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借代的句子简短(关于借代的句子)

清代康熙年间《装馀偶记》抄本著录历代书画碑帖名迹数百件，可惜撰写者并未留名。从其所著录书画的流传经历为切入点，考订其作者很可能为清代苏州画商顾崧（字维岳）。顾崧生长在古董商世家，又深谙书画装潢之道，与高士奇、安岐等鉴藏家也颇多交集。可惜在清代咸丰、同治、光绪年以来，其事迹已近湮没，知者日稀。

《装馀偶记》七卷，著录历代书画碑帖名迹数百件，有些详录纸绢、尺寸、印章及历代题跋，有些则仅十余字的梗概，排列亦无次序，体例乖张，部分内容似经誊录整理，部分则为原稿。书中“弦”、“玄”等字皆作缺笔，而“真”、“丘”等字均不避讳，属于康熙年间的抄稿本；原不分卷，不知何时被强分七卷，安上书名。原书系近代藏书家缪荃孙的藏品，书末有其宣统纪元（1909）闰月题跋一则，文云：此书七卷，无序跋，亦不知完缺。各家书目均未著录。扬估携来，卷面有“吴门缪氏珍赏印”，知为吾家文子故物，遂亟收之。所见甚博，朱笔时有考证，语亦精塙。收到石谷，必是康熙朝人而略前于文子者。每卷手写目录于付装插架备书画类之一种。《装馀偶记》流传至稀，不仅清代“各家书目均未著录”，最新的《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亦失载。直到2007年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发行，《装馀偶记》方广为流布。缪荃孙博闻强识，惜未指明撰人，徒留遗憾。跋中“吾家文子”乃指康熙末期至乾隆年间的江苏吴县（今苏州）书画收藏家缪曰藻（1682-1761）。一清代康熙一朝，书画著述风气兴盛，精彩纷呈。著名者如卞令之《式古堂书画汇考》，是类书之集大成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和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则开创了书画著录的销夏体例；书画商人所著亦是当时特色，如吴升《大观录》和吴其贞《书画记》；这些著述所收的书画多经作者目验，故为鉴藏史研究者所重。近来，余考订高士奇事略，在《装馀偶记》中屡见江村秘藏，其赫赫有名者如怀素《论书帖》、欧阳询《梦奠帖》、牟益《捣衣图卷》、钱选《秋江待渡图卷》等均在焉。忽忆沪上万君超先生曾指梁清标与宋荦所藏书画见载《装馀偶记》。梁清标、高士奇、宋荦都是康熙年间首屈一指的书画鉴藏家，这三大家书画藏品竟然同时萃于康熙年间的《装馀偶记》一集，无疑与上述著述有所不同，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装馀偶记》究竟出自谁手，更是令人好奇不已。欲考订作者，当然须先辨明《装馀偶记》的性质。而欲辨性质，则可以从梁清标、高士奇、宋荦三家书画藏品流传递次入手。书中所载书画，如怀素《论书帖》、杜牧《张好好诗卷》等原为梁清标的藏品，梁清标去世之后分别流入高士奇、宋荦两家，所以今人怀疑《装馀偶记》与梁清标有关。然而细辨另一些名迹，如高士奇旧藏的钱选《三蔬图》、宋荦旧藏的王诜《渔村小雪图卷》等，却与梁清标毫无关系。此外，书中著录的书画碑帖还有溢出梁、高、宋三家藏品的。如《装馀偶记》卷三首列的《宋伯夷颂卷》；这卷宋人书法在康熙年间是苏州范仲淹祠堂内的藏品，一直传至清末才从范氏散出。又如被项元汴称为“法书墨迹第一卷”的《怀素自叙帖》，清初秘藏于姚汉臣后人处，在康熙年间为徐乾学购得，之后又归安岐，流传次第环环相扣。由此看来，《装馀偶记》并非一家一姓的藏品目录，而是一部康熙年间的书画经眼录。