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逝去妻子的寄语(对死去的老婆说说句子)

董思捷（注：董思捷，2014级硕士生。指导教师：谷曙光。）

韦应物在大历、贞元诗坛卓然不群，自成一家。白居易评韦应物曰：“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注：白居易：《白居易集》，201页，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与元九书》）后人论韦应物多祖白居易所评其“高雅闲淡”一面。如方回：“世言韦、柳，韦诗淡而缓，柳诗峭而劲。”（注：方回选评，李麚甲集校点：《瀛奎律髓汇评》，1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瀛奎律髓》卷四）倪瓒：“韦、柳冲淡萧散，皆得陶之旨趣。”（注：倪瓒：《清閟阁集》，313页，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清閟阁全集》卷十《谢仲野诗序》）沈德潜：“王右丞之超禅入妙，孟襄阳之清远闲放，韦左司之冲和自然，柳柳州之清峭峻洁，皆宗陶，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注：（注：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65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陈明善《唐八家诗钞序》）这种对韦苏州近乎一致的评价形态的形成或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有关，即人们往往以作者人品的高洁，尤以对功名的淡泊与否来评判作品。韦应物曾多次罢官归隐，反复诉说自己对尘世的厌倦及对山林、佛门的向往，加之唐人有“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注：李肇：《国史补卷下》，5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的记载，长期以来，韦苏州仿佛成为人们心目中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士，与之对应的，“无声色臭味”（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332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朱熹《晦庵诗说》）般的“高雅闲淡”也成为其诗风的最主要甚至全部特点。当代学者也基本祖述此类观点。如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也以“高雅闲淡”为韦应物诗歌的主导风格。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大历诗风”一章论韦应物诗也说：“向往隐逸的宁静，有意效法陶渊明的冲和平淡，成为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往往能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气貌高古，清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298页。）

然而细读其诗集，不难发现其诗作题材广泛，除人们常论及的山水田园诗外，亦有大量交游酬唱赠答、歌颂亲情友情、关心民生疾苦、批判统治黑暗之作。这些作品情感真挚浓烈、意象豪放，有些甚至可以说是“沉郁顿挫”。如其在《睢阳感怀》一诗中热情赞扬了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城的张巡，并对那些拥兵自重的藩镇、投降贼寇的“宿将”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再如《汉武帝杂歌》（三首）便将矛头直指统治阶层，用托古喻今的手法讽刺统治者沉迷道教迷信、不理朝政的现象。而其中情感最浓烈、最难为人忽略的要数其在妻子去世后所作的一组悼亡诗。组诗《伤逝》诗题下原注：“此后叹逝哀伤十九首，尽同德精舍旧居伤怀时所作。”（注：（注：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393页。）这十九首悼亡诗可谓字字沉痛真挚，令人读来愀然欲泪，绝非能用“高雅闲淡”概括。本文试图通过写作内容及表现手法两大方面分析展现韦苏州悼亡诗之沉痛、真挚、深情，从而论证其诗风并非仅“高雅闲淡”一个方面。继而让人们看到，在所谓“高雅闲淡”的诗歌背后，实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真性情、情深意切的诗人，为今后关注研究韦应物提供一种多元化的研究思路，即让人们更加全面立体地对韦应物进行体认和把握。

从悼亡诗鼻祖《诗经·邶风·绿衣》起，睹物怀人便成为诗人对妻子表达追思哀悼之情的典型范式。韦应物悼亡诗中自不乏此类诗作。正如人言，“睹物则思人，念彼之德，彼之功，昔者心之所鹜，情之所依，一旦成空，‘存在’之物也就异化为伤情之标记”（注：谢卫平、张笑笑：《论韦应物的悼亡诗》，载《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7（4）。）。曾经美好的一切皆随着妻子的逝世而变为一种刺眼的存在，触痛着韦应物脆弱的神经。春日里生机勃发的芳树本应让人感到满心欢喜、活力四射，然而在诗人看来却是“对此伤人心，还如故时绿”，皆因“佳人不再攀，下有往来躅”（《对芳树》），看到树下二人足迹尚存，如见往日一同嬉戏陪伴的欢乐场景，而这画面却只能永远定格在过去，美景如故佳人不复，怎能不心伤。韦应物借用今昔对比、睹物思人之内容来抒发沉痛哀悼之情最典型的或为《过昭国里故第》和《悲纨扇》两首。《过昭国里故第》诗云：

