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芭蕾的句子摘抄(关于芭蕾的句子)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人们从来都无法以绝对的自我之相存在，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变成绝对自我，有人迟钝，有人更洞明，但无一不是自己的方式。人人都背负着诞生之时的残余，背负着来自原初世界的黏液和蛋壳，直到生命的终点。很多人都未能成人，只能继续做青蛙、蜥蜴、蚂蚁之辈。有些人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然而每个人都是自然向人投出的一掷。所有人都拥有同一个起源和母亲，我们来自同一个深渊，然而人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试图跃出深渊。我们可以彼此理解，然而能解读自己的人只有自己。

——赫尔曼·黑塞《德米安》

1

许多个清晨，人们尚在熟睡的时候，她便蹑手蹑脚地爬起来，洗漱，换上优衣库的休闲装，爬上19层的天台看日出。天台连着24小时的自习室，除非考试临近，屋子里总是空荡荡的。她熟练地穿过那些摆满了横尸沙场般的隔夜书本的桌椅，推开甬道尽头那扇防火门。天台是一个小广场的模样，四周围着有机玻璃隔板——似乎想跳下去的人会因为懒得爬而放弃似的。学校离海不远，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的天际线、林立的高楼与曲折的海湾，但隔了一层玻璃，风景始终是模糊的，暧昧不明的，像雨季来临前湿漉漉的、滞重的空气。她会在那里站一会儿，舒展身体，远眺，享受这一个人的时刻。然而天台顶上那只摄像头不安地在她头顶上方扫来扫去，最终扫除了她盘桓过久的念头。

华南的梅雨季节在四五月份来临了。每一天她都像经历某种全然新奇的事物一样迎接南方的雨——这样细密，柔弱，绵长，似乎完全没有杀伤力地飘荡在空气里，却又坚韧到可以下上整整一天。这时候所有晾着衣服的人都只得唉声叹气地下楼，收衣服，把它们扔进转动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里，两个洗衣房的机器全都开足马力隆隆作响，不少几天之内便累得停了工，不得不贴上禁止使用的黄色警告。倘若台风来临，罢工的就不只是洗衣机了，宿舍门口还会视风球大小而发出停课通知。开始的时候众人（主要是非广东籍的内地生）还为此欢呼雀跃一番，后来才逐渐发现丝毫不是利好——台风大的时候连门都出不去，别说扫街、约饭、唱K、逛夜店了，令一干户外活动家大失所望。

芷衡却从未有过这个问题。她性格中刻板和死宅的一面在上大学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刮台风得以足不出户的日子简直是她的福音。台风一来，她便可以心安理得地躲在宿舍楼里，一天也不出门，对着书本或电脑屏幕，只偶尔瞥一眼雨丝顺着玻璃斜淌下去的形状。她喜欢一个人打开电视看CNN的新闻或探索频道的纪录片，用微波炉叮一下超市里卖的白汁蛤蜊意粉，或是从楼下食堂买份套餐来吃，无非是例行的烧味配炒菜的“两餸饭”或者车仔面一类。这些对于大多数北方人来说过于清淡的茶餐厅食物，她却毫无反感，称不上喜欢或讨厌。她对食物，对课程表，对这一种或那一种生活方式本身没有任何意见。即使菜不好吃，专业不好玩，她也没有“换一个”的想法。唯一的区别是，她觉得一个人吃饭比一群人好些。社团活动后，一群半熟不熟的人围在一起，虚伪的寒暄后是久久的、令人尴尬的沉默，直到饭菜迅速上桌，尴尬才被碗筷夹杂的声音取代。她摇晃着透明塑料杯里加了冰的冻柠茶，想制造一点清脆的声响，最终还是放弃了努力。

这是她来到这所学校的第二年了。和第一年没有什么不同——想必下一年也是如此。预科年结束时，曾有个转系的机会，她考虑过转到法国研究去，却最终懒于成行，多少也是怕辜负了家长和X教授的一番苦心。我只是怕麻烦，她笑着说，有很多课要补，恐怕跟不上呢。她去语言中心上法语课，只是不再像高中时那样事事热情用心。她仿佛失去了那种对知识、旅行、一切新鲜事物如饥似渴的热情，之所以还保持着“好学生”的习惯，仅仅是出于惯性——或者惰性，就像一颗行星轻易不会改变轨道一样。

