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刘备心理的句子摘抄(描写刘备心理的句子)

李宗吾《厚黑学》：刘备是脸皮厚的伪君子，曹操是心肝黑的真小人

在《三国志》中，曹操被描绘成“超世之杰”和“非常之人”，刘备则拥有“高祖之风”和“英雄之器”，只有孙氏毛病颇多。孙坚的孟浪、孙策的轻佻、孙权的城府都被直白地描写出来，使得他们的优缺点都很分明。在评价孙权的时候，陈寿一改回护的笔锋，直接说孙权虽有“英人之杰”，但“性多嫌忌，果於杀戮”，是东吴最终灭亡的肇事者。

其实，同样的评价也可以加之于曹操和刘备，曹操既立曹丕为子嗣，却又偏爱曹植，导致兄弟间互相猜忌。曹丕登基之后，因此而对宗室严加防范，使得曹魏本根调落，被权臣把持。刘备晚年急于称帝，导致人望尽失，又贸然伐吴，使汉军精锐死伤殆尽，落成守势。然而陈寿对此都闭口不言，因为他曾做过蜀国的官，又先后臣服于曹魏和西晋。所以《三国志》中曹操称“崩”，刘备称“殂”，孙权称“薨”，这是把曹刘视为天子，黜孙权为王侯。《魏书》里曹操称“太祖”，《蜀书》中刘备叫“先主”，而在《吴书》内却直呼孙权的名字。正因为受这种情感态度的左右，所以《三国志》中的孙权比较接近历史原貌，而曹操与刘备都是被美化过的。

人李宗吾曾认为“古之为英雄豪杰者，必有不传之秘”，于是他翻遍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想要找出英雄豪杰们成名的秘方，最后他才在三国史中找到了答案——“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

成为英雄的秘诀：脸皮要厚，心肝要黑

陈寿在《三国志》中树立了孙权厚黑的形象，他与刘备结盟，兼有郎舅之亲，然而为了争夺土地，不惜背盟毁约，命吕蒙从背后偷袭关羽，夺取了荆州，心肝不可谓不黑。在夺取荆州后，孙权害怕刘备的报复，他又抢先称臣于曹魏；结果因不想派世子做人质，所以在击败刘备之后，孙权倒过来与蜀国联合，脸皮不可谓不厚。但比起两个前辈来说，孙权“黑不如操，厚不如备”，所以总是摇摆不定，做事不能彻底，吴国也只能中规中矩而已。

《三国演义》里，刘备被描绘成一个大德大仁之人，对此鲁迅批评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认为这种写法有过火的毛病。然而正因过火，反而更接近于真实的刘备——刘备就是一个厚脸皮的伪君子。

义利之辨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关键，君子能够舍生取义，小人则唯利是图，而伪君子明明也是利益优先，却总是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在《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刘备的这种缺陷经常都描写出来。例如，《先主传》说刘备携民渡江，有人劝他应赶紧脱离百姓，迅速逃到江陵去避难，刘备义正严词地拒绝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结果当曹军逼近之时，他立即抛妻弃子，独与数十骑奔逃，导致“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这说明刘备不能善始善终，在大义与逃命不可兼得时，他还是选择了后者。这跟刘邦在彭城惨败时把子女推下车去，以便单独逃命的做法无异。

《庞统传》里说庞统曾劝刘备谋取西川，刘备回答说：“今以小故而失信义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仿佛他能够坚守道义。然而在入川之后，面对利益的诱惑，他在醉酒时偶尔也会露出唯利是图的本性。在刘璋取得节节胜利后，刘备置酒作乐，对庞统说：“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庞统回答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为此大怒。对此，习凿齿评论说：对于袭取西川这种“负信违情，德义俱愆”的事，作为主谋的庞统尚且感到良心不安，刘备却毫无愧色，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与之前判若两人。

之后刘备成功夺取西川和汉中，不料关羽失掉了荆州。次年，曹操驾崩，曹丕继续挟持献帝。《魏略》记载说，为了讨伐东吴，刘备竟然派韩冉出使曹魏，想通过吊丧来互通使者，曹丕恨他因丧求好，绝其使命。《诸葛亮传》说曹丕称帝之后，群臣皆劝刘备称帝，刘备不同意，在诸葛亮的劝说下，他才接受了众人的拥戴。然而裴松之在《刘巴传》里注引《零陵先贤传》说：当时曹魏篡汉，中夏人情未一，听闻刘备在蜀，四方皆延颈相望。但是刘备锐意欲称帝，刘巴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人心尽失，他与雍茂劝刘备暂缓称帝，为此刘备“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这说明刘备不仅有意称帝，而且还急于称帝。

称帝之后的刘备不把篡汉的曹丕视为主要仇敌，反而要兴兵讨伐东吴，所以赵云看不下去了，他劝告说：“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刘备为此弃用赵云，不让他参加伐吴的战争。结果这一仗便把蜀国的家底全部输光。

