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两八钱命好不好 五两八钱命格详解
回忆正面战场（8）郑天杰：我在海军的抗战经历（中）
1939年6月，国民政府撤销海军新舰监造室，改为海军水雷制造所，由曾国晟为中校所长，外设香港、桂林、长沙三个办事处，辰溪、贵阳、龙州、海防四个转运站，派薛家声为海军布雷队中校队长，其下分设五个大队。
是年冬，各战区遵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中的指示，转守为攻之战略布署，统帅部对第三战区下达之要旨命令为：
“第三战区应以主力约十一个师，截断敌长江之交通，分由湖口、马当、东流、贵池、大通、铜陵、荻港间，伺隙进攻，一举进袭江岸，占领沿江阵地，以轻重炮兵火力及水雷，封锁长江。”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乃策划实施漂雷游击计划，将长江航道上自监利，下至江阴，划成三个布雷游击区：第一布雷区为监利至黄陵段，第二为鄂城至九江段，第三为湖口至江阴段。
各游击区之作战，为无定时无定所之钻隙乘虚布雷，以击毁敌舰商船与运输船只为要旨。
上项计划，先以湖口至芜湖段作为布雷游击地带，由海军长江中游布雷游击总队（1941年10月改番号为海军第二布雷总队）负责之，该队配属第三战区长官部，下辖5个大队、11个中队。
布雷游击总队部驻于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江西上饶，而各大队则分配于第23集团军所属各军师部。
布雷游击队各大队在作战时，与第23集团军各军、师相协同，陆续参加的主要战役有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等。
在行政后勤方面，受海总部及布雷总队部指挥，各大队都附有一轻便电台，使用手摇无线电机与重庆海总部，上饶总队部及各大队间也构成了通讯网。
1939年11月，我奉调为海军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四分队上尉分队长（以后改称中队长）。自宜昌启程，赴第三战区向第23集团军报到。
此次行程，分别以船、卡车、火车与步行交替进行，经鄂湘粤赣浙皖六省，历时月余，始抵江西石门街。
详细行程如下：布雷队自宜昌乘小火轮经宜都、枝江、松滋、公安、津市、酉港抵达汉寿，再换乘海军运雷木船自沅江、湘阴、长沙、株州到渌口。复转乘火车经衡阳，至广东曲江，又换汽车到大庾岭赴江西赣县，至赣县后搭卡车经于都、宁都、广昌、南丰、南城、玉山、金华、兰溪。
而后，转乘木船经浙省淳安、威坪，又换乘汽车经皖南歙县、休宁、祁门，至赣北经公桥，然后步行120华里，抵达石门街，由洞庭湖畔到鄱阳湖畔。
此行途中，经沅江时与当地布雷队（常香圻在该队）聚餐，餐毕始知当晚一名厨子突发心脏病病故，大家都觉得很难过。
至长沙时，长沙布雷队队长周仲山在天心阁附近请我们吃饭，天心阁甚雄壮，原为城楼遗址，有东、西、中三座，中间架天桥贯通。
整段行程中，我对有“鱼米之乡”美誉之湘省印象特别深刻，其物产富饶，民风淳朴，山川之壮丽，非亲历者无法领略。洞庭湖水域广而深，多小港汊，可行汽船与小火轮，四通八达，极为便捷。
而且，湘省百姓亲切友善，对于赴前线抗敌的我们一行30余人，每到一处歇息时，必盛意款待茶水，乡下地方多以炭炉烧水，以蓝花大碗盛茶。虽然碗中偶有炭灰屑，但民众之热忱可感，大家接碗后都一饮而尽。
这次任务，因属公开性质，沿途我们都投宿客栈，赣省客栈多贴有“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与“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露”之对联，正是当时真实情况之最佳写照。
