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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吾：军统特务“赛狸猫”落网记

引子

＊本文摘自《隐蔽战线写真》，作者少吾。估计是化名。

正文

1950年8月，我们接到公安部一件敌情通知，内称:“保密局特务段云鹏，负责北京行动工作，解放后曾潜入北京活动，现准备再次潜京。”侦察科王兴华科长随即批交我侦破此案。当年，我曾与这个著名“飞贼”打过交道，但对段竟敢前来北京进行破坏活动，仍然感到十分震惊！为保卫毛主席和的安全，我满怀信心地投入了这场战斗。

段云鹏，又名段万里，1904年生于河北省冀县，早年在旧军队中当兵，练得一身武功，并有一套攀高上房的本领，因而被提升为训练新兵的教官。1928年其离开旧军队后，在北平流落为惯窃，成了一个专门夜间入户的“黑钱”。他曾夜人北平瑞蛱祥绸布店和德国驻华使馆以及一些阔商、富户住宅内，在平津一带作案多起，被捕入狱多次，成为刑警队和看守所的“常客”。久之，他便与看守人员勾结，白天在牢内睡觉，夜晚外出进行，获赃后共分。由此，人们传说段是个能“飞檐走壁、窜房越脊”的飞贼，绰号“赛狸猫”。

日本投降后，段云鹏被军统局北平站行动组上校组长江洪涛吸收为中尉组员，并受到北平站站长马汉三的重用。马汉三曾布置段和崔铎（行动组中尉组员）等特务昼夜监视军调部的代表和滕代远的行动。段曾在夜间独自越墙潜入叶、滕住处，阴谋行刺和文件，被警卫发觉鸣枪后逃跑。1947年9月，段利用上房技术，破获了北平地下电台一部，曾导致在北平、天津、上海、西安、沈阳等地的地下电台遭到破坏，地下工作人员数百人被捕入狱。为此，曾亲飞北平，重奖有功人员。1949年1月中旬，密令，要秘密处死正在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的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以威胁傅作义。保密局局长毛人风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赴北平指挥，段云鹏、崔铎等人夜入何宅，将4枚定时炸弹安放在房顶上，炸伤了何，炸死了何的二女儿，还炸伤了何妻和其他子女5人。随后，段、崔等特务乘机逃沪转台。

对于段云鹏，我早有所知。早在1946年夏，我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即利用地下关系赵某了解段云鹏、崔铎、吴庆阔一伙特务的活动情况。通过赵的介绍，我与吴、崔先后相识，并去过他们家。1947年4月，我回冀中解放区向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汇报工作时，曾谈到段云鹏一伙特务活动情况，立即引起刘仁的重视。他详细询问了情况，并指示我继续下力量靠近了解。我回到北平后，便遵照刘仁的指示，继续了解掌握段的活动情况，直到北平解放后，知悉段云鹏已逃往台湾。

根据敌情通报和掌握的段云鹏的基本情况，我们制定了侦破方案。针对段在京津地区交往广泛，在军警宪特、地痞流氓、窝赃犯、销赃犯、犯中狐朋狗友甚多，社会关系复杂的特点，我们迅速开展调查，力争摸清段的社会基础，并在他的社会关系中选择突破口，以发现其组织活动和段的行踪。

鉴于段云鹏和崔铎两人私交甚好，以前经常在一起活动，为防止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我们也把崔铎列入此案，同时开展工作。

北京解放初期，公安任务繁重，干部少，开始侦破此案时只有我一人。另外，我手中还有其他案件。在此情况下，为了迅速侦破，经过请示，我们召开了有关业务处和公安分局侦察科长会议，布置了行动方案。不久，即查出了段在京分布在城近郊区的关系百余名，崔的关系也有30多名。

为加紧了解有关情况，并重点深入开展特情工作，我首先对段的徒弟、军统“运用员”杨某采取正面接触的方法，与其拉扯，经过几次交往，套取到段的一些情况。但是发觉杨油头滑脑，不大可靠，不宜利用，遂予打掉（后来得悉，段潜京后，曾几次找他，因其搬家几次，段未找到）。其次，查出段的至友张某（贩卖发家，在京开设旅馆）刚去香港，其家属居住北京；进而了解到张因贩毒曾与察北禁烟局有过联系，该局一位同志与张熟识，解放后在中山公园当主任。于是，由王兴华科长同我一起与该同志洽谈，随后经他介绍由我与张的小老婆相识，开始接触。当时认为张在香港与段云鹏会有往来，争取张为我们工作，在港可以了解掌握段的活动情况，进而创造条件捕获段云鹏。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到了1950年10月，全国已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反运动。我们对段云鹏和崔铎的在京关系逐个予以监控，初步张开了罗网。但是，段是否曾潜入北京？是否有潜伏组织？显然，仅有面上的控制是难以发现的，并且缺乏捕段的条件。

