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励志故事简短100字 任正非的励志故事合集

老方说：关于任正非的6个侧面和小故事，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

1、封闭系统内部的热量一定是从高温流到低温，水一定从高处流到低处，如果这个系统封闭起来，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就不可能再重新产生温差，也没有风，也没有水蒸气蒸发与流动；第二，水流到低处不能再回流，那是零降雨量，那么这个世界全部是超级沙漠，最后就会死亡，这就是热力学提到的“熵死”。

——《与任正非的一次花园谈话》（2015）

万物生长是熵减，任正非在华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反熵增。熵增定律是宇宙的根本定律，大到太阳、地球、星系等天体，小到企业、个人、生物，都是在遵从这个定律。

凡有生就有死，万物都趋向从有序到无序，系统总是从有序走向混乱，等系统彻底失序的时候，生命也就终止了。

古今中外，不管企业还是国家，到后期都是熵增的状态，只能是走向死亡。

但怎么才能持续活下去、不死亡呢？任正非强调，华为一定要加强中、高级干部和专家的实践循环，在循环中扩大视野、增加见识，提高能力。这就是熵减。万物生长是熵减，战略预备队循环流动是熵减，干部增加实践知识是熵减，破格提拔干部也是熵减，合理的年龄退休也是熵减……

所以华为的优胜劣汰机制那么残酷无情，因为要保证整个系统的生存和发展。而个人如果不想被淘汰掉，那就要努力奋斗，让自己处于熵减的状态。

2、美国人谈判是很强势的，但这是他们做生意的方式。比如2003年思科对华为发起诉讼战，思科CEO钱伯斯最初是打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算盘。

他派出了一个先锋部队去深圳华为总部下战书，想让华为主动投降。见恐吓不了，他们又提出开电话会议谈判，其中一次特别过分，据华为参与此案的策略合作总监胡力耘介绍，从1月14日上午11时，电话会议便开始，但却一直持续到1月15日凌晨4点半，原因只是思科方说：“如果华为方面先下线，则表明华为无诚意和谈，思科马上与华为法庭上见。”

为不失于诚意，华为方面只好奉陪。谈判自始至终，思科坚决不允许华为对条款内容有任何修改，只是不停地要求我们同意并马上签字。当时在场的人包括徐文伟、、费敏、陈树实、陈青、Shearman律师Alan还有我，当时大家的确有点哭笑不得，一直谈到早上4点半，是思科方先撑不住了，主动挂了电话。华为方面为实现和解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

思科当年提出的条款是什么呢？他们要求华为必须在十日内从市场上撤出产品并删除产品中核查方认定已经侵犯思科知识产权的任何代码，并要求华为通知客户在三十天内停止使用侵权产品。

玩极限施压，其实美国人惯用的招数。

3、对于任正非，深圳老市长李子彬有个评价，非常难得！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政商关系很重要，亲近政府，远离官员，这是一种态度和策略。还有人做得更远，如王石就公开宣称他从不行贿。

这种坚持就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了。

而任正非呢，他又是另一种态度。在深圳创业的时候，华为需要经常跟市政府打交道，比如为员工申请人才指标等，但任正非跟政府官员的关系用李子彬的话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两人认识十多年，李子彬也给华为帮了很多忙，但他没吃过任正非一顿饭（李嘉诚都给他送过礼物），任正非也从来不搞这一套。

后来李子彬退休后，有一天任正非突然找到李子彬要请他吃饭，“你现在退休了，我请你吃饭，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对于政商关系，任正非曾表示，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无为而治，深圳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就够了。

深圳前市长李子彬说任正非从没有请他吃过饭，但其实任正非是请李子彬吃过饭的，而且是专程到美国请他吃饭。对此，李子彬解释道：

是有这么回事的，当时我在纽约，任正非坐飞机到纽约请我吃的饭。我认识任正非11年，都没有请我吃过饭，过春节连一束花都没有。我们两个人确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当时华为还没这么大，我当市长时做调研，尤其是关于民营经济和企业体制方面的，每次调研任正非都参加。华为那时候也不大，经常有困难，他就到深圳找我协调解决。那时候一年见几十次面。现在华为大了，困难也多，还面临美国的打压。没有那么容易了。我一年跟任正非董事长喝一次茶，不能再打扰了。