由此可见，在正史之中，刘备有着很明显的毛病。他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坚持道义而忽视利益；但在紧急之时，又常常为了利益而抛弃道义。他不能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却又常常把道义挂在嘴边。在夺取西川、称帝等一系列重大利益的诱惑下，刘备都选择了做违背道义的事。所以周瑜说他是“枭雄”，孙权骂他做“滑虏”。陈寿也说刘备“机权幹略，不逮魏武”，他们其实是一路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个是脸皮厚，另一个则是心肝黑而已。

刘备口称仁义，却常常见利忘义

曹操曾对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而“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刘备面皮厚，擅长伪装，曹操心肝黑，却直白露骨。但有时候刘备也会露出小人得志的姿态，而曹操经常也会做伪装。例如“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一大伪装，后世的史官也积极为曹操做这种粉饰。《三国志》中曹操升官加爵，常常写作“以太祖为大将军”、“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天子进公爵为魏王”云云，仿佛曹操的官位都是汉献帝封给他的。而《汉后书》中则写作“曹操自为司空”、“曹操自立为魏公”、“曹操自进号魏王”，与曹操上表辞公位、王位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凸出他自导自演、虚伪造作的可笑之处。

曹操在《己亥令》中说自己“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死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他还颇为委屈地说别人指责他“有不逊之志”，对于这种“妄相忖度”，他“每用耿耿”。曹操自称想要像齐桓、晋文那样扶持王室，绝非有意取而代之；又赞赏蒙恬三世事秦，宁死不相辜负。他之所以不肯放权归隐，只是害怕“己离兵为人所祸也”。对比曹操后来为了称公而逼死荀彧，称王之后又因言赐死崔琰、毛玠的做法，足见曹操也是一个非常爱好面子的虚伪之人。

曹操晚年已“设天子旌旗”、“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礼节上与天子无异，之所以未能称帝，一是年事已高，权位已足；二是家世汉官，不欲取高位而受骂名，故宁做周文王耳；并非他不想当皇帝，只是脸皮不如刘备厚而已，但曹操的心肝却要远远黑过于刘备。

曹操绝非真性情，而是虚伪之人

吴国人写的《曹瞒传》中记载了许多关于曹操“酷虐变诈”的事情，让人们看到曹操阴险残暴的一面。而在陈寿写的《三国志》中，也偶尔能读到曹操作为暴君的另一面。

《武帝纪》说陶谦杀害了曹操的父亲，故而曹操才出兵讨伐徐州；韦曜的《吴书》则说是陶谦部将张闿私自所为，“太祖归咎於陶谦，故伐之”，可见曹操利用复仇为借口，东侵徐州，到处屠城，“坑杀男女数万口於泗水，水为不流”、“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对于这种惨状，荀彧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威罚实行”；在《三国志》中，曹操的屠城的记录数不胜数，攻吕布时屠彭城、攻张邈时屠雍丘、攻乌丸时屠柳城、攻马超时屠兴国、攻宋建时屠枹罕、攻张鲁时也了窦茂数万余人。所以魏国初建时，人口总数只相当于东汉的一个州而已。

对于无辜之人，曹操肆意屠戮，而对于有功之人，他也未曾罢休。在《崔琰传》中，陈寿说：“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许攸、娄圭、崔琰、荀彧皆是有功之人，然而都不得善终，说曹操从不杀功臣，那是不客观的。

曹操曾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周不疑不过是十七岁的少年，并未犯过什么罪，曹操却对曹丕说：“此人非汝所能驾御也。”于是派刺客刺杀了周不疑。主廪谷的粮官未有过失，只因军中缺粮而士卒怨愤，曹操就说：“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遂将其杀害。可以说，比起欺凌汉室来说，滥杀无辜、屠戮功臣更能体现曹操的心黑之处。

乱世是滋生奸雄与枭雄的土壤，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面厚心黑”就成为了生存的秘诀。但李宗吾认为曹操与刘备的水平还未达到极致，他们只是“厚而硬，黑而亮”，还未达到“厚而无形，黑而无色”的地步。所以很容易就会被人揭穿，背负骂名。只有那些伪装到了极致之人，才能不被人们察觉出厚黑的本质。他们屠戮万民，却被奉为创世英雄；他们神化自我，却真的被当做圣君式的伟人，这类人就是“古之大圣大贤”之人也。

窝囊废还是天下英雄？历史上真实的刘备是个怎样的人

#刘备到底是懦弱还是霸气侧漏#

1.

