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集中营场面的句子简短(描写集中营场面的句子)
巨人之间：发生在波罗的海国家的犹太人大
原著 ：[英] 普里特•巴塔
译者 ：刘任 张大卫
犹太人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被的速度与规模，使得德队之前在波兰的活动显得只不过是一场前奏。这些谋杀由许多部分组成，部分由国防军执行，其他一些是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下的手，还有许多是特别行动队负责。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诸国加入冲突的时间点各不相同。几乎所有情况下，民众对于本国参战的主流情绪都是恐惧或惊骇。不过就波罗的海国家的许多人来说，他们最初的反应大有不同，就像一个立陶宛人记录得那样：“那就像一束霹雳击中了立陶宛人：战争。多么喜悦，战争。人们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眼中含着泪水。每个人都感到自由的时刻近了。”
德国人进入立陶宛时，迎接他们的是欢呼雀跃的人群，数以千计的民众把一束束鲜花扔向他们眼中那些来拯救自己的士兵们。一位观察者注意到，花束中明显缺少红色花朵。2但许多立陶宛人进行庆贺的同时，立陶宛犹太社区的反应就非常不同：“尽管立陶宛人群用鲜花欢迎德国人，但毫不奇怪的是，我们关上百叶窗，放下窗帘，把自己锁在了家里。”
考虑到此前发生在波罗的海诸国的事件，这两种反应都不会特别使人惊讶。类似的情绪在拉脱维亚，以及较小范围内——主要是当地犹太人口规模很小——于爱沙尼亚也非常明显。这些反应表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社区之间对于德国入侵的反响存在根本性差异；但两类社区之间的差异在大大加深，德国人将无情地利用这一点。“巴巴罗萨”开始几周前，有人听到立陶宛城镇普伦盖（Plungė）的一位农夫评论道：“德国人只要穿过边界，当天我们就能在普伦盖趟过犹太人的鲜血。”
在一个不稳定且逐渐极端化的环境中，德国人引入了他们的新秩序之梦，要求征服或消灭那些被认为不受欢迎的人。犹太人便位于那份特别名单之首。
犹太人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被的速度与规模，使得德队之前在波兰的活动显得只不过是一场前奏。这些谋杀由许多部分组成，部分由国防军执行，其他一些是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下的手，还有许多是特别行动队负责。尽管从某些方面来说，对这些不同的执行机构依次加以考虑会较为实际，不过需要记住的是，所有这些群体都是在相互重叠的时段内活动的。
A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弗朗茨·瓦尔特·施塔勒克曾伴随先头部队进入考纳斯，去过立陶宛国家安全部（Lithuanian State Security Department）的办公室，这些建筑是立陶宛积极分子阵线的成员占领的。施塔勒克在这里做了一次呼吁对犹太人发起迫害的演讲，但因热心于此的人看来寥寥无几而感到失望。作为替代，他诉之于阿尔吉尔达斯·克里马蒂斯（Algirdas Klimatis），后者已经组织起一支约600人的准军事队伍，并参与过同撤退苏联军队的战斗。他不向立陶宛积极分子阵线或新近宣告成立的临时政府效忠，而被证明乐于成为德国人的帮凶。他的部下6月25日开始攻击维利亚姆波列郊区（Vilijampolė）的犹太人，并把他们的行为扩散至其他城区以及周边区域。有关此次攻击受害者的精确数字存在争议。施塔勒克声称在三天内有约5000名犹太人被杀，但有观点认为施塔勒克或许故意夸大了被害者的数字。
在许多情况下，对犹太人的攻击确实是自发的，很少或不曾受到德国方面的鼓励——事实上，迫害似乎一旦开始就会快速传播到临近区域。多夫·莱文（立陶宛犹太人，大研究者）描述过立陶宛人是如何抢劫犹太人的房屋、攻击犹太人并妇女。一个立陶宛人向莱文挥舞几份染血的护照，作为他杀死犹太人的证明。立陶宛游击队员佩戴着白色臂章，于是以“白臂章”（baltaraiščiai）广为人知。甚至在游击队员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感觉，即不是所有戴白臂章的人都在积极同苏联军队战斗：
一些人得到了枪并加入到为祖国而战的行列中，其他人则破门进入商店、私人住宅和被弃房屋，在那里趁一切机会把东西偷走、拿走，或是把它们埋进地里。
