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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去别人家吃饭是什么预兆(梦见去别人家)

梦见去别人家吃饭是什么预兆(梦见去别人家)

我在境外两次新冠“中招”经历的分享

现在国内疫情防控政策持续优化,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今年我在国外两次新冠“中招”的经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文章虽然有点长,但绝对都是干货,尤其对“长新冠”的经验更值得大家重视。

今年三月下旬,我携全家去泰国曼谷。在首都机场宽大的离境候机大厅只有我们这一个航班的旅客,远远望去,免税店、餐饮店一片漆黑,全部关门。飞机上的乘客只有不到一半,大家都戴着口罩,旅途中大家取下口罩用了一顿简餐。飞机将要着陆时,乘务员特别不好意思地悄悄地来到我们身边告知,根据航空公司规定,着陆前她们将要穿上防护服,请大家不要紧张。刚刚还身着修身合体空乘制服的漂亮空姐秒变臃肿大白。下飞机后已经是深夜12点多,入境手续比较简单,只是多了一个填疫情登记表的程序。

曼谷机场免税店

曼谷机场灯火通明,来往的乘客仍然很多,免税店生意兴隆。在机场出口,各家酒店都有接机的柜台,我预订酒店的接待人员把我们一家送到一辆装饰豪华的丰田埃尔法上。在去酒店的路上,司机先把我们拉到提前安排好的一所医院(这家医院就此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核酸检测站,护士对照了护照上姓名后,直接上车给我们进行了核酸鼻咽试子取样。

到酒店时已经快深夜两点,酒店入住手续同样非常简便,我们被安排到临时隔离的房间,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房间里已经摆好了晚餐和水果,没想到我吃到了人生最好吃的三明治,这绝对是星级酒店级的三明治。早晨我们被电话铃声吵醒,酒店前台通知我们核酸检测正常,可以自由活动了,并把我们调到了之前预订的双间套房。从此我们开始了在曼谷半年之久的生活。

曼谷此时已经恢复了疫情之前的繁华,除了人们还都戴着口罩和 公共场所入口形同虚设的体温测量仪之外,已经看不出疫情的影响了。酒店附近有一家超大型的商业综合体——西康购物中心。这座购物中 心位于曼谷市的边缘地带,但丝毫不影响它的客流。购物中心每层都 有上百家店面,顶层全部是餐饮,每天晚上几乎家家客满,颠覆了我来泰国之前对这个国家的认知。

虽然泰国在今年三月已经开放旅游了,但国际游客的井喷式涌入还是之后一两个月的事。这时曼谷每天报告的新增新冠病例大概两万多例,只是我们并没有明显感觉到疫情的存在。

到了五月初,我们原定的回国日期临近,回国的航班要求提前测核酸并需要“闭环管理”五天,酒店帮我们预约了医院来酒店进行上门核酸取样。这两个月我们的生活很悠哉,每天都坚持去健身房锻炼,还能在房间里进行“全民K歌”。这天下午我是在跑步机上接到了酒店前台电话,通知我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当时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懵”,我怎么会阳性了呢?在国内我是按规定注射了两针疫苗的,回想起来只有近几日嗓子有一点轻微疼痛而已,我以为是自己K歌用力过猛造成的,而且奇怪的是除我之外其他两位家人都是阴性。

阳性了,当然是不能回国了,我开始经历第一次“新冠治疗”。这时候泰国对境内的外国新冠患者是实行集中隔离治疗,我被告知将在入境后测核酸的那家曼谷新冠定点治疗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一小时后,我坐上医院派来接我的车,车上只有一位司机,并没有医护人员。司机先拉我到医院交住院费用(8 万泰铢,约合 1.6 万人民币),然后把我送到市中心的一个酒店。这个酒店有一部分被用于隔离外国新冠病人,另一部分仍然正常营业。病人专用通道门口有一个临时护士站,护士为我做了简单的登记和检查后,给了我两页纸的注意事项。酒店条件非常好,我被安排进了一间套房。晚上主治医生打来电话, 问了一下我的症状,告诉我核酸 Ct 值比较高,问题不大,几天就会好的,并征求我的意见是否需要吃药。我想来都来了,还是吃点药吧。挂了电话后一会儿,护士把药送到了房间。一共两种药,一种是日本产的抗流感病毒的药,并非抗新冠病毒药,一个疗程五天;另一种是发烧时吃的退烧药。

我的隔离酒店房间

隔离治疗的这几天,我除了按时服用医院给的抗病毒药之外,同时我还在吃从国内带来的中药。出国前曾向一位相识 30 多年的中医医生朋友咨询了一下,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他让我准备了两种中成药,我自己又带上了一些药品。隔离期间护士在房间门口为我拍了X 光胸片,每天早晚有护士到门口为我测体温和血氧,医生每天晚上打电话询问我病情。到了第五天,护士为我进行了核酸采样,并面带微笑地说到:“Good luck!”告诉我如果这次检测结果是阴性就可以“出院”了。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在泰国我经历的所有核酸采样都是从鼻孔进行的,棉签伸进去很深,那种“酸爽”的滋味给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第二天下午,预料中的阴性结果如期而至,护士把各种相关的检测报告和康复证明交给我,告诉我可以离开酒店了。就这样我的第一次新冠“体验”结束了,原来新冠就这么简单。其实这次我就是个无症状感染者,最多算个轻症患者(因为嗓子有轻微疼痛)。顺便说一下,在入境之前,泰国要求所有来泰的外国人必须购买新冠医疗保险, 我当然按规定办了,所以这次“住院治疗”自己一分钱都没花。从四月开始泰国已经把这项规定撤消了。

