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青子的结局(高青子的结局怎么样)

沈从文虎雏读后感

从《虎雏》看沈从文小与其说沈从文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抵触，毋宁说沈从文从来就不曾试图把文学和政治分离开来。

我愿意称他为最具悲悯情怀的文学家。

他没有鲁迅的犀利，一定要为国民开出一剂药方。

他更不会如郭沫若一般，诗歌口号化，戏剧宣传化，让创作深深打上政治意识形态的烙印。

他不喜任何一个策略，他就是要一心一意地用文学打造一个神庙出来，人人得以供奉美善。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用白话文学打开国民闭塞的心窗时，那启蒙和救亡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渗透其中，不可否认第一代文学巨匠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更是迫不及待地在思想上有所播种，他们对文学创作的耕耘仅仅限于投石问路。

那号称让现代文学开始并迅速走向成熟的鲁迅，一直遗憾自己没有创作出长篇小说，后半生陷入无穷尽的论战中，他的思想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片断状，太过于贴近现实而让他走上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变得不可能。

用鲁迅的太过实际来衬托沈从文我觉得似乎有某些道理可言。

沈从文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他目睹人民于水火并不比第一代文学巨匠少多少。

也许正是如此，他对任何政论的言说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而至于给所有的投掷去不信任的目光。

他只想着借文学的美和善来改造世道良心。

他对潜意识和人类欲望的探索只是他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不与当时的文学语境合拍是自然而然。

这也是他进入新中国面临转型却找不到新话语的苦恼所在。

他一生就是这样执著的认识世界。

所以他只好选择改行，从此失语。

文学史上的文学巨匠就这样被活着夭折。

我选择重读沈从文在于近日翻看《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有感。

沈从文颇让我感动的一点在于他的天真。

此天真绝非少童之天真，而是文学观念的朴质。

他把善恶泾渭分明的呈现。

我姑且称呼他表现城市文明的文学叫城市文学，表现乡土的文学叫作乡土文学吧。

这两者间的二元对立清晰可辨。

他一旦描写起少爷太太，似乎他们就是人性恶的一拨人，披着道貌岸然的衣服，做着伪君子的事情。

而一旦写起翠翠、三三等女孩子形象一如自然神垂青着的小灵兽。

而当我读到《虎雏》一文时，心里悠然生发出对沈从文的同情。

我无法对这篇做出文学史意义的鉴定，但我意识到，这里面充满着矛盾的对话意味。

故事的内容很简单，“我”作为读书人，一心想要把做军官的六弟身边的小兵培养成读书人。

他为这个年轻人付出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代价，而最终这个小兵还是伙同一个兵杀了人，逃往异地。

故事结构很简单，我和六弟是两个对立的阵营。

我和六弟显然代表着两种思想。

毫无疑问，我是文学救国论，从读书识字振兴文化来立人。

六弟则是当兵做官，安身立命。

六弟的阵营成员还包括一个王将军。

王将军的身份颇具意味，他和“我”曾为同学，而最终当上了军官，背弃了自己当初的梦想，有声势有地位。

王将军出现的使命就是劝说“我”让小兵回部队，好像自己是个活生生的榜样。

三多则扮演了一个犹大的角色。

他不仅诱拐小兵逍遥自在，更重要的在于小兵就是受了他的挑唆，伙同他杀了人，只能远走他乡。

“我”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到如此的结局，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无法理解自己的理智竟然被一个美丽的外表迷惑。

