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大气的衣服句子简短(形容大气的衣服句子)

秦始皇帝

在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皇帝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掌握着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生杀予夺的大权；另一方面，他决定着一个朝代的兴亡，从而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对于皇帝的这些作用，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可是对于皇帝这一称谓的来历，却并非尽人皆知。皇帝的称谓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在秦始皇之前，中国的最高掌权者要么称“王”，要么单称“皇”或者“帝”，如中国夏朝以前的伏羲、女娲、神农氏的“三皇”以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五帝”；夏商以后的周武王、周文王等；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国力强大的诸侯王，如秦王、楚王、齐王、赵王、燕王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按照旧制，他应该被称为秦王。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功业古往今来无人能及，就是“三皇”“五帝”也比不上他，为了让自己的成功传于后世，就命令大臣们研究一个称号来显示自己的卓越。大臣们研究来研究去，认为上古有天皇、地皇、人皇，所以可改“王”为“人皇”。当这个称呼报给秦始皇的时候，他左思右想，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决定兼采“帝”号，这样自己就尊贵得无以复加了。因此，“皇帝”的称呼就此诞生了。

趣味链接：“陛下”一词的由来

“陛下”这个词语本来是指皇帝临朝宫殿的台阶，特指皇帝宝座前的台阶，后来就代指皇帝。这是因为皇帝地位尊贵，其临朝听政时，台阶的两侧有手持剑戟的侍卫守护，在下并有高官重臣候命上奏。还有，“陛下”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九五之尊”这个看似平常、实则奥妙无穷的成语，被广泛运用于文学作品之中，以至于连普通的中小学生都知道它表面所反映出来的内涵——皇帝可以被称为九五之尊。然而，对于皇帝为何要被称为九五之尊这个问题，就连一般的文学家或者历史学家都无法给出正确的答案，更不用说是平常百姓或者学生了。

《现代汉语大词典》中说，九五解释为帝王尊位的意思，是来源于传说中由周文王所演算的《易经》。《周易》是由六十四卦组成的，其首卦为乾卦，乾卦由六条阳爻组成，是极阳、极盛之相。乾卦从下向上数，第五爻称为九五，九代表此爻为阳爻，五为第五爻的意思。乾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一卦，那么九五也就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第一爻，所以九五是乾卦中最好的爻，算到此爻的人贵为帝王之相。另外，这里的“九”和“五”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判别数字阴阳属性的符号。后来人们把“九”和“五”作为具体的数字来运用，一是为了契合代表帝王的“九五”之爻；二是因为“九”和“五”两个数字在建筑上的使用也是非常符合美学原则的。《周易》的释义词句中就有“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紫禁城的太和殿的名字就是根据这个来命名的。

趣味链接：“九五之尊”的其他解释

中国古人把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在阳数（奇数）中最大，有最尊贵之意，而五在阳数中处于居中的位置，有调和之意。“九”和“五”这两个数字组合在一起，既尊贵又调和，吉祥无比，用来形容帝王是最恰当不过了。所以，皇帝也就被称为“九五之尊”了。

根据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从周王朝开始到明代，皇帝的冕服都是黑色的。不过，每个朝代皇帝的日常专用衣服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根据《尚书》五行论认为：秦朝是水德，水德尚黑；汉、宋、明是火德，火德尚赤；唐是土德，土德尚黄。由此得知，秦朝帝王的衣服大多应该是黑色的。那汉、宋、明朝则是使用暗红色而非现在编织中国结的那种红色。唐代的土德的黄则是带点红又有点发暗的朱黄。所以唐代的皇帝，依旧是以黑底十二纹章的冕服为上朝和祭祀的正式服装，但是平时就穿朱黄色的常服。由此可以看出，皇帝身穿的袍子并非一定是黄色。

皇帝身穿的袍子不仅不一定是黄色，而且在一些朝代，黄色在帝王的衣料之中还被列入了禁忌的范围之内。比如，唐朝的帝王只用朱黄色，不用明黄色。这是因为“明”字的发音与“冥”相通，明黄色的衣冠通常作为明器（冥器），也就是皇帝的寿衣。还有宋朝和明朝都是火德，尤其明朝皇帝姓朱，都以红色为贵，皇帝的常服也多为红色，日常也有黄色，但他们也不会用那种发亮的明黄色。例如现存的明代皇帝画像中的明黄色常服，都是死后遗像；还有那种纯金打造的黄澄澄的金冠，是用来作皇帝陪葬品的，因此也只有在皇帝的墓穴里才能找到。虽说明黄色是明皇室的禁色，但是清朝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明黄色为贵，经常穿着明黄色衣冠到处跑，看来清朝的满人学习汉文化还是没学到家，以致才出现这样的笑话吧！

趣味链接：皇帝并非都是穿“黄袍”的

中国古代人们向来都喜欢穿黄色的衣服，到初唐时，普通臣民还可以穿戴明黄色的衣服，只是不能穿朱黄色的衣服。但是后来，由于明黄和朱黄太容易混淆，唐高祖就禁止百姓穿黄色系的衣服，这除了要表明皇室的帝位尊贵外，也为体现君民有别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不过，如今的电视剧和电影中的皇帝服装大都是黄色的，还有传统戏曲艺术里也是使用黄色，这是受清朝的服饰文化影响而导致的文化断层。活着的皇帝穿着明黄色的冥服出现在屏幕上，真不知道那些编剧们是忠于历史，还是违背了历史呢！

龙袍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帝王的象征，是权力的代名词，为了龙袍，不知多少英雄豪杰甘愿冒着被夷灭九族的风险，与皇帝在权力场上展开激烈的争夺。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皇帝的黄袍，读者也许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朝代的黄袍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绣有九条龙。那么，皇帝为何喜欢在龙袍上绣九条龙呢？

唐代大儒孔颖达在他所写的《五经正义》中记载了龙袍上绣有九条龙的来由：“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云飞龙在天。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所以龙和九五都是代指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是龙的化身，那么皇帝的衣服——为此特制的龙袍上就绣有龙纹。一般情况下，大的龙纹绣有九条，这九条龙的位置各不相同，如前胸、后背及两肩有四条正龙，前后衣襟则各绣有两条行龙，还有一条龙绣在衣襟里，此龙只有掀开外面的衣襟才能看得到，因此龙袍这样的图文设计，无论前后看起来都是五条龙。正好暗含着九五之尊之意，这也是为什么皇帝的衣服被称为龙袍的原因之一。

绣有九条龙的皇袍

另外，除绣有九条主龙外，龙袍上的云领、腰部、袖口等处也绣有相对九龙体态较小的龙纹。并且龙袍下的斜摆排着许多称为“水脚”的弯曲线条，而在水脚上还绣有众多翻来滚去的白色波浪及高高挺立的岩石宝物，这些都被称为“海水江涯”，其蕴涵着“福山寿海、绵延不绝”的吉祥象征，同时也隐喻“江山一统”“万世升平”之意。总之，因为穿龙袍的人身份特殊的缘故，所以龙袍每个细节都有特别的含义。

趣味链接：乾隆皇帝的龙袍

因为皇帝被认为是龙的化身，其身贵为龙体，把龙绣在衣服上代表他的位高权重，这不足为奇，不过中国历代皇帝的龙袍上并非只绣龙纹，其实还有其他纹理的。清朝乾隆皇帝的龙袍就非常地卓尔不凡，他的袍上不但绣有龙纹，还绣有五彩云纹、蝙蝠纹、十二章纹等吉祥图案。龙袍上的五彩云纹图案是必绣的，因为它代表祥瑞之兆，又起衬托其他花纹的作用。顺便提一下，五彩云纹在古代的官服上也是常见的。至于龙袍上的红色蝙蝠纹即红蝠，也是龙袍上常用的装饰图案，其发音与“洪福”相同，表示洪福齐天的意思。当然乾隆皇帝龙袍的下摆少不了绣着波涛翻滚的海浪以及岩石挺立的“海水江涯”水脚，这水脚寓意福山寿海。