第一次新冠风波虽然平息了,但是我预订的回国航班已经错过了。当时我能预订的最早回国航班也是一个多月后的了,所以决定全家移师芭堤雅,继续享受“度假”生活。在芭堤雅,我真正感受到了疫情给这个旅游圣地带来的冲击,除了市中心,其他地方都很冷清,因疫情而关闭的店铺随处可见。

在芭堤雅入住的酒店与一个商业中心连为一体

这时的芭堤雅游客大多数都是泰国人,很少见到外国人。泰国民众也许也是这两年压抑太久了,纷纷涌入芭堤雅,尤其是周末。我住的这家在芭堤雅最好位置的酒店,几乎是客满,自助早餐都要排队等候进入餐厅。在餐厅取餐时,大家也不戴口罩,人们摩肩接蹱,近距离接触,仿佛疫情结束了。我此时已经丝毫没有患过新冠的感觉了,每天都去健身房锻炼、游泳。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结束“度假”后,我们又回到了曼谷, 毕竟在曼谷生活更方便一些。这次没有再去原来的酒店,而是选择了市中心日本区的一家酒店式公寓,图的是这个区域的情调和生活的品质。

正当我们放空自我,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时候,一家三口开始先后出现新冠的典型症状:浑身肌肉、关节酸痛,嗓子疼,咳痰,发烧。太太和孩子烧到了 39 度,我是最后发烧的,只烧到38度便烧不上去了,估计是年纪大没那个冲劲了。大家都是烧了三天左右便开始好转,各种症状相继退去,只有咳痰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开始是黄黑色的浓痰,之后慢慢变淡、变稀。这期间,我们没有去医院看医生,也没有去做核酸检测,只吃从国内带去的中药、当地买的川贝枇杷膏和退烧药,川贝枇杷膏对祛痰止咳效果显著,绝对是神药。

太太和孩子很快就恢复了生病前的活力,然而我这次却没有那么幸运了。我感觉像是大病初愈,虽然体温正常了,但时常感觉身体发冷,十分虚弱,快走几步都会感到心慌气短,这个阶段持续了十几天。

转眼就临近回国的日期,这时仍要按航空公司的要求先自测核酸, 然后进行五天“闭环管理”直至登机。我们去了一家中国驻泰使馆指 定的核酸检测机构进行采样,我们简称它为A检测点。第二天检测结果出来,太太和孩子都是阴性,而我却是阳性。两项检测的Ct值均在35以上,按国内标准是阴性,而按A检测点的标准却是阳性,导致我再次无法按计划回国。

怎么办?这样下去也不知道自己何时能把Ct值“养”到40以上。首先想到的还是西医的新冠特效药。我又来到了初次治病的那家医院。新冠门诊是在户外一个专门的区域。此时泰国政府已经取消了新冠感染者的隔离治疗政策,医生一般不给没有发热症状的患者拍X光胸片,只是开一点口服药。这次医生仍然给我开了与第一次“住院”时一样 的那种抗流感病毒药,而不是我期待中的辉瑞公司新冠“特效药”,这次也不同于之前日本的原产药,换成了印度生产的仿制药,我估计可能是为了降低患者费用吧。

这是新冠病人的候诊区

吃了五天药之后我再次去 A 检测点测了核酸,结果仍是阳性(大于 35,小于 40)。我的 Ct 值就升不上来了吗?看来西医很难在短期内将我的 Ct 值恢复到正常水平。幸好我们还有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宝——中医。我在网上查到曼谷有一家很大的中医医院——曼谷华侨中医医院。在医院的网站上还特别介绍了“长新冠”这个概念,文章说一些人新冠症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达到三、四个月以上。无疑我是被“长新冠”了,可能是因为我老了,自愈能力下降太多了, 不然怎么太太和孩子恢复的那么好呢。

来到这家中医医院,它的规模出乎我的想象,虽然与大名鼎鼎的“曼谷医院”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大概相当于北京的“宣武中医”或“西城中医”。医院主楼十几层高,挂牌的医生有几十位。医院大厅里设有接待处,两名穿西装的帅哥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问了我的需求之后,填了个表格,并为我安排了一名善于治疗“长新冠”的医生。

内科的候诊区

我本人是一位资深中医爱好者,对中医知识可以说是略知一二,中医诊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望闻问切”。给我看病的医生是一位上海中医学院毕业的华人小伙子,这位年青医生的“问诊”给了我一个惊喜。比如他问我:夜间睡眠如何,一夜睡眠时间有多久,起夜几次,再次入睡快否,是否做梦,做什么梦。之后,医生熟练地为我开出药方,嘱咐了我一些注意事项,说吃完7付药如果不好一周后再来,并给我预约了下周来看病的时间。

接下来付款、交方、取药,一切非常顺利,总共等了不到一个小时。令我惊喜的是7付汤药只用了不到2000泰铢,相当于400多元人民币,这其中还包括了诊疗费用,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贵。

7天之后,药喝完了,我急不可耐地又去测核酸,这次结果有点搞笑了。我没有去A检测点,换了一家检测机构,去了我第一次“住院”和二次看病去的那家医院,这家医院的Ct值阴性标准是大于 38。然而,这次我的两项检测结果是一项阴一项阳,还是没通过。

