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自相矛盾的句子(自相矛盾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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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有哪些自相矛盾的主张？
法家崇尚威德，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统治者的权威，不能够拥有过多的自由。《慎子·威德》说：“贤而屈于不肖者，轻权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强调权势对于治国理政的作用。《商君书·说民》提出了：“威生德，德生于刑”的思想。《韩非子》综合前代法家的观点，提出了“刑德”二柄的主张，说“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对于那些不服从威权的人，就要消灭掉。
韩非（约前280年-前233年）
齐太公该不该诛杀隐士？《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齐太公被分封到山东，东海上两有个隐士叫狂矞和华士，他们相约“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太公走马上任后，害怕他们“乱法易教”，于是命人把他们杀掉。周公于是问太公说：“狂矞，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
太公回答说：“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狂矞、华士不臣服从于他，虽然有智慧，但对国家没什么用处；虽然贤良，却也不能为国家立功。如果不把他们砍了，怎么号令齐国，治理一方？如果人人都效仿他们，国家还不完蛋吗？最后说：“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于其轸也。”对于那些不服从威权的知识分子，即使有才能，也应当杀掉。
韩非子认为齐太公的做法符合“赏之誉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的威权原则，大为赞赏。在《智囊》里，也以太公的例子为开篇，冯梦龙评论说：“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认同太公的做法。
其实这都是似是而非的评论，因为它跟韩非子自己的赏罚原则自相矛盾了。
齐太公走马上任杀隐士
齐太公的威权理论乃是专制愚昧思想齐太公与韩非子都认为只有为国家耕战出力的人才有价值，那些不听号令、不服从威权者就该杀掉，这不仅无理而且野蛮，会在国内形成恐怖的氛围，而孟德斯鸠说恐怖就是专制政体的原则。
首先，狂矞、华士不肯出仕，隐居荒野，自给自足，这于国家是否有害呢？太公认为诛杀他们，以避免百姓都来效仿做隐士，导致国家号令不行。王充在《论衡》里就嘲笑了这种逻辑，认为它好比说尧要杀掉许由，以免百姓都学他住在树上；武王要消灭伯夷，以免百姓都学他不食周粟而死。“凡人禀性也，清浊贪廉，各有操行”，狂矞、华士洁身自好，不肯出仕，不代表所有人都愿做自甘清贫的高士，更不代表人们都愿意过这种生活。相反，热爱功名的人照样攀炎附势，贪婪好财之人照样媚富贱贫。况且清贫的生活是人情所不乐的，所以杀了他们对国家也没有什么用处，他们本身于国无害。太公杀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新官上任，向百姓耀武扬威而已；
其次，法家讲究赏罚分明，赏无功，杀不辜，是韩非子所非议的行为。狂矞、华士于国无利也无害，反而被杀，这说明太公认为不出仕就是有罪，要罚；那么出仕就是有功，该赏吗？这岂不是自乱法度？其实，不出仕未必有罪，出仕也未必有功，赏罚与是否出仕并无关系。如今太公以不出仕为由而杀害两个无辜的隐士，韩非子却赞誉这种行为，是与自己的赏罚理论自相矛盾。
最后，以是否有功于国家来定赏罚，这本身就是狭隘的。这种价值观会引导百姓都热衷于官场，所谓“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贪多利”，国家不尊重隐士，而热捧官迷，最终会导致积功越多的人对权力越贪婪。只有贪，才能立功，会造成“积功以取大赏，奢泰以贪主位”局面。功劳大的高官会觊觎最高权力，国君为了避免被篡权，就会把他们杀掉，这样又是无罪而被杀，与赏罚理论再次矛盾。如果不杀掉他们，也会导致被篡夺，就像田氏篡齐一样，这又跟韩非子尊崇君主、抑制强臣的初衷又相矛盾了。
杀害无辜的隐士，除了在国内制造恐怖，鼓吹威权之外，并没有什么意义。
