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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津：作为鉴定依据的古书牌记

下面的文章来自《天禄论丛》2013年第3卷。沈津先生谈了古书中的牌记，不同形状、不同位置、字数多寡、何等内容等等。

牌记是古书鉴定的重要依据，但也有依据牌记鉴定错误的情形，更需仔细鉴别分辨。

在现存的中国古籍图书中，尤其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宋元明清刻本中，有些还存有牌记。何谓牌记？牌记原指题有文字的板状标志，如布告牌、招牌、门牌等。古时官府用作凭证的小木板或金属板也称牌记。所以牌记有做标志或告示的性质。后来书肆借用其意，在所刻的书之首尾或序页后、目录页后，另刻一墨图记或有形状的牌子。

牌子有钟形、葫芦形、荷盖莲座形、碑形、长方形、亚字形、圆形等，并在各种形状的牌子中刻上何年何月某堂某阁某轩某楼所刻或其他字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牌记。牌记，宋代刻书即有，元明时，书坊、私家刻书多有效仿，清代的则不多。牌记中之文字，有详有略，多之数行，少则一行。

如果说牌记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可以作为版本专家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以及为文献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史上提供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因为牌记多刻有出版者及刻书的时间，有些牌记还刻有本书的特点以及对出版者艰辛校刻的说明。所以，要了解某书版本项的刻书地点及刻书时间等，牌记所刻的文字是重要参考之一。

先师潘景郑先生序《宋元书刻牌记图录》云：“南宋蹙居临安，设冑监以续雕椠之业，遍及私家坊肆，传刻益繁，间亦附识岁月，镌及牌记，藉睹一书之传绪，可当发轫之权舆焉。元代继宋之业，刻书演变不多，而牌记相应无异。明自万历以前，因仍宋元旧规，晚季渐有演变，衍成扉页专题书名、年月、出处，面目全非。至清代则几于每书扉页，各有署记，无所谓牌记矣。”牌记之产生、发展及消歇，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牌记，还有各种不同的情况，细说起来，很有点意思。

现存古书最早的牌记，似见于著名的《开宝藏》中。

以《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六百卷为例，此经为北宋开宝五年（972）刻元符三年（1100）印《开宝藏》本，其卷二百零六有牌记云：“盖闻施经妙善，获三乘之惠因，赞诵真诠，超王趣之业果然。愿普穷法界，广及无边水陆群生，同登觉岸。时皇宋元符三年岁次庚辰八月日，庆赞记。库头僧鉴智、供养主僧鉴招、印经当讲僧法宪、都化缘报愿住持僧鉴峦。”

又如《佛说阿惟越致遮经》三卷（存卷上），北宋开宝六年（973）刻大观二年（1108）印《开宝藏》本。卷末牌记刻：“熙宁辛亥岁仲秋初十日，中书劄子奉圣旨，赐大藏经板于显圣寺圣寿禅院印造。提辖管勾印经院事演梵大师慧敏等盖闻施经……觉岸。时皇宋大观二年岁次戊子十月日毕，庄主僧福滋、管居养院僧福海、库头僧福深、供养主僧福住、都化缘报愿住持沙门鉴峦。”牌记中可见《开宝藏》乃奉圣旨赐大藏经板于显圣寺圣寿禅院印造，包括分工合作，参与印书的僧人姓名。

历代所刻版本中，辽代刻本最为难得，盖因辽代文化既不繁盛，国祚亦复短暂。而辽刻牌记，也受到宋代刻书的影响，如辽太平五年（1025）刻本《妙法莲华经》八卷（存卷四）：“经板主前家令判官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冯绍文已分之财，特命良工书写，雕成《妙法莲华经》壹部，印造流通。伏愿承此功德，迴施法界，有情同霑利乐。时太平五年岁次乙丑八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记。”这是佛弟子私家出赀刊刻的。

又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辽清宁五年（1059）刻大藏经小字本。卷十刻“左街仙露寺秘持大师赐紫比丘尼灵志雕造小字《金光明经》板一部，所集胜利先愿上资□宗皇帝太皇太后兴宗皇帝仙驾御灵，速生乐国，更愿皇太后皇后□□圣寿、皇太叔与妃诸王公主永纳殊祯，法界有情，同霑□□。清宁五年岁次己亥六月甲子二十三日丙子雕毕流通”。此则为寺院所刻。

牌记中文字有多寡之分，文字最少且内容最为简单的，如《潜室陈先生木钟集》十一卷，元建安吴氏友于堂刻本，有一香炉牌记，刻“建安吴氏”，另一方记“友于堂刊”。《纂图分门类题五臣注扬子法言》十卷，宋刘通判宅仰高堂刻本，牌记刻“麻沙刘通判宅刻梓于仰高堂”。再如《直音傍训尚书句解》十三卷，元泰定敏德书堂刻本，牌记上仅有“敏德书堂刊行”六字。

牌记上的文字越长，越能说明本书的特点或刊刻经过，是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印刷术上的重要材料。

我所见过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元定宗四年（1249）张存惠晦明轩刻本），大约是牌记中文字最多的一种，牌记上刻双龙戏珠，有篆文“重修本草之记”，下为龟形底座。有云：“此书世行久矣，诸家因革不同，今取证类本尤善者为窠模，增以寇氏衍义，别本中方论多者，悉为补入。又有本经别录先附分条之类，其数旧多差互，今亦考正。凡药有异名者，取其俗称，注之目录各条下，俾读者易识。如蚤休云紫何车、假苏云荊芥之类是也。图像失真者，据所尝见，皆更写之。如竹分淡、苦、堇三种，食盐著古今二法之类是也。字画谬误，殊关利害，如升斗、疽疸、上下、千十、未末之类，无虑千数。或证以别本，质以诸书，悉为釐正，疑者缺之，敬俟来哲，仍广其脊行，以便缀缉，庶历久不坏。其间致力极意，诸所营制，难以具载，不敢一毫苟简，与旧本颇异，故目之曰重修。天下贤士夫，以旧鉴新，自知矣。泰和甲子下己酉冬日南至晦明轩谨记。”此牌记告诉读者及顾客的是，本书内容可靠，质量保证。

张存惠晦明轩刻的另一部书《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元宪宗三年至五年（1253——1255）张宅晦明轩刻本］一百二十卷，在冯时行序后的牌记云：“《通鉴》一书，学者常病卷帙浩繁，未易遍窥，往往采摭切要，以便披阅，然或好尚不同，去取各异。惟此本寔东莱先生亲节，详而不繁，严而有要，标目音注，各有条理。然其间闻人异事，嘉言善行，间有遗脱者，证以监本，悉为补入。又每卷末，各附温公考异，随事增以诸儒精议，及诸纲目，其举要历，则见历代之年数；其君臣事要，则为事类之领会。又如纪传要括，秘承外纪，问疑释例，世系地理图之类，皆其精要，比之诸本，加数倍矣。纤悉备具，靡有缺遗，不欲私藏，爰攻梓以与天下贤士夫共之。泰和甲子下癸丑岁孟冬朔日，平阳张宅晦明轩谨识。”

牌记一般都不大，如庞然大物占据一页之地者不多见。如《尔雅》三卷，元大德三年（1299）平水曹氏进德斋刻本，牌记有一页大，刻“一物不知，儒者所耻，闻患乎寡而不患乎多也。《尔雅》之书，汉初尝立博士矣，其所载精粗钜细毕备，是以博物君子有取焉。今得郭学纯集注善本，精加订正，殆无毫发讹舛，用锓诸梓，与四方学者共之。大德己亥，平水曹氏进德斋谨志。”

再如《坡仙集》十六卷，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金陵陈大来继志斋刻本，牌记占一整张，刻“万历庚子岁录梓于继志斋中”大字。

对于牌记所刻的位置，也有一些较特殊的例子，《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宋开宝八年（975）刻本，图前文字应是牌记性质：“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纪。”

有的牌记在序的第一页“序”字之下，如《尔雅》三卷，元雪牕书院刻本，牌记内刻“雪牕书院校正新刊”。

有的牌记在目录页前，如《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十二卷，元后至元五年（1339）胡氏古林书堂刻本，牌记内刻“是书乃医家至切至要之文，惜乎旧本讹舛漏落，有误学者。本堂今求到元丰孙校正家藏善本，重加订正，分为一十二卷，以便检阅。卫生君子，幸垂藻鉴”。

有的在目录页正式目录之前第二行，如《琼琯白玉蟾上清集》八卷，元建安余氏静庵刻本，刻“建安余氏刊于静庵”。

有的甚至在卷一第一页右下空白处刻有牌记，如《古文会选》十卷，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王氏家塾刻本，就刻有“至正甲辰王氏家塾刊行”。以上这种情况，都是很少得见的。

牌记上的字体，多数为楷书，但也有作隶书或篆书的，但作草书者最少，如《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元刻本。

牌记中有直书一行、双行或更多至五行，也有多至十行者不等。如一行者，《周易程朱传义》二十四卷，明嘉靖福建建宁府知府曲梁杨一鹗刻本，卷二十四末有“福建建宁府知府曲梁杨一鹗重刊”一行。

又书院刻本的牌记也有一行者，简单明了，如《豫章罗先生文集》十七卷，元至正二十五至二十七年（1365——1367）豫章书院刻本，有“至正乙巳秋沙阳豫章书院刊”。

牌记大小不一，形式亦各式各样，有的牌记的四边都有花纹图案，有的则是椭圆形、长方形、钟鼎形、亚形、琴形、荷盖莲座形、象（大象）形，甚至还有童子形的。

有的牌记似一张琴状。如《魁本大字详音句读孟子》二卷，元广阳罗氏刻本，牌记内刻“广阳罗氏鼎新刊行”。又如前面提到的《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目录后有一琴状牌记，刻“平阳张宅印”，又有一钟形牌记，“晦明轩记”。

钟形牌记者，如《类编阴阳备用差穀奇书》□卷，元后至元三年（1337）刻本，牌记内刻“至元三年丁丑仲秋校正足本鼎新刊行”。

荷盖莲座牌记者，津所见颇多。此种形状的牌记，最早的在北宋，我早年见过的北宋刻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卷末有荷盖莲座牌记，但内里无字。元代杭州路余杭大普宁寺刻的《普宁藏》中，有《不空羂索心咒王经》卷上末也有荷盖莲座的牌记，内里刻的居然是西夏文字，而后来的元明刻本中似乎也没有文字。

我所见到明代最早的有明成化刻本《白衣观音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卷，荷盖莲座牌记内刻“奉佛锦衣卫信官韩安同室卫氏妙福等，于成化五年闰二月内，发心喜舍资财，印造《白衣观音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千卷，祈求子嗣，所集功德吉祥如意者。成化五年月日。”

明代比较早的，我还见有《殿阁词林记》二十二卷，明廖道南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书林詹氏就正斋刻本。目录后有牌记，刻“嘉靖壬子书林詹氏就正斋刊”。