我按着预约的时间再次去曼谷华侨中医医院见那位年青医生,他给我改了一下方子,又开了7付药,并有把握地说这次应该可以通过了。果然,一周后我再次去同一家医院检测,两项指标全都转阴了。

由于距我第三次预订的回国航班日期还有一段时间,为了巩固一下疗效,并且顺便治疗一下我的眼疾,我再次找到那位医生,又吃了7 付他开的汤药。前后我一共吃了21付他开的药,总体感觉疗效不错,不仅把Ct值升上去了,治好了我的“长新冠”,身体彻底恢复如初,而且我的眼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他开的药量并不像国内医生那么大,这可能是因为他开的方子对我的症,或是他们医院的中药材质量好吧。这次在曼谷的中医治疗经历让我见证了祖国的中医学在海外的发扬光大。

回国航班“闭环管理”时间到了,我们一家再次去了A检测点(因为这里是曼谷标准最严格的检测点)。然而,命运又跟我开了一次玩笑,检测结果我仍然是阳性。这次我真的有点不淡定了,怎么可能?冷静下来后,我开始怀疑我的检测结果,回想检测时的场景,我想很可能是采样的样本被污染了(由于篇幅原因,我就不详细描述采样过程了)。我决定马上去到上次的那家医院检测,选了一个6小时出结果的加急检测。结果出来后,果然是阴性,真是让我感到既侥幸又无语。之后又提心吊胆地经历了“闭环管理”中的两次检测,也都是阴性结果,这样我终于回到了国内。在7+3入境隔离中的数次检测也都是阴性,我的“长新冠”算是真正的“痊愈”了。回国之后直到现在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做过几十次核酸,一直都是阴性。

回想我的经历,真正与新冠的斗争很简单,真的就如同是得了一场病毒性感冒,我们的中医药完全可以战胜它,没什么可怕的。我遇到的真正难题是与检测Ct值的大战,我的所有检测阳性结果在国内都应该被定义为阴性(Ct值均大于35,而Ct值在35以上就没有传染性)。所以科学定义Ct值的标准是抗疫的关键所在。泰国政府没有颁布国家统一标准,检测点自己定标准,定35、38、40的都有, 大部分是40。所以泰国标准偏严,浪费了医疗资源。这也无所谓,因为核酸检测与治疗是患者自己掏腰包买单。美国的标准是30,显然太宽松了,可能被定义为阴性的人仍然具有传染性。我们中国的35,看来是比较合理的。

总结我这半年的抗疫经历,有几点是值得朋友们借鉴的。

1、如何防护。我是一直坚持戴口罩、勤洗手、生活物品勤消毒这些措施的。超市购物回来和外卖餐食入室后,先用酒精消毒外包装。那我是如何两次染上新冠的呢?回想起来只有一个原因——堂食。第一次应该是在购物中心的一家火锅自助餐厅中招的,那家餐厅生意特别火,餐厅的空间比较小,客人又特别多,这种就餐环境是最容易被传染的。后来我就注意不去比较小的餐厅就餐了,堂食都选择那些比较宽大、通风良好的餐厅,这样客人之间距离比较远。第二次中招仍是吃了堂食的亏。因为后来住在日本区,家人比较喜欢日餐,一时疏忽去了一家声誉极好的日本居酒屋。这也是家小店,特别“日本”的那种,客人几乎是背靠背地用餐。如果不堂食,以我的防护标准应该是染不上新冠的。在回国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为了避免再次感染, 我们已经不再去餐厅吃饭了,都是叫外卖在住所里吃,基本切断了传染渠道。

2、新冠不可怕。如今的新冠病毒对于年轻人和身体素质比较好的老人已经不具备致命威胁了。如果打过疫苗,大部分年轻人即使染上应该也就是轻症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对于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新冠还是比较危险的,毕竟病毒会给本已脆弱的身体致使的一击,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认为新冠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就看碰上什么样的人了。

3、中医是治疗新冠的有效方法。中医的辨证论治是针对不同患者的治疗方法,一人一方,针对不同患者的体质和病症施治,而且是既治标,又治本。我的“长新冠”如果不是靠中医中药也许真的要用几个月的时间等待其“自愈”。

4、健康的身体是对抗新冠的最好法宝。身体好免疫力就强,这是个常识。我们在国外这半年一直坚持锻炼身体,平时的饮食也保持营养的合理搭配,并保证每天的饮水量。在发病时和恢复期,我们尽量多吃水果,多喝水,并增加VC的摄入,每天喝一杯加VC泡腾片的温水。

写了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新冠病毒早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大家且行且珍重,保护好自己和家人,避免无谓的损失。

祝所有人好运!(作者:刘静)

来源: 光明网

生死和你在一起——九位开国将军归葬塔山记

塔山没有塔也没有山,是一片平地,稍微有点丘陵。73年前,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面对军队的飞机、大炮、军舰和机械化部队,解放军战士靠顽强的意志堵住了敌人一次次进攻,塔山前的饮马河几乎成了一条血河。

塔山阻击战的故事广为流传,后面发生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

“我的位置就在同志们身边,是死是活我们在一起!”1948年,时任东北野战军4纵12师师长江燮元在塔山阻击战打响前,在全师官兵面前标出自己的指挥位置。

“我死后,就把骨灰撒往塔山,与战士们做个伴吧。”40年后,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司令员的吴克华中将的骨灰埋在了当年塔山指挥所的一棵树下。

