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八字桥老照片 温州八字桥松糕地址
温州城区八字桥的老字号“严升记”
八字桥严升记店铺
严升记大屋坐落在温州城区八字桥。八字桥这地方原先确实有两座桥，从信河街天妃宫巷的东端巷口过去几步就到了。清光绪年《永嘉县志》记载：八字桥一桥在德新坊(天雷巷南)，东西桥在新（注：今为信）河街北，跨南北。两桥形如“八”字，故而得名。从古到今，八字桥一直是温州市区的繁华区域。
孙守庄摄于1996的八字桥
2007年，八字桥的拆迁工地出土了珍贵的宋代漆器。这些漆器中，有朱漆盘、银扣朱漆盘、花瓣式朱漆碗、收口黑漆盏及黑漆碗碟等，上刻“己酉温州口口张记”、“辛卯温州新河周三叔上牢”等楷体墨书铭文，可以窥见这一带是当年的富人区，也折射岀当时经济的繁荣。在清代，文人周衣德留下一首诗：“半间殿里鳌山簇，八字桥边锦幕添。最是嬉春游女盛，沿街不肯下湘帘。”可以想象当时的繁华和热闹。
温籍著名作家林斤澜先生一篇名为《榕》的散文中写道：“坊口到我家老屋，不过三四百米。从老屋再走一二百米，是个三叉路口。原先街边都有河，有两条桥像八字搭在三叉河上。这里就叫做八字桥。八字中间，又是一株大榕树，两人不能合抱。枝叶盖着河，河上的桥，过街，盖住周围的店面。团圈围着榕树的有酒米店、糕饼店、扁儿店，还有两层‘洋房式’的百货店叫严升记。”这八字桥的“严升记”即是我的祖父严钟杰老先生开创的百货字号。祖父字仲衡，温州市区人，生于1892年，卒于1975年1月22日。祖父出身贫寒，祖屋在市区百里坊八仙楼。听祖父母辈说，不知几代前，严姓祖上也出过大官，曰：“御史太”（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督部门，是负责弹劾、调查等工作的官员），原麻行僧街曾立有牌坊，但后辈却不知为何逐渐败落，至我曾祖父时已只能以钩制“和尚帽”（一种手工棉线睡帽）为生，养有六子三女。
自我记事时，大阿爷、四阿爷、三阿婆及我爷爷均健在。祖辈中数大阿爷最无出息了。整天胸前挂着个破三弦琴，走街串巷，弹琴说唱，嬉皮笑脸地混吃，有时还替人算算命。大家都叫他“蟹浆伯”，意思是指他身上很邋遢、很脏，也是瞧不起他，颇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但孔乙己还能说“窃书不算偷”，可他是连“阿Q精神”都没了的人，或许是大彻大悟了。他也常到我家，与我们小孩开开玩笑，像个老顽童。有时也在我家蹭饭吃，有次吃了饭回去还顺便把我爷爷放门口的新鞋穿走，把自己已露出脚趾的破鞋留下，爷爷也只摇摇头随他去。他是从没忧愁的样子，我也随大家一起叫他“蟹浆伯”，因为大家都这么叫，大人不责怪，大阿爷也不气恼。后来死了，在族中也没大办丧事仪式，只是事后听大人们淡淡地说“蟹浆伯”已死了。（大阿爷有一女，嫁与天雷巷底一谢姓裁缝师傅，我叫他姨夫，其儿子谢伯龄是我小学同学，其孙子谢炳忠是我妻学生。）
