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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偏向与媒体偏向的双重奏：东北亚共同体内民众建构彼此国家形象的非理性倾向探究

——基于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考察

一般而言，国家形象“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留给本国公众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另一方面还可理解为其他国家公众对本国总体特征和属性的感知”[1]。前者立足自我本位，直接关系到本国公众的国家认同和归属感；后者则是他者本位的“他我形象”，即他国媒介、民众对特定国家的综合认知，直接影响着国际舆论对特定国家的整体评价。从本质上讲，国家形象属于哲学认识论范畴，是民众的主观或直接（如出国考察、旅游）或经由官方机构、媒体、民间组织、个人等渠道传递见之于客观的结果，具有系统性和多维性、动态性和相对稳定性、对内对外的差异性等特质。国家形象的这种本质规定性就决定了民众在建构他国形象时无论在内容还是渠道上都应该是多维度的，固定偏狭的线性思维方式则易产生妄断，难以对“他者”形成审慎与全面的科学化解读。

然而受地缘政治、领土争端以及二战遗留问题等影响，加之大众传媒“非黑即白”式的诱导宣传与报道，目前在东北亚共同体内民众感知与评价他国内在属性与外在行为时却出现了单调划一的“窄化”趋势，地缘政治与军事威胁似乎成为民众建构他国印象的唯一来源，集中表征为冲动的情绪宣泄取代理性的价值判断，将对彼此的认知紧紧围绕在本国政府和传播媒介制造的“政治共识”上面，以对他者某种领域的狭隘识见冠之于对他国形象的整体评价。尤其是最近两年，随着韩国逐步实现对“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与朝鲜半岛危机持续恶化，在东北亚地区民众认知机制的政治与媒体偏向更加白热化，国家形象建构活动在现实中日益陷入僵局。这种非理性趋势不仅严重威胁着本区域的和平稳定，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极其不利于“一带一路”的宏伟建设。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在对两国民众建构彼此国家形象的“政治”与“媒体”偏向进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为双方及东北亚共同体内的国家群打破认知困境、开展健康交流提供建设性意见。

一、地缘政治与民族主义：东北亚地区民众舆论的晴雨表

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本质上辖属于政治传播领域，旨在通过发挥大众传媒等载体的“镜像化”再造功能，在系统而规模地呈现本国客观状貌及动态表现的对象化活动中，实现国家影响力的延伸拓展以及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实际上天然地充斥着“政治逻辑”、“媒介逻辑”与“资本逻辑”的交织博弈，尤其对地缘政治国家来讲，这种多重“逻辑”共同嵌入的交互关系演绎得最为充分。

（一）“对抗型理念”的宰制：被群体极化的民族主义成为滋生和渲染非理性认知的温床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近现代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和实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和社会意义，它的基本目标是消除各种阻隔，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并在此后通过独特的民族特质、民族文化及大众运动来维护或增长本民族国家的权势、威望和内部凝聚力。通常情况下，民族主义有三种形态：情感、意识形态和运动。情感向度的民族主义往往体现为一种直观、朴素的民族情绪，即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忠诚、奉献；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指成员对本民族思想价值体系的系统构建和宣传动员；最后，作为运动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行动，即民众通过付诸具体的集体行动来实现本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的这三种形式是相互交融和紧密相联的。

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主义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是“一股潜在的但随时可以被唤醒和利用的巨大力量”[2]，它在反对民族歧视、争取民族自决权以及促进国家内外政策积极调整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进步和革命作用，但如果过度强调本民族利益与文化传统的殊别性，以对抗的姿态应对其他民族的多元文化和价值，民族主义也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尤其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网络传播的平等沟通、高度自由、匿名性及低准入门槛等特征又为民族主义思潮创建了一个理想的传播平台，当一些突发性的、含有与对象国（当事国）有关信息的负面事件发生时，传统的民族主义情绪、言论就会在互联网领域呈井喷式爆发、啸聚甚至被极化，国与国之间理性的形象塑造和传播活动受到严重干扰。

