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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老兵陈良：战场上的“伤员保姆”，不停歇的“白头医者”
72年过去，95岁的陈良仍会时常想起那场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残酷战争，和那个“最寒冷的冬天”。
1950年冬，陈良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59师175团，穿着华东地区规格的冬装进入朝鲜，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打响20军的入朝第一仗。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23岁的陈良身兼四职，既是治病救人的卫生员，同时也是招呼员、炊事员、指导员。他想尽办法为战士御寒，把他们冻伤的肢体揣进自己怀里，一勺一勺喂伤员吃饭；还曾多次组织卫生队给山上的战士送水送干粮；为保护长津湖战役中的160名伤员，他一夜砍树20多棵，搭建掩体，成功让伤员躲开了敌人炮火攻击。因为这些举动，他被称为“伤病员的保姆”。
7月26日，江苏南京，陈良在面对镜头拍照。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回国后，只有小学文化的陈良通过努力，进入军医大学学习，后在原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神经内科工作30余年。1990年，已经离休的陈良创办了爱民医院为老区服务，还组织起支援“老少边”乡镇的巡回医疗队并担任队长。陈良说，他要“活到老，做到老”，将一生献给祖国。
“捡”来的兵
当兵之前，陈良受了很多苦。祖母和父亲病故，全家七八口人，全靠母亲一人种地、做手工养活。小学毕业后，他一边帮母亲种地，一边做小贩卖鸡卖鸭。
抗日战争爆发时，还在读书的陈良常常见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标语，后来，新四军路过江苏启东，在他心里埋下了参军的种子：“侵华日军烧杀抢掠，大家都恨死他们了，所以我愿意去参军。”1944年，17岁的陈良加入游击连，到东台练兵，1个多月后，他又被送去高邮的师部学习报务员知识。
能学习技术，陈良很高兴，然而学成后却没有被分配工作。20多天过去，有一天一群穿着军装的战士进了屋，指着陈良对排长陈连生说：“这个兵没人管，你把他带去吧！”“你愿意参加主力兵？”面对陈连生的提问，陈良毫不犹豫：“愿意！”自此，他便跟着陈连生到了淮南新四军军部。
到了军部，同去的人都被分配了工作，又只剩下陈良一人。“有一个捡来的兵没人管。”陈连生对分兵的人报告，于是，陈良被安排在特务团卫生队，跟着打扫卫生，发药打针。
陈良讲述过去的经历。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日军投降后，陈良又到山东，在特务团门诊部工作，后又在特务团做哨兵。1946年12月，宿北战役打响，这是他第一次参战，心里紧张得很。
他看到附近村庄燃起大火，天上不断闪着照明弹，周围一片肃静，陈良感觉“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陈连生安慰他：“你不要怕，跟着我。”
天快亮时，原本该撤退的部队已被三面包围，后撤的路也被封锁，敌机在头顶来来回回地轰炸，这个时候，陈良反而不怕了，“我只专心抢救病人，没有绷带了就把伤员的裤子剪成条，给他们包扎止血。”
这场仗一直打到天黑，整个连队只剩下不到20人。因为抢救伤员，陈良立了三等功。
陈良还保留着参加英模大会表彰时在国旗前的留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在战场上，危险常常是致命的。1948年5月的一次经历，是陈良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那时陈良所在的部队在黄泛区与敌人，夏天闷热，雨水旺盛，蚊蝇肆虐，部队没有蚊帐，战士们也没有饭吃。陆续有人生病，陈良也出现了高烧、昏迷、说胡话、不吃不喝，人瘦了，肚子却大了，“我那时快要完了。”陈良觉得。
前四个病例都没能救回来，班长看陈良也快不行了，考虑把他转移，干事孙克文拦下了：“这里是敌占区，还是给牛车多铺点草，把他带走。”幸运的是，驻扎时，他们碰见了纵队医院，听说了陈良的情况，给他用了“黑热病”的药，这才活了下来。
陈良在整理奖章及勋章。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伤病员的保姆”
1950年11月，陈良所在的部队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刚一过江，陈良就被震惊了——天刚亮，敌机就开始扫射，沿途车站和村庄都燃着火，女人顶着包裹，老人哭着寻找失散的家人。
