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
当前位置:首页 > 生肖

描写男人肤色的词语和句子大全(描写男人肤色的词语和句子)

描写男人肤色的词语和句子大全(描写男人肤色的词语和句子)

本文目录一览:

“他者”的书写:男性气质形象与关系

耽改网络剧中的男性气质形象

“男性气质”是相对于“女性气质”而言的,关于“男性气质”的界定,英国社会学家约翰·麦克因斯认为:“男性气质以及与之互补的女性气质和社会性别的概念,只能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制,是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的产物。”

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中指出:“男性气质是在性别关系中的位置,又是男性和女性通过实践确定这种位置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在身体的经验、个性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不是自然就有的,也不是在社会关系所特定存在的,而是在两性的活动实践中确定而来的。

通过性别关系结构对男性权力地位和政治功能要求,从而建构和改写男性气质。

当男性的地位和权力被强化和拥护的时候,男性气质就会被推崇,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和压迫也就会愈加严重,两性关系的矛盾就会突显,与女性极端对立的男性气质,会通过贬低、压榨女性的方式来体现男性的优越地位和权力,就会产生“男尊女卑”的现象。

纵观当下的影视环境,通过女性作家书写并改编成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尤其以一些“大女主”为类型的作品,例如《甄嬛传》《芈月传》《三十而已》等,通过突出女性身份以及主体地位来争夺话语权。

而以男性为主要角色由耽美小说改编而成的耽改网络剧,其实也是女性抵抗男权的一种方式。

这种以女性书写男性气质形象的耽改网络剧与其他网络剧中传统的男性形象有着巨大的差别。

传统的男性形象霸道、刚强,女性总是处在一个被动状态依附于男性。于是,女性渴望“双性同体”:男性既能拥有女性一样精致的五官和细腻的情感,同时也能保留男性的果敢和担当,最重要的还不用依附于其他男性。

而在耽美文化中由女性改写的“中性化”的男性形象,俨然皆是按照女性审美趣味建构的,是女性心中理想的气质形象。

这使得男性成为“客体”,女性成为消费、娱乐、观看的“主体”,并在一定意义上改写了男权中心制度的版图。

耽美文化中男性气质形象的类型化

在耽美小说中男性的气质依据“强”“弱”被划分为“攻”与“受”的形象。

“攻”和“受”是从日本的耽美作品中直接引用的,分别写作“攻め”和“受け”,原意即进攻方和接受方。

“攻”一般代表的是恋爱关系中主动的一方,“受”代表的则是恋爱关系中被动的一方。攻受关系在日本耽美文化中并不代表权力的高低,也不是仅仅代表男同性之间的性与爱,而是形成了复杂的文化表征和符号。

除了阐释两人的关系外,“攻”和“受”也以男性的性格、外貌来进行划分,例如“傲娇攻”“腹黑受”等等。

在很多研究日本Yaoi同人文化中发现,在起初的耽美漫画风靡时“攻受”关系还未出现。

而Yaoi同人将原文本中并非同性恋情关系的两个人解读为一对,并分别赋予“攻”和“受”的身份的时候,才出现了越来越详细的系统性解读方式。

“攻受”形象的模式化象征即使在非耽美小说或者耽美漫画的文本内,也能被耽美群体按照这种模式来进行男性形象与关系的解读。

因此,虽然在耽改网络剧中将“耽美”元素所淡化,将原本男同性之间的感情有所剔除或改编,但男性的友谊和爱情之间的界限划分依旧十分模糊,铸就了一种“浪漫的友谊”并且这种友谊之情被“性化”,继承了耽美文化中“攻受”的气质形象与关系特征。

在耽美文化中还将“攻受”关系的强弱加以标签化。

在耽改网络剧中最为常见的“攻受”关系种类为“强攻弱受”以及“强攻强受”两种类型。

这种不同强弱气质搭配出来的关系类型,在同一个剧中会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例如在《双程》中,陆风出生在富贵的家庭,从小性格非常强势,十几年间一直喜欢着程亦辰,属于“强攻”的气质类型,而程亦辰长相柔美,而且性格优柔寡断,属于“弱受”的气质类型。

但如果将陆风和程亦辰的气质调换,那么两人的关系发展以及感情模式都将发生巨大的转变。

在《陈情令》中,蓝忘机成熟稳重,遇事不慌不乱,面对魏无羡的戏谑常常只一句“无聊”,属于典型的“强攻”的气质。

魏无羡果敢开朗,锄强扶弱,正义凛然,属于“强受”的类型。

正因为这种“强强联合”所以造就了他们关系起伏的看点,也与剧情人物联手抗敌,迎难而上,化险为夷的风格实力相一致。

其实,在日本耽美文化中,“攻受”是不会区分地位的高低,不一定“攻”就比“受”要地位高、能力强,相反可能“受”会持有“攻”的强势特性。

就如同气质的强弱关系一样,也有可能会出现“温柔攻”和“霸道受”,“木讷攻”和“腹黑受”,“忠犬攻”与“女王受”等类型。

可以说,女性书写下的男性气质形象呈现在耽改剧中时,打破了对传统男性较为单一的外貌、性格、气质的审美标准。

这种耽美文化中所特有的男性气质形象,使得耽改剧中的男性角色更加鲜明,人物形象更为突出,审美呈现更加的多元化,也提供了从女性的审美出发塑造男性形象的新视角。

因此,笔者将从近年来三部高热度、高播放度、高话题度的耽改剧——《镇魂》《陈情令》《山河令》出发,以耽美文化中“攻”“受”男性气质形象类型为划分,研究分析女性书写下剧中主要的男性角色形象。

沈巍是《镇魂》中的男主角之一,小说中沈巍的诞生是因为昆仑左肩的魂火不小心被神农弄掉,在大不敬之地诞生了鬼族,其中沈巍为哥哥,鬼面为弟弟,他们合称为“双面鬼王”,后昆仑君将沈巍神格提升,成为了鬼神。