在东北亚地缘政治关系体中，民族主义对地区政治秩序的冲击非常激烈、跌宕。从地缘政治学来看，东北亚地区是指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蒙古、韩国、朝鲜和日本。由于多国势力的交汇，东北亚历来都是一个特殊而又敏感的地区，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冷战结束后，该地区局势虽然总体上趋于缓和，但热点问题并没有完全降温，诸如朝鲜半岛统一问题、日俄北方四岛问题、中日领土矛盾以及中韩与日本之间的历史宿怨等都严重制约着东北亚各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最近两年随着朝核危机加剧，韩美频繁举行军演以及部署“萨德”反导系统（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缩写：THAAD），东北亚局势发生颠覆性变化。

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历史矛盾与现实隐患的复杂纠葛既长期使该地区处于亚冷战状态，也为民族主义在各国的滋生提供了雄厚的土壤。当涉及领土、历史问题的重要事件发生时，基于强烈忧患意识的民族主义就会在国家间剧烈蔓延，语言暴力倾向明显且缺乏理性逻辑的情绪化言论充斥于互联网公共领域，导致民众对彼此的认知不可避免地走向极化。以中国和日本为例，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日本右翼势力在领土、海洋主权等问题上与中国搞对立，渲染“中国威胁论”，并在慰安妇、南京大等历史问题上含糊其辞，从未真诚向中国人民道歉，结果造成中日关系持续恶化。在执政当局的蛊惑宣传下，现在在日本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是日本未来的最大敌人。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6年的民调发现，受访的日本民众中绝大多数都担忧日本与中国将因为领土冲突而爆发战争，其中“非常担忧”和“有些担忧”两项指数的占比高达35%、45%，而且不少日本民众对于二战的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受访者中认为十年来日本已经“充分道歉”的比例逐年攀升，2016年达到了53%，另有17%的受访者竟认为日本“没必要道歉”。针对中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不退让，不少日本民众觉得这种做法很无趣。

在地缘政治统一体中，因领土争端、历史宿怨、军事威胁及大国兴衰而衍生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很多时候只是诱发民族主义情绪产生的外在条件，而从根本上左右一国民众对他国形象认知的因素则在于该国所秉持的国家理念及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所进行的国家建设实践，因为政治理念往往内含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国家政治价值观的合法象征与跨文化传播实践的隐形支配力。实践证明，任何国家的对外传播活动都是建基于一定的国家理念的，透过对外传播之“管”亦能窥探该国政治理念和国家利益之“豹”。因此，东北亚地区国家交往中的民间敌对状态事实上是与各自所奉行的国家理念分不开的。试以中日关系为例说明之。2006—2016的十年既使世人目睹了金融危机下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与政局的动荡不稳，也见证了日本对华政策的频繁调整及其给日本社会带来的乱象丛生。面对经济的持续衰退与中国的强势崛起，日本政府并未抓住时机，积极发挥比较优势以寻求互利共赢，却转而采取一种更加极端的消极态度，屡屡借用领土和历史问题制造事端以抗衡和压制中国的发展①，使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态势变得日益紧张。显然，从近年来日本政府炮制的挑衅举动来看，“对抗型理念”已经宰制了日本对华交往的主流政治生态。受这种理念的驾驭，中日之间“破冰”、“暖春”般的对话机制走向终结，邦交正常化式微，互不待见、缺乏理性的情绪化言论也越来越多地呈现于线上线下公共领域。②