不，那不过是借口罢了。她从来就没有忘记高中时代的那种痛，那个如同活在黑白电视机里，为了学习不顾一切，不讲外表，不谈美、生命和情感，以成绩单上空洞的数字为唯一标准的时代。还有那年夏季的炎热，树上的蝉声，她高三多长的十几斤肉，蓝色信封内的成绩单，游泳池边的Y和兴高采烈走进清华大门的Y的重叠的形象。从理性上讲，她明白那一切都已过去了。但这些蒙太奇式的场景时常在深夜浮现在她眼前，没有任何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有时她从一个印象模糊的梦里醒来，久久地盯着黑暗的虚空，似乎那里有她需要的答案，却忘记了问题本身。

或许任何环境都是一样的，她想。环境不是问题，我才是。

她也有些朋友，但大多是初高中同学或“同学的同学”，来往也仅限于同学聚会或“同学的同学的聚会”。她也零散地参加社团活动，听讲座，拿着学生会的打折券去香港大会堂听音乐会。在旁人兴高采烈地投身于大学生活时，她更像一个旁观者，总是四处看着，不时想起自己的过去。虽然其中并无任何特别值得留恋之处，她仍觉得那里有某种价值是不该丢掉的，正如她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被选定的轨道一样。不论专业喜欢与否，她要拿到好看的GPA，去实习，交换，铺垫好看的简历，过一年去申请更“好看”的学校，读完硕士，博士，回归体制。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少母亲对此信心十足，她自己也从未怀疑过。而她之所以如此确信，一半是因为对生活缺乏经验的天真单纯和想象力的贫乏，另一半则是她隐隐约约感觉到的：要保有现在的自由，就要留在既定的轨道上。这对于她，一个似乎凡事“无可无不可”却又隐隐骨子里执着于“上进”的青年而言，甚至都算不上什么牺牲。

“你是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芷衡。”澄美曾断言，“永远看向过去——即使过去不一定比现在更好。你的恋旧情结真是无可救药。”

她无言以对，承认澄美说的是事实。她们似乎能轻易看透彼此的天性。

在众人眼里，19岁的政治学系大二学生陶芷衡是一个呆板无趣得可以贴上标签的保守派——从不逃课，包括八点半的早课，即使老师提供PPT讲义也自己抄笔记，头发从中规中矩的长直发烫成有刘海的长卷发，不爱吃零食，去超市买固定种类的全麦面包、麦片、牛奶和水果，每周去两次健身房，半个月看一场电影，一个月一场音乐会。唯一的坏习惯是熬夜（香港这地方人人都熬夜），但她依然醒得早。她习惯于在城市噪声尚未轰然而起的早晨，在那些语言跟不上思维速度的时刻，静静地站在露台上，任支离破碎的思路像风吹破的蜘蛛网一样飘荡。

除了可以轻松应付的课业之外，她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图书馆里。即使冷气总是开得过大，书目也不算新，但总体而言有着异于这个城市的平和安静。她喜欢黄昏时窗边的自习位，喜欢坐在半旧的木制桌椅上打字，困了就趴在散发着清漆气味的桌子上小睡一会儿。有时她会漫无目的地沿着成排的书架行走，想着某一本被遗忘在角落里的书的命运——一位不得志的年轻作者数十年前费尽心血完成书稿，几经周折终于出版，公众在短暂的时间里瞥了它一眼，旋即把它遗忘。只有少数研究者在写一篇题目冷僻的论文时，才会找出它来，匆匆翻一翻，抄下值得引用的几条观点，又把它扔回书架上。这就是它存在的全部意义。

她觉得自己也是这样一本书。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故事，而是一个脚注，一段引文，一段出现在别人著作里的空洞苍白的二手资料。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生活在他人的设定里，为他们的期望而活，以至于这些期望不觉间内化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她停下来，手指在沾满灰尘的一排排书脊上划过，仿佛看见了自己未来的宿命。

一切都是被设定的。此时此刻她理所当然在这里，扮演这个角色——无论过去如何被改写，一切并不会有任何不同。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而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她对知道答案一事毫无兴趣。她也没有什么反抗精神可言，她认同一切命运丢给她的东西——有些甚至值得她感谢，比如与澄美的相遇。

那是在一门出席者寥寥的八点半的香港历史课上。她坐在倒数第三排，装出认真听课的样子。

她每次都去听那门课。前排总坐着另一个人，一个小巧的女孩，鹅蛋脸，戴一副奶油色边框的眼镜。有一次芷衡打量她的时候，她抬起头来，微笑里有浮躁年代里少见的单纯和恬静。芷衡仿佛被什么打动了，竟然说不出话。还是对方先向她伸出了手。

