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别人写了红字啥意思 梦见别人写了红字给我看

泪目！支教老师千字长文：我自此再没去过阿勒泰……

离开新疆阿勒泰那天，我删掉了电脑里的17个文件夹、381条记录。

我想来一场干脆利落的告别。电脑里的记录抹掉了，自己的心却永远留在了那里。

那是一个我离开5年、时常想回去、看到照片鼻子会发酸的地方。

那也是迄今为止，我在祖国版图上抵达过的最远地方。

阿勒泰是中国的一个角落，地图上大公鸡尾巴翘得高高的地方，它在阿尔泰山南麓，被216国道线牢牢拴在西北最末端。北面是漫长的国境线，常年积雪，四面环山。很多人因为作家李娟写的《阿勒泰的角落》而听说过那里。

阿勒泰地区太大了。它有11.7万平方公里，是我家乡天津的近10倍，人口66万，不足天津的二十分之一。“阿勒泰”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金山”，有“阿尔泰山七十二条沟，沟沟有黄金”之说。

李娟在阿勒泰的一个角落，我在另一个角落。

1

我们一行14个人的支教团是在盛夏到达阿勒泰市的。

我曾想象，要到达的远方，满大街都是卖切糕和烤羊肉串的大叔，戈壁滩上挨着个儿躺满了胖胖的哈密瓜，葡萄沟不远处就是大片大片的白棉花。

学校操场边的哈萨克少女

事实上，这里年均气温4℃，3个月的无霜期，特产大雪。这里城市建设完备，有溜光的柏油马路，百货大楼也入驻了高档化妆品的专柜。

我们支教的高中在当地首屈一指。近一半学生是哈萨克族，他们第一次出现在我朋友圈就因颜值获赞无数。他们会讲哈萨克语、汉语和英语。

第一次英语辅导课上，大家自我介绍：藏哈尔是“高大的山峰”，朱丽德孜是“星星”，阿依达娜是“月光下的少女”，哈里哈西是“小燕子”，波塔是“小骆驼”。

“塔里哈尔，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好奇。

“不告诉你，他们也都不知道。”他有些得意。

好吧，“不想说”又有什么打紧的呢？课堂上，师生也是一种平等的配合关系。我们需要给彼此更多的尊重。

她们叫我“玛丽”。刚到时，学生去办公室找我，年级主任说你们马老师去领新书了。不知道传到班里为啥就变成了“玛丽老师”，已经传开了，就没改，Mary就成了我的英文名。为此被支教团的老师笑话了一个月，堪比理发师Tony。

后来学生们给我起了哈萨克语名字，“茉莉德尔”，是清澈、小溪的意思，团里的老师因为只有我有此殊荣，所以称我“小茉莉”老师，后来大概因为我特能吃抓饭，就变形成“小米粒”。

我带高一年级一个普通班和一个特长生班的英语课，平均每天上3节课，批改作业至少150本，晚上回到宿舍继续做课件、写教案，通常被子还没盖上，人就睡着了。有时候，做梦都是在讲台上暴走。

站到讲台上是最踏实的时候，我似乎在粉笔灰里得到了某种神秘的力量，瞬间有了天然的大嗓门和抑扬顿挫的声调，还有偶尔“狰狞”的面目表情。“来，抬头，看黑板”是我唤起他们注意力的咒语。

特长生班的学生很多时候都不算乖巧。

他们喜欢在课上叠纸飞机，画太空飞船，起立的时候互相撤板凳，用课本作“掩护”，在课桌上带蜗牛散步，将两个透明胶带芯窝在眼眶里，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站门口迎接我。

一个学生虽然是文科生，但是个“发明狂人”，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曾发明了一款“点痣器”，用各种电池导线鱼钩，把自己脸上的痣烧糊掉了。

还有一个学生，一整节英语课都在偷偷雕刻橡皮泥，我发现时，已是只逼真的拇指大篮球鞋。“老师，你学过《核舟记》吗，我这个技术比它如何？”

有次，下课前，我把作业打在6张幻灯片上，每天完成几项，背哪里的单词，很细致。他们将有6天的古尔邦节假期。

“呀，老师留少一点少一点。”

“不多，前3天基本上没有作业的，你们可以去拜年。”

“老师，我们6天都要去拜年！”

学生习惯和我讨价还价、撒娇。有时作业多了，他们就喊：“嗷，Mary作业太多了！觉都不够睡！睡不好觉，怎么长个子啊！”

抗议无效。长知识与长个子本来就不冲突。

2

很多时候，我也不温柔。甚至想变成他们的亲妈挨个儿揉圆搓扁名正言顺地揍一顿。

学生在课上扮“鬼脸”

学生总结过我的暴脾气：不认真听讲的时候，会先祭出“眼神杀”；被无视后，会掷出我的“暗器”，那通常是个粉笔头或听写本；最严重的后果是被我带回办公室。

“起立，你不是想说话吗，下课跟我去办公室，让你说到不想说为止。”我点名班里说得正热闹的学生。

“你看啊，我有这么多书，都没有时间看。既然你那么想说话，就读书给我听，一直读，读到你不想说为止。”我从书架上随手抽出周作人的《夜读抄》，递给他。

他也不惧，站我办公桌边读起来。读完三行，抬头，“老师，能换一本吗？”

尽管我时不时“修理”他们，可他们还是很爱我，说我的课很有趣。

“玛丽，你知道吗？”我的课代表沙塔娜在微信上向我语音播报，昨天班里要选副班主任，全班都在讲台下喊我的名字。沙塔娜故意把“全班”两字拉得很长。

来到阿勒泰的第一个月，我顶着小雨在邮局门口写明信片，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很爱我的学生们，我爱她们金子般的心灵，爱她们名字中的月亮、山峰、草原和花朵。”

