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八字是什么格局 胡适八字才华虚透吗

无才泼辣虎妻江东秀是怎么拿捏住丈夫胡适

听说过时期“小脚与西服”的爱情吗？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北大文化圈中的胡适和他的原配妻子江东秀。

一代文化名人胡适，集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三项桂冠于一身，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传奇般的获得35个博士学位的令女性瞩目的“男神”级人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爱穿着西服给北大学子上课的大知识分子，却娶了一个不识多少字的小脚女人。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胡适和江东秀这对“小脚与西服”式的婚姻，能够维系一辈子，而且越是到了婚姻的后半程，两个人越是琴瑟和鸣、恩爱有加。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他们都经历哪些重要时刻。

一、包办婚姻，苦等留学13年“潜力股”胡适

江东秀豆蔻年华时，在母亲极力促成之下，许配给远房亲戚的未曾谋面的14岁胡适。当时江东秀一家是本地望族，胡适一家已经没落了，江东秀母亲看中了胡适的相貌和才学，认为胡适是一位潜力股，派人上门说亲。

期间，胡适母亲认为江东秀比胡适一岁，不合适。因为有种说法叫做“男可大十，而女不可大一”。再者江东秀生肖是虎，八字呈母老虎的性格彪悍，难得贤惠。三是两家门第兴衰也不相称。所以呢，胡氏母亲迟迟的不肯表态，可是江母一心想促成这门婚事，并委托胡适的本家叔叔做媒人，再把江冬秀和胡适的生辰八字合一合，呈祥瑞。这才成订婚成功，成就一桩美事。胡适一向孝顺，自然答应，没有反对。

后来受封建礼仪的束缚，她深居闺阁13年，独自等待留洋海外的未婚夫，28岁时，她与名扬京华的丈夫胡适结为连理。这办的婚礼还是新式婚礼。

二、留洋期间起危机，幸得胡母化解

然而胡适在美国留洋期间，他邂逅了美国姑娘韦莲司和中国才女陈衡哲。他与这两个人先后产生了浓烈的情愫，爱到深沉。但最终呢，他还是回国跟传统女人江东秀结了婚，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下面讲。

远在美国的胡适情到深处时，也想要和江东秀解除婚约，要在美国另娶妻子。胡适着急地写了家书代，恳切地征求母亲的同意。但胡适收到母亲的言之凿凿的规劝和拒绝，后担心年迈的母亲夜不能寐，便慌忙写了这样一封回信，说自己不会成不孝之人，所以我不再有解除婚约的念想。

胡适他自小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一生实属不易，胡母呢，比胡父小三十岁。这个女人24岁的时候便成了未亡人，年仅四岁的胡适变成为了胡母唯一的希望。他的家庭呢，本就十分拮据，母亲常以手势抵押借款生活。胡适对此感到惭愧不已，又怎么敢违背母命有负于母亲所钟爱的江冬秀呢？

三、智斗小三，勇斗丈夫，捍卫家庭

婚后的江冬秀又是怎样经营这段悬殊性很大，又不被世人看好的婚姻的呢，那么接下来我来为你一一揭晓。

江冬秀婚后的第二年，跟着丈夫从此乡下来到文艺浓厚的北平，她不仅丝毫不胆怯，而且处理家庭里外大小事物很有分寸感。然而在1923年秋天，江东秀因放心不下在杭州疗养的胡适，便写信委托胡适的表妹曹诚英前去照顾。没成想刚经历离婚的表妹竟然和丈夫产生了爱意。北大文人圈中的汪静之、徐志摩等人八卦着胡适的新恋情，最后几乎全北平的文化人都知道了此事，唯独江冬秀一人被蒙在鼓里。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不能上吊的梁。最后呢，江冬秀也知道了此事。她的做法实在令人佩服。她只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淡定的在家等着胡适回来，见胡适没有半分愧疚，便大声呵斥，把胡适吓了一跳。江冬秀说道，胡适，你胆子够大的呀，居然敢瞒着我在外面偷情，你活得不耐烦了。胡适起初死不承认，并摆出一脸无辜。