按照原定侦破方案，在基本掌握了段的社会关系后，我们速捕了几名有历史罪恶的段的关系。但是捕后，他们均未供出解放后见过段。

第一次出击未打中目标，说明未选准对象，由此分析.可能是段对有历史的关系未敢联系，怕引起暴露。

根据这个启示，我又重新筛选，逐个分析，继续确定突破口。

1951年2月，我们把与段关系密切、当过警察的秘静轩速捕，关押在草岚子预审科内突讯。我向吕岱科长汇报了案情，吕科长指定由得力的预审员汲潮突讯，并让我上场一同审讯。我与老汲详细研究，要从秘身上突破缺口。

秘静轩是个小矮个，留平头，腰板挺直，审讯时两只小眼睛掩盖不住内心的慌恐，而答话时显得很恭敬。我们没费几句话，秘就交待了历史罪行：“日伪时期在北平当过伪警，日本投降后在天津当过护路警察，抓过八路军的侦察员……”接着秘就表白没有其他问题。

在预审工作中敌特一上来就交代问题，往往是为了掩盖更大的罪行，看来秘犯就使用了这一招，企图蒙混过关。

我们随即采取了政策攻心，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晓以利害，指明前途，进行追讯。这时秘看出我们掌握了一定材料，被迫又交代出他给军统局北平站行动组组长江洪涛搜集过的情报。秘交代至此又闭口不谈了，显然他不愿交代出段云鹏是他的直接领导人。

于是，我们揪住秘犯口供的破绽，紧追不舍，逼问他们的直接领导人是谁？秘犯很不情愿地交代出是段云鹏：“日伪时期我在北平警察局看守所当看守员，段被捕在押时相识。我们勾着，到晚上把段放出去偷东西，卖出后共分。日本投降后我在天津当路警，段已是军统局的特务，他和江洪涛组长到天津，发展我为情报员，负责搜集铁路沿线两侧解放军的情报。”秘犯又供出：“1948年初，我在文安县自卫团当司务长，大队长张兰亭是我妻兄，段布置张搜集解放军和的情报。我介绍段与张的姨表妹结了婚。”审讯至此，已到翌日拂晓，暂时停审。

我和老汲分析研究了秘犯供出的情况，认为秘原是段的情报员，段的老婆是他介绍的，并是亲戚，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段如潜京，很可能找秘。

第二天，我和老汲又开始审秘。我们又反复阐明政策，指出他避重就轻，表明我们已掌握了情况，要他交代解放后的问题。经过几个回合，秘犯供出了解放后接受段云鹏的潜伏活动任务。

原来，1950年6月某日傍晚，秘下工回家，进门后秘妻便说：“段大哥又回来了，真行，挺神的。听段大哥说，他前天在朝阳门外看见了我大哥张兰亭推车卖劈柴，就暗中悄悄跟踪张回家，记下住址门牌后，到今天中午才去张家中，又碰上了我弟弟张熙亭，随后让熙亭领着段到咱家来。段留下话，说今天晚上来家找你。”正说着，段云鹏来了。段留了两撇八字胡，身穿灰布中山服，手提毛巾缝的布包，上面还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段说他是从香港来的，还在军统局做事，1949年来过北京未能找到秘。这次来主要是搜集中央领导人的情报，然后，搞到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后台湾给黄金。段还说他几个月来一次，让秘搞到情报后直接交给他。这样，秘就接受了段的活动任务。段临走时，留下了一个在香港的通信处。段还向秘透露，曾到朝外大街一元堂药店找过杨玉芬。随后，秘发展了在一起挖河的临时工陶天林参加了潜伏组织。秘还听其妻兄张兰亭说，段曾约张去天津商议购买搞武装活动。但去津后因无钱，段又让张到乡下组织武装活动。张已去河北省香河县城子村，住在张的部下勾振华家，化名张香圃。

审完秘静轩，我同老汲向吕岱科长和邢相生处长汇报，当即决定速捕张兰亭、陶天林，拘传张熙亭、勾振华和杨玉芬。

张兰亭，日伪时期当过文安县保安团大队长，配合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搞过“三光”大，日本投降后被列为汉奸。但他通过段云鹏认识了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并用请客送礼行贿之法，不仅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而且又当上了文安县自卫团的大队长。从此，他勾结军统局，捕杀的干部，武装袭击解放区，残杀群众，血债累累。当把他押送到审讯室后，他自知罪恶深重，抵赖不过，很快交代了与段云鹏的活动。

