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出生的马是什么命 90出生人数

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10后的出生与生肖对照一览图[狗头]

1929～2022历年出生人口数

早上起来刷微博，忽然间看到一组奇特的数据，就是1929～2022历年的出生人口数，看到这组数据，我忽然悟了

忽然联想到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那么难，甚至读个高中感觉也很难，那时候学校肯定是没有现在多的，另外出生的孩子又是最多的一批，原来一直处在hard 模式中而自己未知

所以回想起来当时毕业就业上班和后来升职加薪，80后90后的伙计们一直是处在hard模式中，当时就业环境还好岗位也比较多，所以对于应聘难度不高，都能找到工作，但是现在这个年纪处于中年，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流泪][流泪][流泪]

回过头来再看8090的父辈们，大多数也都在60-70年代出生，也是一个出生率的高峰，应该竞争不小，毕竟那时候学校和就业岗位都少，父辈们都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精神，致敬

8090后的娃应该普遍出生在15后到现在，比起前两个高峰，出生人口已经低了，但是也是处在一个阶段的高点，但是教育条件已经比以前好太多啦，期望他们快乐成长[赞][赞][赞]

总结，从1929～2022历年的出生人口数梯图不难看出，8090后上下三代普遍处于出生高峰期，相对竞争压力比较大，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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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男女性别比失衡严重 年轻父母为生男宝多疯狂？

最近，由转胎丸酿成的双性人惨剧再次引发关注。所谓转胎丸是含有大量雄激素的药物，到了市面上被包装成“包生男孩”的神药，然而孕妇服用后会导致流产，或生下的女孩假两性畸形。

如果不看数据，其实很难想到在倡导男女平等多年后的2020年，“嫦娥”都从月亮回来了，年轻一代家长却在兢兢业业践行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的祖训，中国00后们的性别比一度接近120，而这背后更有层出不穷的网络接男宝、生男孩偏方一次次震撼大众的眼球。

小小的转胎丸，不过是掀开了当代父母重男轻女的一个小角……

文 | Seni 图 | 高高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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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9年我国各年龄性别比来看，从20-24年龄段往下，性别比突破了110(每100个女孩对应110个男孩)，相比80、90后，千禧一代及之后出生的人口男多女少状况相对严重。其中10-19岁的青少年性别比接近120，0-4岁人口性别比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超过113。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采访中对年龄和性别比的解释，“根据出生和死亡规律，一般年龄小的时候男性多，到婚龄时男女基本平衡，然后年龄越大女性越多，因此中国的老龄化越严重，对整个人口的性别比的影响是趋于平衡的。”

婴幼儿阶段男性多本身是正常现像，但正常状态下应该会多多少呢？根据联合国数据，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2-107之间，我国00后们113.62的性别比高于这一正常区间。

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各国新生儿性别比中，我国以112.6高居全球榜首，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6.75。

中国与另外3个排名前4的国家：阿塞拜疆、越南、亚美尼亚，也是2008-2018年十年间新生儿性别比高于110的国家。近年我国新生儿性别比虽有所下降，但依然高于自然水平。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调侃：“现在哪里有重男轻女，明明都是重女轻男”。然而从统计结果来看， “男孩偏好”其实从未减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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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出命生儿子”的《娘道》播出后，曾一度引发全民嘲讽。剧中充斥的重男轻女、传宗接代思想让众多年轻人直呼“恶臭”、“三观尽碎”。而这种毁三观又充满不幸的情节，其实每天都在现实中上演。

每个失衡的数字背后，都有一个“一定要生个儿子”的家庭，而这种生儿子压力最直接的承担者就是生育的主体——母亲。

四象在母婴论坛宝宝树搜索了“重男轻女”相关帖子，为了便于统计，我们仅统计了近一个月内的发言。也许不如电视剧跌宕起伏，但年轻母亲的纠结与痛苦却正发生在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身上。

根据宝宝树论坛的留言内容，所有的压力源中，来自婆家的压力是占比最大的因素，提到婆家观念、婆婆逼生、老公需求的内容超过全部统计的半数。

孩子总被称情的结晶，但在部分家庭中，孩子显然是众人愿望的结晶，“让婆婆高兴”、“让老公高兴”、“让娘家满意”、“让周围人闭嘴”……

相比于即将迎来新生命的喜悦，一些母亲们反而充斥着焦虑，她们急需一个孩子来让家族满意、堵住悠悠众口。

能不能生儿子成了事关她们人生尊严和家庭地位的头等大事，能否就此翻身全押宝在生孩子这件事上，让人不得不感慨有股“母凭子贵”的封建社会那味儿了。于是在压力之下，有许多人开启了漫漫求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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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远想不到当代父母为了生儿子能干出什么事。

年轻人爱搞网络占卜，而宝爸宝妈们则开拓了赛博礼佛的支线任务：在线求子。随便打开一个社交平台，如果有妈妈发了晒娃的照片视频，评论区大概率沦为这样的接娃祈福现场：

至于灵不灵，用过的现身说法：

这些堪称挑战生物课本的迷惑行为并非小打小闹，相反他们有着广阔的受众群体，某短视频平台的“接男宝”话题播放次数高达1.6亿次，一举得男的宝妈就像景区门口被摸的锃光发亮的铜狮子，走过路过谁不想沾点喜气？

有接男宝必然也有接女宝，不过两者的需求量级还是存在差距，比如在宝宝树，接男宝的帖子多达12万篇，而接女宝是6万篇。除“接男宝”外，网络求子信徒还开发出了祈求“女翻男”业务，即祈祷b超看错，女儿生出来其实是儿子。

除了赛博求子，一些传统功课自然也没被落下。在母婴论坛动辄长达99页的“如何生男孩”交流现场，记录了各种“民间智慧”，我们一起来开开眼：

动用了各种求子技术，自然也要想尽办法验收成果。虽然目前我国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但阻挡不住民间高手们跃跃欲试的心。

