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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照片背后的故事｜2023，燃情“村超”与凡人微光的交响乐章

我在现场，记录瞬间，成为历史。

从2019年开始，我们开设了“我在现场”栏目，以新华社记者“沉下心、俯下身、融入情”的珍贵采访经历为内容，讲述他们在重大新闻事件现场的所见、所闻、所想。

2023年，他们践行“四力”，从“一带一路”的重点工程到沿着长江、黄河、长城进行深度调研；从巴以冲突的现场到进入刚刚发生的非洲国家；从北极圈里“冰上丝绸之路”的重点项目到大湾区热火朝天的基建工程；从神舟飞船的发射、回收到“中国天眼”的成果爆发和运行维护；从京津冀严重水害到积石山地震灾区的生命救援；从世锦赛、亚运会、大运会的国际赛场到“村超”、“村BA”这样的乡土赛事；从接力守护烈士英灵半个多世纪的父与子到为残障儿童免费送教上门的乡村教师父女……

他们凝固新闻的瞬间，记录历史。

从2024年1月1日起，“我在现场”栏目陆续播发多位新华社摄影记者在2023年的精品力作和照片背后的故事。希望他们的作品和讲述，能带给您希望与力量。

岁末年初，回顾过去一年镜头里聚焦的光和影、遇到的人和事、翻越的山和路，能让自己感觉收获满满。那些欢呼、坚守、泪水、希望……总在不经意间触及心灵深处，温暖和感动着我，向阳而生，拔节生长，继续一路逐光前行。

“村超”燃情活力榕江

作为年度“汉语盘点”活动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12月16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2023年度“十大新词语”，“村超”顺利入选，入选理由是：因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和激烈的比赛氛围在网上广受欢迎。

↑2023年6月17日拍摄的贵州“村超”足球比赛现场。

在这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回顾那个热情似火的“村超”盛夏，榕江人说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村级足球赛能如此火爆，火遍全国，让外国人也叹为观止。

从5月13日“村超”开赛起，直至7月29日“村超”总决赛，我基本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为了拍摄“村超”系列专题，每个周五下午，我都搭上东去的列车，去赴一场关于乡村足球的盛宴。

↑2023年7月1日，人们在观看贵州“村超”足球赛。

六月的都柳江畔，天气炎热，夏夜球场的气氛更是热烈。当我背着沉重的设备穿越茫茫人海挤到球场边上，站稳位置，回头一看，人头攒动，热情的人们摇动着手机灯光给演唱的歌手和喜欢的球队加油鼓劲，仿佛夜空中千万颗闪烁的星星。

↑2023年6月11日，人们在“村超”足球比赛现场打开手机灯光进行互动。

进入六月，“村超”举办地榕江县进入“炙烤模式”，但无论天气多么炎热，也抵挡不了观众们的热情。由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太多，榕江县城一度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我只能住在提前一周就订好的距离村超球场很远的宾馆里。

每逢周末，“村超”球场附近人流量增加，打车难是常态，每次采访我只能背着沉重的设备步行前往现场。每天下午7点开始的球赛，必须提前三个小时入场，因为去晚了根本挤不进去，连站的位置都没有。

进入球场，为了多角度、全方位拍摄，我把无人机、摄影包等沉重又贵重的物品暂放球场边，一位说着榕江本地话的大姐说：“你放心去拍吧！我帮你看着包。”当一场球赛结束后我回来一看，大姐还守在摄影包旁。大姐说，有好几次球员在争夺边线球时，由于惯性都冲进了场边的观众席中，为了看护好我的摄影包，全场比赛大姐寸步不离。我感动不已，这是一个陌生人与另一个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真诚、热情、朴实、信任。我想，这也是“村超”能够火爆出圈的原因之一。

为了解决外来游客的住宿难题，榕江县的忠诚等乡镇多个村的干部积极响应，号召村民们腾出自家住房，免费给前来观看“村超”的游客住宿。为了解决游客停车难题，榕江县开放所有政府部门停车场给游客免费停车。所有酒店、宾馆、餐馆不允许私自涨价；所有出租车、网约车不准宰客，监管部门发现一起，严惩一起。有很多当地热心人还开上私家车，车身贴上“村超直通车”字样，免费接送游客往返于“村超”球场和榕江高铁站之间。