4、任正非说过一个管理原则“三个人拿四个人的钱，干五个人的活”，这其实代表了一种最佳态，意思是通过足够的物质激励让个体的能量最大化发挥，这样公司也由此获得进步的力量。

但要想保证这种“最佳态”，对员工正向的激励反馈就非常关键。

比如对于“年终奖”这回事，任正非表示坚决反对年终奖的制度，他指出年终奖制度是最落后的制度：

要强调过程奖，及时奖。比如应有50%幅度的过程奖在年终前发完，没有发完的，到年终就不发了，不给你了。这样逼各部门及时奖。我们强调项目奖，过程奖、及时奖。

不然的话，员工奋斗的动力怎么会有那么足呢？

5、某管理学家到华为拜访任正非，在办公室里，他问了任正非一个问题：

“华为跟其他中国公司不一样——许多中国公司都在学国学，学稻盛哲学或者学自己公司的理念，就是要让员工改变工作态度，多干活少拿钱。

而华为却不一样，一个劲地激发员工升官发财，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多追求发展机会，以尽情开发自己的无限潜能；多争取荣誉，以提升自己的境界和格局。任总，财、权、名，其他公司在限制，华为却放开了去激励。财、权、名可都是私欲呀！私欲如狼似虎啊！什么样的人可以驾驭如狼似虎的团队呀？”

任正非没有听完就打断了他的话，任正非说，“我在私欲上与员工‘同流合污’！”

任正非对于他和华为人如此奋斗的源动力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为了理想而奋斗，一个是为了给自己老婆多赚点钱而奋斗。

他说做生意就是要以客户为中心，用技术、产品和服务去讨客户的欢心，因为只有客户高兴了，才会把自己口袋的钱掏给你——赚钱没有别的办法。

人性都是贪婪自私的，就算是西方几十年的先进管理机制、制度、流程也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的私欲问题的。

而任正非承认自己在私欲上与员工“同流合污”，就相当于把自己跟员工放在了一起，不然他如果说自己是为了理想（任正非当然是有理想的是吧），那么员工怎么办，他们也要过自己的小日子的，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了理想而奋斗的。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满足而奋斗的。

6、一个干部踏踏实实，没有远大的目光，也会被历史淘汰。

任正非讲过一个故事：

有两位青年推石子，有一个老头问他们在干什么，一位青年回答说：他在推石子；另一位青年回答说：他在修教堂。几十年后，人们看见有一位老人还在推石子，而另一位成为哲学家。

西方有个谚语，没有远见，就会消亡。人生在世，做任何事都要学会远瞩，深谋远虑，不然的话，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就会不受掌控。

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每个人不管做什么都要走一步想三步，计之长远。

特别是创业做公司，如果你看得不够远，那等你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时候，往往就已经晚了。开始时候犯下的错误最难挽救，希望诸位都学会防微杜渐，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商业之争就是远见之争，有人做什么生意都赚钱，有人做什么生意都赔钱，无非就是想多想少的问题，商业是竞争法则，优胜劣汰，你必须是做到比同行要好上一点才可以活下去。

老方说：关于任正非的6个侧面和小故事，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

1、封闭系统内部的热量一定是从高温流到低温，水一定从高处流到低处，如果这个系统封闭起来，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就不可能再重新产生温差，也没有风，也没有水蒸气蒸发与流动；第二，水流到低处不能再回流，那是零降雨量，那么这个世界全部是超级沙漠，最后就会死亡，这就是热力学提到的“熵死”。

——《与任正非的一次花园谈话》（2015）

万物生长是熵减，任正非在华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反熵增。熵增定律是宇宙的根本定律，大到太阳、地球、星系等天体，小到企业、个人、生物，都是在遵从这个定律。

凡有生就有死，万物都趋向从有序到无序，系统总是从有序走向混乱，等系统彻底失序的时候，生命也就终止了。

古今中外，不管企业还是国家，到后期都是熵增的状态，只能是走向死亡。

但怎么才能持续活下去、不死亡呢？任正非强调，华为一定要加强中、高级干部和专家的实践循环，在循环中扩大视野、增加见识，提高能力。这就是熵减。万物生长是熵减，战略预备队循环流动是熵减，干部增加实践知识是熵减，破格提拔干部也是熵减，合理的年龄退休也是熵减……

