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是谁批准的人的名单 计划生育是谁批准的政策

马寅初：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

2015年10月，经过国家卫计委呈报的数据，为了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央委员会决定正式开放全面二胎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到了2021年5月，在“优生优育”政策的前提下，国家再一次开放了三胎政策，为了保持我国人力资源充沛。

而在十几年前，中国各地都还在盛行着一个词——超生，也就是一个家庭生了太多孩子，超过了政府规定，这是要罚款的。

当时不少人为了逃避，想出了上“黑户口”等各种各样的办法，这一切都源于当初的“计划生育”方针。

提出这一方案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寅初，他生于清朝末年，曾留学美国，是在经济、教育等方面颇有建树的大学者，为新中国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在那个尚且落后的年代，“计划生育论”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滔天波澜，马寅初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无数人的围攻和责难。

而他提倡只生一胎，自己却有着一妻一妾，生的孩子多达八个的问题更是引人诟病异常。

在当时，这个问题直接引发了一场空前的论战，最终马寅初还因此被免除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直到1979年才被国家正式平反。

那么这个被称作“计生教父”的男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风暴？他是怎么想出计划生育的？计划生育又究竟是否对国家有推动作用呢？

马寅初，1882年也就是晚清光绪八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他的家境可以说相当不错，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富商，十分阔绰，母亲也是一位大家闺秀。

所以马寅初从小的成长环境很好，受到的教育也很优良，而且他是个比较少见的天生爱好读书的人，那时的家族观念很重，父亲自然是希望儿子能够继承家业做一名出色的商人。

但马寅初的心思都在学习上，他和家里人因为观念不合闹了好多次冲突，最终看到他意志如此坚定，父母最终还是没有强迫他。

当时国内已经趋于混乱，在教育等各方面普遍处于极其落后的状况，有钱的富家都会把子女送往西方留学，马寅初也不例外。

不过他依仗的还不是富裕的家庭，他以优异的成绩一直升入当时国内最好的学府之一天津北洋大学，然后又以代表的身份被清政府送往美国公派留学。

此后他便在美国潜心进修了十年，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名校就读，发表了多篇论文，成就很高，陆续拿到了经济学的硕士、博士学位。

以他的实力，如果选择继续留在美国，既能避开国内混乱危险的时局，也能拥有安逸、美好的生活，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大洋彼岸的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学成的马寅初毅然带着一身本领回到了国内。

当时适逢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正在广招贤才，以马寅初之才当然也受到了大力邀请，他二话不说便同意去北大教书，成了一名经济系的教授，想要为中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

那会儿中国根本没人懂什么叫经济学，马寅初的学位又非常高，所以受到的待遇也极高，不久后便升任了经济系的教授，后来又做了北大的第一任教务长，他去上课都不像别的老师一样坐黄包车，而是有中国银行的专车接送。

当时的外部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各路军阀混战、战火连天，像马寅初这样的留洋顶尖人才是各方所拉拢的对象，但他坚决不为任何派做事，也不干涉政治，只老老实实教自己的书。

但在重要问题面前，马寅初却不退缩，“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也和愤慨的学生们一样，发文抨击政府的软弱无能，虽然因此遭到了清算，也绝不低头。

直到中华正式成立，马寅初便受邀进入政府担任了府立法院经济委

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也在为教育事业积极奔走。

但原本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却因为的无耻叛变而破灭，马寅初身在国民政府内部，却依旧十分愤怒，可他毕竟不愿过多接触政治问题，也无可奈何。

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的铁蹄瞬间让我东三省全部沦陷，但却依旧在大把捞钱，然后把应该抗日的资金都拿去后方“剿共”。

这让马寅忍无可忍，公开发表声明指责的无良行径以及内孔祥熙等高官的贪腐问题。

孔祥熙

到了抗战结束以后，派的气焰更为嚣张，他们公然撕毁合约，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同时还派遣大量特务人员搞破坏、搞，闻一多、李公朴等烈士相继惨遭杀害。

马寅初再一次出奇地愤怒了，当时和稍微走得近一些就有可能被盯上，而他竟然公开跑到南京的多所高校内举行批判和国民政府弊端的演讲。

不过这样做自然逃不开被特务抓捕的下场，不过由于他的地位高、背景硬，也曾在政府内任职，所以也实在奈何不了他，只能软禁起来，这一关就是好几年的时间。

直到1948年，在战场上颓势尽显，经过友人、家人和的多方协助，马寅初被营救出来送往香港，一年后奔赴北京，参与新中国的组建工作。

在这个全新的政府当中，才高名盛的马寅初被委以重任，他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多项重要职务，在政府之外，他还是曾是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

在建国后的漫长时间里，马寅初为国家的经济、教育领域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

众所周知，我国每十年就会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政府工作人员会挨家挨户上门登记资料，而第一次普查的时间正是在1953年。

