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八字命理 万历八字app

万历皇帝最邪门的一座帝王陵，一口棺材要了7条命

踏破璀璨的历史长空，瞭望星辉里斑驳的流光闪烁，千年的风霜，冻结了多少英雄传说，那古今横贯的天地长线，串联着生命最初的力量，带给人惊奇，带给人追忆，那历史的浩繁画卷，是永不老去的心灵天宇!

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考古界所做的一个最危险的一件事就是开挖了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寝——明定陵。

1955年以郭沫若为负责人的明定陵考古工作开始了，作为考古经验还在婴儿期的考古队来说，这是一次危险的尝试。300年前的明定陵的修建耗时6年，花费800万两而建成，虽然规模相对于其他帝王陵不是很大，但由于是帝王的规格埋葬，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历时1年半才找到一堵高8.8米厚1.6米的金刚墙，也就是所谓的地宫入口。

然而就在挖掘工作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外面开始流传：定陵地宫藏有一条河流，要想找到万历皇帝的棺椁必须乘坐小船经过布满铁剑的小河，途径万丈深渊，且必须是生辰八字与万历帝相同的人才能到达。一时间考古队人心惶惶，郭沫若等人则不信牛鬼蛇神，坚持挖掘。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到达了主棺室。

主棺室的中央摆放着三口朱漆棺材，中间一口就是万历皇帝的，左右两口为皇后的。考古队员迫不及待的打开了万历皇帝的主棺，只见里面金光闪闪，摆满了众多奇珍异宝，其中以万里皇帝的龙冠最为耀眼，上面镶嵌宝石达120多颗，珍珠5000多颗均为金丝串起。一时间考古队员欣喜若狂。

当时的考古还是比较落后的，在后来的文物保存中许多文物因没有保存条件大都损坏。而万历皇帝的棺材木因为考古人员觉得没有价值便丢弃在了旁边的山沟后，附近七位村民闻讯赶来，瓜分了这块棺材木，个个如获至宝。村人不无忌妒地警告说：“皇帝的东西不是随便可以用的，要是没那福分，消受不起，还会搭上性命……”诡异的事情随之而来：一对年迈的夫妇特地用此楠木请人打做棺材，可是不到半月，两人前后归天。一位农民更是把此木放在佛龛上，结果家中四位小孩死因不明......先后七位遭遇不测。

更加邪气的是参与此次的考古学家也遭遇了怪事。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缢死于北京故居，他的两个儿子也自杀身亡了，总指挥郑振铎遭遇离奇空难，吴晗在狱中自杀骨灰都找不到......

　　虽然出土了不少奇珍异宝，但是明定陵就像中国式法老的诅咒，诡异的事情真的无法解释。自此不主动开挖皇陵成了考古界的一条明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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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明朝皇帝定陵挖掘出400年前皇帝的纯金帽子，工艺是迷

明朝万历皇帝的陵墓——定陵，是中国考古队迄今为止唯一主动打开的保存完好的皇帝地宫。定陵里面安葬着明代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即万历）以及他的两个皇后。60年前，从地下宫殿中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的文物，还出土了目前中国仅此一件的纯黄金皇冠。

1958年，地宫开启的那一刹那，考古学家到底看到了什么？

整个地宫平面图

这张照片就是考古人员在夜以继日工作了三个月，挖到了一个小石碑。确定定陵的位置后，向地下深挖27米，才找到地宫入口

这张照片就是考古人员找到地宫入口时的情景。

石碑上写着：此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考古队十分欣喜，就按着石碑上的铭文挖下去

果然，在考古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挖开表面的封土。来到了石碑上记载的“金刚墙”。墙高5米5，全部都是由实心长约40公分，宽15公分的砖块组成。随后考古人员架好梯子，沿着墙面中心呈现倒三角的一一取下石砖。

取下石砖之后，呈现在考古人员前面的是地宫的大门，一扇汉白玉大门赫然出现在眼前。它是由整块的汉白玉石雕刻而成。门面的雕工精细，两个玉石石狮子悬挂门口，已有400多年，一点腐朽侵蚀都没有。在大门的后面是一块“自来石”，它主要是在墓里面挡着石门不叫人进来的。一般只有采用特殊的工具才能打开。

当时考古人员制作了拐钉钥匙，这也是盗墓贼们常用的方法。先把制作好的铁圈从木门的门缝中伸进去。套住顶门时，然后用薄木板泥从门缝插入。推开顶门时，木门就可以轻松打开了。

石门被推开之后，看到里面由石墙拼接，顶部和左右都是石墙。经历了400多年的地下，有的石材已经剥落，地上都是剥落的石块和白灰。但整个墙体显得完整，没有大面积的损坏。地面上是有腐朽的木材组成的过道，清晰可见当年运送棺木留下的印迹。