四阿爷还是很有爷爷气质的，大人教我们叫他“碎阿爷”，“碎”的温州话谐音是“小”的意思，温州人认为“四”字不吉利，就用“碎”代。四阿爷的孙子又叫我爷爷为“碎阿爷”，但确实我爷爷是兄弟中最小的，大概称“碎”也是示亲热吧。碎阿爷家是个大家庭，碎娘娘(四祖母)生有10多个孩子，但也有天折的，与我们最亲近的是堂大伯祥丰、堂二叔祥川、双胞胎堂五叔、六叔及其孩子，还有后来嫁到萧山的琦云姨。80年代还有从台湾回来探亲的堂三叔。碎阿爷死的时候，我大概有5、6岁了，还依稀记得：丧事排场蛮大，送殡人很多，我们兄弟姐妹也都穿上白色的丧服为他送殡。
祖父这一辈算我祖父最有出息。祖父自幼勤勉节俭，不但继承了曾祖父的钩制“和尚帽”手艺，还发展扩大至有多种花色的“肩挑货郎担”，最终发展至在百里坊街八字桥置业，开创百货字号“严升记”。鼎盛时期，货通三江，名播浙西南，店员百余人，期间兴衰喜悲绵延数十年。
在我出生时，往日繁荣早已成云烟，唯一能遐想昔日繁荣情景的，就是现存的一幢“严升记大店铺及数十间住屋。它沿市区百里坊街，临街数十米长，大店铺楼上约五间房住着碎阿爷一家。听父亲说，大店铺及楼上住房均是祖父所创产业，因祖父事业发达时缺少人手，遂叫闲居无事的碎阿爷帮忙做事。此后，祖父主内，碎阿爷排街（采购），兄弟同心协力，使严升记生意更加兴隆。但是碎阿爷和碎娘娘都比不上我祖父母勤快，帮不上大忙。一次，碎阿爷到上海进货时因欠精明，遭人算计，亏了一大笔钱，严升记实际上是靠祖父独力支撑主事。我也相信爷爷比碎阿爷要勤快，因在严升记倒闭后，我5、6岁时，时常看到他俩兄弟同从巷弄出来，爷爷是推着摆烟摊的柜子，而碎阿爷则是“脬扎下”挟着木棋盘。爷爷是吃力地推柜前行，而碎阿爷则是悠闲地踱步。到了八字桥头黄先生的中药店，爷爷则是在店堂门口摆下烟摊，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赚钱。碎阿爷则是在店堂里摆下棋盘，泡上一壶茶，与人下棋喝茶、聊天。也是吉人自有福，碎娘娘磕磕瓜子，打打麻将，心宽寿长，竟也活到了101岁过世。
严升记的内当家是我祖母。祖母严李氏（户口簿是这样登记，其实也有名字叫李冬香）娘家是百里西路李宅(现百里路小学旁)。李宅也是一大户人家，祖屋系三进五间的中式建筑。祖母兄弟姐妹众多，其中我见过的大阿婆（祖母的大姐）嫁与西门陈姓，其外孙陈振龙是我中学同班同学。最亲近的二阿婆嫁与南门张家，后因张宅遭火灾，举家搬迁至我家住了好多年。其孙子张自然也是我中学同班同学，是我一直交往的挚友。（还有三阿婆，我印象不深，据说嫁与李宅附近。2015年春，小学同学会，有位女同学叫陈桂美，她知道张自然是二阿婆孙子，就与他说自己是三阿婆孙女。这时，我们祖母辈三姐妹的孙辈是小学同学，才认知、团聚。我祖母最小，他们叫碎阿婆，至此，祖母四姐妹的孙辈都齐了，我们就聚了一次，并拍照留念。)我小时候，过年时，祖母也常带我回她娘家，看看她的一些内侄，即我的表伯、表叔们。祖母对娘家是很依恋，对内侄很关切。记得李宅的二伯伯身体不好，祖母曾多次带我去看望他，后来二伯伯病逝，祖母也是伤心痛哭。祖母精明能干，严升记鼎盛时，店员众多，中午吃饭要十几桌，都是由祖母一人张罗安排店员及家着用餐。大小杂务被祖母打理的并并有条，都说祖母是严升记里的王熙凤。
“严升记”的生意后来逐渐衰落，直接的原因据说是两起：一是碎阿爷在上海的一笔生意亏了血本，二是抗战期间堆在朔门码头的一批货物被日本鬼子飞机所扔炸弹炸毁。但内部管理不善，也是一因素。听我父亲说碎阿爷家的叔叔们都是可以随意到店堂的铜钱笼里拿钱零花，更有甚者，在店堂地上，竟随时都有被脚踢到的银元。
