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塔克的著作 普鲁塔克早年受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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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古罗马·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男，（希腊文：Πλούταρχος；拉丁文：Plutarchus，约公元46年-120年）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道德学家，以《比较列传》（οἱ βίοι παράλληλοι）（又称《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闻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
他的作品有《道德论丛》《论月面》《普鲁塔克全集》《普鲁塔克文选：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慰妻书》《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希腊罗马英豪传》等等。普鲁塔克的学术成就代表并反映了文化融合的趋势和现状。他的目的只是通过记述传主的一些生平事迹，收集并列举一些能够成为后世楷模的品德和人格的实例而已。
巴霍芬代表作《母权论》中译本：关注女性、家庭与社会
巴霍芬的大名因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而早就为中国读者所知，恩格斯在这本书中说到：“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论》出版的那一年开始的。……他(巴霍芬)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毫无所知的原始的性关系杂乱状态的空谈，而提出古代经典著作中的许多证据来证明，在希腊人及亚洲的许多民族中间，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他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相比费尔巴哈、托马斯·莫尔和摩尔根，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人物，巴霍芬的作品在中文学界却长久地悄无声息，他的大名是如此家喻户晓，但阅读他著作的人却寥寥无几。直到最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一次出版了巴霍芬的代表作《母权论》的中译本。
恩格斯已经为读者很好地概括了《母权论》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巴霍芬在此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母权制的概念，论证了母权制在人类历史上的存在。通过大量介绍引用吕基亚、雅典、利姆诺斯、埃及、印度、莱斯博斯等民族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文献，巴霍芬向读者展现了母权并非某个民族或族群特有的个别现象，而在史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是人类早期所经历的多个文化发展阶段中的一个，并且早于父权存在。正如民族学家卡尔·穆利评价此书：“无论是谁，若要试图完整评估《母权论》对后世的影响，就必须同时撰写一部关于现代民族志和社会学的历史。”
母权神话的兴衰
巴霍芬在《母权论》中主要讨论的是母权制与群婚制在人类历史上的存在。为了回到比文字记载的古典时期更早的时代，大量的来自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文献被介绍引用，从而论证了母权在人类历史上的存在。
19世纪后期，西方人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中产生了一个影响巨大的思潮，即母权神话。出生于19世纪初的巴霍芬无疑处在这一思潮的开端。与巴霍芬的著作同时，英国法学家梅因也出版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古代法》，此书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父权论。梅因认为任何人类社会都以父权制开端，父权制不仅是家庭模式的起源，而且是政治社会的组织模式。在梅因之外，英国的人类学家麦克伦南、斯宾塞、美国的摩尔根都相继提出了母系阶段的想法并不断发展这一学说直至其成为一个系统的对古代社会的表述。严格来说，这一时期的英美学者是母系论者，即承认母系社会的普遍性，但并不是母权论者，即不认为母系社会中的社会权力也在母亲一方。另一方面，在法语和德语学界，吉罗-特龙、李波特还有海尔华德等也分别在各自的学术传统中探讨了母权论的可能性。直到恩格斯才真正将这两个传统结合起来，他所秉承的母权观念，正是来自于巴霍芬。
