暴露清朝皇帝极度不自信

先说一下，文字狱不是清朝首创，北宋时期就曾出现了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最后苏轼被流放到黄州。无论怎样，宋朝的这个乌台诗案毕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在当时的文坛和士大夫阶层也掀起了很大的震撼，再看看清朝的文字狱，那才叫血雨腥风。

乾隆年间，胡中藻著有《坚磨生诗钞》，乾隆说诗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还有诗中“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结果胡中藻被杀。其实细细品味这两句，根本就不是乾隆说的那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自己是胡人，只要看到蛮、夷等字样就以为是说自己，这是典型的不自信，而且是骨子里的不自信。

还有著名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可是发现这句的时候诗人已死，死了也不行，结果沈德潜被剖棺戮尸。其实这句话表面意思是有那么点反清的味道，但是清朝统治者对外都是宣称：江山取自流寇，而非明朝。那么这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即使是嘲讽，也是嘲讽李自成，有你乾隆什么事。根本是不讲理啊。

以上的这些诗句都是好诗句，可惜碰到的是清朝。清朝的文字狱开始于康熙，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弄得当时的文人，人人自危，以至于衍生出了一个学派，乾嘉学派，这个学派真的是纯研究学问，决口不谈朝廷，不谈政事。在文字狱的高压下，清朝的文人再也没有汉唐文人的那种杀敌报国、血洒疆场的气势，也没有宋明文人那种以死谏上、舍生取义的壮举了。文字狱的背后，反应的是清朝统治者骨子里的不自信，说白了，如果行的正坐得稳，就算社会上的文人骂你又如何。

文字狱冤案典例：维民所止成雍正无头，牵连金庸家人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在封建社会中，以清朝为最甚。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朝，先后发生了数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

文字狱是古代知识份子的噩梦，许多朝代都发生过，西汉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中之文字触怒汉宣帝而遭腰斩，再像明成祖朱棣因文字狱杀了方孝孺，并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方孝孺的门人不得已，将方的诗文改名为《侯城集》，才得以行于后世。但总体上来说，清朝的文字狱最为严重，尤其是以乾隆年间最厉害，“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这句话正是对清代文字狱的最好写照。

清朝文字狱的危害不仅限于当时，那些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受到了严重摧残，导致现在所读的许多名著都是经过补撰的，对我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和无法弥补的缺憾。

对于文字狱的刑罚，更是残酷，一旦被定罪，无论生死都必须遭受酷刑，最轻的也要被杖责，就连身边稍有关系的人不能免受其害。

清朝文字狱的危害是没有办法估量的，它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踩躏着人们的身心，人们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文化局面万马齐暗。最终在十九世纪未期与其他不良因素混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被列强肆意宰割的被动局面。

清朝文字狱是统治者为了禁锢思想巩固统治所犯下的泯灭人性的罪恶。细数清朝文字狱影响，在文学人士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们不敢发表任何论述，生怕一不小心跌入文字狱的深渊。

在满清残暴的文化压迫下，文化遭到了残酷的摧残与扭曲。文人学士为了避免灾祸，不敢议论时政。他们丢掉气节，只会死板呆滞的读书。

1、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

乾隆二十八年(1763)， 徐述夔病故。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乾隆四十三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徐诗中有“明日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徐述夔已死15年，厝棺在乡间，被剖棺割首悬于东台县城示众。

2、石卓槐案

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著《芥圃诗抄》中，有“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经仇家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更焉用外人维持?”于乾隆四十五年下令将石凌迟处死。

3、程明湮案

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决。

4、魏塾案

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晋朝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渐迁入中原居住的情况，建议把他们迁徙回原处，以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采纳。

魏塾对此加批注，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斩立决。

维民所止意思说,国家广大的土地,都是百姓所居住的,含有爱护人民的意思。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这句话出自《诗经》，确切说是出自《诗经·玄鸟》，“维”通“为”，“止”即住所，本意是：都邑周边千里远，都是商民居住地。这本是宋国君王祭祀殷高宗武丁时所唱的乐歌，歌颂武丁中兴的功业，并没有其他意思。然而到了清代，这句话却引来了血雨腥风的一大冤案。

清朝时《诗经》里一句“维民所止”曾引起一大冤案，不只因文字狱。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倾·玄鸟》。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不知什么人向朝廷告御状，说“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用意要杀皇帝的头。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查慎行的二弟嗣僳、三弟嗣庭,查慎行是金庸的先人。

金庸的父亲在50年代的浙江海宁作为“地主”被处死了。金庸（1924年2月6日—2018年10月30日），香港[大紫荆勋贤]。原名查良镛(zhā liáng yōng，英：Louis Cha)，浙江海宁人，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山北斗”，更有金迷们尊称其为“金大侠”或“查大侠”。

清朝雍正时期，一位名叫查嗣庭的江西乡试主考官，为了乡试，查嗣庭按照惯例出了这样几道试题：首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二题是“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三题有两道，一道是《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另一道是《诗经》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本来都是合情合理，没什么问题的。而且查嗣庭在主持乡试时行事也是相当谨慎，在考试期间监考的也非常严格，考试过程也没有任何问题。但随后一场灾难，令查嗣庭措手不及。