↑2023年6月11日，村民在贵州“村超”比赛现场展示获胜球队的奖励——猪脚。

↑2023年6月17日，村民在贵州“村超”足球赛开赛前表演民族舞蹈。

“村超”期间，榕江人民拿出最大的热情和真诚，接纳着天下来客。每当本村有球赛，村民们均会精心准备村里最有特色的美食，穿上最漂亮的民族盛装，举全村之力，为的就是在“村超”场上展示村里最好的一面。

牛瘪、腌鱼、腊肉、糯米饭、西瓜、杨梅……每逢“超级周末”，“村超”场边的观众和游客们总被包围着、幸福着。有好几次，当我正在专心致志拍摄场上的比赛时，旁边的观众冷不丁地递过来杨梅、酸奶、冰镇矿泉水，说着感谢记者、辛苦记录的话。

↑2023年7月1日，人们在贵州“村超”足球赛场旁免费品尝地方小吃。

在“村超”球场外，一位经营烧烤摊的大姐告诉我，之前她和丈夫远在浙江打工，无法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在看到家乡的“村超”火起来后，全国各地的人都跑来榕江看“村超”，她和丈夫从中看到了商机，辞掉厂里的工作，在“村超”场外经营一个烧烤摊，专门烤排骨，一夜能赚四五千元。大姐看着昔日平静的小县城一下涌进这么多人，看着球场上腾空而起的烟花，回想以前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经历，因“村超”火爆起来的家乡让她感动得泪流满面。

↑2023年7月1日，一对夫妇在贵州“村超”足球赛场附近设置的摊点给游客烤排骨。

为了拍摄“村超”参赛球员的工作和生活，我还见到了这里凌晨五点菜市场的热闹和深夜烧烤摊的忙碌：来自丰乐村一队的球员贾勇辉是一名卖菜小贩，平时靠制作和批发豆芽贴补家用。约好地点，我们凌晨四点起床出发，跟着贾勇辉去一个个菜场送豆芽。六佰塘村足球队球员杨宗维跟家人在榕江县城开了一家饭馆，白天给承包酒席的客人做菜。夜晚，他又忙着经营烧烤摊，给客人做烤串；而每逢有球赛，他又成了奔跑在赛场上的“村超”球员。

↑拼版照片：左图为2023年7月15日，丰乐村一队球员贾勇辉在赛场上组织进攻；右图为2023年7月15日，贾勇辉在豆芽生产作坊里为客户准备豆芽。贾勇辉是一名卖菜小贩，平时靠制作和批发豆芽贴补家用，他在场上的位置是后腰。

在2023年的“村超”足球比赛中，20支参赛队的球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建筑工人、有卖菜小贩、有烧烤摊老板、有室内装修设计师、有教师、有学生……出于对足球运动的热爱，大家临时组成参赛队，代表着自己的村出战。穿上球衣，他们是为荣誉而战的足球队员；脱下球衣，他们是为生活各自奔忙的普通人。虽然其中很多人已步入中年，但他们依然坚持在绿茵场上奋力奔跑，不知疲倦。

凡人微光 光耀前程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西山镇中寨教学点，这是一所位于黔桂接壤处的“微小学”。翻过学校后山，就是广西融水县大年乡的地界了。

一个乍暖还寒的午后，我们驱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去拜访这所小学的师生。车在盘山公路上爬行，极目远眺，中寨教学点就像莽莽群山间的一颗星星，遥远而神秘。

↑2023年2月16日，贵州省从江县西山镇中寨教学点学生练习瑶族长鼓舞。

早春、深山、瑶寨、微小学、新学期……这注定是一次充满期待的采访。这是一所仅有1名老师和16名学生的“微小学”，全校学生均为瑶族。

↑2023年2月16日，贵州省从江县西山镇中寨教学点学生在课外活动中比赛踩高跷。

《深山瑶寨“微小学”的新学期》一稿播发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读者被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和绚丽的民族服饰所吸引，爱心人士联系上我和学校，给孩子们寄去很多学习用品和过冬的鞋袜。