自赵匡胤称皇帝之后一直到现在，“万岁”这个词语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皇帝的代名词。如果有人胆敢擅自称为万岁，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会有被杀头的危险。因此，从宋朝到清朝这一千多年之间，“万岁”这个词语一直是皇帝的专用语，这也在今天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万岁是皇帝专用语的假象。其实，“万岁”这个词被创立伊始，并非代表着某种神圣的权力，而是人们表示内心喜悦的欢呼语。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皇帝才被称为“万岁”的呢？

如果要追溯其根源的话，“万岁”这个词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且是普遍使用的。如《战国策》中《狡兔三窟》这篇文章中冯谖替孟尝君在薛地烧掉债券，大快人心，于是“民称万岁”。秦汉以后，大臣进朝拜见国君，拜恩庆贺，也常常呼喊“万岁”，并逐渐成为一种礼节。同时万岁也是表示对皇帝的尊敬，因此，“万岁”便成为帝王的代称，不过还不属于帝王的专用词。另外，当时皇帝除了被称为“万岁”外，还可称之为“天子”，因为皇帝是“天之骄子”，其拥有上天所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到了汉武帝时期，其曾想把“万岁”作为自己的专用语，但是老百姓高兴的时候还是欢呼“万岁”来表示自己内心的喜悦。

到了宋朝，“万岁”被规定为皇帝的专用词，并且有人违禁的话，就要受到重罚甚至遭到杀身之祸。有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北宋丞相寇准有一次与温仲舒骑马同行，突然路上跑出一个“狂人”，迎面高呼其万岁。于是，寇准的政敌抓到这个把柄就向皇帝告发，致使身为一代名相的寇准被罢官降职，可谓是冤到了家。明朝以后，对“万岁”一词的使用严格到了极点。由此可见，皇帝被称为万岁从秦朝时期便已经开始，只是秦朝时万岁并非是皇帝的专用语，将其规定为皇帝之专用术语，是在赵匡胤登基称帝之后。

趣味链接：万岁爷的典故

乾隆（弘历）幼年时期，

一次跟随祖父康熙（玄烨）散

步，正好路过一座四方桥，康

熙诗兴大发，吟出一对联：“四

方桥，桥四方，四方桥上看四

方，四方四方四四方。”康熙

为了考考这个小孙子，就让乾

隆接下联。聪慧过人的乾隆立

刻就吟出下联：“万岁爷，爷

万岁，万岁爷前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雍正死了以后，乾隆继承皇位。一次下扬州游八方亭时，遇见一个叫阮元的孩子在读书。乾隆想起其童年的时候祖父考自己对联的事，于是他就想考考阮元，便对他说：“八方亭，亭八方，八方亭上望八方。”阮元见乾隆虽然身穿布衣，但气质不凡，心想，这或许就是正在下江南的乾隆皇帝，于是他就脱口而出：“万岁台，台万岁，万岁台前拜万岁。”乾隆听到后，觉得这个小孩与当年自己相比真是不相上下，于是龙颜大悦，对其大为赞赏。

中国古代皇帝的后妃除了被称为“三宫六院”之外，也经常被后世人统称为“七十二妃”。这种称谓在后世人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定式思维：皇帝只有七十二个妃子。皇帝的妃子果真只有七十二个吗？

事实上，皇帝后宫妃子的数目何止七十二个。就拿战国时期来说，仅执掌一个小国的诸侯，其妻妾就成群了。《管子·小匡》中记载：“九妃六嫔，陈妾数千。”还有周王朝的后妃制度也显示出其后妃甚众。《礼·昏仪》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所以说，七十二妃只是代指的数目而已，皇帝的妃子是非常多的。由于周王朝的礼制发达，秦汉两个王朝都继续采用，建立并完善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妃制。其后妃制度的重点是皇帝为众后妃的中心，皇帝之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正妻被称为皇后，其余的妃子受皇后掌管。

秦朝统治的时间太短了，并且秦始皇不爱女色，因此无从实行完备的后妃体制及其等级划分。直到汉代，才改变了这种状况。汉代的后妃等级分为八品：即皇后为一品；夫人二品；美人三品；良人四品；按照这种次序排列，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分别为五、六、七、八品。从汉武帝、汉元帝开始，后宫嫔妃数目不断增多，多达三千嫔妃，于是又扩至十四个等级，即昭仪、婕妤、娥、容华、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长使、少使、五官、顺常、无涓。不过，到了东汉，帝国已经逐渐走向没落，后宫也受到影响，嫔妃数目大不如前，于是又化繁为简，六宫仅有皇后、贵人之称，其下也只是设美人、宫人、采女三等。

趣味链接：三国魏晋时期的后妃制

三国魏晋时期，魏太祖曹操妃子的数目也不可小觑。他的后宫里，王后以下设立妃子五等：如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从这以后魏朝皇帝的妃子数目一直递增，文帝后宫增设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五等。到了明帝时期，也增设淑妃、昭华、修仪（除去了顺成）三等。然后，魏朝被司马懿灭亡建立晋朝，晋朝也参照并沿用了汉魏之制，在皇后下设贵嫔、夫人、贵人为三等；又设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还有美人、才人等，其位亦在九嫔以下。

纵观中国明朝或者清朝皇帝的圣旨，不论其内容有多大的差异，也不论其形式有多大的不同，都无法掩盖几个共同的字眼：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意思对这八个字予以解释，那么很容易便可得出一个结论：皇帝被认为是上天指定在人间的统治者，那么他的任何旨意都是代表上天，并且是顺从天意的安排，这样一来，皇帝的命令就具有不可违反性，任何人都要遵从。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待古人的这些言语，不得不令人由衷地佩服古人创造词语的能力和技巧。那么，这几个字是由谁发明出来的呢？

其实，“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几个字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一起用的。最初先用的是“皇帝”“诏”，这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使用的，秦朝灭亡，汉朝沿袭并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皇帝制度，于是汉代的帝王开始在文书中使用“诏曰”两字，之后这两个字一直被历代的皇帝使用。到了明代，明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显示自己是受命于天，以及君临天下的气势，太祖一言一行都表示自己的统治出自天意。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记载太祖尝言：“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因而其诏书的开头就是奉天承运。还有，他把其宫殿也称为奉天殿，把他手中所捧的大圭也刻上“奉天承运”这几个字。从这以后，明至清的帝王们都继承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几个字。

朝贺图

趣味链接：秦始皇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从根源上来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几个字最早应该溯源到秦始皇。当时他一统江山、功高盖世时，为了显示自己的伟业，他不但把名号改称为“皇帝”，还自称为“朕”，同时命为制、令为诏，于是他所用的玉玺上就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昭示其合法性。

稍微懂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封建王朝时期“三公九卿”泛指皇帝的大臣们。和皇帝的七十二妃一样，“三公九卿”也是一种等级划分，表示官员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最早设立“三公九卿”是在夏朝的时候，《礼记》中谈道：“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殷商时期，亦设三公九卿，伊尹曾经说过：“三公调阴阳，九卿通寒暑。”

不过不是每个朝代都设置“三公”和“九卿”，并且“三公”和“九卿”的职位设置都是不相同的。周王朝以太师、太傅、太保或者司马、司空、司徒为三公，以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九卿。而到了秦朝，就没有设置“三公”，而是让左右丞相来代替三公履行职责。荀悦曰：“秦本次国，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无三公官。”这个《史记》中也有谈到。所以秦朝，天下之事皆决于丞相，又设太尉管理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为丞相副手。

趣味链接：秦之“三公九卿”

秦之三公：

（1）丞相，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

（2）太尉，最高军政长官，负责管理全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要有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军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手里；

（3）御史大夫，执掌大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负责监察百官，也是副丞相。

秦之九卿：

（1）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地位很高，属九卿之首；

（2）郎中令，掌管宫殿警卫；

（3）卫尉，掌管宫门警卫；

（4）太仆，掌管宫廷御马和国家马政；

（5）廷尉，掌管司法审判；

（6）典客，掌管外交和民族事务；

（7） 宗正，掌管皇族、宗室事务；

（8）治粟内史，掌管租税钱谷和财政收支；

（9）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用的山海池泽之税。

以后历代的“三公九卿”基本上也是以此为根基的。

无论从讲述古代帝王的书籍还是从今天关于帝王传奇人生经历的电视剧中，读者和观众都可以找到“三宫”的字眼，可以说，“三宫”这个字眼从它被创造出来之时，便与帝王将相、王公贵族结下了不解之缘。读者也许会问，这个出现频率特高的字眼究竟是指什么呢？