“你好，我叫上官澄美。”

她的声音悦耳极了。芷衡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报以不自然的笑容。“陶芷衡。”

“你也是Year 1？”

这两个女孩子以惊人的速度熟识起来，很快成了密友。凭着对同类气味的敏感，她们很快就明了彼此间的诸多相似之处：同样直觉敏锐，热爱艺术和美，保守的外表下有着挑剔的，乃至于有些愤世嫉俗的灵魂。芷衡一直觉得她对现实的“无所谓”是最大的反抗，这看似自相矛盾的观念，唯有澄美可以理解。然而她们又有互补的一面：澄美更小女生一些，富于正义感和幻想，爱好精致生活，也在漫画、电影和零食的小世界里宅得更为彻底。芷衡在大学的第一年，也试图朝着校园“主流人物”的方向努力过一下。毕竟，那可是2008年——奥运、地震，狂喜与泪水；那是人人都沉醉于公共讨论，想要成为有份量的发言者的2008年。但这种努力在她涉猎过几个社团，见识过香港学生和内地学生的政治辩论和互骂，围观了人人网（当时还叫“校内网”）上的雄心壮志的论战一路沦为口水战，见到同级生为奖学金或推荐名额大打出手的嘴脸后，基本宣告破灭。

她的另一个学霸好友冷月，也较赞赏她“闷声好好学习”的态度。虽然他未必看得透她是真的不在乎学术这一点。他的意见是：“少理会网上不学无术者的辩论——都是些民科。”

他送给她关于巴黎高师的书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她默默地读了，并没有当即产生对去法国读研的向往。那时的她究竟在想什么呢？学术，未来，这些都像一团模糊透明的冷空气。她是无所谓的。唯一真正的期望只是确认自身的存在——她把脸贴在玻璃上，窗外有冷雨缓缓流下——却是世上最艰难的一件事。

象牙塔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学生之间的小打小闹还在其次。其实她早就明白，“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勒庞《乌合之众》）芷衡不自觉地用这一观点比照身边大多数的言行，数次得到验证，便更加心灰意冷起来。而澄美却像是一开始就看透了。她是天赋异禀的直感者，这种能力来源于她未被污染的孩童一样的纯真。有时她们躺在床上读书，轻声聊过去的事，直到深夜。她注视着澄美安然入睡的样子，被一种踏实的幸福感所包围。在漫长的孤寂里，她有了一个知己，一个不需要过多言语便可交心的朋友。

啊，友情！仅此一点，她，一个不被理解的保守主义者，就该感谢命运了。

2

澄美坐在小食店的沙发椅里，低头看手机，编成乌黑发辫的长发不经意地垂到桌面上。芷衡无精打采地盯着面前象牙色塑料杯里一汪热气腾腾的大麦茶。她不时伸出手来，把茶杯移近些，用手背罩着，感觉热腾腾的蒸汽扑在手心里，却丝毫没有要端起来喝一口的意思。墙上的挂钟在鼎沸的人声里乖巧地嘀嗒走着。

“你能听见墙上那只钟的声音吗？”

澄美诧异地望了她一眼，抬起头看看墙上，又看看自己手腕上的表。“周围这么吵，你听见的一定是自己手表的声音吧？”

“不。你仔细听！”

对方果然如她所期待的，低下头去屏息听了一会儿。她们同时不说话，这一宁静的场景仿佛将来自外界的声波完全过滤一遍。在这短暂的三秒到五秒里，芷衡分明感觉那声音像共振似的被放大了。她眯了眯眼睛。

“听到了，”澄美最终抬起头来，“不过，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么吵的餐厅里，居然能听到钟表走动的声音？”

“是啊，是奇怪。就像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经历——一岁半的时候，家长抱着你到邻居家串门的经历——然而你问他们，他们却不记得。他们总觉得，小孩子嘛，怎么可能有记忆。”

“或许这只是他们的固有概念。”

“对。固有概念，或者说成见，决定了我们周围大多数的游戏规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人们对你的第一印象，早被他们认识你之前所知道的信息决定了？你是哪里人，高中在哪里上学，学什么专业，得过什么奖，有什么特长，什么属相或星座，喜欢哪个明星，喜欢吃什么菜，听什么音乐，有过几个女朋友——”

“简直就像读简历。”