中殿的大理石门打开后，发现三个汉白玉的宝座和一堆陪葬品。石门正中央的宝座是万历皇帝的，另外两个是他的两个皇后的。画面中的3个大龙缸里面放的是香油，为了制作长明灯而用。但是当陵墓打开的时候，都已经凝固了。显然，在陵墓关闭之后不久，长明灯就熄灭了

当中殿的门被打开后，就到达整个定陵的后殿了。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是：放在汉白玉棺床上的3口梨花木的棺木，但都已经腐朽。其中中间的那个是万历皇帝的，旁边是两个皇后的。当考古人员进入现场时发现孝靖皇后的棺椁已经有些腐朽了，后来专家考证他是迁葬过来的，所以腐蚀比较严重。

汉白玉棺床一侧的陪葬品，四周摆放着二十六只装满了陪葬品的箱子，由于年代久远，木质的支架已经腐朽，各种文物散落一地。有精美的瓷器、金器和玉器

当考古人员正在清理完棺椁旁的陪葬品，他们将棺盖打开，然后将一个木架子放在棺材的上面，一层一层地取出棺木内的陪葬品

随后三千多件珍贵的陪葬品，从这里出土，有金银瓷器，数不胜数。。。。

这是当时隶属文化部的部长郭沫若在现场考察

在这所有的陪葬品中，有两件东西可谓是稀世珍宝：1.纯金皇冠。2.九龙九凤冠.

取出现场

纯金皇冠出土时放置在万历帝棺内头部北侧，装在一个圆形木盒内。金冠由前屋、后山(分前后两片)、角三部分组成。金冠通高24厘米，后山高22厘米，冠高14．7厘米，冠口径20．5厘米，重826克。

由518根直径仅为0.2毫米的细金丝手工编织而成。因为工匠的艺术纯熟所编制的花纹空挡均匀，疏密一致。龙鳞就有8400片。而且每一片都是焊接上去的，这不仅仅要花费巨大的精力，而且要求工匠必须有超高的技艺才能完成。目前皇帝的金冠在我们中国仅此一件。。

九龙九凤冠是属于孝端皇后的，它是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九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八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九龙九凤。金凤凤首朝下，口衔珠滴。珠滴可以在走动的时候，象步摇那样随步摇晃。

翠凤下有3排以红蓝宝石为中心的珠宝钿，其间点缀着翠兰花叶，冠檐底部有翠口圈，上嵌宝石珠花，后侧下部左右各饰点翠地嵌金龙珠滴三博鬓，博鬓上嵌镂空金龙、珠花璎珞，似金龙奔腾在翠云之上，翠凤展翅翱翔于珠宝花丛之中

金翠交辉，富丽堂皇。此冠共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百余粒，珍珠5000余颗，造型庄重，制作精美，采用的工艺有花丝、点翠、镶嵌、穿系等。

出土时的照片

当所有的陪葬物清理出来后，打开覆盖在万历皇帝尸骨上的丝绸物，尸体早已腐烂了，但是骨架还依旧完整。

此次考古虽然发掘了大量的文物，但是代价也十分惨遭，很多丝织品都没有得到保护而碳化损毁。此件为万历皇帝的衣服，刚出土时颜色鲜艳，工艺精良。但由于那个年代没有妥善的保护，现在已经看不到真品了，已经氧化褪去了原来的色彩

出土的真品

定陵的主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定陵的主人万历皇帝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身高是一米，体型上还有点驼背，也是一位到今天都很神秘的皇帝。他10岁继位，22岁开始修建自己未来的寿宫，并多次亲临陵址现场督察。整个陵寝的花费相当于当时整整两年的全部税收。他却在紫禁城中度过了30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几乎从不上朝，也从不理政，直到长眠于这座闲置了30年的地下宫殿。

挖掘定陵时遇到机关、暗器了吗？

很多古人留下传说：“皇帝的陵墓布满暗箭，箭头是用毒汁浸泡过的，碰着就要丧命。又说墓门之后，上有千斤石，下有滑动踏板，稍有不慎，要不粉身碎骨，要不失足深渊……”还有一种当年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墓室中有小河，河上有船，八字相合的人才能坐船进到墓室，否则……”对于此类流言，定陵考古队认为有些说法一听就很荒谬，唯一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尸体腐烂形成的有毒气体。据当时参与考古工作的人员后来的描述，传说中的陵墓的机关、暗器一概没有，但难闻的气体却很浓。