阅读小说的感受就是作者还是有一个预设，小兵的发展将不会如我所愿。

我设想的结局是小兵最终离开“我”，还是回了部队。

因为小说时时用六弟的嘴说明小兵内敛的外表下怀着颗诡异的心。

然而小兵令“我”满意的是对我无比顺从，学习刻苦努力，确实有立志做读书人来强国的愿望。

沈从文第一次让我感觉到没有那种天真的蛮横，对城市贵族一意孤行的平面化揭丑，和对乡土无比眷恋的赞颂。

在读者看来“我”和六弟两个阵营的斗争仿佛都有着平等的对话意识。

首先，“我”和六弟对小兵充满着喜爱，尽管两个人的信仰相距甚远，两个阵营的初衷却都是为了小兵的将来。

读者在阅读中只能看着情节怎么走下去，而不是聆听作者的声音，看这两方总有一方胜出。

其次，小兵外表俊美，长了一幅读书人的样子，是迷惑“我”的致命原因。

他内心有着一股蛮力。

尽管如此，还能背叛六弟，放下刀枪，师从“我”，实在是可塑之才。

这一点让“我”深深的感动。

这是沈从文颇为吊诡的一笔。

非不如此写不能表现我愿望失败之痛，也不能说明六弟愿望落空之诧异。

小兵的出路成了令人关心的问题。

他从令人充满希望到让人揪心，即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读者意料，然而作者也没有任何表态，他的开放性让我突然对沈从文感到陌生起来。

毫无疑问，沈从文该篇的对话性和鲁迅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不同，鲁迅的两篇只能看作是他的分身术，并且对于国民性和知识分子启蒙身份受到冲击的抑郁溢于言表，都是鲁迅的自说自话而已。

作品中构成张力而不能和读者构成对话性，因而我们在了解他孤独的同时，感受到的是知识分子责任难以坚守的悲哀，以及反抗绝望的毅然决然，对于这样的悲剧英雄我们深表同情。

而沈从文这篇的对话意识分明让我们看出了他的困惑。

他已经流露出一种茫然，那就是知识分子渴望获得改造国民的成就感，而事实上他不仅失败了，并且失败的没有一点儿挽回的余地。

他不能把握这种意外的结局，就像不能阻止厄运的发生。

那种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尽管是人性恶的折射，却让沈从文意识到了，启蒙失败不失败不光有着被启蒙者有吃掉启蒙者的危险性，更有着一种宿命的东西存在。

我认为看与被看，吃与被吃只是一种偶然的原因，是鲁迅发掘出的一种现实存在，而不能说明这是社会的普遍问题。

我想这也大概就是沈从文最终从欲望本身探讨人的存在的一个滥觞吧。

“我”对于自己天真的信赖小兵也表现出一定的自责，颇具反讽意味。

“因为我连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还为他那外表所迷惑，不能瞭解，怎么还好说懂这样那样。

至于一个野蛮的灵魂，装在一个美丽盒子里，在我故乡是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我还不大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那些山同水，使地方草木虫蛇皆非常厉害。

”这一段文章让我想到了法国关于环境决定人之性格的理论，从而影响他们文学创作的风格。

这一段是不是“我”试图解释小兵幡然变化的内在原因呢。

总之，这样一解释倒也显出“我”的愚钝。

“我的性格算是最无用的一种型，可是同你们大都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比较起来，你们已经就觉得我太粗糙了。

”这句话像是自我解嘲，倒是和隐含作者合二为一了。

《湘行散记》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湘行散记》和 《湘西》可以同小说 《边城》和 《长河》 互文理解，它们都是作者两次重返湘西所得。

迥异于小说“ 牧氛围”“乐观超越”，散文饱含沉甸甸的 责任意识——面对一种特殊的历史场域，追溯 神性生命的始终，透过表层的 血与泪，体验一份人生的庄严。

统摄到作者巨大悲悯情感下的书写与反省，是将尖锐的 与社会矛盾，融汇在人事的叙述中。

《沅陵的人》、《 沅水上游的几个县份》、《 桃源与沅州》等反思“文明”与“堕落”的复合关系，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沉醉在爱的憧憬里流露出对爱的毁灭性的隐忧，《虎雏再遇记》、 《箱子岩》感动于 原始生命的力量同时也流露了原始生命活力无从改造与转移的忧惧感。

由五四时期兴起的 中国现代散文，至30年代，创作多以小品形式为主。

收入《湘行散记》、《湘西》中的散文，既能各自成篇，又从总体上具有内在的整一性。

这种散文长卷的独创，发展了散文艺术的表现形式，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意义空间。

《湘行 书简》由一组信札集成，是《湘行散记》的 母本。

年，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匆匆赶回湘西。

行前，他与夫人 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报告沿途 所见所闻。

这组 书札，便是 践履这一约定的产物。

《湘行散记》便是根据这些书信积累的素材写成的。

从 《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材料到创作的极好范例。

那些记录了他们彼此思念的文字是作者性格和情绪的真实写照。

书简一方面拥有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散文作品所不具有的，可以由此洞悉作者当时的处境以及内心的矛盾苦闷；另一方面，在水火 刀兵 三灾六难中保存下来的书信，更是对历史以及作者所创作的小说、散文的一个有力佐证。