“没错。所有那些新生聚会，都像是微缩版的求职大会或者《非诚勿扰》一样。等你说完自己的一套，还得装着很感兴趣、有礼貌的样子，接受大家对你的评判，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四川人肯定能吃辣’‘学艺术的家里肯定有钱’‘穿粉红色的男生肯定是gay’……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问题在于，这都是谁告诉我们的？谁把这些刻板印象如此根深蒂固地种在我们的脑子里？媒体，社会，还是我们自己？是什么力量使所有人的想法越来越趋于一致呢？”

“就连高中政治书都做不到。”

“表面上，没有人能逼你认同他们的看法。但做不到和别人看法一致，兴趣一致，你就混不进他们的圈子。所谓圈子，难道就是一群人一边标榜个性，一边说着相同的话吗？”

“这大概是大多数人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固定模式吧。还有关系、人脉——不管怎么说，你得承认，每个人都很孤独。内地人、香港人，还有群咋咋呼呼的国际学生。不过是一群年轻人，想寻开心罢了。如果能在一件无聊的事上找到共同点，使他们开心起来的话，这件事也就变得不那么无聊了。”

“是啊。”芷衡对澄美轻描淡写的分析表示佩服。

“人嘛，毕竟是理性动物，只挑选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所以下一次再见到看似无用却受人追捧的东西，就该想到它的存在必定有其道理。这样理解起来会容易些。”

芷衡对澄美的感情始终有点复杂。细算下来，大概三分之一是敬仰，三分之一是爱怜，余下三分之一是臭味相投者的惺惺相惜。澄美骨架细巧，一张甜美的鹅蛋脸，像个少女漫画主角。而只有跟芷衡在一起晃荡时，她才本性毕露，不时语出惊人，表现出其强悍的直感和知识储备。然而，澄美在生活中的一些表现，比如极其没有时间观念啦，睡过头忘记去上课啦，出门不带钥匙啦，帮朋友忙结果却被利用啦——这些事颇让她想起自己会因为忘记戴红领巾，害怕同学欺负而不敢去上课的小学时代。但澄美并不糊涂，除了直感好这一天赋，她还是澄美见过的最整洁、最挑食、最有品位、审美观最刁钻、最有情趣的女孩子。她们俩在喜欢的书籍、音乐、电影乃至日常审美上，都存在着某种惊人的同步率：喜欢简洁、优雅、古典的形式，讨厌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也不太能欣赏后现代主义。

这一方面的刻薄也体现在评判他人的外表上。街上看到的装束雷人、气质猥琐者，统统逃不过她们的毒眼和毒舌。当然，此类吐槽仅为双方所津津乐道，绝对不向外人披露半分。而且，吐槽归吐槽，一般不会涉及对某人人格的八卦或诋毁。她们的刻薄足够公正，连自己也不会放过。如果芷衡刚好急着去办事而找了一个不熟的发型师剪发，一定会被澄美嘲笑为顶了一头鸟窝，反之亦然。这两个女孩对生活有太多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待，而生活能力却远远不够。与毒舌截然相反的是她们那近乎缺心眼的善良。尤其是澄美，会不假思索地相信任何第一印象不差的人，会因为不忍心打断对方而忍受传销人士的数小时轰炸，会与任何明摆着是利用她的人保持良好关系并继续被利用。她有种宠辱不惊的道家气质，天真到对什么都一目了然，却全然不觉有算计的必要。她深刻又清明，无欲无求，只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便是赏心乐事。她就像水，倒进什么杯子里就是什么形状，无色无味，澄澈透明，却可作万物的镜子。

澄美有许多潜在的追求者，但她每每不置可否，有时当作花边新闻说给芷衡听。芷衡只付之一笑。潜意识里她是嫉妒的，并不希望自己的位置被另一个男孩顶替。但友谊占据了她们俩的生活，这一点无疑令她安心。澄美爱手工、文具、美食，是这座城市街头巷尾各种小店的热情探访者，芷衡偶尔和她一起出街时，颇赞叹于她孩子气的好奇心，也乐于见到在生活上毫无情趣的自己一点点受到感染。但内心深处，她始终做不到像澄美那样自得其乐。她是焦虑多过平静的，始终有太多放不下的东西，比如“上进”——然而她知道，在这片实用主义气息弥漫的地盘上，做一个“上进”的学术青年很难，且远远不够。

“就像有些人到这里来，只为了‘有用’的知识。”

“没有没用的知识，只有没用的人。”芷衡冷冷地说，“至少在给人带来思维乐趣这一方面，我认为知识是平等的，不应该有高下之分。”

“这是对那套可鄙的实用主义的最佳反驳吗？”

