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
当前位置:首页 > 诗句

生意难做(生意难做我叫于东)

生意难做(生意难做我叫于东)

形容合伙生意闹心的句子

1:“亲明算是两,亲兄弟一条线,明算账是一条线。

第一,“亲兄弟”是基于家亲情关系的紧密关系,互相对彼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患难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更多的源自于农耕社会沉淀下来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文化,局部默契共识,以及个人感情等“精神层面”的平衡。

第二,“明算账”是基于保护每个人神圣的私有财产和物权不受道德绑架式的任何人的侵害或者占有,保证在经济层面的绝对公平,也保证了合作各方的知情权(尊重,俗称“把别人放在眼里”),因为物质和财产是这个世界本质,进入经济全球化的现代文明社会,明算账这一点愈发重要,因为这是建立信任,平等合作,共谋发展的的基础。

第三,“亲兄弟明算账”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旨在告诫后人,基于熟人关系下的合作一定要把经济层面的账,当着所有合作方的面,所有合作方全部在场,算的清清楚楚,保证知情权和其他基本权利。

否则,一旦“第一”和“第二”纠缠在一起,亲兄弟间反目成仇,夫妻间劳燕分飞,家族内讧,企业内斗,一辈子就永无宁日。

观点2:金钱是一种工具,你的钱是工具,我的钱也是工具,除非说,这个工具我不用了,送给你了,否则的话就要还的。

相信生活中会遇到这种事情很多。

我们和朋友相处,和亲戚相处,难免会有一些金钱上的瓜葛,我们如何面对呢?自己一定要自己的原则。

对谁都是这样,我请你做什么,你有困难帮助你。

我只要说过这个因为各种原因我不要了。

比如他生大病之类的。

如果是经济困难,那我就暂时不要,这两种情况除外,其他的金钱我一定要算清楚,如果没有算清楚,不是我心里有疙瘩,就是对方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句话看似不好听,如果遵守了,你发现的你的烦恼会少很多。

观点3:俗话说得好:亲是亲,财是财!古人说的话,能留在至今,就证明它的道理!这样的道理更是适用于我们国人! 不是太大的数目没必要 当然不需要啦?要是明算账 那还叫亲兄弟么? 当然要明算帐 给是给的 借是借的吗 我是不用 没必要 亲兄弟也需要明算账,算的是帐清,但不是谁也不差谁的,可以用可以占,只要有个帐 看是什么时候了,在合资经营上一定要明算账。

在一般的情况下,比如是你与兄弟一起吃饭,那谁付款都行就不用,反正一句话,小事。

要看什么事咯。

.我想要拥有真正意义上能同时分享痛苦与快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无话不谈,可以真心为你的那样的朋友是可。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就不一样。

例如:亲兄弟的感情再好可是还有各自的媳妇啊,现在的人都比较现实的,金钱面前必须要明算帐。

:

两个人合伙做生意的利弊

弊。

真正能够做到坦城相待的合伙做生意的人,少之又少;既然合伙成功那么难得,为何又要去试,走一条平稳的路也许更适合你,内向只是暂时的,随着你自己的社会经验丰富了,生意也会慢慢做好。

为什么谈钱伤感情谈感情伤钱呢

朋友间钱伤感情;恋人间,谈感情伤钱。

感情,金钱,就是这么现实,哪个也回避不了。

于是,大家都边谈边伤着。

计算着得失。

如果感情与金钱可以互换的话。

那我想,你我恐怕都是一文不值的。

谈钱伤感情,真的很伤……不论是朋友之间、情侣之间、夫妻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一旦谈及钱,总免不了尴尬、争执、怨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薄薄的一层纸而变得如此敏感、脆弱,不堪一击……前阵子与一个网友聊天,听她说起最近她和别人在钱的问题上产生了一些误会,确实让我满生气的。

网友的母亲生病急需要一笔钱,数目不大,网友就和平常关心她的朋友提出周转一下钱,没想到几个朋友回复是:1、直接不接电话了2、你是不是看中我的钱了

3、这样的朋友还值得交吗

还可以相处吗

无论走到哪里,很多时候都可以听到:“别和我提钱,那多伤感情啊

”“谈钱伤感情”,这句话伴随了我们很久很久,朋友之间谈钱,伤哥们儿义气;爱人之间谈钱,好像就亵渎了感情的神圣。

然而,随着社会越来越进步,人们的思想也都在发生相应的转变,尤其对金钱的看法也和过去不大一样了,所以有人对“谈钱伤感情”这句话嗤之以鼻,也就不奇怪了。

和朋友之间最好别有什么金钱纠葛。

钱对每个人来说意义不同,可能你不在乎,但是也许人家在乎呢

又碍于情面表面上不好说什么,那就只能在私底下打心结,这又何必呢,世界上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为了金钱翻脸呢