此类荷盖莲座牌记至万历间坊本最盛，我曾收集到数十种之多。如《易经抉微》四卷图一卷，明版筑居刻三色套印本，卷四末有“金陵版筑居傅少山梓行”。

又如《古文类选》十八卷，明隆庆六年（1572）顾知类、徐宏等刻本，牌记内刻“知归德府揭阳郑旻选，同知归德府济南魏宗方校，商丘县知县清河顾知类、归德府教授临川徐宏同订刻”。此书当是官府中人请坊肆所刻。

再如《刻梅太史评释骆宾王文抄神驹》一卷，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本，牌记内刻“龙飞万历丁未岁刘龙田精梓发行”。

再如《四书经言枝指纂》十六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书林黄氏近岭刻本，牌记内刻“万历戊午之吉书林黄氏近岭重梓”。荷盖莲座形牌记，这种形式似乎在福建地区特别流行，这或许也和其时佛教盛行有关系。

童子牌记者，如《杜律二注》四卷，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郟县熊凤仪退省堂刻本。有二牌记，一刻一着鞋面左小童双手托荷盖莲座长型木牌，内刻“嘉靖丁未秋九月刻于郟县之退省堂”；一刻一赤足正面小童双手托荷盖莲座长型木牌，内刻“嘉靖丁未秋九月刻于郟县之退省堂”。

框外有龙纹装饰者，如《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三十一卷，元大德六年（1302）宗文书院刻本，牌记有“大德壬寅孟春宗文书院刊行”二行。

牌记外上下有祥云图案者也不多见，如《奇妙全像西厢记》五卷，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刻“尝谓：古人之歌诗，即今人之歌曲，歌曲虽所以吟咏人之性情，荡涤人之心志，亦关于世道不浅矣。世治歌曲之者犹多，若《西厢》曲中之翘楚者也，况闾阎小巷，家传人诵，作戏搬演。切须字句真正，唱与图应，然后可令市井刊行。错综无伦，是虽登垄之意，殊不便人之观，反失古制。本坊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命锓梓刊印，便于四方观云。弘治戊午季冬。金台岳家重刊印行”。

一书有二种牌记者也罕见，如《何氏语林》三十卷，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何氏清森阁刻本，卷三刻“嘉靖庚戌华亭柘湖何氏繙经堂雕梓”，卷六刻“嘉靖庚戌冬柘湖何氏清森阁雕梓”。

牌记中亦有图画设计极精者，如《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玉篇广韵指南》一卷，明弘治五年（1492）詹氏进德书堂刻本。牌记之上刻“三峰精舍”，中间为图，绘孔子中座讲学，左右两学生站立。左有“弘治壬子孟夏之吉”，右有“詹氏进德书堂重刊”。两旁之字上下并刻鱼尾状。十一年后，即明弘治十七年（1504）有黄氏集义书堂，又以弘治五年（1492）詹氏进德书堂刻本为底本，重为翻刻《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玉篇广韵指南》一卷。封面重新设计，为上栏“集义书堂”，中间刻“新刊魁本大字足注玉篇”。左有“以类编文兼百家之体式”，右有“按图切字释千古之猜疑”。另有牌记，袭弘治本牌记之上刻“三峰精舍”，中间为图，绘孔子中座讲学，左右两学生站立。左有“弘治甲子孟夏之吉”，右有“黄氏集义书堂重刊”。两旁之字上下亦刻鱼尾状。又大中祥符牒文后有“弘治甲子岁黄氏集义堂新刊”牌记。此亦可证封面及牌记是不同的。

牌记中，最为实在的大约是医书中的牌记。宋建安余彦国励贤堂刻本《新编证类图注本草》四十二卷，目录页前有木记云：“本草之书，最为备急，出不可缺。旧有《神农》、《图经》、《证类》，板皆漫灭，大则浩博而难阅，小则疏略而不备，图相雕刻而不真，舛误者多。今将是书鼎新刊行，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附入衍义草木虫鱼，图相真楷；药性畏恶、炮灸制度，标列纲领，了然在目，易于检阅，详具。三复参校，并无毫发之差，庶使用者无疑，岂曰小补哉。伏幸详鉴。”目录页后有“建安余彦国刊于励贤堂”。此书为宋通直郎添差充收买药材所验药材官寇宗奭编撰，又由勅授太医助教差充行在和剂办验药材官许洪校正，合唐慎微证类、寇宗奭衍义，加以图相炮制，汇为一编，首尾完整，极为难得。

又如《新刊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三卷，元天历元年（1328）建安翠岩精舍刻本，牌记云：“《伤寒方论》，自汉长沙张仲景之后，惟前金河间刘守真深究厥旨，著为《伤寒直格》一书，诚有益于世。今求到江北善本，乃临川葛仲穆编校，敬刻梓行，嘉与天下卫生君子共之。岁次戊辰仲冬，建安翠岩精舍刊行。”

佛经的牌记多为祈福之语。如永乐《北藏》六千三百六十一卷，明永乐十九年至正统五年（1421——1440）刻本。牌记云：“天清地宁，阴阳和顺。七政明朗，风雨调均。百谷常丰，万类咸畅。烽警不作，礼教兴行。子孝臣忠，化醇俗厚。人皆慈善，物靡害灾。外顺内安，一统熙皞。九幽六道，普际光明。既往未来，俱登正觉。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明代的善书，尤其是私家所刻者多有牌记，内容亦多为祈福解难之语。如明景泰刻本《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卷，末刻“差到处州府青田县前急递铺内，见此经发心，请回家侍奉。于丁亥年十二月五日果生一男，有此灵验法，通同妻连氏一娘，今用净财刊板印施，次冀万保，合人口遇诸事吉昌如意者”。

又有莲座荷盖牌记云：“大明国京都顺天府大兴县靖恭坊居，佛信官孔祥、室人纪氏妙德，于正统十三年五月内，因病患不安，无伸（神）保佑，恭对三宝前，同发诚心，印施《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千卷，用保平安吉祥如意者。景泰元年七月日散施。”又如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陶恩刻本《佛说高王观世音经》一卷，末刻荷盖莲座牌记，内有“内织染局佥书官弟子陶恩奉佛，因为本官御马监掌印太监陈宪偶遭缧绁之中，弟子谨发虔心印造《高王观世音经》一千卷，保佑本官早得解脱此难，永保平安。嘉靖岁次丙寅仲春吉日施”。牌记外又刻“东四焊楼北边灵床胡同沈家印行”。这种佛经多为单刻本，也为功德之书，施舍与人以导人向善。

牌记中的内容，对研究文献学、版本学、出版史、印刷史的学者来说，颇有裨益，对图书馆里的专业人员来说，则是在编目、鉴定版本方面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在各种牌记中，同时有施刻者、校对者、书写者及刻工的牌记，极为稀见。如《虎丘隆和尚语录》一卷，明万历二十年（1592）崑山顾绍芳刻本，卷末有牌记云：“左春坊左赞善兼编修崑山顾绍芳施赀刻此《虎丘隆和尚语录》一卷，昌黎沙弥释净裰对，搓溪王国英书，溧水端继惠刻。万历壬辰春五台山玅德庵识。”此书为《径山藏》零本。

也有一书之刊刻年代、地方、刊刻者的牌记，如《初学记》三十卷，宋绍兴四年刻本，牌记刻“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今将监本写作大字，校正雕开，并无讹谬。收书贤士，幸详鉴焉。绍兴丁卯季冬日谨题”。

又如《四书集注》二十一卷，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沈氏尚德堂刻本，牌记内刻“至正壬寅武林沈氏尚德堂刊”。

在国内鲜见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为元俞良甫刻本，卷四十五末有小牌记，刻“祖在唐山福州境界褔建行省兴化路莆田县仁德兴化路莆田县仁德里住人俞良甫，于日本嵯峨寓居，凭自己财物，置板流行。谨题。”俞氏还刻有《月江语录》、《传宗记》。如没有牌记上的文字，人们就无法得知寓日先民俞良甫刻书的史实。

有些牌记，还可探知该书的内容特点，如宋姚铉辑《唐文粹》一百卷，明嘉靖张大轮刻本，书后有牌记云：“《唐文粹》，闽坊旧本舛不可句，苏州近本视昔加善，第中间缺误尚多，盖校仇之渐，其势有如此者。政暇参伍他书，偶有所得，因命郡庠生魏耕阳、应诏谢阜录付坊间梓行。仍习之讹，犹有未得者，不能不致望于海内文献之士也。嘉靖六年冬十月甲子后学东阳张大轮识。”

又如《注陆宣公奏议》十五卷，元至正十四年（1354）刘氏翠岩精舍刻本，序后有牌记云：“中兴奏议，本堂旧刻盛行于世，近因回禄之变，所幸元收谢叠山先生经进批点正本犹存，于是重新绣梓，切见棘闱天开，策以经史时务。是书也，陈古今之得失，酌时务之切宜，故愿与天下共之。幼学壮行之士，倘熟乎此，则他日敷奏大廷，禹皋陈谟，不外是矣。至正甲午仲夏，翠岩精舍谨志。”

某书所据之底本，也可从牌记中获知，如杭州沈二郎经坊刻《妙法莲华经》七卷，有云：“本铺将古本《莲经》一一点句，请名师校正重刊。选拣道山场抄造细白上等纸札，志诚印造。见住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新雕印行。望四远主顾，寻认本铺牌额，请购，谨白。”

又如《书经集注》十卷，宋蔡沈撰，明万历五年（1577）窦文照写传芳书屋刻本。此本牌记云：“五经四书，举业首务，旧刻颇称善。迩来缕板滋多，不加考正，遂致鱼鲁相溷。而蒙师按本传授，终身染习，误莫大焉。余自请假南旋，侍亲之暇，阅诸典籍，得崑山沈氏所刻《四书》，缮镂工致，诚可爱而传。爰思吾郡甲于两浙，每以书经掇高第，兹不校刊，是诚缺典。乃宗家藏旧本，日加钉正，书之以授诸梓。字画音释，明确无讹，视肆中所售霄壤矣。读者免风叶之叹，亦为斯文一助云。万历丁丑岁。檇李后学窦文照谨识。”

牌记中亦可知某书刊刻者之名姓，如《二史会编》十六卷，明嘉靖四十年（１1561）刻本，卷十六末刻“钦差巡抚云南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蒋会同巡按云南监察御史王、孙案行云南布政司遴委云南寻甸等府儒学教授陈天秩、训导许伯督同生员杨藻校刊。嘉靖四十年五月日谨识”。

如《王忠文公文集》二十四卷，明嘉靖元年（1522）张齐刻本，卷二十四末牌记刻“嘉靖改元十月四日，分里台谏坊住人俞良甫，久住日本京城阜近，几年劳鹿，至今喜成矣。岁次丁卯仲秋印题”。俞良甫为寓居日本之华裔，按日本古版《传宗记》卷末云：“福建守浙东道委官金华府同知张齐校刊”。

牌记中题书院刻者，如《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宋龙山书院刻本，牌记内刻“龙山书院图书之宝”。

