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是个什么写句子一年级(大树是个什么写句子)

【追光文学巨匠·纪念季羡林诞辰110周年】

作者：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

生于1911年的季羡林，活了将近一百岁。他从年轻时开始发表散文；晚年更是笔耕不辍，成为少有的丰收季。用“四季常青”概括他的散文创作与思考，可以说并不为过。读他的散文时，我的眼前常晃动着四季常青的古老松柏，那就是季羡林给我留下的清晰形象。

季羡林资料图片

1.小情与大爱

世上往往离不开一个“情”字。散文尤其重情，无情之文难以让人驻足，更不要说引起心灵共鸣和产生知音之感。季羡林认为，不只是抒情散文，就是一般的说理散文也不能无情。散文理论家林非曾将“真情”说成是散文“生命线”。其实，贯穿于季羡林散文始终的是真情，这是理解其散文和人生的关键与枢纽。

小抒情与私情书写成为季羡林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包括母子情深、夫妻之爱、朋友之情、宠物之好、娱乐之欢，从中可见作者起于自身、来源于生活的点滴感触。在此，情特别是真情如血脉一样流动，在可知可感中显示生命力的跳跃。《赋得永久的悔》是季羡林散文的代表作，其中充满撕心裂肺的思母情愫，就是因为自己从六岁出去读书之后，只回了三次家，这还包括为母亲奔丧。直到后来，作者才理解多年母亲倚门望眼、翘首以盼爱子归来的心情。另外，季羡林写了不少回忆文，特别是关于旧人和老友的文章，其中最难得的是一个“情”字，它们像陈年老酒经过岁月酝酿变得醇厚美妙，滋润读者心怀。小爱与私爱特别是深情，使季羡林散文很接地气，也是真实的自我流露与表达。

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悔》一九九六年版资料图片

博大的爱是季羡林散文的另一境界与品质。如只写一己私我小情，哪怕写得再真实感人，也难达到洗礼作用，更不要说让人的心灵和精神进入神圣境地。季羡林散文能从自我情感进入大爱，一下子让作品升华了。《三个小女孩》写的分别是两岁、五六岁和十二岁的陌生小女孩对“我”的依恋，作者将这称为“平生一大乐事，一桩怪事”。草木山石、小动物常能进入季羡林笔下，幻化成一缕缕博爱的丝线，于是垂钓起读者的悲悯之情。《》写的是一只小猫，从中可见作者内心的柔软与仁慈。由此，作者在文中表示：“我一向主张，对小孩子和小动物这些弱者，动手打就是犯罪。”其实，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对弱者富有同情与爱，所以小孩子与小猫不设防，愿与作者“我”亲近，是两颗童心将老少两代、人与动物连在一起。

晚年的季羡林很喜欢猫，他在多篇散文里表达了爱猫之情。资料图片

爱国精神是另一种爱的提升，所以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季羡林写出这样的句子：“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当然，他又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而是有人类情怀，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喜雨》中这样写道：“请我们的天老爷把现在下着的春雨，分出一部分，带着全体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分到非洲去降，救活那里的人民、禽、兽，还有植物，使普天之下共此甘霖。”

小我私情仿佛是一棵大树的根脉，博大的爱则如来自高天的无私阳光，季羡林散文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于是有了天地情怀，也给散文注入勃勃的生机活力和高尚的精神品质境界。

2.平淡与神奇

在一般人看来，季羡林过于平淡无奇，不论是学术人生还是散文创作都是如此。于是，谈起季羡林，人们总会拿他平凡的外表说事儿，并称扬他被误以为是清洁工这件事儿。其实，人们过于强调季羡林的平凡，但容易忽略他的神奇。

确实，透过季羡林的文学人生可见其平淡儒雅的君子形象，这也是他与张中行的共同之处，也是当下最缺乏的精神气质。不论为人还是散文都可作如是观。这也正好符合散文的平淡自然的本性，是得道者的大道藏身。就如林语堂在《说本色之美》中所言：“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不过，林语堂接着又说：“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将这话用在季羡林散文也同样适用，特别是在“奇思妙想”上，季羡林散文别有风采。

《神奇的丝瓜》是写植物的，题目被冠以“神奇”，于是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普通的、平时不为人注意的丝瓜的奇妙。这不仅表现在丝瓜藤蔓与丝瓜的疯长速度，更在于它本身的调整功能，甚至充满不为人知的智慧。他写道：“我仿佛觉得这棵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还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这样的文章是有一双发现神奇的慧眼的。