虽然不是所有游击队员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攻击，但似乎大多数抢劫、殴打并杀害犹太人的人都佩戴着白臂章。一些游击队的领导者，比如考纳斯的于尔吉斯·波贝利斯（Jurgis Bobelis），尝试用自己的部下来制止这样的行为，他威胁要处决所有被发现涉及胡乱攻击的人。其他人就只是对此视而不见。许多领导者继续对犹太人和员不加区分，并鼓励他们的部下围捕所有被划入这两个分类的人。
施塔勒克的别动队分成了数个别动指挥部，每个都有自己的行动区域。第3别动指挥部的指挥官是卡尔·耶格尔（Karl Jäger）。该部120名人员在小城普雷奇（Pretzch）的训练基地完成集结后，耶格尔了解到除领导这支别动指挥部以外，他还将成为德国安全警察与党卫队保安处在立陶宛的指挥官。RSHA的长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普雷奇以及柏林的一次会议上两次向耶格尔及其他级别类似的党卫队军官明言：“如果和俄国开战，东方的所有犹太人都必须被枪毙。”
克里马蒂斯及其手下完成对犹太人的第一波杀戮后，耶格尔和他的部队来到考纳斯。A别动队辖下第一个抵达考纳斯的单位是第1别动指挥部，现在该部将该地区移交给了耶格尔的人。耶格尔后来注意到，犹太人仍旧在城里面自由搬迁——这可能是在遵照罗克的指示，即犹太人隔离区的建立属于低优先级事项——他迅速采取措施建立起一个犹太人隔离区，并限制他们的动向与行为。先前的杀戮被用来为隔离区的建立提供正当性——耶格尔说明道，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护犹太人免受进一步迫害。这一说辞饱经实践，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国内就使用过。
犹太人妇女和儿童在立陶宛自卫队押送下前往集中营
“在隔离区保护犹太人”的借口勉强持续了一天。抵达这座城市两天后，耶格尔便记录说有463名犹太人被“立陶宛游击队”杀害，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攀升至2500人以上。到1941年12月，已经有约22000名犹太人被处死，剩下约15000人在隔离区里。受害者名单被录入到耶格尔当年年底写成的一份报告中，还详细列出了地点、日期和受害者的性质，将其分为男性、女性以及儿童。报告还列举了维尔纽斯和明斯克的谋杀事件，而如果把后面的数字加入到考纳斯的被害者之中，数目便超过133000人。报告以如下语句作结：“今天我可以确定，我们的目标，即为立陶宛解决犹太人问题，已经由第3别指部达成了。除犹太工人及其家属以外，立陶宛不再有犹太人。”
这些耸人听闻的句子意味着6月22日到12月1日之间，就有超过12万名立陶宛犹太人被害。耶格尔自己下手射杀了一些人，并确保他手下所有军官也照办。对此表现出迟疑的人均受到威胁。耶格尔本人看来是受到这些经历的影响，他告诉接替施塔勒克成为其上级的海因茨·约斯特（Heinz Jost）说自己无法睡眠，并时常看到死去妇女和孩童的景象。这些感触似乎全然不曾影响他继续杀人的能力。耶格尔在立陶宛待了两年，之后被派回德国，担任多种管理职务。
立陶宛的大城市以外，为方便杀戮犹太人采取了特殊手段。一个案例是哈曼流动指挥部（Rollkommando Hammann），这是一个机动杀人小队，包括不到一打德官和大约100名立陶宛人，后者主要是布罗纽斯·诺尔库（Bronius Norkus）“国家安全”（Tautinio Darbo Apsaugos，National Security）营的成员。1941年下半年，该部活跃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南部的50多个地点，造成9000余名犹太人死亡。耶格尔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个单位运作所需的准备：
此类行动的实施首先是一个组织问题。系统性地从每个地区消除犹太人的目标需要对每项任务进行周密准备，并彻底调查相关地区的普遍状况。犹太人必须被集中到一个或更多的地点。要以他们的人数为基础，认定所需墓穴的地点并挖掘。
本文摘自《巨人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罗的海战事》
美国“关押儿童”的“集中营”，竟被CNN美化成这样
来源:环球时报
我们都知道，过去这些年里，美国政府为了控制从墨西哥边境涌入美国的大批难民，设置了一系列的难民营来安置这一非法入境的群体。但由于这些难民营大多条件很差，因此也被一些人士和媒体比作“监狱”乃至“集中营”。