在原著中赵云澜初见沈巍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外貌的:“那是个身材修长的男人,盛夏里也穿着整整齐齐的长袖白衬衫和熨帖的西裤,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的眼镜,手里夹着一份教案,看起来又斯文又干净,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浓重的书卷气。”

在剧版中,沈巍的形象可以说高度贴合原著,作为龙城大学生物工程系的教授,长相清朗如月,面庞温润如玉,再加上一双入画的眉眼经常带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十分干净、儒雅,十足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气质。

沈巍的外貌如果按照耽美文化中男性气质形象类型划分,很容易划分为“受”的类型,但是外貌并不是唯一的划分标准。

尤其在他美貌温柔的外表下却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且沈巍很会内敛自己的性格和想法,比如他假装帮忙收拾故意刺破手指引起赵云澜关注那一幕就彰显出他的人物性格。

沈巍内敛缜密的心思,源于他另一个真实的身份——黑袍使。

万年前,地星人和海星人争夺资源引发大战,海星人面对拥有特殊能力的地星人,打造了四件圣器与之抗衡。

而黑袍使虽为地星人但却代表了和平派,他与海星领袖昆仑引领着海星人将地星人击退回地核中。

数万年后,昆仑与四件圣器失踪,地星人又苏醒了过来,不断到地面之上骚扰着海星人的生活,沈巍因此肩负起惩处作恶多端地星人的责任。

这种充满保护欲、主动性,极富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气质,仍是“攻”所具有的特性,只不过在美貌的加持下使“攻”的形象属性与“受”发生了混淆。

因此,网友也称沈巍是耽改网络剧中难得一见的“美人攻”。可以说,沈巍这个形象的塑造满足了很多女性受众对男性气质形象的期待。

一方面,沈巍容貌出挑,在俊美的面庞下有着男性所应有的能力和担当。

沈巍作为地星人有着超常的特异能力——瞬移、透视、伤口自愈等,他能将所见过的超能力学习化为己有并加以运用,对这样一个长相极好又双商在线的男性形象,大部分女性观众会为此沉迷。

另一方面,沈巍的形象塑造完成普罗米修斯般的伟大人性。

苏醒后的沈巍面对日益衰败的地星资源,即使被地星民众冠以叛徒的臭名,却依旧能站在和平正义的一面。

然而,沈巍并不是要针对地星人,而是对那些居心叵测想要挑起战争,作奸犯科利用特殊能力危害人类的地星人才施以严惩,沈巍只能独自默默承受这份误解与无奈。

面对强大的夜尊,沈巍选择了牺牲自己去默默保护友人与两界的和平。

虽然,沈巍的定位是类似于科幻英雄的风格,但这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风格,是中国传统君子和英雄的优秀品质,所携带的气质正是中国传统式英雄的特点。

在《陈情令》中的蓝忘机作为姑苏蓝氏二公子,与其兄长蓝曦臣合称为“蓝氏双壁”。

在原著中与魏无羡是道侣的关系,在剧版中两人亦兄亦友,可以说是彼此的知己。

在原著中对蓝忘机的外貌描写是这样的:“魏无羡扭头刚好能看见蓝忘机的侧脸。睫毛纤长,极其俊秀清雅,人更是坐得端正无比,平视前方。”

“来人一身白衣,束着抹额,飘带在身后随发轻扬,面庞白皙如玉,俊极雅极,在月光之下,整个人仿佛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晕。”

在剧版陈情令中,蓝忘机的形象塑造高度还原了原著中的描述,一袭白衣,身形高挑,肤色白皙,长发漆黑,属于古典美男的长相。

蓝忘机因父母分居自幼时便由叔父蓝启仁教导,从小就在三千家规的束缚中长大,造就了蓝忘机清冷严肃,不苟言笑的性格,蓝忘机的气质形象总给人一种十分板正,严于律己的感觉,尤其与活泼开朗的魏无羡相比性格特点显得更加突出。

虽然蓝忘机少言寡语,但他却不自卑,因为自身能力的强大,他有着十足的自信甚至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例如江澄辱骂他与魏无羡同流合污,丢了蓝家的颜面;苏涉骂他摆着一副镇定自若的臭架子,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样子,他却隐忍自己不去理睬。

他性格清冷却不高冷,正如他的名号“含光”一样,景行含光,兼济苍生,逢乱必出,被称“娇娇君子,泽世明珠”。

看似外表冷酷的蓝忘机实则拥有着孤独且温柔的内心。在没有遇到魏无羡以前,蓝忘机一直按照家规般自律地生活。

遇到魏无羡后,他的规则、自律统统打破,他开始对是非对错的观念重新思考。

在面对众仙门对魏无羡的讨伐时,他会站出来替魏无羡辩解;在金陵台上温情和温宁受难,他也主动为她们姐弟说话却受到了牵连;甚至为了魏无羡不惜违背蓝氏家规与蓝家人兵戈相向。

在剧中金子轩也很高傲却和蓝忘机不同,金子轩的傲源于他的世家,他的出身。

蓝忘机虽然高傲却是温柔的存在,就如同冬日焰火一般,寒冷与炽热并存。

他将这份温柔都给了需要帮助的人,他也希望自己能如魏无羡所许的愿一样“一生锄奸扶弱,无愧于心”,这是他的初衷,也是他的夙愿。

蓝忘机正是大部分女性作家笔下所塑造的“强攻”形象,颜值冷酷,实力超寻,内心炙热。从白纸一张的人生到满是色彩,正是这样一位冷酷又温柔的男性形象,让蓝忘机成为了一名全方位无死角的完美人

三晋史话丨话说“吃醋”

在山西有一名俗语:男人不吃醋,光景过不住;女人不吃醋,家庭不和睦。由此可见醋的作用有多大,那么吃醋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此“吃醋”已非彼吃醋了。关于“吃醋”还有这么一个典故。