《红》也是摆脱黑白式平淡的写法。整体文章的主线是写那个“有一张纯朴的脸”的卖绿豆的小贩；然而，小贩对于孩子时的“我”的微笑，让“我”心惊。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曾做过土匪，后来被捉住杀了头。作者写到，小贩被杀时“一道红的血光在我眼前一闪。我的眼花了。回看西天的晚霞正在天边上结成了一朵大大的红的花”。这样的故事与笔法，再加上对于“红色”的敏感，一下子将作品引入“红”的意境，给人一种神奇莫测之感。这是平淡中有神奇写法，足见季羡林散文及其思维方式的神妙。

《槐花》是一篇关于平凡与神奇的辩证关系的散文。作者说，他在北京特别是北京大学朗润园从未感到洋槐的特殊，但一个外国朋友却为其美丽和香气感染；同理，他在印度为耸入云天、红如朝阳的木棉树大红花惊诧，本国人却并不感到神奇。为此，季羡林总结道：“越是看惯了的东西，便越是习焉不察，美丑都难看出。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是容易解释的：一定要同客观存在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客观地去观察。”这几乎是一个关于平凡与神奇的哲学问题。

1999年，印度国家研究院授予季羡林名誉院士。资料图片

有人认为，季羡林是个好好先生，其散文及其对散文的看法也是平常温润的。甚至因此对季羡林散文不以为然。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够全面。季羡林在平淡质朴、温润自然中也是有风骨甚至是有刺的，其个性独见不输于人。

如在《漫谈散文》中，季羡林直言自己的散文观。他说：“我觉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散文最能得心应手，灵活圆通。”“中国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

作者还对散文给予最高评价，他说：“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他还说：“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我还以为，散文最忌平板。”“我甚至于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形式稍加改变，目的只想在复杂中见统一，在跌宕中见均衡，从而调动起读者的趣味，得到更深更高的美感享受。有这样有节奏有韵律的文字，再充之以真情实感，必能感人至深。”长期以来，在新文学的四大体裁中，人们普遍高估诗歌、小说、戏剧的成就，对散文多有贬低甚至不屑，季羡林的看法却正相反，不能不说他自有主见。

如此，就可以理解，季羡林散文在平淡自然中又有超越性，那就是对于神奇和变化的向往；反过来，奇思妙想也使得他的平淡均衡更加稳实内敛。这是一个动态、均衡、变动的发展过程。

3.理性与诗意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季羡林散文属于学者散文。但与一般意义上过于重视知识，特别是将知识进行罗列堆砌以及卖弄不同，他谦和、低调，甚至有点儿自我贬低。最重要的是，季羡林有一种将知识硬块冲淡的能力，从而使其散文闪烁着一种异样的美。诗意是其中最为突出的。

季羡林散文中多理性哲思，其中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理性的判断，也有思想的光芒，还有智慧的闪现，特别是对于国家、民族、时代、社会、人民、人生、哲学的思考，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担当。在《东方文化要重现辉煌》《搞传统文化，正是为了现代化》等文章中，季羡林直言东方文化复兴代表着人类未来发展方向。他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更是被不少人嘲笑诋毁。其实，季羡林的不少思考是辩证和超前的，如他说：“搞国学，搞传统文化，正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而没有传统文化，是无根之‘化’，是‘全盘西化’，在有数千年文化史的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这一看法也是有价值的。

不过，季羡林散文中始终有一股清泉，它清澈、纯净、浪漫、优雅地一直能流到你的心中。这是许多学者散文达不到的，也是应该学习借鉴的。许多文化散文特别是大文化散文被知识、概念、逻辑、理念堵了门窗和气孔，于是将文章越写越死。季羡林的《寸草心》《芝兰之室》《晨趣》《清塘荷韵》《梦萦水木清华》《两行写在泥土上的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梦萦红楼》《梦游21世纪》《佛山心影》《一朵红色石竹花》《星光的海洋》《海上世界》等，只看题目就能感受到其间的诗性与美妙，而其诗心、诗眼、诗意、诗趣，更让散文变得通透、明净、湿润、光洁。《二月兰》有着紫色的清纯和早春的气息，《听雨》则将自己融入诗的意境。作者写道：“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

季羡林喜欢用四言表达，这更增加了诗意节奏与美感，在典雅中自有一种潇洒。在《》中，作者写香港美景：“此地背山面海，临窗一望，海天混茫，水波不兴，青螺数点，帆影一片，风光异常美妙，园中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兼又有主人盛情款待，我心中此时乐也。”将四言与长句杂糅，长短句相得益彰，更衬托出诗意之美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诗意如点豆腐用的卤水，将季羡林的学者散文点醒和化开，变得通达舒畅和自然明快起来，也有了思想智慧和艺术灵光，获得对于散文真实的超越性理解。