\r 不复见故人，一来过故宅。\r 物变知景暄，心伤觉时寂。\r 池荒野筠合，庭绿幽草积。\r 风散花意谢，鸟还山光夕。\r 宿夕方同赏，诅知今念昔。\r 缄室在东厢，遗器不忍观。\r 柔翰全分意，芳巾尚染泽。\r 残工委筐箧，余素经刀尺。\r 收此还我家，将还复愁惕。\r 永绝携手欢，空存旧行迹。\r 冥冥独无语，杳杳将何适。\r 唯思今古同，时缓伤与戚。（注：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402~403页。）

遇丧以来，诗人无法忘却失妻的伤痛，朝思暮想不得释怀，万般无奈中，他重访故居，希望寻得心灵的慰藉。可事与愿违，我们仿佛看到韦苏州推开昭国里故第大门的瞬间，一个伤心的念头就牢牢地攫住了他：那个“结发二十载，宾敬如始来”的贤妻真的是永去不归了！这种强烈的失妻之痛使作者将“不复见故人”之句置于篇首，以哀婉之情统领全诗，弥漫在字里行间。接下来诗人描绘了一幅荒凉的庭景图，往日被贤妻精心料理的池清庭绿、鸟语花香，如今变为池荒草杂，风吹花谢，昔日携手游园，而今只剩追忆。不忍继续触景生情的诗人转入东厢，而种种旧迹扑入眼帘又难免睹物思人，笔架上悬挂着久无人用致使笔端早已干涸开裂的毛笔；贤妻留下的芳巾依然透出原先的光泽；筐箧之中是那没有完工的针线活和量裁待绣的素绢。正是这一切，既使诗人生出了不忍为睹的伤痛之感，又使诗人生出了不忍为弃的珍惜之情。诗人毫不掩饰地抒写着矛盾的内心，既想带回遗物以求慰藉，又知道其结果必然是徒增伤感。情苦至极，终于发出了“永绝携手欢，空存旧行迹”的哭叹。至此，“不复见故人”的绵绵伤逝之情最终被推至顶点，孤独凄苦的落寞情怀也被抒写得淋漓尽致。此刻韦应物能做的只有自我安慰甚至可以说是自我欺骗，但想着“今古同”，让自己的“伤与戚”得以片刻的缓解。这个深情真挚的男人就是以这样一种盼望自我修复却久久难以自拔的方式在失去妻子后的日日夜夜煎熬着，诗歌读来情浓意切，绝非“高雅闲淡”。

另一首小诗《悲纨扇》：

非关秋节至，讵是恩情改。\r 掩人已无，委箧凉空在。\r 何言永不发，暗使销光彩。（注：陶敏、友胜：《韦应物集校注》，405页。）

全诗围绕一把纨扇展开，正如《诗经注析》评《邶风·绿衣》：“既非妙喻，亦无深意，这里反复吟咏的，只是一件在旁人看来极其普通、而于作者却倍感亲切的衣裳。”（注：（注：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65页。）衣服是亡妻生前最常使用、最贴身、最散发着她的气息的事物，诗人每每看到这件绿衣就睹物思人，触目伤怀，实属人之常情。而此处，这把纨扇也定为韦应物妻子常常携带之物，与妻子朝夕相处。与纨扇一般常伴妻子左右的韦应物在睹物思人的同时，更是将纨扇作为自己的写照和象征，由于“掩人已无”，纨扇待在空荡荡的箱子里日渐尘封，默默让岁月的尘埃消磨了昔日的光彩。而诗人也孤独地居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在忧伤中日渐消瘦憔悴，颓然老去。纨扇主人的离世让它的存在失去意义，同纨扇一样被妻子“遗弃”的诗人也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光彩，如同枯井，了无生趣。看似悲纨扇，实则悲己身，通过如此简单纯粹的白描手法，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有血有肉、敢于展现自身脆弱的诗人。

另外，其《伤逝》诗云：“一旦入闺门，四屋满尘埃。斯人既已矣，触物但伤摧。”诗人回到家中，映入眼帘的不是往日的洁净与温馨，而尽为尘埃，怎能不令人伤摧。我想其实哪怕此刻诗人家中依旧一尘不染，由于斯人已矣，昔日光鲜艳丽的一切在韦应物眼中也会变得灰蒙蒙如尘埃一般，妻子的离去也带走了他世界中的色彩。正因如此，诗人才会在《出还》一诗中吟咏：“昔出喜还家，今还独伤意。”昔喜今伤，皆因妻子不在，今昔对比之中丧妻之痛跃然纸上。