1940年1月30日，布雷游击队第二大队首度出发执勤，地点为湖口下游之永和洲江面。此次任务，系由陆军第147师师长章安平指挥，使用兵力计陆军一个团、工兵队与海军布雷游击第二大队。
日军以为黄茅塘当地湖水足以阻碍我俩的进路，未料我们依然从容偷渡，此地，距湖面600米处即为敌人据点，山头有敌人的钢炮，火网交叉封锁湖上的所有航路。
我们全队人马仅赖小船渡过湖边，越过山坡田野，经过山脚，来到永和洲江边，事前洽妥沦陷区的民船如约在江边静候。
中国海军布雷对所使用的水雷 图片来自网络
布雷队员到达江边后，迅将漂雷装船，再解缆离岸，安置溶化塞，去触角罩，装上电液瓶，定好深度，分批施放。是夜，最后一批水雷到达江边时，已将拂晓。
为使大队安全撤离，我向大队长严智报告，未完成之任务，由我率领4名队员继续完成，并决定于达成任务后，暂时渡江留在江北望江，伺机返防。
其时，日军正扬言开放长江，美国大使詹森亦正乘舰巡视长江情况，我们在长江布雷，实有向世人宣告，长江水道并不安全之深意。
第二大队此次布雷后，当晚，在永和洲下游即有敌船舰被炸沉没，江面顿时紧张起来，敌机出动沿江低飞侦察，江面亦戒备严紧，驻守据点之敌军向沦陷区开炮。
日军在长江引爆水雷引起的冲天水柱 图片来自网络
敌军汽艇成群结阵溯江而上，企图扫捞我方布置的水雷，敌军并于沦陷区内，展开清乡，我与4名队员暂住陷区区长家中。到第四日，经百姓探悉，敌军戒备似稍松弛，乃由他们护送我们步行到边，南渡返防。
时值严冬，渡船锚链陷于结冰之江岸，我们持船篙掘出之，始得成行，于晨曦中渡过长江，为免目标太显露，我们一行5人拉长了距离前行，沿途由带队之乡人领路，每人相距约四五十步。
我走在前面，时在雪地上划箭头，暗示4名弟兄行进的正确方向。不料，一个多钟头以后，后面竟落伍了两名队友，我十分焦急，我方哨兵排长亦十分为其担心。
可是，返回队部后，竟见落伍之两位弟兄已经先到一步。原来，他们另由一位百姓带路，于途中遭敌军截留搜查。三人十分机警，告诉敌军：“我们都是良民！”并出示良民证以取信之。
该名日军见三人穿着与一般良民不同，怀疑他们是中队。三人立即回答：“这是工作服，我们是做工的。”日军藉机搜刮三人身上的毛衣与所穿的胶底鞋，始将三人放行。
布雷队员出发，准备在长江航道布雷 图片来自网络
游击布雷任务，十分艰巨危险，我每于执行任务抵达江边时，装一瓶长江水，拾一把沦陷区的泥土带返，内心感触万千。
1941年秋，长沙酝酿一场会战，第三战区奉令对长江的敌军运输线施以袭击，以相配合，而敌军在这一带之戒备亦予增强，因而我布雷工作更形艰困。
有一次，布雷第二大队在湖口执行任务中，被敌发现，敌以汽艇多艘向我工作滩头以机枪扫射，黑夜中，布雷队虽能从容撤出，但队员甘敏被击中一弹，弹自下颚穿过左腮，竟未伤及牙床。
又一次，布雷第一、五两大队在贵池方面配合陆军第50军所部（按系第144师或145师）在秋浦河发动攻势，因为阵容庞大，被敌发现，双方在互战之下，布雷队强行进袭。
不意于达成任务后撤退时，秋浦河南岸已落入敌手，船只被管制，官兵被困于田中，部分海军官兵被俘，部分冒险泅渡者，或被枪杀，或被拘获，敌军甚且在田地四角放火焚烧，并不时向田中射击。
是役，我方第一大队大队长程法侃，队员蒋菁、王国贵及部分士兵被俘，布雷队员朱莘庄、范祥元阵亡，程法侃几被判死刑。
嗣后，以转报南京日军部，被日海军将领寺冈获悉，在战前，寺冈受聘我海军部战术班教官时，程法侃是他的学员，乃电前方将其解送南京，因此得免一死。
蒋菁为我海军留德学生，对拉丁文医药名词，应付裕如，故能冒充看护士，派在安庆日军医院工作，以迄胜利，至于王国贵则诡称百姓，于集中贵池审讯后释放归队。
