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
当前位置:首页 > 星座

圣经中黄色代表什么意思(圣经中让人色情的句子)

圣经中黄色代表什么意思(圣经中让人色情的句子)

本文目录一览:

「专访」墨西哥作家恩里克:一切小说都是的 在小说中我们无法隐藏自身

“他将球握在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之间,感受着网球的皮质表面。球在地面上弹击,一下、两下、三下,右手转拍。”球网的另一面,站着正等待他发球的对手。这个嘟囔了几句意大利语的男人眼神忧郁,有红色的胡子和分外显眼的鼻子。这是一场“跛子”和“娘娘腔”之间的对决。

即将发球的“跛子”是十七世纪的西班牙诗人克维多。他生于官吏家庭,曾任外交官、国王秘书等职务,与此同时他也用笔名写作,讽刺宫廷,揭露社会黑暗。他著有讽刺文集、流浪汉小说、诗集还有神学和哲学论著。球场另一边那位被克维多嘲讽为“娘娘腔”的意大利人,则是十七世纪活跃于罗马、那不勒斯、马耳他和西西里的画家卡拉瓦乔。与克维多的保守、在体制内亨通的官运不同,卡拉瓦乔一生动荡、危险、神秘,在失控的边缘游走。他好争斗,杀过人,这些都无法掩盖他的艺术才能。他依靠物理意义上的精确观察以及明暗对照法,开创了自然主义的新风格,也启发了现代绘画。而卡拉瓦乔身上最常被人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他是一个狂热的网球爱好者。

墨西哥作家阿尔瓦罗·恩里克在小说《突然死亡》中,虚构了西班牙诗人克维多和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之间的一场网球赛。随着那颗网球一来一回,在球场上来回弹跳、滚动、被球网拦下又或者是越出边界,一段十七世纪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观看这场比赛的几个教皇,在不久之后对新教徒发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运动。而在英国,稍早之前,亨利八世处决了王后安妮·博林。在墨西哥,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摧毁了阿兹特克古文明,建立起了西班牙殖民地。多年后,埃尔南的外孙女嫁给奥苏纳公爵,后者为逃避通奸惩罚,携诗人克维多逃往意大利。在那个不同文明开始逐步交融、沟通、碰撞的年代,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的交锋轮番上演。

虽然关注点落在十七世纪欧洲和美洲的历史进程上,但恩里克声称,这部小说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它实际上是关于当下的。他试图以十七世纪为切入点,探讨当下墨西哥所遭遇的暴力问题,以及如今欧洲各国之间藩篱再度竖起、民粹主义抬头的状况。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过去和现在同时发生的世界”,过去持续对当下施加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是过去的奴隶,”恩里克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这样说道。

一方面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方面回溯历史、寻找当下种种现象的根源,这是恩里克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在写于1996年的小说《一名装置艺术家的突然死亡》中,他还原了1990年代墨西哥刚刚融入世界体系时一群艺术家的故事。1994年是墨西哥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那一年,墨西哥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突然向世界开放。他回忆道,“一夜之间,电视上充斥着美国电视节目,大街上也随处可见美国进口的轿车。这一切都有点吓人。”当书中描写的这群艺术家突然被抛入一个完全开放的国际艺术世界,他们做出了一些看似荒诞不经、与国际艺术环境完全错位的选择。恩里克对于文化冲击、碰撞的持续关注,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密不可分。在他成长起来的1970年代,墨西哥仍然十分封闭,直到1979年,他才第一次接触到了英文版的《国家地理》杂志,“当我开始学习英语之后,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即便怀抱对于现实的高度关切,恩里克却拒绝使用现实主义的方式进行小说创作。“我无法阅读任何一本和墨西哥毒枭或者是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相关的小说,它们经常让我感到无聊。”他所信奉和秉持的小说创作有一种装置艺术的意味,写一本小说仿佛创作一件艺术品,而艺术品创作的步骤和过程有着某种不可估量的重要性——这是他从对当代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身上学到的一点。“我希望读者打开我的小说,像打开一个冰箱,里面有不同的隔层,读者各取所需,然后自行组织。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概念,来重新排列组合这部小说。”

“一本像苹果手机一样运作的小说”

界面文化:我十分感兴趣《突然死亡》这部小说的构思过程。很明显这并非一本传统的小说,它更像一个实验,或者是一件装置作品。所以你最初是对网球感兴趣,还是先有了关于历史上不同意识形态和宗教的碰撞然后找到了网球作为依托?