“可不能乱讲哟。你所说的‘可鄙的实用主义’才是主流，是整个社会的万能律条。你应该庆幸自己不是活在《1984》里。”

“更像是《美丽新世界》呢。看看那些匆匆忙忙赶实习的商科生吧，我仿佛能一眼看到几年后他们的未来——穿着同样的高跟鞋和套装，在中环写字楼里进进出出。香港这座城市就是典范。在努力赚钱努力花钱的伟大思想指导下，大家都迟早要被资本主义的链条榨干，你我也不能幸免。还谈什么高尚的精神生活？歇菜吧。”

“歇菜吧”这句北京话是澄美跟她学来的。澄美说话经常故意加上一些错误的儿化音，芷衡听她这么说，觉得分外有趣。

“哈，可不能这么说，别忘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得感谢资本主义。”

“瞧，不愧是学政治学的，总是这么远瞩。”

两人在旁人诧异的余光里笑成一片。时针指向三点四十分，该是她们分道而行的时候了。芷衡要去校办交文件。她去密歇根一所文理学院的交换名额已经批下来了，只差些例行手续。那所学校以小规模教学、重视本科生的博雅教育著称。她一早就告诉了澄美——虽然她讨厌寒冷天气，但交换生的经历也是让简历“好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何况，她对于一个人去美国早就跃跃欲试了。但她知道这半年自己会想念澄美，也会想念香港，未离开时就已开始想念——这山，这海，这天气，山间湿润的青灰色的雨云。

“Congrats！回头好好庆祝！”澄美举起茶杯跟她轻轻一碰。

“怎么个庆祝法？你定。”

“月底大会堂不是有芭蕾季吗？说不定能弄到半价票。”

“好，全靠你啦！”

澄美要去合唱团排练。其实时间已经到了，她一向是迟到的——迟到是这所学校的惯例。芷衡笑着把她支出门去，嘱咐她少吃甜食，省得落得上次那样看牙医的下场。窗外阴沉的天倏然晴朗起来，露出了白亮的阳光。芷衡托着腮，瞥了一眼窗外在人行道上行进的人们，他们正急匆匆地、面无表情地奔向各自的目的地。她检查了一下文件，挎好书包，起身出门，汇入了通向教学楼的人流之中。

3

她知道自己优柔寡断的病又犯了。离预计出门的时间只剩15分钟，她却还站在门口犹豫不决：穿哪双鞋好呢？黑色那双比较稳重，但有些显旧了，而另一双浅色凉鞋又太幼稚。虽然在陌生人面前没必要多隆重，但去剧院那种场合，过于随意亦不恰当。她望着镜中穿着黑色长袖连衣裙的身影皱了皱眉头。黑色其实并不是最适合她的颜色，但却是她能想到的最保守、最显瘦、最不出错的颜色——无论做任何事，“不出错”永远是她的最高法则，没有之一。况且黑色有种平淡无奇、无动于衷的冷酷，一旦穿在身上，似乎便赋予人们与夜色和城市融为一体的能力。她喜欢这种感觉远胜过被人注意。不过，什么人会注意到她呢？她只是个再平凡不过的背井离乡的求学者，现在如此，下学期如此，未来依然如此。可预见的改变仅仅是时间和空间的机械转换。一切的框架都是设计好的，只需蘸取稀薄的想象力，涂上些颜色，这座人生模型（不管拥有者是她还是别人）便大功告成了。

大学生活对她的外表也造成了肉眼可见的，甚至称得上良好的变化。相对于一些人的“新生十五磅”，南方的水土加上炎热令她在头两年里瘦了10斤左右。如今她九十来斤，但在一群小骨架、筷子腿、妆容精致的香港女生中间，芷衡还是觉得自己是个粗糙的庞然大物。上学期第一次参加宿舍的高桌晚宴，幸好dress code只是深色，她也就在某高街品牌的晚装区挑选了一条上白下黑的拼接式长裙，遮住她最在意的灾难的小腿，同时露出唯一值得骄傲的锁骨。也是仅此而已了，她想。澄美不在同一个宿舍，没有她在的场合，她总是有点怅然若失。

