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胡宏父子创立了什么 胡安国胡宏父子创立湖湘学派

孟泽：传承文脉需走出“成功学”藩篱丨湖湘文化与中华道统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王诗颖 摄影 陈杰 长沙报道

和大部分本土专家谈湖湘文化的方式略有不同，孟泽保持着一份异常的冷静。

比如，他提出谈湖湘文化一定要从“成功学”的藩篱走出来。还比如，他认为，从一些所谓“失败者”身上，也许能找到更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找到湖湘文化的秘密。

孟泽。（摄影：陈杰）

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孟泽是研究湖湘文化的知名专家，尤以研究湖湘人物见长，著有《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洋务先知：郭嵩焘》《广陵散：中国狂士传》等。

“湖湘文化与中华道统”系列报道今天推出对孟泽的专访。

湖湘文化的重要底色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你是一位有个性的专家。那么，在你看来，湖湘文化有什么样的个性特质？

孟泽：“湖湘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概念。正如我们说所谓“娄底文化”一样，它是因为先有地理概念，再进行延伸的解说。又譬如说娄底下辖几个县，这几个县又有怎样的文化，这是根据地域切割所作的文化切割，并不天然合理。

湖南真正成为一个省的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因为近代湖南的历史人物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构成的重大影响，从这个逻辑出发，慢慢有了“湖湘文化”的概念。

并不是因为先有湖湘文化，再产生了这样一群人。我们习惯从湖湘人物的崛起中寻找湖湘文化的秘密，进而总结出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但这似乎是一种倒果为因的概括，需要谨慎。

岳麓书院。

谈湖湘文化，就要说到其气候、水土方面的渊源。湖南人口中，移民成分很大，那么移民之前的湖南有着什么样的文化特质呢？若要追溯到更久远之前，对于属于边疆地区的湖南人文（土著的人文）来说，可能是野性、巫性的传统较丰富，《楚辞》中呈现的文化面貌就是荒蛮的、原始的、人神不分的，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一种地域文化。

从这个角度看，一直到汉唐以前，湖湘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和面貌。到唐宋以后，逐渐有中原的，江左江右地区的人进入湖南，给湖南的“水土”增加了别的文化元素和成熟的文化元素。

记者：你说外来群体为湖南“水土”增加了别的文化元素，具体指的是什么？湖南的“水土”发生了哪些改变？

孟泽：这种改变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宋明理学”和“湖湘学派”的出现。

湖湘学派的形成，离不开两个福建人：胡安国、胡宏父子。作为理学的坚定信奉者和南宋著名经学家，他们在湖南开创了理学中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并建立书堂收弟子，推广教化，如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张栻，我们一般认为他是胡宏的弟子。

也就是这个时期，宋明理学在湖南“开枝散叶”了。

胡安国像。

和主流的理学注重心性论不同，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胡宏主张“以仁致用”，张栻强调“知行互发”，这也导致创立之初的湖湘学派就有非常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湖湘学派也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底色。

而这种底色也影响到了王船山、曾国藩这样一群人的作为。如果要说湖南人精神中最核心、最内在的东西，理学根脉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和维度。

“水土”与“果实”

记者：你认为是湖南“水土”育养了湖湘文化，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

孟泽：我们现在说，“理学开山”周敦颐就是湖南人，但他仅仅只是籍贯湖南，大部分成长经历和为官履历都不在湖南。

另外，我们也可以追溯到屈原，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湖南也算是“边疆”地区，因此屈原才被流放到湖南。

而屈原的精神气质、人生经历及所作的《离骚》等作品，对湖湘文化的生长有着重要影响，对整个中国文化也有着重要影响。

位于永州市道县清塘镇楼田村的周敦颐故居。

屈原的写作，和湖湘水土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作品中的荒蛮的文化底色，湖南人对这种气质更有一份认同，更能深入人心。但屈原的影响不仅只在湖南，他在整个汉文化圈中，都有巨大影响。这种典范，某种意义上对湖南人的人格形成，产生了教导和熏陶作用。

从屈原到宋明理学，这两大元素大体上就是湖湘文化形成的基本背景，加上汉唐以来放逐的士子文人在湖南的书写，湖湘文化的精气神也就是从这些地方得来的。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湖南的水土和气候条件以及地理条件，塑造了湖南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会让这几种元素在这样的水土中产生一些变化，结出一些属于湖南的“果实”。

记者：“水土”与“果实”的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孟泽：是的，这种“果实”实际上就构成湖南人的文化面貌和精神面貌。而这种文化面貌和精神面貌因为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在湖南一群精英和杰出人物身上得以呈现，因此，我们也常通过这些近代湖湘人物去寻找湖湘文化的“根”与“魂”。

但我认为，湖湘近代人物的崛起，虽然和湖湘文化的形成背景有关系，但这种崛起更重要的是得力于一种历史的偶然机遇，它不是一种文化所确定必然产生的结果，历史充满了偶然性。