前两年我们已经见识过了香港“寄血验性别”的灰色产业链，而没这个财力物力的家长们则试图从B超医生的话中、血检结果的数值里、甚至是体态变化、B超单上孩子的形态分辨男女。而这样不靠谱的推断说不准就会酿成悲剧：

没能降生在这样的家庭，不知道是这些孩子的幸还是不幸。

除了真心想凑“好”字的家长，很多执着于生儿子的家庭未必不明白重男轻女不对，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家长开口必要解释“我们不是重男轻女，我们有这样的苦衷的……”然而他们做的事却毫无说服力，多一个女孩养不起，但男孩却可以。说着“不是重男轻女”，却为性别比失衡、左右为“男”的世界添砖加瓦，他们的说辞除了增加自己的底气外，只不过是试图为自己的行为增添合理性的幌子。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模式和宗庙宗族思想的教化，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种观念下，生育，特别是生儿子成为了一项义务，如今在这些深陷“绝后”恐惧的父母身上，我们依然看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子。禁“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可以令行禁止，但拔除人心中重男轻女的毒却很漫长。

这些把生儿子当成任务、生了儿子就解脱了的父母，真的是爱孩子吗？自己成了工具人，孩子也成了完成任务的道具，放过自己，也放过没出生的孩子。

梁建章：中国人口政策变迁史

中国古代的人口历史

中国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人口大国，存在着如下几方面原因。第一，中国的大部分国土面积都处于温带，处于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理想环境。尤其如果与古希腊、古埃及等国家相比，中国在气候和地理位置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如果与其他位于温带的国家相比，中国又更早地进入对本地区进行充分开发的阶段，形成了有利于人口聚集和繁衍的环境。

第二，中国历来重视农业发展以及农业技术的开发。“民以食为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历代封建君主谨记，执政者始终重视对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农具就已经得到推广，牛耕也开始普遍应用。宋朝以后，南方的广大沼泽地区被开发成高产水田，一度成为最富裕和人口最稠密的鱼米之乡。

第三，在经历过一些导致人口大幅度降低的乱世之后，中国社会从明清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尤其如果与同时期的欧洲社会相比，在那五六百年里，中国并没有长时期经历大规模的战乱或瘟疫，反而依靠对玉米、土豆、红薯等新作物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并迅速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为人口规模的持续性增长奠定了基础。

关于中国历朝历代的人口总量，学界存在着多种观点和分析，并没有绝对权威和统一的数据。我们在这里结合部分主流观点，按照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一下大致的概括，所使用的数据主要用于反映整体趋势，并不代表作为相关朝代人口统计的唯一正解。

第一阶段，秦朝直至南北朝。在这个阶段，中国人口总量的低谷大致出现在秦末汉初。在西汉初期，人口总量最少时大概只有1 500万的规模。之后随着整个社会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西汉在人口高峰时曾达到6 000万左右的规模。但是在经历了“王莽篡汉”等社会之后，人口总量又一度下跌至3 000万左右，直至东汉中后期才恢复到6 000万的规模。总的来说，直到隋朝建立之前，中国人口规模的上限基本上就在6 000万左右。

第二阶段，隋朝到元朝。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唐朝中期的人口总量达到了8 000万~9 000万的规模。但在“安史之乱”后，唐朝乃至之后五代十国时期的人口总量曾出现下跌趋势。直到北宋建立之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以及经济的高度繁荣，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口总量在当时第一次突破了1亿大关。但之后由于外族入侵带来的战乱和统治面积缩小，南宋的人口总量没能回到北宋时期的高峰。包括在进入元朝之后，人口规模也只是维持在7 000万左右的水平。

第三阶段，明清两朝。明朝初期的人口规模在6000万左右，之后长期处于人口增长的阶段，到17世纪初，全国人口已经历史性地突破了2亿大关。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因素的影响，明末清初的人口总量曾出现大幅度下跌，但清朝中期的人口总量已经从1.2亿左右反弹到了2亿的规模，到1840年战争爆发的时候，人口总量更是达到了4亿（即人们熟知的“四万万同胞”）。

人口变化的规律和特点

第一，朝代更替的影响。当中国处于动荡、割据和战乱的阶段时，人口数量下降比较明显。其中既有人口大面积死亡的因素，也涉及因社会而大幅度增加统计人口的难度，从而导致大量的数据被遗漏。所以每个朝代建立的初期，往往是阶段性的人口总量低点。接下来在新朝成立之后，和平年代的生育率明显上升，死亡率明显下降，在朝代中后期往往会形成人口高峰。但之后随着旧王朝的分崩离析，人口总量再次出现下降趋势，直到建立起新的大一统王朝，周而复始。

第二，科技与经济的推动。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整体格局下，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口总量会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几个持续时间较长的朝代，其人口总量的最高峰数值都相比前一个朝代创造了新高。但是增长的幅度一度相对有限，唐朝的高峰比汉朝高了30%~50%，宋朝的高峰只比唐朝高了20%~30%。直到进入明清之后，中国的人口总量才进入爆炸性增长阶段，明朝的高峰要比宋朝高出约一倍，而清朝又比明朝高出约一倍。

中国历代人口及其占同期世界人口的大致比例

第三，世界人口占比的变化。尽管中国历朝历代的人口总量变化很大，但如果我们将中国人口与同期的世界人口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中国人口的世界占比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整体而言，该项数据在和平时期可能达到30%~40%，而当中国进入战乱时期，该项占比则下降到20%~30%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以清朝末期的人口统计数据来看，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人口从3.3亿增长到了4.3亿。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世界占比却出现了下降，这说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要比中国快。很多国家当时正在经历现代化早期的人炸，如前文所述，在现代化的早期，由于死亡率先于生育率下降，一个在几十年内人口快速增长的窗口会出现。对中国来说，直到20世纪50—70年代才迎来这个现代化的人炸窗口，比欧美发达国家晚了几十年到100年。