所以华为的优胜劣汰机制那么残酷无情，因为要保证整个系统的生存和发展。而个人如果不想被淘汰掉，那就要努力奋斗，让自己处于熵减的状态。

2、美国人谈判是很强势的，但这是他们做生意的方式。比如2003年思科对华为发起诉讼战，思科CEO钱伯斯最初是打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算盘。

他派出了一个先锋部队去深圳华为总部下战书，想让华为主动投降。见恐吓不了，他们又提出开电话会议谈判，其中一次特别过分，据华为参与此案的策略合作总监胡力耘介绍，从1月14日上午11时，电话会议便开始，但却一直持续到1月15日凌晨4点半，原因只是思科方说：“如果华为方面先下线，则表明华为无诚意和谈，思科马上与华为法庭上见。”

为不失于诚意，华为方面只好奉陪。谈判自始至终，思科坚决不允许华为对条款内容有任何修改，只是不停地要求我们同意并马上签字。当时在场的人包括徐文伟、、费敏、陈树实、陈青、Shearman律师Alan还有我，当时大家的确有点哭笑不得，一直谈到早上4点半，是思科方先撑不住了，主动挂了电话。华为方面为实现和解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

思科当年提出的条款是什么呢？他们要求华为必须在十日内从市场上撤出产品并删除产品中核查方认定已经侵犯思科知识产权的任何代码，并要求华为通知客户在三十天内停止使用侵权产品。

玩极限施压，其实美国人惯用的招数。

3、对于任正非，深圳老市长李子彬有个评价，非常难得！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政商关系很重要，亲近政府，远离官员，这是一种态度和策略。还有人做得更远，如王石就公开宣称他从不行贿。

这种坚持就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了。

而任正非呢，他又是另一种态度。在深圳创业的时候，华为需要经常跟市政府打交道，比如为员工申请人才指标等，但任正非跟政府官员的关系用李子彬的话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两人认识十多年，李子彬也给华为帮了很多忙，但他没吃过任正非一顿饭（李嘉诚都给他送过礼物），任正非也从来不搞这一套。

后来李子彬退休后，有一天任正非突然找到李子彬要请他吃饭，“你现在退休了，我请你吃饭，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对于政商关系，任正非曾表示，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无为而治，深圳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就够了。

深圳前市长李子彬说任正非从没有请他吃过饭，但其实任正非是请李子彬吃过饭的，而且是专程到美国请他吃饭。对此，李子彬解释道：

是有这么回事的，当时我在纽约，任正非坐飞机到纽约请我吃的饭。我认识任正非11年，都没有请我吃过饭，过春节连一束花都没有。我们两个人确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当时华为还没这么大，我当市长时做调研，尤其是关于民营经济和企业体制方面的，每次调研任正非都参加。华为那时候也不大，经常有困难，他就到深圳找我协调解决。那时候一年见几十次面。现在华为大了，困难也多，还面临美国的打压。没有那么容易了。我一年跟任正非董事长喝一次茶，不能再打扰了。

4、任正非说过一个管理原则“三个人拿四个人的钱，干五个人的活”，这其实代表了一种最佳态，意思是通过足够的物质激励让个体的能量最大化发挥，这样公司也由此获得进步的力量。

但要想保证这种“最佳态”，对员工正向的激励反馈就非常关键。

比如对于“年终奖”这回事，任正非表示坚决反对年终奖的制度，他指出年终奖制度是最落后的制度：

要强调过程奖，及时奖。比如应有50%幅度的过程奖在年终前发完，没有发完的，到年终就不发了，不给你了。这样逼各部门及时奖。我们强调项目奖，过程奖、及时奖。

不然的话，员工奋斗的动力怎么会有那么足呢？

5、某管理学家到华为拜访任正非，在办公室里，他问了任正非一个问题：

“华为跟其他中国公司不一样——许多中国公司都在学国学，学稻盛哲学或者学自己公司的理念，就是要让员工改变工作态度，多干活少拿钱。

而华为却不一样，一个劲地激发员工升官发财，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多追求发展机会，以尽情开发自己的无限潜能；多争取荣誉，以提升自己的境界和格局。任总，财、权、名，其他公司在限制，华为却放开了去激励。财、权、名可都是私欲呀！私欲如狼似虎啊！什么样的人可以驾驭如狼似虎的团队呀？”

