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率0.84(中国的生育率吓到世界)

中国可能不再是人口第一大国了！生育率水平超低！

不管各方面人口统计的分歧有多大，确定事实是：中国生育率已属于超低水平。

现在看来，过去长期盛行的“中国人爱生孩子”论，乃是错误认识。东亚地区不爱生孩子，和当地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

某些地方即使一时落后，有人也意味着有希望。认识人口危局，早做政策调整，是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大事。

来源 | 功夫财经（ID：kongfuf）

作者 | 陈兴杰

2019年1月3日，社科院人口所与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报告指出，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6，人口负增长将提前至2027年出现。相比此前预测的2030年，提前三年。

考虑到印度的人口基数已和中国相差无几，其人口增长率远高于中国。中国可能已经让出“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

中国生育率已属于超低水平

很多人可能会被吓到。过去长期的观念熏陶，华人信奉“多子多福”生育文化，中国以“人口第一大国”立足于世，“人口过多”似乎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现在居然面临人口总量减少的现象，并且要被印度反超，这多少让人难以接受。

可对关注人口话题的人来说，这样的结论并不令人惊讶。甚至可以说，这是早已写好的大趋势。更有学者指出，社科院报告还是低估了中国的人口危局。

长期以来，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数据，都在显示中国妇女有较强烈的生育意愿，一旦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将出现人口暴涨的现象。这种提醒在2015年放开二胎时达到高峰。

当时国家卫计委预测，“二胎效应”将使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达到2261万人的高峰。国家卫计委官员马旭甚至表示，全面放开二胎，“预测一年增长1000多万人口，压力还是很大的。”

实际结果呢？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上一年中国新生人口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远低于卫计委2261万的预测，比2016年还少63万。这已经是二胎政策刺激下的结果。

被阻塞的生育意愿“泄洪”后，出生人口还将持续减少，2018年将不足1400万人。

中国70后一代人普遍有兄弟姐妹，他们自身的生育意愿也较为强烈，可残酷的现实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很快就生不了了。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处于生育高峰期的90后一代，连同他们之后的新世纪一代人，虽然处在最佳生育年龄，可一个个生育意愿却普遍低下。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1.3，不仅低于卫计委的预测，同样低于此次社科院报告“总和生育率为1.6”的结论。人口学者易富贤和北大教授苏剑的研究则显示，中国生育率已低至1.05。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即平均每个家庭生育2.1个子女，才能保持正常的人口世代更替。

不管各方面人口统计的分歧有多大，确定的事实是：中国生育率已经属于超低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5），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美国1.8，法国1.92），甚至可能已经低于日本（1.3）。

即便是1.4到1.5的生育率水平，每一代人也要减少25%。这个惊人的衰减，从另外一组数据也能看出：现在80后总人口数2.28亿，90后1.74亿，00后1.26亿，不到一代人时间，年轻人数量减少45%。

现在看来，过去长期盛行的“中国人爱生孩子”论，乃是错误认识。中国人的教育传统十分悠久，父辈视培养后代“出人头地”为天职。“精养”模式使得教育投入极大，养育成本极高，生育率自然而然会下降。

人口史学家发现，明清时期的江南富庶地区，诗书礼教盛行，一般家长都会供养孩子读书。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增长率自然放缓。放眼世界，生育率比中国内地还要低的只有澳门、香港、新加坡和韩国这几个经济体。东亚地区的人民不爱生孩子，和当地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

有人，意味着有希望

中国人口总量减少的背后，是严峻的人口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谈论经济问题的最大背景。

1. 养老是个大问题。

首要的问题就是养老。中国现行养老金体系，基本模式是“现收现付”，即当代老年人的养老金源于同时代缴费者的资金。

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国出现建国之后第一拨婴儿潮，现在这批人步入退休年龄，他们由现在的年轻人在养老。经济在发展，年富力强的70后和80后一代人数量足够多，养老金尚有不足风险。

再过几十年，70后和80后一代人退休，那时将是史无前例的退休高峰。年轻人的数量已呈断崖式下跌，将来他们得缴纳多高比例的养老金，才养得起数量远比他们多得多的老年人呢？年轻人缴纳高昂的养老金之后，等到他们退休，到时候能有多少人缴纳社保养他们呢？

中国的人口结构异常清晰地写在图表上。这是真正的“灰犀牛”，容不得回避。这个矛盾不解决，养老体系会出现大问题。

养老金体系面临问题，民间私人养老的状况也不容乐观。80后以降的一代人普遍为独生子女，未来几十年，中国“倒金字塔”的家庭格局会令下一代倍感沉重。有些人做着“以房养老”的打算，以为家有两套房，养老不发愁。这种设想没有普遍性，也低估了养老的难度。