为何定陵被外界称为“一大悲剧”？

当年，定陵的发掘工作考古发掘队队长赵其昌回忆说，大量文物在发掘之后遭到损坏，而且无法弥补。发掘定陵之前，考古学家都没有见过真实的明代丝织品，发掘之后，陵墓中有许多整齐的丝织品，上面还写着尺寸、时间、产地、质地等等，十分宝贵。由于缺乏经验，考古人员自信地将塑料加入软化剂，涂抹在衣物上，结果几个月后，衣服全部变黑、变硬、变脆。再加上当时条件的简陋，大多数丝织品支离破碎。更让人心塞的是，几年后，考古学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被逼离开工作岗位。已经打开的皇陵无人照料，大量珍贵的布料和木料迅速。万历皇帝的金丝楠木棺材被扔出去，附近的农民将其做成了自家的家具。万历皇帝及其两位皇后的尸骨，更是被烧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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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系列（瓷器篇）之十——明代瓷器（万历）

万历皇帝是明代统治时间最长的，在位四十八年，青花用料分早，中，晚期。万历24年之前为早期，依然用的进口回青料，呈色青紫。万历24至34年为中期，回青掺加石子青，呈色明丽而鲜蓝。万历34年后为晚期，石子青比例增加，蓝色灰暗，浅淡，多晕散。

万历时期，官窑瓷器小件器物比较注重质量，精雕细作，而一般大器却制作草率，显得粗笨。青花器突出的特点，普遍采用淡描手法来进行纹饰描绘。

从万历中期起，大量外销瓷销往世界各地，当时欧洲各国的上层社会以拥有中国瓷器为时髦，还产生了西方贵族定制带自己家族族徽的瓷器和自己设计造型，从而使景德镇外销瓷产量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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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特征：万历时期器型最为多样，几乎所有日常实用器和陈设器都能见到，新出现的造型有壁瓶，筒瓶，攒盘，棋子罐以及各种大盘，餐具等。

大件器物线条不太规整，有的有变形不规整现象，也有的出现窑裂，露釉，琢器腹部接口明显，大器一般多砂底，露胎器底有跳刀，放射性纹路，圆器底下塌现象很明显，也有的器物底部带有窑渣，砂粒。万历时镂雕瓶，盆较多，还有雕塑的人像。主要器型有：方瓶，活环耳瓶，兽耳瓶，华觚，象耳瓶，葫芦瓶，壁瓶，直口瓶，蒜头瓶，梅瓶，镂空盒，银锭式盒，桃盒，格盒，高足碗，撇口碗，墩式碗，卧足碗，花口碗，水呈，蟋蟀罐，六方罐，收口罐，笔管，笔山，方炉，桶炉，双翅耳炉，莲瓣炉，方碟，酒杯，缽，砚台，洗，鱼缸，爵，吹螺，八仙，寿星，真武帝，文昌君，观音，提梁壶，大盘。

釉色特征：这时器物施釉比较厚，但不如前朝细润，也有的釉较稀薄，成贴骨釉，万历时的釉面不如前朝白润，有的甚至是灰白色，也有的闪青。

主要釉色有：青花，哥窑青花，青花釉里红红，青花加彩，青花地白花，黄釉青花，红釉青花，蓝釉青花，蓝釉，回青釉，茄皮紫釉，冬青釉，哥釉，白釉，黄釉，酱釉白花，红彩，红釉金花，黄地绿彩，黄地五彩，绿地黄彩，紫釉三彩，三彩，斗彩，五彩。

重点说下万历五彩的特征：胎体厚重，有歪斜和不圆的现象，尤以镂空瓶，盒更为明显，由于瓷土淘炼不精，而胎质略显粗糙，器足多斜削并留有刮削痕，盘，碗底心下凹。彩的色调对比都很强烈，较嘉靖时更加浓艳凝厚，大红大绿，有华丽之感（嘉靖时五彩多用孔雀绿，而万历时则少用），绘画技法幼稚，图案不规整，所绘人物不是上身过大，就是下身过小，比例失调。

图案纹饰特征：万历时期，瓷器最为突出的装饰是镂孔与雕塑，这是以前不常用的工艺手法。

常见图案纹饰：双龙，云龙，穿花云龙，穿花团龙，龙托“永”字，龙舟，云凤，双凤，狮球，狮子牡丹，麒麟，蟠螭，海兽，百鹿，百鹤，仙鹤，松鹤，鸳鸯荷莲，雉鸡牡丹，荷塘芦雁，桃树花鸟，雄鸡，鱼澡，蜂蝶，葫芦，葡萄，秋虫，三鱼，花果，白菜，石榴花，秋葵花，松竹梅，瓶插花，璎珞莲花，牡丹盆景，洞石花卉，灵芝，缠枝莲，缠枝葫芦，缠枝莲托梵文，折枝莲八宝，莲捧波罗密多心经，八宝，云气八宝，八卦，云头，钱文，卍字，梵文，福，寿字，吉祥词，松下老人，老子说经，周茂叔爱莲，醉八仙，老子出关，张天师斩五毒，寿星，魁星，三星人，三国故事，对弈，牧牛，仕女，婴戏等。这时所画龙的形象特别草率，有侧面龙也有正面龙，龙的形象不如前朝生动，瘦弱无力，像龙又像虫，没有神气很呆板。