任正非没有听完就打断了他的话，任正非说，“我在私欲上与员工‘同流合污’！”

任正非对于他和华为人如此奋斗的源动力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为了理想而奋斗，一个是为了给自己老婆多赚点钱而奋斗。

他说做生意就是要以客户为中心，用技术、产品和服务去讨客户的欢心，因为只有客户高兴了，才会把自己口袋的钱掏给你——赚钱没有别的办法。

人性都是贪婪自私的，就算是西方几十年的先进管理机制、制度、流程也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的私欲问题的。

而任正非承认自己在私欲上与员工“同流合污”，就相当于把自己跟员工放在了一起，不然他如果说自己是为了理想（任正非当然是有理想的是吧），那么员工怎么办，他们也要过自己的小日子的，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了理想而奋斗的。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满足而奋斗的。

6、一个干部踏踏实实，没有远大的目光，也会被历史淘汰。

任正非讲过一个故事：

有两位青年推石子，有一个老头问他们在干什么，一位青年回答说：他在推石子；另一位青年回答说：他在修教堂。几十年后，人们看见有一位老人还在推石子，而另一位成为哲学家。

西方有个谚语，没有远见，就会消亡。人生在世，做任何事都要学会远瞩，深谋远虑，不然的话，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就会不受掌控。

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每个人不管做什么都要走一步想三步，计之长远。

特别是创业做公司，如果你看得不够远，那等你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时候，往往就已经晚了。开始时候犯下的错误最难挽救，希望诸位都学会防微杜渐，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商业之争就是远见之争，有人做什么生意都赚钱，有人做什么生意都赔钱，无非就是想多想少的问题，商业是竞争法则，优胜劣汰，你必须是做到比同行要好上一点才可以活下去。

任正非创造华为（励志故事）--成长合集6

励志故事能告诉我们太多的人生哲理。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从故事中，我们能够熟悉历史，认识人物，懂得道理，明白人生。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华为老总任正非的励志故事，欢迎大家分享。

　　“偏执狂才能生存”，华为就是偏执地认为，研发就是生命，自己的技术才是核心竞争力。于是，华为的偏执成就了今天的华为。

　　任正非已经成为业界的传奇，最让记者头疼不己的是任正非从来不接受记者的采访，由于处世低调，任正非被媒体称为神秘人物，其个人公开资料甚少，有关任正非的故事更多地是来源于《华为人报》，这个华为的窗口。

　　关于华为，说得已经太多了，但是，有一个细节却是业界很少提及的。那就是，任正非创办华为的故事也颇为奇特。从军队离开后，任正非无所事事地漫步在深圳的街头，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任正非感到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时代，但是，故事该怎么开始呢？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任正非于是“偶然”地做起了程控交换机的代理。当时，任正非连程控交换机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时中国的通信业刚起步，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是，通信线路资源却很紧销，大家想必都还记得为了装一部电话机排队等半年的故事吧，那时就是这样。

　　任正非很有商业头脑，在卖设备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中国电信(那时只有这一家运营商)对程控交换机的渴望，于是，他拉起队伍开始踏踏实实搞研发。

　　当时的中国交换机市场，大型局用机和用户机基本上都来自国外的电信企业和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合资企业，在通信圈中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个行业的风险性。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华为公司为何放着轻而易得的钱不赚，却去劳神费财地搞科研。任正非不乏商人的'精明，但更有军事家的雄才大略。任正非说：“外国人到中国是为赚钱来的，他们不会把核心技术教给中国人，而指望我们引进、引进、再引进，企业始终也没能独立。以市场换技术，市场丢光了，却没有哪样技术被真正掌握了。而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技术。”任正非是军人出身，他经常和员工讲、，谈论三大战役、抗美援朝，而且讲得群情激奋。他讲到，在战场上，军人的使命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尊严；在市场上，企业家的使命则是捍卫企业的市场地位。而现代商战中，只有技术自立，才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研支撑体系，企业地位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任正非选择了走技术自立、发展高新技术的实业之路。

