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遗憾地对我说补充句子英语(爸爸遗憾地对我说补充句子)

故事丨对父亲的遗憾之助听器

清晨，我沿着街道前行，站在路边的姑娘递给我一把广告扇，助听器？我抬头一看，旁边就是某助听器的门店。

我便停下来跟姑娘聊起了助听器。以我对市场的理解，这玩意儿不是人人都需要的刚需吧，你们的客户群体主要来自哪个年龄段？生意还好吗？

还好呀，客户主要是小孩和老人。不过还是要广泛宣传，因为人们对听力的重视程度太不够了。

是的，太不够重视了。

我想起了6年前父亲的交通意外，我们欠他一个助听器。

如果他有戴助听器，也许不至于对呼啸而来的小轿车无动于衷。

悲剧已成事实，我们检视自己，才发现很多遗憾已经无法弥补。

那些年，已经退休的父亲精力还比较旺盛，也有闲暇将他过去没有整个明白的事情一一去寻根究底。

比如，他曾经在供职的企业技工校上过讲台，任过课，还当过班主任，但刚试行教师证时，单位经办人员在统一办理时却没有给他办，理由是他没有正规大学文凭，够不上中技教师资格，这导致他的退休金少了一大截。

这事成了他的心病，刚退休时还能够找到事做，暂时遗忘了。后来年龄大了，没有单位再返聘他了，便闲了下来。

闲下来的父亲，便开始为教师身份的事上访，一次又一次找原企业主管部门，虽然他不吵不闹，但我看得出来，他太看重这件事了。

退休金虽然少，也不影响你的生活，我们几个子女还可以补贴你，就此作罢好不？

那时候的父亲比较固执，听不进去劝告。他说还有很多事情，原来在单位都没有给落实。

比如，他在煤矿井下工作期间，放炮时躲得不远，导致一只耳朵的听力有些受损，但那时煤矿还没有工伤鉴定福利，后来调到学校，更没有机会去做鉴定了。现在人老了，听力下降比较明显了。

见单位没人理，他便去找市残联。听说残联还真给他发了一个残疾人证，他曾经把此证给我看过，但我并没有把此事放心上，心想，人老了，听力都会下降的。

他说话声音一直都很大，我们跟他交流时，也大声讲，但他总是说听不清，要我们反复说。于是我们就小声说他的“坏话”，他却听到了。那他到底听力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呢？我们觉得他是有选择地听不见（助听器店的姑娘科普：后天损伤性的耳聋，高频率听不清，但低频率却能够听）。当时我们并不明白这个道理，觉得他在“装”。

后来，父亲就戴起了助听器，说是残联给的福利，要一万多元一个呢（当年还是数字的，比较贵）。

有一次我们带父亲去城外湖边郊游。返程上车时，父亲说助听器不见了，可能掉在湖边草地上了，于是我们全家都回去找。

可是，助听器很小，而湖边的草地很大，助听器的颜色也跟湖边丛生的野草相似，尽管我们努力找呀找，但又如何找得着呢？

我们安慰父亲，重新买一个得了。

父亲却说，残联那里也不是说配就能配上的。

那就在网上买一个吧，我们建议。父亲说还要现场测试，网上买的不靠谱，那就等残联下次组织统一测试的时候再配吧。

这件对父亲来说非常重要的事，却被我们忽视了，因此没有及时专门去给他配一个。直到他出交通意外，已经后悔莫及了。

我们小时候，稍有冷暖疼痛，父母知悉并细心呵护。

父母老了，他们的疼痛冷暖，我们真的也知悉并呵护了吗？

希望正在看此文的你，不要像我一样粗心，等亲人离去了，才知道有多少遗憾无法弥补。

岁月鉴初心 “老阿姨”龚全珍的“如荷人生”

“少年时寻见光，青年时遇见爱，暮年到来的时候，你的心依然辽阔。一生追随革命、爱情、信仰，辗转于战场、田野、课堂，人民的敬意，是您一生最美的勋章。”

这是《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一位老人的颁奖词。老人名叫龚全珍，是开国少将甘祖昌的夫人，也是全国道德模范、“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被总书记亲切地称为“老阿姨”。她追随丈夫扎根革命老区，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师，教书育人、无私奉献。