张犯交待：“1950年6月，段云鹏到京后找我，约好在天津黄家花园内见面。是时，我带二弟、原自卫团中队长张振仲和原专署特务队长王惠民两人，到津见到了段，商谈购买搞武装和破坏活动。因没钱购枪，段让我们搜集情报和下乡搞武装组织。段自称是军统局派到平津地区的负责人，命令我们3人组成情报、小组。分手后，我以卖劈柴为掩护到南苑机场附近，刺探、观察飞机和工作人员情况；王惠民专程到天津八里台，观察了机场情况。我们正在准备联络原来的部下时被捕。”

另据张熙亭交代，段见到他时曾说是刚从通县来，但不知到通县找谁。

而据一元堂药店的女东家杨玉芬说，1950年6月，段云鹏找她要过雄黄，说是配制炸弹搞爆破。

其他案犯王惠民、勾振华和陶天林等人，亦均落入了我们的法网，交代了各自的活动罪行。

段云鹏潜京后，是从其社会关系中发展组织，采取短时潜入活动的方式，搞爆破活动的。

我们捕获了8名案犯，防止了张兰亭一伙搞破坏活动但线索却又中断了。段云鹏是否还在京津？在哪？他的潜伏组织还有谁？怎样去捕捉？一系列问题，使我陷入了深思。

经过详细分析，我们作出了如下的判断：段云鹏确曾潜入京津活动，还会前来，京津通县定有他的潜伏组织。根据是：段已搞到配制炸药的雄黄，没有交给秘静轩和张兰亭.必然将雄黄交给了更为得力的潜伏人员。而且我们还未发现段在京津的落脚点。另外，段约张兰亭去天津会面，说明段在津会有活动；张熙亭亦供出段曾去过通县，段在该地也有潜伏人员。还有段在京津的关系可以利用的还很多，不会只有我们抓到的这点人马。

于是我们经过分类排队，逐个分析，再次深入调查，又提出了两名拘捕对象：魏金山、赵友三。魏金山在京开设茶庄，另同胡某伙营一个煤铺。他贩卖过，是段的至友。甥的女婿因贩毒被稽查所抓去，魏曾托段说情把人放出。解放前夕，段将自己的衣物存于魏处，而魏没有身份，段潜回后很可能找他。同时，魏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利用对象。赵友三，解放前买赃卖赃发了财，在京开了个中西旅馆，段常住宿其处，吃喝嫖赌，有专设的房间。赵还当过伪宪兵第十九团特高组织的“运用员”，赵具备段发展利用的条件。

1951年3月17日，我们分别拘捕了赵友三和魏金山。

我和老汲又开始了彻夜战斗。赵友三，身高体瘦，大长脸，露出两颗门牙，面黄，像个大烟鬼。进入审讯室，他便同我们低头哈腰，露出奸猾阴险的模样，并很快交代了解放前当过特务、狗腿子欺压老百姓的罪行，但却闭口不谈和段云鹏的关系。当我们追问解放前有哪些特务常住其旅馆时，赵才承认有段云鹏。继续追问他与段的往来时，赵只承认认识，但没有什么往来，解放后更没有见过段。我们看到赵非常狡猾，不会轻易缴械，便不再多审，暂时放下，转向突讯弱点较多、准备利用的魏金山。

魏金山，40岁，中等个，身材微胖，穿一件长大褂,胡子刮得精光，商人模样。当警卫将其押进审讯室后，他站着不动。但是细心观察，我们发现他两腿微微发抖，面露慌恐神态，回答无力。开始时，魏承认过去贩卖过，表示愿接受政府惩处。我们反复强调坦白从宽，检举别人立功赎罪的政策，向他指出应考虑到个人、家庭和茶庄的切身利害。魏是个商人，我们这些话击中了其要害，思想被瓦解，他用颤抖的声音问：“老实讲了，能否得到宽大？”我们表示了明确态度。这时，魏将头上渗出的汗水用手抹掉，说：“段云鹏来京找过我，我接受了他的活动任务。”接着，魏交代了以下经过情况：