物依旧，人已故。睹物思人，韦应物的深情或起于眼前旧物，或落于无人共赏之美色，或感于衰败孤寂之哀景，览之凄切，给人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多情诚实之人总如是。

韦应物之前的悼亡诗多侧重对妻子过世后自己心情的吟唱，而作为悼亡对象的妻子往往被忽略。西晋诗人潘岳可谓确立了悼亡诗的体制，奠定了悼亡诗的历史地位，而读其三首著名的《悼亡诗》我们不难发现从中并不能看出悼亡对象——潘岳妻子的形象。潘岳的书写重点明显放在了自身情感状态及生活状态的描绘上，而不是对妻子的爱与歌颂，这也成为后代悼亡诗约定俗成的基本范式。然而，自韦应物始开风气，通过诸多细节将妻子形象大量引入诗中，使其悼亡更显丰满真实。可以说，从韦应物起，悼亡诗的写作重心由悼亡主题即诗人自身向悼亡对象即诗子转移了，这对韦应物之后的悼亡诗人影响颇深。存世文献对韦应物生平记载很少，对其妻家世生平的记载更是无从稽考，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其悼亡诗歌的深入解读。然而2007年，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出土了四方韦应物家族的墓志，其中韦应物妻子元苹墓志系韦应物亲自撰文并书写。这一出土文献的发现对我们了解其夫妻间的深厚情谊、重新认识评价韦苏州之悼亡诗都大有裨益。下面就将该墓志与韦之悼亡诗相互比照分析，继而展现其诗歌的沉痛真挚以及韦应物这位有血有肉、率直自在、有着真性情的诗人。

墓志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抒发了对亡妻的深切悼念之情，从中也能窥见其对夫人之所以情意如此深厚的几方面因素。首先，志文言：“娶河南元氏夫人讳苹，字佛力，魏昭成皇帝之后……夫人吏部之长女。”（注：王其祎：《唐韦应物暨妻元苹墓志铭》，1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唐代世家大族通婚，多重门第族望，均为名门大姓之后的两人结合可谓门第相当，珠联璧合，这一点恐为婚姻幸福的基础之一。其次，妻子的温婉动人、贤能勤慧也让韦应物为之倾心，久不能忘。其《伤逝》诗云：

染白一为黑，焚木尽成灰。\r 念我室中人，逝去亦不回。\r 结发二十载，宾敬如始来。\r 提携属时屯，契阔忧患灾。\r 柔素亮为表，礼章夙所该。\r 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r 一旦入闺门，四屋满尘埃。\r …………（注：（注：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393页。）

可见韦应物在与元苹共同生活的二十年中，二人始终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二十年中，韦应物历任洛阳丞、河南兵曹、京兆府功曹等职，经历了仕途中的任职、迁职和被讼贬职闲居等种种坎坷，度日之艰难可想而知。元苹却能始终勤劳体贴，包揽一切家中事务，这样一位贤能的妻子怎会不让人珍惜。贤能勤劳之外，元苹亦是一个“柔素为表，具备礼章”的女子，她性情温柔朴实，讲究礼仪法度，“动之礼则，柔嘉端懿；顺以为妇，孝于奉亲”（注：王其祎：《唐韦应物暨妻元苹墓志铭》，1页。）。如此温柔和顺，朴素敦厚，知书达礼的女子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也正因如此，韦应物才爱之情深，袁宏道曰：“读之增伉俪之重，安仁诗讵能胜此。”（刘辰翁点校、袁宏道参评《韦苏州集》）失去挚爱的痛苦让作者在开篇即吟出“染白一为黑，焚木尽成灰”人死不能复生的哀叹。刘长翁曰：“（首二句）苦语更（一作便）不可堪。”（注：（注：转引自（注：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395页。）（刘辰翁《须溪先生校点韦苏州集》，明成化、弘治间张习刻本递修本）如此苦语哀悼实非人们常言韦应物之“高雅闲淡”。

此外，倘若元苹仅仅是个贤妻良母，韦应物的哀伤之情或也不至如此。分析墓志及诗作我们不难发现夫妻二人实为情趣相投、心灵相通的知己，夫妻生活和谐融洽。其一，志文言：“尝修理内事之余，则诵读诗书，玩习华墨”，可见“妻子元苹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这种玩文弄墨的高雅品性正与具有雅逸情怀的韦应物相契，是他们能够成为知己的基础。其二，情趣相投使得韦应物与元苹景能同赏、心灵相通”（注：时红梅：《墓志遗文空垂泪 悼亡数篇寄哀思——从韦应物悼亡诗和墓志看其婚姻生活》，载《安徽文学》，2010（12）。）。前引《对芳树》一诗，诗人曾与爱人一同在树下共赏美景，可谓一幅才子佳人的美好图景。再看《林园晚霁》一诗：