湖南人在近代所彰显的革命精神，和偶然的历史机遇有关系，和湖湘当时的生存状况有关系，而不只是和屈原及宋明理学有关系。

湖南从来不是一个温柔富贵之地，而是一个艰苦之地。都说湖南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什么呢？因为太苦了，什么苦没见过？死的人太多了，于是对苦和死也就不怕了。因此当一些人带兵打仗后建功立业，就强化了这种趋同，使这个地方的革命气氛更浓厚了。

说到湖湘文化中的这种革命精神，我更愿意归结为这是一种生存背景、地理气候条件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文化的产物。

“失败者”身上的湖湘文化

记者：那么在湖湘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哪些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

孟泽：我一直觉得，分析湖湘文化不能总是从近代那些大人物谈起，不能总是从大人物的背后去寻找湖湘文化在他们身上的影响。

如果我们先把这个结果确定为正面的，再去找文化的本源，以果范因，就不符合我们研究湖湘历史文化所应该具备的科学精神和基本逻辑。

比如说曾国藩成功了，左宗棠成功了，我们就只以他们为标本去关注和研究湖湘人文及其精神内核。那么，郭嵩焘这种在当时仕途暗淡的，罗泽南这种壮年去世的，难道我们就要回避吗？

其实，从这些所谓“失败者”身上，我们也许能找到更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找到湖湘文化的秘密。

所以我觉得，谈湖湘文化一定要从“成功学”的藩篱走出来，我们不能以近代湖南出了多少将领和大人物，然后来说这种文化多么适应现代发展。

就像屈原，他的一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包括王船山，他的一生何其“失败”，但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又是何其厚重！对于一个地方文化或者一个民族文化，真正厚重的东西，或许是“失败者”们所完成的。

记者：又有哪些人物曾被我们忽略却依然值得关注呢？

孟泽：提到娄底双峰，大家看重的是曾国藩。但其实双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被称为“湘军之父”的罗泽南。他不仅军事理论建构不亚于曾国藩，另外从全部理学的角度上看，他的成就是高于曾国藩的。他所呈现出的精神样本，我觉得对于现代湖南人来说，更具有励志意义。

罗泽南出身平凡苦难，但是能跻身于首领级行列，可见其多么了不起。他在价值体系内，呈现了罕见的光辉。

罗泽南像。（图源：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微信号）

必须说到的是，湖湘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文化，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农民文化”。其本质就是求生存，也就是实用主义或者我们说得更多的“经世致用”。这种农业文化进入到现代，需要大的调整，它才会有新生，才会有未来。

如果我们一仍其旧的话，秉持这种文化精神，我觉得我们是走不出新的未来的。我们需要有更充分的世界性的养料来滋养、哺育湖湘文化，才能让湖湘文化老树发新枝，开出新的花朵，否则就不会有新的花朵。

不要自蔽于“传统”

记者：在你看来，立足新时代，我们如何去传承和创新湖湘文化？如何讲好湖南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孟泽：我们要讲好湖湘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要找到这个故事发生的真正因果，真实反映呈现出来的面貌，以及它可能带给我们的未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讲湖湘文化，需要用更加现代的眼光去打量，才会“打量”出一个现代的湖湘出来，而不能简单回到旧的状态。前辈再怎么光彩，也是他们的光彩，我们需要做的，是去光大，而不是在这种光芒下求。

如何光大湖湘文化？我认为，需要有足够开阔的视野和胸怀，接纳人类的优秀文明，接纳现代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和基本的价值理想，不要背离这种理想，不要背离这个世界，这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一定要返回湖湘文化的定式，自蔽于传统；不要一味地坚守，而要创造性地转换它、光大它。

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自己去担当，有足够的和现代世界融洽的能力，以及进入现代文明体系的能力。我们要从湖湘看中国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中国看湖湘。湖南的这种水土和历史锻造了湖南人的性情，这种性情中有大破大立的勇气和意志，但是湖南人也需要一些细致的功夫和一些妥协的能力，以及链接世界的勇气和开阔。

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修订版。

曾国藩的书就在那里，湖湘历史人物的精神就在那里，已经成为湖南人性格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每天强调它，而是要拥抱世界文明。

记者：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中说“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说只要研究这件事的过去，而实是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不仅如是，而还要知道将来”。对于湖湘文化的“将来”，你有什么建议？

孟泽：我们湖南水土中成长起来的性情和本土文化，跟未来之间是有一些冲突的，而现在湖湘文化中就缺少一些适应现代社会规则的元素和价值观，我们必须进行调整，不能让传统成为一种包袱，这样才可能成为湖湘文化的“孝子贤孙”。