明信片还在路上，我和学生发生了支教期间的最大一次“冲突”。

3

我和Lebron之间的战争“爆发”在一次英语自习课，因为他“在英语课上写物理作业”。

我生气地将他的物理书和作业本扔上讲台。他也不示弱，从座位上站起来，像个发怒的小狮子，冲上讲台抢回自己的书。

通往阿勒泰的公路 刘瑞麒/摄

他站起来高我一头半，性格大大咧咧、作业字迹潦草，但成绩很好。他也是班上最挺我的学生。

课堂上，我每讲一个知识点，都会向讲台下问一句，“可以听懂吗？”“老师，可以——”他老大声地把音拉得很长。他也喜欢偶尔出个难题，当堂考考我。

我把从母校南开大学带来的三枚青花瓷书签奖励给班上的学生，他拿到了其中一枚。

可这次，他不仅顶撞我，也让我建立起来的做老师的信心瞬间崩塌。我带着眼泪走出了教室。

晚上，我收到了班里41名学生的短信。 “老师，你可不要再难过了吧，我们都很爱你啊，希望你明天回来上课” “老师，你要是还不舒服，我明天去揍他一顿”……这些信息里，唯独没有Lebron的。

他的行为被学校的老师们判定为“恶劣”，但他依然拒绝认错。

不知道别的老师对他说了什么，第二天下午，他带着一束鲜花来办公室。卡片上，他只写了两个词，“玛丽，对不起。”

这张卡片的背面被我写上了冬季学校作息时间，贴在墙上整整一年。

此后的课堂还像往常一样。我依然上课提问Lebron，依然偶尔开他的玩笑，他也还会和班上同学在我上课的路上拦住我叨叨两句。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Lebron的英语书封皮上用黑色碳素笔写了一行大字，“不许惹老师生气”，被反复描了很多遍，描得很粗。他尴尬地冲我笑笑，我却笑不出来了。

我没有生Lebron的气，却对自己很失望。我很内疚，为什么在学生成长的路上，自己没有保持足够的理智和宽容。Lebron的代价是一个处分，而我的代价却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和自己的斗争。

很久之后，我开口和Lebron聊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已经在和他们相距4000公里外的天津。

“对不起，为由于我的不成熟而给你带来的处分而道歉。”我终于在手机里敲下了这行字。

“说啥呢，本来错就在我。就像你说的，我应该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处分没事，我后来又背了一个，害得我们班主任连年终奖都没有了。”

Lebron说的第二个处分，是他因为抢宿舍楼下的乒乓球台子，对一个学生大打出手。为此，老师们都快被气晕了。

再后来，听说他很乖，很安静，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4

我在阿勒泰有段“集资”奶疙瘩的“丑闻”。

课间总有不同班级的学生在办公室门口探出个脑袋，小声喊着“老师，出来一下”，然后迅速塞到我手上几块奶疙瘩。就这样，我的桌子上堆起了一小座“奶疙瘩山”。

一块奶疙瘩差不多需要用一小桶牛奶才能制成。据说，世上几乎找不到两块风味完全一样的奶疙瘩。它是游牧时的干粮。以前在冬牧场，酸奶疙瘩还是牧民面条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是醋的替身。

俯瞰阿勒泰市区 刘瑞麒/摄

李娟在《春牧场》里写道，“哈萨克人做客通常是很郑重的事情，哪怕是孩子，也带有礼物上门。礼物通常是一块旧软绸里包裹的风干羊肉和几块奶疙瘩。”

我养成了每天一块奶疙瘩的习惯。早晨到办公室，拿出一块酸硬的奶疙瘩咬一咬，提起一天的精神，然后小心地用纸包好，放到书架边，奔去班里上课。批作业累了，再从书架旁拾起早晨的奶疙瘩，叼在嘴里。

一块奶疙瘩我可以磨磨蹭蹭啃上一天。这在学生眼中，也成了办公室一景：南开大学来的英语老师每时每刻都在啃奶疙瘩。

阿勒泰市和天津市面积一样大，可我却觉得它很小，一条南北主干道。打车很便宜，起步价3元，基本可到达我出行的全部目的地。

这里没有新光天地，没有百盛银泰新世界，也没有中影万达大悦城。

我们最多的娱乐就是散步，就像当地人说的，“阿勒泰就是‘一个馕饼从北滚到南’。”

“华丽”是一家商场。每次散步到这里，我都会想起帕孜来提的话。

有次上课，我讲词组“be native of（某物是某地专有的）”，帕孜来提造句：“Huali is native of Altay。（华丽是阿勒泰所特有的）”。我惊异于她们的思维，灵活而可爱。

偶尔，我们会奢侈地去看电影。

老谋子的《归来》上映，我心心念念要去看一场。刚来的时候，我立志不能降低伪文艺青年的生活品质，7个人去看的《速度与6》。多好看的电影啊，有一段却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赛车。坐前排的大姐说，哎，屏幕太小，估计冲出去了吧。

心情不好时，“海陆空”就搞定了。海陆空，就是一个长约一米半，宽约40厘米的铁板上，把土豆、红薯片铺在最底层，上面有烤鱼、烤鸡翅、烤羊肉等，天上飞的、地上长的、水里游的都在里面。端上来的时候还滋滋直响，“好吃到流眼泪”。