从此“严升记”一蹶不振，直至解放前夕倒闭。后来爷爷只得把店铺出租，住房按兄弟人口多寡分家。因碎阿爷家人口多，爷爷就把严升记大店铺的楼上住房分给碎阿爷一家。我们家另住紧挨的独门大屋，系一进五间二层楼，兄弟俩的亲密无间从住房上也可见一斑。
分家居住后，其实两座大屋前后都有门相通。自我记事起，前门在我家门台间通往碎阿爷家厨房，门虽已被砖砌掉，但门洞请晰可见。后门在我父母住房的后堂间，通往严升记店堂后面走廊，此门在我们住的时候就一直开通，我们两家来去都从该门出入，很是方便。
另有一事也可见两兄弟对住屋的不计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碎阿爷的儿孙因人丁兴旺，住房不够使用，遂将原是厨房间的三间平房扩建抬楼。在向房产部门审批时，才发现这三间平房的产权仍在我祖父名下。后由碎娘娘出面要我父亲作个证明，才使他们的建房手续办妥。可见当时爷爷这辈对住房都较随意，只要是空闲房屋，谁有需要谁就拿去使用。我的祖父母一生节俭，但在住房的使用上，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却很是大度，可见他们是把兄弟姐妹的情分看得很重。
解放后，“严升记”店铺由政府收去改为“温州市国营第二百货商店”(这里已于2002年拆迁矗起“安平大厦”)。能有“温州第二”之排座也足见其昔日之声威了。记得我们在孩童捉迷藏时，常爬到老屋的阁楼上，还能找到过去遗留下来的零散的毛线捆、洋伞之类的“广货”。
今日百里路古榕
#温州头条#
温州城区八字桥的老字号“严升记”
八字桥严升记店铺
严升记大屋坐落在温州城区八字桥。八字桥这地方原先确实有两座桥，从信河街天妃宫巷的东端巷口过去几步就到了。清光绪年《永嘉县志》记载：八字桥一桥在德新坊(天雷巷南)，东西桥在新（注：今为信）河街北，跨南北。两桥形如“八”字，故而得名。从古到今，八字桥一直是温州市区的繁华区域。
孙守庄摄于1996的八字桥
2007年，八字桥的拆迁工地出土了珍贵的宋代漆器。这些漆器中，有朱漆盘、银扣朱漆盘、花瓣式朱漆碗、收口黑漆盏及黑漆碗碟等，上刻“己酉温州口口张记”、“辛卯温州新河周三叔上牢”等楷体墨书铭文，可以窥见这一带是当年的富人区，也折射岀当时经济的繁荣。在清代，文人周衣德留下一首诗：“半间殿里鳌山簇，八字桥边锦幕添。最是嬉春游女盛，沿街不肯下湘帘。”可以想象当时的繁华和热闹。
温籍著名作家林斤澜先生一篇名为《榕》的散文中写道：“坊口到我家老屋，不过三四百米。从老屋再走一二百米，是个三叉路口。原先街边都有河，有两条桥像八字搭在三叉河上。这里就叫做八字桥。八字中间，又是一株大榕树，两人不能合抱。枝叶盖着河，河上的桥，过街，盖住周围的店面。团圈围着榕树的有酒米店、糕饼店、扁儿店，还有两层‘洋房式’的百货店叫严升记。”这八字桥的“严升记”即是我的祖父严钟杰老先生开创的百货字号。祖父字仲衡，温州市区人，生于1892年，卒于1975年1月22日。祖父出身贫寒，祖屋在市区百里坊八仙楼。听祖父母辈说，不知几代前，严姓祖上也出过大官，曰：“御史太”（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督部门，是负责弹劾、调查等工作的官员），原麻行僧街曾立有牌坊，但后辈却不知为何逐渐败落，至我曾祖父时已只能以钩制“和尚帽”（一种手工棉线睡帽）为生，养有六子三女。
