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死不屈的人物事例(宁死不屈的人物事例100字)

1、林则徐虎门销烟

面对奴化中国百姓、和大量白银的流失，林则徐站出来大呼：再不禁烟，中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

皇帝让林则徐去广州查禁，林则徐到了广州后，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

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英国政府的代表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

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

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

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2、邓世昌黄海海战

1895年9月，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这就是黄海大战。

战中，中国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

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

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

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壮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

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可不幸的是，致远号在前进中中了鱼雷，船体爆炸，沉入海底。

200 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

邓世昌曾被部下用救生圈救起，也曾被爱犬“太阳”救起，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毅然退出救生圈，将爱犬按入水中，一起沉入大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3、文天祥宁死不屈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

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丞相，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

文天祥怒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

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概就义了，给世人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4、陈天华遥寄血书

革命家陈天华，在日本留学时，听到沙俄军队侵占满洲，无能的清政府又要同沙俄私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后，他悲愤欲绝，立即在留学生中召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参战。

回到宿舍后，咬破自己手指，以血指书写救国血书，在血书里陈述亡国的悲惨，当亡国奴的辛酸，鼓舞同胞起来战斗…他一连写了几十张，终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可嘴里还在不停地咸：“救国

救国

别人把他救醒后，他坚持把血书一份一份装入信封，从万里迢迢的日本寄回国内。

读到的人无不感动。

5、杨靖宇献身抗日

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

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

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日寇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

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

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

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扩展资料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最早是在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中提出的概念，背景是清军入关。

原句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以八字成文的语型，出自梁启超。

意为国家之事的兴亡，保护国家不致被倾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与普通百姓无关；而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7a686964616fe58685e5aeb931333431343030，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原始出处，出自《左传》和《列女传》。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上井冈山关键人物

1931年9月8日，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江西兴国高兴圩战斗中，红11师师长曾士峨阵亡，共和国少了一位开国元勋。

烈士继子、中国有色工程设计总院总设计师曾天元从上世纪70年代起，详尽搜集有关史料，多次拜访罗瑞卿、杨得志、肖克、何长工、张宗逊、陈士榘、郭化若等红军时期的重要将领，积累了大量关于烈士的资料。

本文根据资料当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和当时关键的人物、事件与背景，揭秘曾士峨牺牲后，为什么极为沉痛和悲伤，乃至大发雷霆指责自己的爱将红四军军长

为什么说曾士峨之死是共和国失去了一个开国元帅

请看—

早殉的将星：红军师长曾士峨

将星永远闪耀在共和国的长空

2006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在新华社系列纪念文章《永远的丰碑》里，2月23日发表了《为大众之生息而战斗—曾士峨》一文，再次缅怀这个杰出的红军将领，向人们叙述了他短暂而伟大的一生。

文章如下：

曾士峨，1904年生，湖南益阳人。

1923年入益阳信义大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

1924年到长沙，参加反帝爱国。

1925年入黄埔军校长沙三分校学习。

同年6月加入中国主义青年团。

1926年入国民革命军第8军独立1师学生队，同年转入中国。

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任连长。

北伐到武汉后，转入我党控制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1927年9月随警卫团参加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营参谋长。

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第1师1团特务连连长，1928年5月任红4军31团3连连长，率部参加龙源口战斗和黄洋界保卫战，屡立战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29年1月任31团1营营长，3月任红4军3纵队7支队支队长，不久任3纵队参谋长。

率部参加大柏地、长岭寨、白沙、上杭等战斗，英勇作战，身先士卒。

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艰苦战争环境中，他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致亲友的信中写道：“士峨离家四载有余，虽奔波南北，历尽千辛，然为大众之生息，常觉无形的快慰，精神爽奋。

1930年春任红4军2纵队司令员，同年夏任红4军参谋处长兼第2纵队司令员、红4军第11师师长，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8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率部参加莲塘、良村、黄陂战斗，取得重大战果。

在高兴圩战斗中，他率部坚守竺高山阵地，与精锐之敌展开顽强争夺。

9月8日，当敌人向红4军指挥所逼近的危急时刻，他率领全师以党员和排以上干部为核心的敢死队冲向敌阵，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深情地说：“曾士峨同志的牺牲是英勇的。

他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牺牲的。

他亲自带部队冲锋，改变了战况。

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向曾士峨学习的通令。

关于此文，其权威性自然毋庸置疑。

补充一些重要的情况和细节：

一.曾士峨毕业于信义大学，是挪威人1906年在湖南益阳办的教会大学，他的各科成绩优秀，英文特别好，写得一手好柳体。

肖华上将说：曾士峨的粉笔字特别好看。

二.1924年秋，曾士峨步行前往广州参加革命的途中因路费不足，滞留于江华县公署任文书。

昱年回长沙,入黄埔军校长沙三分校读书。

三.他写给亲友的信大约在1929年5月或6月,红军三占龙门之际，发信地点是福建龙岩龙门三芝元药号。

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

四.1930年夏，曾士峨任红四军参谋处长兼第二纵队司令员、11师师长，军长是，政委是曾士峨原来的搭档罗荣桓。

当时红四军没有副军长,也没有参谋长一职，参谋处长就是参谋长。

有史实为证：1930年6月下旬，红二十八、红军从福建长汀向江西转移，有事留在城里，红军总部下令“部队暂归曾士峨指挥”。

他若不是参谋长，没有这种资格，同时也说明了曾士峨在红四军中的地位和能力。

罗荣桓是军政委，但带兵打仗似乎不是最好的。

可以说，作为主力师的师长，曾士峨带兵打仗在红四军中是除之外的第二号人物。

五.曾士峨牺牲的消息，马上报告了。

毛主席非常痛惜和伤心，他严厉批评：你打红了眼哪

以后仗有的是打，哪能同意让高级干部去拼杀，干部拼光了，革命还怎么搞咧

据时任红12军34师参谋长、后来的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回忆：毛主席讲过两个人的死重于泰山，一个是曾士峨，口头讲的，他亲耳听到。

限于红军早期条件简陋，没有被记载下来。

另一个就是人所共知的张思德了。

六.红军总部号召向曾士峨学习的通令是由当时的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肖华油印的，肖华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当过军委军训部部长。

肖华说：红军总部发通令号召向个人学习，曾士峨是第一人。

通令表扬曾士峨“革命立场坚定，作战勇敢，不怕牺牲。

七.全国解放后，1950年曾士峨的三哥曾叔彬请人代笔写信给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询问曾士峨的下落，军委总干部部回信告之曾士峨牺牲之情状，说“曾士峨同志为我党我军之优秀干部，为革命牺牲，实为我党我军之重大损失。

向家属颁发烈士证书，给予最高抚恤金500万元（相当于500元）。

曾士峨遗骨现葬益阳会龙山公园，立有纪念碑。

碑名是1987年军委总参谋长杨得志同志题写，当年益阳人民把烈士英灵从江西兴国移归故里。

1931年烈士战死时，杨得志是红11师师部炮兵连长（由师部特务连改名而来），是曾士峨麾下一员猛将，受他亲自培养和指挥。

跟随: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

1927年9 月，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湖南省委前委将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第1团，位于修水，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第2团，位于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位于铜鼓，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

曾士峨先在一团，后编入三团任三营参谋长。

起义后，部队在战斗中几经挫折，总指挥卢德铭战死，前委书记在文家市收集残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

当时起义部队中虐疾蔓延，一些人悲观动摇，脱离队伍逃跑，师长余洒度也开了小差。

而负伤的曾士峨和张子清、罗荣桓、何长工等相互鼓励，坚决跟随。

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9月29日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村。

进村的当晚，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辖二个营七个连。

曾士峨担任特务连（编号是四连）连长，党代表是罗荣桓。

特务连长归团长直接指挥，当时团长兼师长，师只是个编制，是空的。

通过三湾改编，党的组织在部队形成了系统，党支部掌握了基层，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得以确立。

但当时的身份是前委书记，不直接指挥队伍。

加之兵官来自不同的地方，形势又恶劣，难以掌握。

是最高政治领导，其余干部多数是黄埔生，少数行伍军官任副职。

的军事天才要到以后才大放光芒，不少人起初并不了解他、也不是从内心里信任他。

部队的骨干是从武汉国民警卫团过来的那批人马，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包括曾士峨在内的许多军人还经历了北伐战争硝烟的考验。