主考官查嗣庭以“维民所止”为考题，被曲解为“雍正砍头”，“雍正”二字去其头，正是“维止”二字。结果查嗣庭在狱中自杀，还被戮尸示众，而且其亲族、弟子等，许多人受到株连。其子十六岁以上判斩刑，十五岁以下流放，又因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停止浙江乡试、会试三年，史称“查嗣庭试题案”。

仅因引用春秋时期所著的《诗经》里的一句话，就遭到如此大刑？任谁也不会想到。查嗣庭当然是如此，但事实可不仅仅是因为文字狱，原因没这么简单地。

有史学家猜测，实际上雍正是想借此打击隆科多势力，查嗣庭是由隆科多荐举，自然会被看作隆科多的亲信，诛查嗣庭等于打击隆科多。雍正即位之后，表面上对隆科多非常重用，但对他和年羹尧这两个帮助自己夺到帝位的人却很不放心，一是害怕他们把篡位的秘密泄露出去，二怕有朝一日他们故伎重演，扶植别的亲王废除自己。

因此，在查案发生之前，首先向年羹尧开刀，借口汪景祺案，依靠身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的蔡珽，解除年羹尧的职权，扣上九十二条罪名，责令自杀。下一步自然开始着手除掉隆科多势力，使无辜的查嗣庭，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是文字狱下的一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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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小县城挖出一石碑，学者：朱元璋是冤枉的！

明太祖朱元璋可谓是历史上被黑的最惨的皇帝，作为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驱除外虏，收复燕云，功不可没。在内政上，朱元璋重视农桑，休养生息，大明朝河清海晏，百姓安居乐业。不可否认的是，朱元璋为了整治贪官污吏，大肆杀伐，很多官员丧于他手。但有一条，朱元璋绝不同意，那就是说朱元璋大搞文字狱，借文字狱滥杀无辜。

举个例子，清朝乾隆年间，诸多野史记载一个故事：朱元璋有一次到湖南，看到有个灯笼上的图案，讽刺马皇后脚大，朱元璋大怒，给官员下令：湖南街杀！而官员在惶恐间，听成了“湖南皆杀”，一次性杀了好几万人。这个故事明显是杜撰的，首先，明朝设有湖广省，当时还没有“湖南”这个称呼。其次，若真的杀了一省人，死亡人数早已超过“明初四大案”，史书焉能不记载，为何在乾隆年间突然有了这则故事？

除了这则故事，还有一件事，说的有理有据。据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诗人赵翼编写的《廿二史札记》记载，朱元璋过70岁生日时，明朝初期著名的大文人徐一夔（kui）上表祝贺，拍马屁夸朱元璋是：

“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他的本意是恭维朱元璋乃是上天赐予臣民的圣人，是千古垂范。可朱元璋看到他的贺表后，大怒不已，立即下令，将徐一夔逮捕诛杀。原因是朱元璋出身低微，当上皇帝后，最讨厌人说“僧”“光”“贼”等字眼，徐一夔的贺表中，有“光”，有“生”（和僧谐音），有“则”（和贼谐音），朱元璋认为徐一夔老奸巨猾，明着是夸自己，实际上是讽刺自己，所以下令将徐一夔处死。

先介绍一下徐一夔，历史上确有其人，是元末明初著名的大儒。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委托宋濂去请徐一夔来南京，帮助明朝编修礼书。洪武三年，朱元璋任命王炜为总裁管，负责编纂《元史》，王炜找朱元璋要人，第一个就要徐一夔。但徐一夔却不愿意编修《元史》，因为徐一夔此人比较严谨，他认为当前关于元朝的资料太少了，编纂史书要对后人负责，不能臆测。可见，徐一夔这个人物在学问方面是个非常严谨、负责的儒者。

如果徐一夔真的在朱元璋70岁生日的时候被处死，那他应该死于洪武三十年。但在湖北十堰的房县出土了一份墓碑，名曰《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墓主名叫齐庄卿，死于建文元年。但写墓志铭的作者却是徐一夔。也就是说，徐一夔并不是死于洪武三十年，至少在两年后的建文元年，徐一夔还活着，而且还能给朋友写墓志铭。可以得出结论：徐一夔并不是被朱元璋所杀，至少在建文帝登基的时候，徐一夔还活着。

有学者分析，赵翼作为乾隆时期的著名文人，在乾隆的授意下，对明朝多有诋毁。编造这些野史，多次抹黑朱元璋，实在让人无语。朱元璋出身穷苦苦，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的身世，在重建皇觉寺时，朱元璋还特地撰写《龙兴寺碑》，称自己“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可见，朱元璋对“僧”字并不忌讳。所以，有学者称：乾隆，请停止对朱元璋的抹黑，大兴文字狱的不是朱元璋，而是乾隆。

的确，朱元璋晚年虽然滥杀功臣，但他从未因“文字狱”而杀人，反观乾隆在编修《四库全书》时，以编书之名毁书，上万江南文人因此被诛，乾隆和朱元璋比，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