散文集。

沈从文作。

年出版。

收散文十一篇。

是年作者回故乡湘西时作的游记。

展现了湘西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劳动的悲惨生活和自发的抗争。

语言清丽，风格隽永，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

本书包括的散记有：一个戴 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桃源与沅州、鸭窠围的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箱子岩、五个军官与一个 煤矿工人、 老伴、虎雏再遇记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可以肯定，这是一套图书馆必藏、藏书人必备、文学爱好者必读的大型丛书。

求沈从文《长河》故事梗概。

杰作，可惜只完成第一卷，易使人想起断臂的维纳作者以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为背景，写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自然景物的明朗，小女儿性情的天真纯粹以及牧歌谐趣的点染，增加了生活的光亮。

但面对现实，更造成了作者和读者无法排解的隐忧。

作品形式的精美与情感的深致，使一切介绍均属多余。

内容提要：《长河》为沈从文名作，是作者一九三七年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之后有感而写的一篇随记。

是他继《边城》之后，关于湘西人物、风情的又一曲挽歌。

跟随作者叙述的目光，我们可以感受到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

作者简介：沈从文，沈从文（1902-1988），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

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

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

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

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

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

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求沈从文的<老实人>和<好管闲事的人>的读后感和内容简介

沈从文 1． 《鸭子》(小说部分) 2．《蜜柑》 3．《老实人》 4． 《入伍后》 5．《雨后及其他》 6．《山鬼》 7． 《十四夜间》 8．《篁君日记》 9．《好管闲事的人》 10．《龙朱》 11．《石子船》 12．《沈从文甲集》 13．《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14．《沈从文子集》 15．《虎雏》 16．《都市一妇人》 17．《凤子》 18．《一个母亲》 19．《月下小景》 20．《阿黑小集》 21．《如蕤集》 22．《游目集》 23．《边城》 24．《八骏图》 25．《新与旧》 26．《主妇集》 27．《长河》 28．《小砦及其它》 29．《新摘星录》 30．《芸庐纪事》 31．《雪晴》 32．《福生》 33．《在别一个国度里》 34．《采蕨》 35．《神巫之爱》 36．《旅店及其他》 37．《夫妇》 38．《鸭子》(散文部分) 39．《记胡也频》 40．《从文自传》 41．《湘行散记》 42．《湘西》 43．《法步集》 44．《非梦集

沈从文结过几次婚姻

一、张：情书里的爱情我行过许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

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

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

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

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

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

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

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

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

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

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

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

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

《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

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

”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那年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

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

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

但等门打开，站着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还是回避了他。

这个赤诚的乡下人惴惴地回去了。

幸好，热心人二姐给他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允。

”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补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是*史上第一封白话文电报，也是沈从文的爱情福音。

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

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

从此，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

沈从文是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他以对妻子之爱，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化境小说。

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如他的小说人物取名为龙朱与虎雏。

张兆和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

二、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我想，那是一个庇护在爱神与美神羽翼下的家。

沈从文为人忠实纯洁，又少与世结交，除了沉醉于小说世界，收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对妻子的爱，如月之皎皎，纵使渐渐归于平淡，却始终至深而唯一。

张兆和融为了沈氏温柔世界里静美生存的一员，直至沈去世。

”后来发现，这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情感世界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一个朋友指出一个事实：沈从文的生命中，隐约地划过好几次“偶然”的星子，并分明有过一段闪亮天际的婚外恋情!忙翻阅沈从文记录“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么创造了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了我》，惊讶地走进了沈氏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他对婚姻的审美疲劳与他的“婚外情感发炎史”。

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

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

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做梦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沈虎雏语)。

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

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

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

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

”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

”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

”“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后，已然有一个“偶然”的星子萦绕在沈从文的情感隐秘天空，让他陷入一种幻想。

甚至可以揣摩，《边城》里那个望着黄昏中的汩汩长河，怀着心事叹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为“翠翠”，是不是也与沈从文默想中的这个“偶然”名字相应——高青子。