至于私家刻书的细节，牌记也有呈现，如《新刊名贤丛话诗林广记》前集十卷后集十卷，宋刻本。此本目后有木记，云：“予性颇爱书，一书未有，必罄囊市之，窘于厥志未伸，群书无由悉备。凡所有者，不过薄于自奉以致之耳。间有先世所遗，十不一二，凡我子孙，宜珍惜宝爱，以承厥志，苟不思得之之难，轻视泛借，以致狼籍损失，不孝之罪莫大焉。至于借匿阴盗之徒，又不仁不义之甚者矣。予故著之简端，使借者守者惕然知警云。大冢宰从孙句容曹淇文汉谨识。”

如《汉书》一百二十卷，明崇祯十二年（1639）苏州葛鼎刻本，在序后之次叶有锡璠等十四人衔名，后半有单边牌记，云：“先君子笃嗜古学，自经史诸子，迄唐宋大家，靡不严加订辑，手自点次。捧读遗编，丹黄如昨，不胜感痛。校而刻之，用以广先君子之教尔。崇祯已卯十月望日男鼎谨识。”

家塾刻本也属家刻本之范畴，其牌记亦简略，往往仅刻某氏家塾等字样，如《周易》九卷、《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论语集解》十卷，均为元岳氏荆谿家塾刻本，牌记上也都有“相台岳氏刻梓荆谿家塾”。

《汉书》一百卷，宋庆元元年（1195）建安刘元起刻本，牌记内刻“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汉书》一百卷，宋蔡琪家塾刻本，牌记内刻“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

《后汉书》九十卷，宋建安黄善夫刻本，牌记内刻“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五十六卷《外纪》四卷，元至治元年（1321）彭氏钟秀家塾刻本，牌记内刻“至治辛酉彭氏钟秀家塾新刊”。

表示新刊的牌记，如《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元延祐二年（1315）圆沙书院刻本，牌记内刻“龙集乙卯菊节圆沙书院新刊”。《诗集传附录纂疏》二十卷，元泰定四年（1327）翠岩精舍刻本，牌记内刻“泰定丁卯仲冬翠岩精舍新刊”。

表示重刊的牌记，如《方是闲居士小稿》二卷，元至正二十年（1360）屏山书院刻本，有“至正庚子仲冬屏山书院重刊”。

另《书集传》六卷《书图》一卷，元至正十一年（1351）德星书堂刻本，牌记内刻“至正辛卯孟夏德星书堂重刊”。《诗集传名物囗音释纂輯》二十卷，元至正十一年（1351）双桂书堂刻本，牌记内刻“至正辛卯孟夏双桂书堂重刊”。这二种书是二家书坊同年同季所刻，牌记中的文字除出版者外，其他都相同。

可知某书为补刻本的牌记，如《论衡》三十卷，宋乾道三年（1167）绍兴府刻宋元明递修本，有“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完”。

大约是对于不耻之徒盗刻图籍之痛恨，刻书者在牌记中也会表白态度，予以鞭挞。《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明叶锦泉刻本，其牌记云：“告白士夫君子。此书乃唐公亲自批点校正，字样无差，今被本行无籍棍徒，省价翻刻，批点字画，差错甚多，亦无校正，哄骗人财，况价一般。买书君子，恐费唐公精选批点之功，务要辨认端的。此牌为记，见住三山衔，浙江叶氏锦泉印行。”

也有并非牌记，只是在卷末刻一行字而并无框者，如《黄氏补千家注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字一行。

又如宋书棚本几乎都在卷末有一行刻书文字，如《王建诗集》十卷，宋临安府陈解元宅刻本，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印行”字一行。《文选五臣注》，宋绍兴杭州猫儿桥笺纸马铺钟家刻本，卷三十末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字一行。

无论是家刻或坊刻，牌记上往往有类似商业广告性质的文字，尤其是专以营利为目的坊刻，除向顾客传布书本信息，以达销售目的外，同时也暗含同行业竞争的“品牌意识”。以元刻本《书集传》六卷为例，其牌记云：“两坊旧刊诗书集传，俱无音释，览者有遗恨焉。本堂今将书传附入鄱阳邹氏音释，诗传附入金华许益之名物钞音释，各依名儒善本点校，句读仍取纂图，寘之卷首，大字刊行，精加校正，无差庶几，读者豁然无疑矣，与坊中旧本玉石判然，收书君子幸鉴。正甲午孟春日新书堂谨记。”

又如《精选名儒草堂诗馀》三卷，元刻本，总目后有牌记，“唐宋名贤词，行于世尚矣。方今车书混一，名笔不少，而未见之刊本。是编辄欲求备不可，姑摭拾所得，才三百余首，不复次第，刊为前集。江湖天宽，俊杰何限，傥有佳作，毋惜缄示，陆续梓行，将见愈出而愈奇也。”

再如《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宋乾道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刻本，“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近求到《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计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馋木以广求传，幸学士详鉴焉。乾道端午识”。

任何一个朝代的商人，都极为讲究招牌，因为招牌起着广告的作用，而牌记也能体现。宋建安魏仲立宅刻本《唐书》，牌记云：“建安魏仲立宅刊行。收书贤士，伏幸详鉴。”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货比三家，是不少人购买商品的心理反映。此不多之文字，就是要让“收书贤士”“详鉴”，认清“建安魏仲立宅”的招牌。

又如明万历十九年（1591）书林陈春积善堂刻本《新刊重考全补发微历正通书大全》四十卷，牌记云：“通书一书，名色杂出，五行倒论，秘传悉湮。兹因受凌冈全补历正通书一部，命工锓梓，荣惠天下，以便选览。凡我四方君子，务要认取书林后街积善堂茂和续刊，增补图局，明白标题，方为的实者。万历壬辰年孟春月吉旦日陈氏刊行。”“凡我四方君子，务要认取”者，即要认明积善堂陈茂和者。

牌记中的广告语，实际上是人们的商品意识以及经营手段的进一步体现，作为“生意经”中的一个环节，是在通过词汇、句式乃至语篇的表达形式上，使顾客产生兴致，而付银购书。

明万历间，杭州有书坊24家，苏州有37家，南京竟达93家，店多成市，且相对集中。如前段中之“书林后街”当为书坊集中之街道，既有“后街”，必有“前街”。所以，牌记中的广告语是创意的重要竞争手段，它作为一种实用文体，有其独特的文字风格，如若有学者研究古代的商业宣传用语，那这些牌记文字，不啻为极有价值的材料。

虽然牌记作为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不过，有一点需引起注意的，那就是有些翻刻本，就将所据以刊刻底本上的牌记照样翻刻，最典型者为《玉台新咏》。还有一种情况，不良书估也会在图书流传过程中，在牌记上作伪，将原书牌记全部剜去，或剜去牌记中之关键字，以蒙骗藏家，以充更早时刻本。书估做假，花头之多，会使人眩然，甚至误判，试举一例：

使藏家及专家学者上当受骗最多者，以津所知，为《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明代的几个版本中，最难搞清楚的就是明宣德二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此本在目录页后有牌记，刊“《源流至论》一书，议论精确，毫分缕析，场屋之士得而读之，如射之中乎正鹄，甚有赖焉。然此书板行于世久矣，先因回禄之余，遂为缺典。本堂今求到邑校官孟声董先生镛抄本，欲便刊行，惟恐中间鲁鱼亥豕者多，更于好事外访购到原本，端请名儒重加标点，参考无误，仍分四集，敬寿诸梓，嘉与四方君子共之。幸鉴。宣德疆圉协洽之岁仲夏，建阳书林刘克常敬识”。故此书之版本应为明宣德二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中有宣德二年刘克常刻本牌记。然而多种书志、书目、书影均将此明宣德刻本著录为元刻本，如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南京国学图书馆所《盔山书影》、杨氏《海源阁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稿本）、台北《“中央”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等。上海图书馆所藏此本二部，第一部牌记“疆圉协洽之岁仲夏建阳书林刘克常敬识”之“疆圉”前二字，及卷端第一行下“前集”二字被挖去。第二部牌记则全被挖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曾经李致忠考证，并参考《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认定为元至正二十七年刘克常刻本。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1987年，书文献出版社）著录此书两部，仍误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本”。台北“国家图书馆”全帙二部，目录页后牌记皆有书估割裂痕迹。

《至论》的宣德二年（1427）建阳书林詹氏刻本、宣德二年（1427）建阳书林朱士全刻本，很多重要学者、专家在鉴定著录中也有失误，关键就在于受到书估篡改过的牌记的误导。《至论》还有一个版本，是弘治二年（1489）梅隐书堂刻本，也是易为书估作伪的本子。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为原沈氏研易楼藏书，此本前集目录页末尾题前原有六行牌记，已遭估人割去。罗振常跋将此弘治本看成了元刻本，也是偶然的一次失误。台北“故宫”的版本专家，因此本之木记被割去，未审所云，只好先依据前人之鉴定，“姑定为元刻，以俟后考”。

再如《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三十卷，为明宣德九年（1434）朱氏尊德书堂刻本，此本目页下镌牌记“宋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李焘编，书林增入音释批点校正重梨，大德甲寅朱氏尊德书堂印行”三行。按，大德无甲寅，此牌记“大”字，系后人剜去“宣”字后重加，故此为宣德本。

有意思的是，明代万历及万历以后的版本，有牌记的很多，但是清代，无论公家、私家、书坊，在它们所刻的大量图书中，有牌记者甚少。津尝翻过一万五千余部清代及出版的线装书（“哈佛燕京”有二万部），包括善本及普通本，也注意到这种现象，目前无暇，待诸它日，当可细思。或许此种现象，早有高手做过研究，也不得而知。

介乎于牌记上的说明文字之外，书肆的刻本在目录页或前或后、或在卷末，住往亦有类似的说明、识语、刊语文字出现，文字似刻书告白。这种情况在宋代刻本中即有。如宋刻本《抱朴子》卷二十末刻“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扑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月旦日”。北宋时之东京，即今之开封。《东京梦华录》中云：“相国寺大街皆是幞头腰带经籍铺。”又《苏文忠公文集》卷六《乞赐州学书板状》云：“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经籍铺。”荣六郎家书籍铺，旧时即在东京大相国寺东，后因靖康之难，由旧京师避祸而迁至临安者。此种告白表明该铺是老字号，为旧铺新张，且质量保证。

宋绍熙建阳余仁仲刻本《春秋公羊经传》之何休序后有刊语六行，云：“《公羊》、《穀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江浙诸处官本参校，颇加釐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陆氏‘釀’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適归，‘含’作‘唅’，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廋’。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肊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而元代的坊间也延续了宋代的这种文字形式，如元代翠岩精舍刻《渔隐丛话》，在目录标题后有六一堂刻书告白，云：“车书一家，文风鼎盛，经史诸集，焕然一新。至于诗家评话，刊行尤多，惟《渔隐丛话》是又集诗家之大成者，尚此阙焉。元来善本，己有舛误，况板经九十余年，讹脱尤甚。今本堂广求古今文集，补讹订舛，重新绣梓，庶可备牙籤三万轴之储，锦囊三千首之助。高山流水，必有赏音。六一堂馀白。”