《装馀偶记》的性质既明，其撰人的身份自然浮现于前。按，《装馀偶记》有“（《宋李伯时潇湘图卷》）后有名人七八题，因客急袖去，故不及录”云云。所以，他是书画商人的可能性很高；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书中《徐禹功梅竹卷》条朱笔题记有“画假跋真，竹杆上题辛酉人作，及装时见刷痕，乃刷去前款而后添，四字重添，非禹功矣”，所以作者还可能是装裱工匠。其实，装裱工匠与书画商人身份彼此并无矛盾，以一人之身可兼而有之。康熙年间的扬州人张黄美就兼具这两种身份。吴其贞《书画记》称其“善于裱背，幼为通判王公装潢，书画目力日隆。近日，游艺都门，得遇大司农梁公见爱，便为佳士”。张黄美最初只是通判王家的装潢工匠，后因鉴定字画能力超群而“游艺都门”，得到梁清标赏识。梁清标有不少写给张黄美的诗，其《丰城道中喜广陵张黄美至》之二曰：

数上胜王阁，迎来剑水边。虚声惊羽檄，远道念风烟。袂接人情外，颜开图画前。何期归客棹，翻似米家船。显然，张黄美也是往来南北的书画商人。至于那些出自张黄美装裱的梁清标藏品，恐怕是他卖给梁清标的。据《书画记》记载，张黄美为梁清标购得王右丞《林亭对弈图》、王叔明《云林图》、刘松年《秋江挂帆图》等。而《平生壮观》中也有张黄美为梁清标购得赵伯驹《桃花源图》绢卷的记录。梁清标与张黄美虽是生意往来，但两人实在师友之间。在传世的梁清标旧藏书画中常能见到张黄美的印记，如《茂林远岫》图卷钤有“邗上张镠黄美拜观”一枚，颇能看出两人的关系。既然提到张黄美，再多说一句他与高士奇的关系。在梁清标去世之后，高士奇曾写过几首《黄美索题真定梁公小像有感》。从称呼看，高士奇与张黄美很熟稔，可能已认识多年。将张黄美引荐给高士奇的人，大概是高士奇的莫逆之交张见阳。传世《纳兰容若致张见阳手简》有“约晤张黄美奚汇升”一通，作于康熙十六年前后；张黄美结识高士奇差不多也在此时。话说到这个份上，《装馀偶记》的撰人似已昭然若揭。既然书画商人吴升写了《大观录》，书画商人吴其贞写了《书画记》，同在康熙时期的书画商人兼装裱名手张黄美也完全有条件写出一部书画经眼录啊。但是，且慢。这个结论不能轻易下。因为，吴其贞在《书画记》曾这样评价过张黄美：（《宋人楷书法华经十卷》）内中数卷是陆广所书。书法潦草，不似书家之笔，岂则放翁耶！

所谓术有专攻，张黄美对于书道颇为隔膜，他经手的书法或碑帖屈指可数，除《宋人楷书法华经十卷》外，目前仅知黄庭坚草书《谈道章卷》、吴彩鸾小楷《唐韵》和米芾《临张王四帖》卷等寥寥数种。《装馀偶记》中虽也载有《唐韵》，但其碑帖、法书的总量之大和质量之高，绝非上述记载所能颉颃。此外，《装馀偶记》中以孙北海称孙承泽，以商丘借代宋荦，皆恭敬有礼，但却直书梁清标名讳。须知梁清标对于张黄美乃有知遇之恩。此虽小节，但不得不究。第一线索戛然而止，未免可惜。幸而真相已经相距不远，仍在《装馀偶记》本文。是书卷五详录的《宋睢阳五老图册》自北宋钱明逸至清代归庄的历代题跋四十余则，合计约六千余字，正是解开《装馀偶记》撰人之谜的新线索。传世《睢阳五老图》有清人徐炯在康熙四十六年夏六月的长跋，文曰：余二十年前知朱氏《睢阳五老图》，冀一瞻仰，时在柏庐先生所。屡订其门人王素岩同诣请观，輙为事阻。今春，顾维岳邀余至其家观牡丹，忽出图示余。……询顾子知为洞庭人所得，谋付装潢，冀转售以获厚利。顾子谬以余能赏鉴，留以示余，且劝余偿其值而有之。余谓“在余，不过前人墨迹耳，在朱氏乃其世宝，宜仍归朱氏”。嘱顾子勿令其再售他所，以故得留浃旬，未付装潢家。越数日，朱氏兄弟钦安等造舍叩头以请，求复此图。余从顾子索卷至，即日归之。……徐炯是康熙名臣徐乾学之子。