在进行上述总结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认识到，这些规律特点建立于农业社会的整体背景下。有限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能，在某些阶段会成为制约人口上限的要素，甚至可能由于各方对要素的争夺，直接带来大幅度降低人口总量的战乱局面。而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影响人口发展的要素发生了改变，而人口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也出现了变化（比如本书研讨的人口与创新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对中国人口的现状进行分析和展望趋势时，不仅要回顾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更需要放眼世界，重点关注其他国家在由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人口趋势变化，其中很多经验教训都应当得到重视。

古代的人口政策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君主和谋臣们就意识到人口规模对争霸的重要性，因此往往在施政纲领中添加鼓励生育的内容。比如“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就曾接纳管仲的建议，推行鼓励早婚早育的政策，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更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发生在越王勾践身上，在那段卧薪尝胆的漫长岁月中，越国为了在国力上尽快超越吴国，推出了大幅度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由官府出面为孕妇提供免费的接生服务，并为新生儿家庭直接提供物质奖励，而且是生得越多奖励越多。

越国最终能够对吴国成功复仇，其人口政策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传说中的西施和郑旦。商鞅变法的政策中同样包含了推动人口增长的内容，毕竟更多的人口能够提供更多的军力和劳力，符合鼓励耕战的改革方向。因此，商鞅强行贯彻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项政策推动更多年轻人尽早结婚，从而在客观上提升了整个国家的生育率。

上述诞生于争霸时代的人口政策，之后也被各个大一统的朝代借鉴。比如西汉初年，面对全国人口由于长期战乱而大幅度下降的局面，汉高祖刘邦推出了“民产子，复勿事二岁”的政策，即生一个孩子就可以免除两年的赋税和徭役。之后汉惠帝则规定，要对有15~30岁未出嫁的民间女子的家庭处以罚款。上述政策的推行，帮助西汉迅速摆脱了人口低谷期。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元年（627年）发布了著名的《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非但推出了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且将“婚姻及时”“户口增多”纳入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盘活了鼓励生育的体制机制，之后人口快速增长，并在开元盛世期间迎来历史性的人口高峰。

如果从统治期间人口增长的幅度来看皇帝对中国人口的贡献，那么唐太宗和康熙皇帝是贡献最大的。清朝从康熙末年开始试点推行“摊丁入亩”，并在雍正执政期间全面推行。所谓“摊丁入亩”，核心就是以田地而非人口作为征税对象，此举令大量农村家庭摆脱了“人头税”的束缚。在纳税总额被田地面积限定的背景下，生育更多的子女往往意味着平添劳力，从而在客观上产生了鼓励生育的显著效果，也使清朝从中后期开始进入人口数量爆发性增长的阶段。

新中国人口政策的变迁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口从农业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过渡到工业化初期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再过渡到工业化中后期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这是典型的由社会发展和经济现代化引起的人口转型。根据人口政策方向，可将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1970年，限制节育和鼓励节育的交错。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和军委发文限制机关和部队妇女非法打胎。1952年，规定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1953年，要求海关禁止进口与国家政策不符的避孕用具和药物。这些政策旨在保护妇女，客观上限制了节育。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年中国人口有5.83亿，年增1 300万。总人口远超1949年普遍认为的4亿多。“大跃进”和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进一步促使政策转向。1964年，国务院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各地也设立了相应机构，开展节育工作。但这些工作在1966年“”开始后基本陷入停顿。

第二阶段是1971—1979年，以“晚、稀、少”为特征的计划生育。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开启了计划生育时代，标志着人口政策从政府倡导转变为以生育水平的目标为导向，对家庭生育行为进行干预和控制。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提出了“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

第三阶段是1980—2013年，以“一胎化”为基调的计划生育。1980年1月，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情况的报告》，指出：“计划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鼓励只生一胎。”1980年9月25日，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启动了以“一胎化”为基调的计划生育政策。公开信在表述上仅“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在实践中，这往往表现为强制性地限制生育数量。1982年，十二大确立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1984年4月，针对“一胎化”激化的社会矛盾，中央在批转《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的文件中，适当放宽了限制，奠定了1984—2013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模式：对于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先生育的是女孩的农村居民允许生第二个；少数民族可以生育2~3个孩子。在执行层面，20世纪80年代只是在城市范围内严格执行，到了20世纪90年代，农村也开始严格执行。

第四阶段是2014年至今，实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三孩”政策。2013年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逐步实施，但效果有限，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甚至比上年减少32万。自2016年元旦开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但出生人口远低于预期，新出生人口小幅反弹到1 700多万，以后就直线下降。2021年，“三孩”政策开始实施，各地逐步取消了很多限制生育的措施。到2022年出生人口就大幅下降到956万，生育率不到1.1，比日本还低。

新中国人口变化

1.生育率变化

低生育率危机已经非常显著。2016年放开“二孩”后，新出生人口出现了非常短暂的反弹，新出生人口一度超过1800万。这个反弹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很多人补生了“二孩”。去掉补生的效果，生育率并没有大幅提升，而且随着补生效果释放完毕，生育率和新出生人口继续快速下降。尤其是最近几年，生育率下降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2022年的出生人口只有956万，不到印度的一半，生育率跌破了1.1的水平，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仅仅略高于韩国）。说中国正在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从中国出生人口占世界出生人口的比例来看，20世纪 90年代以后中国新出生人口占世界新出生人口的比例快速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17.2%（1982年）经过小幅度变动后，降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15.6%（1992年），到1999年只有13.7%。从1974年开始，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就一直小于印度了，2021年和2022年不到印度的一半。