款识特征：有写款，也有刻款，写的部位不同，有青花款，也有紫色款。

有横款，竖款，环形款，多数六字二行款，个别也有八字二行款，如“万历年制，玉堂佳器”。

这时字体笔道较粗，有力，近似颜体，“万”字有写草头字，也有写I字头的，款的颜色深浅不同，万历早期颜色深些。

款的外部带双圆圈线，也有不带框的。此时民窑器物有带吉祥语的，如“富贵佳器”，“玉堂佳器”，“食禄万钟”，“万福攸同”，“富贵长青”等。

萨尔浒之战考证

萨尔浒之战明清兵力考证

万历四十七年的明清萨尔浒之战，是明清对立的关键性战役。但是对这一战的疑问以及讹误有很多，尤其是对其双方参战兵力的记载和战后伤亡损失情况，更是莫衷一是。

萨尔浒之战，明清二者的不同史料对此问题的记载相差甚大，《清实录》说明朝“以二十万兵声言四十七万分四路来战”[1]，而且对明朝各路出兵的数目也有记录：“左翼中路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监军道张铨领兵六万顺浑河出抚顺关；右翼中路总兵李如柏、贺世贤，监军道阎鸣泰领兵六万出鸦鹘关；左翼北路总兵马林，副将麻岩，监军道潘宗颜领兵四万往开原，合叶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总兵刘綎，监军道康应乾领兵四万，合朝鲜兵出宽甸口。”[2]而清修《明史》则未说“号大兵四十七万”[3]，未说明出兵实际人数，涉及具体人数的则只有战后损失的“文武将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至于更夸张者，则有“萨尔浒之战，太宗以三十精骑，败明兵四十万，载在琅书。”[4]

明朝方面对于此事记述，涉及到具体数字的，则是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他说明朝此战除朝鲜援军之外，主客兵共计八八五三〇余，阵亡道镇副协参游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总等官共三百一十余，阵亡军丁共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战后召集到的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5]此处可见，明清对于此事的记录确实出入很大，孰是孰非，却可以稍作推测之。《满洲实录》是在清太宗时期修撰，而《明史》则是在康乾时期编纂，是以对此战有所夸大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一战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就只能从明朝或者朝鲜这边来看了。

其出兵之前，朝廷就出兵兵力以及策略等问题，有过一些讨论。兵科给事中赵兴邦说：“募兵剿守机宜，募兵以辽东为上，蓟门次之；调兵以宣、大、山西为上，山东等次之。盖近辽则易至，边方则知兵也。又奴酋屡胜之后，视中国不啻轻，连结西虏，沿边牵制。而我当屡败之余，新兵未集，旧垒未固，宜亟图自完之策。”[6]江西道御史李徵仪言：“以必剿之规模，为守则守，自固以固。守之余力为剿，则剿自胜是也。”[7]而后赵兴邦又说：“即拥十万之兵，费三百万饷，苟且完局，辽左一空，辽将不知所终已。”[8]此处所说，当时朝廷能调兵马最多十万，因此他反对征剿。

萨尔浒之战，明朝自筹划到出兵，前后用了十一个月。《明实录》记载战前兵部尚书黄嘉善奏：“经略杨镐咨称，奴酋精兵约六万余，而辽东全镇额兵不过六万，除城堡驿站差拨外，实在仅贰万余人，各有防守之责，今合蓟镇援兵仅三万有余，选调宣大山西延宁甘固七镇兵马一万六千，蓟镇各营路兵丁数千，及辽镇招募新兵贰万，通共未满八万，将来分派数路，不免气势单薄，今刘綎议调各土司马步兵丁通计二万有奇……总计征调汉土官兵共九千八百二十九名，即以参将吴文杰等分统之，星夜兼程赴辽。”[9]此处是在战前七个月所议定的出兵情形，以此论，而明朝预定出兵人数不足九万。而各部兵丁亦是全国各地抽调，同书有山东巡抚李长庚奏：“登州三营共额兵二千四百一十九名，今奉旨挑选一千五百渡辽应援。”[10]可见其出兵是征调各方军士，及赴辽东未久便仓促出兵四路。