我们还喜欢在桦林公园一个“海拔888米”的牌子下照相，并决定照全四季，这个心愿终究是实现了。

秋天的桦林特别美，跟油画一样。只可惜镜头太渣，糊了一片。

5

李娟在文章里写道，几乎这里的年轻人们都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也有很多年轻人天远地远地跑到阿勒泰这个边地小城，来之前，无人不心怀浪漫想法。但是，世上还有一个词叫“现实”。差不多所有人最后都会对这里失望，顶多两年就纷纷离去。就算为了生活不得不留下来，也一个个牢骚满腹，百般不顺。

学生们的篮球赛

松哥姓什么我们都记不清了，支教团的老师都这么称呼他。他是四川人，毕业于四川一所高校，2010年4月25日入疆，教地理。

学校安排年轻老师互相听课，我曾在他的课上听他给学生讲，“像我们国家，北有冰原，南有大洋，西连大漠，东接大海，这才是大国。”

冬天的时候，他经常在学校教职工健身房和我争夺唯一的一台跑步机，那台跑步机太老了，人在上面跑能感觉到它的剧烈抖动，后来干脆坏掉了。支教团的袁老师每天绕着室内的羽毛球场地跑100圈，经过他“精确”测量，场地一周是40米。

“我那时拉了一个行李箱，48小时的火车从成都到乌鲁木齐。然后坐12个小时大巴到阿勒泰，4月还是挺冷的，还记得我试讲的时候穿一件黑棉衣。”松哥试讲的内容是《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因为试讲要求是学生学到哪里，教师就要从哪里接着讲下去。

平凡的热情能催促人去远方，强大的热情则会让人在远方停留。留下来的松哥把新疆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当离开新疆时，我才意识到他这句话的普适性。自己早就不说“你们新疆了”，而是“咱们新疆”。

6

在这座小城里藏着很多梦想。

阿勒泰的牧区

阿勒泰是一个“特产”将军的地方：整座城市倚靠着将军山，城里干道旁有一棵将军树，一个古旧的大门为“将军门”。

将军山在克兰河东岸，隔河相望的便是骆驼峰。两山对峙，是阿勒泰的象征与骄傲。

学生臧哈尔告诉我，他们乐队的排练室就在将军山后。

这个看上去瘦弱的哈萨克少年总喜欢用“燥”这个字。他喜欢听“重金属”。平时自己翻译外文歌词，那些歌 “阿勒泰听过的人也不一定超过5个”。

在将军山上，他们有一间简陋的排练室。阿勒泰的冬天有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他们便自己拖煤上去，长长的斜坡，是4个孩子的坚持。

乐队磨合得差不多了，他们在一家KTV租了场地，开过一个专场演出，收门票。去的人比他们预想的多很多，场面很火爆。他们挣了近2000元。

“如果有一天乐队解散了，怎么办？”

“不会的。”藏哈尔说，“如果有一天乐队解散了，我会说，这是我的第一支乐队。”

为了让新来的老师保持对高考要点的“题感”，学校要求我们参与高三年级的月考和期中考。

答题卡让我有种穿越感。

英语150分中，有90分是客观题。但这里使用的“答题卡”，并不是机读卡，而是教师“人读”——点一支熏香，在正确的选项上烫出洞，覆在学生的答题卡上，能重合露出黑色铅笔涂痕的便是对的。

阿勒泰的冬天来得很快。

考试进行一半，窗外的雪花便大片大片地飘下来。我在草稿纸上写，“窗外下起了白色的饼干。”

每年有6个月的雪期是这里值得炫耀的资本。

随便一场雪，就能没过膝盖。连着几天飘雪，雪都能堆成腰那么高。听老支教人说，冬天，你觉得整个城市都矮一截似的，建筑物、指示牌什么的，都只高出地面一点点。

7

在玩雪这件事上，我的学生们把阿勒泰以外的人都称为“南方人”。

南方人打雪仗是团个雪球，扔过去。阿勒泰最传统打雪仗的方式是，一个人过去，咔一下撂倒一个人，然后出现一堆人，搓搓手，立刻铲雪，把这个人埋掉。大雪到来前，学生冲我坏笑一下，“所以说，雪后不要落单。”

我就被“埋”过几次。下课铃一响，便有学生跑到上讲台，“哎，老师，我帮您拿书，给您拿电脑”“手机、钥匙也先放我这呗”这真是一个“不良”信号。

后来，年轻老师们得到的经验便是，在大雪堆积的日子里，布置两分钟自习，提前“逃”回办公室。

他们也会在回办公室的路上设下“埋伏”，将办公室门口的地拖上很多遍，老师们踩着冰碴极易滑倒。

等操场上的雪足够厚了，“雪地杯”足球赛也要开幕了。

山上是一派林海雪原、皑皑雪山的景观。滑雪行家说，这里的雪质是全国最好的，足以媲美日本的北海道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

阿勒泰有着古老的滑雪传统。在图瓦人居住的地方，夏季游牧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3个月。冬季里，零下三十几摄氏度，积雪达1米深。牲畜寸步难行，滑雪成了他们在山谷中疾走、迁徙、运输、狩猎的重要方式之一。

对于这里的学生来说，滑雪就像走路吃饭一样，不属于特殊技能。我有学生曾在13岁时获得全国滑雪比赛第二名。她的身体素质看上去并不出众，平时话少又低调。提起获奖，她无比淡定地回答“嗯，是有这么回事，上初中的时候了”，兴奋程度似乎还比不上考个班级第一名。