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率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随着医疗条件的提升，婴儿死亡率和人口死亡率降低。婴儿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下降到1994年的37.79‰，并进一步下降到2020年的5.4‰；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2020年的7.07 ‰。高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就是人口快速增加。根据下图数据显示，1950年中国总人口为5.5亿，1960年达到6.6亿，1970年达到8.3亿，1980年达到9.9亿，1990年达到11.4亿，2000年达到12.7亿，2010年达到13.4亿，2020年达到14.1亿。

在这个时期，出生人口快速增长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虽然中国总人口增长很快，但是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并没有增加，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从1950年的22%下降到2020年的18%。中国人口政策的滞后问题尤为突出。

和中国一样，世界总人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增长很快。当时很多人开始担忧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源枯竭，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于是一些国家采取了限制生育的政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一胎化”政策，但是并没有严格执行，生育率还是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甚至有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在“一胎化”政策严格执行之前“抢着生”的现象，生育率还略有反弹。但这个反弹是短暂的，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严格实行“一胎化”政策时，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当时的人口增长主要归因于惯性和寿命的延长。2000年时，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在这个水平下，韩国、日本等国家都开始调整甚至完全逆转人口政策，把限制生育的政策改为人口政策。

根据下表显示，日本在1974年取消限制，当时的生育率是2.05；1994年开始鼓励生育，当时的生育率是1.42。韩国在1996年取消限制，当时的生育率是1.57；2005年开始鼓励生育，当时的生育率是1.08。中国台湾在1990年取消限制，当时的生育率是1.81；2005年开始鼓励生育，当时的生育率是1.12。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都是立即逆转，即停止抑制生育的同时开始鼓励生育，当时的生育率分别是1.96和1.74。泰国在2000年取消限制，当时的生育率是1.67；2015年开始鼓励生育，当时的生育率是1.4。土耳其在2003年取消限制，当时的生育率2.35；2014年开始鼓励生育，当时的生育率是2.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来说，生育率降到1.5~2.4时就会取消限制生育的政策。按照这个规律，中国应该在2000年左右就取消限制生育的政策，放开生育，因为当时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而现在则应该立即鼓励生育。

2.性别比例变化

严格执行“一胎化”政策的后果之一是农村人口性别比失衡。出生性别比指的是每100名活产女婴对应的活产男婴的数量，正常的出生性别比一般为103~107。（男孩出生时的比例略高，成年以前男孩的死亡率也略高，所以成年以后男女比例大致应该是平衡的）。下图是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可见20世纪 90年代以后就出现了大幅度的男多女少的偏差。性别比偏差最高时达到了121.1（2004年）。

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中国当时在农村实行了特别的“一胎半”政策，即先生了男孩就不准生了，先生育了女孩，还可以再生一个。在这种制度下，如果先生育了女孩，出于重男轻女或者喜欢儿女双全的考虑，接下来就自然地想生男孩，于是有些农村的妇女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做产前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多胎，这就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出生男女比例失衡。

出生性别比失衡会导致二三十年以后婚姻市场的挤压，也就是说，当这些男孩到了婚娶年龄时，社会上并没有足够的适龄女青年。因此，有些男青年就需要推迟结婚的年龄，等到自己更有经济能力时才能找到结婚对象。总的来说，结婚市场里面会有一些男青年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结婚对象，有些甚至一直单身。2010年以后，生育政策逐步放开，这种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逐步缓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在2010年以后从高位回落，近几年已经恢复到接近正常。

中国“90后”人口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解析

图源：图虫创意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周宇香

本文从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解析“90后”的年龄性别结构、教育、就业、婚育等人口特征，并探讨社会变迁对其人口特征的影响过程。研究发现，“90后”规模在1.72亿~1.88亿之间，占总人口比重低于“80后”，性别结构失衡、城镇化程度高、受教育程度高、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高、婚育年龄推迟是该队列主要的人口特征，且这些特征存在一定的城乡和性别差异。“90后”出生及成长的社会经济背景，如经济快速增长、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人口流动、教育事业发展等，塑造了“90后”这一出生队列在生命历程演进过程中的人口特征。

关键词:“90后”;人口特征;社会变迁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中成长起来的“90后”(出生于1990年至1999年的人口)曾是广为社会诟病的一代人，一度被贴上“小皇帝”“小公主”等负面标签。随着“90后”逐渐步入职场，这一群体在工作上“创新”“自信”“敢想敢干”等正面声音不断增多，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了“90后”再一次向世人展现正能量的机会。疫情当前，“90后”青年纷纷披甲上阵，从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到广大普通青年，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防控疫情的艰巨斗争中，充分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成为崛起的“战‘疫’一代”。正如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中所言，“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

从年龄分层理论上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经历生命过程与社会变迁，这两个过程相互交织，使得个体归属于不同的社会年龄阶层[1]。从生命历程角度出发，任一出生队列都会在相似的年龄经历相似的生命事件。同时社会变迁给不同的出生队列打上各自时代的烙印[2]，社会变迁越剧烈，该队列在相同年龄阶段与其他出生队列的差异也越大。那么，当前正处于青年时期的“90后”群体特征如何，是否与其他出生队列有着明显差别?哪些社会变迁因素造就了“90后”的特征?对“90后”规模与结构的分析是描绘其群体画像的逻辑起点。为此，本文将使用普查、小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等数据，基于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的角度，从出生、教育、就业、婚育等生命历程演进过程出发，总结提炼“90后”在成长过程中的人口变化趋势及现阶段的人口特征，并探讨社会变迁对其人口特征的形塑路径，以期为社会了解“90后”提供更多思路。