据传唐太宗时期,一代名相房玄龄,虽为政有道,但有惧内的毛病。一次,唐太宗在洛阳的行宫宴请群臣时,曾故意赏赐给房玄龄美女两名,以表彰其辅政之功。房玄龄惧怕夫人怪罪,自然不敢接受。三妻四妾,在贵族显宦中,十分寻常,而房夫人却拒不合俗,为了压制一下房夫人咄咄逼人气焰,挟迫她容忍夫君纳妾,唐太宗特地召来房夫人,并说:如不服从,请饮此毒酒自尽。房夫人毫无惧色,端过酒壶,一饮而尽。过了一会儿,房夫人只觉得酸味扑鼻,满口酸水流出,人却安然无恙。原来,壶中装的不是毒酒,而是醋。

房夫人为维护一夫一妻制与和睦的家庭生活,抗命喝醋,这本来给后世留下的是一段佳话。但后世将“吃醋”多当做女人嫉妒的代名词。

吃醋的好处

一、经常喝醋能够起到消除疲劳等作用,醋还可以治感冒的作用。

二、醋的pH值(溶液酸碱性程度数值)为1.5-2.0,很接近于人体胃酸的pH值1.3—1.8,有调节肠胃的功能。

三、醋的酸味可加速唾液分泌,加速消化。

四、醋酸及柠檬酸则能渗透食物,有很强的杀菌能力。

五、醋含较高氨基酸,有助抑制人体老化,预防各种老年疾病。

六、用加醋的水洗脸或洗澡,能起到松软皮肤、增强皮肤活力的作用。

来源: 黄河新闻网

“他者”的书写:男性气质形象与关系

耽改网络剧中的男性气质形象

“男性气质”是相对于“女性气质”而言的,关于“男性气质”的界定,英国社会学家约翰·麦克因斯认为:“男性气质以及与之互补的女性气质和社会性别的概念,只能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制,是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的产物。”

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中指出:“男性气质是在性别关系中的位置,又是男性和女性通过实践确定这种位置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在身体的经验、个性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不是自然就有的,也不是在社会关系所特定存在的,而是在两性的活动实践中确定而来的。

通过性别关系结构对男性权力地位和政治功能要求,从而建构和改写男性气质。

当男性的地位和权力被强化和拥护的时候,男性气质就会被推崇,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和压迫也就会愈加严重,两性关系的矛盾就会突显,与女性极端对立的男性气质,会通过贬低、压榨女性的方式来体现男性的优越地位和权力,就会产生“男尊女卑”的现象。

纵观当下的影视环境,通过女性作家书写并改编成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尤其以一些“大女主”为类型的作品,例如《甄嬛传》《芈月传》《三十而已》等,通过突出女性身份以及主体地位来争夺话语权。

而以男性为主要角色由耽美小说改编而成的耽改网络剧,其实也是女性抵抗男权的一种方式。

这种以女性书写男性气质形象的耽改网络剧与其他网络剧中传统的男性形象有着巨大的差别。

传统的男性形象霸道、刚强,女性总是处在一个被动状态依附于男性。于是,女性渴望“双性同体”:男性既能拥有女性一样精致的五官和细腻的情感,同时也能保留男性的果敢和担当,最重要的还不用依附于其他男性。

而在耽美文化中由女性改写的“中性化”的男性形象,俨然皆是按照女性审美趣味建构的,是女性心中理想的气质形象。

这使得男性成为“客体”,女性成为消费、娱乐、观看的“主体”,并在一定意义上改写了男权中心制度的版图。

耽美文化中男性气质形象的类型化

在耽美小说中男性的气质依据“强”“弱”被划分为“攻”与“受”的形象。

“攻”和“受”是从日本的耽美作品中直接引用的,分别写作“攻め”和“受け”,原意即进攻方和接受方。

“攻”一般代表的是恋爱关系中主动的一方,“受”代表的则是恋爱关系中被动的一方。攻受关系在日本耽美文化中并不代表权力的高低,也不是仅仅代表男同性之间的性与爱,而是形成了复杂的文化表征和符号。

除了阐释两人的关系外,“攻”和“受”也以男性的性格、外貌来进行划分,例如“傲娇攻”“腹黑受”等等。

在很多研究日本Yaoi同人文化中发现,在起初的耽美漫画风靡时“攻受”关系还未出现。

而Yaoi同人将原文本中并非同性恋情关系的两个人解读为一对,并分别赋予“攻”和“受”的身份的时候,才出现了越来越详细的系统性解读方式。

“攻受”形象的模式化象征即使在非耽美小说或者耽美漫画的文本内,也能被耽美群体按照这种模式来进行男性形象与关系的解读。

因此,虽然在耽改网络剧中将“耽美”元素所淡化,将原本男同性之间的感情有所剔除或改编,但男性的友谊和爱情之间的界限划分依旧十分模糊,铸就了一种“浪漫的友谊”并且这种友谊之情被“性化”,继承了耽美文化中“攻受”的气质形象与关系特征。

在耽美文化中还将“攻受”关系的强弱加以标签化。

在耽改网络剧中最为常见的“攻受”关系种类为“强攻弱受”以及“强攻强受”两种类型。

这种不同强弱气质搭配出来的关系类型,在同一个剧中会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例如在《双程》中,陆风出生在富贵的家庭,从小性格非常强势,十几年间一直喜欢着程亦辰,属于“强攻”的气质类型,而程亦辰长相柔美,而且性格优柔寡断,属于“弱受”的气质类型。

