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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熏陶的句子摘抄(历史熏陶的句子)

历史熏陶的句子摘抄(历史熏陶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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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隐忍苟活换万世不朽,司马迁跌宕人生的三点启示

“银河里四千亿颗星,两百万年间一个你”

——这句话我想送给司马迁

两千年前,有一位史家和他的父亲,

用两代人的一生,只为完成一部书。

这位史家,就是“史圣”司马迁。

而这部记述了半部中国史的巨著,就是《史记》。

司马迁一生跌宕起伏,经历了血雨腥风,承受了难忍之辱,为什么还要编撰《史记》?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实,穷尽一生创作出了史家之绝唱,折射出了其万世不朽的君子品格。

君子立志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提出对君子的认知与追求。君子应当能够自我修身、乐善好施、取舍得当,尤其要能树立好的声名。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约公元前145年,出生在夏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市)。

他的父亲司马谈学识非常渊博,曾跟随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跟从哲学家杨何学习《易经》,跟从黄子学习道家学说,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他撰写《论六家要旨》一书,第一次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概括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做了颇有见地的论述。

史官世家,以修史为荣。司马谈任太史令(负责天文、历法、撰史)时,虽然与西周、春秋时期相比,秦汉时期地位已经明显降低,但司马谈仍以为国修史、著书立说为荣。他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司马迁,能够继承家族的传统,将来做一名朝廷的史官。

司马迁受父亲的影响与教导,从十岁就开始学习历史和古文。师从当时颇负盛名的学者董仲舒和孔安国,研读《尚书》、《春秋》等史书,进而博览古代典籍以至当代的档案文书。

20岁那年,司马迁在研读史书的过程中发现,仅凭历任史官的文字,并不足以使人了解和认识真正的历史。于是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司马迁开始游历各地,拜访名人故地,收集客观完备的历史资料。

高山仰止——司马迁

在名人故里的熏陶和遗闻古事的感染之下,他的内心已经认定:今生只做一个坚毅的历史执笔人,著书立说树传世之名。经过十几年的游历,司马迁搜集了大量的传闻逸事,扩大了眼界,开阔了胸襟,同时也促进了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念的形成。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官员,却因病留滞在洛阳。虽然对无法参加大典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在上古时期就曾赫赫有名,我不能让先祖的事业断送在我手里。我死以后,你继任太史令,一定要将我编写的论著完成。你可要记在心里啊!”

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明,但是一定把父亲编撰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

君子立言

人的一生往往会遇到诸多挫折,如果不能忍辱负重,想成就自己的声名庶无可能。君子立“言”更需要“隐忍”的品格,司马迁的人生就是隐忍立言的践行者。

公元前104年,38岁的司马迁主持改历工作已经完成。司马迁作为发起人和落下闳(且待下回分解)等人合作一起制定了著名的《太初历》,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改变了之前《颛顼历》的累积误差。此时正值壮年的司马迁,精力充沛,思想成熟,学术积累亦颇深厚,于是他正式开始创作《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之时,公元前99年却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之祸”。

李陵以孤勇之身率兵与匈奴作战,因援兵未到、粮尽矢绝,最终寡不敌众兵败投降。当这个消息传到大汉的朝堂之上,汉武帝怒不可遏。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朋友有信誉,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

然而,不久后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还,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汉武帝便责令杀了李陵全家。同时,汉武帝永远不能容忍,一个投降了敌人的人,还能在道义上获得支持。因此,他下令将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打入大牢。

在牢狱里,司马迁遭到了酷吏杜周的严刑审讯,几乎断送了性命。入狱之后的第二年,传闻李陵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一气之下处死了李陵全家。而司马迁也以“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被定为欺骗和蒙蔽皇帝,即欺君罔上,此罪按律当斩。汉武帝惜才,给出两条活命路:一则交罚金,二则受“宫刑”。

都说“士可杀不可辱”,无钱交罚金,常理应该慷概赴死,然而,司马迁为了完成《太史公书》,选择受了“宫刑”,变成太监。

宫刑是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悲愤至极。在狱中,他一度想自杀,但想到周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司马迁便“就极刑而无愠色”,他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司马迁狱中发愤著书

他在《报任安书》中曾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对死亡的看法以及忍辱负重活下来的决心。他说,“人都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自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既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父亲的愿望,也死得像鸿毛一样轻不可言。

为此,司马迁并没有消沉下去,隐忍度日,忍辱负重,在狱中怀着满腔的悲愤继续创作。

君子立名

先秦儒家有著名的“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的观念,其实“三不朽”的最终旨归就是司马迁再三言之的“立名”。