钟叔河先生说得很好，“社会的文明和社会的开放程度毕竟还是在慢慢进步的，但是，我们这个国家正因为传统很好，我们有可以自傲的传统文明，所以它的保守性也是特别强的，所以我们走向全球文明会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在我看来，有些东西可以被保守，但是不能一直保守下去，必须有新的开拓，才可能让传统的文明成为正面的东西，否则就会成为累赘和包袱。

所以，我们一定要取舍得当，而且我特别强调，对于任何传统，不管是好还是不好的，我们都需要有“清零”的能力。

记者：“清零”的能力？

孟泽：清零不是放弃，但是你可以把它撇在一边作为参照物，而你继续走你的道。

比如说郭嵩焘，他在这百年间是没有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的，谭嗣同等人虽然非常认同他，但这种认同始终是少部分的，没有深入到大众层面。

郭嵩焘的身上就具有开放包容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湖湘文化的传统里也有包容开放的一面。只是需要我们去找到这种资源，用这种资源提振我们现在的信心，我们并不是保守的、封闭的。

所以在讲湖湘文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湖湘文化本身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尤其不能以湖湘文化自矜自伐，未来都是创造者所创造的，而不可能是继承的。

当我们分析湖南人的性格时，我们不能单纯把它定义为好或者不好，而是要看放在什么时代。在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湖南人这种敢于革命的精神就是好的，但在和平时代，我们就需要一些别的品质。

所以，我觉得不能笼统地把湖湘文化当成一个图腾去崇拜，我们需要有足够多的反思，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就是说，一个现代社会的建构，它需要足够充分的现代的价值观念来贯彻、来穿透，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在成王败寇的逻辑里一仍其旧地走下去，有文化却不见得有文明。

胡姓(31)｜崇安胡氏：胡安国的3个儿子承袭父学，都是湖湘学派的得力干将

黄勇/文

胡姓(30)｜崇安胡氏：胡安国潜心研究《春秋》，开创著名的湖湘学派

胡安国有胡寅、胡宏、胡宁3个儿子，他们承袭父学，都是湖湘学派的得力干将。

胡安国画像（资料图片）

胡安国大儿子胡寅：“人物伟然，可谓豪杰之人”

胡寅，字明仲，学者称他为致堂先生，他不是胡安国的亲生儿子。

胡安国的父亲胡渊一共3兄弟，哥哥叫胡耸，胡耸有个儿子叫胡淳，胡寅就是胡淳的儿子，与湖湘学派另一个著名的胡氏学者胡宪是亲兄弟。

胡寅是过继给胡安国抚养的，胡安国视他为亲生儿子，胡寅因岁数大于胡宏、胡宁而居长。

宣和3年（1121），胡寅考中进士，初授秘书省校书郎，后调任司门员外郎。当时的中书侍郎张邦昌看他年轻有为，想让胡寅当女婿，被他拒绝。

金军攻陷汴京后，要立张邦昌为儿皇帝，胡寅愤而弃官归故里，在武夷山下建夺秀馆舍，隐居讲学。

胡寅画像（资料图片）

建炎3年（1129），经抗金名将、四川绵竹人张浚推荐，胡寅出任起居郎，先后任永州知州、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院、徽猷阁学士等。

后来，胡寅因主张抗金，斥责秦桧为“和戎宰相”，被秦桧以“讥讪朝政”为名，贬为梁州团练使。秦桧死后，胡寅复官。

绍兴27年（1157），胡寅逝世，谥号“文忠”。

胡寅一生著述甚丰，有《斐然集》30卷、《崇正辩》3卷、《论语详说》20卷、《无逸传》一卷、《二五君臣论》一卷、《西汉史钞》20卷、《三国六朝攻宋要论》10卷、《注叙古千文》一卷和《读史管见》一卷。

朱熹评价他说：“致堂议论英发，人物伟然，可谓豪杰之人。”

胡安国二儿子胡宏：南宋初期振兴理学的关键人物

胡宏，字仁仲，号五峰，人称五峰先生。

胡宏画像（资料图片）

胡宏15岁写《论语说》，编辑《程氏雅言》，后来师从程颐、程颢的弟子杨时、侯仲良。

胡宏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入仕，而是通过父荫被补官为右承务郎。

秦桧当权后，因以前与胡安国关系交好，想举荐胡寅、胡宏兄弟，但遭到两兄弟的拒绝，并弃官隐居。

胡宏隐居在衡山，先后讲学于碧泉、道山书院。

碧泉书院原本为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潭州湘潭县隐山所建，初名碧泉书堂，因胡安国谥号“文定”，人们又称为文定书堂。