在这样的关头，立场坚定的宛希先、何挺颖、曾士峨、罗荣桓等人稳定了这支队伍，紧紧跟随。

这也是以后对这支队伍、对曾士峨与罗荣桓特别信任和器重的重要原因。

所谓特务连就是在行军作战中执行特殊任务的连队，探敌情、当尖刀，担任警卫，有以一当十的战斗力。

慧眼识珠，选中了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十分拔尖的曾士峨担任连长。

当时工农革命军总共才七个连，曾士峨连是力量最强的，曾士峨本人是1926年的员，党代表罗荣桓、副连长张宗逊也是党员，革命意志坚定，政治上靠得住。

从永新三湾经古城、宁岗、茅坪，再上井岗，特务连基本上派出一个排担任的警卫工作，行军打仗，和特务连脱离的时候很少。

10月初，天气逐渐寒冷，战士们还穿着破烂的单衣。

为了解决冬衣和给养，率领部队进驻遂川城西的大汾镇。

不料突然遇敌，部队仓促应战，边打边撤。

当时曾士峨带着四连（即特务连）两个排，随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的人员，并担任一营的集结任务。

四连还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散坐在地上。

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

肚子饿了，只好到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

没有碗筷，也和大家一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都吃饱了，站起来看了曾士峨一眼，曾士峨整整衣帽站了起来。

朝中间的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

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曾士峨心头一振，大步跨前，大声喊道：“全体集合

战士们一个个抬起头来，充满信心，迅速提着枪站起来，向那高大的身躯看齐。

接着一营赶上来了，队伍向井冈山开发。

上井冈山后，曾士峨、罗荣桓率特务连随一营于1927年11月18日攻占茶陵，红军在这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县工农兵政府。

在井冈山，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和曾士峨、罗荣桓一起，对企图暗地拉部队投敌的陈浩、徐庶、韩剑壮等人的叛变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1928年5月，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师宁岗，、朱德、陈毅在龙书院文昌阁会晤，曾士峨率部担任了保卫工作。

从1 927年到1931年，曾士峨率部转战闽赣，历经恶战数十次，小战难以胜计，冲锋在前，无坚不摧，多次负伤，立下了赫赫战功。

由于才华突出，曾士峨屡获擢拔，从连长、营参谋长、支队长，升至纵队司令员、师长和军参谋长。

井冈山的驻地，就是曾士峨的警卫连扎营的地方。

曾士峨的二纵和以后的11师，也成了最为倚重和最喜欢使用的一支主力部队。

1929年秋天，红军打下上杭，部队缴获一支大毛笔,曾士峨将其送给了，高兴地收用了；1930年红军打下吉安，和曾士峨走进一个天主堂，看到一台风琴。

曾士峨童心大发，跑上前按了几下琴键。

也上来，对着键盘敲了几下。

他笑着对曾士峨说：“这个洋玩艺我不会，你也是猪鼻子里插葱—充象，不比我强呵

两人大笑起来，战士们也一齐笑了起来。

在艰苦的斗争中，领袖和他的将士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战友之情。

军中骁将的威名是打出来的

队伍初上井冈山，曾士峨率部参加了攻克茶陵、攻打遂川、新城等战斗。

1928年6月23日，红军在新七岭溪和敌战斗。

曾士峨手提驳壳枪，跑在最前面，追着敌人猛打。

逃敌在灌木丛中边跑边回枪乱射。

曾士峨冒着“吱”“吱”乱飞的子弹，像发怒的老虎，猛扑上去，一把抓住一个敌兵打得发烫的枪管，用力一拽，将敌兵连人枪拖翻在地。

敌兵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求饶，当了俘虏。

战友们见状，齐声呐喊，勇猛冲向敌人，在龙源口把杨池生部的一个团包了“饺子”。

红军乘势第三次攻下永新县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盛时期。

曾士峨威名大振。

1928年7月下旬，率部前往桂东，迎接红军大部队，留31团一连、三连扼守黄洋界。

湘敌吴尚以一师兵力，从茶陵直逼井冈山，企图趁根据地后方空虚之际，一举攻占井冈山。

得到敌人进犯的消息，正在养伤的三连连长曾士峨顾不上伤口疼痛，步行到井冈山五大哨口观察地形（黄洋界为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同其他同志及地方武装领导人一起，组织红军和群众加修工事，坚壁清野。

8月30日上午，在团党代表何挺颖、团长朱云卿的部署下，曾士峨和一连连长王良（一说为明亮）具体指挥和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

是时山上红旗招展，鞭炮齐鸣，敌吴尚部误以红军主力已经回师，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窜。

前来会合包抄的赣敌闻风丧胆，半路退却。

回来后，对此战获胜异常兴奋，指示杀一口猪慰劳作战部队，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

题记写道：“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个师趁我军欲归未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整个根据地。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此役是红军井冈山时期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9年1月，调集湘赣八个旅的兵力进攻井冈山，红二十八、三十一团等突围转战赣南敌后。

担任三十一团一营营长的曾士峨率部先后参加了大柏地、长岭寨战斗。

同年3月，红四军为便于开展游击战，变团的建制为纵队。

三十一团为三纵队，下辖七、九支队，曾士峨任七支队长。

1929年秋，曾士峨任三纵队参谋长，协助伍中豪组织指挥攻克白沙战，直逼上杭。

上杭城三面临江，...

体现高尔基精神的故事

玛克西姆·高尔基是伟大的俄国作家、“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列宁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生于尼日尼·诺 夫戈罗德城（现名高尔基城），父亲是细木工，早逝。

高尔基由外祖母抚养成人。

外 祖母家贫，十一岁的高尔基就不得不出外谋生。

他曾在鞋店、圣像作坊当学徒，在轮 船上帮厨，做过脚夫、锯木工、园丁、面包师等等以维生计，少年时期曾参加倾向民 粹派的大学生秘密团体；这一切就是高尔基的“大学”。

二十岁后，高尔基开始在祖 国各地流浪，目的在于“了解一下俄罗斯”，“看一看人民是怎样生活的”。

在长期 的流浪期间，他一面做工，一面组织秘密小组，进行革命宣传。

一八九二年九月高尔基发表了他的作《马加尔·楚德拉》，从此，一颗光芒夺 目的明星升上了俄国文坛。

九十年代高尔基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底层”社会（如《马尔华》、《柯诺瓦洛夫》、《切尔卡斯》等）。

在高尔基早期作品中，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传说和寓言式的故事占有重要地位，如《伊则吉尔婆婆的故事》、《鹰之歌》、《海 燕之歌》（1901年）；其中《海燕之歌》是一曲鼓舞人心的向革命进军的号角。

二二事变

（一）应德田﹑孙铭久犯上作乱。

应﹑孙两人﹐在前节中已略为谈及。

应的作风一贯是当众眼面表示沉默寡言﹐背后则教唆鼓动。

例如二月一日﹐孙铭久在西安城关扣留撤兵命令﹐经何柱国大加斥责时﹐已承认错误﹐至于哭泣﹐并同意遵照和平方案﹐将他所带的特务团和先锋队﹐撤至豳县。

而二月二日早晨﹐竟发生惨杀事件﹐即是应德田鼓动孙的结果。

此点已由孙铭久口中透露﹐应德田现在则极力抵赖。

故二二事件﹐表面是孙铭久实行犯上作乱﹐骨子里是应德田主谋策动﹐而且非仅东北军的少壮派单方面的行为﹐实际是与七十路军的少壮派共同的行为﹐甚至牵涉杨虎城主任﹐有纵容的嫌疑。

具体事实﹐在前节中已略为叙及。

应德田经张学良送留美回国后﹐一直在张的培植之下﹐故在武汉任过“剿匪”总部的少校科员﹐在西安任过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以及西安“剿总”的第四处副处长（即行政处）﹐颇得张的信用﹐遂产生了政治野心。

本来整顿旧东北军﹐把封建集团变成进步的军队﹐是对的﹔但时机和方式方法﹐必须选择适当﹐尤其对人事的去旧换新﹐更不能鲁莽灭裂。

而应﹑孙等年青躁进﹐以致被托派国特乘机挑拨利用﹐终于作出犯上作乱的行动﹐几乎祸国殃民﹐毁坏整个革命大业。

西安事变过程中﹐纵然有张学良之放蒋与送蒋﹐以及张之一时被扣﹐形成曲折复杂的局面﹐但杨主任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等﹐如果信赖﹐尊重红军代表的意见﹐西安有三位一体的存在﹐有久经斗争锻炼的﹐有打不败的红军﹐的任何阴谋﹐也绝对不能得逞﹐张副司令终必被放回西安﹐兵谏之举可大获全胜。

最低限度﹐东北军和十七 路军不至很快地就被所瓦解﹐杨虎城﹑黄显声两将军亦不至遭到那样惨杀的后果﹐张学良将军更不至到而今还在被扣。

故西安事变中的二二惨杀事件﹐不仅为当时的亲者痛仇者快﹐实更使民族革命遭受相当大的损失。

应德田﹑孙铭久等﹐从东北新旧人的斗争出发﹐不顾张副司令之安危﹐不顾东北集团之瓦解﹐不顾三位一体之破坏﹐坚决主张杀王﹑何两个军长﹐这不是忠于张副司令﹐而是拿营救张为借口而已。