从1988年到2014年,包括吴克华、江燮元在内,九位参与塔山阻击战的共和国开国将军不约而同将骨灰埋葬在塔山——昔日的战场遗址上,和他们紧密相伴的是747位在塔山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

73年过去,生死与共的誓言从未被岁月冲淡,它早已融进了塔山的泥土,滋养着塔山的青松翠柏。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747位烈士合葬墓和英名碑,以及曾经指挥过塔山阻击战的八位将军墓的航拍照片。(图为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提供)

走进塔山烈士陵园,聆听将士心跳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这是热播电视剧《大决战》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展现的正是震惊中外的塔山阻击战。

六天六夜,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以5000余人的伤亡代价,共毙伤俘获军9000余人。这场战役,被称为辽沈战役中最为惨烈的一场,后被美国西点军校收录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7月10日,记者走进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的塔山阻击战烈士陵园。

塔山阻击战纪念馆馆长李红升告诉记者,塔山其实只是一个有着百多户人家的塔山堡村的简称。它位于葫芦岛与锦州之间辽西走廊的咽喉要道之上,东临渤海,西接虹螺山,山海之间是一条宽约10公里的狭长地带。这里就是当年军“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地。

1948年10月10日至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用六昼夜鏖战阻止了“东进兵团”对锦增援,保障了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与辽西会战的胜利,一举扭转了东北战局。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许多曾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战士在逝世后回到这里长眠。(记者杨钰晨 摄)

塔山阻击战烈士陵园由纪念馆、纪念碑、烈士墓园及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组成,是在塔山阻击战战场原址上逐步修建的,园区总占地面积0.74平方公里。

顺着坡路走向陵园中心,12.5米高的纪念碑赫然矗立在眼前。纪念碑是1963年建成的,全部由白色花岗岩砌成,塔身为正方石柱形,纪念碑上“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题字简洁而庄重。碑下摆放的花圈,是当天前来祭奠的辽宁省军区代表敬献的。李红升说,纪念碑下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花圈,特别是近几年,社会各界前来祭奠的人非常多。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纪念碑,高12.5米,碑上题词“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记者杨钰晨 摄)

绕到纪念碑后侧,顺路前行进入烈士墓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747名烈士合葬墓前的大理石石碑,正面铭刻着塔山阻击战亲历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上将的题词:“塔山英烈万世流芳——一九九八年清明”,后面刻满了747名烈士的名字。

在烈士墓碑前方,八位参与塔山阻击战的开国将军墓碑映入眼帘,他们分别是:东北野战军4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胡奇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4纵队12师师长江燮元、塔山英雄团团长焦玉山、塔山英雄团政委江民风。记者看到,在将军墓前分别整齐摆放着八捧鲜花,这是胡奇才的小儿子胡东宁7月9日特意从外地赶来为父亲和叔叔伯伯们献上的。“老人家和夫人一起来的,很低调,让我帮忙把花篮做得漂亮些,说这是给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的。”工作人员杜爽告诉记者。“亲爱的父亲永垂不朽”——在献给父亲的挽联上,简单的话语流露出子女对父亲的深情怀念。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胡奇才、江燮元、莫文骅、欧阳文将军墓。(记者杨钰晨 摄)

今年80岁的孟凡贺在1992年到2002年担任纪念馆馆长,他告诉记者,当时烈士陵园“有园无陵”,烈士后人、游客来了陵园却无处祭奠,英烈们大都被当地百姓分别安葬在塔山附近的高桥、老官卜、沙河营等乡镇。1997年,葫芦岛市决定在纪念碑周边建一个陵园,把散落在各地的烈士合葬在一起。孟凡贺便开始了艰苦的“寻墓”之路。“正赶上夏天,我和同事骑着摩托,顶着大太阳,跑遍了散落在当年战场附近的多处战士墓,我们和当地村民仔细核实墓主信息,生怕落下一个烈士。”

1998年,当地民政部门开始着手把分散的烈士遗骨迁出合葬。“起墓时,村民们拿着锹、镐、毛刷,亲手为烈士们搬家,取出的遗骨都小心地用红布包好。”让孟凡贺最难忘的是很多烈士的遗骨都装在了当初老百姓家里的大木柜里,那个年代木柜是老百姓家里的重要资产。“当初甚至还有老人把自己的棺材拿给烈士用。”孟凡贺说起当时的场景,流出了泪水。

1998年3月24日,葫芦岛市举行烈士遗骨安放仪式。当年的《葫芦岛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10时8分,高高的塔山阻击战纪念碑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120名武警官兵庄严地在通道两侧列队……承载着烈士遗骨的灵车驶入陵园,前来瞻仰的群众纷纷驻足肃立,以他们朴素的礼节迎接着曾为这块土地流血牺牲的烈士们。”

烈士陵园的东侧是新建的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李红升介绍说,越来越多的塔山阻击战将士要求死后葬在塔山。经上级部门批准,专门建设了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以满足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将士们的心愿。目前已经安葬在这里的有曾经杀敌在前的普通战士;有曾在塔山阻击战并肩战斗的军中伉俪……如今,他们长眠于此,一旁便是他们曾经的老战友。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747位烈士合葬墓和英名碑,以及曾经指挥过塔山阻击战的八位将军墓。八位将军是吴克华、莫文骅、胡奇才、欧阳文、李福泽、江燮元、焦玉山、江民风。墓碑正面为将军姓名、照片,背面为将军生平。(记者杨钰晨 摄)