养老的几大难题在于医疗、看护、陪伴，以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在少子化时代，“夫妻养四老”将成主流，沉重的负担会令许多家庭难以为继。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只能选择公共养老。

而公共养老是吃大锅饭，既缺乏效率，又难以控制成本。“政府养老”还会鼓励年轻人不结婚，不生育，不进取。1990年代以后，日本步入老龄化，年轻人丧失进取力，两者之间高度相关。中国要警惕出现这样的大势。

此外，进入老龄化时代，年轻人还将面临老人掌握社会主要资源的现实。他们一方面要为自己谋生计，另一方面还要给“老年经济”输血，这让人心力交瘁，憎老厌老的问题会随之产生。

2. 大量乡镇会因人口流失而萧条。

年轻人压力沉重，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受阻，这只是人口骤降带来经济问题的一个体现，现实中还有更多“麻烦”。

比方说，中国有规模众多的中小学校建于1980至1990年代，当时建设标准是适应最后一拨人口潮。短短几年后，年轻人数量迅速减少，大量学校合并裁撤，新建不久的校舍即告荒废。突然来临的人口断崖带来了大量浪费。

而且，浪费的除了学校，还包括医院、工厂、体育场、道路等公共设施。这种情形直至今天还在持续，无论政府规划的高铁网，企业家的生产安排，都将面临人口变局下的错位。

未来的中国，人口高度集中、资源分布陡峭的趋势也将愈演愈烈，内地许多乡镇的人口流失将愈演愈烈，直至走向萧条。这无疑是对国土资源的极大浪费。

当整个国家的人口总量不再增加，大城市扩张的速度也会放缓，“抢人”变成大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也许到那时候，地方政府会陆续出台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

3. 市场广阔就意味着希望。

人口是发展经济最主要的因素。某些地方即使一时落后，有人也意味着有希望，只要政策调整，其他发展条件有所改善，众多人口就会带来格外繁荣。对国家来说，道理同样如此。

一个国家人口众多，便意味着市场广阔。无需通关清障，中国的国内市场就比整个欧洲市场还要大，这种禀赋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广阔的市场有利于经济发展，品类丰富的产业林得以建立，分工协作的产业链得以延长。

外资都喜欢大市场，本国企业家创业，也更容易获得成功。创业者先在本国做大，更有能力到国际市场竞争——这些都是人口大国的好处。中国人口总量减少，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

国家竞争中，人口规模作为基本盘，是最被优先考虑的因素。从绝对数量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大国。从人口密度、增长率、出生率等各项指标看，中国人口不算多，更不算强。少子化和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杀手。认识人口危局，早做政策调整，是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大事。

23年我国生育率创新低，高压社会中，谁能承担女性可怕生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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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5。

这个数字的含义或许需要我们在对比中发现：

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人口生育率东亚最低的日本，生育率也始终维持在1.3到1.4之间。

在2022年度我国的平均生育率为1.06，其中上海和东北的生育率只有0.7。

超低生育率将成为我国在今后和未来一个阶段所面临的最大人口风险。

同时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低出生率和人口负增长的危机阶段。

根据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分析指出：

人口变量通常具有恒定性并呈现不可逆的趋势，低生育率所带来的人口下行也具备一定的惯性。

尽管自2016年二胎人口政策放开开始，全社会都在呼吁并出台了一系列立法政策来回升这一岌岌可危的生育率，但收效甚微。

毕竟在低生育率时代的背景下，想要让政策落地并有效施行重要因素之一：

促进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女性的剩余成本。

别再让生育权和生育机会成为针对于女性的“生育惩罚”。

当我们说到“生育成本”：

通常指的是女性从怀孕到分娩的成本，以及对于子女的养育和教育成本。

但事实上，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之下，女性如果选择生育，会承担更多的隐性成本。

在我国的传统习俗当中，女性仍然作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面临着照料子女、平衡工作、兼顾家庭的巨大压力。

此外，在女性承担了生育职能之后，通常面临很多难题。

在职场中都会面临工资下降、原有岗位丢失、被迫离职、工作调整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困境。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似乎生孩子这个选项，对于女性的人生来说，除了在精神层面满足了母性的需求，在任何一个个人发展的维度上都是受损的。