虽然，无论是母系论还是母权论都随着各种研究的发展而被推翻，但他的思考却至今具有重要的意义。究其原因或许就在于，巴霍芬的这一母权神话，不仅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他所关心的问题也与霍布斯、黑格尔等人的现代哲学传统有着极为深刻的关系。换言之，《母权论》的翻译早已不局限于论证母权社会的存在，而是要通过巴霍芬理解古典思想是如何影响西方现代文化的。
母权社会与父权政治
巴霍芬认为母权制处于群婚制和父权制的中间，是人类从最低阶段向最高阶段发展的过渡阶段。为了说明这一历史过渡，巴霍芬也对群婚制提出了构想，其原则是物质之法，绝对自由，而婚姻的独占性是对这种物质之法神圣性的触犯，婚姻作为背离物质自然法的罪行必须获得救赎，所以女人在结婚时要与多人，也是婚姻贞洁的保证。可以看出，群婚制遵循的是比母权制更原始的、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然法。
巴霍芬不仅论证母权制的存在，还坚持为这一历史阶段的出现找出内因。他认为，女人生育的天性使其具有神圣的存在感，再与爱的情感结合，便天然地将女性尤其母亲与宗教联系在一起，这种宗教虔诚在最荒蛮的时代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根据自然法，强者为王，但这一时期体力大大优于女性的男性却没能占据主导，因此肯定有多方面的更深层的力量造就了女性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而巴霍芬将其归为人类的宗教本性，母权制与女人的宗教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女性通过对超自然力量和神的力量以及对非理性和奇迹的偏爱，无时无刻不对男性及所属民族的教育和文化发挥着巨大影响。
总体而言，巴霍芬认为，母亲的自然形象是生育，母权制服从于物质和自然生命现象并从中推衍内在和外在的存在规律。母权制民族能强烈地感受到世界万物的统一和宇宙的和谐，敏锐地体会到死亡的痛苦和生命的脆弱；他们从自然生命中寻找安慰，一切服从物理定律，双眼紧盯大地——母权制是一种自然主义，而人类思维是物质性的。
母权与父权的对立，是巴霍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母权制的伦理特点是，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几乎没有限制和约束；强调同胞情，没有隔阂和界限；因此母权制的国家也较少内讧和冲突，总体而言母权社会中涤荡着温柔的人性气息。巴霍芬认为，母权与父权以及一系列原则的对立，实质上体现的是自然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母权代表了物质性的自然，父权代表了精神性的文化。父权的最终胜利，实质上是精神对物质的超越，也是人性自然的真正完成。另一方面，母权制消失后，和平就消失了。
文明的进步，是人性的充分实现；国家和阶级对立的出现，是对自然的背离。但人性的充分实现和对自然的背离，却是同时发生的，好像自然在得到真正实现的时候，就丧失了自己。这构成了母权论最深刻的张力。他们既想在原始状态中找到美好的社会状态，又想在文明的政治社会中看到人性的提升。社会与政治的两条思路，在此处是格格不入的，却结合在了一起。
女性权力的前世今生
即使对巴霍芬的《母权论》并不熟悉，我们也或多或少听过“母权制”或者“母系社会”这样的说法。这一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被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描述为人类的一大进步和开端。女性，因其母亲的角色，不仅是家庭的核心，更成为部落和氏族的首领。她们在生产、经济等事务上拥有决定权，还能带领部队出征杀敌。
然而今天，“母权”已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取而代之的是“女权”的崛起。无论是以弗吉尼亚•伍尔夫、波伏娃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还是两个世纪前便开始至今仍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女性在要求独立、平等、觉醒方面都发出了越来越响亮且与历史截然不同的呼声。
从“母权”到“女权”，人类历史中的女性、家庭与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
作为人类经验的天然组成部分，女性共享着许多基本议题的讨论。然而，因为历史、民族等原因，女性问题又非常特别而具体。我们应该如何平衡这种聚焦在女性话题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并使之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女性的困境与前景？伴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曾经以母亲为主导的家庭结构，在现代也演变出不同的形态。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女性发现自己甚至需要在自我和家庭之间作出抉择。这两种伦理之间的博弈意味着什么？而在社会这个更大的范围内，无论是组织结构还是文化意识，面对现代女性的需求，又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
神话与古典文明