她渐渐喜欢上了服装搭配，常在室友不在的时候，拉上窗帘，将各色衣服在自己身上摆弄一阵。她现在有了零花钱、信用卡和一定的购物自由，也早就摆脱了那些幼稚的迪士尼图案T恤衫。她开始为自己规划衣橱：大半仍是黑白，最多的彩色是各种深浅不一的蓝，也有一些褐色、赭石色、芥末黄、橄榄绿之类的自然色系。内心深处，她不是不向往粉嫩的马卡龙色系，但始终觉得自己的粗糙太不够资格，会毁掉那原本精致的服装和色彩，因此极少染指，仍维持在保守的范围内。面料和图样她也偏好一种日系的天然，讲究材质——纯棉或纯麻。冬天就是不变的羊绒衫，优衣库摇粒绒外套，两三件驼色和深色的羊毛大衣。平时穿着也以牛仔裤、毛线开衫、衬衫居多，极少穿连衣裙。鞋子就是略正式的平底芭蕾鞋，或是港人称作“波鞋”的运动鞋。或许来到香港最大的惊喜是南方的湿润改善了她的肤质，痘痘肌一点点消去了，加上她大力投资保湿和美白的缘故，到了第二年，皮肤已经恢复了前青春期的光滑。不过化妆对她来说始终是过于复杂的艺术，也惮于敏感肌的缘故，没有投入太多的时间和兴趣研究，仅仅学会了画眼线、睫毛和修眉，彩妆则几不过问。首饰除了一些四处收集来的奇形怪状的耳环之外也几乎不戴。这一派可以沿用到四十岁的打扮，倒是与她“青年保守主义者”的身份甚是相称。被澄美笑话得久了，连芷衡自己也不禁默认了这一标签。

当然弹性和变化的空间总是有的。比如这次澄美订了票却没有去，她只得在MSN和各种社团小组上挂了广告，转手一张。她舍不得不去，这可是俄罗斯芭蕾舞团一年一度的巡演啊。她不会跳舞，却不妨碍她疯狂热爱古典芭蕾。可是这年头除了艺术专业的学生，又有什么年轻人会专门去看芭蕾舞呢？

她没指望票能卖出去。意料之外，倒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了。是MSN分组里一个印象淡漠的名字，她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去年大地震后，各种网络论战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芷衡曾在人人网上发表一论“公识”的语焉不详的文章，此人便是少数几个长篇跟帖，和她礼貌地交换过看法的读者之一。她只知道此人也在香港一所大学读书，比她高一届，却忘了名字。

来人很快说明来意：他想买票但错过了时间。芷衡耸耸肩，罢了，不是熟人更好，省得麻烦。好，票留给你，她在键盘上飞快地打着字，心里仍埋怨澄美那该死的合唱团排练。

对方留给她手机号，约好演出前半小时在大会堂门口拿票。“对了，你是陶芷衡吧？”

“是啊。”她有些意外，“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听你们学校话剧社的人说过你。”可她从未参与过话剧社的活动，也不知自己为何会被人提起。对方继续道：“对了，我叫程翔。”他并不描述自己的外貌特征，仿佛对被辨认或辨认他人胸有成竹，“那么，周五大会堂见？”

芷衡道过再见，立即把MSN挂上隐身。她需要一点时间思考。她惊异于这个名叫程翔的陌生人的成熟与老练，仿佛他已经策划了许久，要从她那里弄到一张票似的。更令人惊异的是，她居然毫无防备地接受了和一个陌生人一起去剧院的提案。归根结底，在那个人简洁的、胸有成竹的语言之中，必然有某种打动人的东西，他以此获得了她的信任。入睡之前她想起此事，暗暗好笑：她对人性的认识到底太浅薄。别人都是通过脚踏实地的生活去认识世界，而她却活在概念构建的真空里。她只有二手材料。如今她答应下来，一半原因是顺水推舟的好奇心，她知道这个叫程翔的人与她不同，能带给她看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但这又能说明什么？

说到底是她对社交和他人的好奇心都不够强烈罢了。可是，社交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无非是从别人身上发现一些她不具备的经历或属性，然后以欣羡而欢快的口吻说些“啊，我要是像你这样多好”之类的恭维话罢了。交换信息和优越感，从他人身上确认自身的价值，这难道不是人类交往的永恒主题吗？

啊，不该迟到的。她最后踩上一双银色芭蕾鞋，看了一眼镜子，冲出门去。

从人流如织的地铁口到大会堂门口，她一路小跑，一边紧紧捏着手机，生怕程翔打过来。明明还是要面子的啊，她苦笑着想。但弄得这样紧张又是何苦？

手机忽然在汗湿的手心里振动起来。她迟疑着接起。

“别动，我看见你了。”对方说。

她迟疑地转过身去。一个高个子男孩正穿过人群向这边走来，他也穿了黑色——黑色衬衫和格子长裤，手插在口袋里。此人身材瘦长，下巴的线条不很端正，这使他的面相显得有点老成。芷衡注意到他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藏在无框眼镜后面，那眼镜的式样竟与她的格外相似。他走到她面前，不失礼貌地伸出手：“请问，你是陶芷衡吧？”

