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八字:癸丑 壬戌 癸亥壬子 陈三立之死

【编者按】梁启超作为清末“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之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无须赘言。2023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发布系列稿件，深化读者对这位先贤的了解与认知。

夏晓虹教授在《寂寞身后事——时人眼中的梁启超》一文中提到：“王国维从始至终只是一个书生，且为人落落寡合，梁启超则亲朋密友众多，其人在政界、学界又均享盛名，而梁之身后寂寞，当日似只有天津《益世报》于3月4日出版过春季特刊‘梁任公先生纪念号’（因系随报附送，已难寻觅），反不及王氏尚有多种纪念专刊行世，的确显得不可思议。好像生死荣哀，人世的情谊是这样靠不住。”此处，夏晓虹教授提到的“梁任公先生纪念号”系《益世报》当年春季增刊之一，如今“已难寻觅”。这里将“纪念号”内容简要介绍，以供研究者参考。

“纪念号”印行于中华十八年三月四日，距梁启超逝世（1929年1月19日）一月有余，是当年声名、地位仅次于《大公报》的《益世报》出的一份春季增刊。刊头“梁任公先生纪念号”八字为胡适所题，并钤“胡适”方印。“纪念号”中有《吾人所以纪念梁任公先生者何》《梁任公先生自传》《梁任公先生遗事》，以及梁任公先生遗像、梁任公先生手迹等内容，附载中有“挽联中对梁任公先生之评语”、“梁任公先生与王国维先生合影”（附跋）、《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等。整个增刊，内容丰富，文图并茂，合计四页。

梁任公先生纪念号

《吾人所以纪念梁任公先生者何》

《吾人所以纪念梁任公先生者何》一文由徐景贤撰写。徐景贤（1907-1946），江西铅山人，早年就读私立大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7月，徐景贤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其时，梁启超已辞国学院事。同年10月，徐景贤受邀主办天津《益世报·副刊》。因此，“纪念号”极有可能由徐景贤主持编纂。同“纪念号”一样，《吾人所以纪念梁任公先生者何》已难寻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赵中亚选编的《徐景贤文存》一书也未收入此文，书中“本书未收徐景贤著述目录”也未提及，不妨录下，以志阙失（为便于阅读，文中个别字词、标点等作了相对规范，不便识别的字以□标明。后文均同。引者注）：

新会梁任公先生逝世矣！国人悼之不已！此又何待言耶？吾人所以纪念梁任公先生者，何？

或有以政见诋梁先生者，此说由来，不为不久。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初编内，上马相伯先生书中，有云：“比闻梁启超、蒋智由辈，将以宪侜张天下，戴先生为祭酒。舍天爵而植朋党，先生不其然！然立宪党人，志不过升斗，藉成功以取宠，此嫛婗子之所周知!”其详非吾人所得闻。然而世人有以研究系魁诋梁先生，□皆□是。

或有以护国誉梁先生者，所说虽是，亦不彻底。吴稚晖所撰《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一文中云：“梁先生自来就一个‘陆仲安’，非黄芪党参不用。……所以我又相信医中国，的确是梁启超最好。假如当年没有那拉氏，竟让载湉专任了梁启超，那载湉就是睦仁，梁启超就是大久保利通。日本帝国、大清帝国，虽毕竟终是世界革命的目的物；然而不平等条约，也用不到今日才来运动废除。我们大国民的头衔……”究其推测之词，事实有可能乎？

其实，梁先生初以“中国的新民”自矢甘蒙所谓“新学小生”之诟病，终至于为新青年所不喜，宜自承曰：“我知道青年们听了我这些话一定戟手唾骂道：‘你这人真顽固。’是，是，但我顽固的话还有呢!”（语见十四年发表《国产之保护及奖励》一文中。）由是青年反对梁先生之呼声，叠有所闻。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梁先生复余书中有云：“日来屡接恫喝信函，谓‘我如再在京作公开讲演，定当武力对待’等语。”（载北平民大《国学》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中）故知新中国之青年怨梁先生也深！虽然，识梁先生，吾人能认识中国文化之伟大，及固有学术之渊源者，殆亦鲜矣!是则吾人所以不论列梁先生在政治上之活动，专对于其在学术方面之贡献而追思之。本增刊之所由编纂也，以此!

犹忆上述梁先生所手书一札寄余，谓：“他日有机缘，更愿与上下议论也。”惜乎，天不假梁先生以数年。不然，学术上之贡献益见伟大！余亦自惜求获一机缘，相与上下议论。编此纪念刊之时，哀悼后有余思焉。作一并言如右。

从中可知，徐景贤虽然未能亲蒙教泽，但他对梁氏充满崇敬之情。对于徐景贤编纂“纪念号”，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学子的姚名达给予盛赞：“梁先生已经悄悄的（地）死了，他的言论将从一般人脑中渐渐地遗忘了。还有谁知道三四十年前有这样一位为大众谋幸福的先知先觉？还有谁感激这位为妇女谋解放的先知先觉？岂但一般人？就是他那些门生故吏，从前靠他吃饭，一呼百诺，到现在也都掉头不顾，‘淡淡然忘之’，‘望望然去之’了。不说别的，我们只要问：除了徐景贤先生在天津《益世报》替他出了一个纪念号以外，还有谁？”

除了主编“纪念号”，徐景贤还曾在《益世报》刊载过梁启超的《七略别录与七略》，以及发表过清华学子朱广福的《哭任公师》等，都可算是对梁启超的纪念。

梁启超遗像、自传与遗事

“纪念号”的正中间是梁启超的遗像。根据相貌，大致是梁启超晚年时候所拍。梁启超年轻时，英俊潇洒，一表人才。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回忆：“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梁启超去世时，得年五十六，未及花甲。“纪念号”所选梁启超肖像，丝毫不见其老态。相反，目光灼灼，相貌堂堂，尽显温和儒雅之气。