巴霍芬在全书中大量引用了吕基亚、雅典、利姆诺斯、埃及、印度以及莱斯博斯这些民族的历史文献与神话传说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尽管宣称要回到比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更早的古代，他还是广泛援引了希腊罗马作家的经典著作，如普鲁塔克、亚里士多德、塔西托、斯特拉波、狄奥多罗斯等。可以看出，巴霍芬的写作方式与英美人类学家完全不同，他并不是基于对田野材料的分析，而是研究与强调古代史料，并且其中最主要的对象是神话，在他看来，神话是更早的历史的遗存。他主张人类的历史源头存在与神话中，神话体现了人类最原初的思维，是远古时代最直接的写照。大量运用神话传统解读古代历史成为《母权论》一书的一个鲜明特点。
除了对历史、文化与政治理论、精神分析与文学以及女性运动等方面的影响，《母权论》一书此次在中文世界的首次出版被纳入三联书店“古典与文明”丛书中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巴霍芬创作《母权论》的19世纪是西方古典学作为学科真正成熟之时，也是历史主义和进化论开始盛行的时候。巴霍芬及同时代的梅因和古朗士都不是真正的古典学家，但他们的著作都在相当深的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古典历史的想象，以及现代文明与古典文明的关系。尽管在观点与结论上，今天的读者已经不需要从此书中获取客观、准确地信息，但巴霍芬对古代社会的构想，对古代文明的关切，是后来的古典学不可能做到的，也是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古典与文明”这一议题应该关注的。
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丘吉尔：这不是我说的
“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这是谣言！”丘吉尔很生气地说到，“我说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英国首相，二战三巨头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原话是：
Ingratitude towards their great men is the mark of strong peoples
剪刀手之父丘吉尔
中文根本不是“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的意思；而是“对伟大人物们的忘恩负义，是强盛民族的标志！”这里的强盛也可以翻译成强大，我们都知道，强大和伟大，那可是截然不同。
这句话看起来很伟大，但人都是自私的。丘吉尔说这话，是对法国的民众的批评，既是借外讽内也是借古讽今，心理非常酸，也有点自豪、自信，可谓百感交集。
不少人认为，丘吉尔这话是引用罗马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话。真相是丘吉尔不是引用而是化用，说得好听叫妙用，说得不好听就是曲解。
原话出自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马略传》，原文见下：
【罗马语】：..ἐκ τῆς πρὸς ἐκεῖνον ἀχαριστίας ηὐξημένος.
（马略）的掌权是对恩人（梅特路斯）的忘恩负义。
【英语】：ingratitude towards his benefactor had raised him to power
对恩人的忘恩负义使他掌权
福垊认为：丘吉尔化用普鲁塔克的话，表面是在批评法国，实际是在批评克莱门特·艾德礼和抛弃他的民众，批评他们忘恩负义。
丘吉尔这句话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该书丘吉尔竞选首相失败后的大作，历时六年，分为六部，洋洋洒洒共计360万字，使用权威资料、文件，史料价值非常高。下面这部全景插图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更有阅读的意义，图文并茂，打开了一扇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窗户。可谓是对二战全景式的“播放”，读史使人明智，让世界告别战争，充满和平。
丘吉尔这句话具体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部《风云紧急》（The Gathering Storm）第11页《胜利的愚蠢1919-1929》的一节。他说的是就法国人抛弃了拯救法国的英雄——乔治·克里孟梭。
乔治·克里孟梭（法语：Georges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农村出身，初从医，后从政，又从医，再从政。他反对拿破仑三世，是法国的俾斯麦，称之为铁血总理毫不为过。在一战中，他以78岁的高龄组阁，他扭转了法国的乾坤的。
这就冷不丁地让福垊想起来伽利略和他弟子的对话，姑且用《论语》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姑且按孔子的方式称呼伽利略为伽子吧。
弟子：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伽子：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不幸!