总之，季羡林散文有生活、有知识、有视野、有深情、有个性、有思想、有灵感、有智慧，再加上有天地情怀、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自信，还有现代意识与世界眼光，这就决定了他不仅成为大家，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智者。于是，季羡林的散文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成为读者心中美好的花朵与果实。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27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李重蓉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人与猿猴的相感，是古代的一种文化传统。汉代造型艺术呈现过多种猿猴形象，或惹人莞尔或让人回味，更令人惊讶的是猴子这一汉文化中的寻常动物，竟也常见于北方草原文化、西南滇文化等中，被其他民族视作一种吉祥物。

在先秦秦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猴子有什么样的奇妙文化内涵？不同文化圈的猴文化有过哪些精彩的碰撞？产生过哪些令人难忘的艺术品，又留下了怎样烙印在岁月波影深处的动人图像记忆？

汉代以前的猴文化

猿猴是汉文化十二生肖动物中的一员，向来被视作灵敏聪慧的象征。这一文化意识最早见于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竹简《日书》甲种中，它是最早较系统地记载十二生肖的文献，提到过“环”（音猨，即猿）。先秦文献如《山海经》《尔雅》《楚辞》《埤雅》等也记载过猿猴。

当然猿猴与人类缘起更早，其艺术造型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

70年代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出土一批红陶动物，其中有一件陶猴，长6.5、宽2.4厘米。陶猴的两前肢捧一物举在胸前，两后肢分开、以类似箕踞的姿态坐在地上，呈现出早期艺术不拘于礼法的一派天然特色（图1）。

图1 湖北邓家湾遗址出土陶猴

商周玉器、青铜器上也出现过猴子图像。据文焕然先生介绍，甲骨文中记载过猴。

可知汉代以前的文献和造型艺术对猿猴已经多有关注。既然前期已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那么汉代的猿猴艺术又有哪些形式上的突破，其含义有哪些拓展呢？

猴形器物

汉代的猴形器物与战国时期的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题材脱胎于战国时期。比如战国的铜猴艺术对汉代艺术有直接影响。

战国艺术突破商周艺术的抽象化，变得具象，虽然流传至今的仍然是贵族才能消费的精致艺术品，可它们已经开始沾染人气，其题材、造型不再遥在云端拒人千里，而与日常生活多了牵连、变得亲近。铜猴艺术亦如是。

战国时期在北方草原地区流行一种骑马青铜饰。有部分学者认为骑马者是人，是西周至战国晚期草原骑士的形象；但邢义田等学者则考证骑马者是猴子。如一件鄂尔多斯搜集的战国青铜带钩，一件钩身浮雕一匹正在奔腾的战马，马背上一勒着缰绳的骑马者侧身正面迎向观者；钩尾狭长（图2）。有研究称之作“胡人骑马形青铜带钩”，但细究骑马者的面部特征，则发现更近似于猿猴的特征：头呈圆形，大眼突吻，所以称之为“猴骑马形青铜带钩”可能更为合适。

图2 鄂尔多斯猴骑马青铜带钩

猴骑马铜饰件流传久远，除了影响汉代，还一直延续到清代。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件南北朝猴骑马铜饰件，通高4.9、长4.7厘米（图3）。马静立，鬃毛丰厚而高扬，马尾根部略向上伸、尾毛下垂；马上骑坐的猴子形象特征明显，圆头、圆眼、突吻，背部弯弓，右前肢持着缰绳，左前肢托腮，后肢跨在马背上。

图3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南北朝猴骑马铜饰件（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带钩是一种系结束腰革带的饰品，功能类似于今天的皮带扣。洛阳、曲阜鲁国故城皆出土战国时期的猴形铜带钩。

猴形图像还装饰着当时的灯具。出土于战国中山王厝墓、收藏于河北省博物馆的一座十五连盏灯，充分展示了当时灯具的最高技艺水平（图4）。

图4 河北省博物馆藏战国十五连盏灯

这种分层装有多枚灯盏的多枝灯，一般为贵族专用。这座十五连盏灯的灯座表面镂空雕夔龙纹，底部有三只衔环的老虎作为器足、托起灯座；灯体中央有一主灯柱，沿着它从下往上分为七层、每层两两相对延展出两条灯枝，十五个灯盘被错落有致地安置在七层分枝与主灯柱顶上。更为有趣的是在灯柱上缠绕着游龙、栖息着飞鸟、攀援着群猴，在此灯枝化作树枝，成为动物的乐园。猴子的数量最多，只见它们在树枝上或是昂首俯身爬行，或是蹲坐着四处打望，或是单臂攀枝身体悬空而挂、尽显其灵活敏捷的身手，它们的姿态各异、生机勃勃。树下灯座上立有两人捧着食物，正向树上抛食戏猴，欲引猴来食。