梁启超遗像

《梁任公先生自传》是“纪念号”的“重头戏”。自传节录梁启超晚年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一百三十七页至一百五十页，从“新会梁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治戴、段、王之学”始，至“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终，前后近四千言。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得以问世，与胡适不无关联。在《自序》中，梁启超交代著书缘起，明确写道：“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同样，梁启超写作“自传”，也与胡适建议有关。1922年4月2日，胡适日记记载：“我曾劝梁任公、蔡孑民、范静生三先生做自传，不知他们真肯做吗？”胡适应见过梁启超的“自传”，但这个“自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有分量的自传，以至于胡适日后感慨：“他（梁启超）自信他的体力、精力都很强。所以他不肯开始写他的自传。谁也想不到那样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六）岁。虽然他的信札和诗文留下了绝多的传记材料，但谁能有他那样‘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写他那五十五（六）年最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对于梁启超自传的缺失，胡适不无遗憾：“中国近世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就此都因此受了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

相对于《梁任公先生自传》，“纪念号”中的《梁任公先生遗事》篇幅稍短，但同样占去较大版面。《梁任公先生遗事》的作者是谢国桢，清华国学研究院学子，亦是梁启超弟子。与一般弟子不同的是，谢国桢曾馆于天津“饮冰室”，担任梁家的“家庭教师”，教梁启超子女梁思达、梁思懿等人。

关于《梁任公先生遗事》的成文，谢国桢在其《我的治学经历》中回忆：

还记得这年夏天，一次吃过晚饭之后，在院中乘凉，在楼前的林荫当中，呈现了一钩小月，清风徐来，先生兴致怡然。在座的有同学吴其昌、梁廷灿诸君，我率然而问他戊戌的经过，梁先生非常高兴，他从容地为我们讲他少年时在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先生读书，由戊戌一直讲到蔡锷在云南起义，一口气讲完，望眼东方已现出鱼肚白了。我稍睡片刻，醒来后就写了一篇《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登在《益世报》上。

谢国桢跟随梁启超左右，耳濡目染，其关于梁启超言论和行动的相关记录，虽是一鳞半爪，也是珍贵史料。因夏晓虹教授编的《追忆忆梁启超》（增订本）中收有此文，故文中内容不再赘述。

梁启超手迹

“纪念号”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梁启超的几幅书法作品。梁启超一生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读书、著述与各类社会活动上，但他自称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并身体力行。其中，书法是梁启超的一个重要兴趣。梁启超身后留下了大量的手迹，有数百幅碑刻题跋、书跋、画跋和难以胜计的书信，还有用各种字体创作出的不同形式的大幅作品。这些手迹“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

手迹中有一幅篆书作品，内容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内容取自秦始皇诏与秦二世诏的诏文。据研究者称，为统一度量衡，秦始皇、秦二世都下过诏书，诏书或在权、量（权即砝码，量即升、斗）上凿刻，或直接浇铸于权、量之上，更多的则是制成一片薄薄的“诏版”，颁发各地使用。而“秦二世诏”诏文还有“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等，不知何故梁启超未曾临全。

手迹中另有一幅隶书作品，取自《孔谦碑》，内容为：“幼体兰石自然之姿，长膺清妙孝友之行，祖述家业，修《春秋经》，升堂讲诵，深究圣指，弱冠而仕，历郡诸曹。”作品下方有文字说明——梁任公先生所临篆隶书跋，曰：“上先生临篆隶书各一幅。先生书法以□□胜，晚尤遒劲卓绝，汉碑墓志无不书，晚工章草。饮冰室藏所临诸。”梁启超书法以行楷为胜还是以为篆隶为胜，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他的书法艺术独具一格、独步一时，大致是无多少争议的。

梁启超手迹《孔谦碑》

“纪念号”中又一梁启超手迹是梁启超的《自励》二首之一：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这是梁启超为《实学》月刊所题。梁启超的弟子吴其昌附有说明：

丙寅之春，其昌，息（县）刘盼遂，桐城汪吟龙，蕲水闻惕，双林（阳）高亨，广安杜钢百，诸君子一实行《实学》月刊，原冀实事求是，出其所学，以求正于海内通人。□□□贤，□□□海。先师尤顾而乐之，诱教甚殷，于协和疗院扶病书此诗赐。其谬望于其昌辈者，□深比矣。而熟知其昌辈之非其人也。今先师□已陟降在青，诸子亦复海水群飞，独其昌偃仰跅驰，燕市瓠落。展手泽而如临，过故居而痛腹，有余悲已。越二年月，弟子海宁吴其昌。

《实学》月刊由吴其昌、刘盼遂等清华国学研究院学子创办，以“发皇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前后出版六期。梁启超与吴其昌的师生之谊，在夏晓虹教授的《阅读梁启超：文章与性情》一书中有详细介绍，毋待赘言。

与《自励》一诗交相辉映的是“纪念号”中另一幅手迹，内容为：

此帖旧题宋游相藏本，汪伯唐同年为余购取于徐侍郎树铭家伯唐诧为枣木祖本，实则明刻中之佳者耳。上海书坊取以景印，余颇悔之，不欲其更广布。此印本阁束有年，刚主喜之，姑以奉贻。刚主馆余家一年，授儿曹学，儿曹敬而爱之，一如刚主之敬爱我。此区区虎贵中郎者亦饮冰室中乐学斋一纪念已。戊辰先立秋三日启超记。

前文提到，梁启超弟子谢国桢曾馆于梁氏家中，师生情谊，如同父子。临行，梁启超将自己所藏《宋拓游相本淳化阁帖》珂罗版本赠予谢国桢，并为之题记。有意思的是，此帖后经著名碑帖学家张伯英（1871-1949）鉴定确为枣木初拓，并题云：“惜任公往矣，不得为此帖一白其冤也。”

挽联、合影、稿本

梁启超去世后，北京、上海等地都有举行追悼会哀悼，各界所致送的挽联不计其数。“纪念号”中选登了钱玄同、蒋梦麟、胡适、王士珍、阎锡山等五人所送挽联。

钱玄同挽联云：

革命思想的先觉，

整理国学之大师。

这副挽联比较一般，虽然指出了梁启超的主要贡献，但算不上佳作。不过，对于梁启超这位维新变法时代的前辈，钱玄同是十分尊敬的。1923年3月4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

又买了一部洋装的《饮冰室丛著》，共四本。社会上骂梁任公的人很多，我是不骂他的，我而且认他为在过去、在现在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上都是极有功的人，他和适之两人的造福于中国青年人，真可谓后先辉映，我极希望两贤不要相厄才好。