9月2日16时16分，龚全珍老人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100岁。

去世前，这名已有71年党龄的老人，虽然身体大不如从前，可她始终认为，自己是名党员，就应该天天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恰如她在日记中所言——

“残荷，虽失去春夏时的风采，却坚持挺住，不怕秋风的袭击，它要把最美好的东西留给人们，在挖出一担担洁白的莲藕时才倒下，它奉献了一生，人也该有这种精神。”

这是龚全珍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她人生的写照。

“义无反顾踏上了自己的路”

“我的一生像棵小树，童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和统治下虽幸得保住生命，但先天不足无力长成参天大树，却也能在森林中做出自己的一点点绿色，保持绿色直到回归自然。”

——摘自2008年10月2日龚全珍日记

今年夏天，记者来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象湖院区，探访病床上的龚全珍。

在一份诊断书上，医生密密麻麻地给她列出了尿毒症、心功能不全、高血压病等多种疾病，但当时的她仍然笑容慈祥。

回顾人生，龚全珍说自己是幸福的：“人生，各自选择自己的路。我选择物质生活简陋，而精神生活充实的路，生活会愉快些、幸福些。”

医院里，半梦半醒间，她的思绪常常回到熟悉的校园，有时把医护人员认成自己的学生：“孩子们别在这逛来逛去，赶快去上课，记得要好好读书。”

即使是在病中，老人的心也总装着别人。

有一次，听到医生说要给她抽血化验，病床上的她以为要献血，便强打起精神说：“我是O型血，是万能血型，谁都可以用，你们随便抽多少都可以。”

5年前，记者采访龚全珍时，老人精神矍铄，回忆起往事，总是挂着淡淡的笑容。她说，数十年来，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写东西，写的最多的还是甘祖昌的故事。她把《我和老伴甘祖昌》一书赠予记者，其中记录了他们夫妻俩走过的风雨历程：“我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没有写好，怕对不起读者。但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用心写出来的，每一件事，也是真实有据的。”

据龚全珍介绍，她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一户工人家庭，兄弟姐妹11个，过着清贫的生活，记忆中的家“巷子边有一条大马路，可直通到海边”。

兄弟姐妹中，龚全珍最崇拜三哥。

1938年初，日军侵占烟台。三哥参加了八路军。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龚全珍拉着三哥的手，央求说：“哥，带我去吧，我也要当八路打鬼子。”

“你还小，好好读书，过三年我回来领你参加革命。”三哥说完，背上包就走了。

三年后，龚全珍考上烟台市立女中上高一，可三哥依然杳无音信。那时，日军只要占领了一处地方，就会下令叫学生集合开庆祝会。学校校长指定龚全珍当市立女中的代表，她很不情愿。

散会后，教育局的官员又带着中小学生代表去给日本兵送慰问金。

进了宪兵队的大门，龚全珍看到这些杀害中国同胞的刽子手，还有用中国人的血肉养活的狼犬狂吠着，她感到头皮发麻，全身发抖。

她永远忘不了，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一位老乡因带半袋盐，被日本兵扒光衣裤，用刺刀割开后背的皮肉后，把盐撒了进去，血流了一大片。

从宪兵队回到家后，龚全珍彻夜难眠，她不想当亡国奴，于是下定决心离开烟台，去日军还未践踏过的地方，“如果打听到三哥的消息，我就有机会当八路，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

18岁的龚全珍剪短头发，从烟台步行到济南，再辗转安徽阜阳、河南淅川直至落脚陕西城固，一天最多能走100多里路，这是流亡路上练出来的本领，“沿途的人把我们当成叫花子”。

龚全珍一路流亡，一路求学。那时，西北大学南迁至城固县城。龚全珍报考了西北大学教育系，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陕西省档案馆至今保存着一份龚全珍入学时填写的《国立西北大学新生调查表》。其中，“思想”一栏“对于国家现状之感想及将来希望”中，她填写道：“政治紊乱，国民教育至今不能普及，希望国家能树立一个真正为人民福利着想的政府，希望提高教育水平。”