《三国演义》是极端“尊刘抑曹”的，但小说里写刘备，除了极力突出他的宽厚仁慈之外，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会跑”和“善哭”。他最后成就帝业，也是文靠诸葛亮，武靠关张赵云，自身没有特殊的本领。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备是这样的吗？

我们且慢慢来看。

《三国演义》里刘备的出场是作者大书特书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八尺，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屦织席为业。”

翻开《先主传》（《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和《演义》的描述大致相似，个别语句略有不同：“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

《演义》和《三国志》都说刘备身具异相，大耳垂肩，双手过膝。也许刘备确实耳朵比较大（所以老被人骂大耳贼），胳膊比较长，但“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肯定是有点夸张了。耳朵能垂到肩膀上，自己不用照镜子也能看到，这样的形象，除了寺庙里的佛祖，我没有见过；手垂下来可以超过膝盖，这样的臂展，怕是美国的篮球巨星也望尘莫及了。

这种夸张的写法在历史上很常见，许多帝王似乎都是身具异相，比如《史记》里说刘邦不仅“隆准而龙颜”，左腿大腿上还长了七十二颗痣，再比如什么“重瞳骈胁”“鹰视狼顾”等等，不一而足，其实不过是后人故意神化罢了。

刘备不喜欢读书，不喜欢说话，喜怒不形于色，我们看来，他的性格比较深沉内敛，是个能在心里做事的人，这一点和曹操的任情率性不同。《三国志》里说他“善下人”，《演义》里改成了“性宽和”，好像也差不多，但“尊刘”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性宽和”是本性，是发自内心地对人好；“善下人”就不同了，或许带有表演的成分。

还有几句，这种倾向表现地更突出，《三国志》里说刘备“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喜欢声色犬马，喜欢漂亮衣服，这就和曹操、袁绍等纨绔子弟的早年表现很相似了，所以《演义》里自然不会有这样的话，改成了“素有大志”“事母至孝”。这样，缺点没有了，优点增加了。

《演义》里接着写了刘备少年时期的一件逸事，他家外面有一棵大桑树，“童童如车盖”，于是有相者说：“此家必出贵人。”刘备小时候和小朋友在树下玩，说：“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叔父刘元起认为刘备非同寻常，就常常资助他。

这个故事在《先主传》里也有，裴注引用的《汉晋春秋》里记载，看了那棵桑树，是一个叫李定的人说“此家必出贵人”。但后面就不同了，当刘备说出“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的话时，他叔父是斥责的，他说：“汝勿妄语，灭吾门也！”而且，他叔叔叫刘子敬，不是刘元起。刘元起是刘备同宗刘德然父亲，刘备、刘德然和公孙瓒曾同在卢植门下学习，刘元起常常资助刘备，家里人问他，他说：“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

2.

刘备家穷，甚至要靠“贩履织席”养家糊口，但好在得到了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的资助，“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靠着这个拉起了一支兵马，但估计人数并不多。《先主传》里没有“桃园结义”的情节，但关羽、张飞大约就是在这时投奔刘备的。

黄巾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建立地方武装，刘备就率领这支人马参加了平定黄巾的军事行动。这段情节，《演义》里的描写很精彩，但细节肯定是小说家的虚构，不必深究。

因为在平定黄巾之中立了功，刘备被任命为安喜县的县尉。裴注所引的《典略》却有不同的记载，平原人刘子平知道刘备“有武勇”（这和《演义》里给我们的刘备印象不同），就推荐他参与平定张纯反叛的战斗，在战斗中，刘备受了伤，就倒地装死，贼兵离开后，有人用车拉着他，才逃脱性命。后来因为军功被任命为安喜尉。

无论如何，刘备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份官职。有意思的是，后来的老对手曹操的第一份官职也是县尉。当然，刘备在县尉的职位上就远没有曹操那么风光，却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件值得记住的事情，就是“怒鞭督邮”。

没错，“怒鞭督邮”的是刘备，不是张飞。《演义》里安在了张飞的头上，这样一改，是写出了张飞的直爽和莽撞，却使刘备少了几分血性和刚烈。

《先主传》记载：“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

《典略》记述得更为详细，当时要淘汰一批因讨伐黄巾立了功的官员，刘备怀疑自己在淘汰的名单之中。督邮来到县里，住在传舍，刘备去拜见，督邮却称病不见刘备，刘备很生气，就带着士兵冲进去，绑了督邮，把自己的印绶拴在督邮的脖子上，然后把他绑在树上，打了一百多鞭子，还想杀了他，督邮百般哀求，才放了他。

刘备此后担任过下密丞、高唐尉、高唐令等职，后来投奔公孙瓒，也参与了讨伐董卓的行动。裴注所引的《英雄记》记载：“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

在讨伐董卓的队伍里，刘备只是很不起眼的一支，没有出彩的表现。《演义》里“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等精彩桥段，在正史里都找不到痕迹。

后来，公孙瓒推荐刘备为别部司马，让他和青州刺史田楷一同抵抗袁绍。刘备立了战功，先后担任平原令、平原相。

在平原，郡里有个叫刘平的人，一向瞧不起刘备，认为居于刘备之下是一种耻辱，就派了一个刺客去刺杀刘备。但这个刺客不忍心下手，把事情告诉刘备后离开了。所以《先主传》说他“其得人心如此”。

裴注所引的《魏书》记载，刘平的刺客来了，刘备不知道，待这个刺客非常好，刺客很感动，就把情况告诉刘备后离开。刘备把平原治理得很好，很得民心，“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

3.

