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观后感300字(西南联大观后感300字左右初中)
《西南联大》观后感心得体会
原发布者:天边的浮云
《西南联大》观后感心得体会
观看了《西南联大》历史纪录片之后让我感触良多,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挺惭愧的,我们现在的条件多好啊。
可是还在抱怨学校这样差那样差,甚至以这些借口来逃避我们应该学的很多专业知识,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处在和平年代,可以放心的在学校里汲取丰富多样的知识,却不懂得珍惜,还经常想尽各种办法来逃课“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要知道,当时联大的学生正处在水深火热的战争年代,依然是那么的渴望学习,甚至连生活都令人堪忧,但还是不能阻挡他们学习的决心。
他们在校舍被摧毁后没有就此放弃学习,而是抓住了每一个学习机会。
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依旧坚持学习,真的让人十分震撼!古有勾践卧薪尝胆、苏秦头悬梁锥刺股等故事都是发人深省的,至近代的联大学生同样在艰苦的时代,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抱负。
他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忍辱负重,敢于与恶势力斗争到底。
联大师资雄厚,尽管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依然坚守“刚毅坚卓”的校训,培养了不少人才,当时的就有朱自清、梅贻琦,闻一多、冯友兰等著名教授。
联大也因为有这些学富五车、爱国学士的存在,联大也因此蓬荜生辉,联大的莘莘学子也在他们的教导下学到了很多知识,有所成就,例如
读西南联大校歌词有感300字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
中业兴,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以《满江红》为词牌填写的校歌,是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的杰作,经张清常(语言文字学家,致力于音韵、音乐、文学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谱曲后,无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学校歌的绝唱。
在国家危在旦夕,民族存亡时刻,它代表了中国文人学者和莘莘学子发出的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师生在国危家难之际所具有的高尚情感和坚强意志,激励着中华儿女奋发自强,共赴国难。
今天读来,仍然让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邓稼先 心得体会
邓稼先,“娃娃博士”,学业有成,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及极佳的科研环境,毅然回到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新中国。
他在党的召唤下,隐姓埋名前往西北大漠,开展核武器开发的理论研究工作,默默地为我国国防事业奉献光和热。
他鞠躬尽瘁,将一腔爱国热情投入到事业中,却因核辐射所致的癌症而逝世。
他为我国摆脱帝国主义侵略、赢得自主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文叙述
碑文叙道,1937年“七·七”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日寇南侵,平津告急,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奉命迁往湖南,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校务由原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柏苓主持,于当年11月1日上课。
后来局势日艰,上海、南京相继沦入敌手,武汉震动,临时大学正式迁往云南。
数百名师生分批南行,多数师生步行3000里,部分师生乘车船,有的更绕道香港,由港经越南,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1938年初夏抵昆明,更名“西南联合大学”,于5月4日上课。
学校分设理工学院,址在昆明;设文法学院,址在蒙自;同年冬,增设师范学院。
一学期后,文法学院迁回昆明。
1946年5月4日联大结束,三校迁返平津,历时整整8年。
求读《金岳霖先生》后你对金岳霖的看法,不少于300字
金岳霖(1895—1984),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
字龙荪,湖南长沙人。
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
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
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
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
1953年加入中国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
1956年加入中国。
1954年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二、四、五、六届委员,还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著有:《论道》和《知识论》
金岳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发表了几十篇哲学和逻辑论文,出版了《逻辑》《论道》《知识论》3部专著。
1949年后开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写过一些哲学和逻辑论文,但主要精力用在学术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方面。
他的三部论著反映了他的逻辑思想和前期哲学思想。