8

阿勒泰的冬天漫长，天上时不时飘下“锅盖”大的雪片，日落的时间从晚上10点挪到了约7点。

我们出门前都会精心装扮一番，头上戴着帽子耳包，脚上有三层袜子和厚厚的雪地靴，我俨然把自己裹成了一只“会讲英语的狗熊”。

团里的人相继病倒。

我的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二十几岁的姑娘，整张脸没有一平方厘米的好皮肤。因为水土不服，脸上除了痘痘，就是痘疤，还有的正在酝酿生长，马上破皮而出。严重的时候，几乎一个星期没有照镜子。涂抹药膏时，都是对着手机屏幕。还有学生给我找秘方，送酸奶抹脸。

“马老师，你的脸？”问得人多了，我反问：“我脸怎么啦，脸上长胡子了吗？”

脸还是要的，我不会放弃治疗。

“哈萨克医医院”的汉字和哈语写在一块铁牌上，白底红字。医院的建筑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墙体是浅蓝色，屋檐用红色勾边。

我是支教团里唯一一个去哈萨克医医院看病的人。在医院就诊时遇见隔壁班学生米克的妈妈，她是这里的医生。知道学校不方便熬草药时，她便贴心地表示，明天一早米克上学时会带到学校。

我躺平了，床边的机器开始喷蒸气，整张脸被“浇灌”透了，蒸气停止，医生开始下针。把痘痘挤出来。

前前后后，我的脸上至少留下了上百个针眼。

翻身下床，自己去走廊尽头的水房洗净残留的药物。楼道里的待诊病人或坐或站，对我行“注目礼”。直到我在墙上的镜子里，看见被蒸汽喷湿又压变形了头发，那张红肿，充满针孔的脸丑到极致。

冬天的阿勒泰白昼也变短了，天色暗了下来。我站在公交站牌下，戴着护士好心塞给我的蓝色口罩，心情很复杂。

电商300亿元的成交额，恒大夺冠带来的新讨论……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与我有何干系呢？我只关心我的脸，我只想健康地回去。

有次上楼，听见身后有两个女同学小声说，“呀，那个支教老师的脸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哦。”我不敢回头，我的脸确实很烂了，还不许别人说吗？可就在这时，突然听见我们班长的吼声，“说啥呢，我们老师的脸怎么了？”

再回头，他的拳头已经举起来了。他嘴里嘟囔着，“一边去，看你们是女生就不揍你们了，以后把嘴刷干净再出门。”

我们班班长快1米9了，我经常仰着“月球”脸骂他，他也一副没睡醒或无所谓的样子，从来没有私下和我开过玩笑，关系也很冷淡。

可就在那一瞬，我突然感动得想哭。

新年快到了，学生们放寒假时，我们有一个月的返乡探亲假。

我的学生达吾列跑来办公室交作业时，给我科普阿勒泰的鱼，“细鳞蛙、哲罗鲑、白斑狗鱼、河鲈、鲤鱼、高体雅罗、贝尔加雅罗、江鳕……”他的重点是：“要是你们寒假的时候不走就好了，可以来我们福海县看看‘冬捕节’。”

团里的人对回家似乎也没那么渴望。直到回家前一天，袁老师还有高二年级的5节数学课要上。他站在讲台上，没完没了地讲着椭圆和双曲线。

因为时间冲突，他上了13班的第四节课，就没法上14班的了。他给学生们道歉，课程实在倒不开，没有机会给他们上本学期的最后一节。

“第四节课，我一推门进教室，就傻眼了，另一个班的搬着凳子挤在过道里、讲台旁，原本容纳60个学生的教室，坐了120个学生。”袁老师说，“我觉得值了，真的值了。”

另一个深刻在他脑海里的场景是元旦演出，体育馆里黑压压坐满了人，袁老师带的100多个学生站到板凳上，扯着嗓子在下面一直喊“袁埜我爱你”，他差点掉眼泪，“那种感觉这辈子不会有第二次了。”

9

阿勒泰纬度高，10月飘雪，转年4月底才能春暖花开。

阿勒泰的春风“如母亲的手”，再过一个月开车进山，你会惊奇的发现，山上的景观以阳光照射的地方分界，一面鲜花遍野，一面白雪皑皑。

山上攒足了6个月的冻雪化冰成河，携着泥来势汹汹，清澈的河水变得像黄河一样浑浊。阿勒泰的自来水为冰雪融水，春天的水会带有泥沙。白衬衫被我悄悄收进了衣橱。

经历了一次文理分班后，我和一些学生成了彼此的“前任”，而我离开的时间也进入了倒计时。

没课的时候，“前任”们频繁地从教学楼的一端跑到办公室所在的另一端，从一楼再爬上三楼，凑在我的办公桌边。

可我每个课间都忙着给“现任”讲解阅读，只能一脸歉意地朝她们笑笑。她们不走，也不说话，就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

6月19日，我在12班上了最后一次课。没有正式的告别仪式，却第一次泪洒讲台，这个我站了一年的地方。我承诺他们，两年后，我研究生毕业，他们参加高考前，我会回来给他们助威、打气。

我听见第一排的学生小声说，机票钱多少？到时候我们凑钱，你要回来看看。

然而我没能兑现这个承诺。他们高考的日期与我研究生毕业答辩日期相撞，那成了我过去生命里撒的弥天大谎，也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松哥说，“来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人生本来就没有最好的选择。”

离开时，学生们送了我一个10分钟的视频光盘。全班学生在操场上大声喊着“Mary，Mary我们爱你，你永远是12班的大美女”。

我的抽屉里塞满了她们留给我的东西，照片、信纸、巧克力、新疆风情的小帽子……桌子上有一小袋奶疙瘩，一张小纸条上，有学生歪歪扭扭的字迹：老师，你知道吗，每个哈萨克人都是啃着奶疙瘩长大的。牧民家的孩子远游前，母亲都会在行囊里塞一包亲手做的奶疙瘩，那是母亲的手艺，那是故乡的味道。