在2023年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特意深入山中，去寻访另一位大山“微小学”的老师。路在山腰盘旋，海拔逐渐上升。到了山间，一块平地豁然开朗，梯田层叠，稻谷金黄，岩脚教学点出现在眼前。

岩脚教学点很小，自建校以来，只有学前班和一年级。为了让幼小的孩子们不用走更远的山路去中心校上学，也为了解除农村家长专程接送孩子的后顾之忧，岩脚教学点保留至今。

2012年，刚大学毕业的陆成文主动选择考到偏僻的岩脚教学点。为了安心工作，前些年他干脆把远在500公里外毕节市赫章县农村的父母和妻儿接到学校来一起生活，与家人相互有个照应。

↑陆成文带领学生在学校后山的腊利梯田写生（2023年9月6日摄）。

↑陆成文与学生在体育课上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2023年9月6日摄）。

采访那天，阳光正好。被山里的太阳晒得黑黝黝的陆成文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练习打篮球，玩老鹰捉小鸡游戏。笑声在校园里回荡，飘得很远、很远，我默默按下快门，记录下这里的快乐与童真，奉献与坚守。

夕阳西下，远山苍茫。陆成文护送着路远的孩子们回家，秋日暖阳照在金色的稻田上，也照亮了师生身影。透过民居的两堵墙，构成自然的相框，我按下了快门，记录下乡村黄昏最美的模样。

↑陆成文护送学生放学回家途中经过一片稻田（2023年9月6日摄）。

难忘教学楼前写着的那一排大字：“教育使命，立德树人。”教育的初衷是传道、授业、解惑，但对于一名乡村教师来说，关注孩子们的一日三餐、防寒保暖、身心健康，更是他们肩上撂不下的责任。

↑陆成文组织学生在体育课上练习投篮（2023年9月6日摄）。

↑陆成文在护送学生放学回家途中（2023年9月6日摄）。

七月的乌江河谷，酷热难耐。我们驱车近三个小时，翻山越岭来到乌江河边，专程去拜访一对摆渡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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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原是乌江养鱼人、渡船人，如今转产上岸，无论身份如何转变，不变的是把乌江当成自家后花园一样认真打理的奉献与责任。

↑贵州省瓮安县珠藏镇丰岩村村民卢锡永和妻子驾驶小船在乌江上打捞漂浮物（2023年7月10日摄）。

一船，两人，三餐，四季。三十七载，风雨无阻，他们在乌江上渡船、渡人、也是渡己。

在青山绿水间，夕阳从山头努力地探过头来，洒在平静的江面上，照亮古铜色的脸庞。如诗如画的场景，让我频频按下快门，定格那劳动之美，坚守之美。

秋水微澜，远山如黛，清江如玉。

一人掌舵，一人撑船。那是一条神奇的小船，可摆渡、可撒网、亦可满载一船星辉。留一湾碧波，护大江东去，扮靓乌江百里画廊。

↑卢锡永和妻子驾驶小船在乌江上打捞漂浮物（2023年7月10日摄）。

杂交水稻制种大户陈良东，是我今年花了半年多时间跟拍的重点采访对象，他曾经在县里的建筑工地做过多年工人。2012年，老陈回到村里，流转村民闲置的土地进行杂交水稻制种，每年可带动周边100多户乡亲就近就业。

从2023年春天开始，我从老陈的水稻制种基地耕田、播种、覆膜、插秧、施肥、授粉，一直跟拍到秋收，用镜头记录了一粒杂交水稻制种的整个过程，也留下了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种业振兴的系统影像。

↑拼版照片：从左至右为2023年4月6日，陈良东在水稻制种基地里平整田块，准备播种；5月29日，陈良东在移栽秧苗；8月1日，陈良东在水稻制种基地里拿着竹竿，准备给制种水稻“赶花”授粉；8月26日，陈良东展示收获的水稻种子。