尽管从关于秦朝的很多史料记载之中，我们可以找到“三宫”的字眼，但是“三宫”这个词并非秦朝的文学家或者历史学家所创造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真要追根溯源的话，那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有了关于“三宫”的记载，不过当时的意思并非如汉代以后所指的皇帝本人所拥有的“三宫”，而是专指诸侯夫人所住的宫殿，代指诸侯夫人。《礼记》言：“王后六宫，诸侯夫人三宫也。”唐代著名的注疏名士杨士勋疏曰：“礼，王后六宫，诸侯夫人三宫也；故知三宫是三夫人宫也。”在《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年》中也说：“甸粟而纳之三宫。”范宁注曰：“三宫，三夫人也。”这些都证明了“三宫”开始是指诸侯夫人的宫，六宫则是指王后的宫。不过，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天下大一统，封建集权制的建立，分权割据的时代成为过去，诸侯们消失了，于是自然就不会存在诸侯夫人，更别谈诸侯夫人的宫了。但是“三宫”仍然属于特权阶级的专用词。由于天子身为九五之尊，而皇帝的后妃极多，太皇太后、太后、皇后占据了后宫的重要地位，为了区分尊贵，与那些嫔妃们区分开来，三宫就变为皇帝、太后、皇后的合称。班固的《汉书·王嘉传》就有记载：“自贡献庙祖三宫，犹不至此。”颜师古注曰：“三宫，天子、太后、皇后也。”不过有时又把“三宫”看成是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的合称，唐代唐穆宗时期就是如此。

清·焦秉贞《仕女图》

趣味链接：六院

六宫也称为“六院”，或者“六苑”，本来是指王后所住的寝宫，代指王后，但到了唐代以后，统称为后妃所居宫院（苑），代指后妃。唐朝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形容杨贵妃美貌的诗句就提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六宫”，以及李贺的《贝宫夫人》中的“六宫不语一生闲,高悬银榜照青山”的“六宫”，皆指后妃。不过到了明代以后根据故宫的建筑，泛称后妃为“三宫六院”。因为故宫内以乾清门为界，南为外朝，北为内廷，即皇帝和他的后妃们起居生活的地方。三宫即中路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又称“后三宫”。六院分别指东路六宫：斋宫、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景阳宫和永和宫；西路六宫：储秀宫、翊坤宫、永寿宫、长春宫、咸福宫和重华宫。因各宫均为庭院格局建筑，故称为“六院”。“三宫六院”的说法就是由此得来的。

中国人向来注重名分，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很多事情上都要编造一个合理的、被众人信服的理由。封建王朝时期，无论是继承还是篡位，取得天下者，为了避免别人再夺取自己的天下，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借口，表示自己当皇帝是上天的意思，所以封禅的典礼就产生了。

何谓封禅呢？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封”就是祭天，“禅”就是祭地，合起来就是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时祭祀天地。“封禅”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管子·封禅篇》中。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引用该词时，对其意思进行了扩展延伸。唐代张守节对《史记》进行钻研，得出封禅的目的是：对天“筑圆坛以报天之功”，对地“筑方坛以报地之功”。

由于封禅是皇家的一项重大事件，对封禅的地点也要精挑细选。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君王一向是登上泰山筑坛祭天，在泰山下的小丘除地祭地。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泰山封禅，是由于在战国时期，齐鲁之地的一些儒家子弟认为，五岳中泰山为最高，离天最近，那么人间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应当到这座最高的山上祭拜上天。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到泰山举行过封禅大典。《五经通义》就记叙道：“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意思是说改姓称王者，为了使天下太平，必须到泰山祭天，到梁父山拜地，那么上天就会把统治人世的皇权交给他，让他治理天下苍生，或者是向上天通报天下太平，报答天神的功劳。

封禅的仪式是怎样的呢？《白虎通》中有详细的记载：“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意思是说将封禅所用的文书以“金泥银绳”或“石泥金绳”封之，埋于地下。不过，每个朝代皇帝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比如汉武帝封禅，他先到梁父山礼祠“地主”神举行封祀礼，就是在山下东方建高九尺的封坛，下面埋藏玉牒书；行封祀礼之后，再登泰山行登封礼；第二天从岱阴山那边下山，实施祭后土的礼仪，最后封禅泰山东北麓的肃然山。封禅结束后，还在明堂接受群臣的朝贺。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不承认泰山封禅的称号，取消了封禅活动，把封禅改为了祭祀。清朝也延续了明朝的做法。

趣味链接：古代帝王著名的封禅活动

秦始皇封禅泰山，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国家；

汉武帝封禅泰山，具有雄才大略，扫除边患；

唐玄宗封禅泰山，开元盛世，国力昌盛，且一改封禅诰文秘而不传的规则；

宋真宗封禅泰山，导演了一幕“天书从天而降”的闹剧。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对中国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印象深刻，因为这部小说深刻地鞭挞了清朝后期的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思想毒害，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科举制度真有小说之中所描述得那般差劲吗？这还得从科举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说起。

纵观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其毒害和禁锢读书人思想的弊端固然是被后人所深恶痛绝的，也是它为后人所不齿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我们不能否认，隋炀帝创立科举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他当时创立这项制度是以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中央的稳固为基点的。因为自魏晋以来，官员大多是世袭，中央或地方任用高官都从全国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而这些权贵子弟无论有没有才能，都可以做官。相反，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拥有官职。很多有先见之明的官员看到这种状况，于是向隋炀帝报告，为了扫除这种弊端，隋炀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取人才。他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于是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由于它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作“科举”。

到了唐朝时期，科举制的发展已经可以堪称完美，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都对科举制大力扶持。唐朝科举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每年分期举行，制科则是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宋朝时重文轻武，大力采用文官，于是提升进士的录取数量。但是到了明代科举考试开始变得死板起来，例如八股取士。到了清朝末期，科举制对读书人的戕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严重限制了读书人的思想。

无论如何，科举制度从产生到灭亡的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早已证明其并非真如《儒林外史》所描述的那般一无是处，相反，它对于特定环境下的封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巩固作用，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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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算一下，科举制度从诞生到取消，在中国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其间对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存在有利有弊，但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才制度，科举考试算是一种相对比较公平、公开及公正的制度。另外，科举制度对近代英国的文官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西方国家的职官制度都起到一种借鉴的作用，有人因此称科举制度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是不为过的。现今中国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科举制度的影子。

“内阁”在人们的心中似乎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产物，也是一项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才配拥有的制度。因此，一提起内阁，读者也许首先想到的是英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政府机构的“内阁”。其实，如果追溯内阁制度的根源，中国出现内阁制度的时间绝对不会迟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会比绝大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早。

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朝时期便已经有了内阁制度的雏形。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亲手除掉之前跟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丞相胡惟庸。并且废除了丞相的职位，皇帝自己直接管制六部，不让他人有机会染指他的皇位。他曾下诏：“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虽然朱元璋权力独占欲很强，但是他的精力有限，并且天下还未稳定，他也管不了那么多的国事，因此到了洪武十五年，他仿照宋代的制度，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机构，并由大学士担任职位。不过，他设置的这些部门及人员只是类似现在的秘书处，还不算是真正的内阁。

真正的“内阁”是由明成祖朱棣建立的。明成祖即位后，任命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员参与午门内的文渊阁的工作，始称为“内阁”。这些“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所以仍然只是起着皇帝的秘书咨询处的作用。永乐中期以后内阁逐渐发展到拥有掌管六部的权力，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到了明世宗嘉靖时期，内阁的权力已经发展到完全与以前的宰相一样，武英殿大学士严嵩为此专擅朝政二十余年。

清朝也设内阁和大学士，但是基本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朝廷的实权要么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要么由军机处占据。清朝的内阁只是个传达谕旨、公布文告的机构而已，到了清朝末期，内阁制就被历史的河流所湮没消失了。