然而各地抽调部队也并非悉数到场。《光海君日记》朝鲜元帅姜弘立与刘綎谈话 ，对于刘綎出兵不满万人的情况，旁注说“肆尝镇四川，有手下苗兵甚精猛，尝以御西羌，屡捷。及是，綎言少需即来，镐不许，促进兵，故云。”[11]另外，鉴于出兵是各路所抽调，所以当有以次充好，以羸充壮的情形，而同书十二月杨镐奏：“西来所调兵马，仅有马林所统系是挑选，余皆尪羸不堪，且有未出关者。”[12]所以当时参与征辽的部队，在质量和数量上并不是如清朝所言，是一边倒的情形。

及杜松、马林丧师，巡按陈王庭上奏杜松战败说：“致贰万余官兵一时并遭陷溃。”[13]这里说到了西路军的数目，考虑到杜松是出兵主力，其部如果仅二万余，则总兵力肯定不过八万人。杨镐上书：“盖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十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七万余，岂能相敌。”[14]这里杨镐声称自己出兵只有七万多，而后金军有十万，虽然有掩饰避祸之嫌疑，但是出兵数目以及征辽兵力总数有多少，朝廷肯定是有数的，这一点纵使杨镐也不能伪造。而且，除了四路出兵之外，另有原任总兵前府佥书官秉忠和辽东都司张承基领兵驻辽阳，新添总兵李光荣驻广宁，负责接应；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运各路粮草。以此来论，纵使战前所九万人都已经赶赴辽东，而真正用于四路出兵的具体出兵人数定当是在八万之下七万之上，这样杨镐才有可能分出兵力另守广宁、辽阳，而且敢在战后上报时称自己只有七万兵马。

《光海君日记》十一年（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庚辰，朝鲜援军都元帅姜弘立驰启曰：“……臣弘立往见都督（刘綎），问各路兵数，答曰：‘西南路大兵齐进，东路兵只有俺自己亲丁数千人，且有各将所领，要不满万耳。’”[15]此处可知东路刘綎一军不过万人，而东路军所依靠的主力是朝鲜援军而已。既然明朝出兵不过七万余，而东路已经用去一万，那么作为主力的西、南二路应该每支在贰万以上、贰万五千人一下，北路在一万以上、一万五千人以下。

但是朝鲜援军方面又怎么样呢？《光海君日记》在万历四十六年神宗皇帝移檄遣朝鲜发兵时，记述说：“我三边防备自守不暇，举军弱不教之卒入援，天朝有何所益？愿老爷深思小邦情事，请令固守藩篱，则非但自守弊疆，其于助势犄角之策，或有补益。尽心似当。”[16]同书又曰：“以我国兵力，其果能自当一面入攻强虏乎？中朝各衙门必不详我国事势也……且念鄙邦军力不顾疲弱，一朝驱入，虑必临阵先动，致损天威。”[17]可见朝鲜方面根本不愿意出兵，而是抱着敷衍的态度行事。此后明朝案檄屡至，才开出“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文职）、中军官原任节度使李继先（武职）、总领大将副元帅平安道节度使金景瑞（武职）、中军官虞候安汝讷（武职）、分领褊裨防御使文希圣（武职）、左助防将金应河（武职）、右驻防将李一元（武职）……选过兵丁炮手三千五百名……射手三千五百名……射手三千名……以上通共兵一万名。”[18]此为预备出兵数，至明年出兵，则被明朝各种责令之下，而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乙亥，命“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自昌城渡江，会天将于大瓦洞。”[19]而此所出兵马中，又有“马匹中多有瘦病不中用之说……只可精揀堪骑征者一百匹解来云者，亦知其瘦病而预止之令也。”[20]可见东路军能战者仅为刘綎一部不过万人，至于朝鲜军则纯粹为摆设，用来虚张声势罢了。后来刘綎一部败殁，则“弘立着便服，景瑞脱盔甲……与部下诸将李一元、安汝讷、文希圣、朴兰英、郑应井、金元福等各率领兵马，投戈释甲，诣虏阵降。”[21]

万历二十八年征播州之战，剿反叛之贼，明朝师至二十万，八路出军。而对于久在关外的女真老营，议定出兵人数不到九万，可见明朝对此战的前期重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后出兵，则是以羸弱客兵为主，辽东本兵又多是新募之兵，这样一来更显明朝对此战的唐突。而各路客兵赴辽，则又有“命兼程赴任”[22]的催促，大学士方从哲等恐师久饷乏，而每日发红旗催战，方从哲屡次写信催促杨镐发兵，杨镐“计无所出”[23]，只能会同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等商议战术，决定四路出师，最终被后金军各个击破。

清朝方面的参战人数，以八旗制度可以大致推测。《八旗通志》：“甲寅年(《武皇帝实录》作乙卯年)，始定八旗之制，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为八旗。”努尔哈赤建成八旗组织，“以旗统兵“，八旗人数便是后金兵数。此处甲寅、乙卯为万历四十二、四十三年，距萨尔浒之战尚有五年光景。按每牛录三百人，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旗，则每旗为七千五百人，八旗便是六万人。