魏是段云鹏的多年至友，魏因做生意亏本，段曾借给魏黄金2两，使魏感恩不尽，认为段讲义气，够朋友。北平围城时，段将衣物存于魏处，段南逃时魏资助路费。1949年10月某日夜，魏已入睡，突然被人捅醒，睁眼一看，大吃一惊，是段云鹏站在床前。段说是翻墙进入的，以防被人发现。段称是从台湾来的，在台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带他面见了，提升为上校，负责京津的特务活动。这次来的任务是搞政府领导人和著名人士的情报，然后，搞到情报后台湾给钱。魏当即接受了段布置的活动任务。段教魏活动方法，发现中央首长汽车后，记清车型、车号，顺着行车路线逐段跟踪，跟至住处即可。段还布置魏发展组织。

过了几天，段又在夜间找魏，魏介绍混入民航局当炉工的李万成与段见面。段说回台后给魏上报为组长，李是组员，并规定魏化名魏玉峰，李化名赵芝圃，还规定今后由天津的曹玉静来京与魏联系。段又留下了在香港的一个通信处，称可写李馨斋收。段还透露从南方带来了一位秘书王小姐。1950年1月，段用李馨斋化名给魏来一信，以询问古玩行情的方式了解魏的活动情况。魏看后将信烧掉。4月，段又寄给魏一信，约魏去天津会面。这是段第二次由台潜入。魏按时到津，曹玉静在出站口等候，领魏到二道沟于振江家中见到了段。段询问魏的活动情况，正说着一个姓郭的进来，拿出一包白色药面，将药面撒在火柴盒上有沙粒的一面，郭用手一划，“呼”的一声着了。段看后说这药好，嘱郭快去买。魏问这是干什么用的，段说这是做炸药搞用。段催魏同李万成赶快活动。魏当日回京，把去津见段的情况转告了李万成。过了20多天，段来京找魏，令魏把李万成找来，段用口述，让李给北京靳某写了一封恐吓信。段说靳家在北洋政府时当过大官，很有钱，最近买了一座楼房，咱们敲诈他一下，以解决活动经费不足。信中对靳进行威胁，称如不给钱当心性命，并规定了交钱办法。过了几天，段派其兄段云彪去找魏，约魏到石雀胡同段云彪家中与段见面。段向魏借钱，魏于第二天将钱送去，此后再未与段云鹏见面。6月底，曹玉静从天津来京找魏，说段已回香港，并让其到京与魏联系，了解有无活动情况。随后，魏接到段由港来一信，仍旧是了解魏的近况，催促魏活动，魏未敢回信。7月间，李万成给魏送来一张字条，上写有5位中央领导人的住址，说是从民航局一名司机口中套出的。8月某日，曹玉静又来找魏，魏随将李万成写的字条交给曹看后把姓名住址记住。曹说不能带着，又将条子退回，并称其中有的地址和姓程的调查出的一样，到时候会有人去。9月、11月间曹先后又找魏，了解情况。是时镇反运动开展，魏心中害怕，又见大陆没有动静，不想再干，遂向曹表示，茶庄柜台上有伙计，容易出事，今后少来为好。

此后，曹未再找魏。段几次夜晚翻墙潜入魏住处（茶庄后院）后，嘱咐魏不许有人外出，这是段采取的预防措施，怕有人外出告密。

突讯魏金山成功，又发现了段云鹏在京津发展的重要潜特。这时已至翌日午夜，我和老汲急奔吕岱科长办公室。我们每次审讯此案的罪犯时，他都十分重视，认为这类行动性案件一刻也不能耽误，所以总在办公室内沙发上半睡状态等待我们汇报。这次他听完魏金山供出的情况后，立即给邢相生处长挂了电话，约定上午向邢汇报；同时，由我列出了应捕李万成、王小姐和段云彪的名单，交给执行股做好准备，待请示邢处长后执行。

这次向邢处长汇报的，除昌、汲和我以外，二科王兴华科长也参加。先由老汲汇报了审讯秘静轩、张兰亭等犯供出的情况，谈了对案情的分析和下步工作意见。我们认为，在侦审密切结合下，挖出了段云鹏在北京等地10余名行动特务，证实段先后二次潜入京津活动，已经试制了炸弹，任务是中央首长和进行爆破活动。看来段坐镇天津指挥，短时来京，由天津曹玉静担任交通，经常往来京津间联系潜特，包括我们尚未发现的程某。情况极其严峻，拟立即呈捕李万成、王小姐和段云彪，扩大线索，一网打尽；对坦白交代较好的魏金山，拟按原定计划予以控制使用，为捕段创造条件；发现天津的线索拟向天津市局介绍，以便协同作战。