趣味链接：内阁“三杨”

内阁“三杨”是指洪熙、宣德到正统时期担任内阁成员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同时他们是明代“台阁体”诗文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担任辅臣期间，功勋卓著、政治才能惊人，不但安定边防，还整顿吏治，使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至此明朝走向鼎盛发展的道路，并使原本只属于皇帝私人咨询机构的内阁成为拥有丞相权力的机构，因此他们被后人称为“贤臣”。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是非常发达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上班下班都有严格的考勤制度。与现代的公务员一样，他们的上下班时间也是晨聚昏散，不过与农业社会生活作息习惯相适应，其在具体时辰上又比现代一般机关之朝九晚五的通例要提前。就拿上早班来说，春秋时期就已形成上班时间在卯时（早晨五至七时）的习惯，当太阳升起时，就要开始上班了，即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那么早上班，当然就少不了考勤。古代官箴以“清、慎、勤”为基本原则，“勤”的首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在历代典章制度中，对此都有详细规定。《唐律疏议·职制五》有一条对官员无故缺勤的规定是：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倘若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同书《职制四》中还有一条点名考勤的法令和解释，大意是：内外官吏应点名检查实到人数，有时一天几次，频频点名，点名时未到的，每缺一次点名笞打二十小板。倘每次点名不到，完全不来上班，就计算天数，按无故不上班的罪名议处。可见，古时的考勤制度是严格到动刑的地步的。

趣味链接：清朝时期的考勤制度

清朝初年，官员考勤制度的发展可谓已经达到了顶峰，因为清初诸帝都很勤政，他们抓考勤颇严。乾隆时，翰林修撰在上书房为皇孙、皇曾孙授读，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由此失去了多次外放考差、收受贽敬的赚钱机会。彼时对下班也盯得很紧，特派太监管门，对京朝机关的散值情况逐日登记，官员若有部院应办事务或奉旨特派事件而应早散值，必须将早退的缘由告知管门太监，随时登记，以备查核（《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一四）。当然到了晚清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即如《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四回所谓“不过同点卯应名一般，一来就走”。这样松弛的管理，怪不得清朝会走向灭亡。

退休制度是一项无论在行政、事业单位还是普通的私营企业，都十分流行的制度，它不仅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而且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因此，这一制度创立伊始，便注定要受到上至统治阶级下至普通百姓的重视。尽管退休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名词，但是对于这项制度的来源，知道的人恐怕少之又少。

其实，早在中国古代时期便已出现了退休制度的雏形，只不过这一制度所适用的范围并不像今天这么广泛——它只适用于政府官员。古代的官吏离职不是叫退休，而是称为“致仕”，并且有一定的年龄标准。《礼记·曲礼上》就有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孔颖达疏曰：“七十曰老，在家则传家事召子孙，在官致所革职事于君，退还田里也。”大概的意思是说，人一旦到了70岁就算是老了，家务事以及在朝廷的官职应该让给年轻有为的人担当，这样才能使国家保持国力强盛、良好运转。

官员“七十而致仕”，从秦汉至唐代，都是约定俗成的。不管官职是大还是小，就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都不能避免，谁可以斗得过时间呢？以西汉丞相韦贤为例，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丞相致仕的。他在七十多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年老力衰，处理事情力不从心了，于是“以老乞骸骨”。皇帝看在他多年来为朝廷兢兢业业、劳苦功高的分儿上，便赏赐给他百斤黄金和宅第一处作为其告老还乡的报偿。

趣味链接：历史上“退休”的皇帝

自古以来，皇位继承实行嫡长子世袭制度，一般情况下，皇帝在世时都会指定接班人，就是立太子，当旧皇帝去世后，被立的太子就登基成为新的皇帝。既然大臣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告老还乡，那么皇帝也是可以退休的。

皇帝“退休”的例子如下：

556年，北齐武成帝高湛，让位北齐后主高纬；

577年，北齐后主高纬让位给儿子高恒；

626年，唐高祖李渊让位给唐太宗李世民；

1162年，宋高宗赵构让位给宋孝宗赵昚；

1189年，宋孝宗赵昚让位给宋光宗赵敦；

1796年，乾隆帝让位给儿子嘉庆。

慈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在史学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尽管她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为大清王朝的稳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她的恶行也是为后人所不齿的，因为在中国古代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她所实行的“垂帘听政”改变了这样一条男人掌权的潜规则，受到后人唾弃实属罪有应得。然而，如果追溯“垂帘听政”这一词语的历史根源，我们可以发现，慈禧太后并非是实行“垂帘听政”的第一人。

据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在《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一文记载，“垂帘听政”这一制度早在唐朝便已有之，在该文中，骆宾王称武则天是垂帘听政、篡夺王位、牝鸡司晨的人。由此可见，垂帘听政并非从慈禧开始。

既然在唐朝的史料中有关于武则天垂帘听政的记载，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垂帘听政是从武则天开始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我国唐朝之前，便已有了关于垂帘听政的记载。如战国时期的《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之中的赵太后就是垂帘听政的，她听从触龙的讽谏，把幼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求得齐军帮助，解了赵国之危。

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垂帘听政还只是一种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到了汉朝以及之后的朝代，垂帘听政便已成为一种时尚，几乎代代都有垂帘听政的人物出现。汉惠帝不理政事，吕后临朝。汉殇帝出生不过百日就继汉和帝为帝，皇后邓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南北朝时期，北魏冯太后也曾经临朝称制。唐朝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甚至废唐建周，自己做了皇帝。《旧唐书·高宗纪下》：“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宋代有多位皇太后曾临朝称制，如《宋史·礼志二十》：“乾兴元年，真宗即位，辅臣请与皇太后权同听政。礼院议：自四月内东门小殿垂帘，两府合班起居，以次奏事，非时召学士亦许至小殿。”又“徽宗即位，皇太后权同听政。三省、枢密院聚议……曾布曰：‘今上长君，岂可垂帘听政？请如嘉佑故事’”。

慈禧太后

趣味链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封建社会时期，有些皇帝年幼，难理朝政，只得由辅佐大臣代之，但小皇帝还须坐在龙椅之上，辅佐大臣站立一旁代理小皇帝处理朝政。将辅佐大臣代理小皇帝处理朝政叫听政。慈禧既不是辅佐大臣，（同治、光绪）皇帝又都不年幼，但她为了把持朝政，便在皇帝金殿龙椅后设一垂帘，她坐在里面，听皇帝处理朝政，皇帝就像一个木偶，慈禧就是木偶的操纵者。

当今国际社会，西方人道主义人士对世界各国对违法犯罪者施行体罚抗议连连，如果他们生活在中国的古代，见识过株连九族这一罪名的话，不知会作何感想。

株连九族，是中国古代刑罚族诛的一种，顾名思义，意指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族”根源于氏族社会，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通常称为“族”,故“株连九族”者,即意味着由一个人的死罪扩展为家族成员的共同死罪。这一制度是违背人性、情理的。不得不提的是，株连九族的制度最早起源于夏商时期。据《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警告他们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随后的封建帝王们都效仿起来，秦始皇时期的“族诛”的酷法,先是“夷三族”，后来汉代以后的帝王的刑罚变得越来越残酷,由三族、五族演变到九族，特别是明成祖杀方孝孺是株连最广的,诛其十族。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株连九族的“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这里的族人指直系亲属和配偶）。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一家、出嫁的姐妹及外甥一家、出嫁的女儿及外孙一家。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一家。妻族二：是指岳父一家、岳母的娘家。

上面的算起来，这九族还差一族，那不是不对了吗？其实不然，九族只是一个虚称。中国文化喜欢代指，这个“九”是最高之数。所以这九族是概括性地包含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所有宗支族系。另外，在古代九族之诛往往是施之于重大罪，一旦大狱炼成，只要是与犯罪人沾亲带故的，都将受到无辜株连，目的是斩草除根——完全除去复仇的实力和人脉。