第五大队之陈炳焜、林巽遒、魏兆雄亦均负伤，陈炳焜胸部中一弹，弹从背出，竟未伤及内脏。事后，据队员刘耀璇表示，他与队长林遵于战斗时，均藏匿于玉蜀黍田中，以敌寇放火，赤手空拳，无法冲出，乃露宿两昼夜，忍饥耐饿，滴水未入，后来觉情况似较安定，试图逃出，竟在此时，有一名老妪持两大桶米饭与一盒酸菜，来到田间。
此时，他们眼眶润湿，感动之情，难以言宣，老妪并卸下围裙以备包起剩余米饭，以供藏于田中其他士兵食用，故吾人在沦陷区，仍处处可见民众们的爱国赤心。
此后，长沙数次会战，我军于长沙当面之湘、资、沅、澧各江密布水雷，有效地阻止敌人利用河道运输。达成了牵制敌军之作用，使敌仅能从事陆上作战，其优势海军不能长驱直入。
由于沿江游击布雷对日军构成威胁，敌人一面将其警戒线向我方内陆推进若干里以图阻延我方进出路程，一面在沿江各乡镇大事搜索，进行清乡，并张贴布告，悬赏侦缉我布雷人员。
日军据地既向我方推移，以限制我布雷行动，使得我布雷工作无法当晚出击拂晓撤离，确实削减了我们出击的机会，不过，日寇兵寡备多，难作面的控制，而陷区同胞又自愿予我军掩护，在军民妥善的配合下，我们仍然可以当晚潜入，次晚遂行任务后，再行撤离。
这样一来，使日寇穷于应付，但也激起了日军在各地加强扫荡工作，故我等工作日趋艰难。
游击队于布雷行动中，若遭日军扫荡，掩护我队之陆军步兵立即施予反击，但因布雷行动多于夜间进行，敌军于黑暗中无法掌握我方实际人数，故不敢冒进，往往于双方相持个把钟头以后，敌军自行撤退。
偶或因日军事先获悉我方之行动，拦截我游击队事先洽妥之船只，但是官兵仍以完成任务为重，虽天寒地冻，仍自动脱卸袄裤，纵跃下水，将所携带之水雷泅水推送至江心，而达成任务。
游击队每次执行布雷任务，都是在黄昏前用毕晚餐之后，自队部出发步行约四五十里抵达江边，此时，多已近午夜，队员皆已感疲惫，乃以队部发放之干粮补充体力。
其时，担任掩护任务之陆军步兵见海军人员不畏寒冷，甚至在严冬中在江中泅水，以为布雷队员吃的一定是一种御寒药，才能有这般的体能。
游击队赴前线出任务时，有时以农家晒壳用之箩筐充任睡铺，一箩筐睡五人，上下覆以稻草，以蔽风寒，因为天气酷寒，曾有一队员因而冻毙。
执勤行军中，每名队员以白巾系颈为记，便于后面之队员识别，不致迷途。前行的队员亦须不时发出“石阶！”、“左（右）转！”等警语，提醒后行人员注意。
任务完成返回队部时，队员每因疲累已极，常有边行走边打盹的情形发生。
在这里，我们布雷队多寄宿于祠堂、庙宇或逃难百姓遗下之空房舍中，生活尚称安定。使我至今印象深刻者，其时，民舍之大厅多设有“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之牌位，各队队长与队员朝夕相处，同患难、共生死，亲若家人，大队长身先士卒，不但作队员之“亲”，并兼作之师，作之君。
当时，我们只有二三十岁，与百姓们相处很融洽，一般老百姓很欢迎海军，1942年，部署于皖南赣北的几个布雷队召开联谊会，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打球唱歌，于紧张之战时生活中，仍散发着我们蓬勃的朝气。
有一次，我曾寄宿皖省省政府秘书长某君家，此君家中庋藏许多古书。我平日没有什么特别嗜好，惟嗜读书，尤好读古书，故住入此家后，真如鱼得水。
我每以油灯照明，勤学不辍。于出任务时，亦随身携带书本，利用短短五或十分钟的休息时间阅读之。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老子“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之哲学，帮助我在抗战中忍受忧患煎熬。
又曾国藩的座右铭：“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与孟子的“养生莫善于寡欲”之名训，让我体会到“诚敬、简朴、生产，服务”应为我此后生活之指标。