阿尔瓦罗·恩里克(以下简称恩里克):我对网球没有任何兴趣,我从来没看过网球比赛。我对十七世纪感兴趣,而网球和十七世纪的关系就像英式足球和二十世纪的关系一样,它在当时是一种让人为之疯狂的运动。另一方面,我已经研读与卡拉瓦乔相关的资料很多年了,我并非要写一本关于卡拉瓦乔的书,而是要借助卡拉瓦乔写一本书,卡拉瓦乔在这本书中就像一个中介工具一样。

在关于卡拉瓦乔的海量书籍和资料当中,有一本传记,也是我最早读到的关于卡拉瓦乔的书籍之一。去罗马的时候我第二次读这本传记,并遵循传记去寻找一些和卡拉瓦乔相关的线索。这一次,我发现了一些在第一次阅读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在卡拉瓦乔成为一个画家之前,他是一位著名的网球运动员。读到这里,我心想,就是它了!并非作为一个画家、艺术家、刺客又或者是同性恋者的卡拉瓦乔——这些都是他为人熟知的一些身份,而是一个极其微弱的、边缘的、容易被忽视的身份,作为网球运动员的卡拉瓦乔。

界面文化:那你是怎么想到让卡拉瓦乔和西班牙诗人克维多打比赛的?

恩里克:他们俩都是我的偶像,都有强烈的道德人格。卡拉瓦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力量,有流动的性倾向,以一种十分诗意的方式与国家进行对抗。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极其浪漫的人物,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充满了创新精神,他像一只黑色的蛋,他爆炸,然后真正改变世界。我们如今对于艺术的很多认知都来自卡拉瓦乔,他是当代艺术的导师。

而克维多则恰恰相反,他是个紧绷的人物,一个为帝国服务的人,一个贵族人物。克维多用笔名写作诗歌,他发表揭露丑陋的长诗,讲述帝国主义的伤痛,如今看来这些多是无人问津的糟糕作品,但是穷其一生他都在匿名创作这样的诗歌。他也创作诗歌,并因此进了监狱。事实上,他写作最强有力的诗歌,还有一本《梦之书》,我认为这本书为当时的西班牙帝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因此克维多这个人物颇具两面性,一方面他是个保守主义者,但同时他也具备强劲有力的黑暗面,这让他成为一个现代人物。

卡拉瓦乔和克维多两个人的对抗,可以说是现代性的两种方式和路径之间的对抗。卡拉瓦乔代表着我们的现代性,克维多则代表着另类现代性——是有关西班牙战争的,更加保守的一种现代性。

界面文化:那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本书是关于这两个人的?

恩里克:不,这本书是一本物件之书。书中充斥着非常多历史名人,有卡拉瓦乔,有克维多,有伽利略,有英格兰王后安妮·博林,还有很多传奇的主教。但这本书并不是关于这些人物的,这些名字无法阐明这本书,这本书讲述的是两个物件的历史。一个物件是用博林的头发制成的网球,这是一个缓慢地滚进画面的物件;另一个物件则是织羽艺术——这两个物件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小说中有两个主角,而没有一个是人物,人物仅仅是物件的携带者。从这个意义上,有人会说这是一本后现代小说,但我不喜欢这样的标签。

界面文化:但在你的阅读体验中,你确实受到了很多后现代文学的影响?

恩里克:对。在1970年代末期,英文刊物和作品开始涌入墨西哥,从那时候开始,我一直在阅读英文杂志和英语文学作品。在我成为作家的那段关键时期,我阅读了很多英美文学,尤其是后现代作品。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对我而言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除此之外,唐·德里罗、朱利安·巴恩斯对我影响也很大。我觉得如果不是得益于美国后现代文学的影响,这本书是很难构思成型的。我们经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品钦就是巨人之一。

不过,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其实是这本书的成形过程,它应该是一本像苹果手机一样运作的小说,你可以通过排列和改变各种元素的顺序让它运转。

界面文化:所以这本小说更像一件艺术作品,更多的是关于空间的而非平面的?