趣味链接：“株连十族”的说法

明初第一大儒方孝孺，是辅佐朱元璋孙子建文帝的重臣，桃李满朝廷（其实是一大派系）。当燕王朱棣打下金陵，谋取其侄子的皇位的时候，为了收买人心，就任命方孝孺在朝廷当官任职。但是方孝孺对建文帝忠贞不二，一身傲骨，两次见新皇帝都是披麻戴孝、号啕痛哭，朱棣对此颇为忍耐。后来，当朱棣低声下气请他代拟诏书，逼他表态时，他只写了“燕贼篡位”四个大字。朱棣就恐吓他说：“难道你不怕死吗？”方孝孺大义凛然地回答：“要杀便杀，诏不可草。”朱棣又问：“难道不顾及你的九族吗？”方孝孺仍不为所动说：“不要说九族，诛十族也不怕。”这一下皇帝火了，在方孝孺九族之外，加上“门生”凑成十族，统统杀掉。这就是株连十族的典故，不过这也是民间的说法，至于是否真实，还有待考证。

“乌纱帽”无论是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长河中还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的人们而言，“乌纱帽”这三个简单的字眼所代表的含义恐怕连小学生都知道——权力的象征。但是，今天众人所称的“乌纱帽”的含义，与古代相同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追溯“乌纱帽”这一词语的发展历程。

乌纱帽最早出现在我国东晋时期，当时的纱帽，分白色和乌色两种。通常戴白纱帽的是那些皇亲国戚们，而乌纱帽大多数是官员和百姓使用，不过，这时的纱帽还真不带有权势的象征。到了刘宋王朝，乌纱帽被加以改进后，流行一时，好卖到一顶难求。《宋书·五行志一》记载：“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制乌纱帽，反抽帽裙，民间谓之‘司徒状’，京邑翕然相尚。”隋唐时，沿袭前朝的风俗习惯，天子百官士庶都戴纱帽。不过，根据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隋朝用乌纱帽上的玉饰多少显示官职大小：一品有九块，二品有八块，三品有七块，四品有六块，五品有五块，六品以下就不准装饰玉块了。

宋朝时，乌纱帽得到了改进。当时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为防止议事时朝臣交头接耳，就下诏书改变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翅，这样只要脑袋一动，软翅就忽悠忽悠颤动，皇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两翅的作用并不为装饰，而是镇仪。另外，乌纱帽檐上装饰不同的花纹，以区别官位的高低。

乌纱帽到了明朝才正式被定为官帽。明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于洪武三年作出规定：凡文武百官上朝和办公时，一律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同时，取得功名而未授官职的状元、进士，也可戴乌纱帽。从此，“乌纱帽”成为官员的一种特有标志。

清兵入关后，由于人们发型发生了改变，官员的乌纱帽被换成红缨帽，作为权力象征的乌纱帽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至今人们仍习惯性地将“乌纱帽”作为官员的标志，“丢掉乌纱帽”就意味着被削职为民了。

趣味链接：官帽的种类

官帽可以分为朝冠和吉服冠。朝冠是大臣上朝时戴的帽子，它的结构是：顶部分为三层，上层为尖形宝石，中间一层是球形宝珠，最下的一层是金属底座。吉服冠，是除上朝之外，官员办公穿着吉服时佩戴的官帽。吉服冠顶子与朝冠相比，简单很多。它顶子上有球形宝珠及金属底座两部分，底座通常是用金子做成的，但也看官员等级，地位极低的则用铜的，底座的造型也很别致，上面镂刻花纹。

戴乌纱帽的明朝官员

说起“明镜高悬”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有趣的传说说起。话说当年刘邦攻入秦都咸阳，进入咸阳宫，巡视秦王室存放珍宝的仓库，见其中金银珠宝不可胜数，但是最令刘邦惊异的是其中的一面镜子。《西京杂记》卷三中记载：“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面长方形的镜子，宽四尺，长五尺九寸，反正两面都能照人。如果用平常姿势走近它，照出的人影是倒立的人像。如果用手捂着心口走近它，就能照出人的五脏六腑，一部分一部分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有病的人捂着心口去照它，就会从中看到自身疾病所在的部位。如果女子的心术不正，被它一照就会发现她的胆特别大，心脏跳动也异于常人。秦始皇在世的时候，习惯猜疑他人，为了防止有人怀有异心不忠于他，经常让宫女们照这面镜子，发现谁的胆特别大，谁的心脏跳得特别，就杀掉谁。

正是因为此镜功能奇特，后来人们以“秦镜高悬”来比喻当官的人明察是非、断狱清明。唐代诗人刘长卿在《避地江东留别淮南使院诸公》一诗中写道：“何辞向物开秦镜，却使他人得楚弓。”后来，许多当官的人为了标榜自己的清正廉明，都在公堂上挂起“秦镜高悬”的匾额。由于人们对“秦镜”的典故不太熟悉，所以就将“秦镜”改为“明镜”，这样“秦镜高悬”便演变为“明镜高悬”了。后来，“明镜高悬”这四个字便被挂上了公堂，象征着官府的清正、廉洁。

趣味链接：“明镜高悬”的另一种解说

“明镜高悬”还可以写成“明鉴高悬”“高抬明镜”“明镜鉴形”等。唐·吴竞《贞观政要·求谏》：“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曰：‘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伏乞相公高抬明镜，昭雪前冤。”

尽管中国古代是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社会，但是毕竟皇帝精力有限，他不可能事必躬亲，于是便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的机构来协助其治理国家，这些机构便称为“官府”。但是，根据现有史料的记载，古代官府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衙门。这是为什么呢？

据史书记载，“衙门”是由“牙门”转化而来的。最初“牙门”一词中的“牙”是指猛兽的利牙，古代凶猛野兽经常在野外出没，张开大嘴，用尖尖长长的锋利的牙来捕获猎物。于是，野兽的“利牙”则被看成是威力的象征，人们就用它来比喻武力，类似于古罗马的斧头象征权力之意。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未定，战火不断，旌旗四起，想要打天下或者守江山者，一定要依靠武力支持。当时各个诸侯国的君主都十分器重他们的军事将领，将领们为表示自己孔武有力，往往将猛兽的爪、牙摆放在自己工作的地方。打仗要到处跑，带在身边很麻烦，有时候逃跑时便顾不上了，后来实在找不到真兽牙，就用木头刻画成大型兽牙置放在军营门外作为替代，后来觉得木刻的也很麻烦，于是就改用旗杆端饰有兽牙、边缘剪裁成齿形的牙旗。为此，营门也被形象地称作“牙门”。到了汉代末期，“牙门”正式成了军旅营门的别称，并逐渐被官府所采用。汉代《武瓦闻见记》中详细记载：“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稍讹变转而为‘衙’也。”唐朝以后，“衙门”一词被广泛使用。到了北宋，人们已经忘记了“衙门”出自于“牙门”。

衙门

趣味链接：“打牙祭”的来源

四川人的祭祀习俗中有一项是“打牙祭”，指的是吃肉。这个词在四川等地区使用十分广泛，关于它来源的说法有三种，但其中有两种说法与衙门的“牙”有些关联。三种说法如下：

一说旧时厨师供的祖师爷是易牙，每逢初一、十五，要用肉向易牙祈祷，称为“祷牙祭”，后来讹传为“打牙祭”。

二说旧时祭神、祭祖的第二天，衙门供职人员可以分吃祭肉，故称祭肉为“牙（衙）祭肉”。

三说“牙祭”本是古时军营中的一种制度。古时主将、主帅所居住的营帐前进，往往竖有以象牙作为装饰的大旗，称为“牙旗”。每逢农历的初二、十六，便要杀牲畜来祭牙旗，称为“牙祭”。而祭牙旗的牲畜肉（又称为牙祭肉），不可白白扔掉，往往是将士们分而食之，称为“吃牙祭肉”。

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黎民和百姓是同义词，指的是普通的平民，这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黎民”就是“百姓”。两者所代表的含义果真相同吗？