克里孟梭
国家不幸，法国出了克里孟梭这位英雄。克里孟梭在法国暮气沉沉，投降主义兴起时，他说：
我的对内政策是：我要作战。我的对外政策是：我要作战。……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要作战……而且我将不断作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类似的话，丘吉尔也说过。在他和法国民众的艰苦拼搏下，他成功了，他的祖国成功了。法国对他的评价是：
乔治·克里孟梭作为公民、总理兼陆军部长，为祖国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一战三巨头
一战二战何其相似，这里还有一战、二战的历史故事，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更多两次大战的那些事。而在乔治·克里孟梭在【张狂历史】中，也有着精彩的记述。从中，我们可以系统而又详细乔治·克里孟梭时机。有人称呼乔治·克里孟梭是欧洲的胜利之父，这显然是有些扩大的，其实他是法国的胜利之父。
他成为了一战（巴黎）三巨头之一，成为了法国的胜利之父，不久他签署了让德国人愤怒的《凡尔赛条约》，对于这个条约，部分法国人也不满。尽管如此，他的威望如日中天，他也自信满满。他决定参选法国总统，与雷蒙·普恩加莱一决高下！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遭到了惨败，这名80岁的老人老泪横流，回家养老。
郁达夫和鲁迅
福垊突然想到了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对此，丘吉尔在书中说到"对伟大人物们的忘恩负义，是强盛民族的标志！"看起来，是不是在夸法国民族高卢鸡的强盛呢？不过，丘吉尔马上又说到“法国如此虚弱还自以为是强盛民族，这显然是不谨慎的。”
福垊不由得想到，法国二战时，为什么那么虚弱？因为法国民族让英雄落泪！
克莱门特·艾德礼和英国国民
对此丘吉尔是感同身受的，丘吉尔一定也会很认可郁达夫的观点。福垊总觉得克里孟梭是丘吉尔的榜样，丘吉尔就是英国的克里孟梭。他们一样的成功，一样的尴尬，丘吉尔在书中说这话时，正是在他竞选连任总理失败不久的事儿。战胜丘吉尔的正是克莱门特·艾德礼，曾经是他的盟友。
丘吉尔这话看着是在以前的事儿，法国的事儿，其实是很委婉而又坚决地为自己鸣不平：自己是个伟大人物，英国国民抛弃了他，英国国民这样是不谨慎，会后悔的。
当然，他在说这话时，是不是也多少感觉英国民众对他的忘恩负义，也是基于英国强大起来的自信或者自豪呢？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说出自己是伟大人物，克莱门特·艾德礼忘恩负义，英国国民忘恩负义，只能借外讽内、借古讽今，来表达内心的苦闷和百感交集。
二战三巨头
二战三巨头的两巨头的对话。斯大林在丘吉尔败选后狠狠地补了一刀：
丘吉尔先生，您打赢了仗，国民却罢免了您。
丘吉尔酸酸而又自豪地说：
斯大林先生，我打赢了仗就为了保障国民拥有罢免我的权力。
以命相搏的古希腊雇佣兵究竟能得到多少报酬，真的能一夜暴富吗？
前言社会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成员互动基础上的交换活动，报酬和代价是活动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雇佣兵以战斗力为代价换取了薪酬，也正是对财富的渴望是驱使雇佣兵及其指挥官参与到战斗中。
一般来说雇佣兵军队需要定期付款，但事实上付款的时间、数量与类型都是不固定的。雇主和雇佣兵将领可使用的手段也决定了雇佣兵所得薪酬类型。
雇用士兵是昂贵的，因此雇主或是将领需要采取各种办法来筹集支付军队薪酬的资金，如主流放他们的政敌，没收他们的财产与土地支付雇佣兵”，有的雇主则用较高的税赋来支付，这是波斯人经常使用的方法。
还有的时候雇主或是将领会选择掠夺，如狄奥尼修斯一世手下的将军曾洗劫了福西斯的德尔菲神庙等雇佣兵可以得到薪金的数量是不定的，主要是取决于兵种的不同。
另外薪酬的类型也是多样的，金钱不一定是雇佣兵的主要目标，政治地位也是一种特殊的“酬劳”，利切特(Pritchett)还提到了战争中战利品(赃物)对于雇佣兵活动的影响。
报酬类型雇佣兵的薪酬从类型上可以大致分为货币、粮食和土地三类。