胡宏弃官归隐后，修建和扩大学堂，讲学授徒，将书堂更名为碧泉书院。

绍兴31年（1161），四川绵竹人张栻（曾举荐胡寅的张浚之子），来到碧泉书院拜胡宏为师。经胡宏指点，张栻学业大进，后来成为湖湘学派第三代大师。

绍兴年间，胡宏曾给宋高宗献万言书《上光尧皇帝书》，论复仇大义，“愿陛下加兵敌国，犹饥渴于饮食”，主张“以仁为本，修心之志”。

秦桧死后，张浚等人向朝廷推荐胡宏，但这时胡宏已病重不起，死后被追赠为正郎。

胡宏著有《知言》《皇王大纪》《王峰集》《叙古蒙求》等，是南宋初期对振兴理学起了重大作用的关键人物，湖湘学派的奠基者之一、创立者。

胡安国三儿子胡宁：所著《春秋通旨》在明朝时成为教科书

胡宁，字和仲，号茅堂，人称茅堂先生，幼年跟随父亲胡安国诵读经史，后荫补为将仕郎。

秦桧当权时，召他为试馆删定官，后任太常寺丞、祠部郎官。

胡寅得罪秦桧，胡宁受到株连，被贬为夔州洛安抚司参议，后改任泮州知州，又改主管台州崇道观，在任上去世。

胡宁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一生博览群书，所著《春秋通旨》在明朝时成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

【下期关注】

请看胡姓(32)。

【特别致谢】

四川蓬溪县文史专家胡传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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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学派”创始者胡安国与湖北当阳的深厚情缘

郭汉闵

　　宋代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特征，就是理学的形成。

　　湖湘学派作为理学一个重要的流派，也就在这一时期于长沙地区形成，并对湖南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湖湘学派以长沙为中心，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作为理学一个重要流派，湖湘学派尊程朱理学，重经世务实，包容众家之长，并衍化成湖湘文化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之间，历千百年而不竭。

湖南长沙岳麓山。

　　自嘉道两朝湖南经世致用派，至咸同两代的湘军集团和戊戌维新群体，再到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以及国共两党的精英群体，他们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这些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演变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远的。

　　湖湘学派最早源于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周敦颐的心性论理论体系，是以后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湖湘学派正式形成于南宋。这个以"湖湘"命名的学派，创始者却并非湖南本地人，而是原籍福建的胡安国、胡宏父子。清光绪《湘潭县志》记载，"道学开自周敦颐，乡邦无传其学者，至安国及子寅、宏来发明之"。这一观点，得到学界认同。

长沙岳麓书院。

　　胡安国(1074年-1138年)，又名胡迪，字康候，号青山，谥号文定，学者称武夷先生，后世称胡文定公。建宁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北宋学者。胡安国一生以圣人为目标，提倡修身为学，主张经世致用，重教化，讲名节，轻利禄，憎邪恶，对两宋之际的政治和学术领域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其所著《春秋传》成为后世科举士人必读的教科书，也是湖湘学派的代表著作。公元1131年，胡安国在湖南湘潭县隐山与幼子胡宏共同创办"碧泉书堂"(文定书院前身)，开创"湖湘学派"。湖南的众多人杰，正好全部集中在"湖湘学派"所幅射的长沙方圆100公里范围内。湖湘学派不仅影响湖南千余年，并且对中国文化发展都具有极大影响。

　　少有人知的是，湖湘学派的创始者、奠基者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及胡安国侄子胡寅曾长期隐居当阳荆门的山水之间。漳水流域富饶的土地、秀丽的山水，对胡安国、胡宏父子湖湘学说的形成有可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岳麓书院爱晚亭。

　　《宋史·胡安国传》记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复任为给事中，到职十余日求去，携家寓居湖北一带。原文是："安国之使湖北也，时方为府教授，良佐为应城宰，安国每来谒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胡安国寓居湖北的具体地址，《宋史·胡安国传》语焉不详。胡宏的《文定书堂上梁文》一文，为后世弥补了《宋史·胡安国传》的这一缺憾。

　　胡宏是胡安国幼子，字仁仲，出生在荆门当阳一带。他在《文定书堂上梁文》中勾勒出胡安国一家自武夷山来到荆、湘的艰难过程。他在文中写道，胡氏"武夷山传世，漳水成家"，因为金兵南侵东犯，宋室南渡,为避战乱，胡氏一家经历了10年奔波迁移,最后才定居在荆、湘之地。胡宏在文中流露了胡氏一家强烈的怀乡之情："回首十年之奔走,空怀千里之乡邦。"胡宏的这篇文章明确告诉我们：胡安国寓居湖北的地址为漳水流域，时间是靖康元年(1126年)。靖康元年也正好是开封被围、北宋灭亡的年份。靖康之难,宋室南渡,胡安国携家眷南迁，先是寓居在江西丰城约半年时间，随后避乱荆当地区漳水之滨。

　　胡寅是胡安国侄子，在学术上也颇有建树，后世称其为"致堂先生"。由于他跟着伯父在当阳荆门生活了很长时间，晚年隐居在漳水之滨，在漳河以东结茅而居，教子课读。因此，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将其列为乡贤。