如果说司马迁写史书的初衷,是受父遗命,为了完成父亲司马谈的遗志。但司马迁在受到宫刑变为太监后,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完成父亲遗愿,更多的是承继前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这种强大的信念之下,司马迁在狱中发奋写书。

直至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被任命为中书令,负责替皇帝处理奏章,起草诏书。但司马迁无意做官,潜心专研,一心著述。耗费了毕生精力和心血,《史记》这部不朽巨著于公元前91年终成定稿。

《史记》内容具有批判性,有可能会被汉武帝篡改和焚毁。司马迁就提前安排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说,藏在深山里,你想烧也找不到,就可以流传后世;或者让自己的后人,把《史记》流入民间。这样一来,想禁书也不可能禁得彻底。

司马迁的女婿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曾官至宰相,外孙杨恽自幼聪颖好学,阅读到珍藏《史记》便被吸引。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就上书汉宣帝,献出《史记》,从此才得以广泛流传。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开创了中国纪传体通史的先河,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诞生史书无数。唯有《史记》用文采斐然的文笔,立于史学、文学的巅峰。也唯有《史记》,用绵延千年的历史智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司马迁被后人尊称为“史圣”。

民祭史圣司马迁盛典

它用三千年的历史、数百个风云人物起落的一生,直击华夏民族宝贵的“精神内核”:我们在舜和禹的身上,学会恭谦仁爱的美德;在越王勾践身上,学到“成大事,必隐忍”的处世智慧;在孔子故里追慕先贤,感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之道;在汨罗江畔,感受屈原的家国情怀……

正是如此触动心灵的力量,让两千年之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仍然为自己拥有这样的历史而自豪。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撒贝宁,穿越千年对话先贤司马迁的画面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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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我横遭祸事,身躯已残,青史不可废。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著就《太史公书》。敢问足下,此书当得我司马迁再活一世否?”

撒贝宁:“当得一世重生,堪称万世不朽。请受炎黄子孙一拜!”

(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插花里的意与韵

作者:黄 山

提到插花艺术,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日本的花道。英语里有个单词“ikebana”,是由日语“生け花”直接音译而来的,意思是日本插花或东方形式的插花。其实,最早的东方式插花出现在中国。中国插花历史悠久,日本花道奉飞鸟时期的外交家小野妹子为始祖,就是因为他奉当时执政的圣德太子之命远渡大隋学习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宗教,并将隋朝佛前供花带回日本。

中国插花

就广义的插花而言,中国插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诗经·郑风·溱洧》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的诗句;屈原在《离骚》中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可见,早期的中国插花以簪花、佩花、折枝为主,使用目的是装饰。

到了汉代,佛教的传入带来印度的贤瓶供花,这使得中国插花不论在形式还是思想上都受到启迪。唐代,佛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地位极高,中国插花这时主要是佛前供花,宫廷插花和世俗插花也已经兴起。作为我国最早的插花艺术著作,唐代罗虬所著《花九锡》建立起中国插花的理论体系,不过,这个体系并非插花技术的体系,而是赏玩的体系。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因为佛教活动受到限制,佛前供花的数量有所下降,其地位逐渐被宫廷插花取代。

宋代理学的兴起为中国插花奠定了哲学基础,加之此时绘画、陶瓷等艺术的繁荣,推动了中国插花的发展,不仅宫廷插花十分兴旺,文人插花也开始大行其道。这个时候的插花推崇师法自然的理念,并与点茶、焚香、挂画一道被称作“生活四艺”,成为中国文人优雅生活方式的象征。至此,中国插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形式,成为兼顾装饰与修身养性功能的艺术。宋代插花以上下分层立式结构的宫廷插花和一种植物插制的插花最具特点,由一种植物插制的插花后来还被推崇为文人插花的最高形式,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

元代以后的统治者无心插花,宫廷插花就此没落,文人则承担起领导插花潮流的重任。文人并无皇家的财大气粗,于是出现了中国插花的简化形式。除了文人插花,世俗插花也变得更加兴盛。宫廷插花被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等继承下来,演变为富贵人家的厅堂插花。

明代插花无论在理论还是技艺方面都已臻于成熟完善。明末清初,写景插花的成熟与组合式插花的兴起,带给中国插花又一次辉煌。明清出现了不少插花著作,高濂的《遵生八笺》、沈复的《浮生六记》都有关于插花的论述,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更是插花领域的知名专著。此外,清代“谐音插花”大行其道,几乎到了“凡材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但清末开始,随着社会的动荡以及文化的没落,中国传统插花艺术逐渐走向衰落。