立刻，江冬秀横着脸大声的说道，你别死鸭子嘴硬，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和曹诚英再有来往，先将我们娘几个杀了，江冬秀一把抓起站在旁边的儿子，儿子被江冬秀的举动吓地胡乱挣扎着，哭喊着，整个小脸嘶吼的通红。接着，她立刻从桌台上抓起一把裁纸刀，直戳着儿子说，那我就先杀了这几个孩子，然后再自杀，省得我们娘几个碍着你娶小老婆。看江冬秀这突如其来的架势，实在难以招架得住，整个人吓得脸色泛白，整个人直哆嗦，就差跪地求饶了。

总结一下，对付想要出轨，意图出轨的男人，女人要明白拿捏住男人才是最重要的本事，这样外面的野花自然会枯萎。同时，女人要做到这几点：一是冷静，二是态度绝对，三是利用男人的致命弱点。

后续江冬秀偶然看到了胡和曹的情书，瞬间火了起来，她走进卧室，一把将胡适从床上拎了起来，把胡适往庭院一丢。江冬秀拿着书信扯着嗓门大喊起来，大家出来给我评评理，胡适被称为大文豪，一派学者风范，背地里竟干出这偷鸡摸狗的事儿，整天吃着碗里的，霸着锅里的，想着她那在外的小情人，大家过来评评理，这么肉麻的信是人写出来的吗？

江东秀不是一味维护胡适的名声，想着内部解决消化这件事，而是再次拿捏胡适另一个弱点——爱惜自己的羽毛。自从，胡适再也不敢和曹诚英联系了，这场智斗小三的战役，江东秀胜利了。

在我眼中，我没有觉得她嗓门很大，脾气暴躁，是个虎妻，反正我觉得她是真正懂得去维系自己的婚姻，并且懂得捍卫自己的婚姻的一位女性。

四、大格局成就江东秀，真正征服胡适

江东秀在人情世故上处理得当，也是家庭理财的一把好手，甚至有着不同于一般女人的格局和见识。

在胡适收入颇丰的那些年，江冬秀精打细算，几乎不为自己花费一分钱，却将这些钱财帮助身边贫困的亲朋好友。抗战期间，胡适在美国担任驻美大使，江冬秀独自在国内带着几个孩子，生活颇为拮据。胡适从国外寄钱来，寄来了1000多块，她把钱分给了穷困乡邻，还拿出数百元捐给某学堂。胡适得知后，特意写信表扬江东秀，达则兼济天下的侠义心肠，也让胡适对她多了一份敬佩之意。

在官场上，江东秀不是官迷，从来都不支持胡适从政，。因为她懂得自己的自己的丈夫具有文人的傲骨和高风亮节。胡适做不到与这些政客一样挂羊头，卖狗肉这样去愚弄百姓。果然后面因为营救爱国志士，被警告，。

在后来的公众场合，胡适很乐意扮演惧内的角色，而且还时常在众人面前讲，世界各国怕老婆的笑话，其实，胡适的内心深处时刻敬爱着自己的妻子，同时也对善待夫人有着一种文化上的期待，胡适还曾主张新时代的男人要三从四德，而是所谓的三从四德，分别是太太的命要听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四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

在胡适是晚年的时候，他曾对秘书如此说道，做为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是啊，不管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久而敬之，方能更好地与人相处，并且获得更为长久的幸福。

江东秀性格果断豪爽，为人仗义勇敢，处事拿捏得当，实属当代女性的楷模，她像一个战士，在婚姻当中勇敢无畏，众人觉得他配不上大文豪胡适。但她呢，没有因为自卑胆怯，他很聪明，但没有自恃聪明采用任何阴险的手段，相反的，她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用智慧取得了丈夫的珍惜和他人的赞扬，这个女人不简单。

毛主席说，仅年长他两岁的胡适，曾一度是他心中不可动摇的导师

有人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时代，如果你有幸生活在其间，那么随便出个门、打个酒、听个曲，就能撞到位大师。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一个，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群星璀璨。

10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压根儿不是如今流行的“范儿”里描述的小清新模样。正好相反，一切都令人窒息：军阀割据、土匪遍地、政治、思想混沌、尊孔复古、恶俗依旧；百姓不仅穷困已极，而且在“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

这窒息中，两个人的相逢，为中国撕开了一道光亮的入口。他们是36岁的陈独秀，和更年轻的、24岁的胡适。他们被后人并称“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人物。