青者，翠也。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凤凰同乡熊希龄家的客厅。

“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却出来个‘偶然’。

问问才知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

”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

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

高青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里的人物。

初次见面，就有很默契的谈资，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谈青岛的海与樱花。

于是，当两人告别时，高青子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时，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体验，刹那间，沈从文情感微妙，“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挂在了他的天空。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再遇，是一个月以后。

见面后，高青子说自己一个钟头以前还正看着沈从文写的故事《八骏图》，并为这个故事难过，“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说时眼中带点羞怯，与一点不便启齿的探询(在小说《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有了未婚妻瑷瑷，又在青岛海边被黄裙子姑娘吸引。

达士先生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而高青子未免把自己也想成了是那个“凑巧”)。

再次相遇的高青子，又以一种美的密语启开了沈从文的心扉。

那一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沈从文看着而心会，这衣着，显然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明投暗合，“‘偶然’穿的那件夹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在沈从文小说《第四》中，“我”与一个女子邂逅于车站并相爱，那女子，“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

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的内心。

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

此时，沈从文审视了自己的婚姻。

“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

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而环境中，到处是年青生命，到处是“偶然”，“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

“岁暮年末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有了一次电光火石的相对。

冬日阳光稀薄，寒风冷冽，房中的炉火照得人温暖而暧昧。

火光催生了一种叫爱情或情欲的菌，“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白费”。

两人为刹那间的交会感到惊喜。

这个在火炉旁理智决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后来被沈从文写进他的“”《看虹录》。

在小说中，沈从文释放出被压抑的热情，极写被冬日炉火煽动的男女情欲，细绘两人为彼此献出的身体。

这场肉体上的交往，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真实写照还是沈从文的笔下幻想?不得而知。

浪漫派幻想家沈从文，惯于在艺术世界里完成他在现实世界里未敢做的。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

”而因这篇《看虹录》，沈从文被郭沫若贴上了“桃色作家”的标签，解放前夕，沈从文被贴大字报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选择过自杀，这是后话。

沈从文的婚外恋终于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

彼时，张兆和正躺在医院产完子不久。

曾发誓过自己是易折的芦苇，被张兆和的风吹过就“永远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从文，却在妻子怀孕生子身心虚弱的时候，给了她一记重创。

张兆和一时难以接受沈从文的别恋，气愤之下，回到了苏州老家。

而执迷天真的沈从文，偏偏日日写信给张兆和，抒发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并坦白自己有“横溢的情感”，“天生血液里多铁质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个视生活如小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并极需情感抒发的文学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离开北京。

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

11月，张兆和携二子来昆明与沈从文团聚。

1939年5月，为躲避昆明空袭，沈一家搬到呈贡乡下。

就在此时，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

这条“偶然”的“虹霓”，落花随着流水，于乱世迁徙中，又挂在了云南的同一片天空中。

两人在一处共事，来往自然频繁亲密了，沈从文此时“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

沈从文后来把它称之为“情感发炎”，而联大校园内一时流言四起。

在本质上，沈从文是个温雅而优柔的人，幻想多于行动。

“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着你，收容你的幻想。

为的是你怕事，你于是名字叫做好人。

”那几年，张兆和在呈贡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并含辛茹苦操持家务。

而沈从文每周在西南联大上完课，急匆匆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回到呈贡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交游与创作一直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甚至，出于一种恋爱时即产生的惯性，她也一直在与沈从文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与空间。

《沈从文家书》那么篇幅浩繁，尺素情长，便也是这个原因。

在家庭与理智面前，在一个好太太和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面前，沈从文终于如一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

而那个“偶然”，思索及一个人应得的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然有了痛苦。

想来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终究是个人，并非沈幻想世界里的神，承担不起艺术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于是在梅花飘落的季节，给沈从文一个苦笑，带着一点悲伤，终结了这场情恋，到别的地方去了。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散文《云南看云》，当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三、两种对立的人格：生命之静美，内心之野马“沈从文是一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生命之静美，人世之温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静谧的文字里得到极致的阐释。