而在特朗普当政的4年里，这样的难民营更遭到了美国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抨击。
可在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CNN一名记者近日在报道拜登政府准备开设更多这样的难民营来处理难民儿童时，却一改以往的批判口风，使用了一个相当“中性”的称呼来描述这一“儿童监狱”。
这一“双标”的做法立刻引起了大量美国网民的吐槽和鄙视。
如下图所示，CNN的记者Priscilla Alvarez在近日发布的一则关于拜登政府将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增开一处难民营，用来分流和处理无人陪伴的难民儿童的新闻时，是用“满溢设施”这一次相当“中性”的词语来称呼这种难民营的。
但由于在特朗普执政的4年里，包括CNN在内的众多美国主流媒体都在用诸如“儿童监狱”“关儿童的笼子”乃至“集中营”这种极具负面色彩的词语形容这种难民营的，因此，当CNN的记者如今改用这么一个相对来说可谓“正面”了许多的词语来称呼拜登政府的难民营，这自然引起了不少美国网民——尤其是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的不满和调侃。
其中，在CNN这位记者的贴文下面，就有许多美国网民在极具创意地讽刺着CNN的这种“双标”。
“现在不会再有媒体关注笼子的儿童了”，一位获得2300个点赞的美国网民就用表情包调侃道。
另一位网民也用表情包调侃了CNN这种美国“自由派”媒体的双标，暗示其在利用“笼子里的孩子”成功推翻了特朗普后，便将这些孩子丢弃了。
还有人在用这种更为经典的表情包调侃此事：
也有人直接贴出了疑似来自这种“满溢设施”的内部照片：
有人则以此追问CNN的记者说：你说的这些“满溢设施”是不是给人一种被关在笼子里的感觉？你说的应该是“集中营”吧？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则忿忿不平地表示：咋特朗普时期你们说这是“笼子里的儿童”，到了拜登当政你们就说这是分流移民儿童的“满溢设施”了？
当然，在咱们中国人看来，CNN的这种“双标”早已是这类美国媒体的“传统艺能”，见怪不怪了。比如，当特朗普的支持者用暴力的手段冲击美国国会大厦时，讨厌特朗普的CNN会把他们说成是“叛乱的暴徒”，可当香港乱港分子用更为暴力的手段冲击香港的政府机构时，支持这些乱港分子的CNN却会把这些暴徒美化成是“斗士”。
这也是为何中国网络上会出现这么一个流行语，叫“做人不能太CNN”。
不过，目前在美国的社交网络上，也有人在给拜登和CNN辩解，称这个新开设的难民营与特朗普时期的有“很大不同”，是真正为了安置难民儿童的，而不是为了吓跑他们的，所以里面的条件人性化了许多，是将原本的油气工人的宿舍进行改造而来的，有空调和真正的卧室，尽管条件仍然不是很好，但已经不是牢房那样的感觉：
可同样讽刺的是，也只有我们客观的中国媒体，才会将这种美国网络上的不同声音详细地介绍出来。
而CNN等美国媒体在报道诸如中国新疆的职业培训学校时，却从不会认真地引用来自中方的说法，他们只会选用不断放大对他们的偏见与预设立场有利的一方声音，并极力压缩中方的说法。
所以说，做人真的不能太CNN。
《被涂污的鸟》：在叙述中寻回身份
波兰作家科辛斯基的小说《被涂污的鸟》，被一个捷克导演拍成电影，入围今年的威尼斯影展。这些天，这部电影随欧盟影展在中国的七个城市巡回放映。时至今日，不会再有人措辞激烈地指责作者科辛斯基“凭着自诩所受的一切苦难把世人当垃圾”，或口诛笔伐这个故事“充斥着对野蛮民俗的猎奇式描写”。事实上，电影的公映和原作的再版所掀起的声浪都是如此有限，很难让今天的观众和读者想象《被涂污的鸟》曾是毁誉交织的现象级畅销书。
科辛斯基生于1933年，逃过集中营、千方百计从战争中活下来、又在盛年侥幸错过“曼森惨案”的他，在1991年自行结束了生命。如果他活到今天，很可能对电影《被涂污的鸟》是失望的。这是科辛斯基的悲哀，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他的写作无法有效反击他泛舟日内瓦湖上时所体会到的身陷孤岛的绝望和痛苦：每个人掌握的“事实”是不同的，人间的悲苦无法沟通。一个九死一生从寒夜中回来的幸存者，能争取到的只是“讲述”的权利，在“讲述”中寻回自己的身份，仅此而已。
“小说按生活本来的面目呈现世间百态”