1915年1月，陈独秀以神来之笔，译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即与科学。他希望青年向这两位“先生”走去，成为革新旧政治、建设新国家的生力军。整整比他年轻一轮的胡适，恰是如此青年。

彼时，胡适正留学美国，与“德先生”“赛先生”朝夕相对，活跃于校园，交游甚广。他为混乱中国开出的药方，就是“造新因（造就新人）”。这与陈独秀不谋而合。

《新青年》刚创刊时，在青年中影响并不大。因胡适加盟与陈独秀并肩作战，这个刊物才成为青年心中的指针，新文化运动也才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胡适的高明在于，他用一个看上去微末的东西，来破科学这个宏大的题——说话写字，请用白话文。他主张“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语言；白话文学是文学史的正宗；要用白话来创作新文学——活的文学、人的文学。”

不几年，白话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创办，全国教育联合会一致通过“教科书一律使用白话”的议案，优秀的白话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不断产生。

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成功了，而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思想革命。

他喊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一方面承认个人自由，确立个人价值，“努力把自己铸造成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健全的人，要担当，要负责，要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新因”。

他以青年之身，做了青年的导师。在他的影响下，一代青年成长起来，并在稍后的五四运动中爆发出巨大的正能量。也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掀起的这场盛事，正式得名“新文化运动”。尽管他自己更喜欢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不管怎样命名，这都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运动。

1919年底，胡适整理出新文化运动的4条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对这个纲领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这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最后的贡献。此后，他与被他召唤起来的、走上街头、投身历史洪流的新青年分道扬镳。

胡适28岁时的这次选择，已然是其一生的转折。

胡适的转身而去，早有因由。

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意气风发的胡适就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以便“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他想做的，只是一场启蒙运动。启蒙的涵义可以这样表述：觉醒、人格独立、理性自主，或者说“人的解放”。他一直希望，这一运动能以“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持续下去。至于国家前途，他觉得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就好。

所以，胡适把五四运动视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其实，此说不确。新文化运动不能持续，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变动，而这些变动是必然的。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和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代青年，投身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必然选择。当时 中国的民族独立、内部割据等问题没有解决，何谈“人的解放”和“纯粹的文化”？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场未完成的运动，它的目标至今都没有完全实现。

过去的100年里，前60多年间，要么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要么是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人们实在无暇顾及文化。

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才进入100年来最为安定的一个时期：既无战争，也无运动。这样一种环境，最容易实行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一些任务。

于是我们看到，胡适说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与改革开放的第一道惊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此契合；于是我们想到，胡适曾力主：“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个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在他的年代，只有“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这一条路可走；但在当今时代，确需践行一点一滴的改革思路。

100年之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再造文明”，仍是我们面对的迫切任务；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和科学主张，依然是我们寻找和重建的方向。

总有一种误解，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全盘反传统”，其实，胡适从来没有全盘反传统，而是从传统中提取新文化的元素。他和鲁迅、钱玄同诸人对传统文化的不合理方面，批判是不留情面的，这是基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厚了悟。

今天，我们欲建设新文化，必须了解传统是什么，然后在批判、继承、创新中，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延续下去。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这首轻快的小诗《希望》，是胡适的白话代表作之一。它被改成歌，谱成曲，传唱至今。

1915年，远在美国的胡适，与一同留美的赵元任、梅光迪等人围绕“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赵元任记得，那时的胡适“健谈，爱辩论”，同时“自信心极强”。虽然身体很瘦，却“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

7年的留美生涯，是胡适的“一生转折处”。在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后，胡适进入康奈尔大学学农学。这个奇怪的选择，是因为出国前二哥曾再三嘱咐他“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认为这是“没有用的”。为免辜负兄长期望，胡适决定“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然而，在耗掉了3个学期，上完了区分30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完了洗马、剪树、接种、捉虫后，胡适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兴趣所在，转向文科，“自此如鱼得水”。

胡适出国的行囊中带有1300卷线装古籍。在康奈尔大学他一共选修了14门哲学课、7门政治学课、5门历史课，还涉猎英国文学、心理学、美术史和建筑学。政治课中，“美国的政党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学也学得颇好：92分。