她点点头，尴尬地为自己的迟到道歉，并从包里拿出票来。

“啊，没关系，我也刚到。”程翔爽朗地说。她恢复了镇定：“先进去吧，时间不早了。”

演出安静、流畅、圆满。大厅里座无虚席，却几乎没有咳嗽声、走动声和不合时宜的恼人的手机音乐。当灯光暗下，音乐响起时，她便完全忘记了现实，沉入声和色、光和影组成的光怪陆离的梦境里去了。湖水，原野，皑皑白雪，林间的墓地，月光下起舞的少女，荒野上的漫游者……这一系列意象总是让她心驰神往。啊，难忘的十九世纪，一去不返的浪漫主义时代！当然，今天的人们会说那全然是想象，但没有想象就没有任何伟大的文学和艺术，没有令人心魂萦绕的文明，没有无数个“历史上的今天”。她凝视着台上舞者们的美妙身姿，紧紧地绞着双手。这辈子她是不可能再跳芭蕾了，但有这样的向往总是好的吧？她想起了6岁那年自己拥有的一条粉色纱裙，她总是穿上那条裙子在草地上玩耍，张开双臂，疯狂旋转，让裙边上镶嵌的珠片在阳光下像露水一样闪光。她想起过山车、旋转木马、乐高玩具，高大的黄花梨木书架，她收集的积木和拼图，墙上的立体版世界地图，那是属于她的九十年代的童年的珍贵回忆。她总是一刻不停地搬家，一刻不停地失去，但这些图像的记忆始终能给予她最真实的平静。她脑海里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女孩——十五六岁，穿着粉红色的芭蕾舞裙，永远生活在她水晶球般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她想起了澄美洋娃娃一般的睡容，永远那么纯真、安详，像是从不属于这个浮躁的快餐时代一样。而这对于她是不可能的。她对现实世界的残酷准则再了解不过，但她必须与之抗争，哪怕要暂时妥协和忍辱负重，也要保住内心的安宁。她比任何人都情愿吃苦，但也比任何人都向往甜美、安谧、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她幻想过住在湖心岛上的木屋或是林间的古堡里，像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修建的新天鹅堡一样。这些孩子气的狂想也只和澄美讨论过，她们彼此笑着，用讽刺的口吻指出对方的幼稚可笑，不切实际，然后耸耸肩把一切抛在脑后。其他人有可能理解她这一面不为人所知的疯狂吗？她瞥了程翔一眼，对方的侧影浸在暗影里，看不出多少古典式的平静和优美。然而，他无疑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能力。

演出结束后他们一起走回地铁站。面对面交谈的时间不久，芷衡能看出程翔是个善谈者。如果她表现出更强烈一点的兴趣，他实际上很愿意谈论上至政治、下至流行文化的一切议题，只是巧妙地避开了艺术本身。当她表露出对政治辩论的冷漠时，他立刻恢复原有的中立论点，开始批判左右两派的愤青、民粹主义者、捧利益集团臭脚的伪公共知识分子、网络暴民、流行文化的浅薄、操纵的媒体，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种种杀人不见血的利器，等等。芷衡边听边点头，表示“不能再同意了”，省去了表达自己意见的环节。这不就是大多数人想要的听众吗？她想。

当她无意间提到王尔德的“l’art pour l’art”时，他耸了耸眉毛：“那是什么意思？”

“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就是艺术，无关年代、国别、政治，它的作用只在于传达共通的、永恒的人类情感。例如，我并不觉得二战期间选择留在纳粹德国的那些音乐家和指挥家有什么错——比如富特文格勒和卡拉扬。毕竟当时的政府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发挥艺术才能的舞台，而他们也无须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只是演奏音乐而已。为什么一定要用政治的眼光苛求他们？音乐又不是立言，不需要立场，不需要文过饰非。后来那些针对艺术家的审判简直荒谬之至。真的，没有什么比政治理由更能充当庸人迫害天才的最佳工具了。”

她说得有些激动，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停下来时才发现程翔用一种半是好奇半是惊异的眼光看着她。她窘迫地咳了两声，以掩饰自己的失态。

“总之，这就是我的看法。”她总结道，“极其政治不正确。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再混那些政论愤青们的圈子了。”