雨歇见青山，落日照林园。\r 山多烟鸟乱，林清风景翻。\r 提携唯子弟，萧散在琴言。\r 同游不同意，耿耿独伤魂。\r 寂寞钟已尽，如何还入门。（注：（注：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406页。）

青山、落日、飞鸟、清风，正是一年春好处，然而纵有好景，无奈同游人并不同意，可同意人已没，悠悠心事无人诉说，又引起诗人对已逝妻子的追忆和绵绵思念。通过这首诗我们也能更加明确地了解到夫妻二人的心意相通，这种相同的情意实属难能可贵。于是在《端居感怀》中韦应物道：“沈沈积素抱，婉婉属之子。永日独无言，忽惊振衣起。方如在帏室，复悟永终已……”“婉婉”，柔顺貌，说明亡妻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之子”指亡妻，用“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周南·桃夭》)、“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潘岳《悼亡诗三首》其一）之意。这样一个让人感到宽舒温馨的伴侣不复，使得诗人整日独坐，恍惚中竟突然惊立振衣而起，以为看到妻子仍在帏室之内。此时的诗人是多么希望这是真的，然而复又醒悟过来的他深深知道妻子早已不在人世，失落之情无以言说。这种因过度思念而起幻觉的情态是那么的真实从而感人至深。此等沉痛深情之语反复出现在韦应物的悼亡诗中，他通过诗歌排遣着痛苦，他多么盼望妻子能听到自己的呼唤重又回到他的身旁。世间能有这般痴情、有着真性情的男子也实属难得。

“韦应物的悼亡与前人相比，颇有一点特别，就是通过写子女的感受和表现，来表达自己的伤感之情。”（注：胡旭：《悼亡诗史》，52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将子女角色引入悼亡诗中进行描写应该说是韦应物在悼亡诗史上的一大贡献。纵观历代悼亡之作，潘岳、元稹、李商隐等均未对此涉及太多。韦苏州通过孩子时喜时悲、单纯懵懂的反应昭示着母爱的不可或缺，也借此抒发着自己的无奈与伤痛。正如《往富平伤怀》：“今者掩筠扉，但闻童稚悲”，子女的悲痛之声烘托出亡妻孤儿的凄清之景，也暗示出诗人难以言说的痛苦和悲凄。深入骨髓的伤痛让他不禁吟出“衔恨已酸骨，何况苦寒时”的沉痛诗句，令人感受到一种椎心泣血的悲痛情绪。刘长翁评论该诗道：“唐认诗气短，苏州诗气平，短与平甚悬绝。及其悼亡，自不能不短耳。短者，使人不欲再度。”（注：（注：转引自（注：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396页。）（刘辰翁《须溪先生校点韦苏州集》，明成化、弘治间张习刻本递修本）又如《伤逝》一诗：“单居移时节，泣涕抚婴孩。”诗人经历丧妻之痛，形单影只，本已痛苦万分，还要强装欢笑来抚慰自己幼小的子女。又元苹墓志述曰：“长未适人，幼方索乳。又可悲者，有小女年始五岁，以其惠淑，偏所恩爱，尝手教书札，口授《千文》，见余哀泣，亦复涕咽。”（注：王其祎：《唐韦应物暨妻元苹墓志铭》，1页。）诗人见到孩子也不免想起往日那个对子女细心呵护、谆谆教诲的贤妻良母。“吾之不幸已深矣，而不谙世事的婴孩尽管没有言语，但只要出场、存在，就已是备受关注的所在，牵引着读者的思绪和情感，想象着孩子现在和未来的可怜和凄惨，如此之小，就失去了母爱的润泽与温暖。无言之悲，实乃悲之更深更重更大者。”（注：吴戬：《试论韦应物的悼亡诗》，载《文教资料》，2008（13）。）