钱玄同以“造福于中国青年人”的标准，“将近于明日黄花的梁启超与当下如日中天的胡适相提并论，希望‘后先辉映’而非‘两贤相厄’，字里行间，显示出钱玄同的真诚与善意”。联语中，钱玄同一以贯之地表达了他对梁启超思想革命与国学弘扬两大贡献的称赞，这与五四新青年群体大多对梁氏持讳莫如深的态度显然有别。

蒋梦麟挽联云：

海内遡文豪，又弱一个；

岭南论哲学，自有千秋。

蒋梦麟与梁启超有一定交往，但此联给人的感觉是“毫无感情”，以至于丁丑先生猜测系蒋梦麟的秘书代笔，“而这个秘书又不擅长此道”，故“只是空捧一场算数”。按丁丑先生之意，“凡挽死人，联中要有生平及挽者哀悼之意，始能算是好作品”。蒋梦麟这副挽联，貌似与梁启超相关，实则言不及义，确实“不足观也”。

胡适的挽联置于梁启超遗像下方，四句十六字：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胡适之所以作如此评价，自有其道理。1929年2月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的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

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

胡适表示，如果梁启超晚年“无此退境”，其挽联则为“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虽然胡适对梁启超有微词，但在胡适心目中，梁启超终归是“影响近二十年的全国青年思想的人”。胡适自己在学术思想与文化变革主张等方面，就曾深受梁启超影响。

“纪念号”中还有王士珍和阎锡山的挽联，分别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公真天下健者；生有自来，死有所归，我为斯世惜之。”与“著作等身，试问当代英年，有几多私淑弟子；澄清揽辔，深慨同时群彦，更谁是继起人才。”两联均不算特别出色，王联尤劣。不过，王士珍和阎锡山在当时都是北方军界要人。王士珍虽不懂韵文，但他是北洋军阀集团中一个元老，资格还在段祺瑞之上。而阎锡山时为国民政府委员、内政部长，在社会上算是名声显赫的人物。

“纪念号”的“附载”中还有一张照片，是梁启超与王国维等人的合影。吴其昌对合影作了说明：

上清华大学研究院丙寅诸师长之合影也。中坐，正身岸然，令人肃敬者，先师新会梁先生任公；中坐，渊雅淑穆，俨若沉思者，先师海宁王先生观堂；依梁师而左，斜凭微笑，莞尔生爱者，武进赵先生宣重；侧据右席，□乎似有以自乐其乐者，沔阳李先生济之；雁立于后者，自左始，梁君存吾，赵君斐云，章君昭煌。时义宁陈先生寅恪，于德京尚未启□。桂林梁先生漱溟，闽侯林先生宰平，邓县马先生叔平，皆尚来入院。故此时其昌辈朝夕亲炙而依翼者，惟此数师而已。梁先生家北院一号，王先生家西园十有八号。高柳青槐，遥枝相望，残阳寂下，新月如眉，华灯初张，落花成雨，则其昌辈作业既辍，结袂休步时矣。信趾所及，质请随好，吉金祥契，取足于王，珍椠秘帙，梁无尽藏。方谓天下至乐，终古相保，不更有顾于外矣。无何而观师沉渊，弟子亦烟云四散。向之所乐，茫茫如已易世。宵风撩□，一寤寐及耳。友人之留滞不去者，因与其昌依梁师尤□。今梁师又忽成古人，则前所谓“茫茫如易世”者，又易世矣。重寤是影，缅温昔梦，虽欲不自悲陨涕，不可得也。

梁启超与王国维等人合影

此外，“附载”中还有关于《稼轩先生年谱》底稿本的一张照片，谢国桢附有说明：

排版己就，桢又于梁先生令侄廷灿君斋中，假得先生最近著述《辛稼轩先生年谱》底稿本。据稿中所云：“十七年九月十日始属稿。”距先生之卒，不及四阅月。自此先生即病，病中仍惓惓以此稿未全为憾，于此瞻先生自强不息之志，为常人所不可及者。

《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

1929年2月17日，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在老墙根广惠寺公祭梁启超。“纪念号”以《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为题对当日情状作了简要介绍。

（一）会场布置

事前由广东旅平同乡在广惠寺大门高扎蓝花白地素牌楼一座，并用蓝花扎成“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等字样。门内为奏乐处，高悬阎锡山一联（参看前文）。祭台前用素花扎成牌楼，继以“天丧斯文”四字，悬熊希龄一联如下：

十余年患难深交，有同骨肉，舍时去何先，若书未完难瞑目；

数小时行程迟误，莫接声容，悲余来已晚，抚棺一痛更伤心。

熊希龄早年即与梁启超交往，自与常人不同，故其挽词哀切，令人动容。据丁丑先生说，梁启超于1897年到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其时熊希龄以未散馆的庶吉士乡居，与唐才常、谭嗣同、陈三立等倡新政，与梁启超交情极深。从1897年至1929年，彼此往来有三十多年。因此，上联中“十余年”疑似“卅余年”。丁丑先生所说颇有道理。在熊希龄《祭梁任公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呜呼我公，天道无凭！文化损失，无价之珍；宁独私交，为之涕零。追维往谊，骨肉等亲；三十余载，患难交深。”据此，挽联中“十”为“卅”似乎更为恰贴。此外，联中“深交”亦可改为“交深”。

又有冯玉祥联：

矢志移山亦艰苦，大才如海更纵横。

何其巩联：

接清光在四载以前，说法维摩，我闻如是；

稽政史溯卅年而上，危言同甫，士论云何。

冯玉祥、何其巩等都是当时社会显要。冯玉祥可能不懂韵文，故挽联一般，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巩时为北平特别市市长，是个“会做旧诗词的人”，故“这一联出于自作，绝无问题”。

孙宝琦挽诗：

一生悔作文章伯，九死甘为党籍人。

绝代芬菲恸兰芷，旧时踪迹盛松筠。

饮冰尽足酬朝夕，磨盾当令泣鬼神。

密疏表忠吾不用，河山残泪痛金轮。

澥上当年杜寄笺，髯毛何惜见桑田。

兼旬枕簟知何疾，一恸膏兰苦自煎。

感旧倍伤子季逝，埋忧更为阿师怜。

真教戊戌风流尽，老眼苍凉哭逝川。

又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学会正干事侯锷《哭任公师》二首：

忽见沧江晚，冥冥何所之。

京尘吹日落，园树助群悲。

忧国死未已，新民志可期。

平生心力在，回首泪丝垂。

独挽神州厄，一言天下惊。

此生终报国，何意计勋名。

正气永不死，宏篇老更成。

西山能入座，已是百年情。

（二）遗族追悼

广惠寺内各佛堂，均为祭联、哀章所布满，约有三千余件。据闻梁氏讣闻，仅择其素昔有关系者而送之。冯玉祥、丁春膏、商震、芳泽谦吉、籍忠寅、曹镶衡、刘淑湘、丁文江等均送祭幛。男女公子思成、思礼、思懿、思达、思宁与林徽音（因）女士等均麻衣草履，俯伏灵帏内，稽颡叩谢，泣不可仰。全场均为喑呜之声笼罩，咸为所黯然。