1949年，即将毕业的龚全珍思考着自己的出路。恰在此时，时任西安军管会主任的贺龙来到西北大学，他号召同学们参军建设西北。

龚全珍很受鼓舞，当即报名参军，实现了戎装梦，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当老师。

次年春天，杨柳已发出嫩绿的叶子。龚全珍和100多名同行的青年爬上卡车，高唱着军歌向新疆进发。

似亭亭净植的荷花，龚全珍毅然决然踏上了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之路。

“爱自己所爱，无怨无悔”

“他虽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温情，他爱得灼热，他承认我为他付出的一切。我们也有共同之处，对生活要求不高，为理想可以贡献出一切。”

——摘自1988年12月21日龚全珍日记

她和他，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起点。

他于1905年出生在江西萍乡市莲花县一个叫沿背的小山村。上了一年半的私塾后，他不得不辍学回家，放牛、打草，挑着担子来回走几十里山路，挣几毛钱脚力费维持全家生计。此后，他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多次负伤，革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从赣西农村到胶东半岛再到天山脚下，两条相隔千里的生命轨迹，竟然神奇地交织在了一起。

1952年冬天，龚全珍第一次见到甘祖昌。那次，校长李平让她给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的甘祖昌汇报后勤部子弟们的表现。

等甘祖昌走后，李平对龚全珍说：“甘祖昌是个思想意识很纯洁的老同志，他也受过痛苦婚姻的折磨，离婚了，这点你们有相似的遭遇。我给你们介绍认识。我相信你们的思想感情会融洽的。”

龚全珍略微思索了一下回答：“他是个大首长，这点不合适。我见首长就不会讲话，受拘束。”

龚全珍老人回忆说，她脑子里像开了锅的水似的，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那一年放寒假，龚全珍和老师们到后勤部子弟家家访。甘祖昌和大伙儿一道用餐，她第一次看清他的样子。甘祖昌一米七多的个子，因为瘦，所以显得高；方脸，满脸严肃；眼睛不大，却很锐利；身板笔挺，标准军人姿态。

饭后老师们返校了，甘祖昌和龚全珍进行长谈。

“我今年48岁，校长告诉过你吧？”甘祖昌问她。

“好家伙，如此坦率干脆！开门见山，比我大18岁。”龚全珍心想。

甘祖昌接着告诉龚全珍，他的身体不好，有脑震荡后遗症，还有气管炎、肺气肿。原来，新疆和平解放后，甘祖昌在一次外出检查工作时，敌特分子截断了木桥，他乘坐的吉普车从桥上栽下。甘祖昌头部重伤，落下严重的后遗症。

龚全珍被甘祖昌的革命经历所震撼，也被他的坦诚所打动。通过这次交谈，她不仅了解了甘祖昌个人及家庭情况，更了解了他为人处世的态度。

没有过多的花前月下，没有过多的甜言蜜语，只有相守终身的信念。两人的婚礼在一个小会议室举行，只摆了两桌简单的饭菜，大半的客人都是同事。

起初，有同事担心，一个连“龚”字都写不出，一个是钟爱《简·爱》的大学生，能有共同话语吗？

一天饭后，夫妻俩一起坐在树荫下学习《选集》。

文化水平不高的甘祖昌给妻子介绍起《井冈山的斗争》，解释什么叫主观主义，教她读懂革命这本无字书。龚全珍则给丈夫讲解某个字词的读法、词义、用法。

对于自己和甘祖昌的爱情，龚全珍曾在日记中这样评价：“在我的脑海中，爱情有3种境界：最高境界是有共同理想和目标，愿为之奋斗终生，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生命的爱。我和祖昌共同生活33年……我感到生活得充实幸福。”

“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摆老干部的架子”

“他为什么不吃好的，不穿好的，他心里常常想着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要多奉献，少享受，要为建设家乡贡献出一切。”

——摘自1992年9月28日龚全珍日记

崇拜三哥，龚全珍走上探寻革命真理之路。在丈夫身上，龚全珍则读懂了一个真正的员。

1957年6月，龚全珍从甘祖昌口中听到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甘祖昌决定带全家人回江西老家，不当将军当农民。

彼时的甘祖昌已被授少将军衔，一家人也早已习惯了新疆的生活。听到丈夫这番话，龚全珍辗转难眠，她翻了翻丈夫的日记本，里面夹了3张请求回乡劳动的申请报告，从1955年到1957年每年一张。

