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有多少部队(汪精卫有多少部队将领)
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宋朝诗人黄庭坚曾经写过一首《清明》，诗谓：“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一九七五年四月初的一个下午，高龄八十九岁的斜倚在士林官邸卧室的电动升降病床上。
这天的精神不错，他呼唤值班的台北荣民医院护士罗小姐。
说，过两三天就清明了，你替我念几首描写清明节的古诗吧
罗小姐翻开常看的那部《唐诗三百首》，从目录中找寻与清明有关的诗句。
她起先念的是唐朝诗人杜牧写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对这首诗熟悉的诗句，没有太特别的感觉，所以，只让罗小姐念了一遍，就转念别的诗句了。
接下来念的是黄庭坚写的《清明》，当护士小姐念到最后一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脸上的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两次，他说，这首诗写得好，你多念几遍。
罗小姐起先还不太懂诗里的意思，一边念，一边看书里的语译，她才晓得，这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意思是说，人活着的时候，不论你是圣贤还是平庸之辈，生命结束的时候，留在人间的都不过是长满野草的小土堆。
的病体，从体弱多病到昏迷卧床，继而苏醒持续卧床，波波折折，缠绵病榻，已经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时光了。
他身体一蹶不振的起因，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时发生的一场车祸。
发生这场意外之前，的车队甫自市区兜风归来，正返回阳明山官邸上山途中，说巧不巧，一位少将师长刚结束军事会议，从阳明山开着军用吉普车一路往山下市区方向疾驰，车队最前方的前导车，见到这部吉普车跨越中线疾驰而来，前导车赶紧煞车，虽未与吉普车碰撞，可是紧随其后的座车，司机竟一时失神，反应不及，该踩煞车的时候竟踩成了油门，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导车，故而发生祸事。
“总统”座车向来稳妥安全，行经各地路段，路通灯号全部开绿灯，故而、宋美龄坐车从不系用座椅安全带，哪知祸从天降，碰撞如此猛烈。
据座车侍卫人员事后追述，撞车瞬间，由于突如其来的力道过激，坐在后座的、宋美龄冷不防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两人身体先是往上冲击，继而往前冲撞。
宋美龄疼得在车里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双脚受重创，幸未骨折。
虽然力持镇定，但也撞得不轻，初步检查，只发现有红肿现象，起先以为没有大碍。
两三个月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大夫为作健康检查时，发现了车祸后遗症的征兆，医师发觉心脏大动脉发出不寻常的杂音，证实其心脏主动脉瓣膜，可能在车祸中受伤而未及时察觉。
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年年初，尚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的健康亮起了红灯。
“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在体力不济的情况下，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勉强决定请假，会议也因之停开一次。
五月三十日，甚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其专用之“第六病房”。
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旧社会中国文人都拿毛笔写字。
终生只用两种笔，一种是批示重要公文、发布命令、写正式书信及日记时使用毛笔；一种是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写便笺(即：下条子)时，偶尔拿红蓝铅笔写字。
看一个人健康好坏，从写字的字迹最能见微知著。
一九七○年六月十五日，病况渐有起色的，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
从字迹明显看出，他握笔时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厉害，与往昔笔力之逎劲，不可同日而语。
在信上告诉蒋经国：
经儿：余体力已日渐康复，惟拿笔反不如病中之稳健，其他一切体操行动如常。
汤太夫人余当亲自吊祭，故你可在金门多住几日休养至廿一日回台北为宜，千万听从勿违父示 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这封字数不过八十余字的家书，据说花了近半个小时才写好。
不过四个月前，一九七○年的农历春节(阳历二月六日)，还写了一段话，作为他的春节感言，声称：“今年要在世界局势重大变化混乱与我国最险恶艰难中，积极奋斗，打破这一难关，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以湔雪耻辱，重建三义新中国。
写这段文字时，笔力仍然遒劲，可见当时的精气神尚称充足。
但是，对照两个月前(亦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祝贺即将新婚的次孙孝武的家书，则在力度和精神上，又差了一截。
这可能是最后几封写给孙辈的毛笔信了。
武孙：你来信与长诗英文信皆已接到，甚为欣喜。
祖母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写信，故未能作覆，但近日来，日有进步，勿念。
你们在外国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成婚，回国相见为盼。
特趁你母来美主持婚礼嘱其带此一函作贺，甚盼一切欢乐，为祝 祖父母示 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身体真正出现较严重恶化，是在一九七二年夏天，他住进了新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许多侍从人员都传说这里的风水不佳。
某次，在宾馆走廊上散步，直喘大气，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动了。
当时还没准备轮椅，医官只好拿来一张椅子，让扶着椅子走回卧室休息。