（二）“大众理性”的被边缘化：民众认知游走于国际或政党合法性博弈的夹缝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哲学领域的重要范畴，意即正当性或正统性。政治合法性是指政府在获得民众出于义务而非恐惧的认可和拥护的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当性或合理性，它不仅影响着统治或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成员认为是符合道义和理性的，还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政治体系的持久性问题。现代政府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与要素非常广泛，主要路径有三种：程序合法性、绩效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在草根时代，人们对“国家”的本质及其统治的意义认识得更加清晰和理性，那种依靠传统权威或神圣理想而获得的被动式认同和机械式服从在社会化媒体打破政治资源垄断、受众知情权得到极大满足的传播时代越来越少见，民众往往从实用理性的视野出发将经济增长和道德表率作为衡量现代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指标。而且，此时政府的任何一个过错或失误都可能会招来群众的非议和抵触，在社会上引发病毒式传播，社会管理和政令举措也势必将陷入“传而不通”或“通而不畅”的困境，更为可怕的是原本意义上的小小“蚁穴”极有可能在群众接踵而至的抗议声潮中被指数级地放大，最终导致整个政治“大堤”的崩坍。因此在政治哲学家看来，政府拥有合法性比掌握使公民服从的权力还重要，治理国家者应该通过施行仁政、改善民生、重视法制和社会各项秩序的合理化建设等方式将裸的政治权力“润物无声”地转化为正当性的权威，“防患于细微”，这样才能不断巩固的合法性基础。

正因为政治合法性在根本上脱胎于社会成员的评价，映照着政府所持理念与民众政治价值的契合度，因此在以权力和利益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国际合法性的争夺历来都表现得最为激烈，因为一个遭遇合法性危机的是无法有效开展对内对外传播活动的，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威胁东北亚地区安全的诸多因素中，朝鲜半岛问题之所以成为最棘手的矛盾，主要还是归结于朝鲜与韩美之间的政治合法性斗争。在国际舞台上，韩美双方始终宣称朝鲜是流氓，是非法的，只有南韩才是统一朝鲜半岛的合法力量。因此，在朝鲜看来，只有发展核武器才能保障自身不被美韩颠覆。这种对国际合法性的争夺战直接造成了朝鲜与韩国双方互相丑化、抹黑的激烈情形。在国际关系中，民众的认知倾向主宰于国家利益的变动，因为很多时候民众对于世界政治是缺乏判断力的，“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只起着很小的作用”[3]。其实，“集体无意识现象”在国内政治生态中也同样存在，社会大众的感情和思想在群体暗示与传染机制的支配下亦会跟随政府或政党宣传而发生不同的转向。以日本与自民党双方支持者对华态度为例，自民党在日本现在是执政党，它主张走“”路线，对华采取强硬态度；而作为日本国内唯一一个能够与自民党相抗衡的最大在野党，在对华态度上较为温和保守，重视与中国搞好双边关系。两党在政治理念与对华政策上的这种分歧直接引发了双方支持者之间的态度对立。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调查发现，两党受访者在“非常不待见”（自民党为46%，为30%）、“日本没必要为二战道歉”（自民党为22%，为12%）、“中国不是民族主义国家”（自民党为72%，为87%）等态度指数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从表面看来，与自民党对华理念有冲突，但事实上两党依然都无一例外地把维护日本国家利益视为立党的根本使命，“温和路线”与“强硬态度”之争的实质是把如何对待中国问题作为抢夺合法统治权和话语权的筹码。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日本自民党与支持者对中国的感受与评价实际上是政党斗争的产物，其之于中国的好恶感并未以真实的接触或事实为依托，而不可避免地与他们所依附的政党保持一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理性逐渐被边缘化，民众认知越来越游走于政党政治合法性博弈的夹缝中。

二、大众传媒与刻板印象：制造同意的驱动器

虽然地缘关系、政治理念及思维方式等因素在具体的国家形象传播实践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构成了民众感知和评价“他者”的关键标尺，但这种文化和政治的解读并不意味着要贬低媒介在精神交往中的作用，恰恰相反很多时候主权国家型塑自身形象的无力或失败往往与目标国家大众传媒的有意抵制紧密相关。特别是当两国存在领土等利益冲突时，双方便极力发挥大众传媒的“拟态环境”建构功能，通过组织严谨、系统有序的“议程”扭曲与压制对方文化在本国的自由传播，这既印证了媒体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中立、戴着镣铐跳舞的必然性，也流露出民众对他国的认知其实是大众传媒跟进国家政治理念建构出来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被刻板化。