这些报告的内容都一样，上面写着：“自1951年我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发病，不能再担任领导工作了，但我的手和脚还是好的，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农村当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龚全珍担心甘祖昌头部受伤，老家的医疗条件无法保障。回乡，也意味着重新开始，更何况到艰苦的农村去。对此，同事、朋友纷纷劝说。可是，甘祖昌去意已决，龚全珍也决意相随，“我们有共同之处，对生活要求不高，为理想可以贡献出一切”。

准备动身时，甘祖昌向全家发布了一道命令：不准带棉花。

“棉被棉衣只带面。国家没有那么多差旅费，路这么远，路费比买新棉花还贵。”甘祖昌说完，仔细检查一家老小的箱子和麻袋，检查完才让捆好。

经过半个多月的旅途，一家人终于回到甘祖昌的江西老家——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

从将军到农民，对甘祖昌来说，是身份和心灵的回归。

当年，他为了解放劳苦大众，告别母亲和家乡，走上革命道路。长征路上，他和同村战友约好，革命成功后，一起回家搞建设，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回家才两天，甘祖昌就领着子女下地干活。“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摆老干部的架子。”甘祖昌处处用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要求自己，他希望能和乡亲们一起努力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他亲自下田，用双手一抔一抔捞烂泥，带领乡亲们把200多亩冬水田改造成了良田；他跟工友吃住在工地，和年轻人一起挑水泥、运材料，修建起了江山陂……

将军回到了熟悉的山山水水，龚全珍踏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完全听不懂当地方言的龚全珍一个人步行40多里路，到县文教局毛遂自荐当老师。

在学校里，面对山村里的学生，龚全珍是既当老师，又当妈妈；既要教他们读书，还要带他们劳动。

看到别人家里每天父母孩子都能热热闹闹在一起，女儿甘仁荣就问父亲：“为什么你们不能像别人家的爸爸妈妈那样陪着我们？”

父亲若有所思地说：“因为你们的妈妈是学生娃的妈妈，你们的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

甘仁荣和兄妹们听到父亲这番回答，大眼瞪小眼无法理解，甚至还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们亲生的。

甘祖昌每月工资330元，收入水平在当时很高，但一家人却都过着简朴的生活。仅当地乡政府不完全统计，将军回乡后参加建设了3座水库、4座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25公里长的渠道。有统计的捐款达8.578万元，占他全部工资的70％。

将军对群众如此“大方”，但是对自己和家人却很“吝啬”。家人的衣服破了就补好再穿，实在不能补了拿去做鞋底。“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这是甘祖昌常对子女讲的话。

儿子甘新荣本来有当兵的机会，甘祖昌说招兵名额有限，让他留在家乡务农。

大女儿甘平荣也从小想当兵，甘祖昌不仅没有出面帮她，甚至告诉了吉安军分区的领导同志她的右眼近视，希望严格把关，这番话当场把女儿气哭。

龚全珍从教育工作岗位退休时，小女儿甘吉荣打算去学校“顶班”，也遭到甘祖昌的坚决反对。

……

在关系儿女人生前途的大事上，甘祖昌的不近人情曾让子女们哭闹过、埋怨过，但随着儿女阅历的增长，都化为从善、独立、有爱心这些美好的品格。

“父母虽然没有给儿女房产和金钱，却把无限的精神财富给了后代。”甘仁荣说，这些年来，大家都在献爱心、做善事，尽自己所能，传递这份爱。

“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

“我走过的路崎岖、艰难。我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可是我没有遗憾，没有悔恨，心怀坦荡。只要过宁静、简单的生活就满足了。”

——摘自1989年3月26日龚全珍日记

1986年，甘祖昌将军永远地离开了。弥留之际，他交代老伴：“领了工资，买了化肥农药，送给贫困户。”

除了这句遗言，甘祖昌并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他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农村建设上。丈夫一心为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也成为龚全珍的人生信仰。

家乡，还有着丈夫未竟的事业。“老伴，你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我的征程。”

快70岁时，龚全珍主动提出住进莲花县幸福院，要去那里照顾比自己年长的老人；她着手做社会调查，到各乡镇调查青少年失学情况，参与成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她成立“龚全珍工作室”，捐资助学，扶贫济困，服务社区……