塔山,他们是塔,他们是山

纪念塔的正南方建有塔山阻击战纪念馆。2013年开放的纪念馆是一座“碉堡”式建筑,坐落在当年“塔山英雄团”指挥部旧址——58高地。纪念馆展陈面积2000平方米,“迎接决战”“鏖战塔山”“策应决战”“人民支援”“彪炳千秋”五个部分诉说着这场非常战役,随着讲解员徐丹动情的讲解,记者的思绪也飞入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刻。

1948年10月13日,是塔山阻击战最为惨烈的一天。战斗英雄程远茂指挥的28团1营2连1排,在连续击退敌人约4个营兵力的8次冲锋后,只剩下7人。最后用石头、枪托、刺刀与敌搏斗,一直到支援部队赶到将敌击退。在展柜中记者看到一颗普通的小子弹,“这是程远茂留给自己的‘光荣弹’,最危险的时候,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徐丹介绍说。

电话兵王振英手被炸伤无法将电话线接上,索性将两个线头用牙死死咬住,用自己的身体做导体,即使被电到麻木发抖,他仍旧坚持,保证了前沿阵地与指挥所的通信畅通。战士刘殿哲带伤参战,不幸被炮弹炸昏,他用最后的力气朝战友们高喊:“坚决守住阵地……给我报仇!”班长安天佑在敌群中抡起手中的爆破筒打倒几个敌人后,腹部肠子流出,倒在地上毅然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

将士们用鲜血守住了塔山的阵地,用生命垒起了真正的塔山。在塔山阻击战中,广大指战员英勇无畏,员带头杀敌,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团队,“塔山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守备英雄团”……

1949年3月25日,北京西苑机场,主席检阅部队,车子从“塔山英雄团”旗帜下通过时,特意在旗帜前敬礼,表达了对这支英雄部队的敬佩之意。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光荣的“塔山英雄团”旗帜又一次飘扬在广场上,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图为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航拍。(图片由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提供)

对于已经在纪念馆工作了整整20个年头的徐丹来说,这些故事虽然已经讲了无数遍,可每讲一次,仍会让她心潮澎湃。亲历塔山阻击战的军旅作家高玉宝到纪念馆参观时,徐丹看见这位钢铁汉子趴在烈士墓前痛哭。“我记得当时高玉宝说,‘很多战友明明前一天还在一起吃饭,可第二天就牺牲了’。”徐丹回忆道,“这些年真正接触了那些亲历者后,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于战友的怀念和深情。”

在工作中了解到的战斗故事,体会到的塔山精神,也在塑造着徐丹自己。先骑车20分钟,再坐1小时公交车,家住葫芦岛市区的徐丹每天的通勤需要将近3小时。而作为经验丰富的金牌讲解员,她几乎没有节假日。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徐丹坚持了20年。游客在听完她的讲解后能有触动,是她觉得很值得的事。“刚才在你们来之前,有一个大概50岁的中年男子,听完之后专门过来感谢我,说了解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特别感动。”

“我们其实是守墓人。”在塔山,李红升和他的“战友”们共同守护着英烈,维护着珍贵的红色资源。

73年前,解放军将士撑起了塔和山;今天,守墓人们也守住了塔和山。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吴克华、李福泽、焦玉山、江民风将军墓。(记者杨钰晨 摄)

回塔山,和牺牲的战友在一起

回塔山!1987年2月,中顾委委员、原广州军区司令员、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弥留之际留下遗言:“我永远忘不掉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忘不掉塔山用鲜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塔山阻击战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残酷,我是幸存者,死后我一定要回塔山和牺牲的战友在一起。”

当年接到“只要塔山”的军令后,时任东北野战军4纵司令员的吴克华咬着牙保证,“我4纵一定钉死在塔山。寸步不失,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就是第一线!哪怕只要一个人、一口气,我4纵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吴克华忘不了那片血染的土地,忘不了埋在这片土地上战友。

1988年8月1日,吴克华逝世一年后,夫人张铭和子女一同将他的骨灰送回塔山。吴克华的二女儿吴彤生告诉记者:“父亲戎马一生,塔山阻击战是他经历的最残酷的战斗,也是最辉煌的战斗,许多战士都牺牲在那里,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吴克华是第一个志愿将骨灰葬在塔山的将军,“父亲要求一切从简,那时的塔山烈士陵园还没有真正的‘陵’,就把骨灰埋在塔山纪念碑后面的一棵树下,没有墓,也没有碑。”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许多曾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战士在逝世后回到这里长眠。(记者杨钰晨 摄)

回塔山!时任纵队副司令员的胡奇才与战士们同在前线,他永远忘不了那些甘洒热血、誓死坚守的战友们。新中国成立后,胡奇才数次回到塔山祭奠战友。站在陵园向远处望去,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着满是伤痕的昔日战场。胡奇才的儿子胡鲁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塔山是父亲生命的寄托,他常说‘我是塔山的幸存者,做梦都梦到这个地方,死后一定要回塔山,这样我的灵魂才安稳’。”

1997年去世的胡奇才,20岁出头就担任红四军十一师政委;新开岭战役中指挥歼敌8000多人;塔山阻击战中,他被上级点名到前线指挥作战……班排连营团旅师军,胡奇才一级一级、扎扎实实地用战功成长为令敌人胆战的高级将领。