（三）致祭人士

是日到者甚众，除尚志学会、时务学会、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司法储才馆、广东旅平同乡会等团体外，有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张贻惠、林砺儒、瞿世英、杨树达、熊佛西、余上沅、蓝志先、任鸿隽、陈衡哲女士、沈性仁女士、江瀚、王文豹、钱稻孙、袁同礼等，门人中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约五百余人。

（四）清华祭文

维中华十有八年，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学会全体学生，谨以清醴芳糈致祭于吾师。实我夫子大人新会梁先生之灵曰：“呜呼！鲜□靡明，不□昊天。自我之来，于今三年。离乡背井，绛河迁延。谓吾何欲，求淑诸贤，……尚飨。”

（五）其他消息

1.梁氏生平著述，其已刊行不计外，未付印者，计有三十八种之多。比年任清华讲座著述与讲演散在清华学生手内者亦在不少。梁氏晚近最赞美唐（宋）代词人辛弃疾作品，谓其哀感顽艳，可挽颓风。去年着手编著《辛稼轩年谱》，距辛没（殁）岁，只少四年，即可告竣（据邓广铭先生说，年谱只是写到1200年，后面还有八年）。于十月二十八日左右，因手颤搁笔，此为梁氏最后著作之绝笔。梁之友人，已公推林宰平、黄秋岳、丁文江为之整理，印成专著，公之于世。

2.梁之遗欟，经亲族戚友决定，于五月中旬，下葬西山卧佛寺东坡之梁夫人墓侧，公子思永、思忠，女公子思顺、思庄，与门婿坎（加）拿大领事某君，均将于期间贲临凭棺致奠。

3.至于纪念专刊，除本刊为第一次外，闻清华大学研究院拟印一百万言之纪念册，上海《新月》月刊亦拟编行一特号，闻其他报纸杂志亦将仿办云。

小结

从《益世报》之“梁任公先生纪念号”可知，清华大学研究院、上海《新月》月刊等报纸杂志也在作相关谋划。只是，真正落实者可能寥寥无几。如，梁启超去世后，徐志摩就与胡适等人商议在《新月》月刊上出版一期专刊，但不知何故，《新月》月刊的纪念专号并未见世。前文中，清华学子姚名达因只有《益世报》有纪念专刊而愤愤不平，也在情理之中。谢国桢亦曾感慨：“师友之道之不讲也久矣！友于手足之情，有翻脸若不相识，背师之业如路人者，即清华同学之中，亦有其人也。”南京高师授业学生张其昀同样表示：“自梁先生之殁，舆论界似甚为冷淡。”吴宓也有类似迷惑：“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如此种种，给人的感觉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其实，梁启超的身后事，“寂寞”与否，因人而论。从《益世报》的“纪念号”看，对于梁启超的辞世，社会反响并不算小，甚至可以说是“热闹”。1930年前后的中国，政党林立，流派纷争，梁启超又是新旧交替时期的人物，个人言行复杂，誉之者众，毁之者多，都不足为怪。之后数年，内忧外患，破家危国。生者尚且苟延残喘、朝不虑夕，要好好纪念一位逝者又谈何容易？事实上，就算是在国步艰难、民生凋敝时期，梁启超的众多师友、弟子等，也并没有忘记他，而是以不同方式怀念他、纪念他。如，林志钧之主编《饮冰室合集》，丁文江之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都是殚精竭虑，尽其所能。

时下，梁启超本人的著述及关于梁启超的著述，已是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益世报》之“梁任公先生纪念号”作为纪念梁启超的“第一”专刊，已经时隔久远，难以寻觅。其中不少资料，已很难得或不可得。在梁启超诞辰150周年之际，重温故人旧事，当是对这位思想巨人、文化巨子的纪念罢。

主要参考文献

[1]徐景贤等.“梁任公先生纪念号”[N].天津：益世报，1929-03-04

[2]夏晓虹.阅读梁启超.文章与性情[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

[3]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M].北京：三联书店，2009

[4]赵中亚选编.徐景贤文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5]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6]韩洪献.探秘“秦诏版”[J]计量，2016（09）：59-64

[7]关爱和.钱玄同的学术精神与品格（上篇）[J].鲁迅研究月刊，2020（11）：51-72

冒佳骐

《冒鹤亭先生年谱》，冒怀苏编著，学林出版社1998年5月版

《郑孝胥日记》，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版

本文依据《郑孝胥日记》和《冒鹤亭先生年谱》中的有关记载，将冒鹤亭与郑孝胥的交往，按时间顺序列出，并作注释。此外，还考证“法源寺诗社雅集”照片的拍摄日期。

1911年（辛亥，北京。郑孝胥五十二岁，冒鹤亭三十九岁）

《日记》（正月初七日）：“夜，与伯平同赴刘聚卿之约于西堂子胡同，观大、小忽雷及唐雷威、雷霄二琴。座客约二十人，晤缪小山、陈士可、冒鹤亭、方地山等。”

注：金邦平（字伯平）是郑孝胥长女郑景的丈夫。

大、小忽雷是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弹拨弦鸣乐器，因其发音忽忽若雷而得名，又称龙首琵琶或二弦琵琶。雷霄、雷威是唐代古琴制作家。1910年至1911年的两年间，收藏家刘世珩（字聚卿）接连获得大、小忽雷二琴。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福建乡试解元（第一名）。1911年，郑孝胥任湖南布政使。

《年谱》：记载引自《日记》（正月初七日）。

注：另据《年谱》1910年记载，“四月，刘聚卿在上海招同林琴南、曾刚甫、冒鹤亭等集双忽雷阁听弹小忽雷”。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光绪二十年（1894）江南甲午科乡试举人。光绪、宣统两朝历任刑部、农工商部郎中。1911年，授京察覆带，以道府记名。