当时他们为了要有杀王﹑何的理由﹐先在街上张贴除奸标语﹐然后再由应德田写一文告﹐宣布王﹑何的罪状。

结果﹐孙执行了杀王的任务﹐而应并未写什么文告﹐只空口说王推翻渭南会议的决定﹐不要张副司令﹐有取张而代之的野心﹐又诬蔑地说﹐王出卖张副司令﹐受的收买﹐得三百万元贿赂。

这个诬蔑的谣言﹐是由于何柱国与潼关顾祝同在电话谈判时﹐何要求发给西安事变善后费六百万元﹐顾说不必限定数目﹐有帐的就算。

意思是说﹐实际花了多少就开多少。

何说﹐还是有个数目为好﹐于是减到三百万元。

当时借着接于学忠的飞机﹐先给一百五十万元﹐以便办理善后。

此款到西安时﹐即分别发给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各五十万元。

而托派与国特﹐即据此散放谣言﹐说王以哲受贿。

所以杀王以哲的于文俊连长到王以哲家起赃﹐结果除了在王宅抢了一些金银首饰和少数存款而外﹐并无什么贿款﹐于大为懊悔（于是王军长的学生）。

杀王的早晨﹐应德田﹑孙铭久先召集特务团某些干部到他们的住处﹐决定分头去枪杀王﹑何二军长及宋学礼副官长和徐方参谋处长等﹔同时又通知十七路军少壮派宋文海﹑许权中﹑王劲哉﹑任云章﹑李振西﹑孔从周等﹐也到他们家里开会﹐决定分别除奸﹐即东北军里﹐除掉王以哲﹑何柱国﹔十七路军里﹐除掉孙蔚如。

但孙于双十二后﹐已被杨主任接在绥署住﹐何柱国因有人告诉他说街上有除奸标语﹐也于一号前夕﹐避入绥署杨的公馆﹐故皆幸免。

一月三十一号﹐高崇民到渭南前线时﹐刘多荃当天接到由十七路军电台发的无名电报一封﹐大意是王以哲已毙﹐前线要服从命令。

因高已将西安城内少壮派之不稳﹐与杨主任主张打一下再和的情形﹐告诉了刘多荃师长﹐并决定拒绝不撤兵的命令﹐而对这封奇怪的电报﹐竟未加研究是什么用意﹐也未进行追查﹐只是派刘的副官那伯刚持一封信和该电报原纸回西安送给王军长看﹐请他严加戒备。

另一方面﹐用电话请杨虎城主任保护王的安全。

这个奇怪的电报﹐高陵缪澄流军长也同样收到一份﹐缪亦只是电请杨虎城保护王﹑何及于学忠的生命安全。

假如当时缪﹑刘接到电报后﹐立即请杨主任严行追究﹐加以镇压﹐则二二惨杀事件或者不发生亦未可知。

因为该电报之用意﹐显系试探前方将领对于杀王的态度如何。

从这个电报和十七路军少壮派到孙铭久﹑应德田家里开会来看﹐很明显地当时有一个秘密的小组织﹐暗中作祟。

这个小组织﹐是否有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少壮派在内如宋文梅﹑许权中﹑苗剑秋﹑文英奇等（都有托派嫌疑）﹐还只是托派与国特在背后操纵﹐至今尚未得到真相。

这个小组织首先是要搞垮东北军。

所以王以哲死后﹐东北军已经东调到周家口﹐派又进行一次刘多荃事件﹐当时竟造谣说是使孙铭久干的﹐后经高崇民到上海（刘在上海医院治伤）对刘多荃说破﹐刘始恍然大悟。

刘与王以哲是东北军的核心﹐故派处心积虑﹐要除掉他们。

同时派﹐曾阴谋使宋文梅营长在三原东里堡﹐也用兵谏的手段﹐威逼杨主任宣布﹐经人告密﹐杨先发制人﹐立即撤宋。

以上两事﹐也可以说是派破坏三位一体之尾声。

从王劲哉﹑李振西等人半吞半吐的材料来看﹐和应﹑孙二人深怕人说他们受托派影响﹐都坚决否认与十七路军少壮派有往来﹐应德田在前后写的材料对于苗剑秋亦一字不提。

这可知他们到今天还有很大顾虑﹐故互相隐瞒真相。

实则应﹑孙除在二二早晨分头邀同十七路军少壮派开会外﹐同时派于文俊连长到王以哲家﹐派王协一连长到何柱国家﹐执行枪杀两军长的任务。

但因何避入绥靖公署﹐孙铭久乃与宋文梅约好仍由王协一连长到绥署执行杀何。

何请杨保护﹐杨乃出斥王连长说﹐你们能在我这里枪杀人吗﹐并示宋文梅告孙铭久﹐把王连长撤回。

事后何柱国送杨虎城一只银鼎﹐上刻“再生之德”四字。

但何始终怨杨事前知道少壮派等的逆谋﹐而不加制止。

且孙铭久杀王以后﹐与何鉴吾同到绥署﹐见杨虎城报告杀王的情形﹐并请下命令不要撤兵﹐应德田随后也到绥署开会。

杨对应﹑孙说好吧﹐你们研究派人到前线阻止撤兵。

按理说﹐应﹑孙惨杀王以哲后见杨主任时﹐已经是犯上作乱的罪犯﹐且变起萧墙怎能对敌﹐奈何还同意他们不撤兵的请求。

这样能说二二事件与杨和十七路军少壮派没有关系吗﹖当时东北军董英斌参谋长闻讯赶到绥靖公署﹐一面责怨应﹑孙事前不予闻知﹐一面与于学忠在绥署开一小型会议﹐在杨的命令和少壮派的胁制之下﹐研究阻止撤兵问题。

因此派高福源旅长赴渭南前线﹐见刘多荃师长。

高到前线看情势不好（这时刘多荃已命令一团人开向临潼﹐对西安作攻势）﹐亦未敢见刘师长﹐立即逃回西安﹐同时刘得报告说杀王军长时﹐是高福源在粉巷指挥的﹐刘遂密令其驻西安之葛团长了高福源。

以上这些具体事实﹐应﹑孙不是否认﹐就说记不清楚。

而王劲哉﹑李振西写的材料﹐亦均未如实把他们和应﹑孙开会的情形详细谈出来﹐更可疑者﹐王菊人的材料中﹐对托派在十七路军的活动竟一字未提。

想见托派操纵的小组织可能有十七路军个别的少壮派﹐王故讳莫如深。

现在宋文梅﹑许权中已死﹐只有王劲哉﹑王菊人尚在﹐不过二 王能否肯实说﹐还要看以后了。

因此以应德田﹑孙铭久为首的二二惨杀事件的真相﹐尚有待于深入的调查了解。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午前﹐张学良的特务团长孙铭久派其特务团连长于文俊率士兵一排人﹐到西安粉巷王宅枪杀东北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王因病卧床﹐不能自卫﹐身受九枪而死。

同日王之副官长宋学礼﹐亦在寓所被枪杀。

杀宋的口实﹐系说宋常常燕会招待马占山﹑鲍文樾等东北旧人﹐给王军长拉帮。

另外杀参谋处长徐方﹐系说他事先把家眷送回南方﹐是对于张副司令不忠诚的表现。

此外杀内奸蒋斌﹐尚有可说﹐但亦应依法处理才是。

高崇民在渭南得到惨杀王军长等恶耗以后﹐立即给孙铭久写一短信﹐大意是弟等犯此重大错误﹐兄只有痛心﹐只有原谅﹐惟弟等必须速离西安﹐进入苏区。

此信是托卢广绩带交。

其后应﹑孙等进入苏区不久﹐又离开苏区﹐潜伏在北平和天津。

高仍令卢转告他们﹐无论如何﹐要坚决站在抗日立场﹐将来立功赎罪﹐总会有出路的。

不幸他们又犯了第二次罪行。

原来二二事件后﹐张副司令有信﹐并发给应﹑孙等出国路费﹐嘱令他们到外国去﹐意在由把他们送到苏联。

不料应﹑孙等竟违背了张的苦心和联共抗日的立常这亦可证明﹐应﹑孙等并非忠于张副司令者﹐否则﹐何至走上汉奸和派的道路﹐而与对立。

故东北军的所谓少壮派﹐后来不为汉奸﹐即多半加入派﹐很少走向革命的道路﹐是与应德田﹑孙铭久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