我以杂交水稻制种大户陈良东为人物拍摄主线，通过无人机航拍的宏观视觉，记录春耕稻田的阡陌交错；也通过微距镜头的微观视觉，记录一粒稻种在春夜喜雨中拔节生长的过程。

↑陈良东准备用于育苗的杂交水稻种子（2023年4月6日摄）。

老陈说，一粒稻种从春播、夏管到秋收、冬藏，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都必须认真对待，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前功尽弃。育种就像育儿，你只有投入精力和情感，才能收获优质的稻子。

2023年，我用脚步丈量黔中大地，深入田间地头、寻常巷陌记录那些普通的人和他们的故事。

凡人微光，但凡人不凡，微光不微，光耀前程。

回顾一年用镜头聚焦的故事和留下的瞬间，总能给人莫名的感动和温暖，照亮继续前行的路。

策划：兰红光

统筹：鱼澜、费茂华、周大庆、刘金海

记者：杨文斌

编辑：邓坚、刘金海、尹栋逊、郝建伟

为了养活它们，68岁的“文菩萨”变卖家产，抛弃了亲人朋友

文军红又快搬家了。她的1300只狗受到当地居民的投诉，救助站将搬到距离市区更远的地方。

因为一只受伤的京巴，文军红迷上了“捡狗”。二十年间，她救下上千只流浪猫狗，成为重庆市知名的流浪动物救助人，创建了当地规模数一数二的个人流浪动物救助站。

为了养活它们，68岁的文军红变卖家产，抛弃了亲人朋友，每天和狗生活在一起。爱犬人士说她是“流浪动物救星”，喊她“文菩萨”。

她曾因身上浓重的“狗味”被人打听职业。“清洁工。”文军红回答。因为在不理解的人眼中，她是偏激的，无异于“疯子”。

“它基金”理事长、央视主持人张越曾说，流浪动物救助不存在理性公益，只有救和不救两个选择。文军红想救，但经济和体力的双重重压下，她支撑不住了。她想过放缓节奏，甚至暂停救助。最近几年，她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但在多方力量的裹挟下，停下来也并非易事。

救助站里的狗大多是土狗。 王翀鹏程摄

神秘的“救助站”

依山而建的庆丰山村，高高低低的房子成了碧绿山体上的点缀物。不时有大货车从主路上疾驰而过，半米高的轮胎裹挟着巨大的噪音和黄土、小石块一路翻滚前行，所到之处，所有的声音都被它吞掉。

货车过后，村庄又陷入了安静，偶尔能听到几声鸡鸣和犬吠，还有村民们嬉笑和聊天声。

沿着山间公路一路向前，经过一片整齐的菜地，绕过一片竹林，再沿着螺旋向上的公路爬上两圈将近45度的斜坡，在俯瞰山脚的位置，一扇银灰色的大铁门就在公路边。

铁门之内，一米多高的铁丝网围出一个院子，院子深处十几米，有一栋形似梯形的砖房，墙体被粉刷成白色。顶上盖着灰色的彩钢板。

此起彼伏的狗叫声，还有动物身上特有的浓重腥味，穿透红砖和铁皮，扑面而来。

这就是被村民们多次投诉的地方，也是文军红和狗现在的住处——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

救助站藏在一片茂盛的荒林里。虽然紧邻公路，但人少车少。离她最近的民房隔着好几百米，村民常坐的电三轮也不愿意上来。

救助站藏在一片茂密的树丛中。王翀鹏程摄

这片荒地原来是两户农户的地。村里人还记得，两户人家搬到城里多年，山上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成了危房。去年年中，文军红租下那片地，在山上铺路、盖了房子。

提到文军红和救助站，村民一脸迷惑。但说到“养狗的”、“狗场”，他们马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撇着嘴往山上指，“可臭了。”

住在村委会附近的一对夫妻说，冬天还可以忍受，到了夏天，好几百米外的山下就能闻见味儿。“顺着风就飘来了。”

今年9月，重庆雨水多，狗场自建的化粪池满了，粪水顺着山坡流下来。村民反映，当时粪水淌到了村间公路上，“那几天没人敢过去，太臭了。”