在哲学本体论方面,他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
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
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
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
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在认识论方面,金岳霖肯定有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本然世界。
在其中,一方面有个别事物的变动生灭,另一方面有普遍共相的关联。
认识主体通过他的认识活动就可获得许多关于本然世界的意念、概念、意思和命题。
认识主体同时又应用他已获得的意念、概念、意思与命题去规范和指导他对本然世界的认识。
金岳霖认为,认识有一发展过程,但本然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金岳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
他推动了中国对现代逻辑的研究,并培养了许多逻辑学者。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
二、我的世界(汪曾祺)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到处是河。
可是我既不会游泳,也不会使船,走在乡下的架得很高的狭窄的木桥上,心里都很害怕。
于此可见,我是个没出息的人。
高邮湖就在城西,抬脚就到,可是我竟然没有在湖上泛过一次舟,我不大爱动。
华南人把到外面创一番事业,叫做“闯世界”,我不是个闯世界的人。
我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着命运摆布。
从出生到初中毕业,我是在本城度过的。
这一段生活已经写在《逝水》里。
除了家、学校,我最熟悉的是由科甲巷至新巷口的一条叫做“东大街”的街。
我熟习沿街的店铺、作坊、摊子。
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描绘出这些店铺、作坊、摊子的样子。
我每天要去玩一会儿的地方是我祖父所开的“保全堂”药店。
我认识不少药,会搓蜜丸,摊膏药。
我熟习中药的气味,熟习由前面店堂到后面堆放草药的栈房之间的腰门上的一副蓝漆字对联:“春暖带云锄芍药,秋高和露种芙蓉”。
我熟习大小店铺的老板、店伙、工匠。
我熟习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谈话语,他们身上的美德和俗气。
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
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
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
潮退,河水又归平静。
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
难忘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离别。
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值。
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
高三时江阴失陷了,我在淮安、盐城辗转“借读”。
来去匆匆,未留只字。
我在昆明住过七年,1939至1946。
前四年在西南联大。
初到昆明时,身上还有一点带去的钱,可以吃馆子,骑马到黑龙潭、金殿。
后来就穷得丁当响了,真是“囚首垢面,而读诗书”。
后三年在中学教书,在黄土坡观音寺、白马庙都住过。
1946年夏至1947年冬,在上海,教中学。
上海无风景,法国公园、兆丰公园都只有一点点大。
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
我住的地方很特别,在右掖门下,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所在。
1949年3月,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
5月,至汉口,在硚口二女中任副教导主任。
1950年夏,回北京。
在东单三条、河泊厂都住过一阵。
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我和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对农村、农民有了比较切近的认识。
1961年底回北京后住甘家口。
不远就是玉渊潭,我几乎每天要围着玉渊潭散步,和菜农、遛鸟的人闲聊,得到不少知识。
我在一个京剧院当了十几年编剧。
认识了一些名角,也认识了一些值得同情但也很可笑的小人物,增加了我对“人生”的一分理解。
我到过不少地方,到过西藏、新疆、内蒙、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福建,登过泰山,在武夷山和永嘉的楠溪江上坐过竹筏…但我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我的思想,毕竟只是过眼烟云。
我在这个世界走来走去,已经走了七十三年。
我还能走得多远,多久
1993年9月8日
(选自《逝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读 最后一次演讲 有感 闻一多写的 600字
《最后一次演讲》读后感
当我读完《最后一次演讲》,我为闻一多先生的“视死如归”而感动,我的心里充满的是愤怒、敬佩和感动。
我愤怒当时社会的黑暗。
就像闻一多先生在演讲中的质问:“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
竟遭此毒手
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无非是一个没有丧失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一张嘴,有什么话可以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是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是偷偷摸摸地—这成什么话
