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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只丢了一个孩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曾经的李静芝一家三口合影。
李静芝和她帮助过的走失者。
李静芝去鹤壁寻亲留影。
李静芝和寻子家庭登上舞台。
嘉嘉小时候与母亲的合影。
团聚后的李静芝和嘉嘉。
32年后，李静芝见到了儿子。
这个男人34岁了，和专家模拟出的成年画像并不相似。他不记得4岁以前的事，从没想过自己曾是被拐儿童。他出生在西安，如今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李静芝仔细地看，他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走路时右脚习惯性向外撇——像妈妈。人脸识别和基因比对确认了他的身份。
为了找儿子，李静芝印过十几万份寻人启事，走了20多个省份，见过300多个孩子。她帮其中29个找到了家，第30个是自己的孩子。
李静芝成立了“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还长期担任“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这个网站与中国公安部打拐办合作，是中国最大的公益反拐寻亲网站。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儿童失踪案件的高发期。财新网近日在该网站爬取的一组数据也显示，在“家寻宝贝”话题下，1989年至1999年，每年有超过700条失踪儿童的登记信息。
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针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晰，公安部组织“打拐”专项行动，失踪儿童登记数量逐渐回落。2018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拐卖妇女、儿童刑事案件5397起，达到5年来最低。
这依然意味着，平均每天有约15名妇女或儿童被拐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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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17日，西安。下午，2岁8个月的嘉嘉被父亲从幼儿园接走。回家途中，嘉嘉口渴，父亲去街边一酒店后厨找水，“就一两分钟的工夫，儿子不见了”。
李静芝正在出差，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家。没有手机、互联网，街上也没监控摄像头，她只能去汽车站、火车站干等。她把寻人启事贴上电线杆，也寄给“看上去和儿童走失有关系”的政府部门。她还联系过各地报刊的寻人栏目。
一开始，她收到不少线索，有人打来电报“你儿子在这，快来”。她就去买玩具和衣物，“做足接他回来的准备”。她估算着孩子成长的速度，衣服从100厘米买到130厘米，玩具从塑料小手枪买到变形金刚。
在这位母亲的记忆里，嘉嘉脑后靠近右耳处有一块胎记，隆起约1毫米。每次去“接”孩子，她都会仔细打量，可往往还没到生物信息比对环节，她就知道不对。
孩子走失后的第一年，李静芝外出找寻过三四次。为了安全，她出路费求同学、朋友陪伴，积蓄渐渐不够用了。
有一天，她去西安电视台登寻人启事，被人拦下问路，对方也是要找孩子。
李静芝开始琢磨着，和其他家庭互通线索，结伴寻子。她从电视、报刊上搜集了50多份寻人启事的联系方式，成立了“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每个月开两次会，沟通信息，制订计划。
这些寻找孩子的父母按照国家、省、市、县、乡五级给几个相关部门写信——计生部门、妇联、公安机关、教育和民政部门。八九年的时间里，10多万份寻人启事寄向31个省级行政区，反馈回来的是五六百封信和电报，线索约200条。
一旦收到线索，这些父母会几人一组前往当地查证。
西安女子陈琴西是“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的一员。31年前的一天傍晚，她家忽然停电，她3岁的儿子贾牛娃正在后院玩耍，灯亮起来时，孩子不见了。
一家人分别守住火车站各个入口，不敢离开片刻，等了一个星期后才离开。
家在陕西咸阳的张会侠多次参加过“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的聚会。32年前，她3岁的儿子在家门口消失。有几次，她和李静芝搭伴外出认亲，“真是大海捞针的感觉”。
即使收到线索，要见孩子也并不容易。张会侠曾和丈夫两赴河南南阳，都扑空了。第一次，对方说孩子没在。第二次，她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孩子，不具备她描述的最重要的特征。
一位当年的走失儿童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小时候，养父母只要听说有人要来村里找他，会赶忙把他送走，“到别处躲上几天”。
嘉嘉失踪7天时，李静芝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告诉她，想要孩子，拿5000元到指定地方赎人。她带着钱去，可迟迟没人来取。来回折腾3次后，她报警了。
李静芝后来得知，几乎每个寻子家庭都有过类似经历，有的被骗了不少钱。
32年改变了很多事。李静芝离婚了，从西安搬到天津。老房子早拆了，现代化的商圈重新塑造了老街，报刊亭撤了，街角停放着共享单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把母亲节视为最苦涩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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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不上的线，一端是父母的焦灼，另一端是孩子的追问。
今年36岁的罗新是4岁那年走失的。他记得，那天母亲让他和哥哥去理发，还给了两人5角钱。兄弟俩经过一家游戏厅，驻足了一会儿，一个戴安全帽的男人给了罗新一个红红的苹果，把他带走了。
之后的记忆断断续续，他说自己被一个高个子男人带上火车，雨滴打在车窗上像泡泡。有人骑着自行车，载着他穿过土路，灰尘荡起。一路上他都在反抗，到处乱踢，第二年春天，腿上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来到山东农村的养父母家后，几乎每天晚上，罗新都会重复回忆原来家里的模样：房子中间有棵树；对面有家银行；街区附近有位补鞋的叔叔；母亲卖布；他吃过石榴；有次躺在床上，手被熨斗烫伤……自我强迫式的回忆，令他神经衰弱。