不难想象，此灯上的15个灯盘一旦被点燃，火苗照耀着灯柱上的动物、人物，仿若给他们注入灵魂、使之有了生命，一时间，观者仿佛可以听到人语、龙吼、鸟啼与猴鸣声交融在一起，声声入耳，韵味悠远有如空谷回音。而灯光上下摇曳、交相辉映，将会灿烂成怎样的一树火花？《初学记》卷二五引傅玄《朝会赋》：“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便是凭借细腻感知力而得到的视觉效果的写照。

中山国的铜猴造像艺术传承下来，如满城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铜质花形悬猿钩，形象与之相近。此钩通高13.3厘米，设计得非常精巧：钩把设计作一朵倒挂的盛开花朵形状，共有四片花瓣，花瓣与花瓣之间各伸出一个柔曲向上的长钩；而花蕊下还倒悬着一只长臂猿，它的右前肢、右后肢连接在花蕊上，左前肢向下伸探，左后肢抬起，其左臂线条纤长而流畅、自上而下又弯曲作一钩，极富设计感。猿和花蕊可以转动，方便使用（图5）。

图5 满城一号汉墓花形悬猿钩

汉代云南滇文化墓中也常出土铜质猴形器，如铸有猴图像的铜扣饰、兵器和贮贝器。

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猴柄剑，身长27.3、茎长9.4厘米，茎下部形似铜鼓，铜鼓上蹲踞着一只空心圆雕的猴子（图6）。猴子圆头、大眼、突吻，双乳及腹部下垂，双臂垂下支撑在铜鼓上，后肢蹲踞。

图6 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猴柄剑（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早期有称这种剑上的猴图像为“猎头”或“人”的，可后来的研究多认作为猴，称这种剑为猴柄剑。

汉代还有出自偃师的陶猴、武威的木猴。武威汉墓的木雕动物非常出名，或许是当地干燥的天气所致，这些木雕大多保存较好，往往以极其精炼的刻法活灵活现地雕刻出动物轮廓，造型劲阔。

如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一只木猴，高11.7厘米。木猴的身形瘦削，跪坐于地，圆头，双耳竖立，大眼突吻；肩部耸起，左前肢支撑于地，右前肢上举、爪轻握着嘴（图7）。木猴的线条简练，虽然只大致雕刻出猴子的轮廓，却极为传神地表现出它的机警。

图7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木猴（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猿猴画像石

汉代画像石上的猴图像很常见，根据其组合形式，大致可分为猴与马、猴与楼阁、猴与神树、猴与其他神兽相组合四类。四类图像形式各异，也各有不同的含义。

（一）猴与马组合的画像石

第一类猴与马组合的图像不仅见于前述铜饰件上，也见于画像石上。

如出土于四川成都曾家包汉墓的一块画像石，石面刻织布、兰锜、拴马、牛车载物、制酒等生活化场景（图8）。其中马被系于马柱上，马柱下方设置有马槽，马槽上跳跃着一只猴子，正面向马首嬉戏；马身后有一辆卸下的车箱掩闭的车。

图8 成都曾家包汉墓画像石拓片

（二）猴与楼阁组合的画像石

第二类猴子与楼阁相组合的画像石集中在鲁南、徐州一带。汉代这一片区域的楼阁画像石极为流行，可能与当地经济发达、儒风盛行，而使得人们生活水平较高、有条件修建居住大型房屋的现实情况有关。这类画像石也见于陕北，陕北画像石可能受到山东、徐州的影响。

如济宁嘉祥满硐乡宋山2号汉墓出土一块画像石，画面分作上下两层，上层为带双阙的楼阁图像，下层为车马出行图。上层画面的左侧，有一株栖息着飞鸟的合欢树，树下立一名持弓箭的射手，并停一马；主体画面上的楼阁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主人接受宾客的拜谒图，上层乃两位高贵夫人并坐、旁边环绕着侍女的图像，楼阁顶为庑殿顶。在楼顶正中央蹲立一羽人，左右各有一只毛羽华茂的凤鸟，羽人正面左饲凤；屋顶正脊的左右两端向上翘，翘起部分为三角形，在左翘角内侧有一只猴子，弓身向左，左前肢扶着左翘角，右前肢向前伸去，两后肢立地；右翘角上则侧立一只鸮鸟。另外在楼阁两旁的双阙顶上，也各有一只猴子，弓身爬行，四肢纤细，前肢扶着阙顶尖的位置（图9）。

图9 济宁嘉祥满硐乡宋山2号汉墓画像石拓片

（三）猴与树组合的画像石

第三类猴与树组合的画像石常见，因为猴子本就以树为居，猴在树上这类画像石正是它生活习性的写照，属自然现象。但有一类树木图像明显刻画作神树，猴子与之相组合，可能别有寓意。