“我不能庸庸碌碌过日子，应以战斗的姿态向死神挑战；我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沉沦，要抽出主要时间来工作。”这是老人1997年4月10日在日记中的一句话。2013年，老人又在日记中写下：“一个员要为实现中国美好的梦做点事，为社区的建设尽点力，不能等死。”

后来，即使躺在病床上，龚全珍也总会督促儿女们下乡走访，去了解谁家有人生病看不起、谁家孩子上大学缺学费，要求他们一家一家上门，把关心送到对方手中。

几十年来，没有人记得她去过多少学校，帮助过多少人。但记者曾不止一次看到，老人外出参加活动吃饭时，拿出自带的馒头或面包啃。她说：“我牙齿不好，吃这个好。”

在甘祖昌、龚全珍的影响下，儿孙们尽管身处平凡岗位上，却个个品行端正、工作敬业，有的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有的荣膺“全国劳动模范”。

同事和朋友曾送给甘家子女16个字：革命后代，将军传人；淡泊名利，情操高尚。这既是对甘祖昌和龚全珍儿女们的褒奖，更是对这个革命家庭高尚家风的赞扬。

多年来，龚全珍始终践行着丈夫当年的那句话——“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绝不能无功受禄，绝不能不劳而获。”

龚全珍钟爱荷花，爱它的不蔓不枝，皎洁无瑕，奉献一生。

其人如荷，清香满人间。（记者 赖星）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爸爸的那些遗憾

#爸爸的时光故事#

#爸爸的时光故事#

关于爸爸的时光、爸爸的人生，今日之前我从未认真地想过，现在细细想来，满是心疼。

爸爸是农民，奶奶四个子女中唯一的一个农民。爸爸在家里排行老三，爷爷去世的早，在爸爸六七岁的年纪，后来奶奶改嫁，他又有了新爸爸。

在本该好好念书的年纪，爸爸上山掏鸟下河抓鱼，白白浪费了一个好脑瓜，大姑和大伯都是大学生，爸爸却只有高中毕业。在后来的生活中，我相信爸爸对学习这件事是很遗憾的，在那个读书改变命运的年代，他错过了最好的时光。

后来，爸爸学了木匠，凭着他的好脑瓜学了一门好手艺，我记得小时候还时常帮着他打下手，看着他画图、拉线、锯木，一件件家具在他手里完美呈现出来，觉得爸爸很是厉害。长大后，听妈妈说起，爸爸那个时候虽然手艺不错，可是工钱大部分都被他的师父抽成，而且还要给奶生活费，所剩无几，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或许也是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吵架的一个原因吧，贫贱夫妻百事哀。

爸爸是不甘心做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在我还小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抗争过。他想过跟朋友一起出去干装修，毕竟还有一门手艺，他甚至想过出国务工，那时候还挺流行，可每次在他有这些想法的时候，都被家人“打压”了下去，无外乎是因为年老的父母、幼小的孩子，那时候姑姑大伯他们早已离家，只剩爸爸留在老家陪在父母身边，我和弟弟还小，妈妈一个人很难支撑下去，就这样，爸爸一次又一次放弃了自己离家的冲动。记得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因为出去打工的事爸爸和家人吵了起来，那天他喝了很多酒，我在隔壁房间默默听着他的哭诉，声音很大，我知道他是委屈的，他需要发泄，把他的委屈和不甘全都发泄出来。从那天以后，爸爸再没有提过出去的事。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爸爸是一个心思活络的人，做什么都能做的头头是道，生活说得过去，爸妈用自己的双手供养出来两个大学生，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子女如今都有着体面的工作，这或许也弥补了一些爸爸当初的遗憾。

年少时的我对爸爸时常心有怨恨，因为他的严厉，尤其是在学习方面；因为他的小气，每次跟他要生活费我都心惊胆战；因为他的偏心，对弟弟明里暗里总会比我好一些。如今的我已年过四十，爸爸也已过花甲之年。现在想来，我更能感受到爸爸的不易和心酸，我能理解他所有的不堪都是因为生活所迫，都是为了让这个家更好。他的苦从未向子女说过，那些错过和遗憾慢慢沉淀封存，唯有责任和爱是他坚持的理由，尽管他一生也不曾跟任何人说过“爱”这个字。

赡养父亲10年，意外看到父亲的存折记录后，我毫不犹豫断了赡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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