第一类是雇佣兵惯常的酬劳类型，最先使用货币支付的是海军，相比于陆战来说，海战更为昂贵，精良的船只与娴熟的水手都需要资金，修昔底德就记载当时海军实力最强的城邦雅典船上尽可能配置最好的船员，除城邦支付的薪金之外，舰上的船长也会给水手另外的薪金。
在国库中还备置着空船: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撤战争使得步兵也开始与水手一样以钱币为酬劳，也影响了后者在雅典城邦中的流通。
到了公元前 5世纪末，钱币已经成为支付兵的普遍手段。军事活动和铸币往往是相关的，狄奥多罗斯在书中两次提到在第三次神争中福西斯前部广泛的流通性图。但钱币并不是雇佣兵收到的唯一的薪酬类型。
在古代社会除了实物货币交易之外还大量存在着以物易物的传统交易方式，如波斯帝国的居民经常以牲畜、谷物和酒酿等作为赋税上交于国王，因此食物也是薪酬的一种，他们一般都与谷物有关，与生存和战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理论上佣兵的食物是在加入军队前自行购买的，但雇主会为他们的士兵提供食物。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被包括在军饷中，即前文提到的主要用来购买给养的薪金，士兵可在行军途中从指定购买给养的市场上购买，或是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易，一类作为薪金的补充色诺芬在他的《长征记》中这样做很是必要”。
它们一般由雇主《城邦或是指挥官)来提供，这里要区分雇主是不是兼为雇佣兵军队的指挥官，因为一般来说指挥官很少提供食物，他们的责任仅限于带领军队进行战争。
最后也是最特殊的一种薪酬类型是土地。希腊大陆一大半是多山丘陵地带并不适宜耕种只能用来放牧，剩下的平原地区居住了大部分的人口，人地矛盾的情况突出表现在公元前 8 世纪到 6世纪的海外殖民活动，它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初后陷入瓶颈。
虽然还有殖民活动，但人们在海外定居的活动已经减少了地理位置决定了希腊的可利用土地资源的匮乏，这也是希腊雇佣兵产生的一个原因之一。
在古典时代土地很少用来支付雇佣兵，作为薪酬的土地更多的来说是一种“公民权”的表现，如西西里的奥尼修斯一世，他曾在公元前 396 年将莱昂蒂尼(Leontini)的土地赐给了他手下的佣兵”，但可以说这是雇主最后的手段如果有能力以其他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是不会诉诸地或者公民身份。
支付金额虽然在支付雇佣兵上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薪酬类型，但总体上，薪金仍是支付雇佣兵的主要途径。
在公元前 5 世纪末4 世纪初之前，军队的军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区分，随着雇佣兵被大规模投入战斗之后，军饷也随之细化后大致上分为了不同的两类，即Misthos 与 Siteresion。
米梭斯(Misthos)，即服役薪金士兵除了用于武器与服装的费用之外还可以将它寄存起来,它是传统意义上人们所要赚取的“工资”，一般是按月支付的。
然而在色诺的《长征记》中引用了小居鲁士、提马宋(Timasion)和塞特斯(Seuthes)在月内为兵工资的安排中，很难确定具体的支付时间和支付频率，而在书中的另一个段落中指出是在月初支付。
西泰列西昂(Siteresion)它的主要用途是购买给养，即行军途中的“生活费”，一般只能是在月初支付。普通的雇佣兵士兵完全依赖于雇主支付工资和战利品的分配，尽管指挥官会保留几个月的薪金不发。
如小居鲁士扣留了他摩下雇佣兵三个月的薪金，后被“强迫”在刻司特汝佩迪安(Caystru-pedion)将扣留的工资交给了雇佣兵”但兵很少会因此而反抗雇主诸如中国历史上军队哗变诛杀将领之事鲜有发生，因为他们认为指挥官并不需要对此负责。
确定公元前 5世纪和 4 世纪时兵收到的资数额多少是困难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雇佣兵的薪金待遇在公元前 4 世纪处于下降的阶段。