山上没有垃圾桶，救助站的垃圾每天都要焚烧处理。王翀鹏程

除了异味，救助站的吵闹也让他们头疼。

一位村民说，狗每天半夜乱叫，他们虽然离狗场有一段距离，但还是被吵得睡不着觉。“一只狗叫，所有的一起叫。”村民说，他们曾在半夜被吓醒，有时候做梦也梦见被一群狗围着。

“尤其是住在山腰的，听得最清楚。” 12月10日，庆丰山村五组生产队吴队长说，“大概三四百人受影响。”

今年年初，村民们向村委会反映多次，甚至全村联名签字递到市里，要求狗场搬走。“附近的人差不多都签了字。”

狗场银灰色的大铁门常年锁着。除了一个在里面上班的老汉，没有村民进去过，更没见过文军红。他们在抱怨之余，也对铁门内的世界充满好奇，经常私下议论。有人说狗场里有两三百只狗，也有人猜测文军红来头不小，“她不给干部开门，势力有点大。”

1300只狗

12月11日，铁门打开，文军红瘦小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的身高不足一米六，穿着一双黑色雨靴，黑底花棉裤，砖红色的中式棉袄，外面罩一件保育员常穿的红白格子罩衫，胸前挂着一大串钥匙。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打开的扇子。

铁门后面，到救助站还要经过两道门。一道是钢丝网门，门的一侧常年摆着一盆狗粮、一盆水和一盆鸡胸肉；再往下走几米是一扇朱红色的防盗门，门右侧挂着“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的牌子，左侧是“动保联盟百城救助行动认证基地”。

每经过一道门，文军红都要用干瘦的手从胸前的钥匙串中扒拉出一把开锁，再迅速锁上。她解释，这样是为了防止狗跑出来被村民吃掉。

救助站是文军红自己设计的，结构像个迷宫。站在门口只能看到大厅和一片空地，走进去，每个岔路都有更深的区域。所有的房间都被狗笼占满，通常要摞两三层，小型犬两三只住在一起，大型犬一笼一只。

救助站的大厅也堆满狗笼子。王翀鹏程摄

“现在有1300只狗和几百只猫。”文军红说。还有被人从菜市场救下的七八只兔子、三四只大鹅和十几只鸡鸭。

猫狗把文军红的时间挤压得所剩无几。她雇了六个工人，帮她做清洁、喂饭，但还是忙不过来。工人们大多是四川人，和文军红一样吃住都在救助站。文军红给他们划好了区域，每人管两百多只狗。

他们在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午饭前要做完第一遍清洁。近千个狗笼，逐一把下面的托盘抽出来洗干净，再放回去。笼子里的狗屎也要抓出来扔在桶里集中处理。“每天的粪便就有20多桶。”一个工人说。清理完狗笼，还要拖地、消毒，洗近千个狗食盆，动作快的也要忙到中午一两点。

救助站的狗每天吃一顿，米饭拌碎肉和鸭肝。大厅的灶台上摆着五个直径半米的电饭锅，工人们一锅一锅蒸米饭，一顿饭要喂六七个小时。

救助站的猫狗们最爱吃鸡胸肉。王翀鹏程摄

“每天吃几锅？数不清！”忙着给狗分饭的工人头也不抬，“500斤米，你说多吓人。”

狗粮是救助站的奢侈品，只有老弱病残和小奶狗才有资格吃。文军红怕营养不够，经常煮鸡胸肉、鸡蛋加在里面。奶狗吃的奶糕狗粮要用热水泡开，她每天煮两大锅汤，加一些从市场上捡来的烤鸭屁股。

最近几天，文军红忙着给室外的几只大狗搭避寒的棚子，没时间煮饭，只能喂狗粮。15公斤一包的狗粮，它们一天吃掉了近20袋。好心人捐赠来的几十箱益生菌饮料也在两天之内消耗光了。