威权思想不值得推崇《老子》曾告诫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没有人会永久慑伏于威权，没有人愿意永远在威权的脚下颤抖。如果统治者迷信威权，不肯清净无为，行其躁欲，任其权威，就会导致物扰而民僻，最终威权也不能再制服人民。所以王弼说：“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天诛将至。”威权是靠不住的。
战国与秦朝崇尚诈力，但霸主的结局都像老子说的那样“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宋康王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威服天下，筑诸侯铜象于厕，羞辱之，国人大骇。齐国趁机伐宋，宋民皆奔散，康王走死于温；齐湣王谋不逮下，政令戾虐，百姓怨怼。又南侵楚国，西破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诸侯皆欲叛秦而朝齐，乐毅趁机游说五国，东下齐城七十二，湣王败死；秦国尚武崇诈力，虽能兼并六国，却不能得人心。陈胜一呼，六国之后又纷起，破关以灭秦。
法术之士们，自吴起、商鞅到韩非、李斯皆不得善终，崇尚威权的人，最终也会深受其害。威权的治国理念就像满弦的弓、将溢的壶、枯槁的木，不过是灭亡前的荣光而已。所以王充说：“太公之术，致劫杀之法也；韩子善之，是韩子之术亦危亡也。”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儒墨对于国家有无用处？此外，韩非子的赏罚观念也是狭隘的。韩子主张要明法尚功，以是否有利于国家来作为衡量每个人价值的标准。一个人虽然很有才干，但不为国出力，那么就不加赏；如果很不中用，只要无害于国，同样也不施罚。
孔子崇仁，墨子贵义。但在韩非子看来，儒者和墨者就是不为国出力的废物，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参与战争，不为国出力。儒者只知道专研经籍，倡礼制而说仁义；墨者只知道游侠聚义，私养剑而立节操。他们跟纵横游说之徒、逃避兵役之人、聚敛商工之士一样组成了“五蠹”，就是蛀虫一样，蚕食国家的财富，应当依据“势不足以化则除之”的原则，全部清除掉。
在韩非子眼中，耕战才是国之大用，礼义、侠义、纵横、工商都无用，这种观点本来就是片面的。别的不谈，仅论礼义。韩非子认为礼义烦劳人体，无益于人身。那么他是否能够与人会谈而不行礼节？见到熟人而不打招呼？不祭祀先祖，不根据场合来穿衣服呢？在他的时代，能够逢人不拜、见君父不谒吗？如果他做不到，那就说明他在执行自己所反对的东西，言不由衷，又怎么能说服人呢？
儒者修礼义与农夫行耕战不同，前者对于国家“有之无益，无之有损”，而后者则是断断不能少。但不能因后者而废弃前者，他们并不矛盾。礼义风俗就像防洪大堤一样，平常看似无用，可一旦撤去，就会导致人心大乱，无礼之人、无义之士像洪水一样泛滥于国家，纲常毁坏、社稷倾危，人人遭殃。所以，魏晋“越名教”而使天下乱，梁武毁纲常而国以亡。
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治国该不该因法而废德？韩非子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里的“奉法者”是指统治者、君主。君主用功法度来绳制大臣与百姓，人为善，则据法度以赏之，为恶，则罚之。善恶的标准在于是否冒犯法度，是否于国耕战有用。韩非子并不否认德治，只是他认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只好用法度和刑罚来治国。可是在衰世、乱世就只能靠法而无德吗？
法家认为水过于柔顺，所以百姓都去亲近，多被溺死；所以法度要像火一样炙热，使人们唯恐避之而不及。使用严刑峻法来督责百姓，百姓就不敢作奸犯科。所以在法家的指导下，国家不断出台新规，法网越来越密，可结果却是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为法家的法“不专意于明法，而专心求奸”，法度的目的不是防乱，而是惩恶，以罚代管，越罚越乱。
子张曾请教孔子怎样治国理政，孔子告诫他要“尊五美，屏四恶”，其中有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法家热衷于出台政令，却不进行教化，不向人们普及禁令而严厉责罚无知犯法者；不先告诫而责成于人；政令才出台就叫人立即整改。
一切皆听从统治者的威权而折腾，人治通过法度而任性，真乃劫杀之法、危亡之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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