记者在葫芦岛市政府1998年3月的一份文件中查阅到:“吴克华、胡奇才、江燮元、焦玉山四位将军逝世后,已先后将部分骨灰埋在塔山烈士陵园碑前的树下,骨灰盒在展馆内,李福泽将军的骨灰盒也预定送来塔山安葬。为实现将军家属的愿望,决定在新建的陵墓园内将五位将军统一安葬,并分别竖碑纪念。”

1998年11月2日,当年“塔山英雄团”前沿指挥所旧址,五位开国将军的葬礼在这里隆重举行。

2000年,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政委、解放军装甲兵政委的莫文骅将军逝世;3年后,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报第一任总编辑、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欧阳文将军逝世。两位老友于2003年7月1日一同归葬塔山。同样在2003年去世的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12师34团政委江民风在2005年的清明节,也归葬塔山与战友相伴。

除了纪念碑后安葬的八位将军外,在2014年,又有一位将军的骨灰安葬在塔山。他是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12师参谋长、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宏茂。而同样参加了塔山阻击战,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军医的李宏茂夫人马敦香,也与丈夫一同长眠于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中。

1948年的塔山,见证了将士们抱着“人在阵地在”的决心,并肩用鲜活的生命换来新中国的曙光。

1988年到2014年的塔山,迎回了九位将军和数百名战士,他们共同凝望这片早已光芒万丈的土地。(记者 于力 杨钰晨)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寻子14年案件细节披露:养父母被采取措施,另一男孩仍有被拐记忆

12月6日

苦寻儿子14年的孙海洋夫妻

终于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孙卓

相见那一刻,三人相拥而泣

当天16时许,一家人吃了第一顿团圆饭

此前消息:

失散14年终团圆!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与儿子相认

7日上午

孙海洋夫妻带着孙卓登上返回湖北老家的列车

孙卓出远门次数不多

第一次坐高铁的他

在列车开动后,身体出现一些不适

母亲彭四英轻轻拍着孙卓的背

抚摸他的脑袋,为他缓解情绪

孙卓稍微好些后

母亲打开手机相册,给他看家人的照片

对着照片

彭四英向孙卓讲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和他约定,找时间带他去旅游

2007年,时年4岁的孙卓在深圳被拐,此后他和养父母生活在山东阳谷县。孙海洋说,孩子终于找到了,希望孙卓回深圳和他们一起生活。孙卓的养母则表示,他们会让孙卓自己选择,如果孙卓想回到原家庭生活,会尊重孩子的意愿。

据深圳警方介绍,目前,嫌疑人吴某某已被刑拘,除正在生病的孙卓养父,孙卓的养母及另一名被拐孩子符建涛的养父母,也被采取强制措施取保候审,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细节披露:犯罪嫌疑人为亲友拐孩子

随着侦查技术的不断升级,近年来公安部组织部署的“团圆”行动帮许多孩子被拐的家庭完成了团圆。随着此次认亲活动的开展,关于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儿子孙卓被拐案细节也得到曝光。

据警方介绍,2007年,犯罪嫌疑人吴某某在深圳打工,因其二哥家里只有两个女儿却一直想要个男孩,他便萌生了想拐卖男孩的念头。

“吴某某第一个拐的孩子就是孙卓,他们是一家几口人一起来打工,后来还把孩子藏匿在吴某某侄子家几个月,才转移到外地。”民警介绍,除了在10月份拐了孙卓后,吴某某还因自己大哥家的侄子也想要男孩,而在12月拐走了另一个孩子符建涛。关于他们亲友之间是否存在金钱交易,警方表示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谈及该案的破获经过,民警表示在今年9月份,公安机关先是通过人像比对技术找回了符建涛,然后通过这一突破警方顺线深挖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吴某某。后来也在办符建涛案子的同时,湖南警方的人像专家也比对上了孙卓的信息。侦查破案和技术比对同时有了线索,孙卓被顺利找到,在进行了DNA复核后,孙海洋一家终于可以与孩子团聚。

在接受央视“等着我”栏目采访时,孙卓表示,“就是不相信这个事情,当时一点都不相信。”孙卓说,他们突然告诉他不是父母亲生的,让他非常震惊,说不出是高兴还是伤心,好像愣住了在那里。

聊到和亲生父母的见面,孙卓说,“其实我心里有点愧疚,压力比较大,和几个很好的朋友说过这个事,他们说我的亲生父母找了这么多年,是很疼我的。我也谢谢他们,他们一定很辛苦。”

但孙卓直言,自己感到很愧疚,他不会留到亲生父母那边,“他们应该会很失望吧”。孙卓说,现在的父母不管怎样,养了他十几年……“现在多了一个家,这边是我的父母,那边也是”。

“要让养家知道买卖孩子的后果”

除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儿子外,犯罪嫌疑人吴某某还在同年拐过一位男孩符建涛。符建涛生母彭冬英称孩子被带去嫌疑人二哥家当儿子。

在跟孩子相认后,符建涛曾问彭冬英是否能谅解养父母,彭冬英向媒体表示,自己为了孩子可以忽略一些事,但对养父母觉得无法谅解,一定要让养家知道买卖孩子的后果。

视频来源:荔枝新闻

《亲爱的》编剧张冀:

庆幸我们没有对别人的苦难表示冷漠

作为讲述“孙海洋寻子故事”的电影人之一,电影《亲爱的》编剧张冀告诉记者,“庆幸我们当时没有对别人的苦难表示冷漠。”