《伯生诗续编》，目录后的刻书识语曰：“是集乃学士晚年所作，比常作尤为得意，敬刻梓与骚坛共之。时至元后庚辰刘氏日新堂谨识。”刘氏日新堂，自元至明，近二百年之久，刻书甚多。此亦典型之广告用语。

再如元刻本《韦苏州集》之卷末，刻有“韦应物居官自愧闵闵，有卹人之心。其诗如深山采药，饮泉坐石，日晏忘归。孟浩然如访梅问柳，偏入幽寺，二人趣意相似，然入处不同。韦诗润者如石，孟诗如雪，虽淡无采色，不免有轻盈之意。德祐初初秋看二集并记。须溪”。此段文字后又刻“孟浩然诗陆续刊行”八字。这二段文字，当可知坊肆借刻《韦苏州集》，将刘须溪对韦应物、孟浩然的评价，设计成新书广告，也是生意经之一招也。

牌记，或者也可看成是今天出版的图书上的版权页的先声，然而后者毕竟更为踵事增繁了。千年以后的今天，事物的发展，更是超乎古人的想象。现今的版权页上包括出版社的地址、邮编、发行人、书号、印张、字数、册数、条形码等等，都是前人所不能想到的。然而，在这些细致而复杂的信息背后，我们似乎也能看到异时空中其前身古色古香的身。

励双杰：《韶山毛氏族谱》全璧记

韶山，位于湖南湘乡、宁乡、湘潭交界处，群山环抱，峰峦耸峙，气势磅礴，翠竹苍松，田园俊秀，山川相趣。相传舜帝南巡到此，见风景优美，遂奏韶乐，引凤来仪，百鸟和鸣；又传“韶氏三女得道于此，有凤鸟衔天书到，女皆仙去”，韶山故此得名。乾隆间举人戴炯为《韶山毛氏族谱》作序，云：“湘之西有韶山，山峻以复，泉洁以长，茂林修竹，云气往来，中可烟火百家，田畴沃壤。循流而下，至铁陂，两山相峙若门……夫山水秀绝，必生奇才。韶山虽不在中州往来之地，赋客骚人所不到，必将有秉山川之秀，追踪古先生其人者，为国之华，为邦之望，使人与地俱传。”这一神来之笔，仿佛天才预言，1893年12月26日在这儿诞生，“为国之华，为邦之望”，韶山也“使人与地俱传”，而《韶山毛氏族谱》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成为传世家谱中的突峰巨峦，顶尖之作。

早在清乾隆二年，毛尔达、毛彝生诸公纂修就创修了《韶山毛氏宗谱》，此谱上、下二卷二册，现国家图书馆有藏，为一残本，仅存卷下。国图的这一册《韶山毛氏族谱》下卷，是由严宝善先生发现，然后送到这儿来的，《贩书经眼录》有载，云“乾隆二年刻本，皮纸二册，上下册皆刻有封面，经装整后赠送主席。又残存下卷一册，赠北京图书馆藏”，指的就是“赠北京图书馆藏”的这一册。国图不怎么声张，《贩书经眼录》印量不多（199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仅印1500册），看过的无意此道自也不怎么在意，造成了此乾隆本的销声匿迹，所以才有最近柳哲《国图“惊现”乾隆年间〈韶山毛氏族谱〉》的报道，还引用了湖南图书馆邹华享先生《〈韶山毛氏族谱〉的内容和特征》中的话：“《韶山毛氏族谱》始修于清乾隆二年丁巳，毛文伯等纂修，已佚”（报道中说存册为卷三，恐柳氏之误）。

直到光绪七年，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后，才由毛祥纲等人续修《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谱》；宣统三年毛奇广、毛鸿宾等人三修；三十年毛泽钧、毛泽启等四修。《韶山毛氏族谱》在编排体例上有所突破，首先把族谱内容分为两大类，“齿录”算一类，“齿录”以外的内容包括序、凡例、传赞、墓志铭等算一类，邹华享先生以“文录”名之（《贩书经眼录》作“序目”）。续修不重复前修的内容，只是增补前修没有的内容。“文录”、“齿录”分别列卷，二修“文录”是卷一至卷五，三修为卷六，四修为卷七；二修“齿录”是卷一至卷四，三修是卷五至卷八，四修是卷九至卷十五，所以二、三、四修是首尾相互衔接的一个整体，共二十二卷二十二册，其中“文录”七卷七册，“齿录”十五卷十五册。

现在我要说的“全璧”，是指一一收齐了这二修、三修、四修的二十二卷二十二册《韶山毛氏族谱》。

第一次亲眼见到《韶山毛氏族谱》，是早在一九九五年的广州一家古玩店内，正中的玻璃橱内放着一册《韶山毛氏族谱》。谁都知道湖南的韶山出了一个红太阳，《韶山毛氏族谱》当然是家族的家谱。因为是古玩店，店里的东西我想当然地认为都是出售的，就问价并请老板把玻璃橱打开，好一睹芳容。老板却摇摇头，说这是镇店之宝，只能隔着玻璃看，不卖的。无奈，只好断了念想。后来有朋友跟我说，这位老板也只有这么一册。只是现在已想不起是哪一卷哪一册了。

到了二OO一年，缘分似乎来了。那年春天，湖南湘潭交通局的一个书友来跟我说，他看到了一部《韶山毛氏族谱》，有十几册，人家要二十万。当然是吓了我一跳，这在我是无论如何买不起的。但到了夏天的六月二日，我那长沙的谱友吴伯乐打来电话，说看到谱了，是十五册，开价三万，有没有兴趣？兴趣当然是有的，要他看看是那几册，因为知道全本是二十二册，十五册当然是不全的，但如果是二修、三修或四修中的其中一修是全的，就行。第二天，老吴查后好向我汇报，说是卷一至十五，没看到序言什么的，都是世系。我一听就明白了，是“齿录”的十五卷。

本来，这样的残本，三万元，当然是太贵了，但于我来说，却有另外一个情结在。我的藏品中，近现代名人的家谱，是为大宗，曾国藩、胡林翼、袁芳瑛、何叔衡、黄公略、成思危、、彭德怀、粟裕、周扬、赵恒惕等湖南名人的家谱，手上有不少，而且还有的夫人杨开慧的二种版本的家谱，现在就缺一个领军人物。尤其是人家一说到名人家谱，总要问，有没有毛主席的家谱啊？内行的和外行的，都是如此。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也是了却一桩心事的大事，尽管是残本，尽管价格很高。

湖南长沙《蒲塘杨氏六修族谱》六十卷首九卷，十八年（1929）绍美堂木活字本，杨开迪等纂修，三十四册。杨开慧父杨昌济，近代史上著名人物，共生一子二女。子开智，字子珍，北京农业大学毕业，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长女早殇。次女即杨开慧，谱载：“适湘潭毛润之”。

我主意已定，就向老吴发出指令，经过老吴的努力，以21000元的价格，把这十五册《韶山毛氏族谱》买了下来。这“齿录”的十五卷全是“震房火字号”，谱到之时，恰好杭州的谱友全龙友先生在我家作客。老全在省电力局工作，是工薪族，余资虽不是很丰裕，但起步早，要求高，手上也有几部好谱，尤其是他所藏的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十万程氏会谱》六卷，厚厚一册，是典型的徽派作品。同好之人，看了好谱自然眼痒，他要求复印有世系的“齿录”的卷十五中那一页，我当然照办了。

手上有了一部残本，自然是最好求个全璧，每个收藏者大概都会如此，尤其是珍贵的残本。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欲望，只要一听是《韶山毛氏族谱》的信息，就会有按捺不住的冲动，口袋中本来就不多的银子，也按捺不住了。

二OO三年夏，长沙有个建筑材料招商会，邀请函发到了公司，我们公司是房地产企业，跟建材有搭介，公司就派我去看看，因为有公务在身，也就没跟长沙的朋友联系。第二天晚上参加好对方单位的招待宴，回到宾馆，恰好吴伯乐的电话就来了，说听到有几册《韶山毛氏族谱》，明天想去看看，问我的那部配齐了没有。我跟他说当然没配齐，又不是自行车配件，随便到哪都能配上，现在我人就在长沙，明天咱们一起去看看。老吴一听就兴奋，说马上就要来看我。我有点乏，没同意，说好明天早上八点再见。

第二天在长沙长途车站见到老吴，老吴说谱在湘潭乡下，不用自己跑过去，已说好了，那老乡会送过来，在车站等就行了。那天有点细雨，跟老吴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网吧，两人只要了一台电脑，边上网边聊天边等老乡电话来。

一直到十点，老吴的手机还不吭声，就打过去问。因为老乡没手机，只好打他家里电话，却说是一早就出门了。无奈，耐下性子来，一直到十二点左右，老吴的手机才响，老乡到了，是用车站附近的公用电话打来的。按老乡提供的方位找过去，看到了本人，提着一个皮革包，四十多岁的样子，精精瘦瘦的，姓毛，跟毛主席还是本家，算是皇亲国戚里的草鞋亲。这谱，就是家里传下来的。

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餐馆，要了二瓶啤酒，点了几个菜，谱就在小包厢里看。

谱共七册，全为“震房雨字号”，是“文录”的卷二、五、六，二修、三修的本子；“齿录”卷一、三、七、十二，二、三、四修本都有；也就是说，我只能配上“文录”的卷二、五、六共三册。问价，说，女儿要上大学，缺钱，只好把谱卖了，要三万元。听得我根根汗毛竖起。口紧，怎么也不肯少些，没办法，只好陪他喝酒。说，等女儿上了大学，他就要到海南去打工了，就是袁隆平的试验基地那儿，要到年底才能回家。

酒足饭饱，要我自己出个价。我早就跟他说过了，我只能配上三册，如果同意，给你五千，就配你这三册，其它的我多余了，你留着还能卖些钱。不同意，七册三万，如果分拆挑选，三册就是一万，少了不行。最后还是老吴折中，就这三册“文录”的的卷二、五、六，花了8000元买了下来。回湘潭的车票还是我给买的，并送他上了车。

我之所以会花8000元买这三册谱，主要是有“文录”在。而以前在我手上的，都是“齿录”，现在总算也有了世系之外的文字内容。

就这样，我手头上有了“文录”的卷二、五、六，“齿录”的卷一至十五，共十八册。而再续前缘，已到了二OO五年的六月十一日星期六。与邻市的颜兄到了苏州文庙，在这儿做生意的郑菲先生手上，拿了一部二十册的江阴《华氏宗谱》，是宣统二年的木活字本。中午转道无锡，直接去了南禅寺，这儿是锡城的古玩集散地，今天又是市日，人多。颜兄自己奔喜欢的去了，说好四点在大门口碰面。我漫无目的，就一家一家的看，碰上有旧书的，就进去多看二眼，却也没看到有做线装书生意的，基本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旧书。转得有些乏力时，倒让我找着了一家，店面朝北，虽小，旧书不少，竟然还有一部多达九十二册的年间的《吴氏宗谱》，品相挺好，但薄，应该就是常州、无锡一带的家谱，问价。老板年纪不大，估计也就二十几岁，瘦瘦长长的小伙子，说是要200元一册。这价也太高了些，九十二册就要小二万。还他150元一册，他说常州的老朱都已出过这价了，我也没给。老朱我认识，是《谱牒文化研究》的主编，跟我是好朋友。听说是他也有意这部《吴氏宗谱》，不好意思跟他竞价，就问老板还有没有其它的家谱。老板说有是有，更贵。我要他拿出来看看，老板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盯了我足足有二秒，才转身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二册谱来，你道是什么谱，就是《韶山毛氏族谱》啦！