邢处长严肃认真地听取汇报，边听边记，并询问了某些重要情节，最后表示，这个行动性的案件，犯罪分子较多，也很凶狠，有些是亡命徒，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危险的特大案件，直接威胁着中央首长和首都的安全。尤其是这个有特技的飞贼，危害最大，要全力以赴，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捕住段，绝不能让敌人在北京打响。因此，一致决定立即向市局、市委和公安部写出报告。

我连夜写出报告和呈请速捕表，市委、公安部的领导不到一天即作了批示。彭真同志批示：“所有行动犯，应即速。”罗瑞卿部长批示：“照所拟办理。”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反映了领导上对此案的高度重视。

根据魏金山供出的地址，我们追查到王小姐。她叫王忆南，是个，解放前和军统特务孙某姘居，现在刚与西城沈某结婚。她被带进审讯室时，完全是新婚的装束，油头粉面，新式发型。她起初喊冤，又装作上当，经我们教育和点出一些情况，才被迫作了交代：

1949年8月，王去上海寻找孙某，住在军统特务张允福家中，当时张已逃台，其妻住沪。这时，段云鹏从台湾到上海去张家串门，两人才互相认识。经过和段交谈后，王向段表示，愿意跟随段一起活动。由此，她同段乘火车北上，段到天津下车，让王先回北京听风声，五天后，再到天津南马路二道沟29号于振江家与段会面。王到津后又认识了曹玉静，曹住在于家，是段的总交通。

紧接着，我和老汲又审讯了钻进民航局的李万成。李犯除供认曾向段云鹏提供了中央5位领导人的住址和代写过敲许信外，还供出1949年10月到天津药王庙9号李妙真家与段会面的情况。

我插空对魏金山进行了教育，规定了严格纪律和联络方法，并拟定好如何弥补失踪数日不被别人怀疑的应付办法，遂予释放。此后，我与他秘密接头联系，继续进行教育和引导他立功赎罪，设法捕段，同时对他不断考查。他一再表示，对政府的宽大感恩不尽，确有悔过自新和立功的愿望。

遵照邢处长的指示，我到天津市公安局，向侦察科赵师文科长详细地介绍了案情和天津的线索，明确了要密切协作，互通情况，共同作战。津局亦由此展开了侦破。

为了查证段云鹏是否已敲诈了靳某，并可从中发现线索，我们查到了靳某。靳当即把接到的两封敲诈信交给我们，并称他没有按信中规定给钱。我们遂将两信进行技术鉴定，两信都是北京寄发的，其中一信证实确是李万成所写.信中内容与李犯供出的相同。但是另一信却不知是谁写的.经从十几名在押案犯对证笔迹，均予否定。此信说明，段云鹏在北京还有潜特。是谁？是否是曹玉静所说的程某？从何处去查找？线索又暂时中断，我们为此焦虑不安，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

正在此时，天津市公安局逮捕了曹玉静、于振江和王国庆等10余名案犯。接到津局的电话后，我和老汲立即赶赴津局。赵科长亲自向我们介绍了破案情况：据初步审讯证实，解放后段云鹏曾先后3次潜入京津，第一次是1949年秋天，在津发展了解放前为段窝赃、销赃的于振江和曹玉静。于、曹两人又发展了天津车站的王国庆，王就是被魏金山误听成姓郭的人。段把这3人封为保密局华北行动组天津特别小组核心成员，布置他们发展组织，破坏工厂企业和公共设施，调查政府领导人和外国驻华使节情况，准备。1950年5月，段第二次潜入，组织他们大量购买硝酸钾，教他们制造炸弹和燃烧弹。于振江又发展了8名特务，其中一人还是天津市公安局消防队队员。这伙人用自制的小炸弹试炸过有轨电车道，因药力小，未造成破坏。他们还多次策划炸工厂、电影院和公安局的宿舍，曾几次到现场勘查，因国上巡逻的或来往人多而未敢下手。1950年9月，段又第三次潜津，收到了北京潜特送来的内首长住处位置图和其他重要情报，密写后由段带回台湾。曹玉静是段的总交通，时常往来京津，掌握了解重要线索。

1951年4月29日，我和老汲连夜把曹玉静押解北京，至翌日凌晨3时，我俩毫无倦意，到草岚子监狱后立即突讯。曹40岁，身穿中式衣裤，从外表看似农村妇女，说话是地道的天津卫腔调。她自知其组织已被我们破获，无法抵赖，当即供认了除几次来京和魏金山联系外，还先后5次和一个叫程立云的联系，向程传达段云鹏的指示，给程送过制造炸弹的原料。曹还亲眼看见程自制的炸弹，并见到程在天津交给段云鹏中央首长在内住处图和其他重要情报。程说手下还有一伙人很能干，曹到程家时，也看到程的小老婆跟着一块活动。

我们终于发现了程特，而且又是一伙，这使我们精神上处于高度兴奋状态，驱散了一昼夜连续战斗的疲倦。但是，焦虑不安的心情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程特及其一伙尚未抓到手，他们拥有自制的炸弹，明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将在上检阅首都几十万群众游行，如他们搞破坏，后果何等严重!