出乎她意料，程翔笑着点点头：“不错，当你的观点不受大众欢迎，而你又无意为迎合他们改变论调的时候，谈论政治可是危险的。”

“尤其在这个时代。我感觉，谈论什么都可能是一种危险，如果你不注意谈话的边界和尺度。”

“是啊，”程翔露出一个苦笑，不知是否言不由衷，“你是学历史的吗？”

芷衡耸耸肩：“政治学。直到上学期，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干脆转个法语或德语专业算了，硬生生被我妈挡了回来。其实学语言才是铁饭碗，他们懂什么啊！”

“可是，你好像有在学法语的样子？”

这一点芷衡倒是从未提起过。事后想来，不知是程翔留意了她在别处的言论，还是仅一句l’art pour l’art就暴露了什么。

“二外而已，程度远不能与法语专业的人同日而语。难度低，进度慢，而且没有密集训练和强大的语言环境，学了也是白学。”

她没有提到另一件事——换专业、去法国读研的想法，母亲表面上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实际上却给她泼了不少冷水。“欧洲经济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也不安全。”母亲一边语重心长地劝说，一边从镜框边缘审视着她，“况且，现在欧洲回来的学生这么多，有几个能在国外留住？就算拿到了当地的学位，也不如英语国家吃香。——再说，你不是喜欢历史，也觉得政治学不错吗？X教授说过，很喜欢你。无论香港还是美国，他一定会给你推荐好的导师的。”

对这种话题她总是无力反驳：“不错，但这并不表明我就那么喜欢我的专业。说实话，我还不知道我真正想要学什么。”

母亲在膝盖上摊开手，以示坦白无私：“喏，我可没有逼着你非学这个专业不可。只是，无论X教授还是其他人都说，政治学的研究面更广，将来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读书也可以做实事。当然，决定权永远是在你手里的。我给你的只是建议而已。”

建议。永远是这个字眼。芷衡感到自己头痛的病又犯了。她望了一眼窗外，忽然意识到自己还在地铁上，交谈的对象是程翔而不是母亲——而她填好的转专业表格，最终也没有上交。

她装出一副困倦的样子，随口问道，“你是什么专业的？”

“物理。”

哦，物理！她沮丧地低下头，又想起了她令人泄气的高中时代。物理无疑是她最喜欢的学科之一，然而成绩从来没有稳定过，更确切地说，与她的兴趣和努力程度不成比例。这大概是另一种程度的叶公好龙，就像她喜欢芭蕾一样。“啊，前途学科！”她不无讽刺地说，“相较之下我们社会科学可以被扔进垃圾桶了。”

“何至于？”程翔笑了笑。在她眼里，那笑容染上了一丝可恶的伪善：“现在含金量最高的是商学院，理科生才悲摧呢。从小被灌输要当科学家的理想，长大才发现只有在实验室搬砖的份儿。——对了，你不是说下学期要去交换？去法国吗？”

“美国。因为想去读研，提前考察一下环境。反正不会去法国的——这个年代，搞学术也要讲求实用主义。”

“‘搞学术’啊……”程翔笑了，“你的性格确实适合。那么，你暑假会留在香港等签证？”

“对，我申请了暑宿，待到六月中旬。”

“我那时也要留在学校做实验的。到时候来我们学校玩啊！”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到站时例行公事地握了握手，好似一对出公差的同事。她有点好笑，犹豫着要不要把自己的新发现——他们眼镜的相似度——告诉程翔，最后一刻还是作罢。“回头联系！”她说。

她轻快地沿着小路走回宿舍，一路想着这次奇遇。不知为何，当程翔说出“物理”两字，她的记忆重新回到了高中时代，思路倏然清晰起来。现在的她毕竟不是两年前了啊。无论曾经的年少轻狂还是自怨自艾的伤痛都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与日俱增的虚无感和分分秒秒都在流失的天真。她多想像澄美一样活在自己的水晶球里啊！可是她不能。完全不问世事的天真对她来说是可耻的。她必须做事，不论所为为何。必须赶路，不论去向何方。她是不能停下的那类人，她必须把自己绑在时代这辆巨型战车上前进，不管目的地是哪里，都比在原地不动要好些。用工作填满生活，从无意义中捞取每一点可称为意义的零碎之物，这可悲的，毫无乐趣的人生！但她一早就知道，这就是她人生的全部使命。

长久以来，我不是自己选择我的一切命运吗？

——诺瓦利斯《日记摘录》，

1800年4月至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