自我记事时，大阿爷、四阿爷、三阿婆及我爷爷均健在。祖辈中数大阿爷最无出息了。整天胸前挂着个破三弦琴，走街串巷，弹琴说唱，嬉皮笑脸地混吃，有时还替人算算命。大家都叫他“蟹浆伯”，意思是指他身上很邋遢、很脏，也是瞧不起他，颇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但孔乙己还能说“窃书不算偷”，可他是连“阿Q精神”都没了的人，或许是大彻大悟了。他也常到我家，与我们小孩开开玩笑，像个老顽童。有时也在我家蹭饭吃，有次吃了饭回去还顺便把我爷爷放门口的新鞋穿走，把自己已露出脚趾的破鞋留下，爷爷也只摇摇头随他去。他是从没忧愁的样子，我也随大家一起叫他“蟹浆伯”，因为大家都这么叫，大人不责怪，大阿爷也不气恼。后来死了，在族中也没大办丧事仪式，只是事后听大人们淡淡地说“蟹浆伯”已死了。（大阿爷有一女，嫁与天雷巷底一谢姓裁缝师傅，我叫他姨夫，其儿子谢伯龄是我小学同学，其孙子谢炳忠是我妻学生。）
四阿爷还是很有爷爷气质的，大人教我们叫他“碎阿爷”，“碎”的温州话谐音是“小”的意思，温州人认为“四”字不吉利，就用“碎”代。四阿爷的孙子又叫我爷爷为“碎阿爷”，但确实我爷爷是兄弟中最小的，大概称“碎”也是示亲热吧。碎阿爷家是个大家庭，碎娘娘(四祖母)生有10多个孩子，但也有天折的，与我们最亲近的是堂大伯祥丰、堂二叔祥川、双胞胎堂五叔、六叔及其孩子，还有后来嫁到萧山的琦云姨。80年代还有从台湾回来探亲的堂三叔。碎阿爷死的时候，我大概有5、6岁了，还依稀记得：丧事排场蛮大，送殡人很多，我们兄弟姐妹也都穿上白色的丧服为他送殡。
祖父这一辈算我祖父最有出息。祖父自幼勤勉节俭，不但继承了曾祖父的钩制“和尚帽”手艺，还发展扩大至有多种花色的“肩挑货郎担”，最终发展至在百里坊街八字桥置业，开创百货字号“严升记”。鼎盛时期，货通三江，名播浙西南，店员百余人，期间兴衰喜悲绵延数十年。
在我出生时，往日繁荣早已成云烟，唯一能遐想昔日繁荣情景的，就是现存的一幢“严升记大店铺及数十间住屋。它沿市区百里坊街，临街数十米长，大店铺楼上约五间房住着碎阿爷一家。听父亲说，大店铺及楼上住房均是祖父所创产业，因祖父事业发达时缺少人手，遂叫闲居无事的碎阿爷帮忙做事。此后，祖父主内，碎阿爷排街（采购），兄弟同心协力，使严升记生意更加兴隆。但是碎阿爷和碎娘娘都比不上我祖父母勤快，帮不上大忙。一次，碎阿爷到上海进货时因欠精明，遭人算计，亏了一大笔钱，严升记实际上是靠祖父独力支撑主事。我也相信爷爷比碎阿爷要勤快，因在严升记倒闭后，我5、6岁时，时常看到他俩兄弟同从巷弄出来，爷爷是推着摆烟摊的柜子，而碎阿爷则是“脬扎下”挟着木棋盘。爷爷是吃力地推柜前行，而碎阿爷则是悠闲地踱步。到了八字桥头黄先生的中药店，爷爷则是在店堂门口摆下烟摊，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赚钱。碎阿爷则是在店堂里摆下棋盘，泡上一壶茶，与人下棋喝茶、聊天。也是吉人自有福，碎娘娘磕磕瓜子，打打麻将，心宽寿长，竟也活到了101岁过世。