所以我很少和朋友有金钱来往,可能大家都秉承着“谈钱伤感情”吧。

比如要是大家在一起聚餐吃饭等,一般都是这顿你请,下顿就很自然的他请,属于礼尚往来吧,一直都这样。

偶而有朋友周转不开相互借钱,也会周转开的时候马上还回来,不过说实话,如果不还的话,我也还真不好意思要。

如果张嘴要,人家会认为你根本没把他当作朋友,会伤彼此的和气。

爱情就更不能谈钱了,两个人相爱,已经不分彼此了,谁多花一点少花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两个人如果天天为了点钱吵吵闹闹的,说不伤感情那是骗人的。

我觉得现在实行的婚前财产公证是对彼此爱情的不信任,再说了,还没结婚就想到离婚的事情了,这能算是爱吗

朋友就像一瓶矿泉水,平淡中带有一丝甘甜,平淡无奇但又不可缺少,我觉得,朋友之间谈钱是伤感情的,朋友跟朋友讲的应该是情和义。

呵呵,有点语无伦次,唠叨了。

历史上名人与朋友的故事

管鲍之交管仲:春秋国政治家。

名夷吾,,亦称管敬仲。

据说他早年经营商业,后政治活动。

在齐国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支持公子纠。

小白取得君位后,不计前嫌,重用管仲;管仲亦辅佐齐桓公,施行改革。

在政治上,他推行国、野分治的参国伍鄙之制,即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并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在经济上,实行租税改革,对井田“相地而衰征”(见先秦租税),并采取了若干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政策。

鲍叔牙:又称鲍叔,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著称。

少时与管仲友善,曾一起经商。

齐襄公乱政,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出奔至莒国,管仲则随公子纠出奔鲁国。

齐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

桓公囚管仲,鲍叔牙知道管仲之贤,举荐管仲替代自己的职位,而自己则甘居于管仲之下,齐国因为管仲的治理而日渐强盛。

“管鲍”,是指公元前7世纪中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牙,他们俩是好朋友。

管仲比较穷,鲍叔牙比较富有,但是他们之间彼此了解、相互信任。

管仲和鲍叔牙早年合伙做生意,管仲出很少的本钱,分红的时候却拿很多钱。

鲍叔牙毫不计较,他知道管仲的家庭负担大,还问管仲:“这些钱够不够

”有好几次,管仲帮鲍叔牙出主意办事,反而把事情办砸了,鲍叔牙也不生气,还安慰管仲,说:“事情办不成,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好,而是因为时机不好,你别介意。

”管仲曾经做了三次官,但是每次都被罢免,鲍叔牙认为不是管仲没有才能,而是因为管仲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

管仲参军作战,临阵却逃跑了,鲍叔牙也没有嘲笑管仲怕死,他知道管仲是因为牵挂家里年老的母亲。

后来,管仲和鲍叔牙都从政了。

当时齐国朝政很乱,王子们为了避祸,纷纷逃到别的国家等待机会。

管仲辅佐在鲁国居住的王子纠,而鲍叔牙则在莒国侍奉另一个齐国王子小白。

不久,齐国发生,国王被杀死,国家没有了君主。

王子纠和小白听到消息,急忙动身往齐国赶,想抢夺王位。

两支队伍正好在路上相遇,管仲为了让纠当上国王,就向小白射了一箭,谁知正好射到小白腰带上的挂钩,没有伤到小白。

后来,小白当上了国王,历史上称为“齐桓公”。

齐桓公一当上国王,就让鲁国把王子纠杀死,把管仲囚禁起来。

齐桓公想让鲍叔牙当丞相,帮助他治理国家。

鲍叔牙却认为自己没有当丞相的能力。

他大力举荐被囚禁在鲁国的管仲。

鲍叔牙说:“治理国家,我不如管仲。

管仲宽厚仁慈,忠实诚信,能制定规范的国家制度,还善于指挥军队。

这都是我不具备的,所以陛下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只能请管仲当丞相。

”齐桓公不同意,他说:“管仲当初射我一箭,差点把我害死,我不杀他就算好了,怎么还能让他当丞相

”鲍叔牙马上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记仇的。

更何况当时管仲是为王子纠效命。

一个人能忠心为主人办事,也一定能忠心地为君王效力。

陛下如果想称霸天下,没有管仲就不能成功。

您一定要任用他。

”齐桓公终于被鲍叔牙说服了,把管仲接回齐国。

管仲回到齐国,当了丞相,而鲍叔牙却甘心做管仲的助手。

在管仲和鲍叔牙的合力治理下,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齐桓公成为诸侯王中的霸主。

鲍叔牙死后,管仲在他的墓前大哭不止,想起鲍叔牙对他的理解和支持,他感叹说:“当初,我辅佐的王子纠失败了,别的大臣都以死誓忠,我却甘愿被囚困,鲍叔牙没有耻笑我没有气节,他知道我是为了图谋大业而不在乎一时之间的名声。