更难抵御的是严寒。当时，长津湖地区的气温至少零下40摄氏度，战士们只穿着单薄的棉衣，一呵气，睫毛和头发就蒙上了一层白霜。如何解决保暖问题成为“保健干事”陈良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陈良提出，用棉被反披当大衣，用毛巾做耳包捂住耳朵，睡觉不能一个人睡，要几个人合抱在一起。但卫生队还是不停地收容冻伤的战士，有的人脚和鞋冻在了一起，一脱鞋撕下脚底的一大块皮，有的人冻得手腕抬不起来，陈良在包扎时，就会把战士的两只手焐在自己身上取暖。
冻伤的战士很难用筷子吃饭，陈良向一位朝鲜老人借了一柄铜勺，一勺一勺地给伤病员喂饭。部队离开时，老人将这柄救过许多战士的铜勺送给了陈良，陈良一直保留到现在。
陈良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抗美援朝英模纪念集》和朝鲜老人赠送的铜勺。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那时，一切资源都是紧张的，“我一个小队收容，常常没有医务人员、没药、没物资，连做梦都在想办法。”即使现在回忆起来，陈良也是紧皱眉头，一副为难的样子。他把伤员里的医务人员组织起来，把被子拆开做绷带、纱布、棉花球；在雪地里挖出敌人杀牛宰猪不吃的内脏和皮，熬成油当凡士林、油纱布用。
为了保证伤员的安全，陈良带领大家连夜搭建掩体，一夜砍了20多棵树，搭建了18个掩体，第二天接收的伤员得以躲在掩体内，成功避开了敌人炮火。
在前沿阵地，战士们没办法洗晒衣服，很多人身上都生了虱子，陈良又发动大家把衣服收拢，从20里外的阵地扛回来洗，泡在药水里，把虱子杀死。他把衣服送回阵地前，又在每件衣服的口袋里装了防病杀敌立功的快报和慰问信，再塞上一把艾草。战士们看到，格外受鼓舞。
陈良在抗美援朝时期被评为二级模范工作者，《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军抗美援朝英模纪念集》里，称呼他为“伤病员的保姆”。这本纪念集和那把朝鲜老人赠送的勺子，一起被他珍藏起来，已经松散、泛黄的书页，也被老人仔细地贴了一圈透明胶带。
陈良依旧保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抗美援朝英模纪念集》。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活到老，干到老
1952年，陈良离开朝鲜回国，几经波折，最后进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他在学习期间娶妻生子，又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原南京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
当时，病人大多从前线来，生活紧张艰苦，神经和精神疾病发病率高，医生工作量也大。初出茅庐的陈良发现，只要不满足要求，一些病人就会吵闹，病区管理得一塌糊涂。
“我提了个建议，让病区组织区、班、组，选择病人中的政工干部当区队长——他们大多脾气好、老实，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为了更好治疗病人，他又琢磨研究电刺激机，使瘫痪病人重新站了起来。
自此，神经内科有了起色，陈良也在从医生涯中，多次参加全军神经内科医学学术活动，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终身成就奖”。
7月26日，江苏南京，陈良与他保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抗美援朝英模纪念集》。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1990年，已经离休的陈良拒绝了高薪外聘，在南京创办了爱民医院为老区服务，还组织起支援“老少边”乡镇的巡回医疗队并担任队长。
陈良定下规矩，要求大家自愿参加不取报酬，住民房不住宾馆，不吃请不收礼等。医疗队的生活极为简朴，吃的是野菜咸萝卜头，住的是磨坊或库房，临时用门板搭五六张床，没有枕头，就用衣服裹着砖头睡。
14年间，这支巡回医疗队将足迹留在苏、浙、皖、赣、鲁、川、甘、豫等8省40多个县（市），70多个县医院、乡镇卫生院，累计接诊病人10万多人次，特诊病人（B超、心电图、胃镜等）33937人次，诊断疑症、纠正错诊4079例，抢救危重病人332人次，临床带教及办班培训人员1200多人。
现在，已经95岁的陈良思维依然敏锐，只是走路需要轮椅和拐杖的帮助，左眼也因为一次负伤看不清东西。可他仍然关心生活中的一切，依旧担任干休所的管委会主任。老伴王瑞芝知道，陈良就是个“活到老，做到老”的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个人简介：
1927年出生，参加过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及抗美援朝战争等，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三次，三、四等功20余次，曾在抗美援朝时期被授予二级模范及“伤病员的保姆”称号。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终身成就奖”。
老兵语录：
再苦再累也欣然，赴汤蹈火何所惧。一片丹心勇向前，铮铮铁骨老兵言。
新京报记者 左琳
编辑 刘倩 校对 卢茜