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已充分显示出社会活动家的气质。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虽然身居国外，他对国内的局势非常关心，经常呼朋引伴，四处交游，参加各种学生会组织，并担任世界学生会的主席，还设立了一个“薪胆会”，希望“人人能为勾践，似祖国尚可为也”。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段时期对胡适来说，真是到了‘最善世界最善处’。他的头脑比较清楚，又有一种救国的志向，四处去演讲，结识了很多朋友，也有机会深入到美国文化里去。”

但胡适也有烦恼。1914年他在给绯闻女友韦莲司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尔太有名了，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他花费时间到处演讲、交友，没办法集中精力去钻研学问。康奈尔大学坐落在小镇伊萨卡（或译绮色佳）上，地方小，人头熟，无处藏身，胡适开始向往大城市，“中隐隐于市”。恰巧这个时候，胡适对哲学家杜威的学术主张产生了兴趣，在阅读了大量书籍后，产生了要到哥伦比亚大学亲聆其教的想法。

1915年9月，胡适前往纽约，师从杜威，这对他影响至深。胡适自己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杜威比胡适大32岁。胡适进哥伦比亚大学时，杜威已经快60岁了，高高的个儿，腰板挺得笔直，颇具学者风度。

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首席教授，不善辞令。他讲课慢吞吞的，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说，似乎每一个动词、形容词、介词，都得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许多学生都觉得他的课枯燥无味。慕名而来的胡适，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杜威的课，不仅听懂了他所讲的课程，而且对他用字选词的严谨慎重，大加推崇。

胡适最崇拜的，还是杜威的思想，即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实验主义，根据杜威的解释，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这在后来被胡适总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此外，实验主义从进化论出发，主张一切进步都是逐渐的。这让胡适在改革实践中持渐进式的改良主张，成长为一个稳健的改良派，后来走上了一条和陈独秀等革命派截然不同的道路。

与陈独秀隔着太平洋的相知

1915年9月，正当胡适投身杜威门下时，在太平洋的另一端，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从第2卷开始改名为《新青年》），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

徐子超是安徽省绩溪中学的退休教师，也是当地最早研究胡适的人，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陈独秀和胡适本不认识，两人最初的相交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汪孟邹。”汪孟邹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经销书籍杂志，和胡适是安徽绩溪的同乡，又与陈独秀早有交往。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锐意革新，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对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极为看重，几次托汪孟邹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能为杂志写文章。于是，胡适在1916年2月寄了一篇白话文译稿《决斗》给陈独秀。此文原是俄罗斯小说，讲述一个丧父少年为了荣誉决斗的故事，胡适通过这篇小说，发出“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决斗”之声。

此后，胡适与陈独秀信函往返，两颗新文化之星开始了“纸上相交”。当时，陈独秀认为“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所以他最初是想让胡适“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而胡适在美国校园里正忙着为“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进行辩论，他尝试着用白话写了一些新诗，同学们的评价褒贬不一。胡适便致函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没想到陈独秀很是赞同，于是胡适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5号上，系统阐述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此文一登，轰动一时，胡适人还没有回国，文章已经被当时的青年视为“圣经”。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深感“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有了共同鼓吹“文学革命”的经历，陈独秀认为胡适是自己最好的搭档。经陈独秀推荐，远在美国的胡适被聘请为北大文学和哲学教授，负责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程的教学。

1917年，在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的考试之后，胡适于7月10日回到上海。他写了一首踌躇满志的《将归之诗》：“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便即此一年，足鞭策吾后。今当重归来，为国效奔走。”很显然，此时在胡适心中，陈独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在日记里，胡适还写下了一句意气风发的话：“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这句话将青年胡适的抱负、远见、理想囊括其中，不仅是他与归国留学生共勉的座右铭，也成了他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的利器。

白话的乐趣

1917年7月，胡适撰写了大量有关白话文运动及文学革命的文章。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大力推广白话文。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反对声音也异常激烈，反对者包括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成为反对白话文的急先锋。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了3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的回击令人拍案叫绝。有一次，胡适正在课堂上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故事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不简洁，打电报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拒绝了。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５个字：干不了，谢谢。”同学们听后纷纷叹服。

胡适身体力行，创作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在中华诗国开创了一个以“胡适之体”为特色的白话自由体新诗流派；他创作出中国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终身大事》，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的散文，“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他热心提倡传记文学，所作白话传记，文字清新晓畅，具冲淡自然之美；他还率先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译本。