恩里克:的确是,这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希望读者打开我的小说,像打开一个冰箱,里面有不同的隔层,读者各取所需,然后自行组织。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概念来重新排列组合这部小说。因此是的,它更像一本与空间相关的小说,我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这样的。

界面文化:你的作品真的很像当代艺术。

恩里克:是的。卡拉瓦乔对我而言十分重要,因为他是艺术步骤的大师。对于卡拉瓦乔而言,最重要的是创造艺术作品时候的步骤,他利用自己的朋友来组织表演。他把他的朋友们安排在一间黑暗的、墙上仅有一个小孔的屋子里,他的朋友们在那里上演《圣经》中的场景,他把这个场景投射到帆布上,并在此基础上作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拉瓦乔是个骗子,因为他的画作很多都是这样产生的。他复制这些场景,然后制成油画,卖给主教,这就是十七世纪以来艺术运作的机制。

“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历史的奴隶”

界面文化:你之前还有一本小说《一位装置艺术家的突然死亡》,是一群1990年代面临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墨西哥艺术家的故事,其实这两本书有某种内在的延续性,比如它们共享一些相似的主题,关于现代性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冲突和碰撞、关于墨西哥的历史等等。

恩里克:对,我对这些话题的关注和我出生的年代有关。我出生的时代不是我能决定的,我所经历的墨西哥全球化的过程是暴烈的、野蛮的。我们赤身孤胆,在全球化时代赤手空拳地打拼自己的位置,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和一个突然间如此巨大的世界舞台共处。因此,我对于十七世纪墨西哥所经历的剧烈动荡的兴趣,或许和我小时候经历的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剧烈变动有关。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一个国家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像卡拉瓦乔、克维多这样的网球选手和年轻人,他们当时所面对的情况可能就像我二十多岁的时候面对国家巨变时的状况类似。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你们这一代有着类似成长背景的墨西哥作家在写作上有某种共性,或者共享一些共同关注的写作命题?

恩里克: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我从来没归属过任何一个群体。我的学术生活大部分是在墨西哥以外度过的,但我父母还在墨西哥,所以我经常回墨西哥,也在那里居住了两三年。但我不认为我和我的同代人有什么相似的关注点和问题意识。我的同代人十分关心他们所经历过的墨西哥政治问题,而我选择把目光拉远,通过挖掘历史来映照当下。

界面文化:那是否可以说,你写作的路径和方法是十分与众不同的,因为你试图通过对于艺术品和艺术家的分析和理解,来触及墨西哥当代的暴力和政治问题?

恩里克:我并不是一个艺术的狂热爱好者,我关注艺术,正如我也关注文学和音乐一样,这是我想要身处其中的世界。但我觉得“与众不同”是一个太过沉重的形容词。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经常感到与众不同;当我们长大,我们就知道独特性其实并不存在。

我当然也担心,我写出来的东西会让自己感到无聊。我很容易感到无聊,我无法阅读任何一部关于墨西哥毒枭的小说,那对我来说很无聊,因为我完全可以从报纸上获取那些故事。同样我对描写美国纽约中产阶级生活的小说也毫无兴趣,如果我想了解这样的生活,我只需要到纽约的街头去看一看,为什么我要读一本与此有关的小说呢?

因为我努力触及那些让我们所有人担忧的主题:我们在当下这个互联网时代应该怎么做?我们在这样一个国族主义情绪重新兴起的年代、一个逐渐欧洲内部逐渐建起藩篱的年代,我们要做些什么?这些是我关心的事情,也是这本小说所关心的事情。我的这种写作区别于新闻写作,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漂亮但奇怪。如果你想表达A=A,那么你是一个记者;而我想说的是A=Z,这就是我在这本小说中所做的事情。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过去和现在同时发生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回溯历史的写作是否也是问了回应现实问题?

恩里克:确实是。这本书绝非一本历史小说,也不想成为一本历史小说。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这本书的“作者”会在书中直接出现,他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我要书写这个。这是一本有关过去的小说,或者说是利用过去,就像一个文化会利用铁和铜等材料,但这是一本谈论当代世界的小说。这本书讲述了国际化时代的道德问题,你可以利用它来谈论贪婪的华尔街商人,也可以用它来谈论美国的帝国主义,又或者是西班牙帝国的崛起。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过去持续对当下施加影响?