所以刘澜波归结说﹐西安二二事件﹐应德田是罪魁祸首。

（二）刘多荃师长在渭南的应变。

惨杀事件发生后﹐在渭南的刘多荃师长和高崇民紧急研究对策﹐高认为必须先制止杨主任的动摇﹐然后令孙铭久等退出西安。

于是刘师长立即命令他的一个团到临潼﹐向西安作攻势﹐估计杨虎城必冷静下来﹐不至再动遥我们这种动作﹐特务在西安造出谣言﹐说东北军要攻打红军﹐但毕竟是富有斗争经验的﹐很沉得住气地派刘澜波到渭南探明真相﹐误会解除﹐谣言自息。

但有刘多荃部在临潼之攻势﹐犯上作乱之少壮派﹐必须离开西安。

因此﹐周恩来代表到绥署与杨主任计议﹐杨此时对孙铭久等有些气愤﹐认为﹐他们应学日本武士道剖腹自杀﹐或者出面自首。

周均不同意。

认为事变是出于托派的阴谋﹐杨默然。

最后决定令他们出走。

故孙铭久等遵令离开西安﹐市内秩序旋即恢复。

杨虎城此刻﹐知道托派和少壮派打一下再和的意见﹐不可能实现了﹐始于二日晚间﹐派李志刚﹑鲍文樾代表﹐星夜赴潼关进行和平签字﹐马占山﹑鲍文樾亦即借机会回北平。

西安既起内讧﹐中央方面当然立刻占据优势﹐顾祝同在和平文件上只签一阅字﹐其气焰完全是上级对下级的姿态﹐毫无平等协商的意味了。

在二日晚十时左右﹐中央军樊嵩甫部队﹐竟乘隙进军﹐势将袭击﹐刘多荃用电话质问顾祝同﹐是否要打﹖打﹐我们就打。

顾说他不知道此事﹐答应即行制止﹐嘱刘沉住气。

已而该部队果然停止前进﹐顾且以电话告刘﹐适才前进部队是属民团。

刘谓不管什么部队﹐停止前进就行。

因此﹐高崇张我方军队可提前过河﹐与高陵缪澄流的五十七军靠拢﹐不必等到商订的日期（原订是四 日）再让出渭南防地。

故于三日即开始由渭南撤出﹐四号一 天全师即都过河。

我们提前一日﹐是为避免陈诚﹑樊嵩甫等之挑衅。

盖此时不容前线上有任何冲突﹐有则便容易由小而大﹐因小失大。

刘多荃和高崇民到高陵后﹐刘以师长地位﹐一切只有尊重缪澄流军长的意见。

缪对高素既不睦﹐当然不听高的任何主张。

此时缪已决定放弃甲案﹐不再西进。

他把少壮派之杀王军长事﹐归咎于红军﹐盖缪﹑刘内心均误认为应德田﹑孙铭久是员。

缪仇视﹐仇视革命青年﹐当即将进步青年军人万毅看押﹐更派兵追拿孙铭久等﹐欲得而甘心﹐但未获而返。

缪恐红军或十七路军向他进攻﹐他面对三原作防御攻势。

其顽固无知是不可以理喻的。

此时高崇民鉴于三位一体的大势已去﹐他在东北军中亦起不了作用﹐决定拟赴北平﹐由刘多荃亲送至临潼上火车﹐叹息而别。

在高陵﹐于某日高曾接红军代表周恩来亲笔信﹐邀高回西安。

高以本人实际上虽已背弃﹐但表面上尚属籍﹐他如回西安﹐特务很可能以卑鄙手段绑架他﹐或以所谓组织纪律加以拘禁﹐况且东北军缪澄流军长既不听高的主张﹐刘多荃又不能单独有所作为﹐高纵然回西安亦无能为力﹐故高于赴北平之前﹐只给杨虎城将军写一回信﹐大意是现在和局已成﹐我两人将来在抗日的道路上再见吧﹐对于周的信既未作复﹐亦未应邀去西安。

问题是高当时对于还认识不够﹐以后有人造谣说﹐东北军东调是高主张的﹐完全不是事实。

枪杀王以哲军长的于连长﹐以后亦被刘多荃师长由高陵以密令处死﹐这种为个人复仇主义﹐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政治意义的。

（三）红军的矗立与事变的结束。

东北军刘多荃部既按照和议撤出渭南防地﹐中央军宋希濂即进军西安布防以后﹐顾祝同入西安城内。

此时杨虎城因三位一体已发生变化﹐对内对外均有戒心﹐故离开西安﹐回驻三原。

顾祝同到西安﹐东北集团仅由米春霖出面﹐举行一次招待燕会﹐但对于善后商谈﹐除红军代表外﹐几无对方。

顾乃提议派人赴三原欢迎杨主任回西安﹐于是派黄杰代表中央军﹐派卢广绩代表东北军﹐派王宗山代表十七路军﹐到三原接杨﹐杨乃稍释疑惧的心情﹐返回西安﹐又亲到卢广绩寓所﹐托卢到高陵﹐见缪澄流和刘多荃﹐解释误会﹐并诚恳表示﹐愿三位一体合作如初（时已晚矣）。

同时请卢担负联络责任﹐委为绥靖公署高等顾问﹐月薪五百元。

以后东北军放弃甲案﹐

关于汤氏的家谱

一、姓氏源流

汤（Tāng 汤）姓源出有四：1、出自子姓，为黄帝后裔夏朝未商汤之后，以祖字为氏。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汤氏其得姓始祖为成汤。

夏朝末年，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落首领名契，本是黄帝曾孙帝喾之子，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封于商（今河南省商丘南），赐姓子氏。

契传十四世至履，正值夏朝未代夏王桀统治时期。

履字汤，又称成汤，尊称帝乙，他即位后爱护民众，施行仁政，深受人民拥护，周围一些小国也慕名前来归附，因之势力迅速扩大。

而夏桀残暴无道，国内日趋动荡不安，诸侯们也不听从他的号令。

成汤见其形势，顺从，不断积聚力量，开始有计划地讨伐夏桀。

他先灭掉了商附近的夏的属国葛，接着经过十一次的出征，灭掉了夏的三个重要的同盟国韦、顾、昆吾，成为当时强国。

随后一举灭夏，把夏桀放逐到南巢，这样，履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

成汤的子孙中，有的以他的字“汤”为姓氏，就是汤氏。

2、出自春秋时宋国有荡姓，后简改为汤氏。

据《万姓统谱》载，春秋时宋国有荡姓，后去草头成汤姓。

3、出自子姓，为商末宋国君主偃之后，因避祸改为汤氏。

据《史记·殷本纪》载，周初，公元前11世纪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把商的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建立宋国，建都商丘，有今河南省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省间地。

传至未代君主偃，于公元前286年被齐、魏、楚联合攻灭，子孙大多以国名为氏，姓宋。

偃的弟弟昌之子隆，改子姓，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畏祸，又改子姓为汤姓。

4、出自改姓及他族中有汤姓：

① 宋代有汤悦，本姓殷，建隆初避宣庙讳改姓汤。

② 另满、侗、蒙、土等族均有汤姓。

得姓始祖：商汤。

商汤是夏朝末年商部落首领，又称成汤，任夏朝方伯一职，专管征伐之事。

时夏朝末代国君桀，残暴无道，国内日趋动荡不安，商汤于是有意取而代之。

他首先与另一强大部落有莘氏结盟，娶其族女为妻，任用贤人伊尹辅佐自己，爱护百姓，施行仁政，深得民众拥护，以致于周围诸多小国家也慕名归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后终于一举灭夏，把夏桀放逐到南巢（今安徽省巢县西南），建商朝，都亳（今河南省商丘）。

其子孙后代为纪念这位开国君主，遂以其名讳为氏，称为汤姓，商汤由此被奉为汤姓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汤姓系承于商汤，故汤姓最早发源地当是今河南省境。

由于商朝历经七次迁都，故商代汤姓已遍河南、山西、河北及周围一带中原地区。

秦汉时期，汤姓尤以河北一带繁衍最旺，故在汤姓的发展史上有中山郡及范阳郡两大郡望。

此期亦有汤姓南迁于交趾（今越南河内西北），史载，汉武帝时，南越归顺，武帝派汤璋于交趾，职刺史。

魏晋南北朝时，北方军阀混战，中原时有烽火，汤姓遂大举南迁，主要向东、南两个方向避乱。

唐末五代时，从黄巢起义始，中原汤姓再度南迁，其路线大致由河南到湖南、江苏、浙江等地。

上述诸多次南迁使得源于北方的汤姓遂成为南方姓氏。

宋代以前，汤姓名人零星见于史册，宋代以后，大批汤姓名人涌现，且多出于东南一带的江苏、江西、安徽、浙江、湖南等省境，可见，后世汤姓是称盛于这些地区的。

宋代汤姓有宰相汤悦和汤思，出安徽、浙江二地，族人因此显赫，成当地名门望族。

明代有开国功臣汤和，出安徽凤阳，死后追封东瓯王。

另洪武、永乐年间，汤姓作为大槐树移民姓氏之一，分迁于河北、河南、山东、江苏、陕西、湖北等地。

清康熙年间，广东汤姓陆续有人入居台湾，进而徙东南亚一带。

今日汤姓尤以福建、湖南、江苏、湖北等省居多，上述四省汤姓约占全国汉族汤姓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