7月2日，我背着这些奶疙瘩上了飞机。自此，我再没去过阿勒泰。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02月20日 05 版） 作者 | 马宇平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马宇平摄，综合共青团中央（ID：gqtzy2014）

本期编辑：胡程远、赵雅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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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联9年的高考状元：我为什么不回家？不想背负这份责任

“杨仁荣，男，1986年出生于江西抚州市宜黄县棠阴镇。宜黄县理科高考状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设计专业，肄业。截至2018年8月，杨仁荣与家人失联9年。”

这是百度百科词条“杨仁荣”中的一段话。这个词条最早创建于2009年，终于在今年更新了内容。

今年8月，杨母被诊断出癌症，她向媒体求助，希望走之前能再看儿子一眼。9月，看到报道的杨仁荣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这场时隔9年的通话异常混乱，电话两头都是边哭边说，断断续续。

对于这对父母来说，眼泪并不罕见。9年来，母亲吴细女有几次哭晕过去。很少有人见过杨仁荣流泪。父亲杨崇生记得，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不想去学校，哭着跑回了家。他打了儿子一巴掌。

从那以后，杨仁荣在学习上再也没让父母失望过。2003年，他成了县里的高考理科状元。谢师宴摆了十几桌，鞭炮的红纸炸得满地都是。

在亲戚们眼里，杨仁荣内向、斯文、爱看书。家里有面墙贴满了他的奖状，最后贴不下了，只能另找一面墙。他是家族里成绩最好的孩子，总是被当作同龄人的学习对象。

那时候，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无可争议的好孩子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9年前。杨崇生收到一条儿子发来的短信，大意是他在北京很好，勿念。此后便杳无音讯。

失联似乎早有迹象了。上大学后，杨仁荣几乎不主动给家里打电话，每次都是父母打过去。毕业后，父母去过他在北京的住所，他谎称自己在银行工作。后来，父母连谎言也听不到了。

为了打听儿子的消息，杨崇生这几年往北京跑了5趟，找了四五家派出所。杨崇生第一次去北京，是送儿子上大学。火车要坐一整夜，他一点也不觉得辛苦。把儿子送到学校，他就匆匆走了，老家工地上还有活要干。

几年间，这对夫妇从担心、气愤，渐渐变得麻木。2013年，他们再次去北京，儿子依旧没有消息。他们第一次去逛了、动物园、国家博物馆。“没办法，只能这样。”

日子总得继续。只要不下雨，杨崇生就要去工地上干活，有时是拆房子，有时是盖房子。有时，他还会去儿子从前的学校，帮忙建新的教学楼，铺操场。每年农历三月，吴细女都要给新收的青笋分级、除蒂、清洗，站着忙到凌晨。杨崇生以前跟儿子说，“不读书就不会有出息，只能种田、打工，像我们一样。”

后来，杨仁荣的妹妹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孩子打打闹闹的。

只是“儿子没回来，一切都是假的”。按照风俗，家里的男孩要住位于正东的房间，杨崇生夫妇一直给儿子留着，窗帘也是母亲特意挑的，要更贵一些。他大学时送给母亲的帽子、围巾，被完好地保存着，吴细女舍不得戴。杨仁荣从小不爱拍照，没留下什么照片。有一张是跟一群人的合照，他站在中间，手里捧着一张红色的纸，似乎是某种奖励。母亲特意把他放大，单独冲洗成一张照片。

今年加工春笋的时候，吴细女觉得腰有些痛，她没在意，最终被诊断出患了子宫平滑肌肉瘤，这是一种顽固的癌症。她对媒体说，自己不想治了，因为儿子还没找到。

看到报道，杨仁荣终于回家了。

没人知道他这些年为什么不回家。以下是杨仁荣的自述——

书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从小就觉得学习是件很容易的事。到了高中，考试基本上就是第一第二。所以高考考了全县理科状元，我一点都不意外。

高考是人生第一道坎儿，我很轻松地跨过去了。小时候我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但不会想为什么学习。只是周围人都在告诉我“要好好学习”，而我恰好擅长这一点。学习好的人似乎掌握某种特权，是所有人的榜样。

我爸兄弟6个，叔伯的孩子们大多没上过高中。因为学习好，小时候的我在同龄人中会有种很强烈的自豪感，现在看来其实是一种虚荣心。我记得高中有个校花，跟一个学习很差的人在一起了。每次看到他们在一起聊天，我就会有点不舒服。

我们村有个杨氏祠堂，以前有个普通学校的硕士把毕业证放在里面，供后人瞻仰。如果我拿到北航毕业证，也可以放进去。我妈很看重那个。

直到现在我也没拿到那张毕业证。毕业前有门物理实验没去考，最后是肄业。北航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学籍，什么时候那门考试通过了，才会给我毕业证。

我不喜欢我学的飞行设计专业，我喜欢理论物理这种比较虚一点的东西。大学四年，我几乎没去听过专业课，作业也不写。一般考前一个月突击复习一下，平均在三四天内看完一本挺厚的教材，大多数都能及格。当时想通过考试纯粹是为了面子，到后来觉得面子也不重要了，干脆不考了。

大学里，书是我最好的朋友。那时候我一天能看好几本，找到一本好书会欣喜若狂。生活中的社交需求就被淡化了。我在大学没什么关系好的同学，跟那些好书一比，身边的人都显得很平庸、肤浅。