我们急速地向科、处领导汇报了情况。邢处长指示，立即行动，把程犯及其一伙全部捕获，确保节日期间中央首长和群众的安全。

在汇报中我们的调查员已从有关派出所了解了情况，新开路2号是个独院，住户叫程沛然，有两个老婆，小老婆叫夏华媛，还是街道的“积极分子”。此情况与曹玉静供出的一致，当属确定无疑。

这时已至4月30日下午，摸清程沛然在家时，我们立即把程、夏两犯抓捕，并留下几名干警进行搜查。

我和老汲对程开始了审讯。程犯30多岁，身材稍高留分头，穿件大褂，白净脸，外表像个文人，他交代说：“我是日本汉奸。在河南开封当过日伪新民会的股长、科长和宣传室主任，在开封和附近几个县开会讲演，在伪报上写过文章，歌颂中日亲善，进行奴化教育，帮助日军训练汉奸；组织人拽集过铜铁，为日军提供军火原料；还带领汉奸下乡，为日军征粮征款；参加过对新四军的进攻，组织人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日本投降后，有人介绍我到热河自卫军当中校法官，我因病未到职。别的问题没有了。”

经过几次追问，程犯只交代历史问题不交代现行罪行。看来他已做了准备。这时已是晚上8时，距离“五一”节只有十几个小时了。我和老汲心急如焚，决定单刀直人，猛烈进攻，把脸一板疾声追问：“交待你和段云鹏的问题！”

话音刚落，只见程犯身躯突然颤抖，面部也起了变化，略露出痛苦的表情。他低头沉思一下说：“他是个有名的“飞贼，是我的老朋友，我常买他的赃物，为这事被当时的政府判过刑。日本投降后他成了的大特务，解放前逃往台湾，自此再无往来。”

程犯仍在负隅顽抗。

我们当即戳穿他玩弄只交代历史不谈现行活动的伎俩，着重讲明政策，晓以利害，指明前途。又经过几次较量，程犯被迫作了如下交代：

1950年6月，段云鹏由台来京，先找到赵友三，由赵约程一起去天津见到了段。段自称是保密局华北地区的上校负责人，当面任命程、赵为北平行动组正副组长，任务是发展组织，搜集中央领导人和著名人士的住址、车号等情报，伺机，并对工厂、企业和公共设施进行爆破。段还决定，原由段发展的通县刘珍夫妇及刘的徒弟张久起3人归程、赵领导。段又规定，由天津曹玉静和他们联络。程、赵两犯回京后，积极发展组织。程先后发展了自己的小老婆夏华媛、妹夫闫泽普。赵友三发展了外甥苑景芳、朋友宋林森。程又去通县和刘珍等取得了联系。八、九月间，为了解决活动经费，程、赵伙同刘珍、张文起4人，先后6次夜人6个民宅内进行抢劫，抢走了大量金银首饰和贵重衣物。程还按照段的布置，给北京靳某写过一封敲诈信。在此期间,他们还积极开展搜集、刺探情报活动。苑景芳了解了人民机器厂干部、配备情况；闫泽普调查了天坛粮库的储粮和警卫情况；程沛然通过曾在内修房的工人，打听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办公、住处情况，然后绘制成图。10月初，段又由台潜入天津，程沛然接到曹玉静的通知去津与段会面。段称保密局已批准程为少校组长。程向段汇报了小组活动情况，并把绘制的内首长位置图交给了段。段看后大加赞赏，令程赶快行动，并说台湾有规定，刺杀一名中央领导人给黄金10条。不久，段回到香港后给程汇来港币800元作活动费。曹玉静按照段云鹏的布置从天津带来配制炸药用的原料硝酸钾3磅，交给了程。程、赵两人按照段云鹏教给的方法制成了炸弹，由刘珍带到通县一个河套内试爆，但因配制方法不对未能成功。他们还几次去长安戏院进行观察，策划当中央领导人出入时爆炸，但由于配制的炸弹不灵，因而推迟了行动。到了1951年3月，程犯在家中试制炸弹时，得悉赵友三被捕，程犯怕罪行暴露，立即让其小老婆夏华媛把炸弹原料、工具扔进住家附近的什刹海里。

