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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君翻译(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翻译)

导言

问一个文科生《原君》是谁写的,TA可能一脸懵地回你一句”你在说啥”。但你要问”‘天下为主君为客’这句是谁的”,TA保准给你翻个白眼,”能别考这个知识点吗?快背吐了。”

没错,”天下为主君为客”,这句话出自黄宗羲的文章《原君》。其原话是: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但凡背了书的文科生都知道,这篇《原君》有什么历史意义的标准答案是什么。

诸如继承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中国思想的萌芽,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那么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黄宗羲的《原君》。

首先,我们得知道《原君》讲了什么。

《原君》梗概

从题目上看:”原”是个动词,意为”推究本原”,”君”是”君主”的意思。”原君“一词,意为探究君主的来源。

该文内容的道理逻辑都很清晰,一共五段第一段讲的是上古人们为什么进行禅让,不仅有人不当君主,而且上了位的君主也是一个接一个走马灯似的换,这是因为君主在上古是一门苦差事。黄宗羲认为:上古的君主把脏活累活都揽在自己身上,“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这简直就是现代的雷锋。

第二段的内容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现在的君主,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不仅没有发扬”我为人人”的精神,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剥削,让天下人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而这样的原因就是“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

至于第三段,体现了他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推崇和对不懂得君主本职的愚者的批评。他提到“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这个典故是从《孟子·梁惠王》中化出来的。大意是: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这样的事存在吗?”孟子说:”有这样的记载。”于是齐宣王问:”臣可以弑君吗?”孟子答:”成汤、武王杀的是匹夫,不是君王。”

第四段讲朝代更迭的必然性。一家一姓的私利敌不过天下人的利益需求,因此王朝更迭成为必然。

五段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君主要明白践行君主的职责。

总体上说,这篇文章从人皆有私的视角上写出了天下之私为公,为天下之私者为君,古代君主之所以圣明,在于其坚守职责。今朝君主昏庸,在于其忘记职责,以天下为私。

由于成文年代较近,《原君》很容易读懂,其中的字词并不像先秦书面语那样晦涩,接近于白话。

黄宗羲

本文的技法及其语言特点

①.重立论和论证而不重论据的真实性

《原君》的立论和论证都非常的出色,观点非常新颖,有一些甚至还很正确,但是它的论据却未必真实。用不正确的论据来推出正确的观点,总给人一种歪打正着的感觉。

例如第1段中提到许由、务光之所以不当君主,是因为他们害怕承担责任。实际上许由和务光的动机我们不得而知,尧舜当了一半的君主又不当了的动机,我们也不可而知。我们暂且不论这些远古人物的真实性,毕竟在古人眼中他们都是真实的,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推论他们的心中所想,因此这里有一种”我注六经”的感觉。

更兼之《史记》中说道:

(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

也就是说,舜是在掌握时候南巡打猎,最后死在了苍梧之野,而这句话又是《史记》中说到的,我想黄宗羲一定看到过这句话,然而他却认为尧舜当了一半的君主又不当了,是在推卸责任。我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论证而篡改了论据的真实性。

②正反论证,古今对照

这一点我觉得不必多说,古人的种种好处,今人的种种劣端,黄宗羲在文中一一进行了相互比较与对照。

③.文章的语言质朴,以短句为主,兼有长句,读起来慷慨激昂,就像一篇演讲

这篇文章的语言说的好听是质朴,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缺乏文采,好在它读起来很激昂,不至于让人感到过于乏味。同时这篇文章是以它的思想取胜,并不是以它的文采取胜。

思想源流及其发展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平地起高楼的,它发迹于西周时期。

在殷商时期,君权神授思想泛滥,武王伐纣之时,纣王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生不有命在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有天命的扶持,大权自然不会旁落于他人之手。然而武王依然打败了商纣王,建立了周朝。

而在周武王打败了周朝之后,一方面人们发现天命是可以转移的,另一方面为了巩固,自然要对殷商时期的天命观进行一些修改,于是出现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样的话语,所谓“德”,某种程度上就是指关注民生。

到了战国,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

战国末期的荀子也提出了“君舟民水”的理念,这句话发展到了唐代,便成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俗语。

宋朝人范仲淹提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里的天下就指百姓,此话不仅是规劝臣子,当然也在警醒着君王。

到了黄宗羲,则出现了“天下为主,君为客”,一声高呼,此乃中国民本思想的顶峰

《原君》的杠精杠精之处。

我对该文的评价如题,”杠精“两个字足以概括全文。

说它“杠”,是因为它的观点言辞都很尖锐。说它“精”,是因为它的观点有些”精分”,故曰”杠精”。

不用细看,在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中,黄宗羲直接把现今君主制和君主说得狗屁不是,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只说君主,可能还可以以杀身成仁来”沽名钓誉”,要是说出了天下人是主人的话,估计就只有挨骂的份了。要知道孟子都因为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差点被逐出孔庙。

可是黄宗羲不知道是对清朝怨言颇多,还是对明代遗恨颇深,宁可拼着自己的名声和脑袋不要,非得把当今君主骂的狗屁不是。不仅如此,人们通常推崇的圣明尧舜还有赞颂的隐者许由,通通都被他看不上。他看上的是谁呢?是孔子不推崇的大禹。理由是因为他扛把子扛到了底,一直把这个雷锋式的君主当到了头。这个观点在当时的确算得上离经叛道。

横向观之,黄宗羲的观点与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相似之处,至少都承认了人有私利,他也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将其推向了最高峰。

至于它的精分,主要表现在它的不彻底性:

虽然指出了天下人皆有私,天下人的私利组成了公利,需要一个人承担职责。但他将希望寄托于有私的天下人中能产生无私的君主,这是不切实际的。

既然天下人都有自己的私心,为什么能指望君主没有自己的私心呢?还是说君主就不能算得上一个人?因此黄宗羲没有认识到所谓天下为公的基础是建立在天下有私的基础上,是各种利益协调之后产生的结果。他仅仅提到了天下要为主,君主只是客。却没有提出解决天下如何为主君主如何为客的正确方案。他所谓的解决方案,只不过是在之后的文章中提到恢复井田制、分封制,恢复丞相制度。于是这又将他的思想拉入了新一轮的崇古空想中。

同时他的思想严格来说就算不得思想,不是君主为民做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他充其量够到了封建社会的天花板,但并没有突破一层,使其产生思想的萌芽,而这也是他的思想与文艺复兴中人文主义思想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