此时距离建国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战争结束后，整个国家的各方面状态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和恢复。

但也正因如此，普查得出的数据报告中隐藏着许多重要问题，而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正所谓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在战争年代，人命如草芥，死于打仗、饥荒的人不计其数，但现在天下太平，家家户户都能填饱肚子，日子也稳定了，在生育问题上一下就放开了。

建国初期还好一点，到后来，全国的人口增长率一度达到了20%，个别地区省份还要更高。

马寅初立即开始了在各地的亲身走访调查，把自己收集到的资料和普查的数据一对比，发现如果按照这样下去，只要几十年的工夫，中国的人口就会达到一个几乎可怕的数字，就算国家再富裕，恐怕连饭也吃不上，房子也没得住了。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马寅初非常重视，他花费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就此事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命名为“新人口论”，其中主要观点便是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

随后他便把这套理论推给了国家，希望政府能注意到这些情况并采纳他的方案。

不过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思想上仍然较为落后，尤其是在民间关于对生育问题的看法上，可以说和封建时代几乎没什么差别，“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女人屁股大好生养”这些说法无一不是对生育的推崇。

这种对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千年，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一时间是万万难以改变的。

所以在当时，马寅初的说法被公开后，立即在学界和社会各界引发了轩然大波，各种口诛笔伐纷至沓来。

当时的国家环境复杂，中央领导人很欣赏他的研究成果，但还是不得不劝他先服个软、道个歉。

可是面对恐怖派都绝不起头的马寅初此时哪里肯作让步，他觉得自己的理论是对的，所以怎么也不松口。

直到1971年时，国务院就以当年的《新人口论》为基础，首次拟出了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文件，已经把控制人口的工作正式提上了日程。

到了1979年，马寅初被重新聘请他为北京大学的名誉校长，毕竟他此时已经97岁高龄，也无法主持实际工作了。

三年后，也就是1982年的5月，马寅初大师安然闭上了双眼，在北京逝世，在他的身后，仅过了三个月，“计划生育”被作为未来的基本国策推向全国实施。

马寅初的身上发生过太多争论。计划生育，远不止是眼前少生几个孩子的问题，它关乎到整个国家在各个方面未来的发展，在国家发展进步较慢的情况下，如果人口增长太快，会让社会资源迅速枯竭，甚至导致崩溃。

而当时的中国积穷积弱，想要实现快速崛起，赶超其他国家，就必须要控制人口数量，人口太多会导致粮食紧张，田地都要拿去种粮食，就没办把经济搞起来。

即便以现在来看，马寅初当时的理论仍然是极其超前的，比如过去的女子可能十三四岁就要出阁嫁人了，而计划生育中的一环便是推迟男女法定结婚年龄，再比如过去中国的避孕环境极差，新生儿死亡率很高。

马寅初提倡普及全民避孕、反对女子流产，这些都大大冲击了旧社会残留下来的一些极其不好的观念，如今看来依旧不过时，是非常超前的思想。

而有关马寅初自己一妻一妾育有八个孩子的问题，其实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马寅初的正妻名为张团，是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父母喊回来，然后勒令他娶进门的，两人婚后生的第一个男孩夭折了，后面生了好几个都是女儿。

马寅初的父母长期因为没有儿子的问题向他施压，万般无奈下他才只能让家里人又给自己安排了一房小妾，总共有了八个孩子。

要知道，他出生于清末，彼时还是封建社会，纳妾既合法又稀松平常，以他的家境和地位，纳个五六房小妾都不足为奇。

而他的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于1925年，离新中国成立都还差了十万八千里，更别提后来的计划生育了。

所以他提出要少生，和他自己有几个孩子根本没有什么关联，更不构成反面例子。

一切政策都是按照实际环境来的，如今废除计划生育、当初实行计划生育都是如此，而马寅初的理论，的的确确有极大的远见，这一方案的成功落实，对于我国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平衡、国家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马寅初宁可背负着整个社会施加而来的压力，也勇于、愿意为国家的未来谋福祉、讲真话，这一精神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大师。

强国战略：与计划生育国策的制定

近些年来，伴随着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推行，有一批人开始跳出来指责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弊大于利，是造成如今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元凶，当然，也有一批人站出来支持这个政策的必要性。

计划生育这个仿佛是上个世纪的词汇一时间又映入了人们的眼帘。人们对它褒贬不一，但事实上，任何一个政策的推出实行都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来看。

如果一个人脱离时代背景的看待一个政策，那就如同西游记里有背景的妖怪们闯祸打完架后被神仙轻松救走一样，有点不讲武德了。

计划生育这个概念的提出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1956年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周总理说：“要提倡节制生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是同志的。”而计划生育正式被当成政策进入政府报告则是1971年的事情了，被写入宪法更是在1978年了。