三四年之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后金攻陷抚顺及大小城池十余，村寨四千余[24]，获得马匹九千，甲胄七千副，收降人户一千多户[25]。此战俘虏人畜三十万余，就地分给部众，未能分完者则命带回家再分，四月二十日押送俘虏回城者便有六万兵士[26]。此处，努尔哈赤出兵原则为：每个牛录五十个披甲的人，留下十个人守城，四十个人出战。[27]以此论，八旗当有一万二千人留守，四万八千人出征。而此处仅出征军队中押送俘虏回城的便有六万[28]，而且还有跟随努尔哈赤行动的四万人，如此则出兵人数达到十万，以此对应则留守人数为贰万，总人数就是十二万。同年五月，努尔哈赤又攻占抚顺以北铁岭以南的抚安等十七座城堡，七月又攻陷清河。而此时距离萨尔浒之战尚有近两年时间，努尔哈赤所掳掠的人口大量被补充进八旗，一些从事生产的八旗兵丁就能从专事生产转为职业军士，则八旗可战之兵应当增加一部分。而从八旗初建到萨尔浒有近五年时间，这五年时间又应该会有成丁男子补充进去。

另外，昭梿《啸亭杂录》说：“高庙（努尔哈赤）初，满洲军尚寡，时董鄂温顺公讳何和理者为珲春部长，兵马精壮，雄长一方。上欲借其军力，延置兴京，颍以宾礼，以公主妻之。乃率兵马五万余归降。萨尔浒之役，卒败明师者，皆公力也。”[29]此处说后金在萨尔浒之战借助了何和礼归附努尔哈赤时的兵，虽然不可能如文中所说有那么多兵，但是也说明努尔哈赤当时借用了其他部族的兵力，参战的后金军队并非完全的女真八旗，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当初俘虏的汉人也被他们用来参战。若真如此，则当时参战的后金部队有八旗兵以及珲春部和汉人奴隶，当在八九万人之间。就算没有珲春部和汉人奴隶出战，仅仅依靠八旗兵丁，则以战役两年前的八旗兵推算，仍有八万左右，这已经比明朝出兵人数多了。另外，后金在战前有一万余民夫在界藩城修筑城堡[30]，而战斗开始后，“运石人夫见我兵至，亦奋勇而战矣。”[31]考虑到后金兵民合一，此一万五千民夫入则为农，出则为兵，所以总体而言，后金参战人数能达到十万余，这与杨镐在战后所言“盖奴酋之兵，据阵上所见约有十万”[32]相符合，故此数字与真实情况大抵出入不大。而据刘綎捷报说，刘綎行至马家寨口，忽遇伏兵，“斩获真夷八十五级，生擒夷汉八十八名”[33]。此处“真夷”和“夷汉”便是对女真人和后金汉人的称呼。由此可见，当时参战的后金部队其实是有汉人的，而且数目不少。

而明朝的外援军，也就是朝鲜和北关叶赫部，朝鲜方面的出兵很清楚，一万三千人，后来刘綎战死之后投降。叶赫部的两千兵马则在北路马林失败之后退军，没参加战斗。所以，这两部实际上对于战局并没有太多的决定作用。

关于双方的损失，则是另一个存疑之处。明朝方面，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说：“阵亡道镇副协参游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总军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并印信一颗；阵亡军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员名，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召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34]谷应泰则说“三路凡丧师九万，马四万。辎重器械无算。”[35]事实上的数字，恐怕并不是如此。

战后收拢残部，户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吴伯与说：“且奴精兵不过五六万，杜刘二帅虽死，所杀伤彼亦不下贰万。利害亦或相半也。我兵属李如柏一路者未动，而杜松一路败阵归者尚一万四千余，合马林一路，总收拾整顿之，可五万余人。”[36]另有户科给事中姚宗文说：“马林尚拥余兵，刘綎得成小捷，李如柏全师撤回，即杜松残兵散乱虏地者，尚可多方召集，合兵得五六万，战虽不足，守或可固。”[37]明朝科道官员对于边疆战事语多讥讽，此处对萨尔浒战后的数字说余兵五万以上，应该与事实相差无几。考虑到明朝出兵不过七万余，故此明朝此战的损失人数当在贰万以上。