鉴于心脏毛病愈来愈恶化，由蒋经国及宋美龄授权，派遣荣民总医院医师卢光舜到美国延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主持的医疗小组任务。
余南庚系江西人，解放前卒业于上海医学院，接受庚子赔款奖学金资助，先后深造于英国热带病学院，研究学习传染病学，后来又到剑桥大学专攻心脏学，最后转至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中心深造。
余南庚之所以慨允赴台，主持医治垂危之，据说与其曾在“中央训练团”受训，感念有关。
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他就任第五任“总统”后两个月，在中兴宾馆呈现昏迷状态。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插曲。
早在昏迷前一个月，荣民总医院曾经为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检查，陈耀翰医师从仪器数据报告中，惊觉的心脏扩大现象较前更加明显，如果再不善加调养，恐怕发生不测。
耿直的陈耀翰因而当面向陈述病情，建议他应该即刻停止一切活动，休假半年。
闻言大感惊惶，回官邸即与宋美龄商议，宋美龄唯恐一旦请假，岂不大权旁落，立即招来陈耀翰，严厉申斥他不该在面前“危言耸听”。
宋美龄的态度明显予人讳疾忌医、权位远比健康重要的错觉。
从此，医官里边再也没人敢开口要休息，终至铸成一个月后之昏迷意外。
这次昏迷病情严重，医师不敢轻易移动他，只得将他留在中兴宾馆就地治疗。
一支由十二位荣民总医院医师为主力的医疗小组正式成立，并且在余南庚赶到台湾后，由余南庚指挥医疗小组，于八月六日夜间九时四十分，趁熟睡后，将他抬上一部进口全新救护车，沿途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以时速二十公里慢速度驾驶，将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点钟，余南庚在荣民总医院主持医疗会议，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龄，坐次位的是蒋经国。
余南庚汇报，心脏恢复正常，但肺部有积水现象，体力衰弱。
当时，虽已恢复进食，但体重仅有四十六公斤，较前直线消瘦近十公斤。
为了全力挽救健康，荣总奉蒋经国、宋美龄之命，投入了巨大的人物、物力等医疗资源。
一位孔宋家族延聘的美国名医，亲见台北荣民总医院专供使用的“第六病房”，集合岛内名医与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轮番照护，当局更投入了众多先进设备仪器，陆续将中兴宾馆、士林官邸改装成一座“小型医院”，这位美国医师感慨系之地说，全世界大概只有台湾会投入不可估量的医疗资源，用在一位老人身上。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重病刚满一周年，岛内小道消息盛传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间。
蒋经国为扫除外界各种谣诼，趁蒋孝勇(之幺孙)刚巧于当天在士林官邸凯歌堂举行婚礼的时机，安排蒋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荣总第六病房，与、宋美龄合影留念。
摄影官胡崇贤洗出照片后，由宋美龄、蒋经国挑选看来神情最健好的一张，交付“中央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布，印证尚很健康地存活于世。
拍照之前，随从人员发觉，暂时脱离重病阶段的，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动能力也尚称灵活，惟独右手因缠绵病榻，又长年接受注射输液，肌肉已严重萎缩。
坐在古董红木椅子上，左手尚可勉强握住椅子把手，右手却因严重萎缩，不仅无力握住把手，更因不听使唤而频频垂落。
为不让人看出蒋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伟命侍从以医药胶布，将蒋的右手固定粘绑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时露出破绽。
讲到的右手，在他肌肉萎缩之前，他曾经挣扎着以毛笔写了一幅字，书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这笔字，应该是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的作品。
这幅字完成以后，交给了蒋经国，蒋经国立即差人把这幅字框裱起来，挂在自己堂屋内，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审视反省。
蒋经国在乃父去世之后，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曾经如此评说这幅字之深意：
先君在病中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十六字，付经国保存，此为经国敬谨奉藏先君遗墨最后之一件。
先君崩逝，举世同悲，经国五中哀恸，实所难堪
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读，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实以此为日不去心彻始彻终之志事，谨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布于世，诚不知哀涕之何从也。
职是观之，给蒋经国的这十六字箴言，应该就是父亲送给儿子兼具公私意义的遗嘱。
于中兴宾馆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某日，侍从医官察觉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而且蒋的宁波口音不好懂，侍从医官立刻请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耳朵贴近嘴巴，仔细聆听他在说些什么。
翁元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官，“总统”说的是：“大陆…解救同胞…大陆…救中国…大陆…救中国…”
是否意识到自己陷于性命交关，故而以其微弱的叼念，交代最后遗言
不得而知。
据医疗小组的治疗报告，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晚上八点过一刻，即行入睡，等他熟睡后，值班的医官郑不非发觉脉搏变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急救。
一两分钟后，心脏跳动和呼吸恢复正常。
四五分钟之后，心脏又停止跳动，医师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但心脏虽然时跳时停，呼吸始终未能恢复，并三度发生心室性颤动，经过电击，的脉搏、血压均已无法量出。