曹操征讨徐州时，陶谦向田楷求救，田楷和刘备一起来救。这时刘备只有一千多士兵及几千饥民，陶谦给他增加了四千丹杨兵。曹操退走后，陶谦上表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让他屯驻在小沛。这样，刘备就依附了陶谦。

后来陶谦病重了，对别驾糜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于是陶谦死后，糜竺就带人迎接刘备作为徐州之主。这就是《演义》里所写的“三让徐州”。

后来，刘备和袁术交战的时候，早先来投奔刘备的吕布趁机偷袭下邳城，下邳守将曹豹反叛，偷偷地迎接吕布，吕布俘虏了刘备的家人。刘备只好向吕布求和，吕布还给他家人，让刘备屯驻小沛。

《英雄记》记载，刘备让张飞守下邳，自己带兵和袁术交战。曹豹是陶谦旧将，张飞想杀了他，曹豹在军营坚守，并派人去招吕布，吕布带兵来取下邳，张飞败走。《演义》里情节基本是照此安排的，只是多了张飞醉酒鞭打曹豹的细节。

刘备在小沛招兵买马，实力有所增强，再次和吕布发生了冲突。吕布出兵，刘备败走，投奔了曹操。《英雄记》记载，吕布派人去河北买马，被刘备所抢，吕布就派高顺、张辽攻打刘备，抓住了刘备的家人。

曹操带着刘备东征吕布，在下邳生擒并杀掉了吕布。刘备找回了家人，随着曹操回到许都，曹操推举他为左将军，对他非常好，“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演义》里有汉献帝排谱序认刘备为“皇叔”的情节，但《先主传》里没有提到。

《演义》里“煮酒论英雄”的情节在《先主传》里是这样写的，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当时刘备正在吃饭，吓得“失匕箸”，就是把把筷子都掉地上了。裴注引用的《华阳国志》记载，当时正好打雷，刘备趁机对曹操说：“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

车骑将军董承接受了献帝的“衣带诏”，密谋诛杀曹操，刘备参与其中。正赶上袁术想要投奔袁绍，要经过徐州，曹操就派刘备带领朱灵等人去拦截袁术。袁术病死后，刘备杀死曹操任命的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驻守下邳，自己屯驻小沛，派人和袁绍联合。

“衣带诏”事泄，曹操派遣刘岱、王忠带兵攻打刘备，未能取胜。随后，曹操亲自带兵来攻，刘备逃往青州，家人和关羽都被曹操所擒。

刘备投奔袁绍，《魏书》记载，“绍父子倾心敬重”。官渡之战时，汝南刘辟等叛变曹操响应袁绍，袁绍派刘备带兵和刘辟等人骚扰许都。关羽从曹操那里逃归刘备，曹操派曹仁带兵迎击刘备，刘备失败，回到了袁绍军营。

刘备想要离开袁绍，就劝袁绍联合刘表，袁绍就派刘备再次去汝南。袁绍失败后，刘备就去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亲自迎接，待以上宾之礼，让刘备屯驻在新野。

刘备在荆州呆久了，荆州的豪杰来归附的越来越多，《先主传》说刘表因此产生了疑心。刘表派刘备去博望抵挡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惇、于禁等人，刘备设下埋伏，大败曹军。

《演义》里“马跃檀溪”一段出自裴注所引的《世语》，但孙盛认为并不是事实，他说刘备依附刘表时，如果刘表有怀疑他的想法，不会一直到刘表去世，二人都和睦相处。

曹操北征乌丸时，刘备劝刘表偷袭许都，刘表不听。裴注引用的《汉晋春秋》记载，曹操回兵后，刘表后悔了，对刘备说：“没听你的话，失去了这个机会。”刘备说：“如今天下大乱，机会很多，如果以后能抓住，就没什么可后悔的了。”《演义》里的描写与此相同。

4.