1.“90后”规模为1.72亿~1.88亿之间，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下降

在规模上，2000年五普数据显示“90后”规模为1.72亿左右，2010年六普数据则约为1.88亿。出生、死亡、迁移是造成人口变动的三大要素。2000年后“90后”群体不会再因出生增加人口，而中国的国际迁移行为也较少，因而死亡是造成“90后”规模变动的主要原因，且方向应为向下变动。但数据却显示六普的“90后”规模高于五普，这一矛盾现象可能源于两次普查的统计误差:五普采用的常住地登记原则使得一定人口被漏登，且漏报人口集中在1~9岁人口(2000年“90后”为0~10岁人口)，有学者估计2000年1~9岁人口漏报规模达1500万人左右[3];而六普采用的现住地登记原则导致了一定的人口重报现象[4]。五普的人口漏报与六普的人口重报交叉，造成了以上矛盾现象的出现，在目前处于青年阶段的“90后”死亡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可根据两次普查数据判断当前“90后”人口规模范围应处于1.72亿~1.88亿之间。

如图1所示，2010年以来“90后”人口占比维持在13.17%~14.13%之间，且随年份推移，“90后”占比逐年下降。死亡造成的“90后”规模下降和当前我国总人口规模增加的趋势使得“90后”人口占比呈现逐年下降状态。但若将来总人口规模减少且下降速度快于“90后”人口规模的下降速度，“90后”人口占比不断降低这一趋势则会反转，这一状况若出现在“90后”的青壮年阶段，就会形成“90后”的人口红利，但若处于“90后”的老年阶段，则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养老负担。

同一年份与其他出生队列对比看，“90后”占总人口比例要低于“80后”占比，高于“00后”占比。例如，2018年“00后”“90后”“80后”占比分别为10.63%、13.17%及15.79%。“90后”内部年龄结构也呈现出生年份越靠后，占“90后”人口比例越低的特征，如2018年1990年出生的人口占比为14.31%，1999年出生的人口则下降至7.76%。以上特征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生率不断下降相关。

2.性别比失衡是“90后”性别结构的主要特征

我国1980年代后持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使得“80后”“90后”“00后”等出生队列出现了性别结构失衡，且出生队列越靠后，失衡程度越严重。2018年我国“90后”性别比为110.06，比“80后”性别比(101.74)高出了8.32，比总人口性别比(104.64)高5.42，但低于“00后”性别比(118.78)。在“90后”人口内部，也呈现出生年份越晚，性别比越高的状况，2018年出生于1990年的人口性别比为104.12，出生于1999年的人口性别比则达到了117.10。“90后”性别比失调在农村地区更为严重，2018年城镇地区“90后”性别比为108.96，乡村地区则为111.94。性别结构失衡所带来的人口后果主要集中于婚姻方面，性别比偏高所造成的“90后”男性婚姻挤压将在下文详细分析。

3.独生子女特征并非“90后”的共有属性

虽然出生于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时代，但数据显示独生子女并非“90后”的共有属性。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对兄弟姐妹数量进行了统计，显示2005年无兄弟姐妹的“90后”占所有“90后”群体比例为29.52%，要高于“80后”独生子女比例(19.35%)。若按照1.72亿~1.88亿的“90后”规模进行粗略推算，“90后”独生子女的规模约为5077.44万~5549.76万。但2005年时“90后”独生子女的规模结构受生育过程的影响仍处于动态变化中[5]，大部分“90后”的母亲并未退出生育行列，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部分“90后”可能会从独生子女转变为非独生子女，上述计算结果中的“90后”独生子女规模和比例存在一定的下降空间。独生子女并非“90后”的共有属性，这与中国一孩政策时期实行具有一定弹性的人口政策相关。为了兼顾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1984年4月13日中央转发的《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七号文件对严格一孩政策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允许农村和部分少数民族有控制地生育二胎[6]。这一政策调整使得“90后”独生子女比例存在明显的城乡和民族差异。从2005年的数据看，农业户口的“90后”独生子女比例为20.32%，非农业户口中这一比例则达到了66.32%;汉族“90后”独生子女比例(31.35%)也要远高于少数民族(16.94%)。且由于部分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第一孩为男孩的家庭不得再生，而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可在一定生育间隔后允许生育第二孩)及生男偏好的存在，“90后”独生子女比例还存在性别差异。2005年男性“90后”中独生子女比例为33.52%，女性“90后”则只有25.28%，这一差异主要由农村地区贡献，拥有非农业户口的“90后”独生子女比例则无明显性别差异。

4.“90后”城镇化程度高，且城镇化率逐年提高

“90后”出生和成长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城镇化水平要高于之前的出生队列。2018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90后”的城镇化率达到了62.95%，城镇化程度要明显高于总人口(59.58%)与“80后”(42.38%)。

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的加深，“90后”的城镇化率也随时间推移动态发展。2010年“90后”城镇化率为50.75%，2018年则增至62.95%，9年的时间增长了12个百分点。在“90后”人口内部，城镇化率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出生年份越靠前，“90后”的城镇化率越高，2018年出生于1990年的人口城镇化率为63.53%，出生于1999年的人口城镇化率则稍低，为59.11%，这一状况与个体年龄越大进入城市读书或就业的累积概率越高相关。在性别差异上，“90后”女性的城镇化程度略高于“90后”男性，2018年“90后”城镇男青年占“90后”男性人口比例的62.65%，城镇女性“90后”占“90后”女性比例则为63.28%。

1.“90后”各级毛入学率逐年提高，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80后”

作为在教育事业快速发展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人，“90后”受教育机会不断增大，各级毛入学率逐年提高。从现有数据看(见表1)，90年代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普及，在“90后”小学入学阶段，几乎所有“90后”都拥有小学入学机会;对比1996—2001年“80后”82.4%~88.7%的初中阶段毛入学率，2002—2013年“90后”初中阶段的入学率也明显提高。随着时代进步高中阶段教育也不断扩大，2005年之前，涉及“80后”学龄人口的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一直维持50%以下的水平，该指标在涉及1990年出生学龄人口的2005年提高至52.7%，到了涉及最后一批“90后”学龄人口的2016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已增至87.5%。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也增速明显，在涉及“90后”学龄人口的时期(2008年及以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年提高，至2018年已达到48.1%的水平，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