但如果将陆风和程亦辰的气质调换,那么两人的关系发展以及感情模式都将发生巨大的转变。

在《陈情令》中,蓝忘机成熟稳重,遇事不慌不乱,面对魏无羡的戏谑常常只一句“无聊”,属于典型的“强攻”的气质。

魏无羡果敢开朗,锄强扶弱,正义凛然,属于“强受”的类型。

正因为这种“强强联合”所以造就了他们关系起伏的看点,也与剧情人物联手抗敌,迎难而上,化险为夷的风格实力相一致。

其实,在日本耽美文化中,“攻受”是不会区分地位的高低,不一定“攻”就比“受”要地位高、能力强,相反可能“受”会持有“攻”的强势特性。

就如同气质的强弱关系一样,也有可能会出现“温柔攻”和“霸道受”,“木讷攻”和“腹黑受”,“忠犬攻”与“女王受”等类型。

可以说,女性书写下的男性气质形象呈现在耽改剧中时,打破了对传统男性较为单一的外貌、性格、气质的审美标准。

这种耽美文化中所特有的男性气质形象,使得耽改剧中的男性角色更加鲜明,人物形象更为突出,审美呈现更加的多元化,也提供了从女性的审美出发塑造男性形象的新视角。

因此,笔者将从近年来三部高热度、高播放度、高话题度的耽改剧——《镇魂》《陈情令》《山河令》出发,以耽美文化中“攻”“受”男性气质形象类型为划分,研究分析女性书写下剧中主要的男性角色形象。

沈巍是《镇魂》中的男主角之一,小说中沈巍的诞生是因为昆仑左肩的魂火不小心被神农弄掉,在大不敬之地诞生了鬼族,其中沈巍为哥哥,鬼面为弟弟,他们合称为“双面鬼王”,后昆仑君将沈巍神格提升,成为了鬼神。

在原著中赵云澜初见沈巍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外貌的:“那是个身材修长的男人,盛夏里也穿着整整齐齐的长袖白衬衫和熨帖的西裤,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的眼镜,手里夹着一份教案,看起来又斯文又干净,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浓重的书卷气。”

在剧版中,沈巍的形象可以说高度贴合原著,作为龙城大学生物工程系的教授,长相清朗如月,面庞温润如玉,再加上一双入画的眉眼经常带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十分干净、儒雅,十足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气质。

沈巍的外貌如果按照耽美文化中男性气质形象类型划分,很容易划分为“受”的类型,但是外貌并不是唯一的划分标准。

尤其在他美貌温柔的外表下却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且沈巍很会内敛自己的性格和想法,比如他假装帮忙收拾故意刺破手指引起赵云澜关注那一幕就彰显出他的人物性格。

沈巍内敛缜密的心思,源于他另一个真实的身份——黑袍使。

万年前,地星人和海星人争夺资源引发大战,海星人面对拥有特殊能力的地星人,打造了四件圣器与之抗衡。

而黑袍使虽为地星人但却代表了和平派,他与海星领袖昆仑引领着海星人将地星人击退回地核中。

数万年后,昆仑与四件圣器失踪,地星人又苏醒了过来,不断到地面之上骚扰着海星人的生活,沈巍因此肩负起惩处作恶多端地星人的责任。

这种充满保护欲、主动性,极富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气质,仍是“攻”所具有的特性,只不过在美貌的加持下使“攻”的形象属性与“受”发生了混淆。

因此,网友也称沈巍是耽改网络剧中难得一见的“美人攻”。可以说,沈巍这个形象的塑造满足了很多女性受众对男性气质形象的期待。

一方面,沈巍容貌出挑,在俊美的面庞下有着男性所应有的能力和担当。

沈巍作为地星人有着超常的特异能力——瞬移、透视、伤口自愈等,他能将所见过的超能力学习化为己有并加以运用,对这样一个长相极好又双商在线的男性形象,大部分女性观众会为此沉迷。

另一方面,沈巍的形象塑造完成普罗米修斯般的伟大人性。

苏醒后的沈巍面对日益衰败的地星资源,即使被地星民众冠以叛徒的臭名,却依旧能站在和平正义的一面。

然而,沈巍并不是要针对地星人,而是对那些居心叵测想要挑起战争,作奸犯科利用特殊能力危害人类的地星人才施以严惩,沈巍只能独自默默承受这份误解与无奈。

面对强大的夜尊,沈巍选择了牺牲自己去默默保护友人与两界的和平。

虽然,沈巍的定位是类似于科幻英雄的风格,但这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风格,是中国传统君子和英雄的优秀品质,所携带的气质正是中国传统式英雄的特点。

在《陈情令》中的蓝忘机作为姑苏蓝氏二公子,与其兄长蓝曦臣合称为“蓝氏双壁”。

在原著中与魏无羡是道侣的关系,在剧版中两人亦兄亦友,可以说是彼此的知己。

在原著中对蓝忘机的外貌描写是这样的:“魏无羡扭头刚好能看见蓝忘机的侧脸。睫毛纤长,极其俊秀清雅,人更是坐得端正无比,平视前方。”

“来人一身白衣,束着抹额,飘带在身后随发轻扬,面庞白皙如玉,俊极雅极,在月光之下,整个人仿佛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晕。”

在剧版陈情令中,蓝忘机的形象塑造高度还原了原著中的描述,一袭白衣,身形高挑,肤色白皙,长发漆黑,属于古典美男的长相。

蓝忘机因父母分居自幼时便由叔父蓝启仁教导,从小就在三千家规的束缚中长大,造就了蓝忘机清冷严肃,不苟言笑的性格,蓝忘机的气质形象总给人一种十分板正,严于律己的感觉,尤其与活泼开朗的魏无羡相比性格特点显得更加突出。

虽然蓝忘机少言寡语,但他却不自卑,因为自身能力的强大,他有着十足的自信甚至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例如江澄辱骂他与魏无羡同流合污,丢了蓝家的颜面;苏涉骂他摆着一副镇定自若的臭架子,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样子,他却隐忍自己不去理睬。