后金军方面损失颇小，他们自称是死亡不足二百人，诸贝勒大臣无一损伤[38]。恐怕这个数字大幅度缩水。杨镐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杜松至二道关浑河哨“生擒活夷十四名，焚克二寨”……至二道关遇伏，“对垒鏖战，彼此混杀”。马林“阵斩首六级，得获达马三十一匹”[39]。随后又上奏刘綎捷报说，刘綎行至马家寨口，忽遇伏兵，“斩获真夷八十五级，生擒夷汉八十八名，夷器二十件，牛马五十八匹只”[40]。镇江游击乔一琦报称：“直抵奴寨一百二十里去所，忽有夷贼精兵五百余骑……打伤达贼数多，马进忠单骑杀入贼队，砍伤夷贼三人，斩首一级。行至五里外复斩首三级。朝鲜副元帅金景瑞与金延苏斩首一级。”……把总崔茂光塘报：“徐九思从叆阳边外出口抄合大营。行至离边二百余里，撞遇达贼，斩首一十五级，生擒夷男妇五名。”……刘綎……“称兵丁将次深河子口，有达贼截路，斩首二级，生擒一名。……惟是宽奠刘綎今报生擒斩获共二百一名颗及牛马等物。”[41]仅此几例准确数字，后金伤亡便在四百一十人以上。而此斩获的人数是在三路进军途中所杀，可见后金军并非刀枪不入，在决战中应该也会有大量伤亡。

东路军方面，《光海君日记》记载朝鲜援军元帅姜弘立奏报说：“到深河地面……贼兵三百余骑来屯以待，乔游击等一时齐进，贼败北，天兵追杀者甚多，败卒百余骑……弘立令中营将文希圣进击……杂以弓矢鸟铳乱发，中死者殆半”[4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说：“当刘綎出兵祭奠时……牛录额真托保、厄里纳、厄黑乙三人率守卫兵五百迎敌搏战，被刘綎大兵围住，厄里纳、厄黑乙死于阵中，折兵五十，托保领残兵四百五十余人逃出”[43]。《明史》刘綎传：“大清兵五百守董鄂路，闻綎军至，逆战。綎纵兵围数重，大清兵众寡不敌，失二裨将，伤五十人，余溃围出。”[44]此三处所说的是同一战场，可见刘綎军自出宽甸便时刻与之交战，而且屡屡获胜。另外深河决战中，刘綎一军搏战很是激烈，刘綎临战殁时面中一刀，截去半颊还“歼数十人而死”，后金兵应该也损失不少，有记载说仅深河一战就斩杀三千级[45]。而刘綎战殁之后，副使康应乾、游击乔一琦所部及朝鲜军仍然战斗了许久。乔一琦一部在刘綎兵败之后转战三昼夜，最后投朝鲜兵营，而朝鲜将其拿送后金，他自杀身亡，则这支余部当又杀伤不少，另外还有朝鲜军参战时杀伤的数目，所以这一路，加上进军途中所斩获，杀敌人数应该在五六千人以上。

马林率领北路军由三岔堡出边，至尚间崖，听到了杜松部兵败的消息，于是“结营浚壕，严斥堠自卫。”[46]后金军来攻，马林 “别立营，浚壕三周，列火器壕外，更布骑兵于火器外，他士卒皆下马，结方阵壕内。”又让部下佥事潘宗颜在尚间崖西面的飞芬山另立一营，杜松残部游击龚念遂、李希泌领车营在斡珲鄂谟处“安营绕营凿壕列炮”[47]待敌，以守为攻，用火器杀伤敌军。后金军先攻击龚念遂、李希泌部，然后攻击马林，最后攻击潘宗颜、窦永澄。三者都大败，但是三者都是据高处设营，后金军攻击时下马步战，而且是仰攻，马林部又多是火器部队，而马林部不过万余人马，失败之后却仍能带领残部退回，可见后金军在此的损失应该不小，否则就能全歼马林部。而且，事后户科给事中姚宗文也说“马林尚拥余兵”，可见马林并不是如《明史》所说，“仅以身免”，而后金军在破敌之后也不敢在追击，所以其杀敌当是不少。

西路军，山东巡按陈王廷说，杜松自出兵之后，先是“离五岭二十里，相遇夷拨活捉四名”，而后至五岭关，“砍退得胜，斩获首级，不知其数”，到浑河边，又“杀伤拨夜十六名”[48]。然后在渡浑河时为后金所攻，杜松则一部攻击吉林崖，一部立萨尔浒山上，后金以六旗兵力打萨尔浒，两旗加界藩山筑城民夫一万五千人攻吉林崖处明军，萨尔浒陷落之后，六旗又合兵攻吉林崖。杜松为主力，所部贰万五千余，对抗八旗兵力及界藩山一万五民夫，所以此战最是激烈，而杜松则依吉林崖为营，“明兵连发火炮”以待，鏖战很久才败，故此战应当也有杀伤。跟随杜松参加了萨尔浒的辽海东宁道监军副使张铨塘报称，杜松进兵二道关，遇到后金伏兵突起，约有三万，杜松奋战十余阵后树林复起伏兵，杜松经过鏖战后失败。此处，后金以三万骑兵尚不能歼灭杜松，还得用后续部队继续攻击，而杜松又是久经战阵的老将，此战又鏖战许久，考虑到对方参战的有大量的筑城民夫，所以此处杀敌应该不会比东路军少。