回忆正面战场（8）郑天杰：我在海军的抗战经历（中）
1939年6月，国民政府撤销海军新舰监造室，改为海军水雷制造所，由曾国晟为中校所长，外设香港、桂林、长沙三个办事处，辰溪、贵阳、龙州、海防四个转运站，派薛家声为海军布雷队中校队长，其下分设五个大队。
是年冬，各战区遵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中的指示，转守为攻之战略布署，统帅部对第三战区下达之要旨命令为：
“第三战区应以主力约十一个师，截断敌长江之交通，分由湖口、马当、东流、贵池、大通、铜陵、荻港间，伺隙进攻，一举进袭江岸，占领沿江阵地，以轻重炮兵火力及水雷，封锁长江。”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乃策划实施漂雷游击计划，将长江航道上自监利，下至江阴，划成三个布雷游击区：第一布雷区为监利至黄陵段，第二为鄂城至九江段，第三为湖口至江阴段。
各游击区之作战，为无定时无定所之钻隙乘虚布雷，以击毁敌舰商船与运输船只为要旨。
上项计划，先以湖口至芜湖段作为布雷游击地带，由海军长江中游布雷游击总队（1941年10月改番号为海军第二布雷总队）负责之，该队配属第三战区长官部，下辖5个大队、11个中队。
布雷游击总队部驻于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江西上饶，而各大队则分配于第23集团军所属各军师部。
布雷游击队各大队在作战时，与第23集团军各军、师相协同，陆续参加的主要战役有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等。
在行政后勤方面，受海总部及布雷总队部指挥，各大队都附有一轻便电台，使用手摇无线电机与重庆海总部，上饶总队部及各大队间也构成了通讯网。
1939年11月，我奉调为海军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四分队上尉分队长（以后改称中队长）。自宜昌启程，赴第三战区向第23集团军报到。
此次行程，分别以船、卡车、火车与步行交替进行，经鄂湘粤赣浙皖六省，历时月余，始抵江西石门街。
详细行程如下：布雷队自宜昌乘小火轮经宜都、枝江、松滋、公安、津市、酉港抵达汉寿，再换乘海军运雷木船自沅江、湘阴、长沙、株州到渌口。复转乘火车经衡阳，至广东曲江，又换汽车到大庾岭赴江西赣县，至赣县后搭卡车经于都、宁都、广昌、南丰、南城、玉山、金华、兰溪。
而后，转乘木船经浙省淳安、威坪，又换乘汽车经皖南歙县、休宁、祁门，至赣北经公桥，然后步行120华里，抵达石门街，由洞庭湖畔到鄱阳湖畔。
此行途中，经沅江时与当地布雷队（常香圻在该队）聚餐，餐毕始知当晚一名厨子突发心脏病病故，大家都觉得很难过。
至长沙时，长沙布雷队队长周仲山在天心阁附近请我们吃饭，天心阁甚雄壮，原为城楼遗址，有东、西、中三座，中间架天桥贯通。
整段行程中，我对有“鱼米之乡”美誉之湘省印象特别深刻，其物产富饶，民风淳朴，山川之壮丽，非亲历者无法领略。洞庭湖水域广而深，多小港汊，可行汽船与小火轮，四通八达，极为便捷。
而且，湘省百姓亲切友善，对于赴前线抗敌的我们一行30余人，每到一处歇息时，必盛意款待茶水，乡下地方多以炭炉烧水，以蓝花大碗盛茶。虽然碗中偶有炭灰屑，但民众之热忱可感，大家接碗后都一饮而尽。
这次任务，因属公开性质，沿途我们都投宿客栈，赣省客栈多贴有“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与“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露”之对联，正是当时真实情况之最佳写照。