我愤怒就是这样柔弱的读书人会遭此毒手。
我愤怒那些丧失良知的中国人还不如外籍友人—“自从李公朴先生遇害以后,原本不住在西仓坡大院的西南联大美籍教授温德先生,便住进了.”“孩子,你的父亲,我的老朋友闻一多先生是个好人,有人想要杀掉他,中国人民不答应,我这个美国人也不答应。
孩子,你看,我还像个称职的哨兵吗
我敬佩当时以闻一多先生为代表的人士。
原本闻一多一家可以安全启程北上,可为了好友,为了伸张正义,为了自己心中的信仰,他选择以生命为交换。
“特务们先后给闻一多寄来了两次子弹.‘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在那个时候结束你的性命’”“闻一多仅仅淡然一笑,便把信和子弹扔进了纸篓。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骨气,这就是最勇敢的斗士,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感动闻一多先生以贫乏的物质武装起来的高贵精神。
“闻一多一家在这8年当中,住过茅棚,喝过稀饭,饿过肚子,刻过图章,写过文章,游过行,.”“可对于贫困交加的闻一多一家来说,.而今天,一定要让孩子们吃饱。
即使这样,闻一多先生斗志昂扬“斗士的血不会白流,派
你看见一个倒下,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都说知识分子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群人,可就是这样一群人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引导我们的前进。
杨振宁和邓稼先是什么关系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关系:挚友、同乡、初中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出国留学、杨振宁曾救助过邓稼先。
20世纪中期,邓稼先就读于北京崇德中学,杨振宁也在该校读书,自此,两人成了要好的同学和朋友。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杨振宁一家随校远赴西南大后方。
1941年夏,邓稼先考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此时杨振宁已是西南联大的三年级学生,在该校,两人又可以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交流心得。
邓稼先对其姐说,振宁兄是我的课外老师。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杨振宁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
次年,邓稼先考取留美研究生。
在征求杨振宁的意见后,邓稼先顺利地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就读物理系。
1950年8月,邓稼先回到中国,从那以后,邓稼先便和在美国的杨振宁天各一方,长时间失去了联系。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回忆,“”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
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
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
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
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
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
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
许鹿希感叹道:“我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
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
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
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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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邓稼先被查出身患直肠癌,住院治疗。
1986年5月与6月,杨振宁曾先后两次回国,去医院探望邓稼先。
返回美国后,杨振宁想办法搞到当时尚未上市的治癌症的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
1986年7月,邓稼先去世,杨振宁回到北京为邓稼先扫墓,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将一只蓝色盒子交给杨振宁,盒子里面整齐地放着他们的家乡安徽出产的文房四宝,表示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永世长存。
杨振宁简介:
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穆藕初奖学金[5],赴美留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1955年,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教授;1966年,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长;198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1998年,任清华大学教授;2017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018年,任西湖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