《日记》（正月十六日）：“夜，赴冒广生之约于广和居，晤胡漱唐思敬、温毅夫、赵尧生。归时，自骡马市入正阳门，月色满街，灯市甚盛。”

注：广和居是文人雅士经常聚会的餐馆，位于北京西城区北半截胡同。骡马市大街，位于西城区东南部。正阳门，俗称前门。

胡思敬（1869-1922），字瘦篁，一字瘦唐，亦作漱唐，号退庐，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进士。1909年，任监察御史。1911年，胡思敬四十三岁。

《年谱》：记载引自《日记》（正月十六日）。

注：灯市从正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止，其中以元宵节（正月十五，又称上元节）这天最热闹。

赵熙（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后任监察御史。1911年，赵熙四十五岁。

温肃（1879-1939），字毅夫，号檗庵、清臣。1911年任监察御史，时年三十三岁。

冒鹤亭《小三吾亭词》 郑孝胥题签，照片翻拍于上海图书馆

冒鹤亭《小三吾亭文集》 郑沅题签，照片翻拍于上海图书馆

《日记》（正月二十日）：“赴赵尧生之约于广和居，伯潜、琴南、叔伊、掞东、毅夫、鹤亭、若海皆在座，席散，与鹤亭同过如泰馆，谈久之，赠余其自刻诗文词及《顾太清诗集》。”

注：如泰馆，即如泰会馆，原址在后孙公园八号。冒鹤亭任商部郎中期间，是如泰会馆的“管理人”。会馆主要用于同乡联谊和借宿，类似现在的驻京办事处。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进士。1911年，陈宝琛在毓庆宫行走，任宣统帝溥仪的老师，时年六十四岁。“法源寺诗社雅集”十三人中，陈宝琛为最年长者。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福建乡试举人，与郑孝胥、林纾同榜。1907年，任学部主事。1911年，陈衍五十六岁。

《年谱》：记载引自《日记》（正月二十日）。

注：《年谱》上有注解，“自刻诗文词，即指《小三吾亭诗》、《小三吾亭文甲集》、《小三吾亭词》。郑曾为《小三吾亭词》题签。《顾太清诗集》即《东海鱼歌》，详见本谱一八九五年二月。”

又据《年谱》一八九五年二月记载：“（先生）从陈士可处得见《东海鱼歌》钞稿，凡四卷，缺第二卷，归付‘风雨楼’以铅字排印。”

另外，郑沅题签（见冒鹤亭《小三吾亭文集》 郑沅题签照）的日期为“辛亥二月”，猜测冒鹤亭在这一天（辛亥年正月二十日），送自刻诗文词给郑孝胥，可能是为了请郑题签。

罗惇曧（1872-1924），字孝遹，号掞东，晚号瘿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东癸卯科乡试副贡（录取名额外列入备取）。清末历任邮传部郎中、礼制馆编纂。1911年，罗惇曧四十岁。

潘之博（1869-1916），字若海，亦字弱海，别号弱父、弱盦，康有为的弟子。1911年，潘之博四十一岁。“法源寺诗社雅集”十三人中，最先去世者为潘之博。

《年谱》：春，作《赠郑苏堪》，诗云：“陪京东望泣铜驼，有客残年载酒过。垂老诗篇馀肮脏，弥天事业已蹉跎。箧中咄咄筹边策，身后茫茫斫地歌。莫话先朝元祐事，北邙风雨泪痕多。（末语悼晚翠也。）”

注：诗中的“肮脏”，指郑孝胥的诗句高亢刚直。“晚翠”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的号。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林旭被斩首于菜市口，时年二十三岁。

郑孝胥 （拍摄于1904年左右，时任广西边防督办），见孟森《广西边事旁记》

《海藏楼诗集》，郑孝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日记》（二月十七日）：“晴，冒鹤亭来。”

《日记》（二月二十三日）：“晴，与稚辛同过王梧冈饭。遂至陶然亭，赵尧生亦至。是日集者：胡瘦篁、温毅父、曾刚甫、罗掞东、潘弱盦、林山腴、冒鹤亭、陈弢庵、林畏庐、陈石遗、梁众异，唯江翊云未至。夜，饮广和居。”

注：“稚辛”是郑孝胥胞弟郑孝柽的字。王梧冈是琉璃厂英古斋掌柜。陶然亭是文人在京城的雅集（饮宴、赋诗）场所。

郑孝胥为陶然亭雅集所作的诗收录在《海藏楼诗集》，诗题为《二月二十二日集陶然亭》，诗题中“二十二日”当为“二十三日”。

曾习经（1867-1926），字刚甫，一作刚父，号蛰庵居士，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1911年，曾习经升任度支部右丞，时年四十五岁。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光绪八年（1882）福建壬午科乡试举人，与郑孝胥、陈衍同榜。1900年，林纾任教于京师五城学堂（曾与冒鹤亭共事五年）。1911年，林纾六十岁。

《年谱》：记载出自《日记》（二月二十三日），又称这次雅集为“法源寺诗社雅集”，“并摄影”。

注：此次雅集应为“陶然亭雅集”，“摄影”一事见下面的考证。又据冒怀苏在《清末诗社雅集照片》一文中记载，“法源寺诗社雅集”照片原为冒家旧藏。

林思进（1873-1953），字山腴，别号清寂翁，光绪二十九年四川癸卯科乡试举人。林思进与冒鹤亭同一年出生，1911年，两人均为三十九岁。

梁鸿志（1882-1946），字众异，晚号遇叟，光绪二十九年福建癸卯科乡试举人。1908年，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任山东登莱青胶道尹公署科长。1911年，梁鸿志三十岁。“法源寺诗社雅集”十三人中，梁鸿志的年龄最小。

法源寺诗社雅集，见《冒鹤亭先生年谱》

法源寺诗社雅集，见1933年5月16日《青鹤》第一卷第十三期

下面考证一下“法源寺诗社雅集”照片是哪一天拍摄的。

法源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名刹，现在的地址为西城区法源寺前街7号。从照片上可知，当年在法源寺拍照的有诗社十三人。1911年1月26日，郑孝胥从奉天（沈阳）回到北京。从2月至5月的四个月里，郑孝胥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十几次聚会，下面是与诗社十三个人有关的六次聚会：