　　电信是一个竞争残酷的行业，世界上任何电信公司不是发展，就是灭亡，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华为同样如此，没有退路，要生存，就得发展，在压力面前任正非发下誓言：“处在民族通信工业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要竭尽全力，在公平竞争中自下而上发展，决不后退、低头”；“不被那些实力雄厚的公司打倒”；“十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分。”带着这些信念，任正非的管理显得强硬甚至几近偏执。

　　事实上，偶然进入通信领域并不奇怪，但是，让人们惊奇的是，偶然之举却成就了一个如此强大的公司，这其后的故事里又有哪些传奇呢？

华为成长的传奇更多的是来源于一种反差。华为所打造的新锐的网络技术，所建立的是透明而现代化的企业总部，所追求的高度竞争的企业文化，但任正非却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管理华为。革命化的团结大动员、唱军歌式的管理模式在华为是一种有趣的特殊现象。事实上，华为就是任正非，而任正非就是华为，正如“文如其人”一样，企业也如其创始人。在企业中任正非显现了军人雷厉风行的性格，说话直来直去，态度有些显得暴躁和不留情面。据说在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任正非对财务总监说：“你的长进非常大，”而下半句却是，“从水平特别差变成比较差！”

经历了多次大环境起伏，任正非对危机特别警觉，在管理理念中也略带“血腥”，认为做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因为狼有让自己活下去的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任正非还有些“狡猾”，他不满足于只像狼，而是要求华为的每个部门都要有一个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

或许正是这些凶悍的企业文化，使华为成为连跨国巨头都寝食难安的一匹“土狼”。

好了，以上就是本篇文章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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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方说：关于任正非的6个侧面和小故事，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

1、封闭系统内部的热量一定是从高温流到低温，水一定从高处流到低处，如果这个系统封闭起来，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就不可能再重新产生温差，也没有风，也没有水蒸气蒸发与流动；第二，水流到低处不能再回流，那是零降雨量，那么这个世界全部是超级沙漠，最后就会死亡，这就是热力学提到的“熵死”。

——《与任正非的一次花园谈话》（2015）

万物生长是熵减，任正非在华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反熵增。熵增定律是宇宙的根本定律，大到太阳、地球、星系等天体，小到企业、个人、生物，都是在遵从这个定律。

凡有生就有死，万物都趋向从有序到无序，系统总是从有序走向混乱，等系统彻底失序的时候，生命也就终止了。

古今中外，不管企业还是国家，到后期都是熵增的状态，只能是走向死亡。

但怎么才能持续活下去、不死亡呢？任正非强调，华为一定要加强中、高级干部和专家的实践循环，在循环中扩大视野、增加见识，提高能力。这就是熵减。万物生长是熵减，战略预备队循环流动是熵减，干部增加实践知识是熵减，破格提拔干部也是熵减，合理的年龄退休也是熵减……

所以华为的优胜劣汰机制那么残酷无情，因为要保证整个系统的生存和发展。而个人如果不想被淘汰掉，那就要努力奋斗，让自己处于熵减的状态。

2、美国人谈判是很强势的，但这是他们做生意的方式。比如2003年思科对华为发起诉讼战，思科CEO钱伯斯最初是打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算盘。

他派出了一个先锋部队去深圳华为总部下战书，想让华为主动投降。见恐吓不了，他们又提出开电话会议谈判，其中一次特别过分，据华为参与此案的策略合作总监胡力耘介绍，从1月14日上午11时，电话会议便开始，但却一直持续到1月15日凌晨4点半，原因只是思科方说：“如果华为方面先下线，则表明华为无诚意和谈，思科马上与华为法庭上见。”

为不失于诚意，华为方面只好奉陪。谈判自始至终，思科坚决不允许华为对条款内容有任何修改，只是不停地要求我们同意并马上签字。当时在场的人包括徐文伟、、费敏、陈树实、陈青、Shearman律师Alan还有我，当时大家的确有点哭笑不得，一直谈到早上4点半，是思科方先撑不住了，主动挂了电话。华为方面为实现和解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

思科当年提出的条款是什么呢？他们要求华为必须在十日内从市场上撤出产品并删除产品中核查方认定已经侵犯思科知识产权的任何代码，并要求华为通知客户在三十天内停止使用侵权产品。