那么，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是什么促使国家开始下定决心从号召节制生育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呢？又是谁一力促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新中国成立初期。

而与计划生育国策的制定，是强国战略。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民安居乐业，此时的新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低死亡率和高生育率。最开始，大家还是持鼓励态度的，毕竟，刚打完仗，壮劳力被狠狠消耗了一波，正是人口短缺的时候。

那时候的毛主席还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这样说道：“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可见，当时的领导人对于中国的人口数量是报以乐观态度的，是以数量多为好事的。

因此，1950年4月20日，还联合军委出台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严厉禁止非法打胎，对打胎者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要经过丈夫、医生、首长的三重批准才能打胎，否则视为违规打胎，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1952年12月31日，再次推出规定《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办法》，规定已婚妇女年龄超过35岁，有亲生子女六个以上，其中一个至少年满十岁，再生产将会影响健康乃至危害生命方可施行绝育手术。

1953年1月12日，宣布禁止进口避孕药和用具。此外，还有不少鼓励生育和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再次不多做赘述。通过这些严格的政策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国家显然是鼓励大家生育的，而这正好与人民多子多福的美好期盼不谋而合。

于是，在短短几年来，中国迎来了人口的大规模增长。1953年，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全方位人口普查，根据第二年公布的结果显示，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24时，中国的总人口为601,938,035人。

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它意味着在新中国成立不到四年以来，新中国的总人口数字已经增长了接近50%，每年人口增长率已经超过了2%，而同期的欧美国家人口增长率也才刚过1%，这个数字的暴露让不少专家学者触目惊心。

1953年8月，首次对采取反对节育的政策表示质疑，反对禁止进口避孕药具，敦促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同年9月，周总理在报告中同样表达了对人口过多的担忧。同年12月，主持召开节育座谈会明确表示“赞成节育”。

与此同时，我国的妇女运动先驱邓颖超女士注意到了已婚妇女干部反映生育多负担重的问题，并就这个问题给写信反馈，在信中提出“在自愿节育者中推行有指导的避孕”意见。十分赞同邓颖超的观点，但可惜地表示似乎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邓颖超

在多方号召下，1955年2月，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检讨了过去草率反对节育的态度，表示当下应当提倡节育，将来也不应反对人们自愿节育。此后，我国正式进入支持节育阶段。

1956年，毛主席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提倡生育，要有计划地节育”。1957年2月，毛主席对马寅初“人口控制”主张表示赞赏。

1957年2月，在主持会议时再次抛出妇女节育问题，认为应当多做工作，国家也应当为妇女补贴节育费用，想尽一切办法来实施节育。同年7月，《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正式分析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

但这些号召并没有收获到预期中的理想效果，根据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人口增长到了723,070,269人，越发逼近预计的八亿人口红线了。或许有人会说，控制不住就不控制了，人口增长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一定要控制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粮食。粮食问题是架在新中国脖子上的一把刀，随时可以给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致命一击，特别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饥荒，成功地让全国上下深刻意识到了粮食自给自足的重要性，但是当时的新中国做不到。

有人或许会说，粮食不够就去买，但是一个新生的国家如果连粮食都只能靠大批量进口的话，这个国家不出三年就会被牢牢控制在他国手中，刚刚才被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显然是不愿再当一次奴隶的。

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明明引进来那么多工业体系，难道还不足以带动粮食的高速增长吗？说得没错，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完成了初期的工业化，国力增长提升明显，理论上来讲，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应当得到提升的。

但事实恰恰相反，据统计，1978年的人均粮食消耗量从原先的两百多公斤下降至195.46公斤，人们吃到嘴里的饭反而还少了。

这其中固然有国家为了发展工业囤外汇的需要，但主要原因还是人口的飞速增长以至于国家的增长根本跟不上人民的需求，许多人在那个年月里是靠着红薯活下来的。

同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早在1963年8月20日的讲话中，就提到了人口增长过快带来了极大的粮食压力，直到1978年，还在讲话中提到：“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

事实上，直到现在，我国能保证的也只是主要粮食的自给自足，大量的饲料粮食仍需进口解决。在提出问题后，尽管有多方号召，但截至到六十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增速仍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人口同社会资源等方面的矛盾却越发突出。

彻底意识到，仅仅靠号召是没有效果的了，于是，在同志的指挥下，计划生育政策首次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被正式提出。

1970年2月，周总理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强调：“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如果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同年，毛主席明确表示了对当下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满意。

1971年7月，在同志的大力促成下，国务院首次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有计划地增长人口”被确定为我国既定的人口政策。政策实施后，部分地区效果显著。