小老板拿出来的《韶山毛氏族谱》，只有二册，“震房凤字号”的“文录”卷七和“鉴房坐字号”的“齿录”卷十五，都是四修本。其中的世系就在这“齿录”卷十五里，著名的八字评语“闳中肆外，国而忘家”就出在这一册上。因为有这一册在，小老板不停的推着鼻梁上的眼镜，有些激动，开了一万元的价。其实我也只配得上“文录”卷七这一册，让他心潮澎湃的“齿录”卷十五我已有了。但小老板坚持不分拆，价也不肯少，我也无法，最后还是闻声摸过来的颜兄来解了围，二人围着小老板你一下我一下的“打铁”，最后才以7600元的价拿下了这二册《韶山毛氏族谱》。

配上一册是一册，现在，还差那“文录”的卷一、三、四。

到了二OO六年的四月一日，浙江省绍兴市公祭大禹，来新夏先生是特邀嘉宾。浙图的袁逸老师打来电话，要我第二天送来先生去绍兴的齐贤镇，来先生要去看他的小友孙伟良。袁老师说了，要送来先生去齐贤镇的人不要太多，我就是给你一个亲近来先生的机会。袁老师聪明绝顶又幽默过人，我在他面前也就没什么拘束，在电话里回答他，小的明白。怕第二天再赶过去来不及，下午四点就过去了。见过来先生和他的夫人焦老师，还有袁老师，晚饭就在著名的“咸亨酒店”里吃了，就我们四人。来先生酒量不大，但毕竟来到了故乡，这绍兴老酒总要喝上几口，几杯下肚，掌故就出来了。说着说着说到了我手上的《韶山毛氏族谱》。来先生说，天津图书馆有一部，199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即据天津图书馆藏本，撷取原谱中的关健部分，加以断句、注释、阐述和评析，采用仿古皮纸线装印刷，共有二函十二册，随书还赠送两张“世纪伟人”的VCD光牒。成书之前，出版社曾要求来先生写篇序言，来先生没答应，说这序我不好写。湖南图书馆的邹华享先生在《解读〈韶山毛氏族谱〉》一文中说：“四修谱对的评价‘闳中肆外，国尔忘家’，五修谱的评价是‘济世兴邦，旷古绝伦’，似乎是拔高了。其实，当时那样写极不易，现在再怎么写都不难。”既然怎么写都不难的活，来先生自然也不干。

这是我听到的关于《韶山毛氏族谱》身后的一段掌故，就在这以后的一星期，我又一次与《韶山毛氏族谱》相遇了。

那一天接到邻市书商老符的电话时，天也下着小雨。老符在电话里说手上有一部新修的《韶山毛氏五修族谱》，就把我的思绪拉到了二OO三年夏天的长沙，那一天也是下着细雨，与长沙的谱友吴伯乐坐在网吧等湘潭赶过来的，从早上八点等到中午十二点。

到老符家也就三十公里的路程，半小时就到了。老符捧出一部谱来，就是他说的《韶山毛氏五修族谱》，二OO一年宣纸线装，“文录”八卷“齿录”十六卷，另附《校正》一卷，共十三册，对照目录一点数，却有十四册，其中一册外观不同，打开看，是一册光绪七年二修本中的“文录”卷四。这真是意外之笔，连老符自己也搞糊涂了，不知怎么会夹在里面。老符这人做生意实在，那《韶山毛氏五修族谱》十三册要了我2000元，这“文录”卷四只要了我200元，加在一起，共是2200元。《韶山毛氏族谱》收集到现在，就这一册最便宜。

这一册“文录”卷四，是“鉴房黄字号”，只可惜，少了张封面。

就在我一册一册配集《韶山毛氏族谱》的时候，有关《韶山毛氏族谱》的信息听了不少，说有一位从日本学成归来的湘潭人，花了二十万元买了一部三十年四修的八册《韶山毛氏族谱》；又有说长沙一公安手上有一部，要价三十万；还有说主席的后人，也在寻找《韶山毛氏族谱》，等等。前二条不知有多少可信度却不去管，但后一条显然不可能。首先，严宝善先生在《贩书经眼录》中记载，他曾把一部二册完整的乾隆本《韶山毛氏族谱》赠送给主席，又有二部同一版本的同治七年修的《韶山毛氏鉴公房谱》六卷六册赠送给毛主席和北京图书馆，“据郑振铎副部长办公室转来北京图书馆谢函，收到此书为十四册，当是两部，或毛主席已有贮藏，故此书两部均转北图收藏”。除此二谱之外，就是这二、三、四修的二十二册《韶山毛氏族谱》，《贩书经眼录》明确记载“此谱已赠主席”（见199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2月一版一印《贩书经眼录》75、76页），何还用再由毛主席的后人来寻找？还有，二OO四年年十二月十二日，主席的儿媳邵华将军与毛新宇一起来到了慈溪，畅游了千年古刹五磊寺，恰巧我带着妻儿也到五磊寺游玩。陪着邵华将军和毛新宇的，有我的好友孙群豪先生，经他介绍，不但合影留念，还在五磊寺的茶舍一起喝了茶。喝茶的时候，群豪先生说起我手上有毛主席的家谱和杨开慧的家谱。这二部家谱，于邵华将军和毛新宇来说，都是嫡嫡亲的本族家谱，但虽然问了有关的一些情况，却也没说其它。显然，后人在找《韶山毛氏族谱》云云，都是有人穿凿附会的想当然罢了。

但这类小道消息对于我影响却是不少，本来因为“韶山毛氏”太有名，谁一看《韶山毛氏族谱》就都知道是主席的家谱，都是咬着牙要价，这类消息一多，于我配齐《韶山毛氏族谱》，自然更是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果然，到了二OO六年的年底，长沙的吴伯乐又传来了信息，说有人又拿了几册《韶山毛氏族谱》的残本来，其中就有我所缺的“文录”卷一、三，但人家要一万元一册，有几册算几册。听得我心里是那个愤愤不平啊，都不用说了。其实在我第一次得到十五册“齿录”的二OO一年，花21000元的钱，都已是天价，配到了二OO六年底，银子白哗哗的流，近四万了，还配不齐，这算什么事儿？尽管我知道老吴是好心，有心帮我配齐，但我还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忍不住的对老吴吼，叫那小子滚远点，别来烦我。听得老吴一愣一愣的。好在老吴跟我交情深，没跟我计较，只说了句，吃枪药了还是挨弟妹骂了？嘻嘻哈哈的真叫那小子滚了。

我这一吼不要紧，却到了一年后的二OO七年底，才有“文录”卷一、三的消息，还是老吴来的电话，说去年那小子又来了，这次不敢要高价，只要2000元一册，怎么样？我要他看看我所缺的“文录”卷一、三在不在，品相怎么样。老吴没挂电话，边看边跟我说，这二册都有，卷一品相很好，但卷三品相十分不好，前面掉了十九叶，是从二十叶开始的，而且虫蛀孔很多。这话听得我差不多眼前一黑，也太作弄人了，要说跟《韶山毛氏族谱》有缘吧，都基本配齐了，这最后二册，也到了眼前，怎么又会缺上十九叶呢？若说无缘，怎么又出现了这“文录”的卷一、三？只能说是好事多磨了。只好要老吴帮我把那册“文录”卷一拿下，从邮局寄给我。

放下电话也就五、六分钟，老吴兴奋的大叫声从电话那头又欢快地传了过来，说那小子身上还有一册“文录”卷三藏着，等卷一成交，才拿出来，奸商啊奸商，现在二册都拿下来了，马上就给你寄来。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我算是深刻体会到了。老吴知道我火烧心燎的，走的是速递，第三天也就是二OO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早就由邮差送到，打开看，不禁愣住了，你道什么？原来这二册“文录”卷一、三，又是“震房火字号”，跟二OO一年第一次拿到手的“齿录”的十五卷，都是从同一家流出来的，而为了等这二册谱，一等就是六、七年，等得差不多黄花菜也凉了牵牛花也谢了。

从二OO一年的六月二日得到《韶山毛氏族谱》起，到二OO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把第二修、第三修、第四修的《韶山毛氏族谱》共二十二册配齐，前前后后的六年半时间里，共花去了40800元，除去多出来的那册“齿录”卷十五的成本，如果再加上些其它如邮资、路费什么的，这二十二册全套《韶山毛氏族谱》，足足花了四万元有余！

钱花了，谱齐了，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祝贺的。就为这《韶山毛氏族谱》的全璧，那天我把这二十二册《韶山毛氏族谱》散摆在地上，面对面的坐了二个小时，本来不喝酒，这天却把朋友送来的一瓶干红开了，给自己倒了一小杯，心里那个美啊，就像我眼前的《韶山毛氏族谱》。

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载，《韶山毛氏族谱》的二修本和三修本，只有湖南图书馆有藏，还都是不全的残本，连四修本加在一起，只有十八册，另外还有复本四册，即四修的“齿录”卷九、十、十二、十四。而三十年的四修本，还有人民大学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各有一部八册。从现在得知的信息来看，《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显然没有收录全。象天津图书馆，就有二修、三修、四修的全本二十二册（有资料说是一函二十三册，恐有误），并非是只有四修的八册；还有吉林省图书馆，也藏有全本二十二册；根据《贩书经眼录》记载，主席的遗书中，应该也有一部；另外，武汉网友徐徐堂先生手上也有一部，为“皇字号”，只是我还不能肯定是第四修的八册还是全本的二十二册。

在《韶山毛氏族谱》四修本中的《领谱字号》这样说：“右谱共计壹百叁拾伍号，惟数每册贰拾贰本，实只壹百叁拾叁册，因二、三两修谱牒领‘光’、‘制’两字号者曾被回禄，无从续订，故只虚其字号，而谱未如数编足，其余均照原字号发给各房各支领收矣。但我又有叮咛者，谱经三十年一修，颇不容易，乃查已前所领谱牒完善者固多，而虫伤鼠咬者亦复不少，似此何足以昭隆重，除切实警诫外，以后望各领之者务须妥善收藏，不得任听毁坏，事关族典，有厚望焉。”这还是1941年的三十年，就已经“虫伤鼠咬者亦复不少”，后来又会毁坏多少，那真是一个未知数。想来，能拥有全本二十二册的，除了上述几家外，恐已很少。这么一想，就觉得自己花四万元人民币，六、七年时间和精力使《韶山毛氏族谱》全璧，一个字：值！