那么如此巨大的生育成本，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

在韩国家庭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当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具象化地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在生育之后，明明是承担了社会职能，却在职场当中备受歧视的根本原因。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自从成为全职主妇之后，金智英最深刻的领悟就在于，人们对于“贤惠”、“持家”是有着双重定义的。

有些时候他们表扬你在做一件‘养活一家老小’的事，把你捧得高高在上。

却不会用金钱来换算这件事，因为一旦为其明码标价，那么势必要有人支付。

而在大多数时候，她们被视为‘整天在家待着没事做’的游手好闲之流。

充满着贬义与歧视，蒙住双眼不去看你付出了什么。”

由此在家庭心理学领域，衍生了“生育惩罚”这个概念，同时又被称为“生育代价”。

具体指的是在劳动力市场当中，女性由于生育而对其自身的职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

据统计，女性在生育之后的平均薪酬相比于男性将会下降30%。

在此种情形之下，选择生育无异于是一种壮举，通过自断前程的代价延续下一代。

当我们说，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当中，是不保护弱者的。

在大众的群体印象当中，似乎成为需要被政策倾斜保护、被企业通过人为调控达成一个动态平衡状态的人是可耻的。

因此当前无论是在社会的哪个方面，竞争都是如此激烈，因为人人都惧怕成为弱者。

而生育作为一个明显减损和削弱女性社会价值的选择。

只有社会主动站出来为生育的成本分担。

为选择生育的个人和家庭提供补贴，才能为提高生育率开启可能性。

横向对比之下，早在生育危机之前，国外针对失独父母、单亲家庭、怀孕的女性甚至是动物早就制定了相应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

尽管这些政策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提高生育率，但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部分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客观上拉动了生育率的增长。

解铃还须系铃人，在低生育率时代的背景之下，女性的生育成本不应该成为个人身上背负的大山。

毕竟一个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前也只是一个普通女人而已。

为女性减负，让生育成为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双赢的选择。

需要来自社会和家庭更多的支持，也是社会和家庭分担女性育儿压力的应有之义。

- The End -

作者 | 孙荣

编辑 | 不下雨

参考资料：Bruk, A., Scholl, S. G., & Bless, H. (2018). Beautiful mess effect: Self–other differences in evaluation of showing vulner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5(2), 192-205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韩国总和生育率连续两年全球垫底

中新网4月15日电 据韩媒报道，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14日发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况报告》显示，韩国总和生育率为1.1，在198个国家中排名第198，连续两年倒数第一名。

根据报告，韩国总人口中0～14岁比重为12.3%，与日本并列最末。随着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放缓。2015至2020年韩国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2%，远低于1.1%的世界平均水平。

资料图：韩国京畿道河南市，公园中的粉黛乱子草进入盛开期，吸引游客拍照游玩。

与此相比，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16.6%，较去年的15.8%提高0.8个百分点，在198个国家中第42高。

此外，韩国女性预期寿命为86岁，男性为80岁，分列世界第4和第19。

另据此前韩国统计厅2月24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韩国新生儿数仅为27.24万人，创下历史最低值，同比下降10%。但去年死亡人口数却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0.51万人、同比增长3.4%。这意味着，去年韩国人口数净减少约3.3万人。这是自197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韩国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

韩国总和生育率逐年下降，且总和生育率已连续三年低于1。数据显示，2018年和2019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98和0.92，202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0.84，再创历史新低。

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地区女性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数。总和生育率跌至1以下，意味着育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低于1名。

来源：中国新闻网

21深度丨中国人口悬念：2020年总和生育率1.3，生育水平下行趋势恐难逆转

2020年，我国人口生育情况如何？

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炉，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这一增长速度，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并没有出现大幅下跌。但是从2020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的人口生育率已经较低。

“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5月11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调查情况来看，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

“这就意味着从生育意愿上看，妇女愿意生1.8个孩子，但是实际上只生育了1.3个，中间有0.5个生育意愿还没有很好释放出来。如果我们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解除育龄人群的生育顾虑，那么这部分生育意愿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释放。”他表示。

总和生育率仅1.3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间，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虽然我们最近一直在谈生育率下滑，但过去10年中，2017年之前我国的生育率是往上走的，真正的生育率下滑是从2018年开始的。所以整体来看，我国过去10年的人口增速并没有明显下降。

“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在过去10年中，进行了生育政策调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放开，这起到了一定减缓人口增速下滑的作用。”她表示。

但是，2020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的数量下滑明显。

宁吉喆在发布会上指出，七人普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

董玉整指出，2019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有1465万人，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的生育数量在进一步下跌，目前这一持续下跌的局面已经很难扭转了。