他构筑的湘西理想国里，自然与生命，人情与人性，都达到了一种消解了力量的纯美境界。

沈从文以其静的内心世界，缔造了静的人生，静的文学。

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内心世界与人性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我们惯于从边城的月梦如水，从天保、傩送们谦让的爱，从少女翠翠的静默秀丽，来给沈从文的生命贴上“静美”的标签;却忽略了这个在土匪出没于山林的凤凰出生、自小闹学逃课好玩耍、在行伍中目睹过血腥与暴力的湘西人，他的内心里，其实还有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自述：“谁也想象不到我的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的。

”他是水，也是火。

在《水云》中，沈便是设想了自己的两种对立人格在进行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对话。

这个湘西人——心情骄傲;性格孤僻。

受得住人的冷漠糟蹋;也载得起忘我的狂欢。

他写信给张兆和：“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

”但他又觉得那场爱情的体验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灵魂下压着一个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

他摘星一样摘到他梦寐中的爱情，却在名誉与爱情都得到之后，说：“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他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又任凭“偶然”闯入，说过“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这些人的名字都叫‘偶然’”。

他终生怀着对妻子的深爱;但他又另外追求过几个女人。

他是纯情的;又是多情的。

(看小说《八骏图》)他是清澈的;又是暧昧的。

(看小说《灯》)他是节制的;又是放纵的。

(看小说《看虹录》)他是安静的;又是狂想气质的。

(看《水云》)他到老了还抿着嘴笑，一生腼腆羞涩，内心单纯如婴儿;他又是雄性气血、佻*的，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贝多芬也说过类似的话：恋爱就要跟漂亮的女人谈，女人不漂亮，还不如爱自己。

呜呼哈哈)。

他的情书写得真挚如赤子;但他又曾对作家孙陵说过：“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

”当他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便和普遍社会不合，进行着他固执的价值对抗。

都市充斥着声色犬马，他也曾为声惑;而他用一支笔保留着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吟唱最后一首牧歌的生命形式。

老C说：一个好的作家，都是的!诚然如此。

人性是一瓶水里滴入一股血，水是澄澈的，而血溶入水后，就血水交融，复合难辨了。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注定要迷踪在纷繁复杂的人*叉路口，并苦苦探索出路;他的血液里天生充满了野马式幻想;他的荷尔蒙由于过分旺盛，往往倾注在两种事物上：不停地创作，不停地爱上不同的女人。

如此，便不难理解沈从文在摘到张兆和这朵深爱的白玫瑰之后，又撷取高青子这朵红玫瑰。

作为一个永远需要偶然因素的小说家，沈从文顺从了人性的迷航，幻想的野马。

更何况，高青子处处细心思地模拟沈从文的小说人物，以一种有预谋有寓意的笔中人形象，巧妙地进入了沈的艺术世界，从而深深地赢得了他的心。

再看看张兆和，在情书里，居于被爱的高度;在婚姻里，居于具体生活的中心;在两人的情感生活中，她更多的是被动。

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她一直坐在了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之外。

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从文家书》时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这当然也是一个未亡人的忏情之话。

做一个艺术家难，而做一个艺术家的妻子，又何岂容易!张兆和、高青子之于沈从文的生命，让我想起王菲唱的那首歌：“等到风景都看过，我依然和你细水长流。

”那么，那点路上划过天际的风景，又何足道。

沈从文被“下放”前，一个人生活，孤苦伶仃，当张允和来看他，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从手下劫后余生的信，攥得紧紧的，像哭又像笑地说：“二姐，你看!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快70岁的老头，面色还羞涩而温柔。

接着又吸溜吸溜哭起来，伤心又快乐……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小镇是他以故乡为原型建筑的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里远离儒家文化的中心，受规矩、礼法约束少。这里的人身上充满着人性美和人情美。他们的感情也是那样纯粹。《边城》就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之间，还未开始，就已结束的纯美爱情故事。

故事中呈现了“文明”是怎样让人做起事情来畏手畏脚，弯弯曲曲。在一次次的误会中，让两个相爱的人渐行渐远，徒留遗憾。真爱，经不起折腾，“爱就大声说出来”。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一个充满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所在。在这里，连和水手的感情都仿佛更加纯粹。她们会思念水手，两个人相熟之后，钱也就不再重要。这里的人不计较钱财，老船夫渡人不为财；船总没有架子，乐善好施。