入学率的不断提高使得“90后”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80后”。2015年小普查数据显示，对比“80后”同年龄段人口(2005年，16~25岁)，“90后”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80后”。“90后”未上过学和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比例分别为0.46%和2.85%，远低于“80后”未上过学和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比例(1.40%和9.19%)。在中学教育方面，初中受教育水平的“90后”比例低于“80后”，但高中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则高于“80后”。由于统计年龄段为16~25岁，根据普遍的上学年龄判断，多数人已完成初中教育进入高中及以上受教育阶段，若这一年龄阶段“80后”初中受教育比例高于“90后”，说明受教育阶段止步于初中的“80后”比例要高于“90后”。在高等教育方面，“90后”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80后”，以大学本科为例，2015年16~25岁的“90后”本科文化程度的比例为16.81%，而“80后”处于16~25岁阶段(2005年)时，这一比例只有3.48%。由于16~25岁一般未完成高等教育，待“90后”度过一般的受教育阶段年龄(如30岁及以上)，“90后”整体的受教育水平应高于“80后”。

2.“90后”受教育水平存在一定的性别及城乡差异

教育的性别平等和地域平等一直是教育改革关注的重点内容，过往的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和男女两性的受教育状况存在明显差异[7]。那“90后”群体内部是否存在受教育水平的性别和城乡差异?“90后”受教育的人群差异与“80后”相比是缩小还是扩大了?从表2可观测，“90后”人口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女性文盲比例高于男性的这一状况在“90后”群体中仍有所体现。但相比于同年龄段的“80后”群体，“90后”文盲的性别差异进一步缩小，前者文盲的性别平等指数为1.63，后者则降至1.19。在高等教育阶段，2015年“90后”女性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专科及以上的比例为35.89%，略高于“90后”男性(31.02%)，且“90后”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要大于“80后”在同年龄段的表现，前者的性别平等指数为1.16，后者为1.10。这种高等教育女性强于男性的现象被称为“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得益于女性地位的提升和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相比于男性，女性受教育程度更容易受到社会进步的影响[8]。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女强男弱”的状况与劳动力市场对女性排斥相关，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排斥致使部分女性就业压力大于男性，从而选择接受更高等级的教育来增加就业机会[9]。总体而言，“90后”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存在两极化现象，“90后”女性未接受过教育的比例仍高于男性，但性别差异要低于“80后”，在高等受教育阶段“90后”则表现出一定的“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且这一现象相比“80后”有扩大的趋势。

在地域差异上，虽然“90后”受教育程度的城乡差异相较于“80后”进一步缩小，但这一差异仍较为突出。表3数据显示，义务教育的普及大幅度减少了农村地区的文盲人口，2015年农村“90后”人口中未上过学的比例只有0.82%，要远低于十年前农村“80后”人口的文盲比例(2.23%)。借用社会性别平等指数的方法，笔者构建了城乡平等指数，用农村指标数值与城镇指标数值之比来反映指标的城乡差异，比值越接近1说明差距越小。2005年“80后”未上学比例的城乡平等指数为4.37，2015年“90后”未上学比例的城乡平等指数则降至3.90，可见农村地区新增文盲人口规模的减小缩小了文盲比例的城乡差异。在高等教育方面，2015年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90后”比例的城乡平等指数为0.34，虽然比2005年“80后”接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城乡差异(0.12)小，但差距仍十分明显。

1.同年龄阶段“90后”就业比例低于“80后”，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高于“80后”

在受教育年限延长的影响下，初次就业年龄的推迟成为当前青年就业的显著趋势[10]，处于青年阶段的“90后”也具备这一特征。2015年“90后”(16~25岁)就业人口占全体“90后”比例为45.79%，要比十年前同年龄阶段的“80后”(2005年，16~25岁)(58.18%)低了十多个百分点，侧面说明了“90后”与“80后”相比推迟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90后”就业人口比例存在性别与城乡差异:2015年，男性“90后”就业比例(49.70%)高于女性“90后”(41.50%)的特征与总体人口特征保持一致;城镇“90后”就业比例为42.20%，乡村为51.11%，这一特征与城镇人口受教育水平高于农村人口，使得城镇“90后”在这一年龄阶段的在学比例高于乡村地区“90后”有关。

与教育事业发展相伴的还有“90后”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2018年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主要数据显示(见表4)，在“90后”涉及的两个年龄段20~24岁及25~29岁，其就业人口未上学的比例要低于“80后”“70后”“60后”其他年龄段人口，而“90后”接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则高于“80后”及出生年代更早的出生队列。这些数据证明了“90后”就业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比之前的出生队列高的趋势，且随着在学的“90后”进入就业市场，“90后”就业人口的劳动力素质仍有提升的空间。

2.“90后”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

在产业分布上(见表5)，2015年“90后”就业人口主要分布于第三产业(42.59%)，其次是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最低，为24.13%。女性“90后”在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分布要高于男性“90后”，但男性“90后”在第二产业的比例要高于女性“90后”。与同年龄阶段“80后”(2005年，16~25岁)就业人口产业分布比较，2015年“90后”在第一产业的比例要远低于“80后”十年前在第一产业的分布，2015年“90后”在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则要高于2005年“80后”的分布，这一情况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相关。“80后”在2015年的产业分布变化也与十年前差异较大，通过表5可观察到大量“80后”就业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1.初婚年龄推迟、未婚比例高是“90后”青年的普遍属性

随着受教育年限延长、人口流动加速及社会生活成本上升，当代青年的初婚年龄也随之推迟，未婚比例不断提高[11]。从2018年“90后”(19~28岁)的婚姻状态看(见表6)，虽然2018年绝大多数“90后”已进入婚龄阶段，但未婚的“90后”仍占大多数(63.74%)，要高于十年前“80后”在这一年龄阶段的未婚比例(57.80%)。在“90后”人口内部，男性未婚比例高于女性这一特征与“80后”相似，但“90后”男女两性的未婚比例比十年前的“80后”皆有所提高，“90后”男性未婚的比例更是高达70.89%。可见“90后”在同一年龄阶段进入婚姻的比例要低于上一个出生队列，初婚年龄延迟。