一袋袋狗粮被倒进直径半米多的不锈钢盆里，一个工人用大铁勺把狗粮和饮料搅匀，装在白色的塑料水桶里。工人们用扁担提起两个桶，走到各自区域，像食堂阿姨一样，给每个狗笼的饭盆打饭。

“喂狗粮要省事得多。”一个工人说，但那顿饭仍忙活了四个多小时。

工人把狗粮倒在直径近半米的大盆里，1300只狗一顿要吃七八盆。王翀鹏程摄

晚上十点多，忙碌了一天的工人要休息了。为了避寒，文军红用旧衣服把狗笼盖得严严实实，吃饱喝足的狗也安静下来。

文军红还不能睡，她要巡查病狗和奶狗的情况，准备第二天的饭食。12月16日凌晨一点多，两锅鸡胸肉还没煮熟，文军红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处理手机上的信息。她每天能收到近百条信息，都和狗有关。

从1到300

四十岁之前，文军红没养过狗，甚至有些怕狗，担心被咬。收养“文静”是一个意外。

“文静”是一只京巴。26年前遇到文军红时已经流浪了一段时间，一身长毛又脏又乱，一只眼球突在眼眶外，肚子垂下来，趴在地上低声呜咽。文军红看它可怜，抱去看病，治好后养在家里。

那时，文军红四十岁出头，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和父母、女儿住在重庆著名的景点解放碑附近。

“文静”很快成了全家的宠儿，它陪伴文家人19年，照片至今还挂在家里。它从不在屋子里拉尿，每天坐在门口等文军红下班，只要她走出电梯，“文静”就激动地摇尾巴。

文妈妈每天抱着它，即使后来生病糊涂到分不清狗头和屁股，也要把它抱在怀里，唤它“小静、小静”。“文静”有灵性，文妈妈病重期间，它每天趴在床边守着她。

大概是被动物的真诚和温暖打动，文军红开始频繁往家里捡狗。有时候间隔不过一两个月，就领回一只新的小狗。这些狗大多是被遗弃的土狗，被发现时夹着尾巴、又脏又瘦，有的还带着伤病，无助地躲在角落。

小狗“灰灰”曾经是肿瘤患者，现在已经痊愈。王翀鹏程摄

她根据狗身上的特征取名字，有“小白”、“大白”、“花花”，但都随她姓文。后来狗越来越多，她开始想一些略显奇怪的名字，比如“大小白”、“大小花”、“白冬瓜”。现在，新来的狗只能用数字代替名字。

起初，父亲笑她是“救狗英雄”，默许她捡狗。捡回第六只狗时，吵闹声引起了邻居的反对，父亲开始提意见了。

捡狗行动由“地上”转移到“地下”。她在家附近的电力学校宿舍租了一套四十几平米的房子安置它们。“至少不用看着它们挨饿受冻。”文军红说。

时间长了，她对路边的猫狗更敏感了。她能迅速发现路边猫狗的身影，也能轻易分辨出奶猫、奶狗的叫声。女儿说她，你的眼睛、耳朵就是为猫狗生的。

此后十多年，她捡回了一百多只流浪狗。电力宿舍的一整层都被她租下养狗。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时常骗他们说出差，实际上是留在出租屋照顾猫狗。

文军红说，她曾经很享受那种状态：工资足以养活自己和毛孩子，她也舍得给它们花钱，“我的狗最爱吃蛋糕和鸡腿。”猫狗也喜欢她，每天围着她转。那段时期，她对救狗充满了热情。

最难的不是救，而是养

2014年前后，文军红偶然认识了一个做救助的婆婆，在她的建议下，带着一百多只狗搬到了位于重庆长江南岸的南山。那里空气清新，被称为重庆的“肺叶”。文军红租了个院子养狗，和婆婆做邻居。

现在回想起来，她的生活就是从那一年逐渐走向失控的。

婆婆因病要回老家半年，托文军红照顾她的160多只狗。文军红说，半年之后，婆婆没回来，手机号变成了空号。文军红被动接下了“包袱”。

拥有300多只狗，文军红在南山很快出名了，成了救助的“圈里人”。她始终不承认这个身份。她认为，自己只是喜欢狗，并不想混“圈子”。

但她还是被动“入圈”了。“圈里人”私下交流不多，但信息互通。“比如救下一批狗，一打听就知道去了谁家；有时候自己收不了，也会给发现人介绍其他救助站。”一个“圈里人”介绍。“发现人”是指第一个发现流浪动物的人。