在1975年4月30日同穆罕默德的见面中，提到中国人口问题时也表示虽然整体目标没有完全完成，但部分地区已经见效了。

七十年代末，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再次重申中国的人口应当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把人口问题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中考虑，明确提出中国的人口政策是战略性的重大政策。根据的思想指导，计划生育被正式确定为我国国策，并于1978年被正式写入宪法。明确了计划生育在我国的重要地位。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明确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让计划生育有了明确执行标准。同年9月，在会见联合国人员时表示，我们争取本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

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中国经济无法得到良好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无法提高。

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上，向大会作报告，报告中指出计划生育是我国基本国策，且已被纳入宪法中。

在推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不是没有遭遇过阻力。刚开始，是党内的声音，后来，在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支持下，计划生育得以作为一项政策被正式推出。

后来则是在正式实施后遭受的来自国际上的辱骂和批判。许多国家的政治精英批判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不人道的，是没有的。

对这种声音则是坚决驳斥，他反驳道：“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控制得越好，你看西方许多国家也会自动控制人口，他们不要人多，人多会影响生活。”

有一次，出席美国的一场午餐会，同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议员交谈。有位议员直接向发问道：“你们中国搞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这不是限制吗？”

听完后，没有直接反驳他，而是平静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如果不计划生育，人就越来越多，吃饭都成难题。你们美国富裕，人口又少，只有两亿多，你们想要的话，我无偿赠送给你们三千万人！”

谁料美国议员一听到这话连忙摇头，十分惊慌地说：“我们不要，我们无法安置这么多人。”这就是的态度，面对西方的种种指责，他丝毫不为之所动，秉持着一个原则，只要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就是正确的。

在计划生育的有效实施下，新中国及时遏制住了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按照原有增速来算，计划生育整整为中国有效减少了四亿人口，极大缓减了人口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压力，也让新中国得以摆脱粮食危机，有足够的精力来发展经济。

今天，计划生育作为曾经的基本国策已经被时代淘汰。许多人在评价它时都会批判它对个人家庭生活造成了痛苦，为社会的断层埋下祸根，更加速了中国老龄化的步伐。

这些缺点确实有一部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在施行过程中不够合理和没有及时结束所造成的，也不应当否认它的缺点。但计划生育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是利大于弊的。除了上面提到的遏制增速，缓解粮食危机的优点外，它的优点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解放妇女，提升女性地位。早在发表于1995年8月的中国计划上，政府便明确了计划生育对于人民群众婚姻、生育、家庭观念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

伴随着晚婚晚育口号喊起的还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这些口号逐渐转变了部分人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并且，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许多家庭出现了独生女，为了用心培养自己的孩子，许多女性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地位显著上升。

此外，由于晚婚少生概念的出现，妇女的结婚年龄明显提高，早婚现象逐渐消失，已婚妇女也得到了明显解放，得以有机会从事自己的事业，女性更加独立。

第二点，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在过去的年月里，由于一家好几个孩子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家中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许多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培养，因此，我国人才结构还是以低素质人才为主。

而由于计划生育的展开，许多家庭只有一个或两三个孩子，原本有限的资源便足以让孩子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为国家培养大批优质人才。

第三点，防止出现门阀政治。众所周知，联姻往往是政治家最好的合作手段。倘若中国没有实施计划生育，那么官二代的数目便会多到一个可怕的地步。

有人或许会说，有回避制度啊，他不可能和自己的父享关系网的，但是联姻却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通过相互联姻，一层层关系网逐渐勾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一张更大的网，那就是门阀。

其实这个现象在西方十分普遍，就拿大家十分熟悉的布什家族、肯尼迪家族来说，这些家族往往掌握了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企业，再加上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网，这让他们在选举时无往不利。

因此，我们常常看见一个家族的长辈当了这个国家的总统，随后他的孩子接任总统的现象，而在总统的职位上，他给予他的家族更多的方便从而扩大家族的影响力，好让后辈更容易接任，形成循环。这就是门阀政治的可怕之处，国家逐渐被架空，阶级固化，穷人越发难出头。

其实我国也曾有过这样一段相似的时期，晋朝。当时的朝廷大部分席位被世家所把持，人们想要做官，拼的不是才华，而是家世。因此，许多有志之士终生不受重视，只能疏放狂欢，郁郁而终。

因此，计划生育的实施有效遏制了中国可能形成门阀的可能性，毕竟，每家只有一个孩子，关系网并不容易串成。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过去的时间里，计划生育的实施对中国显然是利大于弊的。单纯地从某一个视角审视批判它是错误的选择显然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也辜负了的苦心孤诣。

深知，只要符合国家人民利益的就是正确的，为此，他不顾西方冷眼，全盘考量，为中国量身定制了计划生育政策。

如今的中国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人民终于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试想一下，倘若没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或许我们会比印度好一些，但绝对无法拥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感谢的坚持，才有了今天中国的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