帕克提出在这个世纪雇佣兵所得薪金的下降和当时生活水平的上升不成正比”，物价上涨的同时薪金却在被变相削减，格里菲斯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但在细节上还与前者有出入”，他认为战乱使得物价上涨是有证据可以证明的，但是是否引起通货膨胀有得商榷:
哈维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将可雇用的兵源与工资相联系，认为是薪金的数额没有跟上物价的上涨，因此在公元前 5 世纪到4 兵的薪金数额与之前是持平的，但在事实上却是减少了 ，但也有学者认为雇佣兵的薪金实际上是增加了。
希腊雇佣兵得到的薪金经常是和公民兵是相同的，但显然东方的雇主要慷慨的多，洛米斯(William Loomis)指出小居鲁士在同时期是个特例，他磨下雇佣兵的薪酬是相对丰厚的，这一点在色诺芬的书中可以找到佐证。
他更倾向于关注普遍而不是个例，认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的城邦危机时期，雇佣兵的薪金是下降的。
最早提出需要为雇佣兵支付薪金的人是希罗多德”，但他在书中并未提及薪金的具体数额，可能与他们同行的公民士兵的薪金相同。
事实上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中的公民就已经有发放薪金的事例，如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就通过了一项国家薪金的法案，到公元前 454-前 440年时，雅典城邦内从各种各样的国家补助金(即薪金，因为它是分发给雅典城邦内的公职人员的)获利的人数达到两万人左右。
除了城邦之外，城邦中的富裕阶层也可能成为发放薪金的“雇主”普鲁塔克笔下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可能是第一个为军队支付薪金的公民，他也提到在公元前 480 年，每个雅家庭需要支付两个奥波(Obol)给来自特罗曾(Troezen)的雇佣兵。
当时阿雷泊果斯(Areopagus)给每个士兵预支的薪金是八个德拉克马;在关于伯里克利的章节里普鲁塔克还提及，在公元前 431 年参加军队训练的公民每天可以得到一个半的德拉克马的薪酬但总的来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关于薪酬的信息是碎片化的。
普利切特总结说大约在公元前 460年到前 450年引入了薪金支付在公元前431伯罗尼撤战争开始之前有几个给士兵和水手支付的例子，如果这些证据反映了当时的付款情况的话，那么金额应该是在每天四个到一个半德拉克马不等”
修昔底德在书中提到雅典同盟中援助盟邦的某些兵种的薪金标准，如每名重装步兵、弓箭手或轻装步兵每天给以三个埃伊纳(Aegina) 的奥波，每名骑兵每天给以一个埃伊纳的德拉克马而非同盟国的雇佣兵则费用高些。
因此当未来得及参与雅典西西里远征的提伊人来到雅典时，典人决定让他们回到色雷斯去，因为每人每天一个德拉克马的薪金太过昂贵”。
水手的薪金与前列的同盟邦国的薪金相差不大，如其在书中提到的替萨斐尼到达米利都之后按照他在斯巴达所作的诺言，发给船舰上的水手一个月的薪金，以每人每天一个阿提卡 (Attica)的德拉克马计，而后他建议以后每人每天三个奥波”。普鲁塔克也在书中指出，在公元前 408 年亚西比德支付给他的水手每人每天三个奥波。
总的来说，雇佣兵在公元前 5到前4 世纪所得的薪金取决于当时主或是指挥官的需要，雇佣兵有时可以得到高于公民兵两倍的薪金，有些在亚历山大的军队中得到了三倍的薪金。
指挥官也会出现拖欠新金的情形，但在这样的情形下也会有人继续加入军队，雇佣兵很少会对雇主可以提供的薪金数额提出异议。
从公元前401年色诺笔下支付给兵的一个半德克马的金到德摩斯梯尼提议的每天两个奥波，从表面上看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雇佣兵的薪金反而在下降，但这其中也存在其他可能的情况。
如果小居鲁士摩下的士兵在行军中怠于作战，那么他们的薪金也会很低，再如规定的薪金可能是至少两个奥波，因为实际上色诺芬的同行者每天的工资是三到四个奥波，这点在同时期其他作者的书中得到了证实”。
一些雇佣兵，如尼克斯特拉图(Nicostratus)在临终时身后已有一笔不菲的遗产，然而大多数的雇佣兵并没有这么幸运”。当然不可忽略的一点是，雇佣兵服务的供求关系深深影响着雇佣兵的薪金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