马女村古庙考释 作者：乔焕玉

马女村古庙考释

乔焕玉

马女村三官庙山门

位于介休市三贤大道以东、北坛东路南侧的马女村（口语马儿村）是座城中村、是我的故土，一片小二层建筑已融入到现代化城市中了。村中现遗存有三座古庙，均位于村东北方位。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介休刚解放时，百废待兴，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逐步开展了社会主义初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马女是座有四围土堡式村庄，大概正方形，建有东西村门，西门朝南开，距县城东关“捧晖”门不足3华里，村东门朝东开，和宋古村相邻。当时东西村门砖拱圈砌筑门洞、门洞顶土堡全部砖砌筑，并建有一间方形村门楼，我记得西村门楼匾额曰“文昌阁”，楼四周可通行人，四围砖砌有城墙垜口、上下砖砌楼梯及近地面的管理小门并加有锁。当时村大门有专人管理，我记忆中好像西门楼是由“烟斗”爷爷管的，门楼中原都塑有泥像，泥像后背处好像都被人挖开了一个洞，东门楼匾额记不清了。东门也是由孤独老人毋姓爷爷看管，村门晨起昏关，老人就宿于三官庙老槐树院山门内右侧一座小房内，他还兼看管三官庙。

出村西门外便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我记得小时候村西近1里许，原有一处狭长形的湖面，东西长近50米，叫扁擔泉，泉边芦苇、杂草、树木丛生。三道河村西有两个小湖泊叫葫芦泉、金角泉。三村周围及上站、湛泉、两水等村都种有一块块一片片的水稻田，傍晚时分可以听到蛙声奏鸣，那时候的故土地肥水美环境无污染。从我最近写的一首小诗中可以看出上世纪50年代初人们的生存环境是多么的美好啊。

小诗现录于后：

回忆五十年代初期扁擔泉

故里东郊通沃野，田肥水美贮粮仓。

泉如扁擔泽桑梓，地似金盆聚宝囊。

十里桃烟融绮彩，千条柳色化霞妆。

芦荻丛蕤蛙声起，禾麦扬波稻谷香。

村中东北角土堡内建有二座古庙（从东向西）分别是“三官庙”、“贺虜庙”，土堡东门外建有“关圣帝君庙”，三庙后墙大致在一条直线上，庙山墙间有3-5米空间隔。详细点说我们村入西门向东建有一条主街道，到十字街口处向北折到公井处又向东折一条街出东门，从公井处向东的街北至东堡墙内的一片地都属于村公产庙宇区，由当时的村公所（村委会）管理。下面分别述之：

三官庙二门（垂花门）

八字照壁壁心

一、崇尚大自然之三官庙

1、解放初期的庙貌

公井处东侧街北坐北朝南第一座庙宇便是三官庙，创建年代不详，现存为清代建筑。解放初期该庙建筑还是比较完好的。二进院落，原是影壁山门，因碍交通，后改建为山门、两侧建有八字照壁（均有琉璃饰件），入前院（为龙爪槐院）原设有卵石甬道、通道两侧设有花池、花坛，花池内植有两株年代久远的老龙爪槐树，这槐木因有僧道管理浇灌根部、胸部直径均超过1米，树高3米多，树冠呈水平圆形分部，单株树冠近25-30平方米。

真是虎踞龙盘枝虬叶茂，把个庙前院遮得严严实实，很少能透进一丝阳光。听父辈讲这两株老槐树在他们小时候就有了，只是树干稍细些。从甬道直通二门，二门是座垂花门，门两侧建有东西钟鼓楼、石碑、石狮等。入垂花门便是正殿大院，东西两侧各建有3间厢房，北正房一层为3眼砖拱圈窑洞。窑洞两侧设有上二层带厦的砖砌转角楼梯，二层为3间砖木结构悬山式建筑。二层正殿内建有神坛，神坛上分别建有3座象征天、地、水人形彩色泥塑像及数座侍者泥塑像，东、西、北三面白恶墙上均彩绘有壁画。木构件上均有精美彩画，虽经岁月沧桑剥落严重，但总可窥当年修葺后的辉煌。

2、1787-1949年160多年来庙宇修葺简述

解放前庙宇修葺历史可追索到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1787年立於马女关帝庙正殿内两通清碑“重修关帝庙碑记”中可以看出当时马女村民们踴躍捐银筹款用了六年时间对关帝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葺，工程竣工后「而更移建整理“三官”、“贺虜”庙。俾无倾圯侵坏之虞。」这就是说修缮关帝庙的工程力量在关帝庙修葺竣工后没有散去，而是紧接着又对本村的三官庙和贺虜庙也进行了一次修缮维护，到1787年时三庙在世状况是良好的。

1787-1945年这158年间三庙无任何修葺记载。

事隔150多年后的1945年时三庙虽有破败损坏，但规模格局基本存世，当时的村小学1-4年级教室是设在贺虜庙下院南房子里。贺虜庙正偏殿完好。

3、解放后三庙历年修葺简述

1949年下半年解放后的村小学是设在改建后的贺虜庙正、偏殿中了。可见贺虜庙的这次改扩建是在1948年上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之间，因为到1949年9月我们一年级入学时贺虜庙已不见了泥像神坛，正、偏殿正面已改建为玻璃门窗。正殿原贺虜庙已改建为我们1-4年级复式班教室，西偏殿原土地爷庙已改建为教师伙房，东偏殿原为圣母娘娘庙已改建为教师办公室兼宿舍。

1949年三官庙基本完好，村公所设在庙院西厢房，一层3眼窑洞及东厢房为村公所的集体库房，二层三官庙正殿存世。贺虜庙改建为村小学。关帝庙破败样子但存世。

大约是1958年前后时村里推倒庙内大、小泥像，拆除了东门外关帝庙影壁、山门戏台，仅留存有正殿、偏殿5间。三官庙二层正殿改建后做了村委办公室。贺虜庙改扩建为村小学校。

1987年村委会对村委办公室进行了改扩建。紧贴三官庙西山墙向西又扩建4眼砖拱圈窑洞，就在这7眼窑洞顶的二层平台上新建砖混结构建筑楼房一排，连3间原三官庙室共7间成了村委会新的办公室。

2007年因修建信用社办公大楼又把增扩建的4眼窑洞及以西面村委会的11眼旧窑洞和二层4间办公室全部拆除，并请古建队恢复重新修缮了二层3间砖木结构三官庙正殿及一层庙院窑洞及东西厢房，村委会办公址迁入到村南原废弃停用的村小学校，因原村小学已于2011年9月并入市实验小学校。

2014-2015年村委会对三官庙进行了一次彻底完善修葺，复修了山门（3间）外筑八字型照壁、二门（为垂花门）、东西钟鼓楼、修缮了东西厢房、东西转角楼梯及二层正殿及四围女儿墙等，造就了现在的基本格局，并对室内装修粉刷、室内外油漆彩画，当时庙貌焕然一新。

2019年10月从大同来了一位沈姓道长（57岁）和村委领导协商，写下《接管马女村三官庙20年协议书》，由他做了三官庙主持，实施该庙日常管理。他首先个人出资70余万元对三官庙实施了一次修缮维护：首先实施了三官庙通水、通电、通消防，安装了监控设施；动土木工程对庙范围内的建筑、设施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补维护，恢复了一层正面的三窑洞，连同二层正殿四殿中均建起了神坛、树起了塑像，有了奉祀对象。

其次配备了殿室中的供桌、香炉、烛台、花瓶、供品、帷幔、幢幡、木鱼、磬、草墩、匾额、楹联等宗教用品。再是对三官庙范围内的二进院落楼上楼下所有建筑物进行了一次室内外粉刷、油漆、彩画，外墙均刷成了酒红色，二层后檐墙上书以“三元宫道观”五个黄色大字。东厢房为道长住室和读经研习室，西厢房为禅室，修有卫生间、厨房，山门东西耳房为接待室和卫生间，所有房门上都加了锁；一进山门前院，东西植有2株槐树。2019年道历4718年沈道长建一大型铸铁香炉，配备了铜钟木鼓。2021年下半年开始接待游客，可以算得上是一处管理比较好的道观。

4、2022年12月底时三官庙庙貌详述

马女村三官庙设有：山门3间、砖砌山墙、门柱及墙正开一门两侧2间为砖墙中各留一六角型窗现实砌绘以八卦圆图，山门顶设走马板，台基上筑柱础石上立2根檐柱、雀替、雕白象、平板枋、无斗拱，仅是鱼素莲装饰，硬山式建筑、

三官庙钟楼

三官庙东西厢房

灰瓦琉璃脊两脊边顶装有琉璃吻獣、琉璃剪边。设有廊墙，踏道垂带三级階。

山门横匾额，金色雕花蓝底金字书以“三元宫”、楹联：木制瓦联：书以（魏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山门两侧筑八字型砖砌筑照壁、壁顶、壁心及壁角边全部琉璃物件装饰。

二门为垂花门式建筑，门框、走马板、中一间两侧为砖砌筑带灰瓦屋顶式影壁，垂花门屋顶全部为琉璃瓦、脊，脊顶两角琉璃吻獣装饰，入二院设檐柱。

二门横匾额：红底金字，书以“入圣”。木制瓦联书以“圣德参天纲维三届隆千古，神功辉日造化九州著万年”。二门里横匾额：红底金字，书以“超凡”。

钟鼓楼设于二院二门两侧，一层砖砌三面墙，迎院面为木构门窗，顶部为城墙垜口式，砖木顶。二层为四角凉亭式建筑：屋身雕花柱础石上立有4根廊柱、雀替、（雕白象）、下额枋、上额枋、平板枋。屋顶：檐枋、檐檩。平板枋中点置四角抹角梁架，抹角梁架中点立4根瓜柱（包括角背）瓜柱下端水平斜向穿插有4根抱头梁，向外搭于转角柱头上，瓜柱上端水平斜向穿插有4根仔（老）角梁，向外搭于转角檐檩架上，挑起亭4角，瓜柱顶置4方金枋，金檩架和4角由戗架及雷公柱，3檩2椽栿，琉璃瓦、脊、攒尖宝顶式（4脊、4獣、4×3走獣、仙人、角獣、套獣）四个坡屋面。属旋子式彩绘。