玩极限施压，其实美国人惯用的招数。

3、对于任正非，深圳老市长李子彬有个评价，非常难得！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政商关系很重要，亲近政府，远离官员，这是一种态度和策略。还有人做得更远，如王石就公开宣称他从不行贿。

这种坚持就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了。

而任正非呢，他又是另一种态度。在深圳创业的时候，华为需要经常跟市政府打交道，比如为员工申请人才指标等，但任正非跟政府官员的关系用李子彬的话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两人认识十多年，李子彬也给华为帮了很多忙，但他没吃过任正非一顿饭（李嘉诚都给他送过礼物），任正非也从来不搞这一套。

后来李子彬退休后，有一天任正非突然找到李子彬要请他吃饭，“你现在退休了，我请你吃饭，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对于政商关系，任正非曾表示，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无为而治，深圳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就够了。

深圳前市长李子彬说任正非从没有请他吃过饭，但其实任正非是请李子彬吃过饭的，而且是专程到美国请他吃饭。对此，李子彬解释道：

是有这么回事的，当时我在纽约，任正非坐飞机到纽约请我吃的饭。我认识任正非11年，都没有请我吃过饭，过春节连一束花都没有。我们两个人确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当时华为还没这么大，我当市长时做调研，尤其是关于民营经济和企业体制方面的，每次调研任正非都参加。华为那时候也不大，经常有困难，他就到深圳找我协调解决。那时候一年见几十次面。现在华为大了，困难也多，还面临美国的打压。没有那么容易了。我一年跟任正非董事长喝一次茶，不能再打扰了。

4、任正非说过一个管理原则“三个人拿四个人的钱，干五个人的活”，这其实代表了一种最佳态，意思是通过足够的物质激励让个体的能量最大化发挥，这样公司也由此获得进步的力量。

但要想保证这种“最佳态”，对员工正向的激励反馈就非常关键。

比如对于“年终奖”这回事，任正非表示坚决反对年终奖的制度，他指出年终奖制度是最落后的制度：

要强调过程奖，及时奖。比如应有50%幅度的过程奖在年终前发完，没有发完的，到年终就不发了，不给你了。这样逼各部门及时奖。我们强调项目奖，过程奖、及时奖。

不然的话，员工奋斗的动力怎么会有那么足呢？

5、某管理学家到华为拜访任正非，在办公室里，他问了任正非一个问题：

“华为跟其他中国公司不一样——许多中国公司都在学国学，学稻盛哲学或者学自己公司的理念，就是要让员工改变工作态度，多干活少拿钱。

而华为却不一样，一个劲地激发员工升官发财，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多追求发展机会，以尽情开发自己的无限潜能；多争取荣誉，以提升自己的境界和格局。任总，财、权、名，其他公司在限制，华为却放开了去激励。财、权、名可都是私欲呀！私欲如狼似虎啊！什么样的人可以驾驭如狼似虎的团队呀？”

任正非没有听完就打断了他的话，任正非说，“我在私欲上与员工‘同流合污’！”

任正非对于他和华为人如此奋斗的源动力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为了理想而奋斗，一个是为了给自己老婆多赚点钱而奋斗。

他说做生意就是要以客户为中心，用技术、产品和服务去讨客户的欢心，因为只有客户高兴了，才会把自己口袋的钱掏给你——赚钱没有别的办法。

人性都是贪婪自私的，就算是西方几十年的先进管理机制、制度、流程也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的私欲问题的。

而任正非承认自己在私欲上与员工“同流合污”，就相当于把自己跟员工放在了一起，不然他如果说自己是为了理想（任正非当然是有理想的是吧），那么员工怎么办，他们也要过自己的小日子的，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了理想而奋斗的。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满足而奋斗的。

6、一个干部踏踏实实，没有远大的目光，也会被历史淘汰。

任正非讲过一个故事：

有两位青年推石子，有一个老头问他们在干什么，一位青年回答说：他在推石子；另一位青年回答说：他在修教堂。几十年后，人们看见有一位老人还在推石子，而另一位成为哲学家。

西方有个谚语，没有远见，就会消亡。人生在世，做任何事都要学会远瞩，深谋远虑，不然的话，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就会不受掌控。