生养我的是父母,但是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

”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的友情,已成为中国代代流传的佳话。

在中国,人们常常用“管鲍之交”,来形容自己与好朋友之间亲密无间、彼此信任的关系。

高山流水的故事春秋时,楚国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艺高超.但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对各种事物的感受.老师知道后,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涛声.伯牙只见波浪汹涌,浪花激溅;海鸟翻飞,鸣声入耳;耳边仿佛响起了大自然和谐动听的音乐.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但是无人能听懂他的音乐,他感到十分的孤独和寂寞,苦恼无比.一夜,伯牙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弹起琴来,琴声悠扬,忽然他感觉到有人在听他的琴声,伯牙见一樵夫站在岸边,即请樵夫上船,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调,樵夫道:雄伟而庄重,好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样!当他弹奏表现奔腾澎湃的波涛时,樵夫又说:宽广浩荡,好像看见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一般!伯牙激动地说:知音.这樵夫就是钟子期.后来子期早亡,俞伯牙悉知后,在钟子期的坟前抚平生最后一支曲子,然后尽断琴弦,终不复鼓琴。

伯牙子期的故事千古流传,高山流水的美妙乐曲至今还萦绕在人们的心底耳边,而那种知音难觅,知已难寻的故事却世世代代上演着.世上如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实在是太少了.孟浩然曾叹曰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岳飞无眠之夜也道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苏轼自比孤鸿,写下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州冷句子.贾岛却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的辛酸.而那豫让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慷慨豪情又怎样的难得呢.知音难觅,知已难寻,无论红颜还是蓝颜人生得一知已已足矣!成了人们永远的思求.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诞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律师的家里,青年的马克思就有着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并付诸行动,因而他受到政府的迫害,长期流亡在外。

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认识了恩格斯,共同的信仰使彼此把对方看得比自己都重要,马克思长期的流亡,生活很苦,常常靠典当,有时竟然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但他仍然顽强地进行他的研究工作和革命活动。

恩格斯为了维持马克思的生活,他宁愿经营自己十分厌恶的商业,把挣来的钱源源不断地寄给马克思,他不但在生活上帮助马克思,在事业上,他们更是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亲密地合作。

他们同住伦敦时,每天下午,恩格斯总到马克思家里去,一连几个钟头,讨论各种问题;分开后,几乎每天通信,彼此交换对政治事件的意见和研究工作的成果。

他们之间的关怀还表现在时时刻刻设法给予对方以帮助,都为对方在事业上的成就感到骄傲。

马克思答应给一家英文报纸写通讯稿时,还没有精通英文,恩格斯就帮他翻译,必要时甚至代他写。

恩格斯从事著述的时候,马克思也往往放下自己的工作,编写其中的某些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了40年,建立起了伟大的友谊,共同创造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正如列宁所说的“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各样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后来的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时由两位学者和战友创造的。

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恩格斯和马克思伟大友谊中的小插曲1863年1月7日,恩格斯的妻子玛丽·白恩士患心脏病突然去世。

恩格斯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将这件事写信告诉马克思。

信中说:“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

”第二天,1月8日,马克思从伦敦给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写回信。

信中对玛丽的噩耗只说了一句平淡的慰问的话,却不合时宜地诉说了一大堆自己的困境:肉商、面包商即将停止赊帐给他,房租和孩子的学费又逼得他喘不过气来,孩子上街没有鞋子和衣服,“一句话,魔鬼找上门了……”生活的困境折磨着马克思,使他忘却了、忽略了对朋友不幸的关切。

正在极度悲痛中的恩格斯,收到这封信,不禁有点生气了。

从前,两位挚友之间常常隔一、两天就通信一次,这次,一直隔了5天,即1月13日,恩格斯才给马克思复信,并在信中毫不掩饰地说:“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

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

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

那就听便吧

”波折既已发生,友谊经历着考验。

这时,马克思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

10天以后,当双方都平静下来的时候,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从我这方面说,给你写那封信是个大错,信一发出我就后悔了。

然而这决不是出于冷酷无情。

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可以作证:我收到你的那封信(清晨寄到的)时极其震惊,就像我最亲近的一个人去世一样。