　　胡安国及家人、弟子南下寓居当阳荆门地区，同治《荆门直隶州志》有明确记载。该地方志在记载当阳塜墓时有两处提到胡安国：一处是胡光禄墓。胡光禄即胡安国的父亲。"在治北二十里苦竹溪。胡文定父渊，字泽之，文定为蔡京所恶，退居漳滨，迎父就养，卒葬于此，后赠光禄大夫。"历史上的苦竹溪也就是现在桐树桠、烟集一带。

苦竹溪建起的太阳能发电站。中国摄影家协会员　周新仕摄

　　胡安国不仅隐居于此，还将老家的父亲也接到了当阳。另一处是胡文定墓。"在治北十五里龙泉山上。文定卒葬龙泉山，三子寅、宏、宁俱贯荆门。明成化三年，当阳知县黄恕奏请春秋祀。墓祠即公旧居。居后为书院，环墓古松合抱者，尚存四十株。"胡安国不仅隐居于此，而且三个儿子侄子也在此陪伴父亲。三子也就是胡安国的侄子胡寅、胡宪，幼子胡宏。该地方志在记载荆门古城祠宇时也提到了胡安国："三贤祠，城南，在凤鸣门外南台。明成化中，州牧俞诰建，祀朱震、胡安国、陆久渊，久废。"胡宏的《文定书堂上梁文》一文以及胡寅作为荆门的乡贤地位充分证明，胡安国一家寓居湖北的地址就是漳水之滨。

　　据《宋史·胡安国传》的记载，胡安国曾有多次隐退。他虽为官四十年，但真正在位履职时间只有六年，有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处于隐退状态，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程朱理学。但是胡安国隐退何处，《宋史·胡安国传》并没有明确指出。联系胡宏的《文定书堂上梁文》一文"漳水成家"四字，胡安国的父亲长眠葬于此地，以及胡寅作为荆门的乡贤殊遇，胡安国多次隐退的栖居地很可能就是湖北的漳水之滨。因为这里是其父亲胡光禄长眠之地，幼子胡宏的出生地，侄子胡寅的隐居地。这里的山水让他有回老家武夷山的亲切感，亲情让他对此地割舍不下。

胡安国画像。

　　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在记载当阳古祠时，有两处提到胡安国：一处是四贤堂："在玉阳观旁，祀宋唐质肃、胡文定、朱汉上、陆象山四先生，亦名玉阳书院，今废。"另一处是胡文定公祠，"在治北十五里龙泉寺右，祠在墓前，即文定书院故址。道光十六年，知县王朝枬捐奉重修。春秋与社稷坛同日致祭。"同治《荆门直隶州志》的上述记载表明，胡安国及家人隐居之地就是当阳龙泉山一带。

　　比同治《荆门直隶州志》更早的乾隆五十九年版《当阳县志》，对胡安国隐居当阳龙泉山有着更明确更具体的记载。卷一方舆志古迹部分两处提到胡安国，一处是胡光禄墓，一处是胡文定墓，内容与同治《荆门直隶州志》高度一致；学宫部分对胡文定书院的记载是："龙泉寺田二百五十亩，除文定墓祭费三两外，该纳银六十两。"

清同治版《当阳县志》对文定公祠和文定书院的记载。王先进供图

　　乾隆版《当阳县志》卷九艺文志收录了两篇重修胡安国墓碑的文献：一篇为明朝人刘绩、字用熙撰写的《重修胡文定公庙碑》，一篇为清朝人李遥撰写的《胡文定公墓碑记》，是对胡安国曾长期隐居当阳推测的有力佐证。

　　明人刘绩、字用熙撰写的《重修胡文定公庙碑》明确记载："公讳安国，字康候，建安崇安人。地志谓父渊，寓迹荆湖间。至公，为蔡京所恶，退居当阳之漳滨。渊墓在焉。志传父没，筑室墓旁，耕种自给，若将终身。即今龙泉寺所攘田也。"渊也就是胡安国的父亲。这一记载表明，在明朝的当阳、荆门的地方志中，就有胡安国隐居当阳龙泉山的记载，并对胡安国隐居当阳龙泉山的原因作了说明，即因为胡安国的父亲葬于当阳境内。

清同治版《当阳县志》“重修胡文定公庙碑记”。王先进供图

　　清朝人李遥撰写的《胡文定公墓碑记》开头两句就是："当阳县北十五里龙泉，上有胡文定公墓。与春秋祀，自明成化三年始也。"成化是的年号，时间范围是公元1465--1487年之间。明成化三年也就是公元1468年。清乾隆年间是公元1735--1796年。这一记载表明，当阳历代官员及学子对胡文定公墓的每年春秋两次祭祀习俗，从明朝成化年间就有了，时间延绵长达二百五十余年。