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每个人不管做什么都要走一步想三步，计之长远。

特别是创业做公司，如果你看得不够远，那等你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时候，往往就已经晚了。开始时候犯下的错误最难挽救，希望诸位都学会防微杜渐，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商业之争就是远见之争，有人做什么生意都赚钱，有人做什么生意都赔钱，无非就是想多想少的问题，商业是竞争法则，优胜劣汰，你必须是做到比同行要好上一点才可以活下去。

任正非一句“杀出一条血路”，被外媒翻译成“华为威胁要让西方血流成河”“给女儿报仇”

美国现如今对华歇斯底里，无端将华为公司视为“国土安全危机”，肆意打压。对华为CEO任正非的一言一行，美国媒体也是一惊一乍。《华尔街日报》6月6日一篇文章，煞有介事地翻出任正非2019年的一则言论，蹩脚“美式中译英”一番。这句话直译翻回中文是这样的：

“冲啊，边冲边杀，让鲜血染红我们的道路。”

此文一出，立刻引发诸多对华偏执狂的共鸣。加之近期华为遭遇“芯片供应链遭打压”、“孟晚舟案进展不利”等事件，文章渲染任正非大有对美国之势。而实际上《华尔街日报》正以“任正非撸起袖子准备和美国干架”为标题，甚至还在暗示任正非要“给女儿报仇”。

而此文一经其他媒体转载，火药味更加浓重。BBC新闻网称华为发起了“媒体闪击战”；《泰晤士报》网站则叫嚣“华为创始人对西方宣战”；澳媒《每日电讯报》干脆直接说“华为威胁要让西方血流成河”。

所以任正非到底说了什么？

观察者网注意到，2019年1月18日，任正非在杭州研究所业务汇报上发言。他提到，“谷歌军团的编制不大，战斗力极强，要好好向谷歌军团学习。终端发展迅速就是采用了正确的方法，他们搞四组一队，实行三三制，实际上和谷歌军团是一致的。算法团队直接杀入到项目中去，一线既有算法又有数据，就容易突破。你们组织优秀的博士形成一个谷歌军团，扑上去，就可能把口子撕开。”

任正非呼吁华为的研发团队不能“关在深宫大院”，而是到战场上去，“杀出一条血路”。这段话被华为管理第一研究机构蓝血研究院公众号转发。

而这句“杀出一条血路”则被西方媒体误解为宣战口号。其实不仅是媒体，一些自称是“中国问题”专家的西方学者，近日也在社交媒体上转载文章，原封不动照抄《华尔街日报》的译文，叫嚣这是“暴力”。其中还不乏有亚裔记者转发了这篇文章。

但也有网民指出《华尔街日报》翻译错误。譬如有人指出，“杀出一条血路”是句常用中文俗语，就是“从困境中打开一条出路”的意思。

新华社记者王子辰在推特上回应，说一家公司进入战时状态，并不意味这家公司会对谁开战。正是因为美国政府的行为，华为才进入战时状态，它这么做是为了捍卫自己。“就从公开企业战略、公开高官内部谈话文件等角度来看，华为称得上是全球最透明的科技公司了。”

BBC新闻网也在6月10日发表文章，解释道翻译问题可能是“中西文化不同”导致。报道称，“中国人常说商场如战场，中国很多商人都喜欢用军事术语来形容公司管理和商业策略，有鼓励士气的目的。但在西方年轻人一代，这并不能被普遍接受。”文章也认为，语言文化在商业和政治中的可以起到作用。

也有人以牙还牙，直译英文俗语进行反击：就好比说《华尔街日报》的翻译“烂死了”，但实际是和“死”没有关系。也有人反指英语俗语按照美媒的直译标准，更加暴力。譬如美国俗语“试一下（take a shot）”，直译过来为“挨一枪”，“这难道不是枪械暴力吗？”

反观事实，华为的确在这两年内“杀出了一条血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剿下，《日经中文网》在今年5月对华为手机Mate 30拆机发现，中国产零部件的使用率按金额计算已经从25%左右大幅上升到约42%。与此同时，美国产零部件则从11%左右降到了约1%。截至今年2月，华为已在全球范围内获91份5G商业合同。

来源：观察者网 徐乾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