审讯至此，已是5月1日凌晨1时。我和老汲直奔吕科长办公室，他正在等着我们的审讯情况。汇报后，吕立刻用电话向邢处长报告，邢指示连夜行动，抓捕有关案犯。

我们分兵几路，在凌晨5时前相继捕获了案犯苑景芳、宋林森、刘珍和张文起等。

我的任务是抓捕刘珍，而此时刘因已被刑警队抓获，押于警法科看守所内。原来不久前，一位被抢劫的女事主在小市的摊儿上偶然发现了自己被抢走的皮箱，当即报案，经查证是刘珍干的，刘被抓获。于是，我迅即从警法科将刘押解到草岚子监狱，并案处理。

当我回到审讯室，见老汲刚刚提审那个无赖赵友三。赵犯仍然低头哈腰，并拍胸脯说：“我已坦白交代了，解放后确实没有见过段云鹏。如见过，可枪毙我。”这时，我们突然站起，单刀直入地追问：“你和姓程的是怎么回事？交代清楚！”赵犯一听吓呆了，知道罪行已经败露，无法抵赖,立即“咕咯”一声跪在地上求饶，边哭边说：“我家中上有老下有小，饶了我吧！我坦白交代。”赵犯这才如实供认了活动罪行，同程犯交代的一致。

接着，我们提审了刘珍。经过一番较量，他知道我们已掌握了证据，遂交代了罪行：1949年10月和1950年6月，段云鹏先后两次到通县，在刘珍开设的和平小店里会面。段发展了他和他老婆以及伙计张文起，并指定归北京程沛然领导。此后，刘、张两犯加强练习上房技术，准备搞、爆破活动。刘对参加抢劫、试验炸弹等活动也作了交待。

至此，已旭日东升，听到街上锣鼓喧天，歌声嘹亮，成千上万的群众列队涌向广场，将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检阅……作为首都的公安保卫者，在“五一”节前挖出了暗藏在首都的几十名行动特务，这就是我们向“五一”节献上的最好的礼物！

5月，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亲自审阅了我们的破案报告，指示北京、天津市公安局：段云鹏对首都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威胁极大，要想尽一切办法抓住他……

罗部长的指示，激励着我们的斗志，坚定了信心，道出了我们的心愿。于是，由我提出了捕段的方案：

一、利用香港张某捕段。这是我开始侦破时便构成的设想。张在北京有两个老婆四个孩子，历史上没有在方面任过职，只是个犯，曾与察北地区禁烟局有往来联系，政治上对没有多大的不满。并且我已与他的小老婆有了接触，我对张又作了认真分析：张是段的多年至友，有人说两人是盟兄弟，段在香港可能与张有往来，甚至张在港的住处是段利用的落脚点。只要我们工作得法，掌握了解段在港的情况，进而创造条件捕住段是有可能的。

二、继续对魏金山加强教育和联系，在适当时机令魏给段写信，保持联系，发现段去找魏时立即逮捕。

三、对段在京关系继续搜索，并逐个控制。这项工作仍由有关分局侦察科负责，建立得力关系，切实掌握情况，及时发现段的行踪。

这个方案，经向邢处长请示汇报，邢对此十分重视，在高度评价破获段云鹏的潜伏组织的成绩同时，强调了要设法捉住段。邢对三条工作意见表示同意，但是，在对第一条争取张某的问题上，邢指出：捕段是京津两地的共同任务，天津是首都的大门，用张捉段由天津去搞较妥，远离北京一步，对中央的危害就减少一点，要从保卫中央这个大局出发。因此，要把香港张某的线索和捕段的设想交给津局去搞，我们甘愿当配角。

随后，我毫无保留地把张某线索和设想向津局一一作了介绍，并表明了我们是大力协助。津局对此十分重视，并立即行动，不久即通过香港一人与张拉上了关系；又经我给津局来人安排了据点，同张的小老婆见面接上关系，指挥她给张写信，对张进行工作。