如一块山东两城山画像石，石面画像分作上下三层，从上往下依次为一列神兽图、人物端坐成一排等候人首鸟身神针灸的图像以及两株合抱神木的图像。在下层的画面上，中央两株大树木的枝干相互缠绕在一起，树下停有一羊一马，两名射手持弓朝上射鸟，两树的树干之间还坐有一人；两棵树树冠顶上环绕一群猴子，它们大多两两相对、弓身立于树顶，天空中还飞翔着几只飞鸟（图10）。此石上的两株树造型奇特，与之相组合的动物乃至人物似乎都不同凡响，使得这两棵树充满了奇幻色彩、可能是某种神木。

图10 两城山画像石拓片

与之相似的如酒泉丁家闸5号墓前室南壁所绘的一棵枝繁叶茂大树，树下有一裸女似在劳作，树上有一猴两鸟（图11）。树上猴手舞足蹈，恰好活动在女子顶上，好像正从上往下窥视女子。韦正先生考证该墓的年代可能为西凉时期，壁上的这棵树可能是社树，猴子乃猴精，而女子则本与地母之性相同相通、在此是与猴精相配的存在，此壁画反映的是土地崇拜和生殖崇拜。

图11 酒泉丁家闸5号墓前室南壁壁画摹本

（四）猴子与其他动物组合的画像石

第四类猴子与其他动物相组合的画像石则在几大汉画像区都有出土。

如一块南阳方城画像石，画面横向，主体图像为一虎与一牛相对相斗（图12）。牛在右边，身形下压，头低向前冲，头顶一对尖角弯如月牙、向前抵虎，三蹄撑地、左后蹄抬起、露出，后有一戴尖顶帽的胡人正伸刀阉割它的；虎在左边，后肢立地、前半身腾空向前扑向牛，虎目圆睁、开口露舌，前肢伸向牛角，作势怒吼，虎尾上扬、恰好被一只猴子捏住。猴子右后肢立地、左后肢腾空，向前朝上跃，突吻张开，左前肢握住老虎尾巴、后者却浑然不觉，可以想象猴子的轻巧敏捷。这块画像石既将虎牛相斗的激烈场面表现得扣人心弦，又别出心裁额外安排了胡人阉牛与顽猴摸老虎尾巴的轻松幽默场景，使得画面一紧一松、张弛有度。

图12 南阳方城画像石拓片

浙江海宁长安镇海宁中学汉墓东耳室北壁西侧画像石，高1.05、宽0.26米（图13）。石面纵向刻一顶端带一斗三升斗拱的立柱，立柱有柱础，柱身上缠绕着盘龙，在重拱一侧有一只单臂挂悬在斗拱上的猴子，尽显其轻俏之态。龙与猴的组合为立柱增添了神奇色彩。

图13 浙江海宁中学汉墓画像石拓片

四川内江岩边山三号崖墓左壁正中刻一株大树，繁茂的枝叶间掩映着仙鹤与群猴（图14）。有的猴子蹲踞在树上、挥舞着前肢，有的单臂悬挂在枝干、另一只手臂伸向下面的同伴，下面一只猴子挥臂向上、与之呼应。崖壁上栩栩如生的画面复原了蜀地风光：在阳光与茂林之间，万物生机勃勃地生长，群猴在树木与树木之间悬空穿梭、游荡嬉戏，尽显一派天然勃发之情。

图14 内江岩边山三号崖墓画像石拓片

汉代猴子的文化含义

汉代人喜欢猴子，比如百戏中有专门的猴戏，说明猴带给人们许多欢乐。而通过前述各类猴形器物与图像可知，先秦以来人们对于猴子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等已早有近距离的观察了解，并且赋予了猴子较为特殊的含义与情感。

（一）生存写实与聪慧生命力的讴歌

先秦以来，人们既如实记录猿猴的生存环境，又在艺术中展现其聪慧的一面。如《楚辞·九章·涉江》云：“深林杳以冥冥兮，猨狖之所居”。点明猿猴所居乃幽远深冥的山林。《水经注·江水》引晋袁山松《宜都记》描述猿猴乃一绝：

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

三峡水流，长江两岸重峦叠嶂、茂林绵延，山林掩映间传来猿声啼鸣不绝、鸣声清幽，在山谷间久久回荡。此法并不直写猿猴形貌，颇有“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笔意，却令三峡猿猴深入人心、难以忘怀。