而到晚上给你写信的时候,则是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之中。

在我家里呆着房东打发来的评价员,收到了肉商的拒付期票,家里没有煤和食品,小燕妮卧病在床……”出于对朋友的了解和信赖,收到这封信后,恩格斯立即谅解了马克思。

1月26日,他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对你的坦率,我表示感谢。

你自己也明白,前次的来信给我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我接到你的信时,她还没有下葬。

应该告诉你这封信在整整1个星期里始终在我的脑际盘旋,没法把它忘掉。

不过不要紧,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经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消除了,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

”随信还寄去一张100英磅的期票,以帮助马克思度过困境。

中国,人们都知道“朱毛不分家”的故事。

1928年4月,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了。

从此,朱德与便战斗在一起,从不分离。

于是,便有了“朱毛不分家”的故事。

可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不仅有“朱毛不分家”的佳话,还有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与中国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之间的佳话,我把它称之为“恩泽友谊万古长青”。

那么,为什么说“恩泽友谊万古长青”呢

我们知道,“朱毛”是朱德与二人的简称,各取了他们的姓氏组合而成。

“恩泽”则是周恩来与的简称,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第一个字组合而成。

而且“恩泽”本身就是一个词,是一个联合式的合成词,因为“恩”与“泽”意思相近,其中有一个义项甚至相同。

所以,这个词本身就既表明了他们二人有许多相近或相同之处,又表明了他们二人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更表明了他们二人都是大有功于中国人民的伟人。

因此,我用“恩泽”来称谓他们,用“恩泽友谊万古长青”来比喻他们之间的长期共事于深厚友谊,我想一定会得到人们的赞同吧

其实,周恩来与的长期共事与深厚友谊,是说也说不完的。

当周恩来还在上海机关总部时,他已从陈毅的汇报中发现并深深地感觉到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大约是在1931年秋冬季节,周恩来只身来到了中央苏区。

从此,周恩来与不但相识了,而且相互尊重,相互敬仰,合作共事,风雨同舟。

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是在周恩来的力主下召开了遵义会议,并使进入了最高领导层,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长征,挽救了革命。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和领导下,使红军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重重阻力,最终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壮举。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受和的重托亲赴西安,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始。

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共同辗转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后又共同渡过黄河,共同来到了西柏坡,共同领导了三大战役,共同进了北京去“赴考”,共同登上了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共同领导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共同领导了三反、五反运动,共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共同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共同领导了,共同利用乒乓外交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大门,共同使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联合国,共同开创了我国外交和国际环境的新局面,共同打倒了集团,共同挫败了“”篡党夺权的阴谋诡计,共同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理想和长远目标,等等,等等。

四十多年间,他们从未离开过,而且是密切合作,同舟共济,相互关心,相互体贴,为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同时也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出了长期合作、风雨同舟的楷模。

“恩泽友谊万古长青”这一词语就非常恰当地表明了如上的一切。

因此,我用“恩泽”来称谓他们,用“恩泽友谊万古长青”来比喻和赞美他们之间的那种长期共事与深厚友谊,大概是再恰当不过了吧

尽管我们对与周恩来之间的长期共事与深厚友谊的故事已经知道了不少,但我们还往往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一些认识而已。

更深层的认识我们往往知道得不多。

为此,就让我们来听听权威人士的解说吧

在一本名为《说不尽的——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的书中,有一篇是专门访问金冲及的访谈录。

访问的时间是1992年12月19日,访谈录的题目为《访金冲及》。

在这次访谈中,金冲及着重谈了与周恩来二人之间的长期共事与深厚友谊。

他说:“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是不可分离的。

说起来很有意思,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

……两个人中总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也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

在中国第一代集体领导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但两人关系的紧密是有目共睹的。

在两人的关系中,当然起着主导的作用。

……如果没有,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

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的领导。

这是事实。

而对,有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

这也是事实。

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相得益彰。

”接着,金冲及又说道:“尼克松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

一般来讲,尼克松的话不无道理。

……所以一般说来,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而周恩来更多地是负责执行和落实。

”金冲及又补充道:“说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一般说可以,但不能说死,只是相对而论的。

”然后又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也是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

……周恩来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的利益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

而他内心却是钦佩,相信考虑这些更大的问题要比自己高明。

”总之,与周恩来二人之间的长期共事与深厚友谊,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非常美妙的佳话,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的一段最值得人们称道的佳话。

让我们为有这样的一段不寻常的佳话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让我们为“恩泽友谊万古长青”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最后,我要再次大声呐喊,我要再次高声赞美:“恩泽友谊万古长青

【求索】

作者:黄忠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崔雪波(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学人小传

钱冠连,1938年生,湖北仙桃人,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1962年毕业于华中师大外语系,1989年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0年受聘为该校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现代外语》副主编,现任《语言哲学研究》主编。著有《美学语言学》《语言全息论》《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等。