此跋谈《睢阳五老图》的转售和装潢，提出一个重要的中间人：顾维岳。同年的朱懋修长跋《睢阳五老图》，提供了更为详尽的信息。其跋曰：此图自南渡始祖直秘阁公易废宅与毕氏，易归吴中，子孙世守。中间虽遭散失，赖列祖苦心恢复，不敢委诸他姓。迁传至郡族某，以夫丧不能敛，质金于顾姓（顾天忱）。至康熙庚戌岁，从叔祖孝定公访得其贤，谋诸通族，醵金十二购归。包藏之者几三十载。不意公殒数年，嗣孙某为匪人所诱，潜售包山金氏。金氏将谋远徙，适表弟胡表被馆郡城徐学宪斋，见之，归向懋修言，并为陈可赎状，懋修即闻之族尊，转贷十六金，拏舟入郡者再，併藉徐学宪调护之力，始得归赵。……因图像已鳞次而下，绢素剥落，不利卷舒。……再用十金，委郡城名手顾氏重整顿之。……此跋详述《睢阳五老图》流传次第：清初从朱氏散出至顾天忱，后为朱氏购归，藏近三十年后传至金氏，最终经徐炯调护，才重新回归朱氏。这一传承过程丝丝入扣，不差分毫。而《睢阳五老图》重回朱氏后才由卷改为册页，所以改装的确切时间当在徐、朱两跋之间，即康熙四十六年夏秋之际。此后，《宋睢阳五老图册》藏于朱氏，直至乾隆年间散出。在清初的书画著录中，仅有两部书刊载《睢阳五老图》及其跋文。一部是《式古堂书画汇考》，内容传抄自明代《铁网珊瑚》。而另一部就是《装馀偶记》，它不仅一一记录《睢阳五老图》题跋——从宋代钱明逸至清初顾天忱表叔归庄，而且内容校对无虞，甚至还摹写了历代题跋之篆体部分。这说明《睢阳五老图》曾有较长的时间停留在《装馀偶记》作者手中，使得他能够从容抄录和校对。结合《睢阳五老图》的流传次序，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装馀偶记》的作者很可能出自“郡城名手顾氏”或顾维岳。二关于郡城名手顾氏，朱懋修语焉不详，而徐炯干脆不提及，只能暂且搁置，先从顾维岳一路入手探索。顾维岳、讳崧， 出身地方大族，是何义门的表舅，《平生壮观》作者顾复的季弟。关于顾维岳的生平大略，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顾叟寿序》略有记载，文曰：……中吴顾叟， 幼茹古，长而摩挲古人书画， 别其伪真。晚益臻于神妙。由是海内卿大夫士交重之， 延之上宾席。舟车络绎于道， 比于周公谨……徐乾学序《平生壮观》，称“吴中鉴赏家，夙推武陵顾氏来侯、维岳昆季”云云。虽然是以鉴赏著称，但顾氏兄弟其实并非收藏家。顾复自述“先君世叨鉴赏之名，交游四方大人先生，遂得觐其秘藏，又不惜余资以购名物，求董文敏复书憩闲堂额，以志不忘祖德”，又称“四方好古之氏，必以憩闲堂为旨归。予更延揽东南之收藏好事家”云云。话虽然说得含蓄，但命义甚明。“憩闲堂”实为顾氏先人创建于明季，顾氏兄弟继承并光大，享誉吴中数十年的古董店。更妥帖些，“憩闲堂”或可称为“古物鉴赏”。因为它隐于民居庄园之中，也是收藏好事家诗文交游、吟诗赏花之所在，今日东邻日本尚存此遗风。既然生长在古董商世家，顾维岳自然有过人之处，比如深谙书画装潢之道。《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载有徐乾学致顾维岳的信札，其一云：装潢难得妙手，据卞令之云，吴子敏万不及顾姓。弟已将《瑞应图》并《九芝》诸卷寄回，应如何重装，幸高明指示何人精裱，不敢造次托付也。……吴子敏即《大观录》作者吴升。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今人所知多得自于《大观录》王掞和宋荦的两篇序言。摘录如次：……我郡吴子敏自少好古，鼎彝法物皆善鉴识，尤以前贤书画甄别不爽。曾从余先奉常公（王时敏）及退谷（孙承泽）、倦圃（曹溶）诸先辈游处…………子敏雅有嗜古癖，得古人真迹断墨残楮，追其神，补其迹，因游艺苑间，遂推海内第一。