由于胡适的倡导和朋友们的努力，白话文学很快取代了文言文学的地位，风行全国。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规定，小学教材一律采用白话新课本。胡适的白话革命大获成功。

“爆红”北大

在北大教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对留美7年的胡适来说毫不费力，难的是教中国哲学史。原先教这门课的陈汉章功底扎实，但思想陈旧，他从传说中的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有同学问他：“照如此讲法，一门中国哲学史何时才能讲完？”他回答：“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胡适接课后，学生对他表示怀疑：“一个从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讲中国的东西，况且才二十几岁！” 谁知胡适一上来就非同凡响。这位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新派教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讲台。他抛开以前的课本，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胚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样一改，给那些言必称三皇五帝的旧脑筋以沉重的打击，用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的话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

顾颉刚听过几堂课后，认为胡适讲得不错，便找到当时最敢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要他去听一听，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老师从哲学系赶走。学历史的傅斯年听后果然觉得不错，便对那些“不以为然”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就这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取得了成功，那些思想保守的教师不仅没看成他的笑话，相反，选修胡适课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些外校学生乃至社会青年也慕名来旁听，其中就有湖南青年。26岁的胡适因此成了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

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分为12章，共10余万字，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年纪轻轻的胡适立即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

胡适站稳脚跟后，北大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胡适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帮助和指导进步学生。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被视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他借易卜生之口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因此“暴得大名”，成为青年心目中风头无二的新文化领袖。

葬礼的革命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改革丧葬旧俗的呼声日高。1918年，北京通俗讲演所请胡适讲演“丧礼改革”。岂料讲演还未举行，他的母亲便于11月去世，胡适匆忙赶回家奔丧。

未能为母尽孝，成为胡适一生心中所痛。他在《先母行述》中写道：“先母所生，只适一人，徒以爱子故，幼岁即令远出游学；十五年中，侍膝下仅四五月耳。生未能养，病未有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亦未能见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此时，许多旧派人物都在紧盯胡适，看这位提倡“改革丧礼”的新派人物如何办理母亲丧事。结果，胡适先印了讣告，但不同于旧式的讣帖，他删掉了“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损灭”等虚伪的套话，只简要地写：“先母冯太夫人于中华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殁于安徽绩溪上川宅。敬此讣闻。”

徽州的风俗，一家有丧事，家族亲属都要送锡箔、白纸香烛，讲究的人家还要送盘缎、纸衣帽、纸箱担。胡适发了一个通告，上书：“本宅丧事，拟于旧日陋俗略有所改良。倘蒙赐吊，只领香一炷或挽联之类。此外如锡箔，素纸，冥器，盘缎等物，概不敢领，请勿见赐。”去掉了这一项，而且“和尚道士，自然是不用的了”。

关于祭礼，徽州一带颇有讲究，胡适本想把祭礼一概废了，改为“奠”，但他的外祖母不同意，于是把祭礼改短，亲戚公祭改为“序立，主祭者就位，陪祭者就位；参灵，三鞠躬，读祭文，辞灵，礼成，谢奠”。新式的三鞠躬取代了过去的跪拜大礼，又省掉了“三献”“请食”“望燎”“举哀”这些见神见鬼的环节。原本需要好几天的祭奠，被胡适这么一改，15分钟便完成了。

到了出殡的时候，胡适身穿麻衣，不戴帽，不执哭丧杖，不用草索束腰，但用白布腰带。他也没有请人看墓地风水，就在他父亲的坟旁葬了母亲。丧事完后，胡适仍旧是“布袍、布帽、白帽结、白棉鞋，袖上蒙一块黑”。穿布衣、着白色是旧式的丧服，戴黑纱则是建立后定的新丧服，所以，胡适称之为“不中不西、半新半旧的丧服”。当然，胡适也不会守丧3年，半年后，到了l919年5月，他就不穿丧服了。

其实，对于自己被迫穿上这些“不中不西的丧服”，胡适感到很惭愧：“仔细想来，我还是脱不了旧风俗的无形势力——我还是怕人说话！”

胡适改革丧礼的尝试，立即引起了一些人的响应。湖南一位青年给胡适写信说，看到胡适《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越读越痛快，越读越佩服。