下、上额枋间悬挂以扇形雕金边红底金字，书以东“钟楼”，西“鼓楼”。东西厢房与钟鼓楼间分别设有一米宽的砖砌筑一折楼梯。

东西厢房各3间，柱础石上设有4根砖包金柱、砖砌槛墙、山墙、后檐墙、木隔扇门、槛窗、木构架屋顶、两出水坡屋面、灰瓦、琉璃脊、琉璃剪边硬山式建筑。

北面正殿一层为带歇厦的砖砌筑东西两边带转角楼梯式的古式窑洞（入深很大）。台基上立柱础石，柱础石上立4根檐柱，简易雀替、檐枋、檐檩、木构歇厦、琉璃瓦、脊。

三眼窑洞分设三座殿宇，分别供奉三路神仙：从西向东它们分别是：

三官庙财神殿

三官庙斗姆殿

（1）财神殿

正面：木隔扇门、门顶窗，门顶窗上悬挂有雕金龙花边四围蓝底黄字横匾额，书以财神殿。殿内装修一新，洞壁，瓷砖墁地，北正面神坛供桌、功德箱、香炉、烛台、刺绣帷幔、一对幡，上绣以：“执掌五铢通利用，机衡九府达财源”。神坛上供奉有不足一米高的三尊瓷质神像。正中为文财神赵公明、西侧为武财神关羽、东侧为武财神托塔天王。帷幔上绣以“福德真君”。

（2）鬥姆殿

正面：位于正中窑洞，木隔扇、门顶窗，门顶窗上悬挂有雕金花边四围蓝底黄字横匾额，书以“鬥姆殿”，殿内装修、物件设置同财神殿，一对幡上绣以：“瑞鹤接瑶天门转星回灵鹤降，香风飘玉阙灯影烛晃彩云飞”。神坛上供奉有一尊不足半米高的瓷质神像，正中为斗姆元君，两侧悬挂有两幅60位神像挂图。帷幔上绣以“斗姆元君”。殿外鬥姆殿檐柱上悬挂有木制瓦联，书以：“正气浩荡国泰民安庙貌千秋昭圣德，公声灵感保哦黎庶心诚一片答神恩”。

三官庙救苦殿

三官庙正殿内水官

（3）救苦殿

位于鬥姆殿东侧，正面：木隔扇门、门顶窗，门顶窗上悬挂有雕金龙花边四围蓝底黄字横匾额，书以“救苦殿”。内装修三洞室一样，北正面神坛、供桌、功德箱、香炉、烛台、磬、刺绣帷幔，绣以“救苦天尊”，一对幡上绣以：“东极慈尊放祥光而接引；南丹真老指云路以超生”。神坛上供奉有三幅大型竖轴彩画，正中为坐九头青狮的太乙救苦天尊，两侧为接引童子，帷幔上绣以“救苦天尊”。经转角楼梯上二层楼。

三官庙三官大殿

（4）三官大殿（二层）

面阔3间，进深2间，砖木结构，砖砌东西山墙，后檐墙。设有金柱4根，木隔扇3×4扇、二层走马板、下平檩。设有檐柱4根，靠边2根贴入山墙面，雀替（明间为雕云龙、次间为雕白象）、额枋、平板枋、斗拱一踩（单翘单昂），柱头铺作4攒，补间铺作9攒，斗拱上施檐檩。檐柱与金柱间、与后檐墙内柱间设有4根穿插枋，枋出头部分为雕小龙头。屋顶：金柱、墙内柱与后檐墙内柱间设大柁4根，大柁中点立8根瓜柱（包括角背）、瓜柱顶制二柁，二柁两端置上金枋、上金檩，二柁中点立二层4根瓜柱，瓜柱顶置脊枋、脊檩、扶脊木。四架梁带前廊式，5檩4椽栿。屋顶：为灰瓦、琉璃脊、边吻獣、脊中筑有琉璃狮象宝瓶，悬山式建筑。

三官庙正殿内天官

三官庙正殿内地官

在明间正中额枋、平板枋上悬挂有四围雕金花边蓝底金字横匾额，书以“三官大殿”，明间檐柱上悬挂有木制瓦联，书以：“上帝垂恩因人施雨露，天官赐福随时降祯祥”。

三官大殿内建有神坛，神坛上分别供奉有三座人形大小的彩色泥塑：正中缎绣伞盖下，黄脸着官帽官服缎绣黄披肩，双手执笏板者为上元一品赐福天官，设有黄缎绣帷幔及双幡，幡上绣以“玉真天地水府太上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东面坐像同样装饰着红色披肩者为中元二品赦罪地官。西面坐像枣红色脸，着玫瑰红色披肩者为下元三品解厄水官。

二楼前有前院，四面设有通道，东、北、西三面砌有城墙垜口，在此可眺望北坛东路及市文化艺术中心、文景苑等小区建筑。

5、三官庙的普遍，体现了百姓民众对大自然的尊崇和信仰

解放初期县域范围内的城市、农村建有多处三官庙。如城内东大街与三官楼巷口、胡家园街口处原建有过街三官楼，二层殿内供奉有三官；文家庄正街与南北水门街交叉处的崇仁桥上过街楼二层殿内供奉有三官；绵山大罗宫群体递升后座的单体建筑三层也建有三官殿；市区南端的高山区木壁村建有三官庙；汾河畔的西刘屯村建有三官庙；市区东部的下李侯村建有三官庙；市区北端汾河南畔的宋安村及城东郊的马女村都建有三官庙。在生产和科技长期处于落后状况的封建社会，对自然界发生的种种大事件解释不清时，人们祈求神灵护佑，虽说是迷信，但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三官庙属道教建筑，据道家所言：三官为道教中掌管天堂、地府、海洋三界的行政长官，三官之神为“天官、地官、水官”，由他们掌握天堂、地府、海洋间的一切事务。我们国家自古就有祭天、祭地、祭水的礼仪，道教所谓：“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危”就是说“三官”有对世人、亡魂等“赐于福份、赦免罪过、解除灾厄”的权能。每年每逢正月十五上元节即天官当令，信徒们会来这里致祭祈福，也就是祈求天官赐福。

每逢七月十五中元节即地官当令，也就是祭祖普渡的日子，有故去亲人的人家，会祈求地官为死者免罪。十月十五是下元节即水官当令，信徒们祈求水官为人消灾免难。所以这天要祭献水官。但是道教中最普遍的又一种说法，认为天官大帝为尧，地官大帝为舜，水官大帝为禹，这是华夏大地自古以来的先祖先圣贤君，他们会给人们带来光明，所以中国人历来对之崇拜尊敬。比如民间百姓一遇灾难便到庙中拜祷，祈求神灵护佑；一遇干旱民众们便自发的到三官庙中祈雨祷告，祈求水神爷普降甘霖，解救危难中的民众出苦海，这一习俗一直沿续了近二十个世纪。

三官大殿内壁画

二、民族大融合时之遗存——贺虜庙

马女村贺虜庙正殿

1、解放后的贺虜庙

三官庙和贺虜庙间仅隔一道围墙，龙爪槐院东围墙上设有一道月门，这道门成了1949年9月时村小学师生出入的大门。这一年我9岁入学小学一年级。入门进入一个很大很宽敞明亮的院子，这就是很古很古时候遗存下来的庙宇贺虜庙。院内正北设有近1米高、5米宽的月台，月台南正中下设有石狮、踏道垂带砌石4级阶。月台和大院方砖墁地。大院正北面正殿内原供奉有贺虜爷、西偏殿原供奉有土地爷、东偏殿内原供奉有圣母娘娘。西面为三官庙东厢房后檐墙及槐树院东围墙，东面筑有围墙，南面有一大间破屋、围墙及一加锁的小门。

贺虜庙创建年代不详，现存为清代建筑。正殿3间，东西偏殿各一间。1949年前的状况：面阔3间、进深2间，砖木结构。屋身：砖砌槛墙、山墙、后檐墙，偏殿两山墙顶端砌筑有墀头，墀头上嵌有艺术砖雕麒麟戏球。原有柱础石上设有檐柱4根、雀替、额枋、平板枋、硕大斗拱、柱头铺作4攒、补间铺作3攒。柱础石上设有金柱4根（其中2根半面在山墙内），大约是在1947-1948年前后因建设村小学对该庙正殿、偏殿进行了一次规模大的改建装修，以适应教学需求。

他们首先搬掉三个殿内所有泥胎像及神坛，他们去掉了槛墙、槛窗。木隔扇门，把前墙移前至檐柱齐。砖砌前墙，留有一门四窗，把金柱留在了室内了。西偏殿留有一门一窗，东偏殿留有二窗，门是从正殿东山墙上开筑进去的。正殿为一至四年级复式班教室，西偏殿为教师厨房及储物间，东偏殿为教师办公室兼宿舍。大院为学生活动操场，全校约有50多名学生，1至2名教师。在解放初期我们学校虽说桌凳破旧，但也算一所稳定正轨的小学校了。从西偏殿山墙和三官庙东厢房后檐墙间、北村堡墙与贺虜庙正、偏殿后檐墙间、东村堡墙与贺虜庙东围墙之间设有一条通道，顺此通道经礓䃰式坡梯可上到东村门楼上。那时候散学后我们小伙伴们经常上去玩。

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村小学迁入了新建的校址，贺虜庙也完成了它教学育人的使命（约30年），静默地原地沉睡又50年过去了，它已被四周村民新房包围的严严实实了。

目前贺虜庙三殿基本完好，捲棚筒瓦房顶椽檩门窗完整不漏风雨，小石碣还嵌于正殿东山墙上，门上加锁有专人管理。

贺虜庙正殿东山墙石碣（部分）

贺虜庙正殿西山墙墀首砖雕

2、马女村贺虜庙中奉祀对象析疑

介休张壁古堡保存有可汗祠庙、介休绵山镇河村建有润济侯庙，介休城关乡马女村建有贺虜庙。

汾阳峪口村圣母庙正殿供奉有贺鲁神、汾阳神头村建有永泽庙供奉贺鲁神，孝义仁道村有贺虜龙王魔西神庙、雍正《孝义县志》卷七《祠祀》载“贺卤庙”、郭村白彪山下有贺卤神祠、孝义宋家庄东岳庙墙壁上嵌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石碣，内容是记载主尊为东岳大帝，左尊龙天、右尊贺掳（职责为水的化身）。

和刘勇文载：宋崇宁五年（1106）《永泽庙记》（录文见《三晋石刻大全》汾阳卷《下卷》第1636-1637页）载“距城西北三十里曰白彪山，山之旁有泉出焉。爵清流，喷涌至沓，有庙翼然临于泉上者，魏贺虏将军祠也。......谨按《图经》：将军讳原（源？）为后魏将，师行过此，马跑地出泉。而灵源灌溉，功利及物”。

无独有偶，介休绵山镇河村润济侯庙存有一通元代·至元二年（1265年）《河村新润济侯庙记》石碑。（此碑仅比汾阳神头村：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永泽庙记》碑晚159年）。见清·嘉庆版《介休县志》《卷十二》P131页。碑中载：溯侯（指源贺）之初，自署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也。傉檀为乞伏炽磐所灭，侯自乐都（即现在的青海省乐都县城西）奔北魏，世祖爱其勇，（北魏世祖是指明元帝拓跋嗣的长子拓跋焘（408-452）鲜卑族、太武皇帝，他亲率北魏铁骑灭亡夏国、北燕、北凉等诸多统一了北方。向北马踏漠北，占据了蒙古大漠柔然汗国，向南屡次挫败南朝，并占据了刘宋河南之地。是南北朝时北魏杰出的骑兵统帅。）赐爵平西侯，加龙骧将军。