游迹所至輒倾动其公卿，若孙退谷、梁真定诸前辈更相引重，共数晨夕者有年矣，子敏因是愈得穷览古今之名迹，笔墨之高下……所谓“追其神，补其迹”当指吴升的书画装裱修补功夫。看来在康熙年间，装裱工匠出身的书画商人不唯张黄美、王际之，吴升亦是。然而，宋荦笔下的“海内第一”到了卞永誉那儿却是“万不及顾姓”，这难免有点讽刺。而且徐乾学在信札中恭卑如此，卞永誉此言恐怕不虚也。想来，吴升、张黄美之辈毕竟都是行商，一人身兼多职，难免力不从心，无法保障装裱的水准。而“憩闲堂”作为百年老店，自然另有名家分担装潢之事；此类名家多半不对外接单，而是由“憩闲堂”专门安排工作；尤其是郡城名手顾氏，与顾维岳同郡同姓，未必巧合，很可能两人之间存在亲戚关系，而不仅仅是生意伙伴。所以徐乾学有“幸高明指示何人精裱”之说。而《睢阳五老图》谋付装潢，也是洞庭人托顾维岳办理的。当然，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名家装潢的费用十分昂贵：朱懋修用十六金购回《睢阳五老图》，支付给郡城名手顾氏的装潢费另有十金之多。关于书画装潢，《装馀偶记》中有一句话亦不可忽之，文曰：……（沈周《庐山高》）真伪有二幅，最难辨。近为吾友吴子装，将原本割破一角，以别真赝……沈周《庐山高》为《大观录》刊录，此处的“吴子”很可能就是吴升。若假设不误，则可解释《装馀偶记》与《大观录》的相合之处。毕竟他们同时在苏州做书画买卖，经眼略同不足为奇。说完顾维岳与吴升的“同”，再说说他们的“异”。“异”不是指装裱水平或鉴赏能力，而是社会地位。虽然都是书画商人，但顾维岳的身份明显高于吴升。前文提到藏于范仲淹祠堂的《伯夷颂》卷，有高士奇的一则题跋，跋文写道：……康熙庚辰三月廿有六日，舟至中吴，拟拜公祠下，天雨未果。晓过芝兰堂，请观墨本，展阅再四，想见公之丰神，其源流、赞颂，宋元以来众君子言之详矣。士奇后学无文，何敢多述，谨附名卷末，诚为厚幸。钱塘高士奇拜书。芝兰堂为余同年友秋涛读书处，其叔子能濂、孙舆校在家应接，足慰故人之思。是日同观者，顾上舍崧暨余从子不骞。并记之。士学工商农，高士奇不以商人目之，而称“顾上舍”，说明顾维岳是读书之人。关于“读书”这点，王澍《奉寿维岳顾先生序》写得更为详细，其文曰：……先生为吴中望族，其佰中俱以文章名世，而先生尤英敏，读书目数行下，胸中包罗经史，蕴藉丘索，即书有未经，无不搜罗钞阅，矻矻不少猒，故彂为诗文类，能纵词原，披翰薮，所谓百家腾跃终入寰内者也。……原来顾维岳如此究心文献，难怪传世《全唐诗稿本》、仇远《杂著》均与之有关，尤其是后者，均抄录自书画题跋。《装馀偶记》也有不少明显的究心文献之处，比如以全书七分之一的篇幅详录《宋伯夷颂卷》和《宋睢阳五老图册》题跋，这绝非通常鉴定家或者装潢家的路数。更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伯夷颂》是由两江制使范承勋令南京工匠装潢而成，并非在苏州装裱。因此，《装馀偶记》更可能出自顾维岳之手，而非郡城名手顾氏。关于顾维岳出自“吴中望族”，可参见顾复《平生壮观》卷六“惠崇”条，文云：……三十年前，（于）褒甫子子重为通家世好，持《江南春》卷质诸季弟(顾维岳)者六年，后为胶东张仙三购去，不数年，又去仙三矣……褒甫即于玉立，为明代东林党中坚；两家既有“通家世好”，说明顾维岳一族必有明末为官的先人。顺治十六年，郑成功与张煌言联师北伐，江南一带颇有相应。顾维岳之父顾隐亮虽非仕宦中人，但与南明小朝廷亦有关系，似曾捐款助军。然而北伐惨败，江南遗民颇遭荼毒。计六奇《明季南略》载清初著名的“通海案”，称:“金坛因海寇一案，屠戮灭门，流徙遣戍，不止千余人。”