急救了三个多小时，四月五日晚上十一时三十分，瞳孔已放大，心脏犹有微弱跳动。
医师最后以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
宋美龄最后命令放弃急救。
医师宣布死亡的时间为四月五日晚间十一时五十分。
蒋经国观察急救无效后，当场痛哭失声，宋美龄则始终力持镇定，兀自静坐一旁流泪。
从医疗报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当晚，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急召赶到士林官邸，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时许，逝后近三小时了。
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秦孝仪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连夜撰写这份“政治遗嘱”，初稿写就后，送交宋美龄过目，宋美龄特意交代秦孝仪，你应该再加上一句话，强调先生是信教的。
所以，的“政治遗嘱”开头即言：“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份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中华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死后三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
即使是承宋美龄之命，也不合遗嘱系记载死亡当事人遗言之通则。
侍从人员为此缓颊，认为是参考汪精卫写先生遗嘱之手法。
这说法更是不通，毕竟蒋、孙遗嘱两者情况大不相同。
汪精卫为孙文写遗嘱，一是遗嘱内容完全系孙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精卫本系属意的重要骨干，何况汪氏是在遗嘱供党政要人签名的区域内，注记“笔记者 汪精卫”六字，而不是把名字注记在遗嘱本文内。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蒋经国下令编印的《总统蒋公哀思
大陆失败“症结”在哪里，看是怎么说的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携蒋经国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
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
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是怎样倒下去的”
本来，美国政府支持，是明白无误的，是从未动摇的。
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援助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
不料只经过了三年的战争，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
在这种形势下，以麦卡锡为首的右翼势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质询，并掀起了浪潮。
首先受到攻击的是被称为“三个出卖了中国的约翰”，即范宣德、戴维思、谢伟志。
接着是对传媒界、文化界、影视界的许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审查，有的被称为“同路人”，有的被定为“间谍”。
再接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麦卡锡等人直接指责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为“分子”。
在这种纷纷扰扰中，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对失败的原因含糊其辞。
但《纽约时报》评论说：“向人们透漏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湾，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
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出，几无立锥之地
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
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
孰令致之
到台湾后，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
孰令致之
那么，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
光慨叹是不行的，面对着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两年以前，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所遭受牺牲的原因。
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
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
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
这样，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
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认为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
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
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
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
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
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
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
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