2.“90后”群体内部男性婚姻挤压明显

性别结构失衡会导致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数量失衡，从而出现男性或女性择偶困难的婚姻挤压现象，“90后”的性别比偏高表现为男性婚姻挤压。从2018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看，“90后”未婚青年性别比达到了139.66，略高于十年前“80后”处于这一年龄阶段的未婚性别比(131.80)，这与“80后”出生性别比低于“90后”有关。“90后”群体内部，出生年份越早，未婚性别越高，出生于1999年代的人口未婚性别比为120.61，而出生于1990年的人口未婚性别比则增高至181.03，说明随着年龄的推移，这一队列的男性婚姻剩余越来越严重。“90后”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在乡村地区更为明显，2018年乡村地区“90后”未婚性别比为154.62，比城镇地区高出了22.34，且“90后”年龄越大，未婚性别比的城乡差异越大(见图2)，说明农村地区的男性“90后”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婚恋难”问题，年龄越大，农村“90后”男性婚姻剩余的风险越高。

3.“90后”育龄女性有着明显的生育推迟特征

对比2008年同年龄阶段的“80后”，能发现2018年“90后”明显的生育推迟和生育水平下降现象。2018年19~28岁的“90后”生育率为86.11‰，要略低于2008年19~28岁的“80后”生育率。从年龄别生育率曲线考察(见图3)，19~28岁的“80后”能明显观测到生育高峰的到来，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城乡来看，“80后”生育高峰集中皆在24岁左右，19~28岁“90后”年龄别生育曲线中的高峰则明显要晚于“80后”。同时由于90年代的出生人口规模比80年代少，且出生人口性别比自1980年代起处于持续偏高的状态，因此现阶段“90后”育龄女性人口规模低于“80后”群体。目前“90后”青年女性处于生育的黄金时期，青年女性人口的减少和生育率的下降势必会造成出生人口的减少，伴随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态势，未来出生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的不利局面将继续维持。

上述分析可见“90后”与“80后”在人口规模、性别结构、城市化程度、受教育状况、就业特征、婚育行为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由两个出生队列在各个生命阶段所经历的社会要素差异形塑而成。不同出生队列因经历不同时期，其各方面的社会特征都会反映出相应阶段的社会变化与时代特征，因而一个队列的表现是由其自身的年龄(即生命周期)及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即时期事件，如抗击新冠疫情)所共同决定的。本部分将探讨“90后”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变迁，以及这些社会要素对现阶段“90后”青年所体现出来的人口特征的形塑路径。

1.经济增长和社会开放是90后成长的基本大环境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经济实现了巨变。但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1980年代)，改革以实现探索为主，因此该阶段经济的增长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程度有限。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我国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经济增长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同时产业结构快速优化转型，第三产业以相对较快的速度稳步上升，极大影响着我国就业人口的产业结构分布。

因此“90后”自出生开始，就处于比“80后”生活条件更好、社会资源更多的环境中。1990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给“90后”提供了更为优质的物质环境，也让这一出生队列规避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交锋，规避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交锋[12]，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现代化对“90后”的嵌染比“80后”更为深刻。

2.一孩政策时代塑造了“90后”人口规模与性别结构

1980年至2013年，我国经历了长时间的一孩政策时期。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压缩了人们的生育空间，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的1980年代，我国生育率下降幅度并不算明显。但90年代我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加快，总和生育率在90年代降至更替水平以下(TFR<2.1)[13][14]。由于生育率的不断降低，我国出生率也随之降低，人口增长态势不断减缓。出生于严格控制人口时期的“90后”，其出生规模也刻上了那一时期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印记，使得其人口规模和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要低于“80后”。

我国有男孩偏好的传统，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一些地区仍根深蒂固。在生育率较高时，生男偏好可被孩子数量释放掉，但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们的生育数量减少。同时超声波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的发展为胎儿性别选择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持，具有生男偏好的个体会通过生育选择来获得自己想要的孩子性别，个体的选择最后在出生性别比上得以体现。1980年后，随着性别选择技术的可及性增加，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紧缩大大压缩了人们的生育空间，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1990年代生育率下降程度高于1980年代，因此“90后”的出生性别比要高于“80后”，进而性别结构的失衡程度、男性婚姻挤压也较“80后”严重。

3.人口流动、教育事业发展推动了“90后”受教育与就业特征的形成

改革开放至今，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的一个普遍化现象[15]，198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仅有657万人，2016年这一数据增长至2.45亿，规模扩大将近40倍。

“90后”成长于人口流动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出生队列也逐步加入流动人口大军，“9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特点是受教育水平高，年轻化、知识化、技能化趋势明显[16]。人口流动时代对“90后”的影响除了城镇化的趋势外，也塑造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如提高“90后”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加速“90后”的观念与行为变迁。

在教育方面，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推动了“90后”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在“90后”小学学龄阶段，2002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通过两免一补等政策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2006年我国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方针，2007年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等等。教育事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展的状况让“90后”拥有比“80后”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教育的质量也更高。因此我们可观测到“90后”无论是在各级入学率或受教育程度方面，皆比“80后”的状况更好。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塑造着“90后”的观念与行为，教育时间的延长也推迟了“90后”步入婚姻、组建家庭的时间，因此在“90后”的身上可观测到受教育程度提高所带来的个人生命历程的变化，如初次就业年龄的推迟、初婚初育年龄的推迟等等。

4.个体化影响“90后”青年的婚育行为

改革开放后，社会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文化变迁的加速加大了人们对新思想和新观念接受程度，同时社会富裕使得人们的需求从生理和安全提升到自我实现层面，这种价值观和需求层次的变化带来了个体主义的兴起[17]。个体化时代下的“90后”青年在婚育过程中更注重自我选择、自我享受和自我体验[18]。