要弄清这两个词语所代表的真实含义，还得追溯它们的根源。其实，早在远古炎黄时期，便已出现了关于这两个词语的记载，并且它们还与一些神话故事息息相关。传说上古时期，在众多部落中，西北方的黄帝轩辕氏、中部的姜姓炎帝和东方的夷族太皞这三个部落的势力最为强大，炎、黄两部落在与南方的蚩尤争夺中原地区霸主地位时打败了蚩尤，接着该地的其余部落都臣服于炎、黄部落。后来又经过一番恶战，东方的太皞也归顺了炎、黄部落，这三个大族就合为一体，号称有一百个部落，而属于这一百个氏族部落的人统称为百姓，后世也称百官或者百工。

尽管百姓部落占统治地位，但有些部族不愿意听从其号令，并且经常与他们针锋相对，发生冲突，例如黎族和苗族。这些部族的人民也有个称呼，即黎民。从这上面看，“百姓”和“黎民”二者之间的称号不同是由于含有不同的部族意识，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分化。由于炎、黄部落势力强大，苗族和黎族的人打不过他们，就被炎、黄部落的人用刑罚强迫耕种来供养百姓部落的人。这样百姓与黎民就出现了身份上的区别，如奴隶主与奴隶的区别，这昭示着原始社会已经远去，奴隶社会到来了。

历史发展至今，百姓跟黎民在词意上已差别不大，这说明了中国社会正在进步，无论是百姓还是黎民都为中国的未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知识链接：“黎城”和“黎族”与“黎民百姓”的联系

如今黎字打头的，全国也仅有黎城和黎族。对于黎族究竟与“黎民百姓”这个词之间有没有联系，没有史料上的记载。但是黎城和黎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却是史学家们所一致认定的事实。只是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种联系，史学界还存有不同的观点。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家们必将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答。

监狱的创设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它不仅有效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稳定了社会发展秩序，而且巩固了国家，促进了社会发展。因此，历代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之一，便是在全国各地广设监狱。对于监狱的这些功能，也许大家并不陌生，但是，监狱是怎样产生的呢？

关于监狱的来源，史料上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种是，古奴隶社会时期，私有制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生产力低下，人们的生活艰难，就有一些人抢劫、偷盗、杀人，并且是屡教不改。为了保证奴隶主的财产安全不受侵害，那些犯罪的人就被关进一间屋子里，这样监狱就产生了。还有一种是，在原始社会时期，氏族部落经常发生征战，这样就出现了战俘。为了防止战俘逃跑，就把他们关在屋子里，并派人看守，这就是早期的监狱的原型。

随着历史的发展，进入了封建社会以后，这种关押人犯的地方就被称为“囹圄”，也就是后世所称的“监狱”。除中央司法机关设立的监狱外,作为衙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各级衙门,尤其是州（包括府、郡）县衙门也都设有这样的“囹圄”。到了汉朝时期，经过一番改进和变化，监狱便取代了沿袭时间长达几百年之久的“囹圄”之称谓。汉代的监狱名目、种类繁多。据《汉书·刑法志》等记载,汉代全国共有二千余所监狱,仅京城长安就有监狱二十几种:有专门关押高级官员和皇室成员的若卢狱、左右都司空狱、居室狱等;有关押女性囚犯的掖庭狱；以及囚禁官署吏卒的上林狱、都船狱、内官狱等。此外,京城有京兆狱,长安县有长安狱,都属于京城的地方监狱。汉代著名的酷吏尹赏任长安县令时,曾在监狱里修造了名为“虎穴”的地牢,挖地数丈深,四面砌墙,用大石板盖在出口。他曾命长安县里的乡吏及邻里检举地方的恶霸无赖,然后将这些人统统抓起来,以百人为一批,依次关进虎穴中,用大石板盖住。几日后再打开,只见里面的人都死在一起,先后死了数百人。

趣味链接：监狱与班房的意思一样吗

所有类型的监狱名目中,后人最熟悉的,大概就是“班房”了。直到现在,人们还把“坐班房”作为进监狱的代称。其实,班房并不是监狱,它是衙门中三班衙役办事的地方。最初为了防止延误审判,州县衙门常将一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轻罪犯人以及干连佐证等投进班房候审,并派差役看管,以便随传随到。一旦被关进班房,落在衙役手里,便成了衙役们凌虐、敲诈的对象。沿用衙役们的话说,到了他们手里,就得揭他一层皮。

五千多年以来，由于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中国各项制度和文化都发展得臻于完善，在所有的文化制度之中，发展最为完善的，当属刑罚；而在刑罚的各种制度之中，发展最为完善、技术最为精湛的，当属行刑时间的规定。

据史料记载，古代刑法中处决犯人时，不但在季节上有要求，并且还具体到一天当中的某一时刻。季节上是统一到秋季，即秋后问斩。“秋后问斩”顾名思义，是指在秋季处斩犯人。而处斩犯人的具体时间，则选在了秋季某一天的“午时三刻”，为什么要选中这一时刻呢？因为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一年之中，秋季是阳气下降、阴气上升的时期，是属于死亡的季节；同样，一日之中，午时三刻以后，阳气下降、阴气上升，因此是死亡的时辰。聪明的古人在处决犯人时，不但考虑到社会因素，还顺应自然规律。看来古代的刑罚还真是设想周到，无论是秋后问斩，还是午时三刻，时间上的选择，都大为减轻犯人离世的痛苦。因此，秋季的选取，午时三刻的敲定，是中国古代的人们在刑罚上遵循自然规律、富有一定人道主义色彩的又一有力证据。

趣味链接：“午时三刻”具体指的是哪个时间段

“午时三刻”是在百刻制使用期间内制定出来的。如果令一个时辰等于八刻的话，这一天就多出四刻。为此，有人提出在十二时辰中，子、卯、午、酉各九刻，其余的则为八刻；还有另一种提法则是，子、午各十刻，其余则八刻等。两种说法结合起来分析的话，都是中午以前和中午以后的半天将各分到二刻。这样一来，午时三刻加上前半天分到的二刻，就相当于午时五刻，也就是相当于全部午时（11:00～13:00）的一半，这个时间正好是中午十二点。

翻开任何一部记载关于中国古代战争的书籍，都可以见到“三军”这个字眼的身影。站在今天的角度来透视这个在古代两军对垒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一般人都会认为“三军”主要指海、陆、空这三支部队。然而，只要稍微仔细思考一番，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在几千年前的古代，正规海军的出现尚存有很大的困难，更不用说空军了。那么，古代的“三军”到底是指哪三军呢？

古代犯人行刑图

在中国古代的军队中，最大的编制单位就是军，它在历代的人数规定是不一样的。汉代军队实行5人一伍，二伍为火，五火为队，二队为官，二官为曲，二曲为部，二部为校，二校为裨，二裨为军的编制，而三军则是整个军队的统称了。春秋时，大国通常都设三军，如《论语·子罕》就写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在各国称谓有所区别，如晋国称中军、上军、下军；楚国称中军、左军、右军；齐国、鲁国和吴国都称上、中、下三军。魏国称前军、中军、后军，三军各设将、佐等军衔，而中军将则是三军统帅。随着时代演进，上、下、中军渐渐被前军、中军、后军所代替。到了唐、宋代以后，这样的编制已成为军队的固定建制。这时三军的主要标志是各种部队担任不同的作战任务。前军是先锋部队；中军是主将统率的部队，也是主力；后军主要担任掩护和警戒任务。今天，前军、中军、后军编制已完全消亡，而被现代的陆、海、空三军所替代。

知识链接：中国古代三军的分工

在前、中、后三军之中，前军一般是先锋营负责开路（架桥、修路）、侦察、应付小规模的战斗，带部分军需物资；中军就是统帅所处的大军，有当时作战的大部分作战兵种（骑兵、步兵）；后军主要负责全军的军用物资，包括工匠和大量的民工。

在一些大型历史剧之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捕快的身影。捕快这个身份，从明朝创立之时起似乎便与惩恶扬善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捕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据史料记载，捕快平日身着便装，腰挂表明身份的腰牌，怀揣铁尺、绳索。领班称“捕头”“班头”。老百姓称捕快为“捕爷”“牌头”“头翁”“牌翁”等。在明清法律条文中，称捕快为“应捕”或“应捕人”，即“本有逮捕罪人之责的人”。有的大州县，捕快往往配备马匹执行公务，故又称为“马快”。而徒步者，则称为“步快”“健步”或“楚足”。各州县在编的“经制正役”的捕快，因州县大小而决定其人数。捕快所承担的侦破任务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叫“比限”，一般5天为一比，重大的命案3天为一比。过一个“比限”，无法破案的，捕快便要受到责打。