旧道德的婚姻

与丧礼的改革不同，胡适的婚事基本遵循了旧传统。

1917年，留洋归来的胡适风度翩翩，一副俊俏才子的样貌，人人都争睹这位洋博士的风采，他的绯闻也传得沸沸扬扬。但出乎众人意料地，胡适选择回乡，与订婚多年的江冬秀完婚。这在旁人看来或许难以理解，但在胡适自己却是理所当然。他对待婚姻自由的态度，从来都是保守的。

现年78岁的安徽绩溪上庄村人胡承哲家里收藏了一本胡适写有眉批的《巴黎茶花女》。胡承哲的父亲胡乐丰比胡适小12岁，称胡适叔叔。在其中的一页上，胡适批注道：“以情故乃弃掷一生事业于不顾，此罪亚猛（小说男主人公）不能辞也。余尝反对自由结婚之说，即以此说为根据。”

“在婚姻问题上，胡适对母亲的尊重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母亲给他定的婚，他不愿意，也不能改变。” 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胡成业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13岁时，胡适便由母亲做媒，和14岁的江冬秀订婚。胡适离家后，两人曾互通书信。江冬秀没有多少文化，不太会写信，胡适写的信多一些。江冬秀曾裹小脚，胡适接触到新思想后，便写信让她放足。

即使留学美国，胡适对待婚姻自由的态度仍没有改变。他在1915年5月19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姻，致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大不取。自由结婚，固有好处，亦有坏处；正如吾国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处，有坏处也。

“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形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令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

“伉俪而兼师友，固是人生莫大之幸福。然夫妇之间，真能智识平等者，虽在此邦，亦不多得，况在绝无女子教育之吾国乎？若儿悬‘智识平等学问平等’八字，以为求偶之准则，则儿终身鳏居无疑矣。”

后来，一度传言纷纷，说胡适在美国与康奈尔大学教授的女儿韦莲司结婚了。在1915年10月3日的家书中，胡适驳斥道：“儿久已认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自认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

1917年12月30日，胡适与江冬秀在绩溪完婚。胡适故居的管理人员胡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婚礼是我爷爷胡近仁代为操办的。”在胡从的家里，记者还看到了婚礼的请柬和胡适婚宴菜单，菜单上的“九碗、十二碟、六碗吃饭”，循的是当地风俗。

虽说这桩婚事是奉父母之命，但胡适在婚礼仪式上却没有遵从旧俗。他提出了“六不”，即不拜天地、不拜高堂、不拜祠堂、不相拜、不收礼、不放炮。胡成业总结了这“六不”的执行结果——不拜天地做到了，胡适说，“这是废除的陋习中最重要的一项”；不拜高堂和不相拜做到了，二者均用鞠躬代替叩头；不收礼也做到了，胡适提出“不收贺礼，只收贺联”，现在胡适故居里，还挂有当时亲友送的贺联；不拜祠堂和不放炮两条没有做到，在母亲的坚持下，婚礼在炮声中举行，胡适和江冬秀也在婚后第三天，到祠堂向祖先牌位三鞠躬。

这桩婚姻从结局上看是圆满的。江冬秀很能干，在结婚前，她就不时到胡适家，帮胡适母亲分担家事，婚后，又操持整修胡适父亲的墓。胡适去世后，江冬秀还促成了《胡适日记》的出版。“江冬秀大事不糊涂啊。”胡承哲感叹道。

尽管那时的新文化干将和留学生们都纷纷离婚，尽管江冬秀被胡适的朋友戏谑为“菜刀派”——以拿菜刀砍儿子来保护婚姻，尽管江冬秀凶悍到闯进一群教授中间骂他们是“伪君子”，但胡适一生对江冬秀不离不弃，还提出了著名的“新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两人白头偕老，以至于林语堂说，看到了江冬秀，才知道胡适有多伟大。

与陈独秀分道扬镳

鲁迅曾经写过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来比较新文化运动两颗巨星——陈独秀和胡适的性格：“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作为近代史上与“康、梁”“孙、黄”并驾齐驱的标志性人物组合，“陈、胡”两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后半段里，分歧已经比合作多。陈独秀倾向于比较激进的左倾革命立场，较多地接受了主义世界观，他反对胡适的温和路线，以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