亲历长津湖战役的96岁老兵：做野战医生，没有比救命更重要的事
炮弹在于芝林身旁炸开，带走了他的亲密战友，也给他留下了终身的伤痛。
那是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时，盘旋在朝鲜上空的敌军飞机向地面投弹，其中一枚把于芝林的战马、马夫和通讯员炸成碎片，25岁的于芝林也倒在了血泊中，身负重伤。
作为一名野战外科医生，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在济南战役中连做7天7夜手术；后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惨烈的长津湖战役中，他与战友们一起，24小时救治2800多名冻伤伤员。然而这次负伤，让他被迫离开了战场。回国后，拄着双拐的他，继续奋战在医疗一线，直至退休。
于芝林。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如今，这位96岁的老兵最大的心愿，就是活到2027年，亲眼见证他最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100岁生日。
15岁，用“假刀”缴获第一支枪
于芝林10岁时，失去了父亲。那一年，为保护在武装起义中牺牲的朋友的遗孀和孩子，父亲被派抓住拷打，最终因肾脏损伤不幸去世。
在家人的一片悲伤中，地下党找到了于芝林的母亲。“我有仇，我要报。”母亲成了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还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婿也加入。
1939年，13岁的于芝林也成了母亲的重要帮手，他熟悉周围的地形，常常穿梭在山间小路，为党组织送信。两年后，母亲将他交给组织，“你长大了，可以像大人一样做事了。”
1941年1月，于芝林被送到离家100里路的部队，正式入伍，成为班里年纪最小的战士。
当兵的头半年，于芝林几乎每天都在战火中度过，有时正睡着觉，就被喊起来即刻转移。他在村外站岗，武器是一把镀铁的假刀，做成强袭刀的形状，砍不动人，只能靠亮光提提气势；还有一把几人合用的枪和三发“子弹”——其中两发是空弹壳，唯一的一发真子弹，要留着敌人袭击时发出警报。
于芝林还记得，那年夏天，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在一场战斗中守山，他跟连队战友趴在第一道战壕等待冲锋，每人只有四枚手榴弹。而作为新兵，他只分到两枚。
“连长会喊两次口号，我们跟着扔两次手榴弹。但我不能全扔出去，否则就没武器了。”于芝林说，当时他甩出第一枚手榴弹后，还没等连长喊第二个口号，就迫不及待跳出战壕，身后战友甩出的第二批手榴弹从他头顶呼呼飞过。
2022年7月24日，江苏苏州，于芝林向新京报记者讲述曾经的戎马生涯。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那是一次勇敢得近乎鲁莽的冲锋。15岁的少年只注意到对面敌人背的枪漂亮极了，是骑兵用的三八式马枪。是稀缺资源，于芝林举着那把“假刀”，飞快地冲过去夺枪，身后冲锋号响满山冈。敌人一下摔倒了，就这样，于芝林缴获并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支枪。
“除了枪，还有一根红色的牛皮腰带和一个子弹盒，里面装着30发子弹。”那一幕的记忆像被胶片定格一样清晰，于芝林笑了起来，“那把枪真的很漂亮，帅得不得了。”
再往后，于芝林就带着这支枪，参加了一场又一场战斗，也渐渐跟着班长学会了躲避和冲锋。他从不害怕，心中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战场没有不危险的，我随时准备牺牲。”
日本宣布投降当天“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1941年12月，中央发出指示，实行“精兵简政”，16岁的于芝林转到部队医疗队，从看护做起，学换药、学打针，又到胶东军区卫校系统学习，很快成长为一名业务熟练的医疗兵。
白天，于芝林和战友们冒着危险抢救伤员，夜里，他们还要挖地洞隐藏伤员——在洞口盖上木头，再覆上泥土和草来伪装，只留几个小小的通风口，哪怕日军拉网式扫荡，也从未发现过一次伤员。
在于芝林的记忆中，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日军频繁扫荡，他曾亲眼见到他们将孕妇的肚子豁开。一次，于芝林和战友们接连几天没合眼，在日军的包围圈上破出豁口，抢救伤员，掩护百姓撤离。成功突围后，他便倒地睡了两天两夜，“是护理人员把我从战场上抬下来的。”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于芝林从战场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兴奋极了。那天，部队为他们每人发了一斤面粉一块肉，外加一把豇豆，人人动手包饺子，那是他“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抗日战争结束后，于芝林被调到79师医院，成为一名野战外科医生。在那个炮火横飞的岁月里，他记不清自己究竟救过多少人，但印象中最多的一次，是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后的一次战斗。