此外，宁吉喆指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我们应当认识到，低生育水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他表示。

而根据人口学理论，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上持平。董玉整指出，总体来看，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已经达不到这个水平了，总和生育率下降且不可逆转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同一难题”。

比如，日本14岁及以下儿童人口现为1493万人，创下195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纪录，已经连续第40年下降。美国的出生率已经连续6年下降。2020年出生了360.5万新生儿，为1979年以来的最少出生数；全国已有25个州的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出现人口负增长的现象。韩国、俄罗斯人口都在负增长。

宁吉喆指出，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生育下行趋势能扭转吗？

不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正因为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和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差别，因此，完善和优化生育政策就具有了现实性和必要性，及时调整生育政策就会起到一定的实际效果。”董玉整表示。

他指出，整体来看，1.3已经是一个比较低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面对这一局面，我们需要客观的对待。

首先，这是全球的大趋势，不可扭转，要坦然接受这个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被动等待，必须要积极作为、尽力而为。我们已经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国家整体和长久发展的重大战略，明确提出要花大力气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国家明确提出要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优化生育政策，建立健全促进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增强家庭发展能力，稳定和提升生育意愿，努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那么，具体要怎么做？

董玉整指出，首先，0-3岁婴幼儿的托幼服务不完善，没有很好地把父母的时间精力从养育孩子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其次，养育孩子的成本很高，住房等生活成本也很高，如果国家能够给予一定补助和减免，可以减轻父母的部分经济压力，把父母从沉重的经济压力下解放出来。

此外，他认为在就业方面，要协调好女性就业、事业发展与生育之间的关系，不要因为女性生养孩子就导致就业歧视，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就业歧视，要把女性从就业压力、事业提升压力中解放出来。

“如果这三个方面都能够有所改善，都有实质性的进步，把父母从时间精力、经济负担、就业发展等方面解放出来，对于增强生育意愿，当然会有积极意义。”董玉整说。

尽管提供有利于生育的政策有望改善生育率，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几乎所有人口专家都认为，生育率整体下行的趋势很难扭转，在这背后，不断降低的育龄妇女数量、城市化进程、流动人口增加、单身人口增长等，都是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以流动人口的数据来看，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

杨舸指出，对于流动人口数据，从此前统计局公布的千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来看，2015年之后，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出现拐点，有下滑的趋势，但是这一数据被人口普查数据所改变，人口普查统计出来的流动人口数据高达3.7亿，较此前高出超过1亿人。

如何应对“单身时代”？

而流动人口增长，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单人户”的增长。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人；集体户2853万户，集体户人口为11897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

杨舸表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一方面是因为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减少，但这一因素的影响占比还不是特别大，更重要的因素是“单人户”数量的增长。现在，人们在推迟结婚和生育，同时很多年轻人离开原来的家庭独自生活。加之流动人口增长也非常快，这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外地工作和生活，这时候他如果不结婚或者没有生育，家庭规模也会出现减少。因此单身人口家庭的增长，导致家庭户的规模下降幅度较大。

“我国家庭户平均人口下跌至2.62，我认为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现在结婚的人数在下降，其次是很多人即使结婚也选择不生育。选择‘丁克’的家庭，很多是不想生、不敢生也不能生。”广东省婚姻家庭建设协会秘书长、红树林心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级别心理咨询师叶英扬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造成这一局面的，一方面是由于生活压力在增长，不少地方的结婚成本很高，加上婚姻除了意味着两个人在一起之外，也意味着需要承担大家庭的责任。”

单身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将影响生育率，另一方面也将影响个人心理。

“单身时代对个人心理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首先，单身的人会获得很多自由，他们不需要照顾他人，只需要把自己照顾好。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人是一个群居的生物，需要经常和人在一起，如果长期一个人，需要处理和面对自身的孤独感。因此，我建议如果确实选择单身，首先要有日常照顾自己的能力，另外需要建立健康的兴趣爱好，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一个人可以单身，但有好朋友的陪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叶英扬表示。

除了低结婚率和生育率之外，空巢老人的增加，是“单身时代”的另外一个特征。

叶英扬认为，我国进入一个老年社会，空巢老人数量增长很快，这不仅仅需要个人和家庭，更需要社会和政府的支持。以广州民政为例，正在大力推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企业一起参与其中。

杨舸认为，老人们在成年子女离开家之后独自或者夫妻两人一块生活，这样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多对空巢老人的政策支持以及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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