韦应物悼亡诗中涉及子女最令人感慨难忘的两个场景出现在诗《出还》及《送终》里。《出还》：“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咨嗟日复老，错莫身如寄。家人劝我餐，对案空垂泪。”儿女因尚不懂事，在庭院中无忧无虑地嬉戏，却不知近在咫尺的房中正停放着自己母亲的灵柩和牌位，无知的欢乐与诗人丧妻之痛形成鲜明而尖锐的对照，让人倍感辛酸，诗人的尴尬处境也自然道出。子女年幼懵懂，愈发离不开妻子的爱抚，而佳人已没，温情不复，悲哀之意又增添一层。诗人以孩子的年幼无知反衬自己的哀痛之深，此情此景只让他产生“至家如寄，还室无门”的感觉，家中没有了妻子的影息也就没有了家本应具有的依托与归属感，自然生出如在旅社一般的错觉，实乃丧妻之人的真实写照。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评价此诗曰：“(二句)因之戏而己之哀倍深。比安仁悼亡较真。”（注：沈德潜：《唐诗别裁集》，9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这“真”绝非刻意作出，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韦应物并不掩饰他难以抑制的伤痛，直言难餐垂泪，让一位坐在饭桌前却愁苦得只有泪水的男人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心疼亦令人钦佩。若非韦苏州本身性情率真，对亡妻情意深厚，定写不出此等沉痛之语。

另外一幕“童稚知所失，啼号捉我裳。即事犹仓卒，岁月始难忘”（《送终》），与无知嬉戏的场景形成对比。知道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号啕大哭，抓住诗人的衣裳仿佛央求着父亲把母亲还给他们，可此刻还有谁比韦应物自己更希望亡妻能够回来呢？孩子的痛哭只会让作者更加伤心。诗人坦诚地表明现在妻子刚刚去世，事出仓促百事代理，事过之后，思念之情定是更难排遣，何等凄婉伤痛。刘长翁评：“哀伤如此，岂有和声哉。而低（一本作惨）黯条达，愈缓愈长。”（注：（注：转引自（注：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399页。）当对亡妻的哀悼不单单局限于个人情感的单一宣泄和倾诉，而具有更为深重的生活基础，融入了对子女的责任意识时，悼亡诗也就“成为一种更为可信的真实的感情、责任驿站”。这些借助子女之形态表现来吟咏的伤痛之情，无论是以乐写哀还是以哀衬哀，都更显伤痛，笔笔含情。

以“夜中不能寐”为题材来表现对亡妻的追思可谓历代悼亡诗的惯用手段，读韦应物的此类诗歌更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情真意深。在此不妨择其三四以窥其貌，先看其《秋夜二首》（其一）：

庭树转萧萧，阴虫还戚戚。\r 独向高斋眠，夜闻寒雨滴。\r 微风时动牖，残灯尚留壁。\r 惆怅平生怀，偏来委今夕。（注：同上书，407页。）

此诗开头通过落叶、秋虫等萧飒之景，营造出凄凉的氛围。“独向”诉说着作者独自一人的寂寞。而“高”字极妙，卧室、屋顶或是床铺为何此时皆显得高呢？所谓高处不胜寒，“高”实际是种凄凉落寞、孤独难耐的心理感受。夜幕降临，天色渐晚，但诗人似乎没有丝毫睡意，他万般无奈地象征性躺下，而能“闻寒雨滴”又说明他实在不能痛快地入睡，唯有不眠才能捕捉到夜中的雨滴声，睡眠蜕变成“假寐”。还应注意的是那个“寒”字，听觉判断不出雨的温度，但心情可以，外界一切正常事物都因为自己这颗“寒彻骨”的心而变得冷冰冰。断断续续的雨滴量小却持久，因而不乏渗透力，一分一秒地吞噬和绞杀着诗人这颗残破的心。漫漫长夜是怎样的痛苦！诚如宋人刘辰翁评价所云：“（独向句）凄然。吾读苏州诗至此，初怪其情近妇人，非靳之也。”（注：（注：转引自（注：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407页。）（刘辰翁《须溪先生校点韦苏州集》，明成化、弘治间张习刻本递修本）后“微风”二句更可看出韦应物心中有太多难以排遣的情愫，经过丧妻的折磨与摧残，诗人的神经变得异常敏感脆弱，哪怕风吹草动都能觉察、体味出来。夜雨、微风、残灯，都敏锐地被诗人感知，在萧瑟的秋叶里纠缠着他的神经，不得安宁。以上皆是韦应物在不能寐的夜晚心灵境况和生存状态细致而真实的写照。正是这种真实才给每位读者以共情的体认。