纵观历史,中国传统插花是以理学思想为哲学基础,具有宗教、宫廷、文人、世俗等多种插花风格和形式的艺术宝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系统的插花理论、精湛的插花技艺与独特的赏花方式。重赏玩、重意趣是中国插花独有的审美观照,中国意境和中式审美在其中得到充分展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插花艺术在现代越来越受到欢迎。2008年,“传统插花”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中国传统插花有必要得到进一步的关注、继承、弘扬、振兴。

我们今天学习中国花道,除了能够用花卉表达情感,发挥其装饰家居、美化生活的作用,还可以从中了解和掌握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艺术史,在传统历史文化的熏陶中提高审美、陶冶情操,甚至通过学习花道中蕴含的全局观下的取舍、细致的观察能力、解决问题的动手能力、对花及人的尊重等思维方式,“蒙养”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心中有壮阔山河,手中就能表现出“长河落日圆”;心中有清幽景致,手中就能表现出“杨柳岸晓风残月”……以花枝为笔,抒胸中逸气,并用这样的画面感染观者,则是我们学习中国插花追求的境界。(黄 山)

来源: 中国文化报

在岁月的沉淀中叙说历史养育心灵

——读张俊彪散文集《追忆过往岁月》

文/鹿丁联

捧读着厚重颇有质感的《追忆过往岁月》一书,我再一次地感从心生,涌动起对著名作家张俊彪先生的钦佩与景仰之情。

去年秋阳灿烂秋叶葳蕤之时,一部《张俊彪作品评论集》以其厚重质感与读者见面;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同样精美丰盈的这部作品集问世了,给出版发行了千万字文学作品的张俊彪文学大树上再添硕果,何其辉煌,何其耀眼!抛开其辛勤的编排遴选与不知疲倦的耕耘之外,其梳理成长经历与创作印痕,在岁月的沉淀中打捞,从光阴和地域的交替中寻觅文学叙述的视角与重大举措,就足以令读者震撼!

这部散文随笔《追忆过往岁月》,其中有二十余篇刊登于《华文月刊》,是作者应《华文月刊》之邀所撰写的“往昔回眸”栏目的系列之作。这些篇什,以追忆自己传记文学之旅为依托,将笔触伸向历史的纵深处,以厚重丰盈的文字,或述说着采访、搜集、整理革命先辈的创作经历;或记录着与文学前辈如丁玲、刘白羽等作家的深情交往真挚友谊;或回顾着自己文学创作中难忘的人和事……那些亲历的一个个瞬间和细节,将作者深重的历史担当,诚恳的感激之情,勤勉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一一展现于读者眼前。令读者在阅读中,真切地触摸到作者为人的忠厚坦荡,为文的杰出才华,见识的卓越不凡。

在作品的感召下,读者经受着人品与文品的双重熏陶,与作者同欣悦共悲悯。譬如,品读《张家沟》《王家寺》等文,其父张自强的人生传奇就令人唏嘘不已。战争年代里,那个02号特情员(其父张自强)的勇敢和坚毅,机智和奉献;和平岁月里,张自强的坎坷遭遇,忍辱负重,尤其是他那以大局为重,隐姓埋名却遭遇不公正待遇的人生……在作者儿子这里,以理性之笔,予以客观记述,甚至在父亲逝世之时,将那象征着父亲红色革命者身份的“红布包”,一烧了之。其父子两人以革命事业为重、个人荣辱为轻的荣辱观、人生观,彰显出一家两代人的境界与胸襟,格局与品性。读着这样的文字,作者和老一辈革命者的价值观与无私的奉献精神,彰显的淋漓尽致,令人肃然敬仰!

▲1994年张俊彪与父亲张自强在老家

《追忆过往岁月》这部散文随笔,是作者张俊彪先生用内心养育出来的心灵记事,具有精神回乡的历史价值和深厚的现实意义。在这部著作中,张俊彪将自己的文学经历和人生印记,以散文、诗歌和评论的框架予以再现,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精神谱系,让自己与读者的心灵共颤同振。那种真诚的内心世界,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地进入其故事或情感的具体情境中,用心灵去体味和体验。