上初中时，他终于获得线索，村里一位老人说，罗新是从陕西来的。高一那年，他偷偷写信给陕西警方，对方派了人来，可因为线索不足，没能调查下去。之后高考，他报考了陕西的学校。
罗新拼命拼凑细节。他记得，自己来到山东后不久就见到邻居结婚，那对夫妻的小孩出生于1989年，“这说明我走失的时间应该在1988年”。
为了找家，他多数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查找1988年前后的报纸，或在网上搜索信息，走街串巷地找寻记忆。他忙得不见人影，被室友起外号“丢丢”。
另一位走失者陈立鸣，是在结婚前的宴席上发觉身世端倪。在座的长辈酒后说漏嘴。那时，他21岁，已在河南某村生活了18年。
当天夜里，他敲开亲戚家门，终于问到自己刚进村的故事：他3岁多被拐卖到村里，因为长得大，“像是四五岁”，一度没人要。最后，养父贷款3800元将他带走——那时候，养母已经生了两个女孩。
陈立鸣的家原在陕西安康，家里做木材生意，因为忙，常把他托给熟人照看。后来，那个人将他带走了。
模糊的记忆缠绕这些孩子的童年。陈立鸣记得，自己听过火车行驶声，可他居住的村子离铁轨少说也有40公里。初中毕业时，他坐上绿皮火车，忽然想起小时候曾被一个绿衣男人带上火车。
来到养父母家5年后，罗新偶然听说附近有百货大楼要拆除，他忽然想到，父亲就在百货大楼里上班。
走失前，他尝过巧克力，吃过很多种水果。到新家后，有村民给小孩分香蕉，拿到的孩子无一例外地直接往嘴里塞，只有罗新下意识地去剥香蕉皮。
罗新喜欢砸酒瓶上的金属圆牌，因为“很像吃过的巧克力”。看见梧桐树球状的果实掉落，他也会掰开尝尝，因为“很像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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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芝记得，第一次见面，罗新花了4个小时介绍自己：我来自陕西，有个哥哥，我们两兄弟其中一个名字带“新”字，我手上有一块儿烫伤的疤痕，走失前，我吃过石榴。
石榴是陕西临潼的特产，李静芝翻找过去的资料，看到临潼一个家庭的情况与罗新的描述相似。时隔多年，寻人启事上的7位数电话号码早作废了，地址里的大厦也已拆迁，仅剩孩子父亲的名字可以查找。
警方协助他们查询户籍信息，系统里同名者有50多个。之后的四五个月，李静芝逢人便打听，陕西电视台找她做节目，她也托节目组找人。
巧的是，节目组有临潼人。这名工作人员托亲戚打听，一问之下发现，罗新父亲就是这位亲戚的前同事。
陈立鸣已经36岁了。他是在有孩子后，才下定决心寻找亲生父母的。大儿子上幼儿园的那段时间，他经常担心孩子的安全，“突然明白了为人父母的心情”。
他和妻子到西安寻亲，不知道找谁，直接去了派出所。登记信息及采血后，有民警向陈立鸣推荐了李静芝，“她那儿有很多线索，应该能帮到你”。
李静芝提着3个大号无纺布袋子前来见面，袋子里装满寻人启事。他们一一核对，没有结果。李静芝推荐他登报，再到“宝贝之家寻子网”做登记，8个月后，陈立鸣认亲成功。
有一次，李静芝在碰头会上公布了一个生活在陕北的走失者信息，在座的家长跑去当地辨认，找到了丢失半年的孩子。
一位陕西泾阳县的家长曾告诉李静芝，女儿在5岁走失。李静芝说“孩子还有记忆”，让对方赶紧回忆事发当天的情景，描述家里环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发布。网站志愿者很快发来消息，这则帖子提到的特征与一位前来寻家的女孩情况吻合，基因比对结果还没出来，这个家庭已和女孩相认。
陈琴西记得，每次出门认亲时，李静芝会反复强调，尽可能给孩子多拍照片，实在困难，也要把对方的特征记下来。
湖北襄樊福利院曾给李静芝来信。有人贩子在当地买卖孩子，警方赶来时他们丢下孩子逃跑，孩子们被送到福利院。
其中一个孩子很像李静芝描述的嘉嘉。嘉嘉外婆前往认亲后，发现不是。李静芝还是特意嘱咐母亲，多给男孩拍些照片。这些照片被她拿到家长碰头会上，一位祖母认出那是走失8个月的孙子。
在李静芝的帮助下，一位贵州的家长找到被卖至福建的儿子，只花了2个月。李静芝陪着男孩回家，男孩的母亲从山坡上飞奔下来，一把拉住她：“你放心，我儿子就是你儿子。”
李静芝发自内心地高兴，但越为别人高兴，也就越为自己难过。她想知道：“为什么牵住孩子手的不是我？”
走失时超过4岁的孩子，会有家的记忆，不少人已在“宝贝回家寻子网”做过登记，等待与前来找寻的另一方匹配。
在不少寻找过嘉嘉的民警眼里，李静芝的情况难度很大。孩子两岁失踪，不具有可参考的记忆和寻找父母的主动性，家人只能单方面寻找。
嘉嘉丢失后的第一个3年过去后，李静芝收到的线索越来越少了。有一年，她没收到过任何消息。“彻彻底底绝望，根本不知道往后方向在哪儿。”
2009年，中国公安部已建成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李静芝会告诉寻亲者去做登记，“只要采血入库，总有一天能比对上”。
她刷微博，玩抖音，“站在大家都能看见的地方”。迄今为止，她一共上过30多次电视节目。55岁那年，她报名一档演讲类的选秀节目，嘉嘉是她“非来不可的理由”。
她被写进一条又一条新闻，寻子的内容不变，一直更新的几乎只有找寻的年头，23年、27年、32年。
有人说她图出名，李静芝回应，“如果有其他办法，谁愿意把伤疤撕给别人看呢？我还得说下去，多一个人知道就会有多一点（找到孩子的）机会。”
每次面对镜头，讲起儿子的故事，这个在别人眼里乐观坚强的女人，都会大哭。
她的社交网站签名是“为了找回自己的骨肉不能放弃的母亲”。她会定期转发寻子微博。更多家庭依赖她。陈琴西60岁了，她的微信从注册那一天起到现在，一直使用昵称“寻子贾牛娃”——儿子丢失时，她还没喊过他的大名。张会侠也已65岁，她会用的手机软件不多，只能在微信群一遍遍发寻人启事。
这些年来，他们得到的线索几乎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李静芝。
陈琴西说，李静芝去天津生活后，每年攒够一定数量的线索，就会回到西安，把这些家庭聚在一起开会，“一年还是能见上六七次”。
今年4月，李静芝将3条新线索递交到西安市“打拐办”。其中一条线索显示，多年前，一名四川男子收养了一个来自西安的男孩。查到男子的住址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成都，抽血采集DNA后，比对上了。
5月13日，李静芝接到了西安市“打拐办”的通知。等待认亲的那几天，她数次失眠，“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数到天亮。她怕儿子认不出她，将花白的头发染黑又烫卷。