大约，此案波及于褒甫后人。王澍称“（顾维岳）为人敦友睦族，每通缓急以济贫乏”，而顾维岳的外甥何义门称其早年救济贫乏，虽损产而不辞，故有“褒甫子子重持《江南春》卷质诸季弟”之事。总之顾维岳出身大族，又颇有侠风，难怪徐乾学不以商人目之，而泰兴季振宜也引顾维岳为莫逆之交。三清初有“南画北渡”之说，指书画名迹从江南旧士族流向北方新贵。《清晖阁赠贻尺牍》有《王时敏行书致王翚札》云：……清河君（张先三）遣人来问关仝真迹、大年《湖庄清夏图》，云“不惜重购”。弟未忍轻弃，婉言辞之。但此迹藏之甚密，外人何以闻知。穷子渐成孤露，惟此衣钵，永以为宝。……北方新贵多为清朝二臣，张先三之父张若麒就是典型代表。《装馀偶记》录有《江南春》卷的“辛酉重九前一日先三老人”题记一则，曰：余再过江南得此帧于王奉常烟客。来札云：此先人精意所注，爱之不啻脑髓。先翁海内精鉴，可谓得所归矣。然侯门一入萧郎，路人分袂掩泣，情景仿佛过之。其珍重如此。余每当风日晴好，一再披对，辄怡然永日，不知身之在尘世也。淳其宝藏之。按，王时敏于辛酉前一年去世，张氏追记而已。而《装馀偶记》所记，则又在张先三散出书画之后。惠崇《江南春》卷在清初颇负盛名，但著录者寥寥，仅《装馀偶记》和《平生壮观》有之，岂是偶然。顾氏昆季必是来往经手之人。康熙中期之后，二臣势力削弱殆尽，他们搜集的不少书画又渐渐回到南方。顾维岳先是成为徐乾学的掌眼人，之后又为高士奇搜罗书画。高士奇跋李公麟《蜀川图卷》， 有云:……(丁丑)十月， 过吴阊， 顾维岳相见曰: 今夏游刊江， 得《蜀江图》前题后跋， 为君购之， 留以相待。不觉欣然请观。董文敏二跋在焉。戊寅春， 连装于后。……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朱秀野轩图》，亦为《装馀偶记》所载，卷末隔水处有高士奇题记，记曰：康熙三十年十一月江村草堂购于顾维岳，用银三十四两。近年古迹日少，此卷百金不可得矣，子孙守之。则又是顾维岳与《装馀偶记》关系的明证。与高士奇交往之时，顾维岳似已接掌“憩闲堂”。而在此前，他主要是协助长兄顾复打理家族生意。证之《平生壮观》，《装馀偶记》所载十中七八。刘献廷《广阳杂记》称：张岫民之《丁卯编》，乃纪是年所见之古人书画名迹也。书则论其笔法，画则列其图状，凡宋、元、明名人题跋诗歌，悉载于后，而殿之以顾维岳之品目次第，前后附之以诗，奇书也。晋王右军《气力帖》卷一，晋王右军《二谢帖》卷二，褚河南《临黄素本兰亭序》卷三，唐碑宋拓《化度碑》卷四，唐周昉《春宵秘戏图》卷五，宋林和靖《诗帖》卷六，米敷文、司马端衡合璧卷七，赵彝斋《花卉》卷八，赵松雪《饮马图》卷九，赵文敏蕙石管仲姬《竹枝合璧》卷十，梅花道人水墨山水大轴十一，梅道人《风竹》长幅十二，元释雪窗《兰蕙》卷十三，元胡廷晖山水小长幅十四，曹云西《贞松白雪轩图》卷十五，沈石田《夜雨止宿图》轴十六，沈石田《设色自寿图》轴十七，唐子畏《折枝墨梅》长幅十八，仇实父《青绿采芝图》轴十九，无名氏《独舞翠盘图》二十，籀史二十一，太原所藏书画归南中者目二十二，书籍目二十三，共为一册。盖是年枝安顾维岳延岫民于家校订经史时，出其所藏，共为欣赏焉。维岳吴中第一收藏家，故所见之博如此。《丁卯编》并非诗文著述，而是“憩闲堂”的广告；这本奇书由顾维岳策划，体例颇为超前，可称今日拍卖图录的祖师爷。据《平生壮观》所载，王羲之《气力帖》“在我家时，勾稜廓而未填墨者二分许，予为手填之”，《二谢帖》“南唐摩本，不甚古”；褚遂良《临兰亭序》“白麻薄纸似有油意，不积包浆……兰亭诸本，无不以诸摹呼之，惟此本瘦而妍，爰得河南遗意。米跋墨光熠熠，较黄素上跋字更胜，本身纸墨不古”。虽婉转其词，但其意甚明。