南朝萧铨又作有《夜猨啼诗》：

桂月影才通，猨啼迥入风。隔岩还啸侣，临潭自响空。挂藤疑取饮，吟枝似避弓。别有三声泪，沾裳竟不穷。

猿啼成为古代文化里的一个经典意象，以致酿成了后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绝唱。

猴子的敏捷聪明被人欣赏，古代艺术造像中格外突出它的姿势灵动，以表明其不俗的智商。

从战国中山王厝墓中十五连盏灯上援木而荡的猴群，到满城汉墓所出铜挂钩上倒挂悬空的猴子，到武威磨嘴子汉墓中握嘴跪坐的木猴……它们或动或静，或在云间呼朋引伴、如风飞荡，或在地面机灵打望、随时反应，无一不生动自然地刻画出其敏锐的天性。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讲述了一个类似于“皇帝新衣”的故事，说燕王嗜好微巧之物，卫国一个工匠投其所好，自称可以在植物尖刺的顶端雕刻出母猴，燕王大喜，即刻重赏之。可是这只“棘刺母猴”却是无法验证的宝贝，因为卫人给燕王提出了难以做到的条件：戒色、酒、肉，以证其虔诚，务必做到，方才可挑个黄道吉日请燕王观赏。所幸一名郑国铁匠识破了卫人的奸计，使之落荒而逃，为燕王挽尊。棘刺刻猴虽是一个谎言，却也可推知当时人以为猴子是灵巧之物，才好刻之于棘刺上，并为好微巧的燕王所喜。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产“猩猩兽，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认为猩猩能说话，可谓是高度肯定其智力。曹植《蝉赋》：“姿才捷于猕猴”，《白马篇》：“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以猿猴作比，形容被比者的身手敏捷矫健，也可知当时人对于猿猴这一特性的认识。即使是阮籍《猕猴赋》，虽以批评猕猴为主，却也不得不认可其“姿便捷而好技”。

当然，先秦秦汉故事中的猴子也有聪明过了头的一面。《庄子·齐物论》引《列子·黄帝篇》里“朝三暮四”的故事，即猴子与养猴人谈判如何分配栗子，虽借此诠释“齐一”，却不免贻笑。

《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灭秦以后，极度膨胀，有智者建议他依旧定都于地势重要、土壤肥饶的关中，却遭到一心想要富贵归故乡的他拒绝，因此智者讥讽他“沐猴而冠”，其语锋之绝俏可谓是千古无两。

总之，猿猴的机敏聪慧得到了公认，古今一致认为它们是智商较高的动物。

（二）马上封侯与“弼马温”

猴音“侯”，汉代造型艺术中的猴子图像可能有封侯的象征含义，这在猴子与楼阁相组合的图像中表现明显。

前述出自济宁嘉祥2号汉墓、徐州洪楼的画像石上，楼阁或者厅堂修筑得美轮美奂，象征希望墓主人在死后世界依旧享受与活着时一样富贵的生活。建筑的屋顶上皆各有猴子，它们与凤鸟、羽人等相组合，寓意吉祥，体现希望墓主人能够庇佑后人封侯发达的心愿。这些都是当时人普遍的建功立业、家族兴旺的世俗愿景。

而有的单纯的猴骑马图像，特别是出自草原地带的图像，已由邢义田、韦正等学者考证，可能其含义与“马上封侯”不同。早在汉代，草原游牧民关于猴子能防马疫的信仰传入中原，因此这一图像或许还带有压胜牲畜的疾病、起到保护作用的含义。

《晋书·郭璞传》记载西晋惠、怀帝之交时，天下将乱，郭璞为躲避战乱逃亡东南，想要投奔赵固将军，不巧恰逢赵将军因爱马死了心情欠佳不见客，门吏因此也不敢替郭璞去报信。郭璞于是对门吏说：“我能使将军的爱马死而复生哦！”门吏一听心里盘算：如果是对方骗人，自己去报信大不了被骂一通；可若是真话，那岂不是大功一件？便真进去通报了主人。谁知赵固当真忙不迭赶出来，请教方法。郭璞倒也不慌不忙，信心满满地教赵固如何如何。赵固将信将疑地照办，派出二三十个壮丁，持长杆往东行三十里，到了山下的社庙，便挥杆拍打，惊吓出一物，迅猛捕捉住它带回，将它放到死马处。接下来更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此物一见到死马，便对着马鼻子吸气，顷刻间马居然真的活了过来，奋蹄奔腾，咴咴嘶鸣，进食饮水一如寻常，让观者大为惊奇，只是不觉那物已悄悄消失不见……

故事里那个神秘的能治马疾的神物，其实是猴子。类似的故事还见于《搜神记》等。这一观念可能来源于北方草原民族，影响深远，比如到《西游记》中都还有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命其饲养天马的情节。

而这一图像早于文献出现，比如前述战国时期、汉代都有猴骑马的器物、图像出现，它们可能是猴子治马病、防马疫信仰的体现。

（三）生殖崇拜与升仙信仰

猴子在汉代西南地区的文化中可能带有生殖崇拜的含义。

汉代云南滇文化墓葬中常出土漆木祖，有的祖器的柄刻作猴形。杨勇先生推测这种猴形装饰可能含有与生殖崇拜相关的信仰因素，滇人认为猴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可借助其力量来促进人的生殖与繁衍，也祈愿生产丰收特别是禽畜兴旺。