战后，陈王庭说“又据金酋说称，十一至十五日，每日屡屡从建州走来部落共五十余名，供说奴酋兵马与天朝兵马对敌，大小头目并部落在阵时死了许多，，中伤无数，到家又死了许多。奴酋合寨日夜哭声不绝，又兼粮米缺少，格格惊惶，来夷恐本寨日后难以存亡，得便来投北关等情。”[49]以此论，则户部主事吴伯与所说 “所杀伤彼亦不下贰万”应该是个相对乐观的数字，其真实情况，以三路各杀敌五千计算当是一万五千人，实际上东路军及西路军则应该超过这个数字，考虑到北路军情况，以此折中，杀伤总数上也应该在这个数字左右，甚至更多。

由此可得到以下结论：一，萨尔浒之战明朝预备出兵九万左右，而有未到者，有屯兵广宁、辽阳者，实际四路出兵七万余人。朝鲜出兵一万三千人，北关叶赫出兵两千，总计八万五千人左右，参战部队为明军三路以及朝鲜援军，计六万三千人左右。

二、后金参与此战的正规部队在八万以上，另有其他部族和汉人伪军、本部民夫等，接近十万，甚至更多。

三，战后损失，明朝在两万以上、两万五千人以下，而损失将领及辎重、火器较多。但主力尚存，如后续援军赶到，则固守辽东无虞。

四、后金方面损失当在一万五千人左右，而战后由于明金全面对抗，物资缺乏，所以不得以战养战来解决生计。

所以，萨尔浒之战的明军失败是个必然结果。即使是合兵一处，以八万仓促集结之兵对抗后金八旗精锐，也是胜算不大；另外在地形、天气等方面也是处处有限制，除此还有出兵仓促、新兵不堪使用、将帅不合等各种不利因素，此处不再赘叙。而此战失败，则应该是意料之事了。

《清实录·满洲实录》卷五，天命四年二月条。 ↑同上。 ↑《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 ↑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三。 ↑《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神宗实录》卷五七〇，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壬寅。 ↑同上。 ↑《明清战争史略》第二章援引《明神宗实录》卷五七〇。按，此处文字笔者未曾阅到，当是版本问题。此文又有“兵贵求精，不贵求多，有人一提要兵，动辄五万、八万，或十万，非调于远方，则招募于内地。这种兵不习征战，且零星之人不齐，乌合之众难久。他主张四方之兵不必调。” ↑《神宗实录》卷五七一，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甲寅。 ↑同上，卷五六九，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癸酉。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十九，《光海君日记》第三，光海君十一年，明万历四十七年。 ↑同上，卷五七七，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壬戌。 ↑《神宗实录》卷五六九，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 ↑《神宗实录》卷五八〇，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十九，《光海君日记》第三，光海君十一年，明万历四十七年。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十八，光海君十年，明万历四十六年。 ↑同上。 ↑同上。 ↑同上书上编卷四十九，光海君十一年，明万历四十七年。 ↑同上。 ↑同上。 ↑《神宗实录》卷五七〇，四十六年五月乙未。原文为：乙未，起山海关总兵杜松，奏乞宽限招募家丁方可抵关，上命兼程赴任。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此战攻克抚顺等三城台堡五百余。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一册。 ↑同上。 ↑《明清战争史略》引《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一册。 ↑《满洲实录》卷四，四月十三日条，原文为：遂令兵六万率降民及所得人畜前行归国，帝与诸王大臣领兵四万移营。 ↑昭梿《啸亭杂录》卷五。而徐珂《清稗类钞》稗二十三也有此记载。 ↑《满洲实录》卷五：天命四年二月十五日，遣人夫一万五千赴界藩处，运筑城之石令，骑兵四百卫之。 ↑同上。 ↑《神宗实录》卷五八〇，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 ↑《神宗实录》卷五八〇，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 ↑《论万历征东岛山之战及明清萨尔浒之战》引《筹辽硕画》二十。 ↑《论万历征东岛山之战及明清萨尔浒之战》引《筹辽硕画》十七。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二册。《满洲实录》卷五本段原文：战三路兵时，我兵约折二百人。 ↑《神宗实录》卷五八〇，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 ↑同上。 ↑《神宗实录》卷五八〇，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十八，光海君十年，明万历四十六年。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明史》卷二百四十七，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谈迁《国榷》卷八三。 ↑《明史》卷二百十一，列传第九十九。 ↑《满洲实录》卷五，天命四年二月。 ↑《筹辽硕画》卷十九。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