从那段时间开始，文军红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起初，她对救狗充满热情和期待，后来，把狗留下只是想给它们一条生路。

刚刚痊愈的几只小狗回到救助站。王翀鹏程摄

今年12月9日，一个年轻的女孩联系文军红。她在路边捡到一只哈士奇，狗很瘦，穿着红色的连帽衫，戴着牵引背带。它的尾巴秃了，屁股下面长了一颗苹果大小的鼓包，走了两步就嗷嗷叫着摊在地上。文军红不得不收下，带它看病，安排它住进了救助站的大狗笼里。

爱心人士每次从屠宰场或拦车救下的狗无处可去，就联系文军红。这些狗少则几百只，多则上千只，只能每家拿一点，分开救助。

去年12月，有爱心人士从江津一家屠宰场救下400多只狗，文军红接下了一小部分老弱病残，也有40多只。

“做流浪动物救助，最难的不是救，而是养。”此前，一个全国知名的救助人曾对媒体说。

文军红不再主动捡狗了。救助站的笼子越摞越多，她的钱也快花完了。据媒体报道，2017年，她已经在外面借了很多外债，抵押了父亲留下的老房子。

几只大型犬住在简易笼子里，最近文军红正忙着给它们搭新笼子。王翀鹏程摄

“到目前为止，全国没有统一对流浪动物的处理政策，各地处理方式不同，管辖部门也不同。有些是归公安部门管，有些由农业部门或城管部门管理。”12月17日，首都爱护动物协会创始人、首都爱护动物协会终身名誉会长秦肖娜告诉新京报记者。

文军红有去了解过，重庆的流浪动物是由公安机关管理，收容在留检所。文军红猜测，可能是收容能力有限，因为公安机关抓捕的流浪猫狗偶尔也会送到她的救助站。

文军红提供的回执显示，今年1月26日，一只大型犬尾随行人，被重庆市渝北区分局的民警控制住，送到文军红的救助站；4天之后，九龙坡区分局也给文军红送去一只流浪狗。小狗的主人搬家时没有带走它。

派出所偶尔也会往救助站送狗。王翀鹏程摄

在南山的四年半，狗的数量翻了三倍，有将近900只。搬到庆丰山村之后，大半年内又增长了400多只。

“动物救星”和“狗疯子”

在庆丰山村村民的印象中，文军红神秘又强势。去年底她刚来不久，救助站就因噪音和异味被村民举报了。庆丰山村前村支书杨书记记得，村、镇的干部轮番上去找她谈话，起初她态度很好，还给村里写了承诺书，答应一年内搬走。

后来，干部们去的次数多了，文军红就烦了。“今年五六月份，我亲自上去，她门都不开，面都见不到。”庆丰山村村民委员会谢主任说。杨书记因说话时措辞不当，激怒了文军红，被她狠狠教育了一顿。

“他们吓唬说要放我的狗，我说你敢放狗我就和你同归于尽。”文军红说。

但和文军红相识十几年的张英却说，文军红其实是个性子软弱的人。

“每次她遭欺负，都是我们帮她说话。”张英说，之前有人给文军红送去40只狗，不仅没给钱，还在救助群里诋毁她。文军红不愿吵架，张英出手在群里帮她讨公道；还有人说文军红卖狗肉，救狗是为了骗钱，张英回怼他们：“狗你拉走，这个钱你去赚。”

张英从1997年开始做救助，最多时捡了一百多只狗。但家里养不下后就不捡了，现在家里有67只狗。有人喊她救狗，她不去，后来干脆长期关机。偶尔接到救助的电话，一听要救狗，她马上挂电话。还警告对方：不要把我的电话到处给。