汤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九十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九。

三、历史名人

汤 王：陕西省始平人，周任亳国国王，为诸羌始祖。

汤王在历史上又称为成汤，即成汤拥有天下后之号，是商朝的建立者。

商汤（公元前1766年）传位至帝辛时，朝政日衰，终被周武王所灭，至此传十七代三十一王（约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纣王之庶兄微子启，在武王灭商时肉袒投诚，周公旦二此克商后，对子启于宋（河南省商丘），治理部分商朝遗民。

传至公稽、丁公、乃至公偃，偃自立为王。

偃之弟昌，昌生隆，隆因秦始皇焚书坑儒，畏其祸及，改子姓为汤。

汤 悦：安徽贵池人，文采极佳，由此扬名。

初为南唐宰相，独揽李家皇室的书檄教诏。

后归宋，赵匡胤封其为光禄卿，颇为重用，撰有《江西录》十卷。

汤 汉：南宋末期著名理学家。

字伯纪，号东涧，江西省余江县崇义乡（今画桥）人。

淳佑四年（1244年）甲辰科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封安仁（余江）开国子，南宋儒学旗手、理学宗师。

卒谥号文清，追赠正奉大夫、饶国公。

汤 鹏：清代芜湖人，时为一心灵手巧之铁匠。

其邻为画家，鹏深羡，遂闭门构思，以锻铁做山水、人物、花鸟鱼虫，因作品精妙生动，来人争相抢购，世称“铁画”。

汤 厘：江苏省淮安人，元代书画理论家，精于古物及书画鉴赏，主要谈及书画鉴别方法、所见名家画迹，论述名家擅长、画法特点，多从笔墨气韵方面辨别真伪，鉴赏要领甚为精到。

曾著《画鉴》一卷。

汤 和：濠州（今安徽省凤阳）人，明国功臣，封将军，进信国公。

洪武十八年，自请解除兵权，免遭太祖猜疑之祸。

后又曾奉命在沿海筑城设防，以御倭寇。

汤 球：字伯玕（1804-1881），安徽省黟县人。

自幼勤奋学习，兴趣广泛，博闻强记，“星纬推步，研究其奥”，尤通天文历法之妙。

但是他并没有从这方面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把精力转移到治经论史方面。

他与同乡俞正燮、汪文台等人，交往频繁，互相切磋。

汤球的治学态度严谨。

他对前人的说法，一定要依据经典，考核真伪，比较异同因而很少有穿凿附会。

他在俞正燮、汪文台的帮助和鼓励下，在考据学上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他修订补辑的古书有郑康成逸书九种，刘熙《孟子注》、《孝经、论语注》、刘珍等《东观汉纪》、皇甫谧《帝王世纪》、谯周《古史考》、《傅子》、伏侯《古今注》等。

汤惠休：南朝宋时诗人。

字文海，山东省临沂人，齐梁间任余杭令、中散大夫等职。

官至扬州刺史，诗学谢灵运，与鲍照并称为“休鲍”。

汤王寿：浏阳（今属湖南省）人，宋代进士，官至大理少卿。

曾上书请召朱熹，忤权相意，名声大闻于时。

汤思退：南宋著名政治家，官至宰相。

字进之，号湘水，浙江龙泉（今丽水）人。

绍兴十五年（1145年）考取进士，任龙泉邻县—建州政和县令，后又考取博学宏词科第一名，任秘书省正字。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升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高宗、孝宗时两度为相。

汤正仲：字叔雅，号闲庵，扬补之甥。

江西省南昌人，宋代著名画家。

善画梅、竹、松、石，清雅如傅粉之色。

自来墨梅，类以白黑相形，汤正仲的舅氏遗法，始创新意，为倒晕素质以反之，青出于蓝。

其作品别具新意，享誉画坛。

汤克宽：明朝嘉靖年间抗倭名将。

江苏省邳州（今邳县）人，出身武将世家，他的父亲汤庆，做过防守长江的江防总兵官。

汤克宽骁勇善战，原已做到副总兵，驻扎金山卫，嘉靖三十一年，倭寇由台州北上，流窜各地，汤克宽作战失利，被参革职。

王忬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保他为浙西参将，受命于危难之际，屡败倭寇，敌甚畏，因功迁广东总兵。

汤宾尹：安徽省宣城人，明代官吏。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迁至左谕德，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

著有《睡庵集》等。

汤文琼：池州府石埭（今安徽省石台东北），明代爱国学者，时京师被攻陷，文琼书衣襟“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后投缳绚国，传为美谈。

汤显祖：临川（江西省抚州市）人，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官历南京太常博士、礼部主事等职。

其创作讲求声律对应，反对拟古和拘泥于格律，《牡丹亭》为其代表作，另有《紫钗记》、《南柯记》及诗文多种。

汤贻汾：江苏省武进人，清代著名画家。

擅画山水、笔法雅致秀逸，兼工行草书和诗，与戴熙并称“汤戴”。

汤右曾：仁和（今浙江省杭州）人，清代诗人，官至吏部侍郎，兼掌院学士。

其诗才大而能恢张，帝赐之“诗公”，与秀水朱彝尊并为浙派领袖。

著《怀清堂集》。

汤世树：江苏省武进人，清代诗书画家。

书学米芾，题识精美，写生鲜丽，为江南赋色家一大宗，时称“三绝”。

汤金钊：字敦甫，浙江省萧山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十三年（1808年），入直上书房。

金钊端谨自持，宣宗在潜邸，甚敬礼之。

母忧服阕，擢侍讲，督湖南学政，累迁内阁学士。

历官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入阁拜副相。

汤化龙：湖北省浠水人，开国元勋、清全国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主席、创立湖北革命军政府任民政长、首任众议院议长。

汤玉麟：辽宁省阜新人，安第五方面军第12军军长、热河省省长兼热河军区司令、第五军团总指挥、热河省驻防军总司令、上将。

汤宗舜：1917年9月出生，九三学社社员，浙江湖州人。

大学学历，职称为研究员，1979年3月—1994年10月从事知识产权工作。

原任中国专利局顾问、国务院参事。

著有《专利法教程》、《专利法解说》、《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等著作；合译著作分别为《巴黎公约解说》、《知识产权法教程》；译有《巴黎公约》、《Trips协定》、《欧洲专利公约》等。

四、郡望堂号1、郡望

中山郡：战国时为中山国，国都顾（今河北省定县）。

一度为魏所灭，复国后迁灵寿（今平山东北）。

公元前296年为赵所灭。

汉高帝置郡、景帝改为国，治卢奴（今河北省定县）。

后燕以为都城。

隋废。

宋以定州为中山府，治安喜（今定县）。

范阳郡：三国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改涿郡置郡。

治所在涿县（今河北省涿州）。

唐幽州范阳郡，本涿郡，天宝元年（742年）改置。

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

又为方镇名，本为幽州节度使，天宝元年亦改为范阳。

宝应元年（762年）改幽州节度使，并兼卢龙节度使。

又幽州本有范阳县（原涿县，唐改）。

大历四年（769年），与固安等县自幽州析出，置涿州，以范阳县为治所。

2、堂号

掬星堂：或吞星堂。

汤悦，安徽贵池人，梦飞星入盘，文思日进，官至南唐宰相、宋拜其为正一品光禄大夫、上柱国，封陈县男，食邑300户。

因而汤悦的堂号为“掬星堂”、“吞星堂”，

玉茗堂：都是因为明朝汤显祖命名的。

汤显祖是临川人，所以叫玉茗堂。

他的书房叫玉茗堂，又被族人做了汤氏的堂号。

他在朝做吏部主事，性格直爽看到皇帝不采纳忠臣的谏议，还往往把提意见的人治罪，于是决定冒死奏本向皇帝提抗议，于是被罢了官。

他回到家里，一方面继续奏本抗议，一方面编写剧本，著有《玉茗堂集》。

此外，汤姓的主要堂号还有：“临川堂”、“义士堂”、“叙睦堂”、“光裕堂”、“双桂堂”、“丹桂堂”等。

五、宗族特征1、汤姓源于北方，历经迁徙，渐演变为一典型南方姓氏。

2、汤姓名人荟萃，所占行业众多，不乏有诗人、文学家、画家等。

如南朝有诗人汤惠休，明代有文学家汤显祖、琵琶演奏家汤应曾，清代有画家汤贻汾、史学家汤球等。

3、汤姓字行辈份排列整齐，取字意深。

如手抄残本《汤氏家谱》中，载江西余江汤姓一支字行为：“开明国钟安，宽济辉根植”。

【汤姓宗祠通用对联】

〖汤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中山世泽；信国家声。

佚名撰汤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出明·汤和为开国功臣，封信国公。

“中山”，指今江苏省溧水县东。

文庙从祀；孝感动天。

佚名撰汤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河南睢州人汤斌，字孔伯，号潜庵，顺治年间进士，官潼关兵备道，后辞官跟从孙奇逢学习，讲《孝经》等书；奏请减轻苏松田赋，救济江北水灾灾民。