他性格清冷却不高冷,正如他的名号“含光”一样,景行含光,兼济苍生,逢乱必出,被称“娇娇君子,泽世明珠”。

看似外表冷酷的蓝忘机实则拥有着孤独且温柔的内心。在没有遇到魏无羡以前,蓝忘机一直按照家规般自律地生活。

遇到魏无羡后,他的规则、自律统统打破,他开始对是非对错的观念重新思考。

在面对众仙门对魏无羡的讨伐时,他会站出来替魏无羡辩解;在金陵台上温情和温宁受难,他也主动为她们姐弟说话却受到了牵连;甚至为了魏无羡不惜违背蓝氏家规与蓝家人兵戈相向。

在剧中金子轩也很高傲却和蓝忘机不同,金子轩的傲源于他的世家,他的出身。

蓝忘机虽然高傲却是温柔的存在,就如同冬日焰火一般,寒冷与炽热并存。

他将这份温柔都给了需要帮助的人,他也希望自己能如魏无羡所许的愿一样“一生锄奸扶弱,无愧于心”,这是他的初衷,也是他的夙愿。

蓝忘机正是大部分女性作家笔下所塑造的“强攻”形象,颜值冷酷,实力超寻,内心炙热。从白纸一张的人生到满是色彩,正是这样一位冷酷又温柔的男性形象,让蓝忘机成为了一名全方位无死角的完美人

这些用来夸美女的成语,古香古韵,学会了你也能出口成章

成语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是一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更是一个人文化底蕴的标志。

《滕王阁序》之所以被称为千古第一骈文,就是因为王勃在诗中引用典故多达40多个,例如:俊采星驰、人杰地灵、腾蛟起凤、穷且益坚、萍水相逢、云销雨霁、兴尽悲来等。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些和“美人”有关的成语,学会了,你也会夸人了,并且能出口成章。建议大家【收藏】哦~

白璧无瑕(bái bì wú xiá)

原义是指洁白的美玉上面没有一点瑕疵,比喻人或事物十全十美,用来夸美女是非常合适的。

而这个成语最早出自于唐代诗人孟浩然是诗句:侧身聊倚望,携手莫同欢。白璧无瑕玷,青松有岁寒。

并且,这个成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典故:

司马迁做太史令的时候,孝武皇后也就是汉武帝刘彻的宠妃李夫人,有一个哥哥想贿赂司马迁,于是就给司马迁的女儿妹娟送来一件精美绝伦的大玉璧,妹娟忍俊惊呼,“这玉璧洁白晶莹,太美了,可谓是稀世之宝啊!”

司马迁也抚摸着玉璧说,“如此圆润、光洁,真可谓白璧无瑕。”

妹娟见父亲也如此喜欢,更是爱不释手,可是司马迁接着说,“玉璧最可贵之处是没有斑痕和污点,做人也应该如此,我若是收下,灵魂就会被玷污,更配不上这块玉璧。”

妹娟听后点头称是,于是司马迁秒拒美壁成为千古佳话。

班香宋艳([bān xiāng sòng yàn)

这里的班指的是东汉文学家班固,宋指的是战国辞赋家宋玉,所以这个成语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辞赋唯美。所以要夸女孩子有学问时,就可以用得到了。

另外这个成语出自于清代戏曲家孔尚任的《桃花扇》

“早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成苏海韩潮。”

碧鬟红袖(bì huán hóng xiù)

指代女子年轻貌美,一般夸少女漂亮时常用。

蛾眉皓齿(é méi hào chǐ)

这个成语用来形容女子貌美,不限于年龄,夸中年女子时,也可以用。

司马相如在《美人赋》中有写道: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起。

这也是这个成语的出处。

娉婷婀娜 (pīng tíng ē nà)

形容女子姿态柔美,一般是指形体,非指容貌。

宋朝诗人陈允平在《垂丝钓》中写:春未许。宝筝闲玉柱。东风暮。武陵溪上路。娉婷婀娜。

水佩风裳(shuǐ pèi fēng shang)

这句成语是用来形容美人的服饰,出自于唐代诗人李贺的《苏小小墓》,其中几句为:

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

袅娜娉婷(niǎo nuó pīng tíng)

形容女子姿态美好,指形体,出自于清代小说《合浦珠》,其中一句是:这赵友梅年方二八,巧慧绝伦,言不尽袅娜娉婷,真乃是天姿国色。

玉减香销(yù jiǎn xiāng xiāo)

形容美人消瘦,《甄嬛传》中,第一集雍正选秀时,对甄嬛用了这句成语。但真正的出处是宋代词人张先的《汉宫春》:“玉减香销,被婵娟误我,临镜妆慵。无聊强开强解,蹙破眉峰。”

红袖添香(hóng xiù tiān xiāng)

形容美女伴读,可以用到这个成语。出自于宋代词人赵彦端的《鹊桥仙》:

“留花翠幕,添香红袖,常恨情长春浅”

香温玉软(xiāng wēn yù ruǎn)

形容年轻女子肌肤的娇嫩温香,也泛指美人,出自于明代王玉峰的小说《焚香记》,其中一段是:吾家富比陶朱,独没个翠倚红偎,想香温玉软,凤枕鸳帏。

近义词为:香肌玉体、香娇玉嫩、香润玉温。

转盼流光(zhuǎn pàn liú guāng)

形容美女的眼神多情而又灵活,出自于曹雪芹《红楼梦》第65回: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越发横波入鬓,转盼流光。

狐狸精(hú lǐ jīng)

迷信人认为狐狸能修炼成精,变成美女迷惑人。指勾引诱惑男人的女子。一般不可用来夸人。

出自于曹雪芹《红楼梦》:王夫人道: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

一顾倾城(yī gù qīng chéng)

形容美女的眼波,也比喻女子的美貌,出自于《汉书·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飞燕游龙(fēi yàn yóu lóng)

形容女子体态轻盈柔美,出自于清代戏曲家洪昇的《长生殿·舞盘》:宛若翾风回雪,恍如飞燕游龙。

肤如凝脂(fū rú níng zhī)

形容女子皮肤洁白且细嫩,出自于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李凯航读《人种》

《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与解构》,孙江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196页,40.00元