这场战役持续了8天，于芝林在手术台上站了7天7夜。伤员不断被送过来，他和一位搭档轮流主刀，其间没合过一次眼，饿了就对付吃一口护士递来的鲢鱼罐头，心里只想着，多救一个是一个。那一次，他立了二等功。
24小时，救治2800多名伤员
1950年12月，于芝林作为志愿军第9兵团27军79师医院院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东线作战。
朝鲜的冬天很冷，气温可以低至零下30多摄氏度，不少战士只穿着薄棉衣，手脚冻得麻木。“很多伤员手指、耳朵、脚指头都冻掉了，这些战士大都是20多岁，小的只有十六七岁，但是没有一个哭的。”
1950年冬，于芝林（后排左一）与战友们的合影。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长津湖战役时，他所在的27军，出现了一个“冰雕连”。“战士们全部牺牲了，但依然保持着瞄准的姿势。”直到现在，提起这场惨烈的战斗，于芝林都难掩悲痛，但彼时的他，只能专注于眼前——一天一夜里，他们总计救治了2800多名冻伤的战士。
在于芝林这里，没有比救命更重要的事。1951年，第五次战役时，于芝林所在部队向后方撤退，其中一个团被敌军飞机发现，负伤几十人，其中21人重伤。他们身上的衣服被烧光了，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
“本来我们接到命令，要在下午5点出发。但看到他们的伤势，我立刻向师里汇报，要求让我延迟两小时再走——必须立刻给伤员做手术，不然他们在半路就挺不过去了。”于芝林很坚决，“作为战士，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但作为医生，治病救人也是我的天职，再危险我也要救。”
当时，他们把药箱摞起来，再把随身携带的门板搭上去，铺好油布，就地做起了手术。“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投弹，我们躲在松树林里，我只管开刀，耳朵好像没听到一样。”
手术完成了，担架队却都已经撤退，把伤员抬走又成了问题。这本不是于芝林的任务，但他还是决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撤出的路上，他们遇到了悬崖陡壁，抬担架的人一手抓着松树，一手拉着担架，5公里的山路，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晚上；出山后，公路又遭遇美军轰炸，他们只能挑死角曲折前进。
不吃、不喝、不睡，他们从头一天晚上7点，走到了第二天下午3点，21名重伤员被安全送到营地，但护送伤员的100多人中，却有三四人牺牲。
这场生死转移才过去没多久，于芝林的右腿被炸伤。在转院途中，他和一名通讯员被迫在地洞里等了两个多月，才找到最近的军部医院。又待了半个月左右，于芝林才拖着伤腿回国。
耽误了治疗，于芝林的伤情反反复复，始终没好利索，但他还是要求留在医疗一线，拄着双拐，继续治病救人。2014年，旧伤复发，最终右腿截肢。“回想起这几十年的经历，我从不后悔入伍、参战、负伤。”
96岁的“幸存者”
于芝林一直把自己称为“幸存者”，特别是近些年，同期的幸存战友都先后离去，只剩下他一个人。
耳朵背了，假肢总是磨得伤口发疼，96岁的他，只能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挪动，一双眼睛也只能看到个模糊的影子。可对于往事，他却记得很清。
每晚，他都要吃两片安定入睡，但总是在凌晨就醒来，接着突然想到一件事或一个人。比如他负伤那次，在轰炸中牺牲的通讯员，当时也才16岁，人人都喊他“小旮旯”。那时，于芝林总是尽可能地护着他，但硝烟散去后，他们只能找到“小旮旯”的一只脚。
“我常常会突然想到某次战斗，想牺牲的战友都被埋在了哪里，后辈还记不记得他们。一想就睡不着了，睁着眼睛做梦。”儿子儿媳常劝他不要想，但于芝林“到了那个时间就非想不行”。他总是拒绝别人称他为“英雄”，“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都牺牲了。”
他说，小时候家里穷，总是吃不饱饭，他们只好每天去挖野菜；自己只有一条破裤子，夏天时把棉花掏出来，到了冬天再塞回去。当年入伍时，他怀揣着最朴素的理想——希望有一天，人人都能有饭吃、有衣穿，后辈不用再受苦。“现在，我当初的愿望都实现了。”
个人简介：
1926年出生，1941年1月入伍，1943年5月入党，曾任宣传队员、卫生员、79师医院院长，98师医院副院长等职。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荣立三等功4次，二等功1次；荣获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
老兵语录：
我们以前的愿望很朴素，就是让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要后辈们不再受苦，现在这些都实现了。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