就是在这样自然纯粹的所在，二老和翠翠相遇相爱。一次端午节，翠翠爷爷喝醉酒，半天没有回来。翠翠在船上等爷爷时候，遇到了二老。两个人在斗嘴中，互生朦胧的爱情。小兽般的翠翠，在感受到对方的善意之后心生爱意。之后的日子里，虽然再未与二老相遇，但是想起那句“大鱼吃了你”，嘴边就不觉产生笑意。那个端午节也变得“甜而美”。

二老对翠翠也是真心。他看翠翠雨中等待就邀请翠翠到自己家中。在理解翠翠行为时候也是向着好的方面解读，把翠翠呵住黄狗，看做翠翠的好意。他爱着翠翠，面对有碾房陪嫁的女孩时，明确告诉父亲，自己就是要一条渡船也不要一个碾坊。在端午节的划船比赛中，更是因为有翠翠的存在而更加卖力。

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在于心心相印。这里，两个年轻人的感情没有所谓文明社会中的门第、利益考虑。他们之间，只是男女的最真实的感情，是纯洁的爱情。

可是，这样纯洁美好的感情最终还是无疾而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与自然的湘西很不协调的元素“文明”。

翠翠和傩送的感情中，表面上看是傩送一个人主动，在不明确对方心意情况下最终离去。但实际上，二老处理两个人的关系的方式很有问题。

二老在面对和哥哥爱上同一个女孩的事实时，为了所谓“公平”，以一种文明的方式——代替哥哥唱山歌，把自己的爱情交给 “命运”。他的这种“文明”的行为，游戏了爱情，也游戏了翠翠。

翠翠在梦中虽然摘到了象征爱情的“虎耳草”却并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言下之意，就是翠翠并没有很好地接收到傩送的爱意。文明让两颗心隔开，兜兜转转反而看不清楚对方。

在这个爱情故事中，爷爷的“做作”、“不索利”也是造成悲剧重要因素。爷爷本来是一个和翠翠一样单纯的人，但因为顾及翠翠母亲的死亡，在处理翠翠的婚姻时就格外小心。于是乎，他就开始花上了心思。人一旦废了心机，事情就变得复杂。

爷爷总是反复试探却不明说，在大老车路之后，不表态，又指出马路。大老死后，面对二老还是不直接表达。他这种弯弯曲曲的处理方式，也是一种“文明”。他没有想到恰是这种“文明”会断送了翠翠的感情。

翠翠是一个纯真自然的女孩，她的意识还处于懵懂状态。因此，她做任何事情都只是在遵循内心。实际上，倘若其他人也是如此，或许悲剧也不会发生。比如，如果二老不顾所谓“公平”，坚持自己唱自己的山歌去打动翠翠的心。那翠翠会不会，就把摘到的虎耳草给了心爱的男子，两个人也就互相明确了心意？

假设爷爷不再弯弯曲曲，直接告诉大老翠翠的心意，是不是大老就不会再走马路，经历二次打击，进而死去？又或者，爷爷在大老去世后，直接一点，向二老明确表达翠翠对二老的心意，是不是二老也就不会离开？

沈从文对文明的态度一直十分暧昧，《边城》给了我们一个注脚。他一直自称“乡下人”，他欣赏的是《虎雏》中讲到的“虎雏”类型的男子。他们不讲规矩，根本不会顾及什么“公平”，但是却充满血性。

在《八骏图》中，沈从文更是让人们看到，城市“文明人”表面高尚，实际上却因为规矩而束缚住自己的自然本性，变得猥琐、不堪、虚伪，得了“阉寺病”。

因此，进城后的沈从文一直在进行着精神的返乡。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已经不是湘西本身，更多是一个在与城市对照中生成的属于沈从文的理想世界。“美丽总是让人忧愁”，故事最后，翠翠、黄狗和杨马兵的背影中，是对“纯粹”在现代社会中渐行渐远的隐忧。

“文明”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这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文明让我们进步，让我们的行为更加得体。但是，文明倘若变成束缚思想的枷锁，让我们在为人处世中丧失了真性情，那在面对感情时是不是反而不能做自己？因此，人要文明，但是，比文明更重要的是面对感情时的真实，是对一切还饱有的一份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