二月二十三日（3月23日)：晴，与稚辛同过王梧冈饭。遂至陶然亭，赵尧生亦至。是日集者：胡瘦篁、温毅父、曾刚甫、罗掞东、潘弱盦、林山腴、冒鹤亭、陈弢庵、林畏庐、陈石遗、粱众异，唯江翊云未至。夜，饮广和居。

三月初三日（4月1日）：“午后，赴林山腴之约至南河泊修禊。夜，饮广和居。”

三月二十三日（4月21日）：“赴陈伯潜之约于积水潭高庙……日斜归，饮西安门外西安楼。是日，胡瘦篁、冒鹤亭未至。”

三月二十五日（4月23日）：“赴公饯胡瘦篁之约于谢公祠，摄影而散。”

四月初二日（4月30日）：“赴曾刚甫之约于崇效寺，胡瘦篁已行。”

四月初九日（5月7日）：“至法源寺，赵尧生之约。”

从上面的《日记》记载可以判断，因为“胡瘦篁、冒鹤亭未至”，所以照片不可能拍摄于陈伯潜的“积水潭高庙之约”；又因为“胡瘦篁已行”，所以照片也不可能拍摄于曾刚甫的“崇效寺之约”以及赵尧生的“法源寺之约”。余下的“陶然亭雅集”“南河泊修禊”“谢公祠公饯”三个聚会中,最有可能拍摄照片的，应该是“谢公祠公饯”这一天（三月二十五日），理由如下：

第一，郑孝胥在“谢公祠公饯”这一天的日记中写了“摄影而散”，也是这四个月的日记中，唯一记载“摄影”的一天。

第二，谢公祠位于法源寺后街，从谢公祠出来，几分钟就能走到法源寺的后门。不论是陶然亭，还是南河泊，与法源寺的距离都有数千米。也不论是走路，还是坐车，为了在法源寺拍照，让十三位诗人从陶然亭或南河泊再赶到数千米之外的法源寺，都是不合情理的。

第三，谢公祠属于江西会馆，胡思敬（字瘦篁）又是江西新昌人，所以，胡在离京归乡隐居前，自然就选择谢公祠作为告别聚餐的场所。

第四，从照片上十三个人的站位来看，居中（时下流行语称之为“站C位”）的是陈宝琛（字伯潜）和胡思敬。陈宝琛德高望重，在十三人中站C位，当之无愧；若论资排辈的话，本来是轮不上胡思敬站C位的，但因为胡思敬是谢公祠告别聚会的主角，所以就让他也站C位。

由上述考证可得出结论：“法源寺诗社雅集”照片的拍摄日期为1911年4月23日，拍照的缘由是因为胡思敬要离京归乡，诗社同仁就在谢公祠为他饯行。聚餐后，十三位诗人一起走到附近的法源寺，在丁香树前合影留念。

考证结束，言归正传。

《日记》（二月二十六日）：“夜，为冒鹤亭题《陈检讨洗桐图》。”

注：《陈检讨洗桐图》即《陈其年洗桐图》。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明末四公子之一陈贞慧之子。陈维崧曾在冒辟疆的水绘园读书十年，官至翰林院检讨，是明末清初著名词人。此图是清代宫廷画家周道为陈维崧作。据《年谱》记载，1907年冬，冒鹤亭在北京琉璃厂书肆购得《陈其年洗桐图》后，在画上题绝句四首。从绝句的自注可知，此图“画两童子洗桐”。以后，冒鹤亭曾请京师名流在画上题咏多首。冒鹤亭去世后，冒氏家属将其九百多件遗存文物无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陈其年洗桐图》现藏上海博物馆。

《日记》（三月初九日）：“午后，答拜恩福田，过金仍珠、李缉庵、冒鹤亭。”

《年谱》：“三月，先生作《海藏楼图为苏堪》、《论书一首示苏堪》。”

《年谱》：“三月十五日，先生招集夕照寺，兼拜巢民先生生日，巢民先生生明万历辛亥（一六一一），距今宣统辛亥（一九一一），恰三百年。到者有陈弢庵、林琴南、曾刚甫、温毅夫、罗瘿公、林山腴、潘若海、粱众异。各人各有诗。先生复以巢民手书及小印，座客传玩。是日有雨，赵尧生、胡漱唐因游嵩山未归，郑苏堪因有微疴。”

注：夕照寺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座佛教寺院。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江苏如皋人，明末四公子之一，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冒鹤亭的生日是1873年3月15日，与冒辟疆同为3月15日生。1893年，年仅二十一岁的冒鹤亭撰成《冒巢民先生年谱》。

又查《日记》，三月十二日，郑孝胥“股部患疖，甚剧”。三月十五日，“微雨。过访袁仲默、道冲昆仲，唯唔道冲，托询陆军部向日晖购呢事。仲默乃主陆军军需司洋服科者也。午后，伯潜来，示《江亭》、《南河泊》二诗，皆佳，《江亭》尤善”。三月十八日，“股疖稍愈，出视伯潜、士可”。从十二日至十七日，除了十五日，郑孝胥均未外出。由此可知，三月十五日，郑孝胥虽然“有微疴”，还是冒雨外出了，但不是去赴“夕照寺诗社雅集”，而是为了“购呢事”去了袁仲默、道冲兄弟的住所。

《日记》（三月十六日）：“夜，月明。题单束笙镇《桂阴课子图》、冒鹤亭《水绘庵填词图》。”

注：据《年谱》记载，庚子（1900年）四月，顾鹤逸（名麟士）为冒鹤亭画《水绘庵填词图》，冒鹤亭的外祖父周季贶（名星诒）“叹为二百年无此者也”。画卷上题咏者甚多，有费屺怀、郑叔问、易实甫、由甫兄弟、程子大、曹君直等。《水绘庵填词图》现藏上海博物馆。

《日记》（三月二十一日）：“伯潜、仍珠、尧生来，邱幼荷来，冒鹤亭来。”

《日记》（七月十二日）：“午后，答拜许静山、陈玉苍、冒鹤亭、向淑予等。”

《日记》（八月二十四日）：“晚，温毅夫招饮，座有朱艾卿、乔茂萱、刘幼云、袁珏生、梁小山、冒鹤亭。”