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农村身份带来的自卑感。我根本不在意物质上的攀比，因为大脑不在那个频道。

我妈很希望我去通过最后那门考试，拿到毕业证。我觉得很不理解。如果我妈不提，我脑子里从来都不会主动想起这件事。能不能毕业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觉得即使拿到一个硕士、博士学位，又有什么用呢？

不能触碰的心理禁区

我刚上大一就知道自己毕业以后能干什么，每天在工厂跟图纸打交道嘛。我就特别烦。你想象一下，一架空客A380牵涉的零件可能有几十万个，设计人员大概几千个，一个人负责几十个零件的设计、制造、改进。这种工作就像一个庞大体系中的螺丝钉，你就被钉在那个地方了。

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本事，很有想法，创业的话一年可以挣上百万元。但创业之前需要资金积累。我记得接到的第一份面试来自一家很大的广告公司，面试官让我在半小时内为一个产品写一份推销文案，我之前从没接触过，就随便写了一通。后来负责招聘的人直接跟我说：你可以走了。

还有一次面试我特别郁闷。一开始，对方听说我是北航的，觉得还可以，面试时问了一些很专业的机械方面的问题，当时我都蒙了。我旁边一起面试的人学校很一般，都答上了。考官就看着我不说话。说实话，很多面试我确实没有用心准备。

后来一家卖军工产品的企业录用我做办公室文员，我做了不到一周就辞职了。就是不想干了，待不下去，不喜欢，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做的是自己弄点小生意。说起来你都不相信，我曾经在网上搜索关键词“创业”，看到一个机会——帮人拆墙。我就花1000元买了一台钻机，请一个懂这门技术的人吃了顿饭，让他教我如何操作，然后专门去要拆墙的地方发小广告，主要在西三旗。接到生意，一天赚四五百元是很轻松的。但是客户不稳定，还要整天背着20多斤重的钻机跑到很远的地方，很累。我做了半个月就不做了。毕业后我差不多换了十几份工作，没有一份超过半年。

我做得最好的一个项目是毕业两三年后，跟两个人合伙做短信群发业务。一星期内，我们每人赚了两万元。不过很快，同行里赚的最多的那个被抓了，我们就没敢再继续做。

在北京那么大的城市想混出头挺难的。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执行力也不够强。

我在一家西餐厅做过服务生，负责点菜、擦桌子、翻台。工资不高，升为小主管后涨到四千五百元。如果不是为创业积攒资金，谁会跑去做一个服务生呢？

餐厅老板是个日本人，对细节要求非常严格，比如餐具距离桌子边缘几厘米，上菜时要说哪句话、用什么语气。服装也要求统一，我还记得有个迎宾小姐，总是穿着红色的连衣裙，客人离店时要面带微笑地目送，鞠躬也有固定角度。有种被奴役的感觉。我现在想起那段时间都有点害怕。

我偶尔会想，自己读过这么多书，为什么在这里擦桌子？

我想成功。毕业后，社会评判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从学习变成了物质，说一些虚的根本没用。我觉得压力很大，来自父母、亲戚和社会，这是我不想承受的。

一开始，不跟家里联系只是出于偶然。我的手机丢了，所有联系方式都找不到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不想背负这份责任。我开始抗拒跟家人联系，时间久了，成了一种习惯。再到后来，我已经不敢面对家人了。

那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禁区，一种绝症，碰一下就疼。疼的次数多了，就不碰它了。尽管在外面那种孤独的状态让我很不舒服，压力也大，但就是不会去碰。潜意识里就避免去想这件事。只有偶尔做梦的时候才会梦到家里。同事问起父母，我每次都编个谎就过去了。有时过年也有回家的冲动，但始终跨不出那一步。

我妈常说感谢媒体，我嘴上不说，但其实心里也有一点。因为说实在的，要我自己去战胜这种心魔是很难的。那已经像烟瘾一样，很难戒了。我以前跟别人说，就算我妈没有生病，我赚到钱后肯定也会回家。但我其实明白，我也可能再也不会回家了。因为自己心里那道坎儿是很难跨过去的。

你很少见到我这种怪胎吧？

父子俩

我觉得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最终的理想是当一个物理学家。

大学时我自学量子力学，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现在基本忘光了，但我还记得思考问题时那种兴奋的感觉，那些东西跟现实中的挣钱是不一样的。

大三下学期，老师让我们思考雨滴从形成到落下的整个流体力学过程。我在北航荷花池边，从下午两点一直想到晚上10点，没有纸笔，纯粹用大脑思考。我从雨滴想到海洋，再到宇宙，等清醒过来，天已经全黑了。这8个小时里我对外界一点感知都没有，旁边有什么人、在说什么、天什么时候黑的，我完全没有印象。真的太爽了，那是一种特别极致的体验。

后来我回老家，不知怎么跟一个堂哥聊起这件事，他根本听不懂。最后没聊下去。跟家里的亲戚聊物理，他们会说：不如去KTV嗨一下。

我回家这段时间，要么去亲戚家喝酒，要么被拉去KTV。我那些堂哥基本上天天去。我去了两次，实在受不了，第二次都没进去，到门口就走了。我差不多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张信哲的《白月光》，一首是那英的《默》。

我妈老催我跟他们一起去，让我外向一点，甚至不让我看书。我都哭笑不得。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探讨外星人是否存在。我看过之后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想去寻找外星人。当时想一辈子就研究这一个问题。