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园,每天傍晚,常有一位老者,一身布衣,一双布鞋,慈眉善目,若有所思地在白云山麓漫步。偶有学生趁机走来,向他求教请益。这是很多学生“在广外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老者曾在中学从教多年,51岁才入广外,治学却博大精深,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他便是钱冠连教授。

思考着,思想着

钱老散步,爱低头寻思,仿佛随时都在路拾思考之果。有时,与他一同散步,走着走着,却见他低着头,独自快步走远了。他一直在思考。

与钱老聊天,听他讲课或报告,读其著述,你会明显感到,他看得辩证,思得深刻,说得谐趣,总能化复杂为简明,释深奥为浅显。这应归功于他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孩童时代,他在书中读到“不要只是重复前人,要有自己的创造”,从此永记在心;自初中起,他就爱比较老师们上课的优劣,学其长、避其短,想着新与特。正是持有这一思考的定力,考入华中师大后,他因酷爱读书而名誉桂子山,也因此被戴上了“白专分子”的帽子。可他把心一横:不弃读书。他原本学俄语,大三开始又选修英语,课余倾注其上,练得过硬的俄英双语。“”期间,被迫转行教中学语文与音乐,长期无法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他却始终心系外语、心系学问。

钱老擅思,习惯独特:每读一书,必做眉批。他在与人对话,也是与己对话。若将眉批缀连,便是文章、书稿之雏形。他常告诫弟子:读书不在量,而在于思。攻国外语言哲学时,他不是在读,而是在啃;啃之后,再细嚼,反刍,品味。他啃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海德格尔的《诗·语言·思》、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据其弟子梁爽透露,奎因的WordandObject(《词语与对象》),钱老足足啃了两年,每段读三遍,眉批遍布页边,三换包书皮,可谓当代“韦编三绝”!

身为外语人,他也译介国外理论,认为这是“可供借鉴的发展之路”,但他选择的是三级跳:译介之后必有评论,评论之后必有深究,深究之后必有新得。比如,在将语用学引进国内之后,他更注重发展中国特色的语用学;在引介西方语言哲学之后,他开辟了后语言哲学。

深思避免了无思想的玄谈,使他目光敏锐,于细微处见大道。同治语用学,在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不少人所见的是大同小异,钱老却看到了小同大异。他说:“注意:对这个世界,说同,比较容易;说异,困难得多。说同,是学问;说异,更是学问。若把同与异分清楚了,创立本土理论的勇气、底气则不请自来。”“两者的文化行为可以说是生硬槎桠,绝非铢两悉称。这就是我怀疑的理由。”这话何等有力,何等自信!真是真人出真知。

图片由作者提供

钱老突出的学术气象就是外语界普遍缺失的批判精神。他自称是“从夹缝中走出来的学者”,道出了外语学者创新的两难境地“洋语不如洋人,国语不如国人,两头不沾边,尴尬得无以藏身”,这是静观。“看洋人的书,出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夹缝中求生”,这是洞察,多么辩证,多么智慧!

问学不工于心计,不为名利,使钱老脱俗;对西方不盲从,不照搬,助钱老祛魅。不悟实质,不熟于胸,不获新见,便不急于写;待成竹于胸,才执笔于案头,所写所撰一定是他对语言的所悟所感。因此,他不写则已,写则定有真知灼见,处处意象新,句句言有物,每每能见微知著,能从语言归纳出“美学语言学”,从生物全息演绎出“语言全息”,从语言悟出“文化网络”“人类的家园”……在他看来,唯有原创才能安顿灵魂。

著述有“私”想,出语不俗,可以把玩,渐成钱氏风格:谨严而雍容,清新而近人,可观而难学。这远非掉书袋者或炒概念者所能比。读其文,不时遇见俏皮的慧言:“自己家里拿出点真货出来,也让隔壁邻居瞧瞧!”“为何总要为老外忙乎?”“节外生新枝”“不能躺在别人的摇篮里,不知道摇篮的编织者”,如此等等。

钱老有些思想在语言学界传布很广,如“人生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生活在语言中”“语言的任何一个局部都浓缩了语言结构的全体信息”等。最知名的是将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居所”论断提升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还写出自己最看重的貌似同名的专著。

为追求思想,他要求自己出观点,有亮点,能永恒。钱老多次拒绝朋友、学生给自己做寿,在业内传为佳话。究其因,原来是:“你们送我的东西,我都有。而我需要的东西,你们送不了。那么,我需要什么东西呢?就是后人对我著述的引用率。”