作为一种视觉意识形态(Visual Ideology),人种(Race)与人种主义(Racism)实际上是一种很晚近的现象。正如汉娜福特(Ivan Hannaford)指出的一样,在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欧洲,“人种”这一概念不论是在生物学还是社会学意义上都不存在。直到十六世纪,随着生物学知识增加以及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人种”概念才逐渐形成并开始具备其原始的生物学意义。此后,“人种”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争论,在十八世纪获得了社会学的意义,且在此后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Race :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the West, Washingt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8, 213-224)。事实上,在非欧洲地区,“人种主义”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解释体系也获得了特殊地位。例如,沙培德(Peter Zarrow)就指出,“人种”的历史解释对近代中国人的吸引力远远地超过了同样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教教义(Liang Qichao and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Race” in Late Qing Chin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6月,113-164页)。

如果说,人种的概念自发明起就注定要进行一场环球旅行,那在其落脚之处会发生何种变异与转化呢?孙江教授的新著《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与解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将问题意识放在了这一动态的过程中。许纪霖曾将“当前中国学界的思想史研究”分为“五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流派”,即“社会的思想史(如沟口雄三、汪晖等)、文化的思想史(如王汎森、罗志田等)、文献的思想史(如葛兆光等)、概念的思想史(如孙江、章清、方维规、黄兴涛、潘光哲等)和问题的思想史(如本杰明・史华慈、张灏、墨子刻、林毓生、许纪霖等)”。孙江教授自上世纪末以来提倡“概念史”研究,成果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与认可。本书作为其主编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系列之一,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与范式之转换所产生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孙江主编的《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一至三辑

就研究史而言,最早关注中国“人种”概念演变史的学者是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ötter)。冯客反对那种将人种主义思想看成是欧洲独有产物的观点,认为“人种观念在欧美以外的社会也同样盛行”,“人种偏见在非欧洲人中的存在远远早于欧洲白人对他们的侵略”。他追溯了《春秋》《左传》等古典史籍,试图论证中国人种思想的原生性与连续性(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vii, 1-13)。但日本学者坂元弘子质疑了冯客这种将华夷意识与近代人种主义、乃至“国民性”问题关联的方法,且对冯客的史料解读存有异议。例如,她指出,唐代出现的“昆仑奴”并非是冯客所指摘的“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也有可能就是马来半岛出生的人,它仅仅是指其肤色黑而已。此外,如唐代裴铏的传奇小说记载的那样,“昆仑奴”往往被描写成具有超自然潜水能力者,屡屡救出落水之人。这样的描写很难将之与“人种偏见”关联起来(《中国史上の人種概念をめぐって》,收录于竹澤泰子編《人種概念の普遍性を問う:西洋的パラダイムを超えて》,人文書院,2005年,pp.184-185)。孙江也认为,冯客的方至少在两个层面值得商榷:其一是本质主义的认识方法,即将“过去的事象与现在的事象没有媒介地勾连在一起”,其二是目的论的研究方法,即“基于当下的需求‘发现’历史”(第5页)。由上可知,追溯“人种”概念的起源仍然回到欧洲的历史现场。

昆仑奴的绘画形象

按照塔吉耶夫(Pierre-André Taguieff)的看法,人种理论共有三个版本。“首先是狭义的现代理论,将种族主义看作为‘人种’分类活动的直接结果,这是在18世纪中发生的,种族主义在这里也就取决于最早的博物学家兼人类学家(林耐、布丰、布鲁门巴哈、坎佩尔等)所进行的分类工作。其次是极端狭义的现代理论,将种族主义缩小为明确的种族确定能力,甚至是态度和行为的能力的理论,似乎是对‘人种不平等’说给予了科学的基础,向历史或人类演变提供了一把钥匙。第三是扩大的现代理论,认为在西方现代时期之初出现了三种前种族主义的不同模型或类型,对‘血统’或对‘种族’的援引离不开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社会的环境中的等级或阶级。”(《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9-10页)

布鲁门巴哈

布鲁门巴哈测定的五种人的头盖骨

《人种》所探讨的是“狭义的现代理论”。作者认为,开启“科学种族主义”的思想家是十七世纪的一位法国医学者伯尼埃(François Bernier, 1620-1688),他首次将全人类分为四个种族。其次是十八世纪的瑞典生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从自然史的视角出发,将人从“神的创造”降格为“灵长类动物”之一,也分为四种。其同时代人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Blumenbach, 1752-1840)对人种的分类比此前的学说更具影响力,是因为他开始对人的头盖骨进行了测量与研究,且首次将“亚洲人”判定为“黄种人”(17-23页)。正如奇迈克(Michael Keevak)所指出的,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资料中,没有人认为中国人是“黄种人”。马可·波罗及其他传教士等人都写道,中国人是白肤色的。黄种人不是根据直接的视觉观察,而是“科学”话语解释之后的概念。最开始,欧洲人喜欢用食物来形容肤色。例如,布鲁门巴哈就认为东亚人的肤色介于“煮熟的榅桲和小麦之间”,“像变干的柠檬皮”。之所以“黄种人”概念会产生,是十八世纪的遗传学与血液研究发展的结果。在“医学的话语中,黄色皮肤常常被认为是黄疸的症状”。“黄疸”这个词汇本身可能就是来源于法语中的“黄色”一词。“黄疸”的主要症状是疲乏、懒惰、无精打采。这一点正与“懒散的中国人”形象吻合。此时,“黄种人”才与东亚地区的住系起来(《成为黄种人:亚洲种族思维简史》,【美】奇迈可著,方笑天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13页,58页,73页,87-88页,106-108页)。布鲁门巴哈的“人分五种说”在非欧洲地区也开始流传开来。