这个想法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觉得自己那股冲动挺傻的。我从来没跟别人聊过这个想法，除了有次跟同事喝完酒说过一回。如果一件事看不到任何实际意义和社会效益，还要用一辈子去坚持，普通人不会那样做的。在现实主义者面前，理想主义者通常是幼稚的。我现在说话尽量不想让别人觉得幼稚。

我还喜欢看哲学类的书，康德、黑格尔、尼采、王阳明，我都研究过。看那些书挺费脑子，但挺有意思。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物理学的书。

我把书分成四个等级，一等是人类智慧的精华，比如哲学、物理。二等是一等的衍生，比如教材。三等四等就是一些成功学什么的。我大学的时候只看前两等，一进图书馆就像老鼠进了米缸，有时会忘了吃饭。

我前几年还想写一本科幻小说，大致内容是如果人类没有离开地球的技术，在资源耗尽的情况下，是以什么方式被困死在地球上的。连续几个月，我每天下班后在电脑面前坐到半夜，写了五六万字，没写下去。我写小说不关注情感，人物和情节都只是符号。我比较欣赏技术，觉得技术决定一切。

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感让我觉得现实生活挺无趣、庸俗的。有时我吃饭时会突然想，为什么自己在做这么无聊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特别爱吃的东西，吃外卖都是随便点，哪个排在第一就点哪个。

有本书我看了十几遍，《瓦尔登湖》。我很欣赏书里写的那种生活状态。我常想，老了以后可以回老家盖一栋古典风格的房子，架个高倍数望远镜，晚上能看星星。我从小就喜欢看星星，因为很有奇幻感。我的微信头像和壁纸都是星空宇宙。我们看到的光是那些星星几亿光年之外发出的，光想这些问题就觉得很有意思。

那就是我想象中最完美的生活。所以你要我经常陪人喝酒、打麻将，那真是跟我的大脑相违背。

杨仁荣的奖状

我想要英雄豪杰式的成功

《瓦尔登湖》里把成功分成几类，有英雄豪杰式的，也有乞讨式的。我想要英雄豪杰式的成功。

上大学时，我偶尔也出去玩，没有朋友，就一个人去。我记得爬香山有三条路，一条是直上直下的，另一条要绕道，还有就是坐缆车。我都是走那条直上直下的，最陡，也最有意思。我比较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

我大二的时候听过一次演讲，演讲者是北航的毕业生，后来去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博士后研究。他说，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就不是成为亿万富翁，而是只用大脑和数学工具就把整个宇宙规律推演出来，那简直相当于半个上帝。我听了之后很震撼。

有的人能够影响一个时代，有的能够影响整个人类。我有时幻想自己穿越到过去会做什么，反正肯定不会做一个好学生。

假如回到过去，我想让自己变得有力量。如果我有能力，我也想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

这次回家之后，我就想，这些年我经历的事一概不说，无论谁问我。因为这些就是伤疤嘛，把伤疤给人看属于弱者的行为，我不想这么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想尽量把非最优的可能性排除掉。比如进工厂，做一些重复性劳动。

农村的孩子都要帮忙干农活，在我记忆里，每个暑假几乎都要花一半时间剥莲子。当时种莲子的经济价值最大，受天气影响小，家家户户都种。我就每天坐在那三四个小时，把莲子一颗颗剥进碗里。莲子的成熟期是一茬一茬的，我感觉总也剥不完，很痛苦。

毕业后，财富问题确实非常困扰我。我有时想，如果自己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现在应该已经成为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了。这一点我是很有自信的。但我现在首先需要保证生存，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理想只能暂时抛在一边。

说实话我现在有时有点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按部就班，去大公司，大国企，在里面待个10年，怎么也混到中层了。那里福利好。

我在北京的酒店工作过。同事们每两周拼一次（酒）。有时从凌晨1点拼到6点。我还挺喜欢参加的，因为聚餐的酒都比较贵，平时喝不到。

工体的夜店我去过四五次，一般喝啤酒，喜欢科罗娜配柠檬。我是个很内向、尴尬的人，清醒时从不跟着节奏挥手。有时候聚会不想说话，就一句也不说，不管聊什么都不说。挺任性的。

楼下的小饭馆我一个月大概去两三回，不点吃的，只喝酒。那种感觉就像古代的诗人，众人皆醒我独醉。我喝酒唯一期望的就是那种放松的感觉。

有一次我特别伤心。那段时间交往了一个很中意的女孩，她当过模特，走路有一种高贵的感觉。是她追的我，后来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我当时没有正式工作，交往了三个月，她父母知道后不同意。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她特别好的生活，何必呢，就放弃了。

分手那天挺痛苦的，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摆了四瓶啤酒一直往下灌。后来是同事把我背回家的。

我现在感觉接触过的女生基本都没超出我的想象，没什么惊喜。之前我交往过一个同事，长得很漂亮，我喜欢聊政治、军事，她学的师范，喜欢聊小孩。聊不到一起去。她还有一点目中无人，我属于那种自尊心强、比较敏感的人，就分手了。现在想想，我只是一时被外表迷惑。

2017年我离开了北京，有点腻了，不喜欢了。在北京那几年，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成功，觉得自己像一片浮萍。我总想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成绩，想走捷径，但现实往往会给我当头一棒。到了过年，有时一个人醉醺醺的，有时去三里屯之类热闹的地方，在那种地方人的空虚感会没那么强。

人毕竟是感情动物，你觉得你的心跟磐石一样，其实不是的。但有时候也觉得，人要做成一件事情，是要舍弃感情的。我记得《三体》里有句话特别有意思：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杨仁荣的家乡