在现场等待时，她已经哭过一场，很紧张，“最害怕给出拥抱后，儿子没有反应”。结局是，两人的拥抱持续了近5分钟。
得知李静芝找到儿子后，一些家长来到她位于西安的家楼下，举着硕大的寻子牌，希望引起记者、警方的注意。
有人问她：“你找到了孩子，是不是就不会再帮我们了？”李静芝郑重地说，“我一定会继续”。有媒体来采访时，她会推荐那些人露露脸，她还帮几个家庭录了视频发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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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艳是“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协会的理事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曾提过多项有关打拐的建议。截至目前，她发起的这个网站已帮3357人找到了亲人。
根据她的经验，在寻亲的群体中，李静芝花费32年，其实并不算长，“甚至可以说是中间数”。
张宝艳接触过上万个类似家庭，她总结过规律：“一般来说，‘家寻宝贝’的难度较大，‘宝贝寻家’则相对容易。可问题是，具体到每一位走失者，他们想法千差万别，要踏上寻家路并非易事。”
有人对自己被拐的身世不了解；有人因为已搬过一次家，在养父母身边生活得不错，害怕再次面对未知；有人被养父母告知，“你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被抛弃了”，结果对寻亲很排斥。
陈立鸣在公开寻亲的前一天晚上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无法和养父母开口，找来一位叔叔代他表述。
不少走失者的担忧都是——找亲生父母，会伤害养父母。张宝艳见过这样的年轻人，对方执拗地强调，只有当养父母去世，自己才有开启寻亲之路的可能。
如今，手机普及了，拍照不成问题，高铁取代了绿皮火车，街道装上了摄像头，火车站也有了人脸识别装置。张宝艳明显感觉到，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寻亲的成功率正在逐步提升。
5月18日，中国公安部“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也对媒体透露，2009年至今，全国公安机关已通过积案攻坚和DNA数据库比对等方式，找回6300余名被拐多年的儿童。
她特别指出，现行盗抢儿童案件案发量每年不到20起。
对每位登记的寻亲者，“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会对应地长期跟进。这些志愿者会提醒寻亲者，去公安部门采集血样，进行DNA检验，并录入全国数据库。
他们每日在网上检索，但那些陈年旧案的线索实在有限。“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从哪去突破。”张宝艳坦言。2017年，李钢等人发表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显示，他们基于“宝贝回家寻子网”拐卖儿童数据库，以跨度为1980-2015年进行数据筛选，获得了拐卖儿童信息共14352条。其中不少至今仍在寻找中。
一个叫谢小芳的女孩生于2001年，到达养父母家已经7岁；一个名为米桂兰的老人，寻家时已经91岁，她被拐了84年；有人自称“养父说我一个多月时被抱到这里”；有人记得自己被转过几次手，“当时哭得厉害，嗓子疼得说不了话”。
在基本信息登记表里，多数失踪者除了所在地和失踪地之外，其他项目大片留白。一个出生三四个月后就被拐走的男孩小虎，目前生活在山东临沂，他的失踪地点写着“亚洲”，不愿公开照片寻亲；一名叫胡铨容的老人，自称出生于1933年，“身份证日期，不一定准确”。他称家人是抗战时期逃离广东，父母被日军飞机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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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节，在一档电视节目中，9个年纪相仿外形各异的年轻男子站成一排，为李静芝合唱了一首改编的《天使的翅膀》。
这首歌献给他们共同的“妈妈”，他们是得到李静芝帮助成功认亲的部分走失者。
张宝艳介绍，嘉嘉走失的1988年，正是中国儿童被拐的高发时段。她介绍，那时候在农村，不少人认为家里不能没有男孩，可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下，再次生育并不可行。
也有一些地区，家族文化氛围浓厚，比如在福建和广东，“家里男孩多，人多势众，在当地就有话语权”。张宝艳见过一个福建的家庭，已有6个女孩和4个男孩，仍要再买一个男孩。
“宝贝回家寻子网”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被拐卖的孩子里，男孩占了绝大多数，而女孩的走失，多数源于被遗弃。
张宝艳说，贵州、四川、云南、重庆、陕西是儿童拐出的重灾区，而山东、河南、广东、福建、江苏则是排名居高的拐入地。在《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一文中，有学者将其总结概括为，“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
罗新就在其中。他自称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五六岁，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才能睡着，有时候彻夜清醒。
这些年，他做过装卸工，在后厨配过菜，在网吧当过网管，卖过电视机和方便面。“起初一些工作做得挺有样的，但因为长期失眠引起的健康问题，没法坚持下来。”
他“思想负担重”，和朋友一直保持着客气的距离，“生活乱糟糟的”。
“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已经被压垮了。”他说，那时候，他就想要一个答案，害怕等得太久，找到父母时，对方都已经不在了。
认亲时已是2009年，罗新的亲生父亲离世了，哥哥被人打伤留下后遗症。家里的布料生意早不做了，母亲在街上卖水果。他老家在临潼书院街，那是华清池景区外的第一条街。原本只能一辆车通过的小路变成了6车道快速路。
如今，陈立鸣的妻子全职看孩子。他当年走失后，母亲生了两个女孩，父亲和其他女人又生了个儿子。
这些年，他也接触过一些走失者，不少人的成长经历都颇为曲折：有人没上过学，因为农村的养父母害怕他有文化后离开；有人被拐卖到新疆，养父常在酗酒后实施家暴；有人被认为“不好养”，被转卖过好几次。
李静芝接触的走失儿童中，后来考上大学的没几个，不少人在初中阶段就已辍学。