蜀地则流行着白猿抢亲的传说。《搜神记》卷一二载：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豭国”，一名“马化”，或曰“玃猿”。伺道行妇女有美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诸杨，率皆是“豭国”、“马化”之子孙也。

一块新津崖墓石函上的画像石，主体画面为两人在追赶一只猿猴，猴子在前面龇牙咧嘴、挥舞手臂、飞奔回首；石面左端坐着一人（图15）。一般认为这幅画像反映的是猴戏场景，而巫鸿先生则认为它恰是猴精劫持妇女传说的写照。

图15 新津崖墓石函画像石拓片

再者前述酒泉丁家闸5号墓前室南壁所绘的猴子，经由韦正先生考证可能是猴精，它与其下的女子相配，反映一种生殖崇拜。

将几则图文材料相结合可知，在汉代可能已经形成了猴子象征生殖的观念，认为它能够保佑繁衍不息。

至于树上的猴图像，如前述山东两城山画像石，既然画面上的树可能是神木，那么攀援在其上的猴子凭高远眺，就可能被当作有神力的祥瑞之物，可以帮助墓主人实现通灵升仙的愿望。《抱朴子内篇·对俗》曰：“猕猴寿八百岁变为猨，猨寿五百岁变为玃，玃千岁。”在古人看来，猿猴善变、长寿，与仙家无异，具有通灵的特性。

从自然写实地描绘其聪明活泼，到赋予它象征封侯、繁衍子孙、帮助升仙等吉祥瑞意，并且关注到它可能具有防治马疫等医学功能，汉代人对猿猴的观察与想象反映出他们的心理诉求与时代认识力。通过对汉代猿猴形象所带有的含义的理解，可能据此洞察当时的社会心理与审美观念。至于出现刻意区分“猿”“猴”、并且美“猿”贬“猴”的意识，则是后话。

结语

汉代艺术中的猴形器物与图像，形象之俏皮无羁，造型之生动多样，充分体现出当时工匠技艺的高超、审美品格的不俗，也反映出当时人对于猿猴文化内涵的丰富与拓展。

在这些艺术品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来自中原本土、北方草原以及西南地区等多个地域文化对于猴子不同的认知，这些理解与想象又在彼此交流作用，共同创造出璀璨且生命力恒久的猴文化。也能够感受到古人对于智趣的推崇，幽默的一大来源是智力，所以在猴子造型艺术中我们既见识到造物之灵动，又体会到带着温情的妙趣横生。

猴文化的多重含义与意味长久地影响后世，我们今天对于猴子的喜爱之情，其实早在千余年前就已定调。汉代人早已为我们塑形了一只机灵活泼的猴子，永久地驻进民族记忆与智慧当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术考古视野下的怪兽图像研究”（21CKG026）阶段性成果。）

来源： 澎湃新闻

开栏的话

日前，人社部等20个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劳务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如今，一批具有地域特色、行业特征和技能特点的劳务品牌在各地涌现。劳务品牌是如何带动当地就业的？如何培育一批叫得响的劳务品牌？即日起，本版推出“劳务品牌促就业”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吃徽菜，首选“绩溪徽厨”主理的菜馆；买吉他，“正安吉他”品质好；做防水，“平舆防水”值得信赖……经过多年发展，一批带着地域标志的职业行业名词，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劳务品牌。

日前，人社部等20个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劳务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在第三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动上，来自各地的146个劳务品牌项目首次集中亮相。劳务品牌建设有何重要意义？如何培育一批叫得响的劳务品牌？记者进行了探访。

抓好劳务品牌建设

扩大就业带动增收

在湖北武汉，48岁的石万仲正在为客人修脚，各种小巧的刀、剪、锉在他手中翻飞。“以前，在小煤矿挣钱，又苦又累又脏。现在，在修脚店上班，冬暖夏凉旱涝保收！”

在石万仲的老家——陕西县，“修脚你莫嫌，发财在眼前”“一年修脚挣票子，三年修脚买车子，五年修脚买房子”的顺口溜家喻户晓。靠着“修脚”这一劳务品牌，仅有35万人口的县每年外出务工人数达8万人，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务品牌建设历经30多年的实践和发展，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助推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张小建说。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劳务品牌带动就业人数多，从业人员就业更加稳定、收入更高、权益更有保障。进入新发展阶段，抓好劳务品牌建设是扩大就业规模的重要切入点。据介绍，此次遴选的146个劳务品牌覆盖一二三产业，多数集中在手工艺制造、建筑、家政服务、餐饮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特别在脱贫地区，通过建设劳务品牌，带动当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帮助他们实现增收，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该负责人说，比如，河南“林州建筑工人”劳务品牌从业人员达20万人，年产值达1500亿元，当地60%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事建筑业。