官至工部尚书。

著有《洛学篇》、《睢州志》等，从祀文庙。

下联典指元代新建人汤霖，字伯雨，幼年丧父，事母至孝。

母亲患热病，想要冰，当时正是热天，他整天在池边号哭，忽听池中有嘎嘎响声，一看是冰，急忙取来送给母亲，母亲的病果然好了。

飞星应兆；治圃隐居。

佚名撰汤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五代·汤悦尝见飞星坠盘中，掬吞之，遂文思大进。

下联典指宋·汤岩辞官归治小圃，隐居自娱。

〖汤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瓯王威德远；诗公美名传。

佚名撰汤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代御史大夫汤和，字鼎臣，濠州人。

与朱元璋一同起兵，转战苏、浙、闽、蜀、屡有战功。

洪武十九年，奉命在沿海筑城设防，抵御倭寇。

追封东瓯王。

下联典指清代进士、诗人汤右曾，字西厓，仁和人。

由编修累官吏部侍郎，兼掌院学士。

帝重其文学，御制诗赐之，目为“诗公”。

其诗才大而能恢张，与秀水朱彝尊并为浙派领袖。

有《怀清堂集》。

临川传四梦；武进誉三绝。

佚名

库尔贝先生里面库尔贝先生是谁

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法国画家，写实主义美术的代表。

自幼天赋聪颖、相貌出众，既高傲自大、自命不凡，又热情奔放、慷慨大方，从中学时代就成为同龄朋友们心悦诚服的领袖。

生平：

1819年6月11日出生于法国东部奥尔南一个葡萄园主的家庭。

1841年，他的父亲送他到巴黎念大学，要他学习法律，但他却立志做一名画家，在皇家美术学院和贝桑松美术学院学习。

1842年，创作了自画像为主题的《抽烟斗的人》。

1848年，库尔贝由于革命思想家普鲁东和诗人波特莱尔的影响，积极投身法国社会的革命运动。

1849年，由于革命激起了库尔贝描绘贫困场面的兴趣，库尔贝创作了《采石工人》。

1854年，他的画在法兰克福展出，在德国大众的心目中获得很大的成功。

由于革命思想家普鲁东和诗人波特莱尔的影响，库尔贝在1848年就积极投身法国社会的革命运动。

1855年，木板枷画展的反传统精神，使他赢得了一大批激进的青年画家的拥戴。

1855年，库尔贝创作了在他的油画作品中处理上最复杂也最成功的作品“画家工作室”。

并于同年，在一座棚屋里举办了个人画展《现实主义—G·库尔贝画展》，使他赢得了一大批激进的青年画家的拥戴。

1867年，展出了著名的《绿荫下的小河》，又名《黑泉河》。

1872年，库尔贝又投身伟大的巴黎公社运动，担任公社委员和美术家联合会主席，热情为公社绘制旗帜、徽章和各种宣传品。

巴黎公社失败后，库尔贝被捕入狱，在狱中所画的《戴贝雷帽系红领带的库尔贝》，表现了他这个时期的革命风貌。

1873年，经友人保释，库尔贝出狱，随即流亡瑞士，1877年12月31日在瑞士的洛桑逝世。

享年58岁。

创作初期

1841年，他的父亲送他到巴黎念大学，要他学习法律，但他却立志做一名画家，当他23岁时就已掌握了自己风格的主要因素。

他早年学过法律，以后改学美术。

1839年他到巴黎，除曾向几个画家学画外，把主要精力用于观察社会生活，并研究和临摹一些美术馆中的名画，包括卡拉瓦乔、里韦拉、苏尔瓦兰、委拉斯贵支，D.等的油画。

1841年，他的父亲送他到巴黎念大学，要他学习法律，但他立志做一名画家，他在皇家美术学院和贝桑松美术学院学习。

当他23岁时就已掌握了自己风格的主要因素。

在古代大师中，他最欣赏17世纪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支的技巧，专心地临摹过不少收藏在卢浮宫的委拉斯贵支的作品。

客死异邦

在狱中，库尔贝在小本子上画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悲壮事件，如：素描《枪杀》、《在狱中》（均藏卢佛尔博物馆）等。

他晚年亡命瑞士，客死异邦。

库尔贝在他的写实主义宣言中确立了以反映生活的真实为创作的最高原则，并肯定了平民生活的重要性和巨大意义。

他把自己的创作跟法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

尽管其艺术见解有时显得有些偏激，如否定历史题材和不赞成在绘画中表现幻想等，但这类言论当时主要是针对学院派艺术的弄虚作假和陈腔滥调而提出的。

库尔贝的艺术实践和理论从整个来看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他对19世纪的其他写实主义画家及其以后的印象主义画家，都有很大影响。

他的早期作品《带黑狗的自画像》、《受伤的男子》、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但已表现出写实的倾向。

他的创作盛期，是伴随着1848年的革命开始的。

代表作《奥尔南午饭后的休息》（藏里尔美术馆）和稍后的《采石工人》（藏德累斯顿美术馆），摒弃沙龙美术的传统，采用纪念碑式的构图，描绘平民的日常生活，表现了人民的苦难，虽受到保守势力的猛烈攻击，却获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

同类优秀作品还有《乡村姑娘》、《筛麦妇》、《浴女》等。

1855年他创作的大型油画《奥尔南的葬礼》和《画室》遭万国博览会评选团否决，便愤而在博览会附近搭起一个棚子，举办了名为“现实主义、库尔贝40件作品”的展览，并发表声明阐述自己的艺术主张，向保守派所倡导的陈腐题材和清规戒律进行了挑战。

指出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的艺术；反映生活的真实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原则；强调反映平民生活的重要性和巨大意义。

《奥尔南午饭后的休息》

《筛麦妇》

《筛麦妇》是18世纪法国写实绘画大师居斯塔夫·库尔贝的作品。

库尔贝总是以俯视的高傲神态看待世界和人生，他十分关心社会，对被压迫者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他通过艺术，不加人工修饰再现他周围的现实生活。

他一生中画过许多妇女的形象，而以这幅筛麦女子最朴实、最能体现他的美学思想。

图中的焦点是穿红衣跪着筛麦的年轻妇女，她几乎占据了整个构图的中心，作者以高超的写实技巧，选择独特的背影表现方式，去描绘她那毫无修饰的自然身姿，着实耐人寻味。

红衣妇人的头向前微俯着，裸露出洁净修长的颈项，紧身衣裹着的背影丰满而健壮，手臂圆润而结实。

她那正在筛麦优美的姿态，充满了青春的力量，给人以健美的感觉，可以想像这是一位健康而美丽的农村姑娘。

《石工》

1849～1856年间，库尔贝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问世了。

1849年，在油画《石工》中，满怀同情地表现了贫苦工人的艰苦劳动。

这是过去画家们较少表现的一个题材。

此画纪录了画家有一次在路上行走时目睹的情景，他没有当场对景写生，而是邀请两个工人到画室来做模特儿，然后进行创作。

此画把无情的现实跟浪漫主义的幻想和学院派新古典主义的理想化和虚假作了对照：画中两个受尽生活折磨的工人的形象具有何等深刻的概括性含义，正如画家本人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此画时所说那样：“在这样悲惨的生活中，这就是他们的一切啊

看吧，贫困和不幸就是这样无遗留地表现出来了。

库尔贝这种如实地再现法国平民悲惨生活的画面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映。

《石工》原藏德累斯顿美术馆，1945年被烧毁，如今只留下了一些印刷品。

《画室》

1855年，作大型油画《画室》（卢佛尔博物馆）。

画家自称此画为“概括了我7年艺术和道德生活的真实的寓喻”。

关于此画的内容，画家本人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作了解释：“（在《画室》中）我在中间作画。

右边是我的同道，我的朋友、工人们、热爱世界和热爱艺术的人们。

左边是另一个世界，日常生活的世界，人民、忧愁、贫困、财富，以及那些损害他们的人，还有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们。