曹操南征刘表，没等来到荆州，刘表就病死了。刘表的儿子刘琮继位，派人向曹操投降。

《英雄记》记载，刘表临死时，上表让刘备领荆州刺史。《魏书》记载，刘表病重时，把荆州托付给刘备，说我儿子没有才能，我死之后，你就掌管荆州。刘备推托了，有人劝刘备答应，刘备说刘表对我很好，我要是答应了，人们一定会认为我薄情寡义。

裴松之认为这两则记载都不可信，因为刘表夫妻素来喜爱小儿子刘琮，早就定下了刘琮继承荆州的计划，所以不会让荆州给刘备。《演义》里的情节安排和《魏书》相同，目的是为了突出刘备不忍心夺同宗基业的仁厚。

裴注所引的《汉魏春秋》记载，刘琮投降曹操，不敢告诉刘备，刘备过了很久才发觉，派人去问刘琮，刘琮派宋忠去向刘备传达旨意。当时曹操已经到达了宛城，刘备非常吃惊，生气地对宋忠说：“你们这样做事情，不早告诉我，现在砍了你的头也不足以解忿，但我耻于杀你这样的人。”有人劝刘备劫持刘琮以及荆州的官吏到江陵，刘备说：“刘表临死时把遗孤托付给我，我要是这样做，死后有什么脸面去见他呢？”

《典略》记载，刘备带兵撤退，路过刘表墓地时，亲自去祭拜，涕泣而去。

这些细节，《演义》里都有描述。

《先主传》记载，曹操大军到达宛城时，刘备屯兵樊城，知道曹操势大，无法抵挡，只能带兵撤退。路过襄阳时，诸葛亮劝刘备攻打刘琮，夺取荆州，刘备说：“我不忍心这样做。”

刘备喊刘琮出来答话，刘琮不敢出面，但城里的士人和百姓有许多都出来跟随刘备。等走到当阳县时，刘备士兵夹杂百姓，共有十几万人，辎重几千车，所以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路。有人劝刘备说：“应该抛下大众，带兵去保江陵，现在这样的走法，要是曹操追上来，如何抵挡？”刘备说：“做大事的都要以人为本，这些人来归附我，我怎么忍心抛弃他们呢？”

这些情节，《演义》里都是大书特书的。习凿齿评论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字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指追随他的百姓及士人），则甘于同败。……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曹操害怕刘备占据江陵，带领精兵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军三百多里，终于在当阳县的长坂追上了刘备。刘备大败，人马辎重大多被曹操虏获。当阳长坂坡之战，《演义》里赵云、张飞都有出彩表现，容后再述。

5.

刘备带领余部败走汉津，随后和刘表长子刘琦合兵夏口。刘备派遣诸葛亮去江东结好孙权，两家结盟，共抗曹操。

裴注引用的《江表传》记载，孙权派鲁肃来荆州吊丧，并与刘备结交，但鲁肃还没到，曹操大军已到。鲁肃在当阳和刘备相遇，问刘备想要投奔哪里，刘备说想要去投奔苍梧太守吴巨，鲁肃劝他和孙权结盟。刘备非常高兴，就派诸葛亮随鲁肃去见孙权。

孙刘结盟后，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但《先主传》的记述很简略：“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赤壁之战”后，刘备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折，占据了荆州数郡，实力逐步强盛。

我们熟知的刘备“借荆州”，《江表传》是这样描述的，周瑜担任南郡太守，把南岸的土地分给刘备。刘备在油江口设立大营，改名公安。投降了曹操的刘表部下的官吏和士兵，有许多都来投奔刘备，刘备觉得土地太少，无法安民，又和孙权借了荆州的几个郡。

这和《演义》所写的并不一样。

刘备推荐刘琦为荆州刺史，派兵拿下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刘琦病死后，部下推荐刘备为荆州牧，治所在公安。

《先主传》记载，刘备势力增长，孙权感到了畏惧，为了结好，主动把妹妹嫁给了刘备。《演义》里为了突出刘备和诸葛亮，写周瑜献美人计弄巧成拙，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

刘备和孙夫人成亲时没有去江东，但他在婚后是去江东见过孙权的，孙权并没有生过扣留刘备的想法，相反两人还相处得不错，《先主传》说他们“绸缪恩纪”。

后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刘备又得到了益州，实力得到进一步增长，但和孙权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严重。

孙权想要收回借出的荆州郡县，刘备不答应，孙权就派吕蒙袭取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带兵五万来到公安，派关羽驻兵益阳。孙刘两家的战争一触即发，但这时正赶上曹操打败张鲁平定了汉中，刘备害怕益州有失，就和孙权和谈，分出四郡给孙权，引兵去对付曹操。

经过苦战，刘备打败曹操，夺取了汉中，然后进位为汉中王，驻守荆州的关羽围樊城，擒于禁，威震华夏，刘备集团的实力达到了顶峰。但这也使得曹操和孙权联合了起来一起对付关羽，孙权偷袭荆州，杀掉了关羽。

曹后，曹丕废汉自立，改年号为黄初。有人传闻汉献帝被害了，刘备就为汉献帝发丧，然后在群臣的劝进下正式称帝，年号为章武。

随后，刘备发兵征伐东吴，想为关羽报仇，但在猇亭被吴将陆逊所败，蜀军损失惨重。

刘备败退白帝城，病势沉重，就把诸葛亮从成都召来托付后事，就是著名的“白帝托孤”。

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刘备病逝于白帝城，终年六十三岁。杜甫有诗感叹说：“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堂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6.