时间拨到1957年，科辛斯基24岁时，以“青年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达纽约。他相信，既然能在九岁的时候在维斯瓦河沿岸的山村里东躲西藏地活下来，就不奇怪一无所有的他能在纽约依靠打零工糊口，并且读出了博士学位。他长相俊俏，机灵会变通，很招女人喜欢，很快，他和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可以衣食无忧地写政治学领域的非虚构作品。
然而，就在1963年，他的有钱太太病重，随时会死，他即将失去生活的保障。忧心忡忡的他陪太太到瑞士疗养，在富丽堂皇的水疗酒店里，他遇到了一群赶在二战爆发前从东欧移民到瑞士的犹太富人。科辛斯基偶然和他们闲聊，他震惊地发现，“从1939年到1945年，100万人死于军事行动，550万人遭遇种族灭绝，其中超过300万是犹太人，这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不满16岁。”这些惨烈的事实在年迈的流亡者们看来，只是几个数字的组合，“我知道的真实状况比最荒诞的幻想更残忍。我的听众们礼貌地点头，但他们始终相信二战不过是某种难以理解的偏差，关于集中营的报道是记者添油加醋小题大做。”
战争爆发时，父母为了让科辛斯基逃过集中营，把他托付给一个朋友。然而父母的朋友背叛了他，把他抛弃在乡野。他和父母分别承受无数劫难，活下来后却发现：幸存者所了解的事实是一回事，流亡者对世界的看法是另一回事，这两者是无法沟通的。
这趟瑞士之行成为科辛斯基写作的转折点。《被涂污的鸟》里当然会有他本人的部分经历，但这不是回忆录或自传式写作，这不是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纪实写作——否则科辛斯基只要继续之前的非虚构写作就行。从政治学领域的非虚构写作转向虚构的小说，科辛斯基的意志是明确的：“我不让自己成为一个贩卖个人罪孽或隐私回忆录的人，或者一个记录降临到我的同胞和我这代人身上的灾难的人，我想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小说按生活本来的面目呈现世间百态。”
这部作品的精神根源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经典《鸟》
《被涂污的鸟》这个名字的字面来源是东欧民俗，是当地农民喜欢的一种残忍的娱乐活动：逮住一只鸟，把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把它放返鸟群，这只被涂色的鸟会被同类视为有威胁的异端，被攻击致死。
当年科辛斯基遭遇的评判就是集中于“津津乐道于东欧农村的愚昧风俗”，农民们贫穷、狡猾、自私且不择手段。当绝大多数 “幸存者文学”把悲剧归于一个邪恶的领袖和一整套严密设计的杀人系统时，科辛斯基笔下的“集中营和战场之外的普通人无意识的恶”，冒犯了很多人。但问题在于，把这个文本当作有着固定时代背景的战争小说看待，是降维式阅读——这不是对不同群体的善恶作三六九等的评估。
《被涂污的鸟》中最重要的是“鸟”的意象，它真正的精神根源在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经典《鸟》。阿里斯托芬让他的主角们生活在“一片悠闲自在的土地，在那里，人能安然入眠并长出羽毛”。剧作家利用“鸟”的象征，无拘无束地写他所在时代的真实事件与人物，又超越了历史写作的限制，让作品进入神话的境地。科辛斯基视阿里斯托芬为偶像，他追随剧作家的写作境界——创造一种永恒的虚构状态，寻找恰好的个案和普遍意义的统一，全然不受地理环境或历史因素的约束。
30岁的科辛斯基不会回到九岁的困厄中，没有人能在成年以后重返人生中最敏感的时段，所有的“童年往事”本质都是被再创造的。在科辛斯基的笔下，那个九岁的男孩既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任何人，他和阿里斯托芬的“鸟”一样，是关于人的象征——处于最脆弱状态的人，遭遇了最可怕面目的社会，生存的本质是一场漫长的、不平等的对抗。
“每个人得到他的号码，从那一刻起你就失去了你的自我，你变身为一个数字，只是一个移动的数字……”来自集中营幸存者的这段话极大地刺激了科辛斯基的写作，在小说中，他创造了一个有着明白隐喻色彩的段落：孩子和父亲劫后重逢，孩子在看到父亲手上一串集中营数字的时候决定和解，已经无法说话的他在车窗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被涂污的鸟》考察的不是伤痕和苦难，它是对更广义的“暴力”这种语言的反思，当这种语言制造无休止的痛苦和绝望以后，在“失语”中幸存下来的“数字”们，怎样找回“叙述”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