画中的人物和道具都有一定的寓喻，例如，画架后面的石膏像，是对僵化了的学院艺术的讽喻。

《奥尔南的葬礼》，同样创作于1849年，它不是像《采石工人》那样有感于人类的贫困而作。

这幅画是以令人惊异的技巧画成的。

风景色彩绝妙的透明感，以及红、白、青各色的调子，使得整个画面为之丰富起来。

平面铺开的构图是由于画室狭小所造成的，画家在画室里无法退到远处去看画。

据库尔贝说。

他只好“瞎画一气”。

因此，前景堆积了那么多人物的肖像；这些肖像主要是具有文学的性质，而不是艺术的性质；画家画这些肖像的用意，是为了刻画出这些坚强的在体质上和精神上都很有韧性的高地人性格来。

妇女们脸上的悲伤表情，虽然也受到了人们的赞美，但还是有点做作；在这幅画中，更应该得到赞美的是这些脸部的“绘画性”。

《路遇》

《路遇》这幅画实际上是群体肖像画，画中的画家显得高傲、自信自尊而受人尊敬，他有意将地平线压得很低，使人物显得高大，运用室外光照，色彩灿烂透明，这是一幅自我表现的杰作。

画中所描绘的是画家库尔贝自己背着画箱外出写生，途中相遇朋友勃吕阿及其仆人的情景。

这幅画的意图是表现画家那种孤高自傲的虚荣心。

所以，画中他那一小撮楔形胡子，被人戏称为“您好，库尔贝先生”

描写大厅的句子

大厅20米开外，尤为出奇的是竟别出新裁设心一假山流水，古板的大厅顿时灵动起来。

可不可以多给我几个关于忠诚的事例 ，不要太长的的

一、临患不忘国，忠也。

汉代苏武(字子卿)，武帝时以中郎将身分持节出使匈奴。

匈奴单于骄横，借故扣留了他，并逼使归降，但苏武始终坚贞不屈。

汉朝降臣卫律前去相劝，却遭苏武严辞痛斥。

卫律回报单于，单于逼降的念头反而更加强烈了，他把苏武囚禁在地窖里，不与饮食。

当时正值严冬，天降大雪，苏武躺在窖中靠吃雪和毡毛维持生命，过了几天居然没有饿死，匈奴以为是神。

后又把苏武转移到荒无人烟的北海(今苏联贝加尔湖)一带，让他放牧公羊，并说只有公羊产羔才能返回。

苏武到了北海，匈奴不给口粮，只得掘野鼠、挖草根充饥，每日放牧时手持汉节，日夜不离手，随着岁月流逝，节上的穗子全都掉了。

汉昭帝始元六年的春天，苏武才回到汉都长安，昭帝使苏武以最隆重的祭礼拜谒武帝陵庙，拜他为典属国。

苏武在匈奴共十九年，出使时年富力强，归来时已是须发皓白了。

二、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北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著称。

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

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

结果晏殊发现考试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

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

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

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

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

有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

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

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

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只是家贫而已。

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

这两件事，使晏殊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而宋真宗也更加信任他了。

三、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唐朝的宰相卢怀慎清廉俭朴不经营产业，衣服、器物上没有用金玉做的豪华装饰，虽然地位尊贵但妻子儿女仍然寒冷饥饿。

得到的俸禄赐物，毫不吝惜地给予朋友亲戚，随给随无，很快散尽。

赴任东都去掌管选举，随身用具只有一个布袋。

得病后，宋璟、卢从愿去看望，见铺的席子单薄而破旧、门上没挂帘子，适逢有风雨刮来，举起席子遮挡自己。

天晚了摆饭招待，只有两盆蒸豆、数碗蔬菜而已。

临别时，卢怀慎握着二人的手说：“主上急于求得天下大治，然而在位年久，对勤勉稍有些厌倦，恐怕要有险恶之人乘机被任用了。

你们记住这些话

到治丧时，家里没有留下储蓄。

玄宗当时将要前往东都，四门博士张星上言说：“卢怀慎忠诚清廉，始终以正直之道处世，对他不给予优厚的赏赐，就不能劝人从善。

于是下诏赐他家织物百段，米粟二百石。

玄宗后来回京师，在鄂、杜间打猎，望见卢怀慎家围墙简陋低矮，家人像办什么事，就派使节驰往询问。

使节回来报告说是卢怀慎死去二十五个月后的大祥祭祀，玄宗于是赏赐细绢帛，并因此停止了打猎。

经过卢怀慎的墓时，石碑尚未树立，玄宗停马注视，泫然流泪，诏书命官府为他立碑，令中书侍郎苏颋草拟碑文，玄宗亲自书写。

四、坚留关云长，处决吕奉先，忠诚度决定生与死

吕布是三国时期骁勇善战之第一猛将。

但他先杀掉了与自己一同起事、情同手足的兄弟朋友，后来又为了争夺貂蝉，背信弃义，亲手杀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义父—董卓。

在众叛亲离后，吕布最终落入曹操之手。

曹操本是爱才之人，但想到吕布以往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毫无忠诚可言，即使能力再强，留在身边也是后患无穷，于是痛下毒手，让其死于乱箭之下。

关羽也是三国时期的一员猛将，本领虽不如吕布，但其忠义之名流传于世，为人们所尊敬。

当关羽陷于曹营，曹操看重关羽的忠义诚信，对其热情款待、再三挽留，但丝毫没有动摇关羽信守承诺、坚守诚信的意志，他没有背叛与兄长刘备、三弟张飞的桃园盟誓，时刻想回到兄长刘备的身边。

在华容道，为了报恩，放走了曹操。

关羽的忠义不仅是对兄弟，对敌人同样如此。

因为不“忠诚”，虽为三国第一猛将，最终死于乱剑。

因为“忠诚”，关羽深得刘备与曹操的赏识和信任。

世人感念关羽的“忠诚”，故大建关帝庙。

五、忠诚是道德品质、行为规范，也是法律义务，有时更是强制手段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

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

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

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比著儿曹，累累却有，金印光垂组。

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

但赢得，靴纹绉面，记余戏语。

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

【作者】辛弃疾【朝代】宋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辛弃疾首先是一个武艺高强、驰骋天下、恢复河山的帅才，后来才被历史定位为“南宋著名爱国词人”。

辛弃疾死后被封谥号忠敏。

扩展资料：

忠诚，广义上指对所发誓效忠的对象（国家、人民、事业、上级）、朋友（盟友）、情人（爱人）或者亲人（亲戚）等真心诚意、尽心尽力，没有二心：忠诚可靠|忠诚勇敢|忠诚可靠|对祖国无限忠诚。

忠诚代表着诚信、守信和服从。

指真心诚意，无二心

《荀子·尧问》：“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

汉 荀悦《汉纪·文帝纪下》：“周勃 质朴忠诚，高祖 以为安 刘 氏者必 勃 也。

唐 柳宗元《吊屈原文》：“忠诚之既内激兮，抑衔忍而不长。

明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四》：“汉 末 诸葛氏 分处三国，并著忠诚。

朱德《悼罗荣桓同志》诗：“起义 鄂 南即治军，忠诚革命贯平生。

理解：

“忠诚”就是对党、国家、人民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本色和政治品质，思想上始终保持与高度一致，对事业和同事战友的忠诚忠实，代表着诚信、尽职和服从。

延长石油集团领导名单2015

董事会

董事长：

沈 浩

董 事：

贺久长

郝宝仓

李春临

张克理

董事会秘书：

李应强

监事会

监事会主席：

王 勃

经理层

总经理：

贺久长

副总经理：

冯大为

冯和平

陶光强

王香增

黄文强

张恺颙

袁海科

总会计师：

康永智

总工程师：

罗万明

总经理助理：

李大鹏

赵 巍

张 宁

胡 罡

王志海

党委会

党委书记：

沈 浩

党委副书记：

贺久长

赵海涛

党委委员：

冯大为

冯和平

王香增

王永成

杨 悦

袁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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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的人物轶事

从“物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信念的确立，张伯苓的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

从此，张伯苓以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

严范孙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教育，开办新式学堂。

严、张二人思想主张一致，对教育救国、培育新人同具热心。

1904年他们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创办南开中学。

后来这所中学越办越好，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

张伯苓成为声誉卓著的新教育倡导者。

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张伯苓、严范孙决心创办大学。

本世纪1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酝酿。

为此，张伯苓去美国学习、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

1918年末由美国回到天津后，就开始筹募办学资金。

1919年春开始起建大学校舍。

9月初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25日开学，私立南开大学宣告诞生。

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张小辫爬竿最快”，连校长严复都知道；后来成为南开大学创始校长，张伯苓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

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同学生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学生制造器材，为学生聘请名家，率南开足球队胜天津租界队，被誉“体育校长”。

当南开的校友们回忆起张伯苓校长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及他那高大挺拔的身材和刚毅洪亮的天津腔。