当日买家若见此，不知当作何感想？难怪《平生壮观》始终未能刊刻。 按，褚遂良《临兰亭序》亦见于《装馀偶记》，不仅详录款题，且有朱笔题记称“此卷即陈缉熙所摹而用真跋，以欺世盗名者也”。《装馀偶记》卷三“郭忠恕《摹王摩诘辋川图》”条，也有一处朱笔题记，有“画赝跋真。此余二十年前所见，近在津门得见，乃知画伪”云云。以此度彼，顾维岳记录褚遂良《临兰亭序》款题的时间较早，其后目力精进、知为所愚，所以补记之笔恨恨然。但惜《丁卯编》已佚，无法确证此事。又，“郭忠恕《摹王摩诘辋川图》”条朱笔所题“津门”二字或与清代大收藏家安岐有关。康熙末年，安氏大搜书画，得顾维岳助力甚多，《墨缘汇观》屡有提及。如“明陆治《松壑闲居图》”条，记道：……忆甲午岁(康熙53年)十二月，余在吴门，时久雪初霁，顾维岳从玉峰携来，与王石谷同观于吴江舟次。……《墨缘汇观》“《定武五字损本兰亭卷》”条末又云：相传维扬徽友藏有文敏十三跋定武禊帖，吴门顾维岳曾见之，云是俞紫芝所临。今见此本，其语诚然。维岳苏州人，精鉴赏，弱冠与王圆照、恽正叔、王石谷辈游，季沧苇、高詹事、宋商丘、王司农诸公皆重之，至耄年与王石谷相继而逝。彼时精于鉴别者，有“都门王济之，江南顾维岳”之称。此“赵文敏十三跋定武禊帖”，亦见于《装馀偶记》卷六。安岐的这则顾维岳小传颇为精要，其中提到宋荦尤可注意。《装馀偶记》著录的梁清标、宋荦书画，绝大部分是由两人递藏。大概，顾维岳在受宋荦之邀鉴赏时笔录的吧。关于顾维岳经眼的名迹，何义门《憩闲堂八十寿讌诗序》略及之，文曰：……（憩闲堂主人舅氏维岳先生）偶谈及法书名画壮盛曾一过目者，题识之多或至一、二十人。诵其文辞，举其爵里，不少遗忘。虽听张茂先之谭史汉目、虞伯施为行秘书，无以逾之。精强少年不敢望焉……这篇诗序颇长，但提到书画仅此一处，而且未及顾维岳诗文著述方面的建树，这恐怕不是漏记。因为，楷、行混杂，笔墨不一的《装馀偶记》很可能出自顾维岳数十年所积累、随见随录的工作簿记，而非有意传世的著作。不过顾维岳的书画鉴定自有传人。安岐《墨源汇观》 “唐五代北南宋集册”条，有绪论一则，文曰：历朝团方画册，凡余所见五百余帧，于南北所收精美者，不下二百余幅，其中山水、人物、界画、花果、鸟兽俱备，无不臻妙。内以为笔墨超轶，布景精奇，气韵鲜美，绢素完洁者，选有一百四十幅，大都南宋为多，无款者，即有唐人五代之称，亦多宋人临仿，前人因其笔墨高妙，近于某手，故为题之。若必其一一为的笔，将谁欺乎？且幅页繁多，不能尽录，复择其众美之尤者，稍为记载，今录于后。而《装馀随笔》卷六“宋元画册二十页”条前则有：圆扇本俱多，南宋以前纨扇绝少。今凡册中标为唐人、目为五代北宋，皆以笔高古、依稀借名者俱有诸。然标南宋者，确有无疑者，故后册亦然。故记于此。要言不烦，似更老辣。安岐的师承所在清晰可辨。而《墨源汇观》列举的历代册页、碑帖名迹与《装馀偶记》所记也多有相合。当时安岐未及而立，而顾维岳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想来老辈爱才，见猎心喜，必然倾囊相授。关于顾维岳其人，康熙以来的方志均不载，大概其外甥获罪雍正有关。道光年间的苏州收藏家谢希曾跋《元名贤真迹》帖，尚有“缪氏文子善鉴赏，为顾维岳后一人”云云，与缪荃孙“必是康熙朝人而略前于文子者”一语恰可印证，可谓至巧。其实，咸丰、同治之后，顾维岳其人已近湮没，其事知者日稀。今略加勾稽，以广其名。顾维岳传世手迹仅见《全唐诗稿本》题记一种。取之与《装馀偶记》对校，字迹在似与不似之间。或《装馀偶记》并非稿本，而是抄本欤？疑莫能明，尚待方家指点。（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