承认自己不是天才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回家之后，我把同事全拉黑了，立誓浪子回头。之前我在西安一家酒店工作，负责跟客户联系，月薪7000多元，包吃住。看到我妈生病的消息后，我突然觉得之前自己坚持的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当天就跟领导说，我妈重病，必须要走。很多衣服我都不要了，有台电脑也扔在公司。

我妈当时在上海看病，我过去就办了个新手机号，原来的号在另一个手机上，全天静音。一开始，有同事打电话问我一些客户的情况，我还会接。后来懒得回答，就干脆不接了。有时候我确实挺冲动的。

回到村里，我发现人人都知道我。我跟我妈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妈：这就是你那个儿子吗？但他们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也不说话，站在一边听我妈跟他们客套，就像小时候一样。我根本不关心他们怎么看。

但现在我会在意父母的想法。我回家后，我爸觉得家里的一切事情就是我的了：我妈的病，挣钱养家，娶妻生子。我回家第一天，家里人就要给我说媒。但我不想在老家找，觉得可能没办法沟通。村里有的人离婚了，有的孩子从小到大没接过母亲一个电话。有的夫妻整天吵架。我对那样过一辈子真的有点恐惧。

有时候跟同事聊到这个话题，我就只能回避。很多比我小的人都结婚了，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可能再过几年，我也会把这件事纯粹当作一个责任去完成吧。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妥协，我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坚持的人。

回家之后，我妈拉着我去体检，让我少吃牛肉、羊肉，少喝酒。我现在已经开始养生了。

我健康状况一直不错，只是2015年突然有一段时间头疼，睡不着觉，持续了3个多月。每天晚上大概就能睡一个小时，生活不规律。有时我会在凌晨四五点叫一份外卖。反正肯定不是得了抑郁症。因为我太怕死了。

真正对生命有热忱的人，都是怕死的。因为生命如此独一无二，如此神奇，是一切不可想象的集合。生命中的任何体验都是值得留恋的，包括悲伤和痛苦。

我学飞行设计，但我从没坐过飞机，怕坠机。我也怕出车祸，火车和汽车总还有点脚踏实地的感觉。

我未来想开一个冷冻公司，提供冷冻遗体的服务。因为你没办法想象百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有可能会出现复活技术。就算没来得及做，我在快死的时候也要跑到南极找个地方躲起来。

现在我需要去挣钱，让父母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堂弟开了家销售公司，我准备先在他那里试试看。他15岁就出去打工了，原来在温州一家鞋厂，后来去深圳做销售。这几年靠帮客户开发小程序赚了不少钱，买了房子，车是宝马。现在做短视频网红营销方案。

在我印象里，堂弟一直是个老实的小孩，我经常带他去河里抓鱼。但这次回来，我发现他已经是个精明的商人了，而且胆子大，执行力强。跟他待了几天，我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法成功了。

我现在已经有点世故了，不像以前那么有理想。我最近看的书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在以前是被我划为第四等级的，不屑一顾。

以前，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我有点漠视。现在觉得说话尽量照顾别人一点，出来久了，就知道跟人聊天氛围要尽量好一点，为人处世总要学得圆滑一点。

我这次回家体会到的很多感情是以前没有体会过的。有些地方我会很麻木，有些地方又很敏感。我有时候会因为一句话觉得不舒服。但我爸妈从来不会跟我说一句重话，即使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承认自己不是天才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大四的时候自学量子色动力学，怎么也看不懂，一个很小的问题就能把我困住。那时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天才。无论我怎么努力，也只能成为一个二流的物理学家。那段时间很失望，都快放弃人生了。

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很纯粹的生意人。环境是会塑造一个人的。

我不觉得读书没用，整个社会就是由读书人撑起来的。初中生再怎么牛，也不可能建立起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我的执行力差，想的太多，总是会考虑风险。但是现在，我绝对、绝对不能再拖了。我觉得自己20年挣个几千万元应该没什么问题，实现财务自由后我就去过理想的生活。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只是还没有成功。我现在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要专注，把每天当最后一天过，社会会给我回报的。现实是不会永远摧残一个人的，只要你是一个向上的人，它总会给你机会。

儿子回家后，吴细女开始积极治病。她想尽量延长自己的生命，多陪儿子几年，看着他结婚生子。杨仁荣的学习成绩曾经让她骄傲，但现在，她反而觉得儿子读书太多，“不然早抱上孙子了”。

杨仁荣的初中班主任至今对他印象深刻，说他是“好学生中的典型”，沉稳、腼腆，很少有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永远坐在2~4排靠近中间的位置——那是好学生享受的待遇。杨仁荣的父母常找班主任询问儿子的学习情况，一周大概有两三次，有时会带上一点新收的板栗当作礼物。

杨崇生不让儿子去自己干活的工地，怕他看了会不舒服。儿子有时会在家做好饭，等父亲干完活回来一起吃，像很多年前一样。

家乡的变化让杨仁荣感到陌生，他时常会迷失在不大的村子里。楼房大多是新盖的，外面贴着瓷砖。在老家，他总是像个客人，衣着整洁，举止克制。去下过雨的地里摘辣椒，他也穿着皮鞋。

10月中旬，杨仁荣再次离开家，去了重庆。他说在家里待不住，“我还是喜欢外面，我本来很早就想走，但因为我妈的事一直拖着。”堂弟在重庆那边开了一家公司，他觉得，“社会是最好的大学，比北大清华还厉害”。杨仁荣准备先去试试。

走之前，他拍了很多家乡的照片，存在手机里。

出发那天，他关门前，又看了家里一眼，说：“再回来就得等到过年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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