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人分五种说”始于1892年出版的《格致汇编》。但张晓川的研究表明,早在1847年,广东商人潘仕成翻刻的《海山仙馆丛书》中,就有葡萄牙人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曰:“千亿之众,分为五种,或白,或紫,或黄,或青,或黑,有五色之分。”(《晚清西方人种分类说传入考辨》,《史林》2009年2月, 15-27页)。有意思的是,作者发现,玛吉士认为白人居住在欧洲和亚洲“东西二方”,亚洲的“东方”意味着中国人和日本人也被包含在白种人之列。相反,被布鲁门巴哈视为白种的印度人、棕色的马来人(亚洲“南方”之人),则都被归入红色的美洲人,二者的解释不尽相同(39页)。这里的“不尽相同”就涉及到一个社会学的概念“Glocalisation”(全球本土化)。即一个概念在经历全球旅行后的“本土化”现象(顾德林,《近代中国和“人种”概念:“全球本土化”问题的历史探讨》,《新史学》第4辑,中华书局2010年,155-178页)。

1914年拍摄的典型“黄种人”像

正如许多社会学者指出的一样,“人种”并不是一个生物学的实体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前揭竹泽泰子)。因此,将某一人种建构出来,以区分其他人种,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就本体论意义而言,某物与某物之间的差异应该是无限的。将何物作为差异化的标准,此差异化又在何种程度上类似,完全属于主观判断。“同种”(或“同类”)并不是一开始就自然存在的,而是通过人的认识才产生出来的(渡辺慧,《認識とパタン》,岩波書店,1978年,101-105页)。例如,为何是以“肤色”区分人种?肤色黑到何种程度算“黑人”,黄到何种程度算“黄人”,白到何种程度算“白人”?在这个黑-黄-白的连续面上,有着无数的区分方法。梁启超就曾感叹道,“种界者本难定者也”(《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因此,人种概念一旦进入中国和日本的本土语境,围绕着“黄种”的界定与解释,各方势力都有不同的角力。

《人种》作者指出,首先中国人并未以黄种人为耻。例如,最早专文介绍“人种”的唐才常(1867-1900)就称,“黄白智,红黑愚;黄白主,红黑奴;黄白萃,红黑散”,将“黄白”与“红黑”对立起来。不仅如此,他还否认了《圣经》中关于人类起源的记载,认为“盖人类之生,中国最早,他国皆由中国转徙,毫无可疑”,将中国视为文明的诞生之地。作者调查发现,与日本人介绍人种时强调“差异”相比,中国接受人种时更为重视的是“竞争”(79-81页, 86页)。这一点,可能与梁启超所谓的“灭国新法”相关。1899年,他离开日本途经夏威夷前往美国。梁发现夏威夷已于1893年亡国。他饶有兴致地阅读了当地人口普查表,发现当地的土著居民正在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减少,他进一步预测最多百年,夏威夷岛上的土著居民将不复存在。此外,他还发现,夏威夷的国语是英语,半数土著儿童不说夏威夷语。综合以上观察,他得出如下结论,“自古之亡国,则国亡而已”,“今也不然,国亡而种即随之……殷鉴不远,即在夏威”。梁辨析了“亡国”和“灭种”两种区别,后者成为他更为关心的对象(瑞贝卡・卡尔,《世界大舞台 :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94-95页)。

梁启超与《灭国新》

1893年,美国占领夏威夷

这种“灭种”的危机感,在十九世纪末西方社会兴起的“论”的压力下,更为突出了。据作者考察,“论”是出于一种“帝国主义担心失去既得权益”的心理。德国方面主要是为了抢占新的东亚殖民地,而美国则是底层白人劳工担心华工抢占工作机会(115-167页, 125页)。为了应付“”的舆论压力,中日两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策。按照作者的话来说,在中国,首先是“满汉是一体还是异体”的问题(82页)。例如,立宪派的严复要求保留满清皇室,“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邃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区以别之”,主张满汉为同一人种,中国未曾沦为异族统治(78-79页)。而革命党人邹容(1885-1905)也主张“革命必剖清人种”。他把黄种人一分为二:中国人种与西伯利亚人种。前者包括汉族、西藏族、交趾支那族;后者包括蒙古族、通古斯族、土耳其族。在这样的人种论谱系中,满族是属于通古斯族,黄种人仅仅是“吾黄种之中国之皇汉人种”(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袁广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3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方人恶意地使用“”一语侮辱中国人,但中国人不仅没有感觉愤怒与恐惧,反而把它发展成为一种“英雄像”的自我想象,用以证明中国还有能力威胁西方人。例如,梁启超就写道,“西人深畏中国人,向有之语互相警劝者”,“轰轰哉,我英雄!汉唐鑿孔县西域,欧亚传陆天地通。每谈我且栗,百年噩梦骇西戎”。不仅革命派如此,时任美国总领事的维新派官员黄遵宪(1848-1905)在目睹美国的排华运动后,作歌曰:“全球看我黄种黄,张张张。(中略)黑鬼红番遭白堕。白也忧,者谁亚洲我,我我我”,主动接受了“”的“荣誉称呼”。杨瑞松认为这是中国人自身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sm)的体现(《“尔有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与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想像》,载《“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6年第26期,65-108页)。

《图》

在日俄战争期间,由于黄种人日本打败了白种人的俄罗斯,“白人优越论”的神话就此破灭(飯倉章,《黄禍論と日本人:欧米は何を嘲笑し、恐れたのか》,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第9-10页)。作者发现,中国人开始从制度的角度探讨“国家强弱”的问题。“乃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黄种而行立宪,未有不昌,白种而行专制,未有不亡。今日地球上黄人立宪之国惟一日本,白人专制之国亦惟一俄罗斯,而此二国适然相遇,殆彼苍者天,特欲发明此例以开二十世纪之太平,未可知也”(131页)。换言之,国家强弱在于制度,不在人种。

当然,这种舆论并未吸引到日本人。作者指出,近代日本存在着“兴亚论与脱亚论”两种论调。前者最开始也吸引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中国知识人,但后来发现日本又吞并中国的野心后,正如李大钊指出的一样,亚洲主义不过是“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变名”而已(137-148页)。后者则在“人种论”上有相应的表现,即田口卯吉(1856-1905)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提出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他通过论证日本人是白种人,从而回避了“论”的指责。正如小熊英二指出的一样,这是一种人种论上的“脱亚论”(《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文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170页)。