古代的捕头

捕快在古代属于“贱业”，并严格规定他们的后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免有辱斯文。即便他们脱离捕快行业，其子孙也必须在三代以后方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捕快是没有工资的，每年的伙食补贴即“工食银”不过十两银左右，养家糊口自是艰难，于是敲诈勒索便成为一种风气，他们时常设置各种名目收取好处费，甚至与州县官吏同流合污，或制造冤假错案，或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任意拘捕。如时期的老北京警察局的侦缉队，亦属于捕快性质。他们一律穿着灰大褂，与警察所不同的是“只有侦缉队的成员有时不扣扣子，有时只扣几个扣子，走起路来身子向前倾……侦缉队的下层队员，一年四季都把头剃得又光又亮，即便是冬季，也不戴帽子。腰上总挂着一块‘汗巾’，从大褂外面看起来，鼓鼓囊囊的，好像是揣着‘二把盒子’”。他们的职责理应是对付贼匪，实际上却以欺压老百姓为能事，令人切齿。

知识链接：捕快称谓的由来

捕快原来分为捕役和快手，到了明清时期，则称之为捕快。他们负责缉捕罪犯，传唤被告和证人，调查罪证。“捕役，捕拿盗匪之官役也”；而“快手，动手擒贼之官役也”，因二者性质相近，故合称为“捕快”。

宋代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它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制度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是其他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在所有的文化制度之中，对后世产生影响最大的，当属其所创立的提刑官。那么，提刑官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官呢？

根据史料的记载，提刑官的全名是提点刑狱司（简称提刑司）长官，又叫提点刑狱公事，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官职名称，类似于今天法医的概念。提点刑狱公事最早是在北宋太宗朝开始设立的，到真宗朝逐渐制度化，设置了提刑司的衙门。提刑司的长官就是提点刑狱公事。由于提刑司多设在占据交通要道的州府，提刑官则每年定期到所辖的州县巡查。

提刑官的职能，除了监察地方官吏之外，主要是督察、审核所辖州县官府审理、上报的案件，并负责审问州县官府的囚犯，对于地方官判案拖延时日、不能如期捕获盗犯的渎职行为进行弹劾。宋代杖刑以下的犯罪，知县可判决；徒刑以上的犯罪，由知州判决，而提刑官主要负监督之责；州县的死刑犯一般要经过提刑官的核准，提刑司成为地方诉讼案件的最高审理机构。提刑官还负责审理疑难案件，平反冤狱，以及接受民众的上诉。

趣味链接：著名提刑官宋慈的事迹

宋朝著名的提刑官宋慈被派遣到广东担任提刑官时，下属的官吏大都不按典章办事，并且办案拖延，效率低下，徇私枉法。例如，有些嫌疑犯被囚禁数年不能得到审理。于是宋慈上任以后就要求他们对案件要限期加以审理。在短短八个月内，在他所辖的州县里，就裁决了二百多名死刑犯。他到下面巡查时，雪冤禁暴，他断案重视获取物证和案情的推理，案情“疑信未决，必反复深思”，以“检验”（获取物证）乃“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栝”。因此，当时的人们都称他为清正廉明的好官。

尊老爱幼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孟子·梁惠王上》记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意是说尊敬自家的长辈，推广开去也尊敬人家的长辈；爱抚自家的儿女，推广开去也爱抚人家的儿女。在中国古代，尊老特别能体现在为由于战争以及其他意外造成的鳏寡老人而建立的养老院。读者也许会问，养老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其实，我国早在奴隶社会时期便已经有了养老制度的雏形。据《礼记·王制》记载：“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这里提到的“序”与“学”，指的就是最初的养老机构，其中还兼有教育下一代的职能。到了唐代，正式的养老制度才真正建立起来，如长安的悲田院，就是用来专门收养贫穷、没有依靠的老年乞丐，由佛教寺院负责具体管理。到了北宋初期，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有东福田院和西福田院，专门收养孤独有病的老年乞丐。到宋英宗年间又增设南福田院和北福田院。养老的福田院脱离了佛教寺院的管理，改由政府管理，皇室供给银两。元朝于1271年下令，各路（相当于现在的地州市）要设立济众院，收养孤独、残疾不能自养的老人，供给一定的粮食和柴薪，当众发放，不得贪占。明代初期，诏令各府县设立养老院。到1480年，仅京城历年赡养的老人就有7490多人。

清代康熙年间先在北京设立普济堂，后要求其他地方政府效仿。乾隆年间的养老待遇，以山东的淄州普济堂为例，有公田200亩，年收租100余石。普济堂内老人每月每人供给粮食6斗，盐、柴钱百文。如遇歉收年，老人们只能以稀粥度日，其他费用全免。

知识链接：中国古代的“养老标准”

关于养老的标准，《吕氏春秋》中有详细的记载：“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彩，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后用之，可谓赡养矣。”

食官，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就是掌管饮食的官。《周礼·天官·序官》云：膳夫上士二人。汉代郑玄注曰：“膳夫，食官之长也。”然而，食官的职责仅仅限于掌管饮食吗？

其实，我国古代“食官”的事务范围除了掌管饮食之外，还组织宫廷内各种与饮宴有关的活动。在历代王朝的文武百官中,尽管其文不足以治国、武不足以安邦，但食官的地位也是相当重要的，《周礼》就将食官统归“天官”之列。需要说明的是，周王朝的天官包括宰官、食官、衣官和内侍几种，而食官在天官中的位置仅次于宰官，其中宰官为主政之官。可见食官的地位是不可小觑的。汉代以后的“大官”或“太官”的名称就是来源于天官。

古代宫廷食官，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但见于明确记载的食官是在周王朝时期。根据《周礼》的叙述,周代的食官包括膳夫、庖人、烹人、酒正、浆人、醢人等二十余种。各种食官又有属下多人,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总人数多达两千多人。

知识链接：今人对“君子远庖厨”的误解

古有“君子远庖厨”一语，不少人理解为是君子就别进厨房，好像杀牛宰羊就一定是小人似的，这是误解。其实是来自孟子与齐宣王的谈话，谈到的是君子的仁慈之心，说君子对于飞禽走兽，往往是看到它们活着，就不忍心见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临死时的悲鸣声，就不忍心再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总是把厨房盖在较远的地方。为了吃肉觉得香甜，不要去看宰杀禽兽的场面，也不要听禽兽的惨叫声，所以就有了“君子远庖厨”的经验之谈。

“册封”与“封册”这组由两个完全相同的字调换顺序所组成的词语，从表面上看来，读者会产生一种错觉：两者只不过是同一个意思的不同说法。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语，其意思也大相径庭。

“册封”与“封册”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是一种仪式，后者则是仪式的凭证。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帝王祭告天地拜宗庙，选立后妃和任命诸王大臣，或向异姓王、宗族、嫔妃授予爵位及名号时，都要举行一套相应的典礼仪式。这个仪式被称为“册封”，也可谓之“册命”。封册则是在举行册封典礼仪式时，所发给的作为赐赠名号、爵位等的文书凭证的册子，亦称“册书”。事实上，在举行册封大典的时候，除了册书外，还有印玺。但是就算是册书，由于册封对象不同，所用封册的质地也不同。比如在清代封亲王、亲王世子和他们的福晋的册用金质；而封郡王、郡王福晋的册用银质饰金。亲王、郡王等男性还会授予印玺，而封妃嫔则只有册。

总的来说，无论是“册封”还是“封册”，它们构成了古代的册封制度。册封制度最早是殷商时期产生的。在殷墟考古中，出土的甲骨卜辞上，就有“爯再册”的记载。《说文解字》解释：爯，又释为偶，是“称”的本字。“再，并举也。”“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从那时起，册封制度沿续至西周时期，又成为宫廷礼仪制度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