图片由作者提供

创造着,创新着

钱老嗅觉敏锐,能洞察语言之妙,颇具前瞻性与预见性,他能眺见学术的风向标,绝不西望而跟风,主张“重视向西方学习,但要立足于自己的理论创造”,化西创新正是他学术研究的最大特色。

外国语言学界占外语优势,学术已成套路:照搬西方理论,加一定语料,略作分析,对其予以印证,勇敢者则稍作一点修正。如何讲好学术故事?外语界多数人是“照着讲”,至多是“接着讲”,借西方理论框架,不敢或不愿直抒己见。广外教授霍永寿师从钱老,博士毕业后“逐步明白,创新有不同的形式,但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向世界贡献出原来没有的东西,是‘无中生有’”。而钱老的研究正是起于对生活和理论的批判,推及同类,或归纳求共性,或演绎求特性,得出理性判断,催生理论形态。

理论研究旨在贡献新知,或发掘新事实,或提出新问题,或选准新视角,或提出新解释,或概括新范畴,钱老的著述或可占到二三,或能兼具四五。比方说,《汉语文化语用学》是第一部基于汉语的语用学专著,甫一问世,就不同凡响,北有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称其有“前无古人的精辟的见解”,南承中山大学王宗炎教授称赞:“在这些(语用学)引进者和发展者的当中,钱冠连先生占有显著地位。”该书在汉语学界享有众多读者,为北大、清华、南开、浙大等校研究生必读书目,在海外也有不少拥趸,目前已被国家立项,正在外译走向英、俄语世界。该书为天下创,也育天下人。现执教于上海海洋大学的李涛博士大三读的第一本语言学专著就是它。“这本书第一次让我觉得语言原来可以这么好玩、有趣,语言还可以这么来看。”他说,“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路途,让我开始朦胧地有了些语言研究的意识。”

吕叔湘等前辈对汉、外语两界两张皮现象一直忧虑忡忡,而钱老的主要理论贡献就在于促进了两界融合。《美学语言学》《语言全息论》《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均聚焦汉语汉文化,揭示其普遍原理。钱老是外语出身的学者,在业内颇受关注,在界外更受推崇,靠的正是他西而化之的理论探索以及随之结出的硕果。

身为外语学者,他却勇于批评汉语界不重理论研究,更缺学派创建意识的壮志。但他更是反省自身,剖析了外语界缺乏理论创新的心理障碍:第一,甘当二传手,忙于引进,让渡创新;第二,知难畏难,怕劳神费力;第三,认为无新可创,该创的已创,属于思想懒惰。

在同事王初明教授看来,钱老“视原创性为做学问第一原则,并努力付诸实施”。外语界对新理论构建贡献不大,好拾人牙慧。而他“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专著,总不忘创新”,“努力做一位生产知识的先进工作者,足见其创新意识的强烈”。

四川外国语大学王寅教授是钱老的学术知音:“仅就专著来说,他出一本,是一本,既有‘数’,更有‘质’,可谓本本见彩,册册出新,无不彰显着‘无中生有、有中生新’的创新范式,堪称我国外语界的‘理论拓荒者’。”他将钱老的创新之法归纳为“再范畴化”,正是“再范畴化成就了他的原创理论”。每读新著,钱老的诗人和评家气质便悉数登场:入乎其中以解剖,出乎其外以化合,再予以范畴化,进而提出新概念。比如,已被学界广为接受的“人文网络言语学”“语言的‘三活’状态”“语言全息”等范畴,均折射出钱老的理论原创意识。

一部专著可含一个或多个理论,也可自成理论体系,系列专著则形成体系的体系,形成更大的学科体系。上述四部专著便是如此纵横贯通的。对此,其高足、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王爱华看得更清楚:四本书各有体系,新颖而深刻,彼此又内在关联,都对语言本质和现象作出了新颖的解释。钱老正是从语言学走向语言哲学,理性探索从经验性走向了思辨性,移步换景,步步深入,却始终坚守着“重视学习西方语言学理论,立足理论建设,立足母语语料,立足创新”的原创理念,坚持倡导“学贯中西”,致力于国内外哲学界与外语界的凿壁与打通,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中国的语言学理论学派”。

仅凭语用学成就,钱老本可欢度余生,可他偏偏舍易趋难,急转弯撞向了语言哲学。为何转向?所虑有三:第一,语用学研究除译介外,当时已无话可说,多数学者不愿详考其源(即语言哲学);第二,国内语言学研究方法单调,汉语界鄙薄理论,视理论为空谈;外语界引进方法,汉语界不太买账,两界两张皮;第三,我国语言学家入道时未受哲学训练,硬伤与生俱来。钱老以“下地狱的精神”,沿着语用学闯入分析哲学,踏上了语言哲学转向的艰难历程——脚踏语言的实地,仰望哲学的天空,就如他反复强调的,“从语言入,从哲学出”。