谓侯曰“卿与朕同源，今可为源氏”。赐名贺。屡立战功，封平西王，改陇西王。卒，赠侍中太尉，谥曰宣。《魏书》班班可考也。初侯从世祖，击西河叛党白龙，至白彪山下，马忽堕足，跃地出泉，后人遂名其泉曰“马跑泉”，又名“源公池”（可见源公就是指源贺）。疏流浚源，溉田数十顷，立庙以祀。

宋崇宁中（崇宁五年（1106），镇将许某祈雨，立沛，因榜为“永泽庙”。宣和元年（1119）（为北宋徽宗最后一个年号）大梁汴京营宫室，遣使取河东大木，时亢旱，汾流既涸，知汾州军周炜惧违诏命，诚祷于侯，大雨夹旬，木筏顺流以达。于是河东经略安抚使李某请于朝，封润济侯。介邑密迩西河，维雨维旸，泽被孔厚，春秋祈报，俎豆维虔，兹村之庙所以作也。......(以下碑文略)。

可见永泽庙、润济侯庙都是奉祀北魏时期鲜卑族名臣源贺将军。从百度上查阅，从元代遗存碑文中可得知源贺（407-479）北魏历史上确认有其人，原名秃发破羌，鲜卑名贺豆跋，（口语贺虜）平西郡乐都县人，鲜卑族。北魏时期名臣将领，南凉景王秃发傉檀之子。南凉亡国后，源贺随众投降西秦，父亲秃发傉檀被杀后，源贺逃往北凉，后又投奔北魏，得到魏明元帝拓跋嗣的赏识，赐姓源氏名贺。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拓跋嗣的长子）即位后，源贺屡立军功，拜平西将军，封西平郡侯。太延五年（439）大破北凉有功，封西平郡公，迁征西将军，殿中尚书。

介休河村润济侯庙中奉祀者为北魏时期源贺将军，因我们北方常年干旱少雨，百姓常把源贺当作水神爷供奉。

清·乾隆《汾阳县志》卷九润济侯庙条认为此地（白彪山泉水为北魏晚期郦道元地理专著《水经注》中的原公水（源公水？）由战国时期七雄之一赵国君主赵襄子臣原过得名。所谓贺鲁（虏？）说、是西汾阳一带地方俗称葫芦河的音转而来，清代人的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也是早有定论的。

也许北魏历史上压根就没有贺鲁（虏？）此人一说，因为历史年代久远有时候会以讹传讹，造成认知和记录上的混乱。因为民间有些庙宇的奉祀对象到唐宋时期就搞不清了，特别是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人物更是比较混乱，何况到了现在我们再打破砂锅问到底、穷追遍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和刘勇文也讲到：“故人说贺鲁（虏）为北魏将军，就目前传世资料看，北魏到隋唐，都没有一位贺鲁原将军曾经在此作战过”。

从县志上我们可以得知：白彪山下这股泉水为北魏晚期郦道元的地理专著《水经注》中的原公水（源公？）原公（源公）何许人也？谨按《图经》：将军讳原（源？），为后魏将，这不是介休遗存元代至元二年碑文中的润济侯源贺将军还会有谁呢！所以我分析认为介休马女村贺虏庙中的奉祀对象很有可能和河村润济侯庙一样，同是奉祀源贺将军的。

魏晋北朝时南匈奴五部中人数最多的左部属游牧部落进入山西后在汾平介孝一带驻地长达150多年，此后这一带为各个割据所争夺，直到为北魏控制。这一时期这一地带正是鲜卑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人民族大融合时期，他们长期在汉民族的环境中生活，吸收了汉族生产方式和文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他们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当地汉人打成一片，所以当时民间建庙，奉祀对人民做过贡献办过好事的鲜卑族将领也是很正常的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民间崇拜逐渐被崇拜水神所取代。所以贺虏也好，源贺也罢，在人们心目中他们都是水神爷的化身了。

关帝庙正殿及东西偏殿

关帝庙之檐柱雀替

关帝庙之大梁题字

三、忠义千秋之关帝庙

春节过后经和二兄乔焕乃（90岁）三兄乔焕胜（88岁）数次座谈了解得知1945年前后马女关帝庙当时存世状况及后来演变情况。

出马女村东门北侧紧靠东土堡墙建有一座古庙宇：这就是关圣帝君庙。据二兄三兄回忆讲庙的规模、格局十分可观。出东门道北建有琉璃饰件的砖砌影壁一座，影壁北不远处建有山门，山门是一座带戏台的二层建筑。山门一层是3眼砖砌筑拱圈窑洞，中洞 为进入庙院之大门，门头悬嵌有石雕门额，书以“关帝庙”。

两侧洞设有窗户（为储物间）。窑洞顶二层建有3间砖木结构戏台。戏台口朝北开是酬神的，台后墙上设有二处圆形窗户，戏台左右山墙下部贴建有外挂上下砖砌楼梯。二层戏台砖混结构，屋身为：砖砌左右山墙、后檐墙、后台隔墙，木结构柱、樑、檩、椽、屋顶为灰瓦、琉璃脊、琉璃剪边硬山式建筑。庙院东西两侧无厢房，仅建有围墙。正北面建有砖木结构正殿3间，东西偏殿各1间，共5间。三官庙、贺虜庙、关帝庙三庙的后檐墙大致上在一条东西线上。关帝庙正殿坐北朝南：屋身为砖砌筑山墙、后檐墙、木结构金柱、檐柱、墙内柱、殿内柱、樑、檩、椽。屋顶为灰瓦、琉璃脊、琉璃吻獣、脊中狮象宝瓶、琉璃剪边硬山式建筑。殿内砌筑有神坛，神坛上雕以精美的泥塑 尊，有关羽、关平、关兴、周仓等，下摆设有供桌等器物。

关帝庙正殿内所立清乾隆石碑（二通）

关帝庙正殿西山墙墀首艺术砖雕

据三兄讲：当时候的关帝庙规模庞大、红柱红门窗，蓝绿琉璃瓦，十分漂亮壮观，颇为一方祀神福地。当时他和小伙伴们散学后还来此扣明柱上的红油漆。他说他还跟随大人们一起来这里看过戏、看过皮影戏及提线木偶戏。当时唱戏时这里人山人海，有拜神的、看戏的、有做买卖的，就和城里一样热闹。

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关帝庙影壁、山门、戏台、围墙、壁内泥胎像、神坛等建筑已被拆除，仅保存有正、偏殿5间。

目前该庙房屋墙壁破损，屋顶椽、檩露明风雨侵蚀严重，殿内大架还在，二通清·乾隆五十二年石碑还立于殿内，墙上壁画虽破损，但还历历在目，急需志士仁人出资抢修维护。

关帝庙正殿东山墙壁画

关帝庙正殿正脊琉璃吉星楼

马女村三官庙后围墙

该文为个人闲暇时调研所获点滴情况连缀成文，仅为个人看法，和众文友共商讨，也为乡村文化增光添彩。

附录：

1、重修关帝庙碑记（1787）

（温纬沐 撰文 李广泰书丹）

关圣帝君庙 谓天灾流行固属不测，修废举（）端赖人。为本村东门外有关圣帝君庙一座，由来已久。自乾隆丁卯（乾隆十二年即1747年）重修，而后颇为一方祀神福地。夫何岁值戊戌（乾隆四十三年即1778年）四月初二日忽遭回禄。正殿三间成灰燼。夫以帝君之神灵赫濯，庇佑斯世薄海内外，罔不家祀而户祝而谓斯宙之修宁容缓乎？第一村小时艰差务繁多有志未求。庙神侮登堂浩叹。此乡之人大有不安于心者。乡耆郭君与住持岳智熺短引，预於材人之贸易四方者托其（）（）。

辛丑冬（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而鸣锣会众倡议重修。人皆踴躍慨然写捐。虽多寡不齐要咸倾心乐输，初无难色，约有八百余金。因而议（）鸠工庀材，於壬寅（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季春而工兴焉。是役，也方虑工程浩大有莫克继之之憂，而不谓人力鼓舞，而前佈施纷沓而至，直有纠首经营区画，不殚勤劳，不数月而告竣。庙貌聿新翼然，焕然上不有以绥神灵，下不有以慰众志乎。而更移建整理“三官”、“贺虜”庙，俾无倾圯侵坏之虞，一时之间废修坠举。神悦民安佥以一方胜事。与捐资募化出银姓名（）没公举勒石以传不朽。余忝为（）末，不禁珥笔而为之誌。

历时六年（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至（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

府学增生 温纬沐 谨撰

从九品 李广泰 谨书

银钱纪首 赵三智 监生 李 珂

总管纪首 郭 镜 生员 温 纬

管账纪首 监生靳维国 李常生

買办纪首 赵三信 李 桐

襍办纪首 王锦文 张 枢

管工纪首 董 楚 监生李 鋐

武举宋 兴

监生温 厚

王九功 乔俊荣

住持 岳智熺 徒 信 坦 信 堙

新住持僧人 时实 徒至仁、孙理章

曾孙妙颖

助银2两4钱

泥 匠 杨发雄 杨发财

丹 青 南 师

木 匠 李安唐

石 匠 薛怀仁 薛怀逢

土 工 曹广斌

清·乾隆五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丁未1787年，碑两侧浅雕莲花连续。

至今2022年5月19日已有235年历史）

（该碑2通，现立於关帝庙正殿内东西两侧）

2、捐树碑碣（1896）

（一块小碣嵌於贺虜庙正殿东墙上，前半块被堵入前墙内，仅存后半块露出）

殿排赫耀谨施在

关帝庙栽槐树贰株

贺虜庙栽松树贰株

圣母殿栽柏树贰株

非敢好善聊堂庙堂之一助云尔

康

施树弟子王肇祥沐手谨勒

训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清明节立

（三通碑碣碑文：2022年5月19日至21日乔焕玉笔录于原庙内。）

作者简介

乔焕玉，字碧石，1941年3月生，介休市人，大专文化，党员，高级工程师。文学、书画和古建筑文化爱好者，出版有诗集《绵岳采风》，写作有41万字的《绵山建筑集萃》，过着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

回禄，古中国的火神， 吴回与陆终的合称

回禄，古中国的火神， 吴回与陆终的合称。在《左传》中有一句：“禳火于玄冥回禄。”指向火神回禄祈祷，希望他能够防止火灾。

据说，回禄能够控制火焰，让火焰为人类所用，而不是造成破坏。他的力量让人们安心，也让人们对他充满敬畏。成语“回禄之灾”，意思就是指火灾，回禄的解释相传为火神之名,引伸指火灾禳火于玄冥、回禄。祝融是帝喾（kù）的火官，后被尊为火神。回禄是传说中的火神，也作为火灾的代称。

《左传·昭公十八年》：“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杜预注：“玄冥，水神；回禄，火神。”孔颖达疏：“楚之先，吴回为祝融，或云回禄即吴回也。”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故事对你有帮助，不妨点赞支持一下，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和分享。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