价值观念多样化的社会也对青年的婚前性行为、不婚主义、丁克家庭等婚姻观念与行为予以更为宽容的态度[19][20]。个体化趋势让社会交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个体难以从周边环境中获取紧密的社会关系，青年开始在网络上建立社会交往圈层[21]。这种社会交往的特点是泛化和关系相对松散，要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关系亲密的伴侣相对困难，现代青年“婚配难”的现象日益突出，青年未婚比例不断提高。

在生育方面，作为以性别为区分的社会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妇女的生命历程既具有与男性相似的部分，也具有其特殊的特点。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受教育、就业、生育是其生命历程中十分重要的生命事件，且这三类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次序性，一个事件会影响到下一事件的发生。受教育时间延长对“90后”女性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在校学习的时限越长，而一般在校学生很少结婚生育，客观上必然会推迟初婚初育年龄，缩短生育期[22];同时学校教育会把一些现代化思想传输给女性，降低妇女的生育意愿;间接影响则是通过就业这一调节变量对妇女生育形成影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妇女就业参与与生育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负向关系[23]，工作的妇女会拥有比没有工作的妇女更小的生育意愿[24]。

本文从生命周期和社会变迁角度，就年龄性别结构、教育、就业、婚育等方面解析了“90后”的人口特征。研究发现:一是，在规模及基本人口结构上，“90后”规模在1.72亿~1.88亿之间，占总人口比重低于“80后”，且占比逐年降低;“90后”的性别比偏高程度及城镇化水平都高于“80后”;虽出生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时代，但政策的弹性使得独生子女特征并非“90后”的普遍属性。二是，在受教育方面，“90后”各级入学率和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80后”，但在其人口内部，存在一定的性别和城乡差异。三是，在就业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推迟了“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同时提高了“90后”就业人口的文化程度。四是，在婚育特征上，推迟婚育年龄是“90后”的普遍属性，未婚人口比例高且未婚人口内部性别结构失衡严重，存在一定的男性婚姻挤压。成长于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90后”的人口特征背后蕴藏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其生命历程演进过程中所表现的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产业转型、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流动、教育事业发展等整个社会转变过程息息相关，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

“90后”作为具有特殊时代印记的代际群体，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不仅体现在其当下青年的年龄属性，更彰显于对未来社会跃升的代际使命。从年龄视角上看，他们是第一批成长于全面对外开放时代下的青年群体，所承接的教育投入与资本沉淀均与老一代人有着本质区别，是当前社会青年群体的最主要构成，决定着当前社会青年群体的基本面，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创造性活力。而从代际使命的角度来看，“90后”群体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重要的见证者与奋斗者，他们在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的历程中见证“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在青年到中年的奋斗历程中助力“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达成。由此可见，“90后”不仅决定着当下社会活力的基本面，更是对国家中长期发展发挥着战略作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关键群体:其奋斗精神，决定着社会发展目标能否实现;其价值取向，决定着改革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乃至其婚恋观念，都会决定着本世纪中叶的劳动力人口结构。地位不可谓不重要，价值不可谓不突显。“90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对其进行群体特征研究并采取相关政策引导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处于青年阶段的“90后”在教育、就业、婚育上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受教育程度的城乡二元结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较为严重等等，需要我们从其生命历程及社会变迁的角度把握“90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应的支持引导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规划课题“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基础数据研究”(项目编号:20GH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周宇香，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作者周宇香。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梁建章：中国出生人口（1949-2019），不应传播错误数据

作者 梁建章 黄文政

不管立场如何，拒绝错误的信息是任何有意义的言论和行为的基本前提

现在用百度搜索“中国历年出生人口（1949-2019）”，首先显示的数据如下：

1949年：1275万

1950年：1419万

1951年：1349万

1952年：1622万

1953年：1637万

1954年：2232万

1955年：1965万

......

这组数据也不断出现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成为许多人对中国历年出生人口的认知。由于没有注明出处，我们不知道这些数据的来龙去脉，但可以肯定的是，该组数据中1949至1953年出生人口数据是完全错误的。

比如，其列出1949年的出生人口仅1275万，但根据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各查，对应的33岁、41岁、51岁和61岁人口就分别有1428万、1301万、1391万和1303万。即使按当年被认为低估的25‰的婴儿死亡率计算，1949年出生人口也在1800万以上，根本不可能低至1275万。

如此错误的数据广为流传令人忧虑。这也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关系到民族未来重大议题的基本认识上可能存在严重偏差。实际上，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已经如此清晰，而国内很多人依然是浑然不知。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警醒。

在此，我们建议百度在搜索算法中剔除这组完全错误并严重误导读者的数据，也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今后不要再转发这组数据。不管立场如何，拒绝错误的信息是任何有意义的言论和行为的基本前提。

那么，中国历年出生人口（1949-2019）到底是多少呢？下面我们列出两组有明确来源的数据并简要讨论其可信度。

表1. 中国1949-2019历年出生人口（万人）

注1：第一列的出生人口由出生率*年中总人口计算而得，出生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查询（http://data.stats.gov/）。除1949年使用年末总人口代替外，其余年份年中人口为当年年末和上年年末总人口的平均。

注2: 第二列的出生人口数据在2010年以前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已知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回测，2010年和之后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

在上表中，有些年份的两组出生人口数据相差较大，那么哪组数据更为可信呢？从数据采集目的和方式来看，人口普查数据比年度数据更加权威，而实践经验也支持这种判断。不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来回测各年出生人口，需要使用不同年份的年龄别死亡率，而这些数据需要根据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在一定假设下反推。这些都可能带来偏差，但综合判断，我们依然相信，上表中的第二列比第一列更接近实际出生人口。

最后我们希望，即将举行的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能够给出关于中国人口的真实准确数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