张宝艳总结，对家有记忆的孩子，容易变得非常敏感，极端的状态下还会仇视社会。她帮助过的一个男孩，养父母对其关怀备至，而他总找理由离家出走。
“有人在迷茫中丢失了自己，有人在惭愧中度过漫长的岁月，走失的打击对孩子和父母都一样沉重。”她说，前来登记的家庭中，不少夫妻已离婚。
失去儿子的时候，李静芝埋怨过丈夫。两人一起找了5年，之后丈夫想要再生一个，可她的心思全在嘉嘉身上。后来，他们都不太愿意踏进那个没有孩子的家，“太冷了”，就离婚了。
直到嘉嘉走失的第二十三年，前夫和李静芝说了对不起。那时，两人都已再婚。
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不少寻子父母如今超过60岁。张宝艳见过有家庭因为找孩子倾家荡产，家人互相埋怨。有人自杀，有人“一直在路上”。也有人积劳成疾，壮年离世。
在广东，有个丢失儿子的母亲得了癌症。她抱怨化疗生不如死，可她要坚持，活到见着孩子的一天。
在西安，一位白姓男士大儿子有缺陷，妻子没工作，又丢了小儿子。工作之余，他会骑上自行车，沿着西安市区和周边的乡村跑。他习惯背上灌满开水的玻璃瓶，揣几个馒头，到了饭点就停在路边吃两口。
寻子四五年后，这位父亲患上脑癌，很快去世。他们一家人是李静芝的“心结”。
她还记得一个生活在东莞的男孩，在认亲采血前遭遇车祸去世。男孩原本对家有零零碎碎的记忆，他会指着养母手上的戒指说，我妈妈的戒指比你的还要大，他进门必换拖鞋、洗手，为了找到家，上小学时他离家出走了两次。
李静芝找到男孩的养父母，还去了东莞当地的派出所，“找寻之路还要继续，不管他是否还在人世，也该让他的亲生父母知情，尽管足够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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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人，并不是终点。
李静芝解释，认亲成功后，一些家庭还算融洽，大部分却都“不太容易”。他们面临的问题很现实，比如，亲生父母如今的经济状况不佳；分开多年两方的生活也已脱节。
“相比之下，认亲成了最容易的事。”她说。
不久前，一个年轻人向李静芝倾诉苦恼，自己跟亲生父母见面后，两方都是“淡淡的”，不知道怎么能互相迈一步。还有一个小伙子，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收拾行李住到了李静芝家。
有人回到亲生父母家后，和弟弟相处不好。此前，养父对他不太关心，他也不会接纳关心或是回馈关爱。走失的经历在他心里烙下了印记，总觉得“别人欠我的”。
“很多人都是各想各的，不在一个轨道上。”在李静芝看来，这些家庭“团圆”后，需要心理辅导。“告诉父母该怎么做，孩子该怎么做”。可她也担心，如果这种困境被公众熟知，有人会放弃寻亲。
对大部分寻子的父母来说，多年追寻最终变成几个简单问题——孩子在哪儿，是否活着。
陈琴西说，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和小时候不一样，没法找到了就弄回自己身边，“我只想临终前知道他还在世上活着”。张会侠则说，“只要他过得好，想回来可以，不想回来也可以。”
如今，李静芝再喊起嘉嘉这个小名时，会马上得到回应。母子俩待在一起有种“很熟悉很舒服的感觉”。她给儿子讲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听到他说，“终于知道我3岁以前是什么样儿了”。
和李静芝相处一个月后，嘉嘉从西安回到成都。“他得忙他的事了。”李静芝语气低沉。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李静芝曾明确表示过，找到嘉嘉后，一定会起诉儿子的养父母，可她最终没有这样做。
“寻亲的过程，李静芝也只过了第一关。”张宝艳坦言，事实上，多数家庭在团圆后，不得不作出“折衷”选择——与孩子的养父母和平相处。他们怕伤害孩子的感情，也怕不被接纳，相互间守着一条微妙的“边界线”，小心翼翼地不去逾越。
也有最极端的情况，张宝艳见过有孩子被警方解救之后，始终不认亲生父母，“顶多就是见一面而已”。
有一次，罗新和亲生父母视频聊天，他介绍了养父母，两边的老人匆匆打了招呼，他会叫两个母亲“妈妈”，毕竟“已经拥有的很难去抛弃”。
找到家之后，陈立鸣和养父母保证，会给他们养老送终。身在广州的亲生母亲则淡淡地对他说，“不用管我，我有你的姐妹照顾”。
他一直用着养父母起的名字，直言改回去“可能性不太大”。他求学、工作、结婚，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他把原名“宁非”拆开，放进了儿子的名字里，陈亦宁、陈亦非。
最近，李静芝又组织了一次寻子见面会，这一次的主角是她的儿子。时隔多年，她家的客厅再一次热闹起来，灯上挂着拉花和气球。
她还在家里摆上了儿子小时候骑过的三轮车。32年里，她一直带着这辆自行车，用几层袋子缠好。
认亲之后，她和嘉嘉每天都在一起，可她还会觉得“是在做梦”。她会忍不住捧起嘉嘉的脸，盯着半晌。“我总在想，他其实没有变，只不过是放大了一点儿。”
有一次，她和嘉嘉开玩笑，“你能不能再缩回去，回到3岁，咱们重新开始生活？”她听到嘉嘉轻轻地答了声：“好。”
（应受访者要求，罗新、陈立鸣及其儿子均为化名，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记者 王景烁）
失联9年的高考状元：我为什么不回家？不想背负这份责任
“杨仁荣，男，1986年出生于江西抚州市宜黄县棠阴镇。宜黄县理科高考状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设计专业，肄业。截至2018年8月，杨仁荣与家人失联9年。”
这是百度百科词条“杨仁荣”中的一段话。这个词条最早创建于2009年，终于在今年更新了内容。
今年8月，杨母被诊断出癌症，她向媒体求助，希望走之前能再看儿子一眼。9月，看到报道的杨仁荣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这场时隔9年的通话异常混乱，电话两头都是边哭边说，断断续续。
对于这对父母来说，眼泪并不罕见。9年来，母亲吴细女有几次哭晕过去。很少有人见过杨仁荣流泪。父亲杨崇生记得，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不想去学校，哭着跑回了家。他打了儿子一巴掌。
从那以后，杨仁荣在学习上再也没让父母失望过。2003年，他成了县里的高考理科状元。谢师宴摆了十几桌，鞭炮的红纸炸得满地都是。
在亲戚们眼里，杨仁荣内向、斯文、爱看书。家里有面墙贴满了他的奖状，最后贴不下了，只能另找一面墙。他是家族里成绩最好的孩子，总是被当作同龄人的学习对象。
那时候，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无可争议的好孩子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9年前。杨崇生收到一条儿子发来的短信，大意是他在北京很好，勿念。此后便杳无音讯。