1913年（癸丑，上海。郑孝胥五十四岁，冒鹤亭四十一岁）

《日记》（九月初九日）：“重阳，天气甚佳。出至大马路剪发，登楼外楼，逢冒鹤亭、程子大。”

注：重阳节为每年农历九月初九，这一天民间有登高赏菊的习俗。

“大马路”现为上海的南京东路。“楼外楼”是新新舞台五层楼顶的一个游乐场所，楼顶上有个玻璃棚、几座小巧精致的亭阁，中间是喷泉鱼池。

《年谱》：记载出自《日记》（九月初九日）。

注：《年谱》在记载后加“程子大作《九日同郑苏堪冒鹤亭登楼外楼》诗一首”，并注“诗见程颂万《鹿川诗集》卷四”。

程颂万（1865-1932），字子大，一字鹿川，号十发居士。

冒鹤亭 （拍摄于1921年左右，时任淮安关监督），见冒鹤亭《后山诗注补笺》

《二黄先生集》 冒鹤亭跋，照片翻拍于上海图书馆

1914年（甲寅，上海。郑孝胥五十五岁，冒鹤亭四十二岁）

《日记》（九月二十五日）：“晨，往视贻书，昨日丧耦，卧未起。其仆以郭南云所寄《二黄集》交余，乃冒鹤亭所刊，冒乃黄叔颂之婿也。”

注：《二黄集》即《二黄先生集》，此集收录黄绍箕、黄绍第两人的诗，由冒鹤亭作跋。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号鲜庵，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进士。黄绍箕是黄绍第的从兄。黄绍第（1855-1914），字叔颂，号缦庵，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进士。黄绍第是冒鹤亭甲午科乡试的副主考官，冒鹤亭考中举人后，黄绍第就托阅卷官王庆埏做媒，将其女儿黄曾葵嫁与冒鹤亭。

“郭南云”当为郭则沄（1882-1946年），字蛰云、养云，号啸麓，曾任浙江温处道道台。自1913年至1918年，冒鹤亭任浙江省瓯海关监督兼温州交涉员。郭与冒曾经同在温州做官。

1923年（癸亥，上海。郑孝胥六十四岁，冒鹤亭五十一岁）

《日记》（三月十六日）：“冒广生来。”

《日记》（三月十八日）：“答访冒鹤亭，已行。”

注：1921年12月，冒鹤亭的母亲去世。这一年冒鹤亭仍在除服期，大部分时间在镇江。

1927年（丁卯，上海。郑孝胥六十八岁，冒鹤亭五十五岁）

《年谱》：是年，先生避兵上海。与郑苏堪、陈散原、曾重伯、冯梦华（名熙）、李拔可、陈子言、周梅泉、夏剑丞、袁伯夔（名思亮）、陈士可等人来往，并多唱酬。先生作《过苏堪宅看樱花时已半谢》。

注：“苏堪宅”原址在上海南阳路（旧称南洋路）。1907年9月，郑孝胥买下南洋路的一块地皮，“拟建洋式楼屋”。后与建筑商定议，“揽造南洋路屋，价二万两”。1908年3月9日，“是日，柽弟所寄樱花始由货栈取致南洋路，托赵竹君所用花匠种之”。1908年12月23日，“过南洋路视所嵌‘海藏楼’三字”。1909年7月10日，郑孝胥首次在三层高的“海藏楼”过夜，“夜，宿楼中，蚊颇扰。中照携儿女来乘凉”。郑的邻居（南洋路十号）是曾任张之洞幕僚的赵凤昌（字竹君）。1931年4月，郑孝胥在回上海的数十天里，售出了“海藏楼”。

日记（三月二十五日）：冒鹤亭来，示所为《疚斋诗稿》。

注：1925年，溥仪出居天津，郑孝胥奉命侍讲。1927年3月20日，郑获“赏假一个月赴上海”。4月2日坐船离天津，4月7日抵上海。

“疚斋”是冒鹤亭的号。1914年，冒鹤亭在温州瓯海关署建“瓯隐园”，将园中楼台里的书斋取名为“疚斋”。今存《疚斋词论》《疚斋散曲》，未见《疚斋诗稿》。

《日记》（三月二十六日）：“冒鹤亭示七律一首。周梅泉示七律一首。”

《日记》（三月二十七日）：“过梅泉，唔伯严、剑丞、鹤亭、伯夔、帅南，同赴拔可之约。”

《日记》（三月二十八日）：“冒鹤亭来，求补书‘寒碧堂’额。”

注：寒碧堂为如皋水绘园一景，背林面池，因堂后多植白皮松，故名寒碧。现在的寒碧堂扁额由陈从周题写。

《日记》（三月二十九）：“冒鹤亭来。袁帅南来。”

《日记》（四月初五日）：“冒鹤亭来。夏剑丞来。”

《日记》（四月初六日）：“过冒鹤亭，晤严孟繁。观曾鲸波臣所作写真，甚妙。又观沈石田、文衡山松卷，有梅伯言、郑子尹、莫子偲题跋。”

注：曾鲸（1564-1647），字波臣，明代肖像画家。沈周，号石田。文徵明，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梅曾亮，字伯言。郑珍，字子尹。莫友芝，字子偲。

《年谱》：记载出自《日记》（四月初六日）。

注：严家炽（1885-1952），字孟繁，曾任广州府知府。1923年，冒鹤亭长子景玮娶严家炽的侄女严隽莪为妻。

《日记》（四月初七日）：“容民、鲁山、淮生、蔼农、梅泉、鹤亭、尧衢、伯夔、帅南、剑丞、质斋、鉴泉来。”

注：这天晚上，郑孝胥坐船离沪返天津。吴鉴泉是郑孝胥的内兄。

1928年（戊辰，上海。郑孝胥六十九岁，冒鹤亭五十六岁）

《年谱》：“（三月）又作《寄陈石遗》、《苏堪出示悼亡新作嘱题其后》。”

注：“悼亡新作”即郑孝胥为悼念亡妻所作的《伤逝》诗。

查《日记》，二月初十日，郑孝胥的妻子（吴中照）病逝。二月十八日，“午后三点半到沪，归南洋路。中照夫人犹未盖棺，面色如生”。二月十九日，“夜半见月，作《伤逝》诗三首”。二月二十四日，“作《伤逝》诗至第八首”。