自此，段云鹏在台的讯息不断传来。1950年张在香港确与段有往来，他乡遇故知，两人备加亲切。因张资助过段，段还把张上报为保密局上尉情报员。

1952年5月，为了配合津局工作，经请示批准，我们布置魏金山寄香港段云鹏一信，表示思念之情，并谈了在京的近况。但未获得段的复信，是时段仍在台湾未动。

1954年6月，段由台湾偷渡进入香港，直奔张的住处，掉入了我们预设的网内。

段此次是要潜入北京，到内刺杀中央首长，所用爆破器材由台湾保密局另派人运送。行前毛人凤亲自接见了段，并布置了任务，段向毛发誓要“杀身成仁”，以报答“知遇之恩”，并规定了密写通信和联络办法，保密局亦下令香港特别站协助段偷渡潜入大陆。这是段向张透露出的情况。张还从段的一个日记本中发现有北京魏金山的住址和名字。

对此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迅即发出指示：“立即严密布置，防止走露消息，对段务在必获。”并且下令公安部队调用两个团的兵力在边界截堵，发现段潜入后立即抓捕。

7月初，公安部一局凌云局长亲自召集京津两市公安局和山东省公安厅开会。北京派我参加，津局由吴火科长出席。我们各自汇报了工作情况后，凌局长下达了严密防范，发现和捕捉段的紧急任务，要求各地密切合作，立即行动。

津局派江枫处长前往广州，指导张某捕段工作。

北京进一步加强了对魏金山的联系，并在其住地增加了

外线力量，实行昼夜监视，发现段后立即逮捕。

8月19日，段在港由一名“黄牛”领路，夜间到九龙粉岭边界，企图乘机偷渡。但当该“黄牛”一人先行探路时，被港警发现抓走，致使段这次偷渡未成。

此后，段云鹏又化名张仁，以九龙大轮行副经理身份到广州与和昌行洽谈投资为由，于9月14日从深圳人境。段进入深圳后，即被我方监控，直至广州。

当我们的干警出现在他的面前时，段迅速站起摆出“骑马蹲裆”式的架势，妄想拒捕，但未容其站稳，已有十几支黑色枪口对准了他。段见已被包围，无法反抗，束手就擒。

当晚，在开始审讯时，段又施展出他多年惯用的“气功休克”办法，以装死拒审。当审讯者拿出证据后，段被迫供认。

罗瑞卿部长指示：“必须十分注意，不能出乱子，绝不能让他跑掉。”并决定把段押解北京审讯。

遵照罗部长的指示，我和汲潮研究了如何严加关押段的问题。我俩在草岚子看守所内寻到了一个单独牢房，安装上铁栅栏，四壁加固，门口外面安装上一盏照明灯，灯光耀眼，直射入牢内，门口有专人昼夜看守；并给段准备了一副加重的脚镣，再加上手铐，绝不能让这个有越狱逃跑经验的飞贼跑掉。吕岱科长完全支持这样的安排。

我们选派了10名身强体壮和有经验的干警，用一架空军专机把段犯从广州押送北京。为了安全和保密，从机场又用公安医院的急救汽车将段密押进入看守所内。

公安部预审局姚轮局长亲自审讯了段云鹏，段犯供出了这次潜入大陆的活动任务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恢复原有组织活动，并继续发展组织，从中网罗精干人员去香港受训，然后潜返大陆；建立大陆秘密交通和接收、存放爆破器材以及电台的安全据点。

段犯供出，内有一名多年花匠，是其旧友，拟通过此人设法潜入内，执行任务。经查确有该人，但未发现问题。

段犯还交代，1950年6月他正在北京时，朝外大街辅华火药厂发生了大爆炸事件，段返香港后向毛人凤谎报是他指挥潜伏人员搞的，为此保密局曾奖给段港币3万元。段犯先后两次潜京，均住于朝内南小街一个小客店内，是用李馨斋化名的商人身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毛人凤得悉段云鹏已平安潜入大陆后，喜出望外，令香港特别站站长赵斌成在港亲自出面，在一个饭店内设宴款待协助段潜入有功的张某，表示答谢和庆功。

而在此时，罗瑞卿部长亲自向毛主席汇报了破获段犯情况，受到毛主席的赞赏。毛主席风趣地说：“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个样子看看嘛！”

抓住段犯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和冯基平局长，分别到预审科内听取了汇报，当刘仁书记见到我时，竟然还想起了1947年曾布置我了解段犯工作的事。刘书记听取汇报后，还特意到牢房门外观看了一下段犯的模样。

1969年10月11日，段云鹏被押解至天津予以处决，这个作恶了几个不同时期的有名“飞贼”、罪大恶极的军统特务、职业杀手，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资料来源：

《隐蔽战线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