恩里克:是的,过去附着于我们身上。有传统,有不可遗忘的历史,有时刻提醒着我们过去历史的博物馆……我们持续地回到过去。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因为那是四年前了,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并非同一个人。但我仍然认为,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历史的奴隶。

“我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感到愤怒和厌倦”

界面文化:《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说,你的小说挑战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调,你在书中也强调,这本书“并非意在解释美洲大陆是如何缓慢而神秘地被并入所谓的‘西方世界’——‘西方世界’这个错误概念令人愤恨,因为从我们美洲人的角度来看,欧洲明明位于东方”。

恩里克:我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感到厌倦。很多年前,美国就已经不被称为欧洲的殖民地了,为什么我们仍然在讲述那种关于欧洲的充满谎言的历史。欧洲确实很富有也很成功,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存在的历史比欧洲悠久,为何我们还要一直跟随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和历史书,描述一种文化从以色列传到地中海再到西班牙再到美洲的过程?事实并非如此,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这段历史,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追随这种单调的论调?

我认为,当下这种欧洲中心论应该被扭转,视角应该发生转向,如果更多地从非欧洲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遭遇,欧洲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点就不那么明显了。最新的一些研究也都显示,欧洲对于美洲的征服其实并非十分明确清晰的。这并不是说欧洲人没有赢得那场战争,而是说他们对于美洲人的统治并非立刻发生的,而是由一系列连续的事件构成的。因此,如果我在小说中挑战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纯粹是因为这种观点让我愤怒。

界面文化:书中有很多描写,而你在书中也强调,“小说让一切伟大的人与物分崩离析:因为所有小说,包括最纯洁的那种,都稍许。”为什么会这么说?

恩里克:我用的是(pornographic),而不是(erotic)。其实,我认为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更多地揭示了个人写作行为背后所承载的文化,这是超乎写作者本人预期的。语言通常被政府、被公司使用,来确保和确认某些事情。但当一个人使用一种语言进行文学写作时,语言演的那种本质,语言那种特定的使用方式、句法、语境和语法等等,就揭示了一种文化的方方面面,仿佛所有东西都是裸露的。你从事写作的语境以及你所在的文化通过你的语言、通过你使用一个动词或者一个形容词的方式、你连接一个句子中不同部分的方式展露无遗。因此,这个过程是十分的。不论你多么渴望通过语言掩盖自己的文化渊源,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总是在向他人展示自己是谁。如果你阅读莎士比亚,你看到的全是的灵魂。当然裸露的不是语言塑造的角色,而是根植于不同文化的使用语言的方式。艺术从来都应该是关于展示的,而非关于隐藏。我觉得小说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读小说的原因,一切都是敞开的,是暴露给读者的,在小说中我们无法隐藏自身。

界面文化:那么你是否认为翻译会损害这种小说的性,鉴于你的作品是从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的?

恩里克:我相信翻译。博尔赫斯曾经说过,所有的翻译都是原创的,我认同这种看法。在墨西哥,我们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本,有些研究者指出,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西班牙语译本第一次传到拉丁美洲的时候,人们觉得那是和原著完全不同的一本书。但不管怎样,我小时候读过的《罪与罚》真的很好看,因此我不知道翻译会对原著有多少改变,我只知道它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原创的作品。

西班牙语来自一个语系,而中文来自另一个语系,这并不否认它们都是语言这一事实。因此我认为,所有书写都是可被翻译的;当然了,这其中有好翻译和坏翻译的分别。我知道我的英语译者非常棒,我的意大利语译者也非常棒,但我的德语译者就很糟糕,他没能成功传达我原来书中那种幽默感。我不知道我的中文译者如何,但我有种感觉,他的翻译应该挺不错的。通过翻译,我们和彼此联结,否则我们就是一座座孤岛。通过翻译,我们西班牙人还是可以读到古罗马的史诗,可以了解不同地方、不同语系的文学、史诗等等,而这也让我们看世界的观点产生了变化。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黑、白、红