而在老一辈南开人心目中更为重要的，则是校长在体育这片广阔天地中活跃的形象，这便是巍巍南开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

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刘公岛上亲眼目睹了英国士兵身体强健而中国士兵体质羸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

1929年，他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又看到很多原本强壮的矿科毕业学生，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做工时，竟然身体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国人。

赤诚的爱国之心，使张伯苓暗下决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

投身教育事业之后，张伯苓便将这样的理念带入南开学校，使更多的有志青年受其泽被。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

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

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

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

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

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

张伯苓高兴地宴请了全体队员，席间他激动地说：西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是“五分钟热度”，事实是最好的反证。

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很强的运动，全队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能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以此来克服“一盘散沙”，不失为一副良剂。

足球比赛的时间长，紧张而激烈，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为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我们是“五分钟热度”了。

周恩来与张伯苓交往近四十年，于私，是师生情谊；于公，属团结范畴。

周恩来1913年暑假考入南开中学。

在校时，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又很有社会活动能力。

对于这样一个学生，不能不在校长张伯苓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当时那种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张伯苓不因周恩来的清贫而漠然视之，相反，他很赏识、关怀周恩来。

他免去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宿费，让周恩来业余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字的杂事。

周恩来常到他家中去，师生俩经常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涉及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

周恩来于1917年6月中学毕业后，在日本留学一年多。

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他接触了新思潮。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

他开始用新的宇宙观观察中国和世界问题。

他对于南开教育，对于张伯苓虽然一如既往的热爱和敬重，但他不赞成张伯苓当时为办南开大学向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陪笑乞援，反对拉曹汝霖、杨以德之流充任校董，他在给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信中公开批评张伯苓的上述做法，公开批评南开教育的弊端。

后来张伯苓通过对外国教育的考察、研究，也深感南开教育需要革新，他积极创办大学也意在摸索中国教育的道路。

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张伯苓准予周恩来免试入文科学习。

12月，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

这是张伯苓对周恩来的最大信任，也是周恩来对张伯苓办教育的有力支持。

30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在这个时期，周恩来与张伯苓的接触，远远超出了师生之谊，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关系也更为复杂。

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以代表的资格与谈判，终于迫使初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

南开大学为此召开了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说：“‘西安事变’这么解决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

1938年7月，张伯苓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副议长，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津南村一时成了当时社交活动中心。

同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也把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阵地之一。

周恩来经常以校友身份去学校，或以师生关系到津南村拜访张伯苓；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抗战形势宣传，揭穿借抗战之名，拼凑武装力量的阴谋。

南开师生于1940年春抵制了鼓吹的“从军”运动。

张伯苓晚年曾经出任政府考试院院长，替“跑龙套”（张伯苓语）。

1948年冬，张伯苓离开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

张伯苓的老朋友傅作义担心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便找到周恩来。

周恩来正要想办法透露消息给张伯苓，不让他去台湾。

随后，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向张伯苓传达了上述信息。

张伯苓知道这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和爱护，顿觉豁然，下决心婉言拒绝、蒋经国之邀。

当周恩来听了傅作义报告的“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消息后，很高兴。

周恩来请给予协助，并给重庆军管会打了电报。

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北归。

北京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妥善接待。

周恩来当天匆匆赶到傅作义家，问候校长和师母。

张伯苓在北京生活了4个月，周恩来常去看望他。

秋天，张伯苓回天津前，周恩来、邓颖超在西花厅为他饯行。

饭后，周恩来关切地问张伯苓回天津还有什么困难，并说要写信给天津，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

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张学良和夫人暂时留住在台北寓所休养，是年8月中在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广播协会记者的专访。

在采访当中，日本记者突然向张将军提问：“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

张将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张伯苓先生

接着张将军回忆了早在1916年他还是一位年仅16岁翩翩少年的时候，在故乡沈阳聆听了张伯苓先生的一次讲演，张伯苓的讲话十分感人，使他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应沈阳教青年会的邀请，来到沈阳讲学，在沈阳青年会对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讲演。

讲题是“中国之希望”。

这时张伯苓年届40，正当壮年，办学有成，他创办南开中学已满12周年，积累了丰富的对青年进行教育的经验。

以他口若悬河的天津话和善于鼓动的，打开了青年听众的心扉，掌声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讲演大厅。

鬼使神差，谁也不知道在台下听众席中有一位显赫人家的子弟，东北三省督军大帅张作霖的16岁公子张学良。

此时的张学良正是一位享受优越生活无所作为的富家纨绔子弟，前来听讲只是由于慕名张伯苓的办学业绩，同为教教友，抱着好奇心来猎奇的。

但在他当时的二八年华，正是青年人憧憬未来征程，为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踌躇苦闷、思想多变的时期。

张伯苓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讲出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中国不亡吾辈在

在张学良的头脑中引起了震撼。

张校长讲道：“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

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

这几句话对张学良竟然丝丝入扣，震撼心弦，对他起到了拨雾指迷的作用。

张学良听了张伯苓的讲演词，认识到自己不应该继续沉湎于游乐、做父亲和家庭庇护下的公子哥儿，而是男儿当立志，应该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业。

张伯苓的声影在张学良的头脑中深深打下了难忘的印记。

张伯苓出于复兴中华爱国心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

他白手起家创办这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起教育家丰碑，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使得张伯苓募集了数百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

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使得学校资产增长较快，员工们的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工资已升至300元，然而已成为有名望大校长的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锁定在100元。

尽管他为多所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也从不多拿工资，如果领南开中学工资，就不再收南开大学工资，始终坚持一份工资的待遇，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

因公出差，也是坐三等车厢。

在市内开会时，张伯苓常常是步行前往。

一次散会出来，服务员望着小轿车如云的停车场问他车号时，张伯苓答曰：“11号”。

服务员一脸诧异，直到张伯苓走远了，服务员才明白过来。

住最便宜的旅店，乃至出门必带臭虫药，那是由于他下榻的简陋馆舍臭虫多之故。

张学良将军乘车拜访津门名人，转来转去怎么也寻不到张伯苓住所，几经寻找才在一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陋巷中找到张伯苓的简陋平房，张学良万万没想到功绩卓著的张伯苓竟住在贫苦市民当中，深表敬佩。

张伯苓退休后，与仅有的一份工资也“拜拜”了，晚年完全靠3个儿子赡养。

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亦无存款，口袋中仅有6元7角钱。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不久，傅作义将军给当时住在北平的张伯苓长子张希陆打电话。

张希陆到傅作义家后，傅兴奋地说：“周副主席告诉我，过几天来再作商谈，现在要想办法透消息给张校长，不要让他去台湾。

恰好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要去香港，于是商量请他到港后找金城银行南京行经理王恩东（张伯苓的学生），请王设法将周恩来的挽留之意告知张伯苓，就说“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上学时使用的笔名。

不久，张伯苓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这封信。

他读罢书信，顿觉豁然，领悟到这是学生周恩来对他的爱护。

于是他下决心拒绝了多次劝他与蒋同机飞赴台湾的要求。

1949年11月21日，下午3点左右，张伯苓在重庆的家中午休，突然到访。

蒋虽身着军装，但没有了往日的气派与神采，门口没有前呼后拥的军队，只有两辆小汽车。

满面笑容进入客厅，来意很明显：因重庆局势紧张，请张伯苓立即起程去台湾。

张伯苓说：“您抬爱我了。

张伯苓的夫人出来解围，以坚决而严肃的口吻说：“蒋先生，他老了，身体也不好，他离不开南开学校和学生们，也离不开3个儿子，他们都在北平、天津。

他不能去台湾，更不能去美国。

当时被噎住了，沉吟了一会儿，只会说：“啊…嗯…”慢慢起身告别。

张伯苓把送到门口时，两人并立在台阶上，沉默无言，眺望远方。

沉默了约1分钟，蒋下台阶走向汽车，可能一时气糊涂了，没有低头上车，只听“咚”的一声，一头碰在车门上，张伯苓忙上前扶住，问“怎么了”，忙说：“没事，没事。

这才低头上车，悻悻而去。

张伯苓作为南开的创始人之一，一生对南开中学怀有特殊感情，但在他的晚年，却被婉拒参加南开的校庆典礼，这几乎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1950年10月16日晚，南开中学的一位老师到大理道张伯苓家找张的三子谈话，大意是不要让校长去参加第二天的校庆。

转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细雨，张伯苓穿起雨衣要去南开中学。

三子张锡祚说：“外面下雨了，爸爸您还是别去了，他们不太欢迎您去。

张伯苓听出话中意思，立即脱下雨衣说：“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吧!张伯苓为此内心痛苦极了，但外表依旧保持着镇定，一点儿也看不出颓唐的样子，在家中依旧谈笑风生。

但张伯苓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