陈寿在《先主传》的最后这样评价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讬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首先，刘备是个英雄。虽然我们从《演义》里看到的刘备，除了会跑和善哭之外，好像没有别的本事，其实历史上的刘备是真有“英雄之器”的。

在汉末群雄之中，刘备的起步很低，兵微粮少，只能东奔西走，到处寄人篱下，但他每次投靠他人，却总能得到尊敬和优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刘备是个英雄，是个值得敬重的人物。

比如他投奔曹操时，曹操待他很好，“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而且还说出了那句著名的“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话。曹操的谋士程昱也很看重刘备，在刘备初来时，就劝曹操杀了刘备：“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

袁绍也很看重刘备，裴注引用的《献帝春秋》里记载袁绍评价刘备说：“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演义》里写袁绍凭借家世而瞧不起刘备，是和正史不符的。）所以当刘备被曹操打败去投奔袁绍时，袁绍出城二百里迎接，父子“倾心敬重”。

其他像陶谦、刘表、刘璋等曾经雄踞一方的人物，也都认可刘备是个英雄。

所以东晋史学家常璩这样评价他说：“汉末大乱，雄桀并起。……于时先主名微人鲜，而能龙兴凤举，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飞梁、益之地，克胤汉祚，而吴、魏与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

刘备的“英雄之器”，突出表现为两点。

其一就是他“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刘备待人宽厚，善于用人，所以《演义》里说三国之中蜀得“人和”。确实，关羽、张飞、诸葛亮等，都是当时的杰出人才，他们能够始终如一、忠心不二地追随刘备，不是偶然情况。

刘备对待部下、百姓，甚至对待敌人，都是非常宽仁的。比如伐吴失败后，道路阻隔，大将黄权不得已投降了曹魏，刘备手下有关官员要惩处黄权的家人，刘备不答应，说：“是我对不起黄权，不是黄权对不起我。”他对待黄权的家人一如往常，而黄权的儿子黄崇也尽忠蜀汉，最终为国捐躯。

其二，刘备为人“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刘备有远大的志向，性格坚毅，百折不挠，始终不甘心居于人下，这是他“英雄之器”的又一重要表现。

刘备大半生东奔西走，居无定所，却一直志在天下。

比如在荆州依附刘表时，许汜和他一起与刘表闲谈，说到天下人物，许汜说：“陈登是个江湖之士，豪气不除，我路过下邳去见他，他很长时间不和我说话，自己睡大床，让我睡下床。”刘备说：“您有国士的名声，现在天下大乱，希望您忧国忘家，有一点救世的念头。可是您呢，整天忙着求田问舍求购土地，说的话也没有一句可以采用的，这正是元龙（陈登字元龙）所瞧不起的，他凭什么要和您说话呢？如果当时是我，我会自己睡在百尺楼上，让您睡在地上，还说什么上下床呢?”

刘备坚毅顽强，算是屡败屡战、绝不服输的典型人物了。赤壁之战之前，刘备已经四十多岁，接近五十岁了，却一直功业未就，但他虽然也发出过“髀肉复生之叹”之类的感慨，却始终没有放弃，因而最终建立帝业，成为了一国的开国之君。

当然，陈寿也指出了刘备的弱点，“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确实，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治国理政，刘备的才能和老对手曹操相比，还是要略逊一筹的。

所以王勃说：“以先主之宽仁得众，张飞、关羽万人之敌，诸葛孔明管、乐之俦，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几有济矣。然而丧师失律，败不旋踵。奔波谦、瓒之间，羁旅袁、曹之手，岂拙于用武，将遇非常敌乎？”

但无论如何，刘备在三国时代，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一位乱世英雄。

评点刘备，会用人，能团结人，告诫不可以感情用事

文/董晓彤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所作《蜀先主庙》。诗人称赞了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刘备的英雄业绩，并为蜀汉事业后继无人而感慨叹息。刘备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其一生雄才大略却也难免身死国灭。熟稔三国历史的，曾从很多方面特别是领导方法、工作方面层面对刘备进行过诸多评点，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一、队伍建设上，“能团结人”，“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三国时期，曾为织席贩履之徒的刘备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颇有才干的文臣武将，其建立的蜀汉与曹魏、孙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究其原因，与刘备在干部队伍建设上的知人善任密不可分。曾高度肯定过这一点。

1957年3月20日，乘机飞往上海，在经过镇江上空时，即兴手书了南宋诗人辛弃疾的诗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在向秘书林克解释“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句时，谈到了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一事。他表示：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李林达：《情满西湖：在浙江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在看来，刘备“会用人，能团结人”突出表现在他很好地处理了“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关系，为干部队伍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关于这一点，曾回忆，1960年12月初的一天，同他在颐年堂谈话时说：