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认为，的失败，在于本身的腐朽。
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
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
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
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
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而被逮捕、囚禁、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
到台湾后，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认为的失败，是由于的作战不力。
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
尤其是**一项，相沿成风。
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
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
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也是不可以批评的。
早在1946年，说：“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
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的作战不力时，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
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
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
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的心腹爱将，在败退前夕，他不仅向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残余部队带去台湾。
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
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
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
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本人并不如是观。
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
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
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又一次，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
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
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
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所好好之，以所恶恶之，以之是为是，以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
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
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
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
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
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因而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人士，假借其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害民的目的。
此处所说的“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
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专制的本质。
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
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上海宣言”，得到的赞许。
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的信，要求放弃武力，与一起“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大使去了。
雷震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
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的失败，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
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的政治，是的政党。
在大陆时，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
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
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
如何对付中国，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
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自由、和平、进步等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主义的基本战略。
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
在淮海战役期间，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
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
他说：“铲除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
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虽代表少数，但颇强。
二、“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
三、“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
四、“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
五、“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
六、“之现行制度，较。
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可以得到保护。
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
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
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是从不“姑息”的，中国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
当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
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
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
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
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
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
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
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在检讨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
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
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
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
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舞恙”这两句诗什么意思
又是怎么回事
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意思就是老家奉化溪口 蒋母和夫人毛夫人的墓没被动过还是老样子，溪口的一草一木也和原来一样（慈庵 丰镐房 妙高台 小洋房等）退踞台湾后，香港的一些报纸传言说，的故居和家里的祖坟已经在大陆镇压和土地改革中被铲平，这些消息让寝食难安。
1956年春天，中央专门写给的信中提到“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就是告诉他你放心我们没有动它，还是原来的样子，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49年败北后，为什么没有再大陆呢
隔着海峡，和依然是宿敌。
在海峡此岸，提出解放台湾；在海峡彼岸，则把大陆定为国策。
他俩依然针锋相对着。
“解放台湾”这一口号，最早见诸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告前线将士和全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一九五○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国的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此后，领导人的讲话，各种政府文告，都不断地重申解放台湾。
在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复职“总统”时，便宣誓要“光复大陆”。
六月，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制定了这样的战略计划:“一年准备，两年，三年扫荡，五年完成。
从此，他提出了“大陆”的口号，要把台湾建成“复国的基地”。
所说的“解放台湾”，也就是指武力进攻台湾。
确实有着手解放台湾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命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着手修复各地的机场，并要中央财政委员会“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
一九五○年二月四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曾致电中央转粟裕，要求加强伞兵训练，以备解放台湾之用。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中军区副司令员。
记起，的伞兵第三团曾起义投诚，所以发去以下电文:粟裕同志:(中央转)一、前起义过来的伞兵第三团，现在还有多少人，跳伞技术程度如何，他们中间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怎样，有无党员的发展，一般的政治情绪如何，望电告。
二、这批伞兵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二月四日 过了六天，在给的电报中，表示:“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
调四个师给粟裕演习海战，就是为了作解放台湾之用。
一九五○年四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渡海攻下海南岛之后，充满信心，准备解放台湾。
这时在台北的电线杆、小巷、车站，忽地有人贴出了震撼台湾的标语:“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拥护毛主席，活捉