不难看出,收录于书中的每一篇文章,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事件,都是那样的真实。他用真实撼动着读者,他用作品的内涵和人格魅力感染着读者。如他所言,这个出生在“烈士鲜血浇灌过的一块神圣土地上的”“农民”的儿子,具备着写作传记文学的诸多条件,他“曾经发过不知多少次誓,然而誓后提起笔来,免不了又是重蹈前辙,一本接一本地去写那传记文学,心甘情愿地做一桩吃力不讨好的劳动”,为的就是“对社会有所贡献”。寥寥数语,道出了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或许,这也就是他的宗教情怀。他反复强调“作家要有大善,作品要有宗教精神和宗教境界”,即使受过质疑与非议,也坚守如初。在我看来,怀有大仁大爱、大善大慈和大悲的作家张俊彪,就是用宗教情怀在滋养他的故事,滋养他的文字。那故事和文字读来才这么的润泽如玉,鲜活动人。

作者简介

鹿丁联,高考作文辅导名师,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西安晚报》《华商报》专栏作家,《华文月刊》封面作家。发表散文及评论百余万字。参编高中语文教育教学类辅导书10余部,出版有《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散文评论集《逐光前行》(上下卷),担任《安黎开讲——新语文读写公开课》丛书(六卷本)的赏评与读写教练。

【张俊彪简介】

张俊彪,1952年生于甘肃省正宁县,祖籍陕西省旬邑,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创会理事,中华全国青联委员,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一级作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历任甘肃省委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厅专职秘书、副处长、代处长、处长,甘肃省及兰州市青联常委、副秘书长、副主席,甘肃省青年文协常务副主席,甘肃省文联专职副主席,1992年初调任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创会主席,深圳市委宣传部巡视员,深圳市政协常委、文教卫体委员会主任、科教卫体委员会主任、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职。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曼陀罗》《省委第一书记》《鏖兵西北》《血与火》《最后一枪》《山鬼》《没有陨落的太阳》等29部,主编《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五卷)和《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简史》(上、下卷)等大型史典10多卷,共约1000多万字,中华书局出版20卷《张俊彪文集》,作品先后获国家和省级文学奖21项。

长大学子三下乡:重走关中古道,探寻红色遗迹

为重温革命历史,挖掘红色文化,在长安大学人文学院辅导员雷珍妮、王亚杰带领下,长安大学“重走关中古道,探寻红色遗迹”暑期社会实践队于7月12日至7月16日走访陕西陕北、关中地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沿关中古道进行探索,近距离接触红色历史,深入了解红色文化,收集历史故事与传统文化,让这些宝贵的记忆在实践的步伐中得以传承。

寻根溯源感受红色血脉

实践队来到黄陵,前往轩辕庙、黄帝陵感受血脉和文明的发源。轩辕黄帝是人文初祖,也代表着中华文明的起源,通过工作人员细致而精彩的讲解,实践队员们对于血脉的起源有了更全面的感悟。

实践队员们在每一座石碑前虔诚默读,体会后人对祖先的崇敬;在陵墓逆时针绕行一周为轩辕黄帝扫墓,筑牢血脉信仰之基。队员们以黄陵开启古道之旅,以文明之源打开探寻红色文化的大门,内心是对中华文化的崇敬与自豪和对悠久历史的感叹。

实践队在黄陵轩辕庙参观

同时,实践队也前往韩城这座古老的城市,参观了司马迁祠墓、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园,在这里感受历史熏陶、文明传承,缅怀先烈。

故居走访领略先辈精神

实践队参观枣园革命旧址和杨家岭革命旧址,通过聆听工作人员的讲解,了解红军驻扎时所进行的各项红色革命活动。

革命教育浸润红色氛围

为探寻红色文化的核心,实践队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是一座极具红色气息的城市,实践队通过参观了解了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等,馆内无数历史文物原件无声地讲述这那段艰难而难忘的历史,闪耀着红色的光辉。

在参观时,实践队员们与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暑期实践团队的成员一起观览历史文物,聆听红色故事,内心十分感慨。“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聆听了这些感人至深的红色革命故事,让那些曾经只在书本上阅读过的革命精神跃然眼前。我们要将这些红色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实践中勇担时代责任与使命。”长安大学实践队成员张欢歌说。

高校互话共传红色精神

实践队在沿古道探寻红色遗迹的过程中,秉承进取精神积极进行交流互学,与陕西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实践团队进行采访交流。

“参观红色场馆、学习红色知识,实践这一路以来,我对于中国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理解了伟大的党是如何一步一步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这些精神也会激励我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加坚韧、拼搏,希望有一天我也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陕西师范大学实践队成员说。

长安大学实践队员对陕西师范大学实践队员和北京交通大学实践队员进行采访

在红色遗迹中,队员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也更深刻地意识到,要不断提升自身民族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勇立潮头,以自身行动积极推动新时代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供稿单位:长安大学 作者:雷珍妮 张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