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回忆片段——记同志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三国时期，刘备集团曾一度飘摇不定，随陶谦，降袁绍，依曹操，靠刘表，依附于不同的政治集团，直至克西川，定益州，才有了较为稳定的根据地。然而，初到益州，刘备面临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他带去的“外来干部”与益州刘璋旧部这些“地方干部”之间的关系，进而团结各方力量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这些“外来干部”特别是提到的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都是“北方人”。他们随刘备来到益州，正可谓是“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刘备占据益州后，原益州刘璋部下则成为了“地方干部”。认为，刘备很好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据初步统计，《三国志·蜀志》列传者56人，其中益州人18位。可见，在蜀汉集团上层领导核心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原属刘璋旧部。这些人与刘备带去的“外来干部”一道，为蜀汉的巩固贡献了力量。

那么，刘备究竟是如何团结“地方干部”，“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呢？回顾历史，刘备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善待刘璋旧部。他对待“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一视同仁，不仅封赏当初跟随他的关羽、张飞、赵云、黄忠等人，对于入川后所降文武也提拔使用，甚至对于曾经劝诫刘璋引刘备入川是“引狼入室”的黄权、刘巴等“反对派”也恭敬尊重，加以重用，从而赢得了人心。《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曾对此有过描写：“玄德自领益州牧。其所降文武，尽皆重赏，定拟名爵：严颜为前将军，为蜀郡太守，董和为掌军中郎将，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义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其余吴懿、费观、彭羕、黄观、卓膺、李严、吴兰、雷铜、李恢、张翼、秦宓、谯周、吕义、霍峻、邓芝、杨洪、周群、费诗、孟达，文武投降官员，共六十余人，并皆擢用。”

在这段评价中使用了“外来干部”“根据地”等有时代特色的语汇，这些语汇正是源自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实际上，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正是重视处理好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问题的典范。

抗日战争期间，在各个根据地内，党的干部组成多样。敏锐地发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必须依靠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一致。对此，他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整顿党的作风》，《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22-823页）

建国后，对如何处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关系这一问题，依然十分关切。1965年8月21日，中央组织部就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的问题向和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的“应该坚决地放手地逐步提拔那些本地的优秀干部到县、地以及省的领导岗位上来加以培养和锻炼”一句话后，写下：“北方老干部在南方的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点必须肯定。但在提拔新干部问题〔上〕注意不够，现在应当改变。”（《建国以来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40-441页）

从“刘备入川”这一历史事件中，联想到“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这与长期以来对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视与关心密切相关。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的奇妙与有趣。刘备组织干部队伍南下，与本地干部精诚合作，建立了属于蜀汉的根据地；组织干部队伍北上，与本地干部团结一心、取长补短，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为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干群关系方面，刘备与诸葛亮就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

干群关系，是一生都特别关注的大问题。他曾借评价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表达自己的观点。1957 年，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到:

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人民就像水一样。” 在此将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升华到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以鱼和水作比，可谓真知灼见。借此说明：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刘备于诸葛亮而言，是领导者；诸葛亮于刘备而言，则是被领导者，即“群众”。而刘备这个领导，正是得到了诸葛亮这个“群众”的支持，才能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建立蜀汉。刘备与诸葛亮之间正如鱼和水一般，是依靠与被依靠，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

之所以说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是“如鱼得水”，并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是有充分依据。《三国演义》第39回就写道：“却说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关、张见说，不言而退。”

不止一次把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比喻成鱼水关系。1957年，他在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的发展形势时，再次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建国以来文稿》第 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 547页）“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把党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就是要提醒党员干部要像鱼那样“知水性”“感水恩”，牢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念所盼。

关于干群或党群关系，除了用鱼水关系作比外，还有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

比如，种子与土地的比喻。1945年抗战胜利后，针对党的干部到各地开展工作，提出：“我们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162页）把党群关系比作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了群众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如种子只有植根于土壤之中，才能充分地吸收养分，进而生根、发芽，最终才能开花结果。这一比喻与鱼水关系的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

又如，学生与老师的比喻。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把干群关系比喻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他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64页）“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24页）

这些鲜活的比喻，实则是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它们虽各有不同，各有侧重，但确始终有着一个共同的指向——重视群众的作用。党的事业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广大党员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使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正如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所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43页）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系统总结中国24年的经验时，提出有两种团结是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

三、情绪控制方面，不应“感情用事”，“用感情代替了政策”

彝陵之战（又作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的一场重要战役。这场战役使得蜀汉元气大伤，孙刘联盟走向破裂，三足鼎立局面彻底被打破。彝陵之战的直接导火索是关羽被东吴擒杀。刘备见荆州失守，关羽被斩，怒不可遏，不听群臣劝告，置首要敌人曹魏于一边，起倾国之兵征战东吴，深入吴地五六百里。东吴起用年轻统帅陆逊率兵抵抗，两军相持于彝陵。陆逊坚壁不战，在蜀军日久疲惫的情况下，后发制人，突然发起攻击，“火烧连营七百里”，刘备仓皇败退白帝城，客死他乡。可以说，刘备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贸然发动彝陵之战。曾从不同方面，对刘备的这一错误进行反思。