其《秋夜二首》（其二）：“朔风中夜起，惊鸿千里来。萧条凉叶下，寂寞清砧哀。岁晏仰空宇，心事若寒灰。”萧瑟的北风让诗人更加不能入眠，起身伫立却看见那妻子曾经洗衣劳作常用的捣衣石。“清砧”曾日日与妻子为伴，如今妻亡，它也被晾在了一边无人使用，似乎也变得如诗人一般“寂寞”。清砧的悲哀，其实正是诗人情愫的另一种诠释和流露。韦苏州就是这样在难眠的秋夜“心若寒灰”，让人为之扼腕。

另外，《感梦》一诗也将这种朝思暮想、夜不能寐的心绪表达得淋漓尽致，诗曰：

岁月转芜漫，形影长寂寥。\r 仿佛觏微梦，感叹起中宵。\r 绵思霭流月，惊魂飒回飙。\r 谁念兹夕永，坐令颜鬓凋。（注：同上书，408页。）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诗人在岁月的流转中独自煎熬着，如果说白日尚能勉强度过，那这些充斥着无法控制的梦境与惊魂的夜晚实属难熬。诗人只得一夜夜地独坐，坐到颜鬓已凋犹不能释怀丧妻之痛。类似地，在《冬夜》中作者感叹：“晚岁渝夙志，惊鸿感深哀。深哀当何为，桃李忽凋摧。……振衣中夜起，河汉尚裴回。”韦应物年老志不在，为自己感到深深的悲哀，偏偏此时爱妻也离开了自己，他就在这种悲己悲妻的双重纠结中夜夜徘徊等待天明。《月夜》又言：“坐念绮窗空，翻伤清景好。清景终若斯，伤多人自老。”短短二十个字道尽了春夜、景清、伤多、人老的悲凉，正所谓“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时”。刘长翁评曰：“悲哉似不能言者。”（注：转引自（注：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402页。）（刘辰翁《须溪先生校点韦苏州集》，明成化、弘治间张习刻本递修本）那首《伤逝》中的“梦想忽如睹，惊起复徘徊”更是表达了恍惚看到妻子死而复生，惊起后又感到深深的茫然与慌乱的情绪，丧妻之痛刀割般地折磨着这位深情的男子，令他也令读者肝肠寸断。

被作为山水田园诗人代表的韦应物常想要皈依佛门，求得隐逸，在面对丧妻之痛时他也常常想要学佛悟道排遣愁怀，其悼亡诗中亦有此类内容，先看《夏日》诗曰：

已谓心苦伤，如何日方永。\r 无人不昼寝，独坐山中静。\r 悟澹将遣虑，学空庶遗境。\r 积俗易为侵，愁来复难整。（注：同上书，403页。

人常言苦夏，变长的白昼和燥热的天气本就令人难耐，他人中午都在休息，而心中伤苦的诗人又怎能入眠，他长久地独坐山中，想要遣怀于山水。他想起佛道或能助他遣怀，于是“悟澹”“学空”，企图真正做到将一切色相世界都看为虚妄，从而不再纠结于失去爱妻的痛苦。然而“愁来复难整”，长久积蓄于内心的，痛彻心扉、深入骨髓的愁苦又岂是能通过这悟与学真正排解的。刘长翁论此诗：“此夏日诗，其尤苦也。”（注：转引自上书，404页。）（刘辰翁《须溪先生校点韦苏州集》，明成化、弘治间张习刻本递修本）

这种愁怀的难遣也在其《端居感怀》中得到了印证：

…………\r 暄凉同寡趣，朗晦俱无理。\r 寂性常喻人，滞情今在己。\r 空房欲云暮，巢燕亦来止。\r 夏木遽成阴，绿苔谁复履。\r 感至竟何方，幽独长如此。（注：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404页。）

诗人直白的坦言常常晓谕他人要有空寂之心性，而今自己却执着得不能忘情。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夏木成荫，可门前绿苔不复人履，只剩韦苏州孤单单的一个，此情此景，佛道亦不能遣怀的诗人只得发出“幽独长如此”的无奈感叹，语沉情深。