严升记的内当家是我祖母。祖母严李氏（户口簿是这样登记，其实也有名字叫李冬香）娘家是百里西路李宅(现百里路小学旁)。李宅也是一大户人家，祖屋系三进五间的中式建筑。祖母兄弟姐妹众多，其中我见过的大阿婆（祖母的大姐）嫁与西门陈姓，其外孙陈振龙是我中学同班同学。最亲近的二阿婆嫁与南门张家，后因张宅遭火灾，举家搬迁至我家住了好多年。其孙子张自然也是我中学同班同学，是我一直交往的挚友。（还有三阿婆，我印象不深，据说嫁与李宅附近。2015年春，小学同学会，有位女同学叫陈桂美，她知道张自然是二阿婆孙子，就与他说自己是三阿婆孙女。这时，我们祖母辈三姐妹的孙辈是小学同学，才认知、团聚。我祖母最小，他们叫碎阿婆，至此，祖母四姐妹的孙辈都齐了，我们就聚了一次，并拍照留念。)我小时候，过年时，祖母也常带我回她娘家，看看她的一些内侄，即我的表伯、表叔们。祖母对娘家是很依恋，对内侄很关切。记得李宅的二伯伯身体不好，祖母曾多次带我去看望他，后来二伯伯病逝，祖母也是伤心痛哭。祖母精明能干，严升记鼎盛时，店员众多，中午吃饭要十几桌，都是由祖母一人张罗安排店员及家着用餐。大小杂务被祖母打理的并并有条，都说祖母是严升记里的王熙凤。
“严升记”的生意后来逐渐衰落，直接的原因据说是两起：一是碎阿爷在上海的一笔生意亏了血本，二是抗战期间堆在朔门码头的一批货物被日本鬼子飞机所扔炸弹炸毁。但内部管理不善，也是一因素。听我父亲说碎阿爷家的叔叔们都是可以随意到店堂的铜钱笼里拿钱零花，更有甚者，在店堂地上，竟随时都有被脚踢到的银元。
从此“严升记”一蹶不振，直至解放前夕倒闭。后来爷爷只得把店铺出租，住房按兄弟人口多寡分家。因碎阿爷家人口多，爷爷就把严升记大店铺的楼上住房分给碎阿爷一家。我们家另住紧挨的独门大屋，系一进五间二层楼，兄弟俩的亲密无间从住房上也可见一斑。
分家居住后，其实两座大屋前后都有门相通。自我记事起，前门在我家门台间通往碎阿爷家厨房，门虽已被砖砌掉，但门洞请晰可见。后门在我父母住房的后堂间，通往严升记店堂后面走廊，此门在我们住的时候就一直开通，我们两家来去都从该门出入，很是方便。
另有一事也可见两兄弟对住屋的不计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碎阿爷的儿孙因人丁兴旺，住房不够使用，遂将原是厨房间的三间平房扩建抬楼。在向房产部门审批时，才发现这三间平房的产权仍在我祖父名下。后由碎娘娘出面要我父亲作个证明，才使他们的建房手续办妥。可见当时爷爷这辈对住房都较随意，只要是空闲房屋，谁有需要谁就拿去使用。我的祖父母一生节俭，但在住房的使用上，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却很是大度，可见他们是把兄弟姐妹的情分看得很重。
解放后，“严升记”店铺由政府收去改为“温州市国营第二百货商店”(这里已于2002年拆迁矗起“安平大厦”)。能有“温州第二”之排座也足见其昔日之声威了。记得我们在孩童捉迷藏时，常爬到老屋的阁楼上，还能找到过去遗留下来的零散的毛线捆、洋伞之类的“广货”。
今日百里路古榕
#温州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