（一）“拟态环境”的再作业：民众对他国形象的现实感受日趋刻板化和情绪化。

按照沃尔特·李普曼的说法，统治者只有具备“制造共识”的能力才能实现对政治国家的领导与市民社会的管理，“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在新一代掌权者的政治生活中，劝服已然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与大众政府的常规器官”[4]。然而，在以媒介为物质和技术承载体的“景观社会”中任何共识的达成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力量发挥。今天，大众传播新技术极大地延伸了人类的能力，打破了“真实”和“虚假”的二元对立格局，日益增长的符号、媒介以及表达系统像空气一样“流通”在我们的周围，虽然它们只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存在于观念中的虚幻“影像”，但却对社会的渗透无孔不入，很多时候受众都自觉地根据大众传媒建构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对现实进行监测、认知，并以此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动。鉴于媒介创新之于社会变迁的巨大助推力及“同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现代政府组织都把深入理解媒体及公共关系机器的动作视为一项重大战略，并努力将这种理解转化为政治优势。

大众传媒与压力集团之间的互动联姻表明新闻生产总是根据一定的政治或商业的价值观进行的，表面上看来十分逼真的拟态环境其实并非原汁原味的现实，且多半只是现实环境的某些片断截取。在国际传播中，这种现象更是一种常态。试以日本媒体涉华报道为例。近年来在“对立思维”的裹挟下，日本媒体围绕争端、二战历史问题肆意设置了不少与事实明显不符的“议程”，如日本主流电视媒体NHK在《能否克服这种对立：因领土问题而动荡的日中、日韩关系》、《2013年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日本该如何》、《中国激动》等涉及中国的专题纪录片中有意报道日本政府宣布购买后在中国出现的反日游行活动及个别中国人的过激反日行为，并鼓噪“中国威胁论”，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减弱归结为中国的强势崛起，尤其在《中国激动》中还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放大和丑化。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日本民众本来就对中国比较敏感，媒体的这些鼓动式报道无疑又加重了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抵触和误解。据日本内阁政府2016年12月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报告，回答对中国“不抱亲近感”的受访者比例达80.5%，连续5年超过80%，虽然因为韩美“萨德”系统导致访日的中国游客剧增，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消极印象，这次报告基本吻合了美国皮尤研究机构2016年的全球态度调查结果——71%的日本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暴力国家，认为中国比较傲慢的比例达81%，而认为中国人“诚实”的比例只有12%。

虽然我们无法用数字精准地衡量大众传媒塑造的“拟态环境”之于民众的态度认知有何种程度的影响，但从日本媒体的议程设置及其民众对中国的成见可确信：媒体的报道与民众的感受之间具有相关性。一般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人们接触传播媒介的频率越大，其观点越接近媒介的观点，对现实的认识也越“媒介化”。在东北亚地缘政治关系链中，受国家利益制约，各国传媒在型塑他国形象、打造政治共识时往往嵌入着自身的政治价值与意识形态。因此民众对彼此国家的感受和看法大都是大众传媒跟进国家政治理念建构出的产物，在极其强大的宣传和教育机器所塑造的斑斓仿像面前，人们已经丧失了独立判断和决定的自主意识，最终在大众传媒传播的民族主义行动感召下走向理解的狂欢。在这种情绪化的社会场域中，个人的集体行动既不是靠理性也不是靠法律控制的，而是依靠作为刺激物的信息流控制着。

（二）交流的无奈：制约受众感知的文化差异因素遭到“刻板印象”的强力冲抵

在对外传播领域，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景象：相同的传播内容和行为施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效果却不一样。这表明因文化圈层不同而产生的文化观念差异也会影响民众的认知。例如在欧美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分野往往使民众对来自政府和官员的信息持有一种本能的怀疑，反而那些没有官方背景的独立媒体的声音更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同；而在东方国家，政府和主流媒体意味着正统、权威，在大众心目中具有较高的公信力，相反那些出自民间及非正式传播渠道的意见却常常被列入“小道消息”之流。由于这种文化差异的存在，由官方主导的、被传统权力话语模式建构的对外传播活动在西方社会容易受到质疑甚至曲解。