清同治版《当阳县志》“重修胡文定公墓碑记”。王先进供图

　　此外，乾隆版《当阳县志》卷九艺文志还收录了八首前人凭吊胡安国墓的诗作。早最的一首是南宋人张轼的五言诗《题文定公书堂》。他写到："堂堂武彝翁，道义世所尊；永好霜雪手，琴书贲邱国；当时经行地，尚想笑语温。"武彝翁即胡安国，因祖籍地在福建省武夷山，故学者称其为武夷先生。张轼是南宋重臣，也是胡安国的再传弟子。张轼这首诗表明，早在南宋时期，胡安国栖居湖北当阳龙泉寺，就已为众人所知了。令人遗憾的是，张轼的诗作中并没有点到胡安国墓的具体地址。明人诗作有两首，一是袁中道所作，一为杨志所作。袁中道为明文学"公安派"领袖之一。他写的是一首五言律诗，题为《龙泉胡文定墓》。这首诗作题目本身就表明胡文定墓在当阳龙泉山。杨志所作也是五言律诗，题为《龙泉寺过胡文定公墓》。另外五首均为清人诗作，其中属当阳清初举人杨州彦诗作水平最高。

清同治版《当阳县志》收录宋张栻“题文定公书堂“”。王先进供图

　　上述丰富的古文献资料充分证明，湖湘学派创始者胡安国曾长期隐居当阳龙泉山龙泉寺，并葬于此地。胡安国墓在当阳龙泉山一带，当地人俗称宰相墓，是当阳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新旧盗洞无数。龙泉山龙泉寺, 古为当阳名胜，"龙泉夜月"为当阳八大景之一，早在唐代就受到大诗人孟浩然的称颂。他在《过龙泉精舍呈易叶二公》一诗中写道："停午闻山钟，起行散愁疾。寻林采芝去，谷转松翠密。旁见精舍开，长廊饭僧毕。石渠流血水，金子耀霜桔。竹房思旧游，过憩终永日。入洞窥石髓，傍岩采蜂蜜。日暮辞远公，虎溪相送出。"诗人以其清新、隽永的笔调，描绘了龙泉山一带如画的风光，龙泉寺僧侣生活的情趣。胡安国选择此处定居，倒是再合适不过了。

清同治版《当阳县志》收录清袁中道诗作“胡文定墓“”。王先进供图

　　胡安国隐居当阳龙泉寺，创建书院，讲学撰述，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相关文献传世，甚为可惜。明以后，荆门、当阳私学发达，书院众多，其中以苦竹溪为最甚，因此《湖北通志》称其"冠绝荆楚"。这一文化现象，应该就是受胡安国的影响所致。从延绵两百多年的胡文定公墓每年春秋两次祭祀来看，胡安国对当阳教化的确产生了深远影响。胡安国在当阳龙泉山创建书院，讲学撰述，对后来胡安国在湖南衡山创立湖湘学派也应该有重要影响。

　　就在明末清初湖湘大地出现一代大儒王夫之的时候，曾深受胡安国理学思想影响的当阳，也是人才辈出，群贤汪洋。据清同治版《当阳县志》的记载，明朝洪武年间至清朝同治年间，当阳就先后出了2个翰林，6个进士，38个举人，234个贡生，冠绝荆楚各县。《湖北通志》对偏居鄂西一隅的小县当阳曾有"一邑两翰林，十里三解元"的赞誉。

清同治版《当阳县志》收录清杨州彦“题文定公墓”。王先进供图

　　"两翰林"，即明朝的李让，清朝的金维岱。李让于明永乐辛卯年中进士，曾任大理寺评事，后任广东右参议。金维岱童年生活在当阳，后随家人移居钟祥，于康熙年间中进士，曾多年任翰林院检讨一职。两人《明史》、《清史》均有传略。

　　6个进士即指明朝的白之彥，清朝的金维岱、陈其美，杨州彦，陈士敷，郭孙俊，宋楚望六人，后五人《清史》均有传略。"十里三解元"中的三解元即指现今两河镇的白之彥、郭孙俊、宋楚望三人。三人前两者为现今双龙村人，宋楚望为现今麦城村人。白之彥于明末崇祯年间中进士，其生平不详。郭孙俊于清雍正年间中进士，曾任江西安福知县，后辞官归隐家乡。三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属宋楚望。宋楚望字荆州，号恒齐，雍正十一年（1733）中进士，授句容知县，勤农育士，政声很好；后调任丹徒知县，乾隆十九年（1754）调任常州知府，乾隆二十六年（1761）任松江知府。他所著《人离分途》、《戒淫》等，据文献记载"人争颂之"。他还著有《公门果报录》、《官箴书集成》等流传后世。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洪亮吉等均为宋楚望弟子。杨州彦字倩公，一字宣楼，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曾官任邱知县，其调济民困，清廉自持，因忤旨罢归，绝意仕途，颇有胡安国之风范，对当阳荆门一带有较大影响。陈其美于清顺治年间中进士，曾任浙江处州知县。陈士敷于清康熙年间中进士，曾任福建归化知县。38个举人中半数以上在《明史》、《清史》中有传略。