失联似乎早有迹象了。上大学后，杨仁荣几乎不主动给家里打电话，每次都是父母打过去。毕业后，父母去过他在北京的住所，他谎称自己在银行工作。后来，父母连谎言也听不到了。
为了打听儿子的消息，杨崇生这几年往北京跑了5趟，找了四五家派出所。杨崇生第一次去北京，是送儿子上大学。火车要坐一整夜，他一点也不觉得辛苦。把儿子送到学校，他就匆匆走了，老家工地上还有活要干。
几年间，这对夫妇从担心、气愤，渐渐变得麻木。2013年，他们再次去北京，儿子依旧没有消息。他们第一次去逛了、动物园、国家博物馆。“没办法，只能这样。”
日子总得继续。只要不下雨，杨崇生就要去工地上干活，有时是拆房子，有时是盖房子。有时，他还会去儿子从前的学校，帮忙建新的教学楼，铺操场。每年农历三月，吴细女都要给新收的青笋分级、除蒂、清洗，站着忙到凌晨。杨崇生以前跟儿子说，“不读书就不会有出息，只能种田、打工，像我们一样。”
后来，杨仁荣的妹妹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孩子打打闹闹的。
只是“儿子没回来，一切都是假的”。按照风俗，家里的男孩要住位于正东的房间，杨崇生夫妇一直给儿子留着，窗帘也是母亲特意挑的，要更贵一些。他大学时送给母亲的帽子、围巾，被完好地保存着，吴细女舍不得戴。杨仁荣从小不爱拍照，没留下什么照片。有一张是跟一群人的合照，他站在中间，手里捧着一张红色的纸，似乎是某种奖励。母亲特意把他放大，单独冲洗成一张照片。
今年加工春笋的时候，吴细女觉得腰有些痛，她没在意，最终被诊断出患了子宫平滑肌肉瘤，这是一种顽固的癌症。她对媒体说，自己不想治了，因为儿子还没找到。
看到报道，杨仁荣终于回家了。
没人知道他这些年为什么不回家。以下是杨仁荣的自述——
书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从小就觉得学习是件很容易的事。到了高中，考试基本上就是第一第二。所以高考考了全县理科状元，我一点都不意外。
高考是人生第一道坎儿，我很轻松地跨过去了。小时候我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但不会想为什么学习。只是周围人都在告诉我“要好好学习”，而我恰好擅长这一点。学习好的人似乎掌握某种特权，是所有人的榜样。
我爸兄弟6个，叔伯的孩子们大多没上过高中。因为学习好，小时候的我在同龄人中会有种很强烈的自豪感，现在看来其实是一种虚荣心。我记得高中有个校花，跟一个学习很差的人在一起了。每次看到他们在一起聊天，我就会有点不舒服。
我们村有个杨氏祠堂，以前有个普通学校的硕士把毕业证放在里面，供后人瞻仰。如果我拿到北航毕业证，也可以放进去。我妈很看重那个。
直到现在我也没拿到那张毕业证。毕业前有门物理实验没去考，最后是肄业。北航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学籍，什么时候那门考试通过了，才会给我毕业证。
我不喜欢我学的飞行设计专业，我喜欢理论物理这种比较虚一点的东西。大学四年，我几乎没去听过专业课，作业也不写。一般考前一个月突击复习一下，平均在三四天内看完一本挺厚的教材，大多数都能及格。当时想通过考试纯粹是为了面子，到后来觉得面子也不重要了，干脆不考了。
大学里，书是我最好的朋友。那时候我一天能看好几本，找到一本好书会欣喜若狂。生活中的社交需求就被淡化了。我在大学没什么关系好的同学，跟那些好书一比，身边的人都显得很平庸、肤浅。
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农村身份带来的自卑感。我根本不在意物质上的攀比，因为大脑不在那个频道。
我妈很希望我去通过最后那门考试，拿到毕业证。我觉得很不理解。如果我妈不提，我脑子里从来都不会主动想起这件事。能不能毕业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觉得即使拿到一个硕士、博士学位，又有什么用呢？
不能触碰的心理禁区
我刚上大一就知道自己毕业以后能干什么，每天在工厂跟图纸打交道嘛。我就特别烦。你想象一下，一架空客A380牵涉的零件可能有几十万个，设计人员大概几千个，一个人负责几十个零件的设计、制造、改进。这种工作就像一个庞大体系中的螺丝钉，你就被钉在那个地方了。
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本事，很有想法，创业的话一年可以挣上百万元。但创业之前需要资金积累。我记得接到的第一份面试来自一家很大的广告公司，面试官让我在半小时内为一个产品写一份推销文案，我之前从没接触过，就随便写了一通。后来负责招聘的人直接跟我说：你可以走了。
还有一次面试我特别郁闷。一开始，对方听说我是北航的，觉得还可以，面试时问了一些很专业的机械方面的问题，当时我都蒙了。我旁边一起面试的人学校很一般，都答上了。考官就看着我不说话。说实话，很多面试我确实没有用心准备。
后来一家卖军工产品的企业录用我做办公室文员，我做了不到一周就辞职了。就是不想干了，待不下去，不喜欢，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做的是自己弄点小生意。说起来你都不相信，我曾经在网上搜索关键词“创业”，看到一个机会——帮人拆墙。我就花1000元买了一台钻机，请一个懂这门技术的人吃了顿饭，让他教我如何操作，然后专门去要拆墙的地方发小广告，主要在西三旗。接到生意，一天赚四五百元是很轻松的。但是客户不稳定，还要整天背着20多斤重的钻机跑到很远的地方，很累。我做了半个月就不做了。毕业后我差不多换了十几份工作，没有一份超过半年。
我做得最好的一个项目是毕业两三年后，跟两个人合伙做短信群发业务。一星期内，我们每人赚了两万元。不过很快，同行里赚的最多的那个被抓了，我们就没敢再继续做。
在北京那么大的城市想混出头挺难的。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执行力也不够强。
我在一家西餐厅做过服务生，负责点菜、擦桌子、翻台。工资不高，升为小主管后涨到四千五百元。如果不是为创业积攒资金，谁会跑去做一个服务生呢？
餐厅老板是个日本人，对细节要求非常严格，比如餐具距离桌子边缘几厘米，上菜时要说哪句话、用什么语气。服装也要求统一，我还记得有个迎宾小姐，总是穿着红色的连衣裙，客人离店时要面带微笑地目送，鞠躬也有固定角度。有种被奴役的感觉。我现在想起那段时间都有点害怕。
我偶尔会想，自己读过这么多书，为什么在这里擦桌子？
我想成功。毕业后，社会评判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从学习变成了物质，说一些虚的根本没用。我觉得压力很大，来自父母、亲戚和社会，这是我不想承受的。
一开始，不跟家里联系只是出于偶然。我的手机丢了，所有联系方式都找不到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不想背负这份责任。我开始抗拒跟家人联系，时间久了，成了一种习惯。再到后来，我已经不敢面对家人了。