1940年1月30日，布雷游击队第二大队首度出发执勤，地点为湖口下游之永和洲江面。此次任务，系由陆军第147师师长章安平指挥，使用兵力计陆军一个团、工兵队与海军布雷游击第二大队。
日军以为黄茅塘当地湖水足以阻碍我俩的进路，未料我们依然从容偷渡，此地，距湖面600米处即为敌人据点，山头有敌人的钢炮，火网交叉封锁湖上的所有航路。
我们全队人马仅赖小船渡过湖边，越过山坡田野，经过山脚，来到永和洲江边，事前洽妥沦陷区的民船如约在江边静候。
中国海军布雷对所使用的水雷 图片来自网络
布雷队员到达江边后，迅将漂雷装船，再解缆离岸，安置溶化塞，去触角罩，装上电液瓶，定好深度，分批施放。是夜，最后一批水雷到达江边时，已将拂晓。
为使大队安全撤离，我向大队长严智报告，未完成之任务，由我率领4名队员继续完成，并决定于达成任务后，暂时渡江留在江北望江，伺机返防。
其时，日军正扬言开放长江，美国大使詹森亦正乘舰巡视长江情况，我们在长江布雷，实有向世人宣告，长江水道并不安全之深意。
第二大队此次布雷后，当晚，在永和洲下游即有敌船舰被炸沉没，江面顿时紧张起来，敌机出动沿江低飞侦察，江面亦戒备严紧，驻守据点之敌军向沦陷区开炮。
日军在长江引爆水雷引起的冲天水柱 图片来自网络
敌军汽艇成群结阵溯江而上，企图扫捞我方布置的水雷，敌军并于沦陷区内，展开清乡，我与4名队员暂住陷区区长家中。到第四日，经百姓探悉，敌军戒备似稍松弛，乃由他们护送我们步行到边，南渡返防。
时值严冬，渡船锚链陷于结冰之江岸，我们持船篙掘出之，始得成行，于晨曦中渡过长江，为免目标太显露，我们一行5人拉长了距离前行，沿途由带队之乡人领路，每人相距约四五十步。
我走在前面，时在雪地上划箭头，暗示4名弟兄行进的正确方向。不料，一个多钟头以后，后面竟落伍了两名队友，我十分焦急，我方哨兵排长亦十分为其担心。
可是，返回队部后，竟见落伍之两位弟兄已经先到一步。原来，他们另由一位百姓带路，于途中遭敌军截留搜查。三人十分机警，告诉敌军：“我们都是良民！”并出示良民证以取信之。
该名日军见三人穿着与一般良民不同，怀疑他们是中队。三人立即回答：“这是工作服，我们是做工的。”日军藉机搜刮三人身上的毛衣与所穿的胶底鞋，始将三人放行。
布雷队员出发，准备在长江航道布雷 图片来自网络
游击布雷任务，十分艰巨危险，我每于执行任务抵达江边时，装一瓶长江水，拾一把沦陷区的泥土带返，内心感触万千。
1941年秋，长沙酝酿一场会战，第三战区奉令对长江的敌军运输线施以袭击，以相配合，而敌军在这一带之戒备亦予增强，因而我布雷工作更形艰困。
有一次，布雷第二大队在湖口执行任务中，被敌发现，敌以汽艇多艘向我工作滩头以机枪扫射，黑夜中，布雷队虽能从容撤出，但队员甘敏被击中一弹，弹自下颚穿过左腮，竟未伤及牙床。
又一次，布雷第一、五两大队在贵池方面配合陆军第50军所部（按系第144师或145师）在秋浦河发动攻势，因为阵容庞大，被敌发现，双方在互战之下，布雷队强行进袭。
不意于达成任务后撤退时，秋浦河南岸已落入敌手，船只被管制，官兵被困于田中，部分海军官兵被俘，部分冒险泅渡者，或被枪杀，或被拘获，敌军甚且在田地四角放火焚烧，并不时向田中射击。
是役，我方第一大队大队长程法侃，队员蒋菁、王国贵及部分士兵被俘，布雷队员朱莘庄、范祥元阵亡，程法侃几被判死刑。
嗣后，以转报南京日军部，被日海军将领寺冈获悉，在战前，寺冈受聘我海军部战术班教官时，程法侃是他的学员，乃电前方将其解送南京，因此得免一死。
蒋菁为我海军留德学生，对拉丁文医药名词，应付裕如，故能冒充看护士，派在安庆日军医院工作，以迄胜利，至于王国贵则诡称百姓，于集中贵池审讯后释放归队。
第五大队之陈炳焜、林巽遒、魏兆雄亦均负伤，陈炳焜胸部中一弹，弹从背出，竟未伤及内脏。事后，据队员刘耀璇表示，他与队长林遵于战斗时，均藏匿于玉蜀黍田中，以敌寇放火，赤手空拳，无法冲出，乃露宿两昼夜，忍饥耐饿，滴水未入，后来觉情况似较安定，试图逃出，竟在此时，有一名老妪持两大桶米饭与一盒酸菜，来到田间。