其中一方面，就是在情绪控制上，刘备不够客观冷静，而是感情用事。有回忆记载，1949 年3月，由西柏坡至北平，途经刘备家乡涿州时曾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刘备：

志大才疏学识浅，好感情用事，在许多问题上用感情代替了政策，因为想报二弟关羽被东吴杀害之仇，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不听诸葛亮等谋臣的劝阻，贸然负气出兵，结果被东吴打得大败而归，自己无颜再回成都见诸葛亮和文武百官，死在了临近湖北的四川省东部奉节县城东的白帝城。（邸延生：《历史的真言一—李银桥在身边工作纪实》，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59-360页）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莫过于对古代战争的描写。

在分析了刘备“好感情用事”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历史上的教训应当注意呢！我们进了北平，决不做李自成，将来也决不可以学刘备。干革命决不可以感情用事，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是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每个同志都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如果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和亲戚朋友、为了自己的小家庭和老战友、老同学以及小团体的私利，我们每个人是万万不可以感情用事的。”（邸延生：《历史的真言一—李银桥在身边工作纪实》，新华出版社 2000年7月版，第359-360页）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提出“决不可以感情用事”，实则是告诫广大党员干部面对任何问题、任何诱惑，都应保持清醒头脑，客观冷静处理，绝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

控制情绪，理智处事，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和能力。抗日战争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体现了以为代表的中国人能够从民族大义出发，理智处理问题的态度和能力。1936年12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强调：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之后，内战基本停止。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摈弃感情用事，理智客观、大局为重地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

除了在应对国内外大事中能够客观冷静，在处理亲情、友情等问题时，也始终坚持原则，决不感情用事。在得知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时，抑制住心中的无限悲痛，说：“谁让他是的儿子！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在面对亲人朋友请托办事时，坚持不搞特权，不谋私利。表兄文南松提出为文运昌安排工作，表示：“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这是《贺新郎·别友》一词其中一个版本中的词句。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从小家到大家，从“儿女语”到“江海客”似乎注定了拥抱“大我”而舍弃“小我”的一生。

四、工作重点方面，要“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

彝陵之战的失败，除了刘备个人情绪控制能力较弱、感情用事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备没有正确分析主次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曾对此作过分析。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突然遭到袭击，损失惨重。除约2000人突出重围和大部壮烈牺牲外，其余被俘。军长叶挺在与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内就如何对待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很多员主张应立即对进行反击。为此，借用刘备兵败夷陵的故事来说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说：

三国时期，蜀汉所据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和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杨振之、田利军、欧·特里尔：《巨人之谜——神秘的与中国古代智慧》，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第236页）

指出，诸葛亮在《隆中对》确定的“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方针，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刘备通过赤壁之战等多次战役逐渐崛起，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形成。但是，刘备却没有继续坚持这一策略，在关羽被杀后，出兵东吴，破坏了孙刘联盟，结果兵败彝陵。之所以提及这一典故，与当时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密切相关。当时在如何对待和顽固派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些同志认为，皖南事变可能会“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主张应该对立即进行全面反击。这种想法事实上就是没有正确辨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当时国内的基本形势是“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全国各派力量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皖南事变固然使阶级矛盾在局部领域激化解决，但整体上民族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并没有改变。因此，正确的选择是对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以达到在斗争中求团结之目的。正是借刘备兵败的教训告诫全党要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向。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抓主要矛盾是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1937年，为了确立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创作了著名的《矛盾论》。这篇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根基，运用唯物辩证法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至今仍闪耀着璀璨的真理光芒。在这篇文章里，特别谈到了抓主要矛盾的问题。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回顾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实际上正是一段不断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历史不断证明，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

关于彝陵之战，除了从情绪控制、工作重点两个方面分析过刘备战败原因外，他还以军事家的视野从战役指挥的角度分析过这场战斗。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204页）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再次提及这场战役：“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淝水之战等等……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三国志集解》中卢弼曾引清代学者钱振鍠评彝陵之战的一段话：“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对此批注道：“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161页)从军事角度为彝陵之战如何取胜提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分析。他认为此战想要取胜，不是靠土石为营不怕火攻就能轻易解决的，取胜的关键在于“打运动战”，从吴军防守较弱南边的彝陵南边的澧水流域进攻，使吴军分散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无论是“弱者先退一步”，还是“打运动战”，这些评论与分析，足见作为一名卓越军事家的睿智眼光。

在谈及《三国演义》一书时，曾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对刘备的评点正是对这句话的很好印证，其中蕴含的丰富工作方法和工作智慧，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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