除了引入上述内容到诗中从而表达自己沉痛的伤和真挚的情以外，韦应物之悼亡诗也在表现手法上处处传递着凄凉悲怆的感受，与人们常说的其“高雅闲淡”的诗风截然不同。在此简要从用词用语、意象选择及时序构建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韦应物之悼亡诗在词语运用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大量使用叠词和连绵词。统计其19首悼亡诗中，叠词共出现至少14次，且均为“凄凄”“寂寂”“萧萧”“杳杳”“苍苍”这类读来拗口阴沉、基调悲伤萧瑟的词汇。例如《秋夜二首》（其一）开篇即用“庭树转萧萧，阴虫还戚戚”营造出萧萧叶落、戚戚虫鸣的萧瑟氛围，继而传达作者夜不能寐、惆怅满怀的悲伤。《过昭国里故第》中同样用“冥冥独无语，杳杳将何适”这样带有叠词的句子表达诗人独自无语、无所适从的揪心之痛。另外韦应物也多次用到“徘徊”“萧条”等连绵词抒写自己夜夜辗转不眠、起身徘徊之苦。正如张芳在其论文《韦应物悼亡诗的时间感悟与审美选择》中所言，这些叠词和连绵词“在情感的倾向性上有其共同的低沉忧郁的取意特征，这些平常语在听觉上回环往复，在节奏上舒缓条达，在语言的感受力和表现力上契合其悲情主题的语言美感，彰显其抒情意义”（注：张芳：《韦应物悼亡诗的时间感悟与审美选择》，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7）。）。

与此同时，韦悼亡在词语选择上大量使用与孤独、伤悲、惊恐有关的词汇。统计可知，19首诗中，“独”字出现13 次，“伤”字出现5次，“惊”字出现8 次，“单”字出现3次，与“哭”相关的词语亦出现过5次。诗人一次次地申诉着自己“独伤意”（《出还》）、“独无言”（《端居感怀》）、“独来归”（《同德精舍旧居伤怀》）的孤单，申诉着自己“但伤摧”（《伤逝》）、“心苦伤”（《夏日》）、“独伤魂”（《林园晚霁》）的伤感，申诉着自己“苦惊飙”（《闲斋对雨》）、“忽惊年复新”（《除日》）、“惊魂飒回飙”（《感梦》）的惊恐……此外，“寒、苦、愁、恨、怅”这类字眼也频繁出现。这些主观色彩浓烈并伴有强烈感觉冲击力的表情词语的重复使用，反复地传达出韦应物丧妻后境遇的孤寂无助，内心的惊恐麻木，现实的凄苦难耐。倘若还将这些极尽世间疾苦的字词称为“淡语”，以“冲淡、疏淡”等来评价韦苏州诗之遣词造句恐不能为人苟同。

袁行霈先生认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注：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载《文学遗产》，1983（4）。）

可见意象的选择颇有讲究，因而诗人在使用意象时都是精心选择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物象。唐朝亦创作了大量悼亡诗的李商隐在其悼亡诗中常选择“梦”“蝴蝶”“杜鹃”“流莺”等这类迷幻、柔弱、幽美的意象，借以抒发美好事物脆弱易逝，以及失去爱妻的长恨之情。如其《过招国李家南园二首》（其二）：“惟有梦中相近分，卧来无睡欲如何。”《残花》：“若但掩关劳独梦，宝钗何日不生尘。”《无题》：“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皆是用梦来表达一种遗憾与无奈。同时李商隐也常把自己与王氏的婚姻比作一场短暂的“晓梦”，《赋得鸡》云：“可要五更惊晓梦，不辞风雪为阳乌”，可见诗人痛惜良辰短暂、时不再来，这种悼亡的情绪更多的是一种对往昔美好不再的遗憾和失落感，而并非撕心裂肺的沉痛悲伤。从那些涉及蝴蝶、杜鹃等意象的诗句，如“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锦瑟》）、“湘波无限泪，蜀魄有余冤”（《哀筝》）、“枕寒庄蝶去，窗冷胤萤销”（《秋日晚思》）中，更是可以窥见王氏资质的美丽纤弱，以及作者对美好事物逝去的哀怨情愫，但并非韦苏州一般的深沉真挚之态。