朱震画像。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名人朱震。朱震（公元1072年生），字子发，世称汉上先生，北宋之际的著名大臣、理学家，以廉正守道闻名于世。其著述甚多，现仅存《汉上易解》11卷、《附汉上先生履历》1卷。宋史《宋史·朱震传》记载其为荆门军人。南宋时期的荆门军，其范围包括现今荆门东宝、当阳、远安三地。根据《宋史·朱震传》这一记载，荆门人一直认为朱震即荆门人，故《当阳县志》并未记载其人。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升荆门为直隶州，领当阳，远安二县。宋端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235年，荆门军治所从荆门移至当阳玉阳，直至至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278年，其时间长达四下三年。乾隆版《当阳县志》艺文志载有南宋人李英的《荆门军贡院记》一文，可视朱震为当阳人的有力证据。其文开首写到："荆门军，古玉州当阳地，山水秀丽甲湖湘。楚汉以来，人物相望，未易枚举。近世如内翰朱公震，秩宗胡公寅，秘校范公如圭，率由科举。"当然，同治《荆门直隶州志》视朱震为荆门人，其实也有道理。从胡安国与朱震的师生关系、朱震曾于文定书院求学的经历来看，联系到同治《荆门直隶州志》、乾隆版《当阳县志》记载的玉阳城区四贤堂中的朱震画像种种迹象，朱震这一著名大臣、理学家，很有可能就是"荆门军"、以及荆门直隶州中的当阳人。

湖北当阳市新姿。中国摄影家协会员　周新仕摄

　　晚清以及初期，当阳仍是英才辈出。除了晚清两个举人王钟麟和徐中铨之外，辛亥革命的元勋和武昌首义的重要组织者聂豫，中国现代造船业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的郭霖，"五四"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重要组织者樊树芬，长江中下游地区丝绸大商佟先宝，发动当阳城关起义的李超然，等等，可谓群星闪耀，竞相生辉。很巧合的是，就在在湖南东部发动农民秋收起义之后的第五天，当阳庙前就爆发了震惊鄂西的农民瓦仓起义。

　　当阳明朝以后人才辈出的背后，是发达的私学，是胡安国理学思想的深远影响。从这一角度而言，胡安国可以说是沮漳流域近现代文明的重要启蒙者。

湖北当阳市新姿。湖北摄影家协会员　魏勇摄

　　《宋史·胡安国传》记载，南宋建炎(1127-1130)年间，胡安国受友人相邀，率家人、弟子从荆门南下湖南，在潭州湘潭建碧泉书院，后又在衡山山麓创办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从而开始奠定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

　　据清乾隆《湘潭县志》记载：胡文定在"绍兴八年（1138年）四月十三日没于正寝，葬于潭州湘潭县龙穴山"。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对湘潭胡文定墓有过置疑："乃湘潭亦有定墓，而省志云宁后徙湖南、卒湘潭，岂湖南诸墓乃公诸子墓耶？"由于当阳胡文定墓、文定书院遗迹不存，两地胡文定墓孰真孰假的问题，注定只能成为历史之迷了。这是当阳永远的遗憾。

作者：郭汉闵

作者简介：

　　郭汉闵，男，现年57岁，1982年7月毕业于原宜昌师专中文科，曾从事教育、新闻、政研等工作，现在当阳市政协机关工作。有专著《隐形的南方》书版。

碧泉: 沧浪之水，湖湘之盛

文/涂婧

走进碧泉村，历史文化的厚重感，现代农业的振兴感，村民们的幸福感，生态文明的美誉感，让人目不暇接、耳目一新。

碧泉村因村内有名闻遐迩的碧泉潭而名，南宋时期，理学大家胡安国、胡宏父子在碧泉潭旁创建了碧泉书院，设坛讲学并开创湖湘学派。碧泉潭，传说中的“千年圣水 \" ，胡宏在《有本亭记》赞曰：“‘此非沧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寻而濯我缨乎？’则命门弟子问津于居人。于是傍西山之阴，逶迤而入，不及百步，苍然群木之下，翠绿澄净，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号为‘碧泉’”。

碧泉村发挥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天独厚的泉水资源“两大优势\"，优化文化文明、基础设施、政策法治“ 三大环境\"，建设文化、富裕、美丽、生态“四个碧泉\"。筑巢引凤，碧泉村的资源环境吸引了一批投资商，利用当地最突出的水资源，兴办了矿泉水、生态种养、农产品加工等企业，乡村经济快速发展，碧泉村生态农业品牌闻名全国，优质矿泉水、绿色大米，泉水鸭，预制菜等特色资源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推动了乡村振兴。