文化差异本是一种正常现象，只要我们在对外交往中注意正视与了解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传播隔阂与误读。然而可怕的是：受国家利益、地缘矛盾激发加之大众传媒铺天盖地的渲染、鼓噪，民众逐渐培养起了用过度简单和夸张手法来认知他国的“素养”，结果导致对他国传播内容的“误读”演变为刻板印象甚至是民族文化偏见。偏见貌似为认知主体提供了一条了解他国的便捷途径，实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唯心主义心理在作祟。目前，在东北亚地区的几组双边关系中，如中国与日本、日本与俄罗斯、韩国与日本、朝鲜与韩国及中国与韩国之间，因传统地缘及国家利益冲突，民众对彼此的认知普遍呈现出消极和刻板化的趋势，未目见耳闻信源国家之“事”却可“臆断”其有无甚至加诸价值判断，传统理性被挤占。

在东北亚地缘关系中，因抵触情绪和刻板成见的存在，很多时候即便在对方国家加大人力与物力投入力度，提高传播覆盖面，虽使信息到达了却没有进入，进入了却无法被当地民众接受，以致在对外传播中做了很多无用功，“交流的障碍”转化为“交流的无奈”。

三、结语和建议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建设不仅在维护区域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扮演着重大角色，也是决定全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力量。为改变东北亚地区民众认知受地缘冲突、大众传播等因素裹挟而出现的非理性偏向，笔者建议各国应合力创造对话情境与多维传播渠道，打破民众因过度依赖官方与媒体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信源窄口径”困境，努力减少刻板印象。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民间交流，淡化政治色彩

目前在东北亚地区，由国家级媒体主导的对外传播占支配地位，而非政府组织如商贸协会、科技协会以及民间渠道的对外交流却较少。事实上，在东北亚地区各国民众亲近感较低的舆论生态下，代表着官方政治价值的主流媒体在对方阵营型塑自身国家形象时，已经较难打开局面。因此利用双方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进行沟通包括企业合作、民间旅游、学术交流、互派留学生等，不仅能够形成政府、社会、个人为一体的良性传播主体架构，而且使对外传播更加“接地气”，有助于争取对方民众的信任。

（二）传播理性声音，注重网络舆情监管

在互联网和移动社交媒体成为“拟态环境”主导建构者的今天，被激进民族主义煽动的情绪化言论将核裂变式地在赛博空间扩散，并迅速转化成线下行动，干扰国家之间的经贸与文化交流。因此，在东北亚地区的国家间交流中，各国应注重网络舆情的监管，对社交平台上围绕地缘关系的非理性声音依法进行管理，切实推动该地区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

（三）尊重彼此的差异性文化诉求和话语表达惯习，排除传播误读

在东北亚共同体内，中、日、俄、韩等国家虽处于共同的文化圈层，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相通性，但“彼此间使用着几乎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有时使用的即使是同样的词语，其意涵也可能完全不同，所以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对牛弹琴、隔靴搔痒的情形”[5]。因此，为提高信息输出的针对性和到达率，各国不仅要加快对外传播人才队伍建设，还要尽力使用当地民众熟悉的话语，尊重他们的接受惯习，这样才能打造更大的意义共享空间和心理共鸣，不断化解既有的刻板印象，为推动区域和平与发展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

注释

①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重掌后，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加快，采取了一系列挑战世界正义与良知的危险行径，诸如修改宪法、重提价值观外交、解禁集体自卫权、抛出“侵略战争未定论”、参拜等。

②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全球态度调查报告，在2013-2016的四年时间里，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待见指数分别是90%、86%、81%、81%，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不待见指数分别是93%、91%、89%、86%。

作者简介：张铁云，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新闻界》杂志（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