那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禁区，一种绝症，碰一下就疼。疼的次数多了，就不碰它了。尽管在外面那种孤独的状态让我很不舒服，压力也大，但就是不会去碰。潜意识里就避免去想这件事。只有偶尔做梦的时候才会梦到家里。同事问起父母，我每次都编个谎就过去了。有时过年也有回家的冲动，但始终跨不出那一步。
我妈常说感谢媒体，我嘴上不说，但其实心里也有一点。因为说实在的，要我自己去战胜这种心魔是很难的。那已经像烟瘾一样，很难戒了。我以前跟别人说，就算我妈没有生病，我赚到钱后肯定也会回家。但我其实明白，我也可能再也不会回家了。因为自己心里那道坎儿是很难跨过去的。
你很少见到我这种怪胎吧？
父子俩
我觉得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最终的理想是当一个物理学家。
大学时我自学量子力学，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现在基本忘光了，但我还记得思考问题时那种兴奋的感觉，那些东西跟现实中的挣钱是不一样的。
大三下学期，老师让我们思考雨滴从形成到落下的整个流体力学过程。我在北航荷花池边，从下午两点一直想到晚上10点，没有纸笔，纯粹用大脑思考。我从雨滴想到海洋，再到宇宙，等清醒过来，天已经全黑了。这8个小时里我对外界一点感知都没有，旁边有什么人、在说什么、天什么时候黑的，我完全没有印象。真的太爽了，那是一种特别极致的体验。
后来我回老家，不知怎么跟一个堂哥聊起这件事，他根本听不懂。最后没聊下去。跟家里的亲戚聊物理，他们会说：不如去KTV嗨一下。
我回家这段时间，要么去亲戚家喝酒，要么被拉去KTV。我那些堂哥基本上天天去。我去了两次，实在受不了，第二次都没进去，到门口就走了。我差不多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张信哲的《白月光》，一首是那英的《默》。
我妈老催我跟他们一起去，让我外向一点，甚至不让我看书。我都哭笑不得。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探讨外星人是否存在。我看过之后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想去寻找外星人。当时想一辈子就研究这一个问题。
这个想法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觉得自己那股冲动挺傻的。我从来没跟别人聊过这个想法，除了有次跟同事喝完酒说过一回。如果一件事看不到任何实际意义和社会效益，还要用一辈子去坚持，普通人不会那样做的。在现实主义者面前，理想主义者通常是幼稚的。我现在说话尽量不想让别人觉得幼稚。
我还喜欢看哲学类的书，康德、黑格尔、尼采、王阳明，我都研究过。看那些书挺费脑子，但挺有意思。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物理学的书。
我把书分成四个等级，一等是人类智慧的精华，比如哲学、物理。二等是一等的衍生，比如教材。三等四等就是一些成功学什么的。我大学的时候只看前两等，一进图书馆就像老鼠进了米缸，有时会忘了吃饭。
我前几年还想写一本科幻小说，大致内容是如果人类没有离开地球的技术，在资源耗尽的情况下，是以什么方式被困死在地球上的。连续几个月，我每天下班后在电脑面前坐到半夜，写了五六万字，没写下去。我写小说不关注情感，人物和情节都只是符号。我比较欣赏技术，觉得技术决定一切。
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感让我觉得现实生活挺无趣、庸俗的。有时我吃饭时会突然想，为什么自己在做这么无聊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特别爱吃的东西，吃外卖都是随便点，哪个排在第一就点哪个。
有本书我看了十几遍，《瓦尔登湖》。我很欣赏书里写的那种生活状态。我常想，老了以后可以回老家盖一栋古典风格的房子，架个高倍数望远镜，晚上能看星星。我从小就喜欢看星星，因为很有奇幻感。我的微信头像和壁纸都是星空宇宙。我们看到的光是那些星星几亿光年之外发出的，光想这些问题就觉得很有意思。
那就是我想象中最完美的生活。所以你要我经常陪人喝酒、打麻将，那真是跟我的大脑相违背。
杨仁荣的奖状
我想要英雄豪杰式的成功
《瓦尔登湖》里把成功分成几类，有英雄豪杰式的，也有乞讨式的。我想要英雄豪杰式的成功。
上大学时，我偶尔也出去玩，没有朋友，就一个人去。我记得爬香山有三条路，一条是直上直下的，另一条要绕道，还有就是坐缆车。我都是走那条直上直下的，最陡，也最有意思。我比较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
我大二的时候听过一次演讲，演讲者是北航的毕业生，后来去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博士后研究。他说，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就不是成为亿万富翁，而是只用大脑和数学工具就把整个宇宙规律推演出来，那简直相当于半个上帝。我听了之后很震撼。
有的人能够影响一个时代，有的能够影响整个人类。我有时幻想自己穿越到过去会做什么，反正肯定不会做一个好学生。
假如回到过去，我想让自己变得有力量。如果我有能力，我也想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
这次回家之后，我就想，这些年我经历的事一概不说，无论谁问我。因为这些就是伤疤嘛，把伤疤给人看属于弱者的行为，我不想这么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想尽量把非最优的可能性排除掉。比如进工厂，做一些重复性劳动。
农村的孩子都要帮忙干农活，在我记忆里，每个暑假几乎都要花一半时间剥莲子。当时种莲子的经济价值最大，受天气影响小，家家户户都种。我就每天坐在那三四个小时，把莲子一颗颗剥进碗里。莲子的成熟期是一茬一茬的，我感觉总也剥不完，很痛苦。
毕业后，财富问题确实非常困扰我。我有时想，如果自己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现在应该已经成为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了。这一点我是很有自信的。但我现在首先需要保证生存，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理想只能暂时抛在一边。
说实话我现在有时有点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按部就班，去大公司，大国企，在里面待个10年，怎么也混到中层了。那里福利好。