弘扬湖湘文化，铸造发展之魂

弘扬湖湘文化，统一碧泉人的思想，是碧泉村优化营商环境，振兴碧泉的“首招”。一方面，深入广泛宣传湖湘文化的核心内核：“经世致用、内圣外王，”举办“碧泉论坛\"， 激发碧泉人奋发图强。同时，申请支持整理出版了碧泉书院和湖湘文化相关书籍5套，3万多册；修建了“有本亭\"、湖湘文化墙、孝文化墙等；建设碧泉“农民戏台”，举办“花朝”文化节，让碧泉人和到碧泉村的人，深刻地接受湖湘文化的熏陶。使碧泉人思想上摒弃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意识，摒弃墨守成规的思想，树立创新发展的理念。从此，碧泉村打麻将的基本没有了，游手好闲的绝迹了，都把心思和力量放到了致富求发展上了。

对碧泉潭、碧泉书院遗址等进行整治和保护，碧泉潭，全部衬砌并加建护栏，成为观赏的打卡点。潭里涌出的清泉，形成一条清澈的溪水， 现在，打造成了一条实实在在的花溪。

整个一条溪，全部进行了生态整治，溪底铺了卵石和大的石头，显得很自然的清泉石上流，两岸杨柳、桃花，还种了迎春，紫云英等草本花卉，一路潺潺流水，一路繁花似锦。

“溪虽清浅，而有长江万里之势”。胡宏这样称赞，把这潭、这溪圣水，揉入湖湘理学的自信，意气风发，势不可挡。

打造美丽乡村，夯实发展之基

改变碧泉村的面貌，实施“美丽乡村”战略，是碧泉村优化营商环境，振兴碧泉的“实招\"。争取列入了省、市美丽乡村示范村，按照美丽乡村的“村容整洁、经济发展、乡风文明、环境美化”要求，一项一项抓落实。碧泉村的基础设施差。长期以来，村上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进出碧泉十分困难。村里的第一举措便是修路，村支书谭俊岳起早贪黑地带领村支两委与乡亲们坚守在修路工地上，经过连续五年苦干实干，新修了村级公路6公里，拓宽整修硬化了公路10 公里。终于让全村几乎每户村民家都通了公路，为大家带来了生产、生活的便利，也为招商引企来碧泉潭创造了条件。

2016年以后，先后有枫树、桂花两村合并进来，使碧泉达到144个组，3700多人，村域面积达15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建设又面临新的压力，他又先后募集500多万元，硬化乡村公路15公里;并全部美化、亮化，在2017年，实现了全村路灯亮化。现在碧泉村的村级主要道路全部硬化畅通，其中6公里实现白改黑，整洁的沥青路面，加花卉绿化美化。村居民宅，全部“穿衣戴帽\"，打造文化墙。连续多年对全村的水利设施进行深度改善，共争取上级投资2000多万元，整修了长达30公里的高标准水渠，硬化山塘100多口，全村实现旱涝保收。

筑巢引凤招商，培植发展之翅

优化环境引企业，是谭俊岳推进碧泉经济发展的“硬招”。筑巢引凤，招商引资，最关键的是要为企业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村里通过在硬件环境上出实招，在土地利用上为企业家扫清障碍，在交通、电力上，为企业家提供方便。如在电力改造上，先后争取了300多万元资金，不仅解决了本村长期存在的用电不足问题，而且为投资办厂提供了足够的电力源。在碧泉村，企业发展，做到厂围墙外的事村里全负责，企业只需要安心投产经营就好。村里先后利用碧泉潭的水资源，引进人才资金兴办了湖南亿年酉鱼农牧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碧泉潭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矿泉水厂)，湘潭县碧泉食品加工厂(槟榔厂)，湘南华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厨食尚农业发展公司，顺餐食品厂等六家上规模的企业，实现村内企业年总产值过亿元，五年后可达年总产值4亿元。村民就业700多人，年务工收入120O多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年50万元。2022年，给村民分红20多万元。如顺餐食品有限公司，就是为碧泉村优质的水资源，优秀的发展环境所吸引，2O21年从长沙搬到碧泉村的，占地20亩，投入3000多万元，现有2条标准化生产线，主要生产扇子骨、海鲜、扣肉等预制菜，销往北、上、广等地，2022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2023年产值有望过亿元。

碧泉潭水，源远流长，一路高歌，奔流通江入海，碧泉村，乘着改革开放大潮，沐湖湘文化精髓，如强龙出潭，奔腾而上。正如碧泉村村部牌楼对联所言：碧映蓝天，地灵人杰皆有本，泉昭明月，物阜民本冠湖湘。碧泉波涌湖湘潮，直挂云帆济沧海，古老的碧泉村，一定会越来越辉煌，越来越美好。

(涂婧，女，汉族，湖南湘潭人，长沙理工大学毕业，文学学士，湘潭市政府机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