文 / 米歇尔·帕斯图罗 译 / 张文敬

刊登于《新知》2016年第6期(总第18期)《红色专辑》

节选自《黑》,三联书店2016 年10月

早期教神学理论认为,白与黑是两种相反的色彩,分别象征着善与恶。这种观念的基础首先来自《创世记》里光明与黑暗的对立,但也来自对其他自然现象的认知,例如日与夜。教父及其继任者们将这一观念不断发扬光大,但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例外。这不是说二者的象征意义能够相互颠倒——教始终不认为白色具有负面意义,但如果孤立地看待黑色,那么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也能具有正面意义,并且象征某种美德。修士的服装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它由来已久:从加洛林王朝末期开始,根据圣本笃(saint Benoit)所制订戒律生活的修士便统一穿着黑色服装——尽管戒律中让他们不要过于介意服装的颜色。这种黑色在后来的许多年中一直都是本笃会修士的特征,而并没有人认为它是卑贱或者邪恶的。相反,它象征着谦逊和节制,对于修士而言这是两种最重要的美德,我们在后面还将论述这一点。

但在更多的场合下,黑色则象征痛苦和忏悔。例如在教发展初期的礼拜仪式中,主祭者主持礼拜时身着日常服装,多数由白色或者未染的原色织物制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体现出当时教徒之间的平等关系。后来,白色逐渐成为复活节以及其他教历上最重大的节日才能使用的颜色。圣哲罗姆、教宗额我略一世以及其他教父一致同意,将白色定义为至高庄严神圣之色。大约公元1000 年时,尽管在不同的教区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区别,但在整个罗马天主教世界范围内,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共同的关于礼拜仪式的惯例,至少对于几个主要的重大节日达成了一致。这些惯例逐渐形成体系,到11 和12 世纪时有礼拜仪式的研究者将它们记录下来并加以注解。大约在1195 年,未来的教宗,当时身为红衣主教的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将其整理成著名的论文《论弥撒的奥秘》。这个体系可以简述如下:象征纯洁的白色用于所有属于、天使、圣母的节日;红色象征的鲜血,用于属于使徒、殉教者、以及圣灵的节日,尤其是圣灵降临节(la Pentec.te);而黑色则用于等待期(将临期、封斋期)、忏悔弥撒、安魂弥撒,以及耶稣受难日。

这3 种色彩在礼拜仪式中的使用规则并不是随意确定的,也不仅仅适用于宗教方面。相反,这显示出直到中世纪早期,白、红、黑这3 种色彩仍然具有比其他色彩更加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个现象从古典时期起便已存在,一直持续到中世纪中期。到那时,色彩的序列及其象征意义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蓝色的地位大大提升;然后,在大多数有关色彩的规则体系中,原本的“三基色”(白、红、黑)将扩充到“六基色”(白、红、黑、绿、黄、蓝)。

但在此之前,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三基色体系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不仅在礼拜仪式和宗教符号上,而且在世俗社会里也发挥作用。例如在地名学方面,可以说只有白、红、黑这三种颜色被用来创造新的地名。姓名方面也是如此,尽管与地名相比,人的姓名往往与所处的时代更加密切相关,而地名的起源往往非常古老。从墨洛温王朝到封建时代,无论在契约中、史书中还是文学作品中;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能见到许多人的姓名里带有白、红、黑这样的定语。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了解这些定语或别名从何而来:究竟是发色(白色可能指金发,黑色可能指棕发)、衣着习惯还是性格特点(白色可能指智慧或者美德,红色可能指愤怒,黑色可能指罪恶)。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色彩定语是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拥有的,还是去世之后才给他们加上的。但史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例如我们知道德意志皇帝亨利三世(1039—1056 年在位)又名“黑亨利”,他的这个别名是生前获得的,并不是由于肤色或者发色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对教会和教廷采取严酷镇压的政策。所以就他而言,黑色象征着“残暴”或“教会之敌”。还有著名的安茹伯爵富尔克三世(987—1040 年在位),别名“黑富尔克”,他的这个绰号则源于其狡诈粗暴的性格。尽管后来他在忏悔中度过余生,尽管他数次前往耶路撒冷朝觐赎罪,这个青年时代获得的绰号还是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文学作品中,虽然用色彩给人起名的现象不多见,但白、红、黑三色依然是用得最多的。经常用这3 种颜色来区分3 个不同人物(例如三兄弟)而这时我们可以再次发现,上文曾经提及的色彩与社会三阶层的对应关系:白色代表祭司或教士阶层;红色代表武士阶层;而黑色代表生产劳动阶层。在故事寓言中,这个三色体系在色彩世界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它也与其他方面的观念有关。以《小红帽》为例:有证据显示这个故事最古老的版本来自6 世纪的列日地区(Liège,比利时),但可能在此之前还曾经有过口口相传的历史。