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作出了里程碑性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和R.L.米尔斯合作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在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了量子可积系统和多体问题研究的新方向等[6-7]。
此外,杨振宁推动了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和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成立。
邓稼先简介:
邓稼先(1924—1986),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
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
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3-4]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
拓展资料:邓稼先(人物生平、主要成就、人物逸事等)
杨振宁(人物经历、主要成就、个人生活、人物逸事等)
西南联大纪念碑的校风
联大荟萃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的精英,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页,当时中国最有成就的学者、专家、教授,几乎集于一园,名学者、名教授,各展其才,培养出中国近当代最著名的人才。
联大校风,以“五四”以来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为旗帜,提倡学术,因而校内学术团体林立,壁报众多,大鸣大放,相互切磋,气氛活跃,培养了一大批富有创造精神和深厚学术功底的学子。
联大8年,接受过教育的8000余人中,正式毕业生只有2522人(休学、参军者不计在内),但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当今中国和国际声望卓著的专家学者,如杨振宁博士等。
1945年,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而结束。
1946年,联大鉴于已完成历史使命,决定撤销,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并迁返北方。
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已使三校“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
为纪念这可歌可泣的光辉历程,校方决定勒石立碑,“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汪曾祺散文《故乡的元宵》赏析
赏析:
《故乡的元宵》是汪曾祺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文中描绘了故乡元宵节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民间节日活动,为我们营造出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从中可以体会到汪曾祺散文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欢乐的气息,展现了乡间的自然与纯美。
从作品中不难看出一个长期漂泊异乡的游子对乡土文化的怀恋,以及对故乡的爱,同时也感受到他对年之过去的惋惜,快乐的日子虽有,可总是很短暂的,我们要享受那幸福时光,但也要学会珍惜,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本篇文章详略得当,教学时别有一番情趣,耐人寻味。
拓展资料:
原文:
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
没有狮子、龙灯,没有高跷,没有跑旱船,没有“大头和尚戏柳翠”,没有花担子、茶担子。
这些都在七月十五“迎会”—赛城隍时才有,元宵是没有的。
很多地方兴“闹元宵”,我们那里的元宵却是静静的。
有几年,有送麒麟的。
上午,三个乡下的汉子,一个举着麒麟,—一张长板凳,外面糊纸扎的麒麟,一个敲小锣,一个打镲,咚咚当当敲一气,齐声唱一些吉利的歌。
每一段开头都是“格炸炸”:
格炸炸,格炸炸,
麒麟送子到你家…
我对这“格炸炸”印象很深。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状声词?状的什么声呢?送麒麟的没有表演,没有动作,曲调也很简单。
送麒麟的来了,一点也不叫人兴奋,只听得一连串的“格炸炸”。
“格炸炸”完了,祖母就给他们一点钱。
街上掷骰子“赶老羊”的赌钱的摊子上没有人。
六颗骰子静静地在大碗底卧着。
摆赌摊的坐在小板凳上抱着膝盖发呆。
年快过完了,准备过年输的钱也输得差不多了,明天还有事,大家都没有赌兴。
草巷口有个吹糖人的。
孙猴子舞大刀、老鼠偷油。
北市口有捏面人的。
青蛇、白蛇、老渔翁。
老渔翁的蓑衣是从药店里买来的夏枯草做的。
到天地坛看人拉“天嗡子”—即抖空竹,拉得很响,天嗡子蛮牛似的叫。
到泰山庙看老妈妈烧香。
一个老妈妈鞋底有牛屎,干了。
一天快过去了。
不过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灯,才算。
元宵元宵嘛。
我们那里一般不叫元宵,叫灯节。
灯节要过几天,十三上灯,十七落灯。
“正日子”是十五。
各屋里的灯都点起来了。
大妈(大伯母)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
二妈屋里是画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琉璃灯,还有一张珠子灯。
我的继母屋里点的是红琉璃泡子。
一屋子灯光,明亮而温柔,显得很吉祥。
上街去看走马灯。
连万顺家的走马灯很大。
“乡下人不识走马灯,—又来了。
走马灯不过是来回转动的车、马、人(兵)的影子,但也能看它转几圈。
后来我自己也动手做了一个,点了蜡烛,看着里面的纸轮一样转了起来,外面的纸屏上一样映出了影子,很欣喜。
乾隆和的走马灯并不“走”,只是一个长方的纸箱子,正面白纸上有一些彩色的小人,小人连着一根头发丝,烛火烘热了发丝,小人的手脚会上下动。
它虽然不“走”,我们还是叫它走马灯。
要不,叫它什么灯呢?这外面的小人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
整个画面表现的是《西游记》唐僧取经。