其实,语言学理论背后藏着哲学,理论语用学与哲学天然关联,就看谁先发现,再发明,为其命名,为其立说。钱老正是基于英俄汉三语由语言学追向哲学的。“”后,他集中研究语用学,读利奇等人的著述,见语言学家常引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格赖斯等人的著作,好生奇怪:他们为何要引用哲学著作?1992年,应邀前往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任特约研究员,语用学文献读得越多,他的疑虑就越深:为何语用学大家都是哲学家?他一面读西方书,一面写自己的书,未几,写成《美学语言学》(1993),开启了语言哲学写作。访学期间,他更受刺激的是:为何不见国人的语用学?不出几年,《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面世。他还借机厘清了哲学与语用学的谱系:语义学为分析哲学之子,语用学为语义学之子,语用学便成了哲学之孙。

转向哲学,便要换脑,读书之多、之难是空前的。一时间,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写,就是埋头读、读、读,“前后大约花了十六年才摸到语言哲学的谱儿”。语言研究的哲学转向再次为他开疆辟域,可概括为讲、导、宣、编四个字:一届届地讲授语言哲学课程,育人也育己;指导语言哲学、语用学博士生;为中西语言哲学夏日书院和70余所高校与30余次国内外研讨会宣讲西方语言哲学;编辑出版《语言哲学研究》辑刊以及西方语言哲学经典文集等。

西南大学教授杜世洪认为钱老是中国外语界“西方语言哲学的领航者”,他看得真切:“钱冠连的哲学思想是对古希腊宇宙观的发问与解答。”古希腊哲学家发现了“宇宙的次序”与“人类思想的次序”相似,二者如何联系?似乎未见,而钱氏“语言全息论”正是捆绑宇宙、人和语言的绳子,仿照“柏拉图的洞穴”“奥康的剃刀”“休谟的铡刀”等哲学史典故,杜世洪将之命名为“钱冠连的绳子”。

本土化是钱氏语言哲学的创新之道。他没有走西方哲学的老路,而是为其注入新的养分,加入中国视角,为老树生新枝,将西方语言哲学本土化,尝试开展后语言哲学研究,将西方分析哲学推向“后语言哲学”阶段。2017年,他还做了有关量子力学作用于西方哲学的报告。前两年出版的《后语言哲学论稿》就集中体现了近年来他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2005年,钱冠连(前排左三)与学生、外国学者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梦想着,写作着

钱老为天下人写《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其实,语言更是他自己的家园,他更是生活在语言中。文字世界,是他的精神家园。读其文,一如与他对谈,听他娓娓道来。其学术写作是诗性作家式的,属于才子型,而非经院式。谁读了都惊叹:“原来学术还可以这样做!”

钱老从事研究,也能诗善文。他早就做过作家梦,还自嘲被“美梦空纠缠”。上小学时他看了剧本《革命是用血换来的》,便做起了二十余年的作家梦。一上大学,他就列出世界文学名著清单,受惠于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读了不少经典;也曾醉心于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散文,甚至是鲁许二人的“两地书”。

钱老的作家梦,还插有一小曲。受创作欲驱使,大三那年他试创小说一部,让同窗好友陈立刚转其胞兄,《苦菜花》《吉鸿昌》的作者陈立德。作家速复:语言流畅,但无教育意义。作家梦虽然受挫,创作之路却未中断,1989年他完成大转折,转向语言学,文学熏陶与文字锤炼从此开始成就其学术。文学与学术,两套思路,可以神交,可以融汇,研究因此而轻盈,创作因此而厚重。极具戏剧性的是:有心小说花不开,无心散文柳成荫。他先后推出了《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眼光和定力》和英汉对照《命运与欲望》三部散文集,写个体生命的感悟、感受与感知,都洋溢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散发着学术与生活哲学的余香。他不止一次感叹:“你以为你走的是一条自己规划的路,到了人生末了,才发现,实际上你走上的是一条生活(社会、人文、时代生态)为你修正的路。”

他的文字好懂,是因作者先弄通了,写得又生动,不空泛,能激感,引人共鸣。钱老能洞悉语言之妙,论理时出言能入里,有鞭辟之用;其文字以质胜,货真价实,既带思想的体温,又盖生活的印戳,如“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洋不就,土不成”“不要将‘犁’插在洋人的田里耕去犁来,要耕自己的田”“活得干净远比活得辉煌更有意义”。