相比之下，韦应物悼亡诗中所选择的意象则与其整体沉痛、真挚、深情的风格相一致，每一个意象，以及每首诗中的意象群皆向读者传递着一种深深的凄凉、愁苦、伤痛之感。且其使用的意象大多是生活中十分熟悉常见之物，这就更易直白地传递情感，让读者产生真实的触手可及的情感认知。如果说李义山之悼亡是一种迷幻式的哀怨，那么韦苏州之悼亡便是那可以触碰的悲痛。《过昭国里故第》中选择了“荒池”“野筠”“幽草”“谢花”“归鸟”“夕阳”“残工”“余素”等意象，这些庭院内、厢房中常见之物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让读者理解并找到与诗人相同的情感体验。诗中自然之景了无生机，人工之物又触目伤怀，诗人使用灰暗颓败的色调，构成一幅萧凉残破之图景，传达出其孤苦悲凉的内心情感。另一典型《秋夜二首》（其一）用“萧萧”落叶、“戚戚”阴虫、“寒雨滴”、“微风”、“残灯”这些秋季代表性意象真实而自然地传递出凄然之感，单看这些意象即让读者体验到压抑悲凉之情愫，更感受到韦苏州悼亡诗愁苦沉痛之风格。通过与义山诗歌的对比，我们能清晰地认识到韦应物选择这些平常之物，更接地气、更现实也更直白地抒发了自己深深的伤痛。因此，透过表层意象的选择，挖掘出意象背后深层的感伤情调是我们把握韦应物诗歌的重要一环，唯有体悟至此，才能客观地判断是否可用“高雅闲淡”概括其一切诗风，也才能更靠近这个直率深情、有血有肉的诗人。

除词语的运用和意象的选择两方面外，韦苏州更是通过时序的构筑建立了其悼亡诗的悲情体系。其悼亡融汇了春夏秋冬、晨昏昼夜，他也就是在这四季的轮回、日月的更替中诉说着深深的伤痛与追思。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钟嵘《诗品序》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历代文人对四时的变化都极为敏感，人们感悟着四季，四季也影响着人们的情绪，这一点在韦应物的悼亡诗中十分明显。他绝大部分悼亡诗都明确表明了季节且四季皆有涉及：《往富平伤怀》用冬日的“苦寒”代言着诗人的心情，传达酸骨之痛；《除日》用年新人故、冬去春来表现着诗人的无奈，春至但春日尚长，朝朝难度；《叹杨花》用迷乱的春风（“空蒙不自定，况值暄风度”）描写着芳草如故人已悲的愁苦，让刘长翁读后评曰：“容易愀然”；《夏日》用“日方永”的漫漫长昼诉说着苦夏心更苦的烦恼；《秋夜二首》用凄凉的霜露朔风吟唱着心若寒灰的心死之伤。可见，此处四季已不再是诗歌的衬托，而是作者表达内心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另外，在一天的时间内，韦苏州亦于晨昏昼夜都有对亡妻思念的表达。《送终》中有“晨迁俯玄庐，临诀但遑遑”的清晨送葬、遑遑诀别；《闲斋对雨》中有“空斋对高树，疏雨共萧条”的一屋一树一人的白日独坐、空念往事；《林园晚霁》中有“雨歇见青山，落日照林园”的黄昏哀愁寂寞、无人会意；《感梦》中则描绘了“绵思霭流月，惊魂飒回飙”的夜中惊梦、颜鬓皆凋。诗人从晨至夜地哀悼着亡妻，这种每时每刻的愁思让读者看到其深情与沉痛。韦应物就是这样四季轮回、晨昏昼夜地思念他的爱人，全然不顾伪装起自己的伤感或故作坚强地说些好似已自我修复、不痛不痒的淡语。他真实地表达着己之沉痛，这与其率真自在的性格有着必然联系。

纵观历代对韦应物之评价，朱熹和钟惺的两句话可谓一针见血，朱子曰：“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3327页。）（《晦庵诗说》）钟惺曰：“韦苏州等诗，胸中腕中皆先有一段真至深永之趣，落笔自然清妙，非专以浅淡拟陶者。世人误认陶诗作浅淡，所以不知韦诗也。”（注：转引自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647页。）（《唐诗归》）这种不人云亦云，不受“以人品论诗品”影响，透过诗歌表象看到诗人内在品质的评价实属难能可贵。通过分析韦苏州这些沉痛真挚的悼亡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诗风并非仅仅“高雅闲淡”，这些所谓“高雅闲淡”的诗歌背后实则是一种真性情、一种深情有骨血、一种自在不做作。正是诗人本身所具备的这些品质才令其悼亡诗得以感人至深，我想其山水田园诗之所以成就卓越，被冠以“疏淡”等名号也定与他真性情、不做作之品格密不可分。本文的写作意义就在于为今后关注研究韦应物提供一种多元化的研究思路，即让人们能在其主导诗风——“高雅闲淡”之外，看到另一个不同的韦应物，也只有这样更加全面立体地观照，方能对诗人及其作品有更清晰的体认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