6日,张冀在微信朋友圈说,“今天下午一直在忙,也一直收到大家转发的新闻。不知为何,心情比想象中平静,就像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友,听到了他的好消息,心动了一念——啊,他终于可以放下了,可以歇歇了,不用再漂泊赶路了。还想拍拍他的肩膀,递他一杯红茶,不用讲话,因为说也说不清楚,那说不清楚的才是最重要的吧,在沉默中都懂得。”

张冀也通过微信朋友圈对孙海洋表示祝贺,“海洋大哥,我们庆幸在2014年拍了一部电影《亲爱的》,不是因为别的,仅仅是庆幸我们当时没有对别人的苦难表示冷漠,所有的导演、演员、主创、工作人员用共同的力量一定要把片子拍出来,让大家看到你们的故事,见证你们的奋斗。记得我当年讲过,我们拍电影,不仅希望观众分享故事里的欢乐,也应该分担故事里的苦难。”

《亲爱的》是2014年出品的一部“打拐题材”电影。其中,张译饰演的韩德忠,是找寻那些失踪的孩子们的人们中最积极也最坚定的代表,其原型就是孙海洋。

张冀也回忆了拍摄期间与孙海洋的相处,“我在拍摄期间每次见到孙海洋先生,好几次都想跟他讲,算了,别找了,太累了,接受现实,迎接新的生活吧。但几次都讲不出口,他疲惫苦恨的面容下有坚定的执着,他也总是跟所有人讲同一句话,我要找下去,永远找下去。

说实话,我当时是同情甚至怜悯的,因为那茫茫人海和无常命运是多么强大,而我们是多么渺小。但今天他实现了他的诺言,他找到了他的儿子。十四年的岁月,鬓发已苍,少壮不再,只有他以及他们知道这其中的艰辛和穿过绝望的光在哪里。在生活面前,我再次受教,啪啪打脸,可心悦诚服。没有科技的进步,没有基层人民警察的常年付出,没有民政部门和公益组织的帮助,我们不会见证这次团圆。但最终他要感谢自己,他在抗争苦难的征途上最终收获了馈赠,善最终赢了恶。”

张冀说,“今天,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都收获鼓舞,今天是幸福的一天。祝愿海洋大哥阖家幸福,祝愿天下无拐,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坚信过这件事。”

孙海洋寻亲成功背后:

另一名男孩带着被拐记忆生活14年

年少时,符建涛是村里出名的捣蛋鬼。他在山东的田间地头撒欢,偷挖别家的红薯,掰折刚种的小树苗,跳进齐胸深的河里摸鱼。以至于,大人们告诫自家孩子远离他。

不为人知的,活蹦乱跳的符建涛内心有一段儿时的记忆,像是扎进心里的刺。14年来,时常让他感到煎熬。

直到不久前,深圳的民警找到他,让他彻彻底底证实确信了,那是他儿时被拐的片段,虽然残缺不全。

在深圳那个夜晚,他被如今的“三叔”,带到了一对陌生人面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要叫这对人爸爸妈妈,并跟随他们,来到聊城的一个村庄,在留守中长大。

寻找符建涛的寻人启事和当年警方的立案通知书。澎湃新闻 图

那是2007年12月28日,星期五,对于符建涛的母亲彭冬英来说,那是一个“黑色星期五”,那天以后,“天就再也没有亮过。”

晚上七点钟,彭冬英和孩子们吃完了饭,大儿子要做试卷,二儿子符建涛就自己下楼去玩。

那个时节深圳的天气已经有点凉了,符建涛刚开始穿了一双拖鞋。大概晚上八点钟的时候,符建涛跑了回来换鞋,手中拿着一根棒棒糖。彭冬英还问了句,谁给的。儿子说,隔壁的一个叔叔。

大儿子的试卷做完了,彭冬英下楼准备把老二找回来。她先是在小区里逛了一圈,没有发现儿子的身影。又去了平日里符建涛一块玩儿的几个小朋友家里,也没有找到。她再一次地搜寻了一遍小区,仍旧一无所获。

晚上9点多钟了,她逐渐认清,孩子找不到这件事发生了。她找到小区保安,然后报了警。

她开始仿照别人贴寻人启事,她走进网吧,通宵注册了QQ,尝试着发帖。不久,孙海洋打来了电话,先是安慰她,让她赶紧把信息发出去,并把失踪信息在一家寻亲网站上登记。突然之间,彭冬英感到有了一个同病相怜的人。

彭冬英也跟着参加了许多寻亲活动,她把自己的社交账号的名字都命名为“寻子符建涛”。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打拐民警卢保磊说,彭冬英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每年的除夕,她总能接到彭冬英的电话:“卢警官,我的小孩有没有线索。”彭冬英一家会做上一桌子菜,多摆上一副碗筷,开始念叨,“今天又是除夕夜了,爸妈还没找到你,”然后又是一家人在那里哭。

彭冬英还会在符建涛每年生日的时候买一个蛋糕,然后对着蛋糕说,“儿子,全家人都在找你。”这种失子的痛苦,打拐民警感受的真切。

卢保磊说,当年案发以后,警方做了大量的核查排查工作,排查高度疑似的人员达上百人,但受制于现场条件和技术条件,案件一直没有突破。公安部也将符建涛、孙卓两起案件列为了督办案件。

2021年1月,公安部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团圆”行动,全力侦破拐卖儿童积案、全力缉捕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失踪被拐儿童。