据四川大学教授刘利民回忆,钱老对弟子常说的一句话是:硬功夫、活脑筋、新句子。前者指要打好学术基础,中者指思考要破规,末了要推陈出新:概念新,话语新,体系新。新句子,不也是作家的追求么?!钱老还是优秀的演说家。其老友,广西大学教授覃修桂爱听他的报告,说他大会主旨发言“一如他的文章,字斟句酌,逻辑严密,言虽简却意无穷”。

70岁退休之后,钱老问学之余,文学创作与书法左右开弓,双艺合一。他本来就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自成一体,流畅清新。近年来他练起了毛笔字,与众又不同,所练内容全由己出,用毛笔写自己的作品,或为古诗,或为现代诗,或为学术札记,或为散文诗,成其夕阳红中一抹亮色。创新者总是不落俗套,这或许可视为其创新思维的又一延续。

肚中有真货,笔下妙生花。学者兼文人,历来不乏其人,而钱冠连先生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位。

学人论学

经过了四五年摸索,我决定着手写作正式的语言学论文。在1986年完成第一篇论文“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一投不中,于是二投《现代外语》。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我对妻子说:“如果这篇论文不能发表,从此我陪你玩到老。”这话听起来是赌气,其实是自我调侃加上内心里的自信。如果一个人做什么事,全无自信,那还做它干什么?这个打赌是认真的,不是说着玩儿的。因为我的写作是认真的。我一向的观点是:可以让人说我做的工作这儿不成熟,那儿不成熟,但不能让人说我做出来的工作是对前人无价值的重复。我十分尊重严肃的高水平的介绍、引进与评述,不吸收别人的介绍与引进,也没有我的今天,但自己的脾性却宁愿开垦生荒。我自信“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不是无价值的重复,是有自己思想的东西。如果这样的开拓工作不被学界接受,我的前面还有什么希望呢?或者说一个不理睬开拓的学界还有什么值得我去单相思呢?这个东西后来登在《现代外语》(主编张达三先生)首篇,并没有使我神气十足起来,因为一次成功的偶然性太大。我必须让人再次检验我。第二篇东西“言语假信息:兼论Grice合作原则的拯救”(与权威Grice的意见正相反)于次年(1987年)发表在《外国语》(版权页上没有公布编辑部名单)上。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对我个人的“拯救”是不言自明的,否则我真会一玩到老!两篇论文发表这件事说明:第一社会评价机制对我说话了:你能做语言学这件事;第二社会评价机制还是肯定创造性工作的。这两点意义影响了我22年来的研究思路,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在迄今为止的69篇文章中,大约有2/3以新的思想为主1/3是解释别人的东西。四本专著,则完全是自己的理论尝试,当然还有许多不成熟。

——摘自《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钱冠连著《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商务印书馆

当你们做博士候选人(一般称为“博士生”)时,我曾要求过:

发表过一点作品。以便从中看出,你是否适合于以学术研究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你是否有创造的(请注意:不是“解释的或者诠释的”)潜能。

英文写作好。以免以后博士论文以英文行文时,导师还要为他/她的文字操心。一个行文不过关的人,哪能将全部心思放到开掘思想上?哪能拿出优秀的有创见的博士论文?

人品必须好。我极为看重人品对学品的影响与渗透。一个没有好的人格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学术前途的。举例来说,如无人品上的坚忍不拔、宽容待人、求实、谦虚谨慎、有自主的个性、讲情义与淡泊名利,就会在学品上表现为下列相应的缺陷:(1)因为人品上不是坚忍不拔,那么,在学术上有所突破之前就放弃了;(2)做人不宽容别人的人,就不能在学术上吸纳百川、向各种学术流派甚至向反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学习;(3)不求实的人,学术研究中,要不就是与真理擦肩而过,要不就是不顾事实地胡说八道;(4)为人刚愎自用者,学术上一定是跋扈霸道、不懂装懂;(5)无自主个性的人,一方面,不能走自己的路,蹊径独辟,其结果,永远也不能超过自己的导师;另一方面,他也不会滋长学派与流派意识,而一个没有学派意识与流派意识的人,是不能做一个有成就的学者的;(6)对自己的父母、师长、师兄弟与一切帮助过自己的人无情、无义、无信的人,学术上一定得不到四方八面的关照与提携。得不到清醒的旁观者的指点;(7)名利心太重,就没有一颗宁静的心,就会在学术上毫无智慧。因为只有宁静才能生智。

…………

开学的第一周,请你们到文科基地的阅览室,浏览所有的书,不仅是你那个专业的书,它们是怎么分类的?它们在书架的哪一处?索引的方法是什么?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方便以后借阅;第二,要有大视野。

——摘自《博士候选人第一课》,钱冠连著《眼光与定力》,复旦大学出版社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7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