汉初封三大将：韩信、彭越、英布

趣味链接：清朝册封皇后的形式

清朝册封皇后，有三种形式：

一是皇帝到年龄选立皇后，举行大婚，迎娶皇后入宫，册封为皇后。

第二种是由皇贵妃、贵妃、妃、嫔晋升为皇后。

第三种是追封皇后。

由于地位的不同，妃嫔的册封是不举行大典的，而皇后的册封大典则非常隆重。她们被册封相同的地方是皇帝颁发给她们金册、金印（封嫔有册无印）。不过，在册封妃嫔时，越级加封的情况也有，但也有因失宠降级被打入冷宫的。因此，在后宫的妃嫔们为了提高自己在皇宫的地位而在皇帝面前相互争宠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对于汉代“苏武牧羊”的故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苏武作为汉武帝派往西域的使者而被匈奴扣押了19年，这期间他受尽了苦难，最终手持使节回到汉朝。由此可知，汉代的使节与当今作为外交官意义的使节，两者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古代的使节是指什么呢？

据史料记载，古代的“使节”是一种官职的凭证。春秋战国时期，卿大夫聘于诸侯时，国君要授其任职凭证，这种凭证就叫“使节”，又叫“符信”；秦汉两代，使臣受命出使他国时，国君也要给予他出使凭证，这种凭证也叫“使节”“符节”。做任职凭证的“使节”大多用铜铸成，并根据任职地区的不同，分别铸成不同的动物图像。在山区任职的，授其“虎节”；在平原地区任职的授其“人节”；在湖泽地区任职的授其“龙节”。做出使凭证的“使节”一般都用竹子为柄，上面缀些牦牛尾等装饰品，故又称“庭节”。与苏武一样，张骞出使西域时，持的就是这种“使节”。

宋代以后，由于使节是使者的随身之物，人们就习惯用使节来代表使者。于是，使节的称呼就一直沿用至今。

知识链接：史料中有关使节一词的记载

在中国古代的史料中，最早有关“使节”一词记载的是《周礼·地官·掌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以英荡辅之。”英荡：指带画的盛器。之后，唐朝伟大的诗人杜甫也在他的《严中丞枉驾见过》诗中提到了使节：“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宋王安石也在他的 《张工部庙》诗中提道：“使节纷纷下禁中，几人曾到此城东？”清汪懋麟《和孙屺瞻侍郎见怀原韵》诗：“吏民喧使节，湖海正秋天。”

在现代汉语中，“十恶不赦”是形容一个人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意思。但该成语中的“十恶”并非实指，而是泛指重大的罪行。然而，在我国古代，该成语中的“十恶”却是实有所指的。

古代的“十恶”指的是律法规定的十条大罪，它是在西汉的“大逆不道不敬”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齐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等奏上《齐律》十二篇，“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而到了隋开皇初年，随着佛教的兴盛，封建统治者遂将佛教之中的“十恶”之名引入律法，以之代替了《齐律》中的“重罪十条”，“十恶”之罪名遂正式出现。如《隋书·刑法志》卷二十五卷即载：“开皇元年……更定新律（指《开皇律》）……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十恶”之罪的具体内容，《唐律疏议》中有详细的规定。由于“十恶”之罪直接危害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核心——君权、父权、神权和夫权，所以自隋代在《开皇律》中首次确立“十恶”之罪以后，历代封建法典皆将之作为不赦之重罪，因此，民间遂有“十恶不赦”之说。

另外，“十”在语境中表示最多、全了、满了。十恶不赦，那就是恶贯满盈了。“十恶不赦”，常用来形容罪大恶极、不可宽恕的人。古人往往给敌人列上十大罪名，以便出师有名。

趣味链接：佛教用语中的“十恶”

佛教用语中的“十恶”指十种当招致地狱、饿鬼和畜生这“三恶道”苦报的恶业，故又称“十恶业道”。至于“十恶”的具体内容，《佛说未曾有经》中说：“起罪之由，为身、口、意。身业不善：杀、盗、邪淫；口业不善：妄言、两舌、恶口、绮语；意业不善：忌妒、嗔恚、憍慢邪见。是为十恶，受恶罪报。今当一心忏悔。”行“十恶”而程度严重的，据说要受大苦报。

中国封建时期的授官方式有很多种，并且历代都不相同。每个朝代的授官方式都有其特色。秦始皇时期，官吏由皇帝任免,凡能辟地、胜乱和力农者,可以仕进为官。除皇帝择能任官外，官吏之间也可以荐举，但要负连带责任，《史记·范雎列传》中说：“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汉代任官主要采取察举和征辟两途。察举是选拔“孝悌力田”“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官吏，还有一种方式是举“孝廉”。征辟也和秦代的荐举差不多。另外，汉武帝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实行卖官鬻爵，又为大商、富贾“选为官”开辟了途径。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其制始于魏文帝时吏部尚书陈群所立九品官人之法，就是在州设大中正，郡设中正，由他们按门第将本地人物评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定其高下，报朝廷录用。凡出身上品的，可以任高官，因此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吏部虽掌铨叙，却完全根据中正官评定的品第决定。隋唐以后，主要是实行科举取士。

古代授官

到了清朝，仍以科举为选任官吏的“正途”。正科之外，有时增加特科，如“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凡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叫“特简”，由大臣互推任用的叫“会推”。功臣或殉难官员的子弟可以袭荫得官，贤能廉洁之士也可经荐举入仕。同时，清朝还实行捐官制度。捐官制度是为了补充一项临时财政收入，但是使封建官僚机构恶性膨胀，成为招致清朝吏治败坏的一大弊政。

知识链接：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始于汉代末年，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乡举里选”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三国时的曹魏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就是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吏部依据中正的报告，按品级授官。

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冤假错案经常发生，人们为了申冤昭雪，就采取了种种能够引起统治者重视的方式，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古代几种最为典型的喊冤方式。

第一种喊冤的方式是“登闻鼓”制度。这是吏民击鼓喊冤的一种方式，在衙门（汉代称牙门）的左侧置一大鼓，有冤者（往往是蒙冤被押犯的家属）可以击鼓喊冤，由官员加以记载上奏，这种制度源于汉朝。第二种方式是拦驾喊冤。一般是喊冤者手举状纸，跪在皇帝、大臣或者官员车驾、轿子经过的路上，拦驾喊冤，希望能够除恶扶善、平反昭雪。但是，由于官吏贪赃枉法者居多，因此，大多数官吏不问冤情虚实，一律先按“冲突仪仗罪”责打数十大板，对于不实者更是加重处罚。第三种方式是临刑喊冤。一般是指被执行死刑的人在临刑时喊冤，以求监斩官明查申冤。但这种喊冤，在君主专制社会大多不被监斩官理会。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三种喊冤方式之外，百姓叫冤的方式还有很多，只不过除以上三种之外的喊冤方式都只是个别的适用，并没有在民间普及开来，所以没有在后世广为流传。

趣味链接：击鼓鸣冤之制由来

相传，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登上皇位不久，他有个侄子倚仗皇势在街上欺负民女苏小娥。有个身材魁梧的汉子，见到一大堆人欺负一个弱女子，看不过去，便路见不平，把皇侄的木棍打落在地。皇侄大发雷霆，遂令随从动武。在打斗的过程中，一随从持剑本想刺杀大汉，由于大汉机敏避开，却刺到皇侄身上，皇侄当场毙命。皇侄的家人知道后便把大汉告到官府，大汉被定处死刑。脱险的苏小娥得知后，决定到衙门申冤昭雪，但衙门戒备森严，怎么办呢？ 于是她想了个办法。小娥和妹妹持一小鼓、一小锣到衙门前猛击，并连声高喊“冤枉”。后来这件事情京城的人都知道了，就传到了刘邦的耳里，于是他下令亲自审理案件，弄清事情的真相后，案件得到了公正的判决，大汉终于洗刷了冤屈，无罪释放。

苏小娥击鼓鸣冤这一举动给刘邦一个启示，为方便百姓告状，他特下圣旨，命各级官署大门必须各置一鼓一钟，并规定钟鼓一响，官必上堂，借以显示便民、德政。就这样，击鼓鸣冤之制，一直流传了两千余年，直至清末。

感动天地的窦娥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