我在北京的酒店工作过。同事们每两周拼一次（酒）。有时从凌晨1点拼到6点。我还挺喜欢参加的，因为聚餐的酒都比较贵，平时喝不到。
工体的夜店我去过四五次，一般喝啤酒，喜欢科罗娜配柠檬。我是个很内向、尴尬的人，清醒时从不跟着节奏挥手。有时候聚会不想说话，就一句也不说，不管聊什么都不说。挺任性的。
楼下的小饭馆我一个月大概去两三回，不点吃的，只喝酒。那种感觉就像古代的诗人，众人皆醒我独醉。我喝酒唯一期望的就是那种放松的感觉。
有一次我特别伤心。那段时间交往了一个很中意的女孩，她当过模特，走路有一种高贵的感觉。是她追的我，后来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我当时没有正式工作，交往了三个月，她父母知道后不同意。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她特别好的生活，何必呢，就放弃了。
分手那天挺痛苦的，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摆了四瓶啤酒一直往下灌。后来是同事把我背回家的。
我现在感觉接触过的女生基本都没超出我的想象，没什么惊喜。之前我交往过一个同事，长得很漂亮，我喜欢聊政治、军事，她学的师范，喜欢聊小孩。聊不到一起去。她还有一点目中无人，我属于那种自尊心强、比较敏感的人，就分手了。现在想想，我只是一时被外表迷惑。
2017年我离开了北京，有点腻了，不喜欢了。在北京那几年，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成功，觉得自己像一片浮萍。我总想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成绩，想走捷径，但现实往往会给我当头一棒。到了过年，有时一个人醉醺醺的，有时去三里屯之类热闹的地方，在那种地方人的空虚感会没那么强。
人毕竟是感情动物，你觉得你的心跟磐石一样，其实不是的。但有时候也觉得，人要做成一件事情，是要舍弃感情的。我记得《三体》里有句话特别有意思：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杨仁荣的家乡
承认自己不是天才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回家之后，我把同事全拉黑了，立誓浪子回头。之前我在西安一家酒店工作，负责跟客户联系，月薪7000多元，包吃住。看到我妈生病的消息后，我突然觉得之前自己坚持的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当天就跟领导说，我妈重病，必须要走。很多衣服我都不要了，有台电脑也扔在公司。
我妈当时在上海看病，我过去就办了个新手机号，原来的号在另一个手机上，全天静音。一开始，有同事打电话问我一些客户的情况，我还会接。后来懒得回答，就干脆不接了。有时候我确实挺冲动的。
回到村里，我发现人人都知道我。我跟我妈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妈：这就是你那个儿子吗？但他们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也不说话，站在一边听我妈跟他们客套，就像小时候一样。我根本不关心他们怎么看。
但现在我会在意父母的想法。我回家后，我爸觉得家里的一切事情就是我的了：我妈的病，挣钱养家，娶妻生子。我回家第一天，家里人就要给我说媒。但我不想在老家找，觉得可能没办法沟通。村里有的人离婚了，有的孩子从小到大没接过母亲一个电话。有的夫妻整天吵架。我对那样过一辈子真的有点恐惧。
有时候跟同事聊到这个话题，我就只能回避。很多比我小的人都结婚了，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可能再过几年，我也会把这件事纯粹当作一个责任去完成吧。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妥协，我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坚持的人。
回家之后，我妈拉着我去体检，让我少吃牛肉、羊肉，少喝酒。我现在已经开始养生了。
我健康状况一直不错，只是2015年突然有一段时间头疼，睡不着觉，持续了3个多月。每天晚上大概就能睡一个小时，生活不规律。有时我会在凌晨四五点叫一份外卖。反正肯定不是得了抑郁症。因为我太怕死了。
真正对生命有热忱的人，都是怕死的。因为生命如此独一无二，如此神奇，是一切不可想象的集合。生命中的任何体验都是值得留恋的，包括悲伤和痛苦。
我学飞行设计，但我从没坐过飞机，怕坠机。我也怕出车祸，火车和汽车总还有点脚踏实地的感觉。
我未来想开一个冷冻公司，提供冷冻遗体的服务。因为你没办法想象百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有可能会出现复活技术。就算没来得及做，我在快死的时候也要跑到南极找个地方躲起来。
现在我需要去挣钱，让父母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堂弟开了家销售公司，我准备先在他那里试试看。他15岁就出去打工了，原来在温州一家鞋厂，后来去深圳做销售。这几年靠帮客户开发小程序赚了不少钱，买了房子，车是宝马。现在做短视频网红营销方案。
在我印象里，堂弟一直是个老实的小孩，我经常带他去河里抓鱼。但这次回来，我发现他已经是个精明的商人了，而且胆子大，执行力强。跟他待了几天，我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法成功了。
我现在已经有点世故了，不像以前那么有理想。我最近看的书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在以前是被我划为第四等级的，不屑一顾。
以前，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我有点漠视。现在觉得说话尽量照顾别人一点，出来久了，就知道跟人聊天氛围要尽量好一点，为人处世总要学得圆滑一点。
我这次回家体会到的很多感情是以前没有体会过的。有些地方我会很麻木，有些地方又很敏感。我有时候会因为一句话觉得不舒服。但我爸妈从来不会跟我说一句重话，即使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承认自己不是天才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大四的时候自学量子色动力学，怎么也看不懂，一个很小的问题就能把我困住。那时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天才。无论我怎么努力，也只能成为一个二流的物理学家。那段时间很失望，都快放弃人生了。
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很纯粹的生意人。环境是会塑造一个人的。