但文军红做不到。只要有狗要救，她就马上赶过去，很多时候还要自己花钱包车去很远的地方。

“她对狗是真的好，但也有点疯狂。”一个工人评价文军红。

68岁的她可以整夜不睡，为了守着一只生病的狗；她经常每天吃一顿饭，体重只有70多斤。但小狗们每顿饭都有鸡胸肉、鸭肝。“我们这的大狗都比她重。”工人说。她几乎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但给狗治病动辄成千上万的医药费，文军红掏钱一点都不含糊。

文军红的手上布满狗咬的伤痕和干裂的伤口。王翀鹏程摄

“全心全意”、“大爱无私”、“爱到骨子里”。“日善群”里的爱狗人士这样描述文军红，还有人称她“文菩萨”，说她是“动物救星”。

文军红经常和女儿通电话，但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见一面。最近一段时间，救助站要改建，又有十几只新来的小狗，她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有两三次，她带工人打疫苗，从家门口路过也没进去。

“你老了还不是要女儿养你，难道要狗崽子管你？”工人劝她多关心女儿，他们不理解，怎么狗比人还重要？文军红脸上的表情复杂，“还有几只小奶狗没喂。”

不理解她的人不在少数。文军红经常能收到侮辱、谩骂她的电话或信息。12月12日，有人在微信上说她是“拜狗邪教”，是狗疯子，“我不在乎，我没做错。” 文军红语气坚定。但当天告别的时候，她还是悄悄问记者：“你怎么看我在做的事？”

救还是不救？

最近几年，文军红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

她没有能力照顾更多的狗了。救助站的花销像个无底洞。她只有3000多元的退休金，女儿资助她5000元，还能收到两三千元的捐助，但仍抵不上每月近8万元的开销。这些年，文军红把所有的存款都投进去，卖了房，最困难时，她卖掉了母亲留下的黄金，花光了女儿辛苦攒下准备买车的钱。她经常梦见狗没饭吃，饿得皮包骨头。

文军红和工人给狗准备吃的，它们一天要吃500斤米。王翀鹏程

她也不忍心拒绝。别人不收，她也不收，狗就会死掉。

在张英看来，文军红应该就此打住。但她爱狗，又不懂得拒绝，被人捏住了死穴，把更多的狗推到她面前。

今年9月前后，一些人在公路上拦下一辆运狗车，救下了160多只狗，找救助人接狗。没有人愿意收，他们找到文军红。

救助站装不下，他们提出帮她再租一间房子放更多的狗。“他们说主要你对狗好，我们相信你。”

文军红说你们年轻，也可以像我一样租间房子把狗养起来。他们马上说不行，做不来，就是觉得狗儿可怜才去拦车的。

“救下来没人接，还不是等死？不是更可怜？”文军红说，“这就是逼着我收。”

文军红以前不说这样的话，因为她知道救狗的人是好心。“但现在要说，因为包括我在内的这些救助人实在支撑不住了，精神、经济都支撑不住。” 所幸，那160多只狗后来被别人接下了。不然到最后，文军红还是会收下它们。

还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把自家的宠物狗送来，有些是病狗，有些是健康的。“他们说，你做救助的都不要，我就把狗扔了。”文军红说。

“要是我就不收，”张英一挥手，“是他的狗，要扔就扔。”

张英经常反问那些让她救狗的人，你家里有几只狗？你为什么不养？在她看来，有些人对动物只是一腔热血，满足自己的英雄情结，但背后的麻烦都扔给救助人。

“如果他们确实没条件养，可以认领，我帮你养着，你每月给它们交生活费。”张英说，“但他们其实并不愿意为狗付出。”

文军红也认可张英的说法，她有时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爱心被人利用。但看到猫狗，她就“糊涂”了。12月18日傍晚，工人接回两只大型犬，一只黑的，一只花的，它们很凶，工人都不敢摸。

“狗狗好可怜，被人拴在高速路边了。”文军红心疼坏了。她把狗笼子抬回屋里，又跑前跑后，忙着给它们带脖圈、喂饭。“还有十几只喊我们下周去救。”她和工人说。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实习生 钟艺璇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