《日记》（三月初八日）：“冒鹤亭来。”

《日记》（三月初九日）：“冒鹤亭来，示其诗稿，作字。”

《日记》（三月初十日）：“冒鹤亭来。”

注：“诗稿”疑是冒鹤亭所作《苏堪出示悼亡新作嘱题其后》。

日记（九月二十一日）：“伯严七十六岁生日，往视之。晤程子大、余尧衢、冒鹤亭、狄楚青、袁伯夔等。叶恭绰字誉虎，素未识，初见之。与鹤亭、公渚同过王病山，至大世界，听小燕楼鼓书。”

注：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袁思亮（1879-1939），字伯夔，号蘉庵、莽安。王乃澂（1861-1933），字聘三，号病山。

《年谱》：记载出自《日记》九月二十一日。

注：“大世界”是旧上海的娱乐场所，里面设有许多小型戏台。“小燕楼”为京韵大鼓女艺人。

日记（九月二十八日）：“冒鹤亭来，示所作诗。”

日记（十月初三日）：“过余尧衢、冒鹤亭。”

日记（十月初四日）：“冒鹤亭、吴董卿来。”

注：十月初五日，郑孝胥坐船离开上海，初九日抵达天津。

吴用威（1873-1941），字董卿，号屐斋，官至江西按察使。1899年，冒鹤亭的胞妹嫁吴董卿。

1930年（庚午，上海。郑孝胥七十一岁，冒鹤亭五十八岁）

《日记》（十月十七日）：“冒鹤亭、孟莼孙来。”

注：这是《日记》中记载的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九月十五日，郑孝胥“请假”，十七日离开天津，十九日抵达上海。十月十九日坐火车离开上海，二十一日抵达天津。

孟森（1868-1938），字莼孙，号心史。1904年，时任广西边防督办的郑孝胥聘孟森为幕僚。后来孟森写成《广西边事旁记》。

《年谱》：“是秋，先生嘱请汤定之绘制《写经图》一帧，著色画，先生遂请郑苏堪书写引首，用隶体，是为第七图。”

注：康熙三十一年（1692），书法家查升在其母去世后，请画家俞培画《写经图》，图上画查氏为其母抄经。后来冒鹤亭在京师琉璃厂书肆街见到《查升写经图》，并“留置案头逾月”，但考虑到当时母亲周太夫人还健在，收藏此画不吉利，所以就没有购买。1921年，周太夫人去世后，冒鹤亭写信托其妹夫吴董卿去求购此画，可惜已为谭祖壬（字瑑卿）收藏。

从1927年开始，冒鹤亭陆续请名家画《写经图》：1927年顾麟士（字鹤逸）画第一图，1928年陈曾寿（字仁先）画第二图，1929年王震（字一亭）画第三图，1930年溥儒（字心畲）画第四图。

1930年，谭祖壬“脱手见让”后，《查升写经图》终于归冒鹤亭收藏。同年，冒鹤亭“请黄沁芳夫人仿摹《查升写经图》，是为写经第五图”。

以后画《写经图》的名家还有：1930年贺良朴（字履之）画第六图，1930年汤涤（字定之）画第七图，1931年曾熙（号农髯）画第八图，1934年张大千画第九图（按：张大千为冒鹤亭画了两幅《写经图》，现藏上海博物馆），1935年铁禅画第十图，1937年夏敬观（字剑丞）画第十一图，1955年吴湖帆与周鍊霞合画第十二图。至此，《写经图》合为十二卷。以后，冒鹤亭又请唐云、谢稚柳等续画《写经图》，共十二页。俞培为查升画的《写经图》现藏上海博物馆。

1931年（辛未。郑孝胥七十二岁，冒鹤亭五十九岁）

日记（五月十九日）：“曹纕蘅来言：今夜赴南京，将应国民政府之召为考官，且言冒鹤亭、夏剑丞、褚贞壮皆应之。”

注：时郑孝胥仍在天津担任溥仪的老师。曹经沅（1891-1946），字纕蘅。1931年，曹经沅任第一届高等考试襄试委员。

年谱：“六月，考试院委派先生兼任高等考试典试委员。”“典试委员约十二人，襄试委员数十人。按明、清考官锁闱旧规，戴季陶亲自送典试委员、襄试委员入闱，并在门前放鞭炮，后有戴季陶在闱门前锁键，再贴封条，戴戏谓‘委曲诸君入瓮’。于是典、襄试委员即与外隔绝，甚至切断电话、书信往还。考题均在闱中拟定，以防外泄。又规定典试委员用朱笔，襄试委员用青靛笔，不得用墨笔，以防串通舞弊，或涂改考生试卷。”“七月，先生出闱，戏语人云：‘无端端坐牢二月，如似在深山古庙之老僧，出闱之日，真同刑满释放。’”

注：典试委员一职，类似明、清的会试主考官。戴传贤（1891-1949），字季陶，1930年1月6日，国民政府考试院正式成立，戴季陶为首任考试院院长。

查《高等考试锁闱日录》一书可知，“入闱”在七月六日（8月19日），“出闱”在八月九日（9月20日）。按，2020年3月7日的《上海书评》上，有齐在莒写的《第一届高等考试锁闱日记作者并不是印水心》一文，据作者考证，《高等考试锁闱日录》的作者是黄寿慈。

胡汉民《不匮室诗钞》 陈三立题签，照片翻拍于上海图书馆

1937年（丁丑，北京。郑孝胥七十八岁，冒鹤亭六十五岁）

《日记》（四月初二日）：“拔可昨寄胡汉民诗集，陈衍、冒广生为序。陈三立、夏敬观、吴用威题词，其名日《不匮室集》，亦三立所题签。”

注：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号不匮室主，曾任中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中国主席。

1932年至1935年，郑孝胥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此后，郑孝胥一直居住在长春柳条路301号。1938年4月28日，郑孝胥卒于其寓所，卒年七十九岁。

1934年，冒鹤亭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授。1950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聘请冒鹤亭为特约顾问。

冒鹤亭的晚年事迹，详见本文作者写的《冒鹤亭与陈毅、周恩来及的交往》一文（刊登在2017年1月14日《上海书评》）。1959年8月10日，冒鹤亭逝世，享年八十七岁。在“法源寺诗社雅集”十三人中，冒鹤亭是最后去世者。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