1918年，陈独秀劲头十足地发表了对政治的长短大论，引起了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的不快。在胡适看来，陈独秀的举动已经违背了《新青年》初创时大家心照不宣的宗旨：“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耿云志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陈、胡两人作用截然不同。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一个是陈独秀的革命路线，一个就是胡适代表的相对比较温和的渐进式改革的路线。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也就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陈独秀是个大炮，到处唱高调，能够振奋人们的精神。而胡适是一个踏实的学者，他的主张是与其空谈主义，不如静下心来解决一些社会上的问题。他把破旧怎么破、立新怎么立，想得非常深刻具体。所以大家讨论不是围绕着陈独秀提出的问题讨论，而是围绕着胡适提出的问题讨论。所以对那一代年轻人实际影响比较深的，并不是陈独秀，而是胡适。”徐子超说。

1919年五四运动后，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决定将《新青年》变为宣传主义的论坛，这让胡适很难接受。胡、陈二人志同道合的蜜月期结束了，而两人的分道扬镳也导致了北大知识分子的。集合在胡适旗下的主要有周作人、毛子水、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集合在陈独秀旗下的主要有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慰慈等。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认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贯穿了胡适的一生。这种分歧的根源不仅仅在于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还在于胡适缺乏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事实上，在谈论‘问题与主义’的时候，在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候，胡适表现出了在重大社会问题面前的冷漠和软弱。他拒绝了马克思主义，而这恰恰是那个时期对人们最具有感召力的‘主义’。”

虽然分道扬镳，但友谊未改。陈独秀四次被捕，胡适动员了一切可调动的力量，不遗余力地营救他。正如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对胡适的敬与弃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与长谈，直言：“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了我的楷模。”

正如所说，仅年长他两岁的胡适，曾是他心中不可动摇的导师。还在湖南长沙的时候，曾与蔡和森、何叔衡成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临行之前，却决定自己不去了。后来，他给老师周世钊的信中提到这件事，特别说明：“我曾以此事问过胡适和黎邵西（胡适的朋友）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初到北京时，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职位，而胡适已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了。曾多次去旁听胡适的课，这也是一度称自己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他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还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

1919年7月，当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激烈争论时，马上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几十个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可谓紧跟胡适。之后，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重点销售的图书便有胡适的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还包括胡适的老师杜威的著作。

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信仰马列主义的与坚持自由主义的胡适，由于“道不同不相为谋”，失去了早年的情谊，走到了相互敌对的地步。

成立后，一直将胡适视为“可以争取的人”。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和的关系开始产生变化。这一时期，胡适赞成“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认为如果国内不能统一，不能安定，中国没有能力既对付内乱，又对抗侵略，因此未作立即抗战的呼吁。此言一出，的报纸开始把胡适看作派，把胡、蒋看作一体。

抗战胜利后，中国对胡适这样的名人努力争取。1945年4月25日，作为参加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代表董必武按指示与同样参会的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的主张。胡适却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这一年的7月1日，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访问延安。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与黄炎培对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的印象截然相反，傅斯年认为的气度“咄咄逼人”。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老师胡适谈了对的上述印象。

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署名的电报给，希望他“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胡适的这种态度让不再对他存有幻想，但还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拒绝了。此后，胡适如同一叶扁舟，驶向了那条窄窄的海峡，也永远驶离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终生未能回归。

作者：左玉河 宋广波（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环球人物》驻台湾特约记者 王敏

《环球人物》记者 王肖潇 朱东君

麻子里面出人才——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札记

胡适。

胡适有一句名言：“容忍比自由还重要。”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胡适对胡颂平说，从来经师对耳顺的解释都是不确切的。他说：“耳顺还是容忍的意思，古人说的逆耳之言，到了六十岁，听起人家的话已经有容忍的涵养，再也没有‘逆耳’的了，还是这个意思比较接近。”

我有一朋友文集名《耳不顺集》，即年过花甲，仍有不能容忍、不愿容忍、彻底地不妥协之意，即是反其意而用之。

胡适写诗或文章倡导晓畅明白，这大家都知道。有人写抽象诗，拿来让胡适看，胡适认为别人看不懂：“你们所写的所谓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只管自己写，不管人家懂不懂，大部分人的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或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你们的诗，我胡适之看不懂，那么给谁看得懂。我的《尝试集》，当年是大胆的尝试，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诗来表达出来；如果朋友都看不懂，那成什么诗？”