1924年,在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的“大亚细亚主义”演讲

刘师培与章太炎

作者的研究表明,这种将自国的文明追溯至西方,以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做法,在刘师培(1884-1919)和章太炎(1869-1936)的论著中也有体现。例如,刘师培就主张,“汉族初兴,肇基西土。而昆仑峨峨,实为巴科(即巴克——引者)民族所发迹。……汉土民人数典忘祖,制盘古创世之说,以溯汉族之起源”(98-99页)。当然,这种做法在中日两国都未曾获得主流地位。例如,章太炎不久后就进行了自我否定,“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以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102页)。在日本,毋宁说山县有朋(1838-1922)、森鸥外(1862-1922)那种一边学习西洋知识(包括人种主义),一边对国际形势审时度势维持帝国的利益的看法占据了主流地位。按照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的说法,日本后来形成了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More questions about colonialism, The Social Science, 44 (2), 2014.8, pp. 35-55)。

山县有朋与森鸥外

1894年,日本人类学的创始者坪井正五郎(1863-1913)公开质疑了“人种”概念的客观性,“人种之别本来就是人为的分类,多少有点随意。因此,在考虑有关人类自然道理之时,它对于人类学毫无价值可言。……随着人类学之进步,人种学之价值会日益下降”,建议以“人类学”代替“人种学”。在强调“要扫清人种研究道路上的障碍物,首先要弄清楚人类中有几类团体”之后,坪井罗列了以下六种分类:

一、由居住地域区分的,与“住民”(Inhabitants)同一的“地域团”;

二、由国家所属区分的,与“国民”(Nation)同一的“统一团”;

三、由信仰宗教区分的“信仰团”;

四、由自称、他称区分的“称呼团”;

五、由风俗习惯区分的“习俗团”;

六、由血统区分的“天性团”。

他指出,严格意义上的“人种”仅仅是指的六,即“由血统区分的‘天性团’”,它“要阐明诸地方人类相互之系统关系”,而五是“以如语言风俗习惯等后天性为基础的人类集团我称之为习俗团。类似被称为日本民族的团体就是好例子”。以此为界,坪井区分了“人种”与“民族”两个概念,前者强调血缘上的联系,而后者是历史文化的传承(與那覇潤,《近代日本における人種観念の変容:坪井正五郎の人類学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に》,《民族学研究》第68卷第1期,2003年,85-97页)。坂野彻注意到,此后日本的舆论场经历从“日本人种”到“日本民族”的思想转换,以柳田国男(1875-1962)为代表的“民族学”研究开始兴起(《帝国日本と人類学者:1884-1952年》,勁草書房,2005年,103-108页)。

坪井正五郎与柳田国男

由于日清(甲午)、日俄两次战役的胜利,日本已经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那种“亡国灭种”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中国的形势则与之相反。作者根据反奴主义小说《汤姆的茅屋》(Uncle Tom's Cabin,1852)的流传情况说了这一问题。“与‘论’在日本朝野掀起的巨浪相比,《汤姆的茅屋》带来的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微澜;相反,当‘汤姆叔叔’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在中国知识人中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154页)。正如瑞贝卡·卡尔指出的一样,中国的民族(种族)主义革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与其他非欧美地区的越来越强的认同最初使得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有结构的总体显现出来”,它与“‘后拉丁’美洲反殖民与民族主义革命大潮”形成了强烈的共鸣。因此,中国知识人格外地关注世界上其他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的命运。黑人与印度人作为典型的奴隶的形象,经常被中国知识人用来惊醒作为“亡国之奴”的悲惨命运的符号(前揭书,第4-5页, 221-227页)。1904年,将《汤姆的茅屋》译为《黑奴吁天录》的魏易在自序中写道,“恒假小说以开民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窃愿读是编者,勿以小说而忽之,则庶乎其知所自处已”,无疑的表现了这种期待。《新民丛报》的《醒狮题黑奴吁天录后》写道,“专制心雄压万夫,自由平等理全无,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无疑也是强化了与黑奴的“共情”(157页, 161页)。

作者认为,这里的“共情”并不是理论上感叹,而是出自于现实的关怀。自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以来,越来越多的华工作为“苦力”被输送到美国从事最为艰苦的体力劳动,其待遇甚至比“黑奴”还要差。正如一位读者感慨的一样,“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且黄人之祸,不必待诸将来,而美国之禁止华工,各国之虐待华人,已见诸实事者,无异黑人,且较诸黑人而尤剧。 则他日之苦况,其可设想耶”(161页)。“黑奴吁天”四个字随即变为革命派的自称,用以动员“排满”运动。

1893年,美国签署排华法案,排华的漫画

按照竹泽泰子的说法,英语Race一词至少包含了“小写race”“大写Race”以及“RR(Race as Resistance)”(作为抵抗的人种)三层含义。所谓“小写race”是指在未受近代欧美人种分类学的影响以前,在各地区之间仅仅凭借感官的差异而区分了的人种。所谓“Race”是指,用近代科学发达的分类手段对世界各人种进行强行界定的人种。所谓“RR”(Race as Resistance)是指,为了对人群进行广泛动员而被强制生成的人种(前揭书,6-7页)。如果说,最开始西方人发明“人种”是为了确立自身的“优越论”,那么经历过“Glocalisation”(全球本土化)以后,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在各自的语境中重新树立了各自的“人种优越感”(前揭论文,沙培德)。《人种》一书探讨“人种”概念的全球旅行史,无疑是从更为细节的层面上还原了福柯所谓的“知识”与“权力”的建构过程。最后,作者对“人种”概念的剖析颇有深意:从“空即是色”到“色即是空”(186页),无疑是对这种“伪科学”的最为恰当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