我不觉得读书没用，整个社会就是由读书人撑起来的。初中生再怎么牛，也不可能建立起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我的执行力差，想的太多，总是会考虑风险。但是现在，我绝对、绝对不能再拖了。我觉得自己20年挣个几千万元应该没什么问题，实现财务自由后我就去过理想的生活。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只是还没有成功。我现在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要专注，把每天当最后一天过，社会会给我回报的。现实是不会永远摧残一个人的，只要你是一个向上的人，它总会给你机会。
儿子回家后，吴细女开始积极治病。她想尽量延长自己的生命，多陪儿子几年，看着他结婚生子。杨仁荣的学习成绩曾经让她骄傲，但现在，她反而觉得儿子读书太多，“不然早抱上孙子了”。
杨仁荣的初中班主任至今对他印象深刻，说他是“好学生中的典型”，沉稳、腼腆，很少有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永远坐在2~4排靠近中间的位置——那是好学生享受的待遇。杨仁荣的父母常找班主任询问儿子的学习情况，一周大概有两三次，有时会带上一点新收的板栗当作礼物。
杨崇生不让儿子去自己干活的工地，怕他看了会不舒服。儿子有时会在家做好饭，等父亲干完活回来一起吃，像很多年前一样。
家乡的变化让杨仁荣感到陌生，他时常会迷失在不大的村子里。楼房大多是新盖的，外面贴着瓷砖。在老家，他总是像个客人，衣着整洁，举止克制。去下过雨的地里摘辣椒，他也穿着皮鞋。
10月中旬，杨仁荣再次离开家，去了重庆。他说在家里待不住，“我还是喜欢外面，我本来很早就想走，但因为我妈的事一直拖着。”堂弟在重庆那边开了一家公司，他觉得，“社会是最好的大学，比北大清华还厉害”。杨仁荣准备先去试试。
走之前，他拍了很多家乡的照片，存在手机里。
出发那天，他关门前，又看了家里一眼，说：“再回来就得等到过年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寡妇梦见穿红衣服的女人，跪在她面前，祈祷磕头，让她救她的孩子
一个漂亮的寡妇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跪在她面前，不停地祈祷磕头，让她救她的孩子。第二天早上，当我打开门时，我看到一堆小猫放在门口。寡妇想了想，把小猫带回家，小心翼翼地照顾它们。
江苏北部有一个叫疯猫岭的小村庄。村里有一个美丽善良的寡妇叫王丽萍。她32岁时开始守寡。王丽萍心地善良。不管村里有什么大事小事，她都愿意帮忙。
一天晚上，王丽萍梦中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来到她面前跪下，哭着对她说：“善良的人，请帮助我的孩子，我会回报你的。”
王丽萍迅速扶起跪在地上的红衣妇人说：快点起来。我会帮助那些能帮助的人的！之后，红衣妇女表现出感激的目光，一阵风吹来红衣妇女消失的无影无踪。
“你的孩子在哪里？”王丽萍问，但没有回应。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的王丽萍正准备在地上工作。她一打开门，就发现门口有一窝小给猫。这只猫看起来很可爱。王丽萍蹲下来数了数。总共有五只小猫。看了看，周围没有人。我不知道是谁把谁的小猫放在门口。看到小猫们冻得瑟瑟发抖，王丽萍不忍心把小猫带回家。
先用花草垫子盖了个窝，让小猫先暖和一下，然后煮米汤，加点菜汤喂这些小猫。
就在这时，婆婆从外面回来，看到王丽萍正在喂小猫。她愤怒地骂道：“你就知道照顾好这些动物，会过日子吗？”然后他走上前去把它们扔了出去。这时，我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一只黑猫咬了她的婆婆，她的手被咬了。
婆婆生气地拿起炕上的扫帚，向一只给猫打去。黑猫突然跑了出去。婆婆想把小猫扔出去，拉起垫子扑在他们身下，把它们扔出去。那些小猫吓得尖叫起来。
王丽萍突然想起了昨天的梦想，所以她迅速阻止了婆婆的行动，让婆婆放手，婆婆仍然毫不犹豫地责骂。为了让婆婆不生气，王丽萍把她的珠宝给了婆婆，婆婆走了。从那时起，王丽萍除了在地上工作外，还小心地为这些小猫服务。
小猫长得很快。转眼间，两个月过去了。小猫比以前大了两倍多。它们每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帮助丽萍，非常可爱。但唯一让我担心的是，这些小猫吃得太多，让王丽萍入不敷出，但即使她饿了，王丽萍也不想饿这些小猫。
在一个又饿又饿的夜晚，王丽萍饿着睡着了，梦里的红衣女人又出现了。她说：“谢谢你这两个月对我孩子的精心照顾。这是我用来报答你的。请接受！”红衣女人拿出一个大饭盆。
王丽萍只是想说不用了，但又是一阵黑风。红衣女子消失得无影无踪。王丽萍从梦中醒来，看到床边有一个大饭盆。
这让王丽萍分不清梦里和现实。红衣女人是谁？那些小猫真的是她的孩子吗？
想了想，王丽萍仔细清洗了饭盆，打算用饭盆装饰米饭。突然，王丽萍发现好像少了点什么。原来那群猫不见了。王丽萍找了很久猫再也没有出现过。王丽萍很难过。王丽萍失魂落魄地回家，开始吃饭盆里的米饭，她想多吃点，没吃不饱，没有力气上地干活。王丽萍突然觉得很奇怪，因为她吃了很长时间似乎也没叫食物变少。王丽萍试图把这些饭盛出来，却发现盛出来后盆里的饭不久就会自动填满。
自从有了这个饭盆，王丽萍的生活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丽萍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婆婆也发现了王丽萍的变化，于是偷偷观察了王丽萍。终于有一天，婆婆发现了饭盆的秘密。
于是婆婆来到门口，诬告王丽萍偷了她的宝宝。如果王丽萍不给她饭盆，她会去政府起诉王丽萍不遵守妇女的道德。王丽萍担心自己会为母亲的家人感到羞耻，所以她不得不把饭盆给婆婆。
婆婆很高兴把饭盆带回家。回家后，她迫不及待地想把一个干粮放进饭盆里。她以为自己能生出更多的干粮。谁知放进去，干粮就消失了，婆婆不敢相信。婆婆不放弃把一碗米放进盆里，米也消失了，婆婆仍然不放弃把东西放进盆里，但过了一会儿婆婆把所有的积蓄都放进去，都消失了。婆婆很生气，以为是王丽萍在捉弄自己，就拿着盆匆匆跑出去，跑到河边，不小心又掉进了河里，婆婆再也没有上来过。王丽萍回到家，看到饭盆又回家了，旁边还有当时送给婆婆的珠宝。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善良的人会得到回报，他们自己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没有人能拿走它！听了这个故事后，你明白了什么？#深夜故事小说# #催泪小说分享# #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