孩子有自己的灯。
兔子灯、绣球灯、马灯…兔子灯大都是自己动手做的。
下面安四个轱辘,可以拉着走。
兔子灯其实不大像兔子,脸是圆的,眼睛是弯弯的,像人的眼睛,还有两道弯弯的眉毛!绣球灯、马灯都是买的。
绣球灯是一个多面的纸扎的球,有一个篾制的架子,架子上有一根竹竿,架子下有两个轱辘,手执竹竿,向前推移,球即不停滚动。
马灯是两段,一个马头,一个马屁股,用带子系在身上。
西瓜灯、虾蟆灯、鱼灯,这些手提的灯,是小孩玩的。
有一个习俗可能是外地所没有的:看围屏。
硬木长方框,约三尺高,尺半宽,镶绢,上画一笔演义小说人物故事,灯节前装好,一堂围屏约三十幅,屏后点蜡烛。
这实际上是照得透亮的连环画。
看围屏有两处,一处在炼阳观的偏殿,一处在附设在城隍庙里的火神庙。
炼阳观画的是《封神榜》,火神庙画的是《三国》。
围屏看了多少年,但还是年年看。
好像不看围屏就不算过灯节似的。
街上有人放花。
有人放高升(起火),不多的几支,起火升到天上,嗤—灭了。
天上有一盏红灯笼。
竹篾为骨,外糊红纸,一个长方的筒,里面点了蜡烛,放到天上,灯笼是很好放的,连脑线都不用,在一个角上系上线,就能飞上去。
灯笼在天上微微飘动,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使人有一点薄薄的凄凉。
年过完了,明天十六,所有店铺就“大开门”了。
我们那里,初一到初五,店铺都不开门。
初六打开两扇排门,卖一点市民必需的东西,叫做“小开门”。
十六把全部排门卸掉,放一挂鞭,几个炮仗,叫做“大开门”,开始正常营业。
年,就这样过去了。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
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一段上学记的读书心得
一直都很喜欢西南联大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因此这些年断断续续的看了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回忆文章。
有名的无名的,杨绛的,赵元任夫人的,张中行的,沈从文的,还有很多其他想不起来名字的。
慢慢的对那个时代的人事有了粗浅的了解。
尽管有钱钟书《围城》的嘲讽在,但无可否认那个时代的读书氛围好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老师象老师,学生象学生。
因为自以为了解的不少了,所以在书店第一次看到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时,就没有放在心上。
过了些日子在网上买书时看到大家的评论,心里一动(幸好这一动,不然就失去一次好的机会了),于是捎带着也买了一本。
然后在看厌了那些理论书籍后一口气看完了这本口述史。
唯一遗憾的是何先生的回忆到解放就戛然而止了。
据说还有一本《上班记》,但要到什么时候出版,现在还是未知数。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很多回忆都是在49年结束了。
我们明白这个意思。
何先生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
余生也晚,他说的时光我们都赶不上了。
想想自己的读书岁月要说美好还真的是没有。
所以他一回忆起联大的七年我就忍不住要妒忌。
联大7年,读了四个系,真是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呀。
我的大学时光真是贫乏的几乎无事可述,如果说要勉强回忆大概就是在那个图书馆里发现了《古诗源》。
也没碰到什么可以大大回忆一番的老师和同学,当然自己也不是个好学生。
因为《古诗源》同我的专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何先生说: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
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的多。
“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余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
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
这段话真应该给那些出标准答案的人去瞧瞧。
给那些僵化的脑袋一个新的思路。
少年儿童的许多奇思妙想就是在这种标准答案里被扼杀的。
于是大家都整齐划一,好像是流水线上的产品。
所以有朋友说要送孩子去国外上学,虽然担心孩子会学不好中文,但为了让他们有个健全的心灵,这样做还是很合适的。
何先生说: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
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对这段话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但现实大过天,生存是第一位的。
我们的家长和我们自己都是实用主义者,衡量一件事的意义是经济先行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
古代到还不至于如此实用主义。
于是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出什么大家,最多是大匠。
几乎什么事都要同经济扯上关系的社会我觉得很是恐怖,这意味着我们要失去许多不能用金钱衡量的美好的东西了。
小朋友从小背唐诗不是为了陶冶情操,而是为了在众人面前炫耀孩子的记忆力。
很小的孩子就要去钻研奥数,学钢琴,美术是为了在升学时有分可加,这些事说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却是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
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对数学语文和音乐美术会有感情吗,会觉得心所向往吗,不会。
就象郎朗在自传中说练琴到要自杀,从此看他弹钢琴我就觉得很心酸。
我不能想像莫扎特小的时候有练琴练到要自杀吗
所以这个时代只能是娱乐精神,只能是无聊加空虚了。
何先生所向往的幸福自然也不是我辈可企及的了。
也只能跟着先生的记忆向往一下。
据自己这些年的读书体会,个人回忆的历史往往比那些写在正史中的定论更为可信。
何先生的回忆又再次证实了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