此时，他们眼眶润湿，感动之情，难以言宣，老妪并卸下围裙以备包起剩余米饭，以供藏于田中其他士兵食用，故吾人在沦陷区，仍处处可见民众们的爱国赤心。
此后，长沙数次会战，我军于长沙当面之湘、资、沅、澧各江密布水雷，有效地阻止敌人利用河道运输。达成了牵制敌军之作用，使敌仅能从事陆上作战，其优势海军不能长驱直入。
由于沿江游击布雷对日军构成威胁，敌人一面将其警戒线向我方内陆推进若干里以图阻延我方进出路程，一面在沿江各乡镇大事搜索，进行清乡，并张贴布告，悬赏侦缉我布雷人员。
日军据地既向我方推移，以限制我布雷行动，使得我布雷工作无法当晚出击拂晓撤离，确实削减了我们出击的机会，不过，日寇兵寡备多，难作面的控制，而陷区同胞又自愿予我军掩护，在军民妥善的配合下，我们仍然可以当晚潜入，次晚遂行任务后，再行撤离。
这样一来，使日寇穷于应付，但也激起了日军在各地加强扫荡工作，故我等工作日趋艰难。
游击队于布雷行动中，若遭日军扫荡，掩护我队之陆军步兵立即施予反击，但因布雷行动多于夜间进行，敌军于黑暗中无法掌握我方实际人数，故不敢冒进，往往于双方相持个把钟头以后，敌军自行撤退。
偶或因日军事先获悉我方之行动，拦截我游击队事先洽妥之船只，但是官兵仍以完成任务为重，虽天寒地冻，仍自动脱卸袄裤，纵跃下水，将所携带之水雷泅水推送至江心，而达成任务。
游击队每次执行布雷任务，都是在黄昏前用毕晚餐之后，自队部出发步行约四五十里抵达江边，此时，多已近午夜，队员皆已感疲惫，乃以队部发放之干粮补充体力。
其时，担任掩护任务之陆军步兵见海军人员不畏寒冷，甚至在严冬中在江中泅水，以为布雷队员吃的一定是一种御寒药，才能有这般的体能。
游击队赴前线出任务时，有时以农家晒壳用之箩筐充任睡铺，一箩筐睡五人，上下覆以稻草，以蔽风寒，因为天气酷寒，曾有一队员因而冻毙。
执勤行军中，每名队员以白巾系颈为记，便于后面之队员识别，不致迷途。前行的队员亦须不时发出“石阶！”、“左（右）转！”等警语，提醒后行人员注意。
任务完成返回队部时，队员每因疲累已极，常有边行走边打盹的情形发生。
在这里，我们布雷队多寄宿于祠堂、庙宇或逃难百姓遗下之空房舍中，生活尚称安定。使我至今印象深刻者，其时，民舍之大厅多设有“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之牌位，各队队长与队员朝夕相处，同患难、共生死，亲若家人，大队长身先士卒，不但作队员之“亲”，并兼作之师，作之君。
当时，我们只有二三十岁，与百姓们相处很融洽，一般老百姓很欢迎海军，1942年，部署于皖南赣北的几个布雷队召开联谊会，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打球唱歌，于紧张之战时生活中，仍散发着我们蓬勃的朝气。
有一次，我曾寄宿皖省省政府秘书长某君家，此君家中庋藏许多古书。我平日没有什么特别嗜好，惟嗜读书，尤好读古书，故住入此家后，真如鱼得水。
我每以油灯照明，勤学不辍。于出任务时，亦随身携带书本，利用短短五或十分钟的休息时间阅读之。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老子“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之哲学，帮助我在抗战中忍受忧患煎熬。
又曾国藩的座右铭：“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与孟子的“养生莫善于寡欲”之名训，让我体会到“诚敬、简朴、生产，服务”应为我此后生活之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