他还举例子说：“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看得懂；西洋诗人也都如此，总要是现代人都能懂，大众化。律诗，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作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

胡适把印象派的东西视为自欺欺人，恐怕搞艺术的人都不能接受；把律诗和用典都当作没有文学价值，更是一篙子打翻一船人。

胡适说，朱家的名字都是按五行来取的，像朱夫子名叫熹，他的父亲叫朱松，他的儿子叫朱塾，都是用金木水火土来取的，五代一轮换。就是到了明朝之后，朱元璋的后代差不多也是按五行取名的。

这一点证之朱元璋的后代皇帝可知。如朱棣，朱允炆、朱高炽（二人是堂兄弟），朱瞻基，朱祁镇、朱祁钰（二人是兄弟），朱见深，朱祐樘，朱厚照、朱厚熜（二人是堂兄弟），朱载垕，朱翊钧，朱常洛，朱由校、朱由检（二人是兄弟）。

胡适认为，看人家写诗的好坏，首先要看他写的绝句；绝句写好了，别的或能写得好；绝句写不好，别的一定写不好。

证之唐代诗人或当今世人，似有道理。

胡适说他的朋友中有好几个是麻子，刘景山是个子，王澂叫王麻子，杨杏佛叫杨麻子，汪敬熙叫汪麻子。“中国有两句成语，一个是说男人的，‘十个麻子九个怪’；对女人则是‘十个麻子九个俏’。”

胡适说凡是麻子，他的相貌不好看，都是要努力出人头地的，所以成功的也不少。“因为自己是麻子，大都怀疑别人的。刘景山的子真不好看，但他在交通界做过不少的事，并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

胡适认为写批评文章宜用真名。

雷啸岑用笔名“马五先生”，他说是中学时代受了《儒林外史》马二先生的影响。胡适对他说：“批评人家的文章，最好用真名；如果人家知道‘马五先生’就是雷啸岑，好像知道鲁迅就是周树人，那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除非你的笔名是尽人皆知，那么写批评文章就不要用。

胡适说，明朝有前后七子的关系，归震川是以提倡古文运动而出名的，其实他的文章是很陋的，没有东西，没有见识，只是在那么一个小地方的浅陋的见识。“与他同时代的钱谦益（牧斋）、顾亭林、黄宗羲、袁氏三兄弟（袁宏道等），甚至以后的袁枚，都比他写得好。钱牧斋书读得又多，比他高明得多。像王阳明，他也不是有意做文章，而文章做得好。崔述、王念孙及王引之父子都有东西，也不是有意做文章，而文章做得很好。他们都是有东西、有内容的。韩退之提倡作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学生皇甫湜、孙樵等没有一个是通的，但白香山的文字就写通了，元微之的也写通了。在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欧阳修、苏东坡两人是写通了。”

对历代文豪，胡适很看重文章通不通。许多所谓大家，胡适都认为不通。

胡适的八字是：

辛卯

庚子

丁丑

丁未

我不懂算命，不知道这个八字能得出什么结论。

胡适在1961年3月份因心脏病住院期间，有人送来中医治疗心脏病的药方，药方里需要西洋参。胡适说，古代的所谓参，是指山西的党参。过去的医生不知道心脏是一部机器，是一个发电机。说西洋参可以强心，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他说西洋参在纽约附近，是用来喂猪的。西洋人发现用这种东西拿来喂猪，猪会长得特别肥。后来发现中国人用它当药吃，才推销到中国来，到现在还不到100年。

同样是看待对对子，陈寅恪和胡适之的看法就完全不同。陈寅恪认为对对子能够把他的国学根基完全显露出来，他在清华招生时最著名的题目，就是用“孙行者”对对子，有人用“胡适之”来对，有人用“祖冲之”来对，后者显然更好。

而胡适的看好相反，他说：“骈文、律诗，都是对对子；一直到八股，还是对对子。可见对对子，是一条死路。”

胡适认为岳飞的《满江红》里“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是说大话，反不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句更实在。

1961年12月24日，胡颂平对胡适说：“带一点小礼物去看人家，用乐清话叫做‘伴手’。”

未料，时间过去六十年，“伴手礼”的说法竟风靡全国，恐大多数人不知道此语来自乐清。

2022年10月4日至8日

曹亚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