正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不得不放慢了解放台湾的步伐:一是他要准备出兵朝鲜；二是美国的第七舰队游弋于台湾海峡，成了解放台湾的极大障碍。
这样，一九五○年八月八日，致函病中的粟裕:“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在给当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的信中，提醒在宣传工作中，不要提“在一九五○年打台湾”这类话。
的信，全文如下:乔木同志:请查过去宣传中有无规定在一九五○年打台湾的事，有人说他看过今年元旦文件内说今年要打台湾的话，未知确否
以后请注意，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
各党派贺词中一九五一年任务我已全部删去，因其中有打台湾西藏一项。
九月廿九日 这封信表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随着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放慢了解放台湾的步伐。
呢，他几乎在他每一次公开的讲话，以及种种“政府”文告中，总要提及大陆。
隔着一道海峡，海军、空军力量不足的，一下子无法实现解放台湾；总共才六十来万军队，守岛尚可，至于大陆未免力量不足。
虽说一下子无法解放台湾，又一下子无法大陆，双方在五十年代之初却仍处于交战状态。
这时的国共之战，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打，打的是大陆周边那些被军队占领的小岛；打，打的是空袭战，小股登陆、骚扰战。
这跟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宁沪杭战役相比，只能说是小打小闹了。
不过，这小打小闹，在那时却不停地打，不断地闹。
一个一个打下了部队占领的小岛: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发起攻击，至十二月七日全部占领那一群小岛；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至五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舟山群岛；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把一位名叫“秦东昌”的特殊人物派往浙江沿海的大陈岛，在那里设立了浙江省政府，“秦东昌”为主席（这位“秦东昌”，其实就是当年的老对手、“西北王”胡宗南）。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了大陈岛西北的一江山岛。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得知蒋军可能会从大陈岛撤退，给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写了一信:彭德怀同志: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二月二日 蒋军果真撤退，解放军亦果真未在其撤退时炮击。
这是和难得的一次战场上的“合作”:料定大陈难保，为了保存实力，把十五万部队急急撤回台湾。
“高抬贵手”，下令“让敌人安全撤走”。
二月十三日解放军占领了大陈岛、披山岛。
从此，这种小岛之争，画上了句号。
那时掌握着中国的制空权，虽说他的陆军大部覆没，空军却几乎很完整地退到台湾，也正因为那时还没有空军力量，所以可以从成都从从容容地飞回台北，不必担心途中会有的飞机截击。
的空军那时有各种型号的飞机四百架。
由于缺乏维修的零件，其中能够投入战斗的大约为半数。
凭借着这二百来架飞机，不断飞越海峡，轰炸大陆沿海城市。
内中最为著名的是一九五○年二月六日，根据潜伏特务罗炳乾提供的情报，派十七架飞机轰炸了上海的发电厂、自来水厂等重要目标，投弹七十多枚，造成上海停电、停水，居民死伤达千人以上。
上海人为之震惊。
称为“二六”轰炸。
的海军那时也占优势，退往台湾的舰艇有五十多艘。
凭借着这些舰艇，不时骚扰着大陆沿海。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获悉蒋军情报，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发去电报:台湾敌人向潮汕及海陆丰举行登陆袭击是极有可能的。
你们必须:（一）加强侦察工作，务使我军在敌举行登陆袭击之前，获得可靠情报；（二）加强兵力，请考虑从西面抽调一部兵力(例如一个强的师)及一部炮火加强东面，确保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遇敌袭击时能坚决歼灭之…另外，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及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六日，曾两度派部队骚扰闽粤交界处的东山岛。
特别是第二次，出动了登陆艇、炮艇、兵舰，在空军的配合下，一万三千多人扑了过来。
打了一天，被歼三千多人，这才赶紧退走。
这样的打打闹闹，持续了好多年…海峡两岸，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
海峡此岸，那时最流行的歌曲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海峡彼岸，那时最流行的歌曲是“第一歌”—《保卫大台湾》。
海峡此岸，着力于开展“镇压运动”，以挖出逃离大陆时在大陆埋伏下的五十万左右的特务人员。
那时，大陆最走红的是反特电影，如《人民的巨掌》、《羊城暗哨》、《徐秋影案件》等等；海峡彼岸，实行“戒严令”，开展运动，深挖“共谍”。
那时，台湾最走红的是电影，如《噩梦初醒》、《永不分离》、《春满人间》等等。
为什么不让继续传位给下一代
晚年的有一块心病，那就是总在担忧自己去世后大权旁落。
所以对自己的身后事可谓处心积虑。
为了能使儿子蒋经国在自己百年之后顺利接班，他确实煞费苦心。
这一历史过程鲜为人知，长期以来属于台湾当局的机密。
台湾学者邱家洪在《政治豪情淡泊心-谢东闵传》一书中说，谢东闵对他当年做的\"最高机密\"的事情非常得意，认为他\"为台湾的安定与发展，做了一件划时代的大贡献。
这个\"最高机密\"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帮助\"家天下\"的密谋得以实现，助推蒋经国成功\"接位。
事情得从败居台湾时说起。
残余兵败初到台湾时，从大陆带去的军政人员几乎占据了台湾的所有官场位置，台籍人士在官场谋到一个科员位置也不易，此举造成逃台的大陆军政人员与台籍人士矛盾十分尖锐，台湾民众对此也十分不满。
上世纪50到60年代期间，美日两国，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当局施压，要求将台湾省长一职交由台湾人做，以缓和矛盾，并力推吴三连、黄朝琴、谢东闵等人。