不仅如此，近年来，一些劳务品牌还成了城市名片。比如青海化隆打造拉面特色小镇，当地农民纯收入的54%来自拉面餐饮相关行业；江苏盱眙龙虾厨师延伸为集种养、物流、餐饮、加工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有关方面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年产值达100亿元以上的劳务品牌已有13家，如“南康木工”“监利玻铝商”年产值分别达2000亿元和1000亿元。

不过，我国劳务品牌建设工作虽已有初步基础，但总体来说，全国知名的劳务品牌还不多。特别是与我国2.86亿农民工总量、完备的行业门类相比尚显不足。

做好发现培育工作

规范发展做强做优

今昔对比，我国劳务品牌实现了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业态和功能从单一到多元的变化。有的劳务品牌自发形成，靠“传帮带”聚集人气，在市场考验中脱颖而出；有的靠政策扶持引导，挖掘优势资源，不断做大做强。

前者的代表如河南信阳市固始县，发挥老乡抱团发展的传统，在不少地方形成了具有固始地域特点的“产业圈”。比如，在北京的“城外城”汽配城，有固始籍商户近1000家，占该汽配城的60%；在江苏吴江市震泽镇，有从事纺织印染的固始籍员工7万多人，占当地人口总数的一半。

后者的代表如吉林松原市的“前郭海员”。当地政府积极探索“培训+输出+品牌”的一条龙模式，帮助数以千计的农民工实现高质量就业。

海员招聘一直是个难题，职业本身有技术门槛，还需要长年离家。要想成为海员，前期光培训费就得1.6万元，后续还要考证书，海员招聘一度遇冷。为此，当地人社部门派专人带队逐村宣传。不仅如此，前郭县就业服务中心还果断出招：为有意向的劳动者介绍工厂的工作，让更多人能攒够培训费。据海员常宏利回忆，前期培训学习了设备使用、跳水、英语等各种技能。在考完证实习半年后，常宏利正式上船，月薪轻轻松松超过1万元。现如今，前郭县几乎村村有海员，还辐射到全省，最多时一年就有近1000人参加培训成为海员，人员也从农民工拓展到大学生和退伍军人群体。

今年，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要求培育一批叫得响的农民工劳务输出品牌。随后，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20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劳务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力争“十四五”期间，劳务品牌发现培育、发展提升、壮大升级的促进机制和支持体系基本健全，地域鲜明、行业领先、技能突出的领军劳务品牌持续涌现。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做好劳务品牌发现培育工作。要指导各地广泛调查并全面掌握本地区劳务品牌基本情况，对较为成熟的，做大做强做优；对有一定知名度、尚未形成品牌的，抓紧确定品牌名称、促进规范发展；对处于发展初期的，逐步引导形成劳务品牌。

加大技能培训力度

提升劳务品牌质量

抓劳务品牌建设，重点是什么？

先看趋势。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劳动力供求面临的挑战，劳务品牌也需开启转型之路：或从劳务输出升级到技术输出；或转型为商品制造、工程承包；或从吸收农村劳动力为主转为以吸纳城镇新生和再就业劳动力为主；或转型为集服务、商品、行业品牌于一身的综合性品牌。

再看核心竞争力。劳务品牌核心在人，人员的竞争力决定着品牌的竞争力。然而，当前，劳务品牌还存在管理不够精细、从业人员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因此，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劳务品牌发展由数量粗放型向质量产业型转化、从业人员由低收入向高收入转化的重要措施。

对此，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提高技能含量，来加快劳务品牌发展提升。在培训方面，将鼓励各类培训机构、职业院校开展劳务品牌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按规定纳入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范围；在评价方面，将完善劳务品牌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等多元化评价方式，按规定对相关人员发放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在待遇方面，对符合条件的劳务品牌领域高技能人才要同等落实职称评聘、选拔培养奖励项目等人才政策。

在做优存量的同时，还要积极拓展劳务品牌的增量。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主攻方向主要有4个。聚焦新产业，要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入挖掘细分行业工种的用工需求，打造中高端技能型劳务品牌。瞄准新生活，在家政服务、生活餐饮、人力资源、养老服务、商务咨询等急需紧缺现代服务业，打造高品质服务型劳务品牌。着眼非遗，大力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手工艺、乡村旅游等文化和旅游产品及服务，打造文化和旅游类劳务品牌。紧盯民生保障，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等脱贫人口、搬迁群众、农村留守妇女较多的地区，围绕制造业、建筑业、快递物流业等就业容量大的领域，打造民生保障型劳务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