不止一个研究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小红帽穿了一身红衣,而不是其他颜色的衣服呢?”有的人满足于简单的答案:红色象征危险,并且暗示故事中的流血事件,而故事中出现的黑色恶狼则象征魔鬼——这个答案有些过于简短了。另一些研究者则从精神分析角度提出了解读:红色象征性,小红帽实际上非常渴望投入恶狼的怀抱(在最新的版本中小红帽则渴望跟恶狼上床)。这种解读很吸引眼球,然而过于现代了:在中世纪,色彩的象征意义之中,红色真的带有性的暗示吗?这种说法实在是太离谱了。从历史角度出发的解释则相对可靠一些,例如,用红色服装打扮儿童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就是正确的解释答案吗?或许吧,除非这一天是个节日,而小女孩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在中世纪人们认为,染成红色的服装对女性而言是最美的。在故事最古老的版本意强调,小红帽是圣灵降临节那一天出生的,而红色是属于圣灵的色彩,那么是不是从她一生下来就许愿给了圣灵,寻求圣灵的庇护呢?最后这种解释很可能是正确的,但还不能让我们完全满意。那就只能从结构角度出发来解答了:这个答案则基于故事里三种色彩的分配:一个穿着红衣的小女孩,带着一个白色的物品(一罐奶油),遇到了一只黑色的恶狼。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再次遇到了三色体系,正如许许多多其他故事和古老寓言一样。例如《乌鸦与狐狸》之中,黑色的乌鸦松开了白色的奶酪,掉进了红色的狐狸口中。虽然分配不同,但在这个寓言中出场的仍然是白、红、黑这3 种颜色。

在中世纪早期,同时存在着两个色彩体系,作为一切色彩象征意义的基础:一个是源自《圣经》和早期教的黑白对立体系,另一个则是源头更加久远的白、红、黑三色体系。这个三色体系本身又可以分解成3 种对立关系:白/ 黑对立、白/ 红对立以及红/ 黑对立,这样分解之后可以更加容易地匹配到相应的事物或者领域上。国际象棋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国际象棋大约在公元6 世纪初诞生于印度北部,随后向着波斯和中国两个方向传播出去。在波斯,国际象棋的主要样式和规则逐渐发展成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阿拉伯人在7 世纪征服了伊朗,学会了这项游戏,他们对此非常喜爱并将它引进欧洲。在公元1000 年前后,国际象棋沿着南北两条线路在欧洲各地传播:南线为西班牙和西西里;北线则是通过瓦良格商人(Varègues)的经商路线,在北海地区和北欧地区传播。但是国际象棋其实是经过了一些改良变化才得以传播到整个教世界的,其中的一项改良就是颜色,我们有必要在这一点上详述一下。

在国际象棋原始的印度版本和阿拉伯穆斯林版本中,棋盘上对战的双方阵营分别为红色和黑色—时至今日,东方象棋依然如此。在亚洲,红与黑一直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色彩存在,其源头已不可考。但与印度和伊斯兰世界不同,在欧洲教世界,这种红与黑的对立却没有任何意义,在色彩象征意义的体系中也完全不存在。结果,到11 世纪时,棋盘上的双方棋子变成了红色与白色,这样双方色彩的对立就更加适合西方人的价值观。事实上,在封建时代的世俗社会,白/ 红对立比白/ 黑对立更加深入人心,后者则主要在宗教领域发挥作用。这样,在两到三个世纪的时间里,白色和红色的棋子在欧洲人的棋盘上厮杀,而棋盘本身也是红白相间。到了13 世纪中叶,一个新的变化发生了:首先是棋盘,然后是棋子,从白/ 红两色逐渐变成白/ 黑两色,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可见,在公元1000 年前后的西方,黑色与白色并不见得总是以对立的面貌出现。除了在文化领域,白色可以与红色相互对立之外,自然界中的黑色与白色也很少相互联系或对立起来。只有少数动植物身上兼具黑白两色,例如喜鹊,它在动物界的形象是多嘴多舌、爱偷东西,象征谎言与虚伪。天鹅的形象与喜鹊差不多,因为人们认为天鹅白色的羽毛下面掩盖着黑色的身躯。

总之,在中世纪中期,身上带有黑白两色的动物都是不大受人喜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