公安部从全国组织专家开展的“团圆行动刑事技术集中比对会战”。在更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疑似被拐人员DNA等数据信息得到更广泛的采集,DNA信息库、人像比对等新技术,得到更充分的应用,查找失踪被拐儿童的新渠道、新方法不断开辟出来。

广东省也通过全面收集整理被拐失踪儿童照片档案,积极开展查找会战,并将上述两起案件纳入重点进行攻坚。9月,一条线索出现,山东聊城一男子,与符建涛高度相似。

卢保磊和同事们立即赶往山东。通过联系学校,民警见到了该男孩,并采集了血样。迫切想知道结果的卢保磊和同事,跑到当地的DNA实验室,希望工作人员们加班加点也要把数据做出来。数据出来后传回深圳,一个令人振奋消息反馈回来,比对成功了。

人找到了,案件也要侦破。在卢保磊和同事们再次见到该男孩时,该男孩对他们说:“叔叔,我知道你们是警察,我是被拐来的,我还记得我的名字。”

也许是因为口音的原因。他把自己的名字记成了是“胡建涛”。这个男孩记得,家里是开小卖店的,他还记得母亲给他买的糖果的牌子。

彭冬英保存着儿子最喜欢的这套衣服。

民警告诉男孩,他真实的名字叫符建涛。符建涛拿出手机检索,搜到了彭冬英在网络上发布的寻亲信息,不一会儿,他直接把电话给彭冬英打了过去:“妈,我是符建涛。”

接到电话的彭冬英以为又是一个骗子,电话里那孩子说:“妈妈,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我跟哥哥去动物园玩,我们把蛇搭在哥哥的脖子上,我抓着蛇的尾巴。”彭冬英想起,这张照片她至今还保留着。

那孩子还说:“上学的时候,我不愿意起床,妈妈你就拿几块糖,放在我伸手够不到的地方,那样我就起床了,你还记得吗?”

一时间,彭冬英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她把电话给卢保磊打了过去,得到了证实。卢保磊告诉她,孩子找到了,不要着急,后续还要办案。

儿时的符建涛喜欢小动物。他告诉民警,那天晚上,他到小区另外一栋楼找小伙伴玩,在楼下碰到了如今的“三叔”。他牵了条小黄狗,把符建涛引诱到了小区一角的围栏处,那里没有监控,也没有保安。随后他举起符建涛翻出了小区。

符建涛记得,后来他被要求叫一个陌生人爸爸,他还疑惑地问:“为什么这个爸爸这么黑啊,跟我的爸爸不一样,”“三叔”说,那是因为晒的。符建涛说,虽然那时还小,但突然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记忆是很深刻的。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的具体细节,符建涛就记不清楚了。他记得坐大巴跟随如今的父母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山东聊城。

也是靠着男孩惊人的记忆力,案件嫌疑人,他如今的“三叔”吴某某浮出水面。

抓获吴某某之后,警方查明,当年在深圳南山区一家商场做保安的吴某某,将在小区闲玩的符建涛拐走,送给了符建涛现在的养父抚养至今。符建涛的养父,就是吴某某的二哥。商场的老员工证实,当年案发后,吴某某便不见了踪迹。

循着符建涛被找到的线索,结合两案案发时间相近等情况,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吴某某有拐卖孙卓的重大嫌疑。相关线索通过广东省公安厅上报至公安部打拐办。经专家们技术比对,另一名男孩出现了,就在距离符建涛山东家庭不远的地方。

随后,卢保磊和同事们采集了他的血样,经过检验,该男孩就是孙卓。

孙卓觉得,如今这一切像做梦一样,太诡异了。孙卓在养父母近乎溺爱的包围中长大。他说,自己有什么要求,基本都会得到满足,养父母也不会让他干什么家务、农活。民警们在走访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小孩子馋嘴想吃烤肠,别的家长都是一根一根给自家孩子的买,孙卓的养父母一次买十根给他。

符建涛则对童年留守之痛有着深切的感受。养父母为了一家生计,常年在外地打工。

初中上学住校时,他自己一个人背着被褥、生活用品在宿舍楼里跑上跑下。别的同学,都有父母把行李送到宿舍,把床铺好,千叮咛万嘱咐,他只能一个人累得满头大汗。

但符建涛也觉得养父母对他是好的。养父在外地省吃俭用,打两份工供他生活、读书。养母也是一身疾病。放假的时候,他坐火车到养父母打工的地方,养父母也总是把好吃的都给他。

在养父母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符建涛有一次离家出走了。这个天性开朗的男孩,压力之下,被迫不停地拷问自己,这一切是不是都是自己的错。他感到身上背负了一种莫名的负罪感。

在符建涛的心里,既不希望养父母坐牢,也不想看到母亲痛苦。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度觉得自己是不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他感到内疚。

彭冬英将心声告诉了儿子,这件事情不是因他而起,他是这件事情的受害者,让他不要多想,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其余的交给法律来办。

在彭冬英生日那天,符建涛给母亲发了一条信息,“14年简单的言语无法形容你的痛苦,感谢你做我的妈妈,这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与福气……愿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未来,我陪你夕阳漫步”。彭冬英读一遍,就哭一遍。

12月6日中午,在深圳、聊城警方的精心组织安排下,两个家庭都和失散已久的孩子,现场相认了。

认亲后,孙卓和父母跟奶奶视频通话。

来源: 大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