由于一心想培养儿子接班，一直找种种借口推脱。
他担心过早地树起台湾本土人士，会对儿子接班造成威胁。
时间的车轮滚到了1971年年底，觉得儿子接班的阻力已基本清除，加上自己年事已高，儿子蒋经国也已60岁了，于是决定将接班之事提上议事日程。
但让儿子来接班，老子说不出口啊，这个事还得由别人来提比较好，尤其是由台湾本土人士提出更有说服力。
这个自然难不倒老谋深算的。
1972年2月底，、宋美龄夫妇带着蒋经国到台湾南部的日月潭休息。
他们一家在日月潭涵碧楼住了两天后，便叫侍从通知台湾省议会议长、台籍政客谢东闵和南投县长林洋港到日月潭，他要召见。
的召见，谢东闵受宠若惊。
他深深明白，老头子表面是听取地方工作汇报，实际上是考察两人对蒋家是否忠诚。
果然，在听完工作后，似乎漫不经心地问到，蒋经国随他来台工作了一二十年，社会上对蒋经国的看法怎么样。
谢东闵何等聪明，回答得非常得体，还借机对和蒋经国大大歌颂了一番，使在场的蒋氏父子十分高兴，双双笑逐颜开。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蒋氏父子认为，谢东闵是一个对蒋家忠诚、可靠的人，可以信任和利用。
如果提拔他做台湾省省长，对和蒋家大有好处，并能为蒋经国接班当推手。
过了一段时间，召见了与蒋经国关系极好的总政战部副主任王升上将，告诉他说，这段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要求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还有千余名\"国大代表\"联名上书（实际上是在背后策划的），台湾省议会\"议长\"谢东闵的愿望尤其强烈，他在多个高层会议上推荐蒋经国，说他可担大任。
他还对王升说，既然社会上对经国如此推崇，你到雾峰去找一下谢东闵，让他正式写一封举荐信给，使大家都感到经国做院长是人心所向。
但这个信一定要写好。
特务出身的王升，跟蒋氏父子打了二三十年的交道，熟谙官场上的那套。
老蒋的意思，他一听就明白，于是马上说：\"总统放心，我马上就去找谢东闵办此事。
很快，王升找来一个大笔杆子，以谢东闵的名义草拟了一封举荐信。
信中称蒋经国\"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确为多难兴邦的辅弼俊秀\"，还说：\"经国先生既然众望所归，为全国上下所共举，即是之所趋，是故顺应，以安民心，就是大智大爱，实为万民称颂之丰功伟业。
王升将信带到雾峰，谢看后，知道是授意的，当即表示愿为\"国家\"举荐人才，并同意在信上签名盖章。
并拿出省议会的公用信笺，让他的秘书抄了一遍，最后盖上自己的印章。
蒋经国看了王升带回的谢东闵的举荐信非常高兴，并对王升夸奖了一番。
随后，蒋经国又将举荐信送给看，老蒋也很满意。
第二天，又将此信交给了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说这封信是谢东闵特地派人送到台北来的，谢关心\"国家\"大事，其爱\"国\"之心令人钦佩，嘱咐他在下次中央常委会上宣读。
1972年5月26日，举行中常委会议。
会议开始前半小时，示意张宝树将谢东闵的举荐信递给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看。
严家淦看了信，知道这是要儿子接班。
虽然心里有点不高兴，但他想，这种事自己想挡也挡不住，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主动让出职位，以满足蒋氏父子的欲望，反正自己年事已高，再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想到这里，他走到身边低声说：\"总统，那我今天就在会上辞去副总统和行政院长，并力荐经国先生接替我的职务。
见严把话说明了，就说：\"副总统就职才6天，不能辞，你只辞行政院长。
就这样，这次中常会在会前搞了一个临时议程，讨论谢东闵的举荐信和严家淦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并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
张宝树宣读举荐信后，会上鸦雀无声。
因事情来得太突然，与会者不知如何应对。
严家淦讲完后，会上仍然没有人表态。
见冷了场，便提议说：\"赞同严副总统提议的，请站起来
与会的中常委慑于的权势，都站了起来。
不过，张宝树宣读谢东闵的举荐信时，蒋氏父子均面带笑容，严家淦却不太高兴。
按规定，\"行政院长\"本应由\"总统\"提名，怕外面议论，改让严家淦提议。
忍辱负重的严家淦照办了，严家淦能如此做出牺牲，事后自然少不了对其慰抚一番。
于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老子做\"总统\"，儿子做\"行政院长\"的特殊的政治架构出现在台湾。
一时间，中外媒体对蒋氏父子的这种做法纷纷进行抨击。
中常会通过了蒋经国的任命后，娴熟于政治运作的接着又采取了两个举措：一是指示宣传部在《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和《联合报》上刊登文章，称颂蒋经国的才德；二是策动\"立法委员\"吴春晴在\"立法院\"搞了一个书面宣传稿，对严家淦辞去\"行政院长\"称赞了一番，以平息部分\"立法委员\"的不满。
结果在\"立法院\"通过蒋经国的任命时，在408票中，蒋得了381票，顺利通过了任命。
对蒋经国接班立下大功的谢东闵，蒋经国自然要投挑报李。
1972年6月1日，蒋经国到\"行政院\"宣誓就职时，任命谢东闵为台湾省主席。
随后，又亲自召见了谢东闵。
对蒋经国上台立了大功的王升，也没有忘记，马上任命他为总政战部主任，军衔由陆军上将升为二级上将。
谢东闵当上了台湾省主席，美日两国表示满意，认为此举对缓和台湾社会矛盾大有好处，而对蒋经国任\"行政院长\"则只字不提。
1975年4月，病死，严家淦继任\"总统。
但因此时蒋经国继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实际大权都握在他手上。
严家淦也知道自己是个过渡人物，所以尽量少管事。
对于谢东闵的鼎力相助，蒋经国报之以李。
1978年3月，蒋经国出任第六任\"总统\"时，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
5月20日，谢东闵与蒋经国一同宣誓就职，成为逃台后，职务最高的台湾籍人士。
蒋经国成功地\"子承父业\"，1978年-1988年，十年内连任两届（第六任和第七任所谓\"总统\"），直至1988年1月13日因糖尿病引发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对于当年与蒋家做的这桩政治交易，谢东闵一直守口如瓶。
直到1999年4月，进入暮年的谢东闵想到自己来日不多，才将这件\"最高机密\"披露给为他写传记的台湾学者邱家洪，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揭秘到底从大陆运走多少黄金
一九四九年春，抢运国库黄金前后，父子和国民政府官员之间函札、电报交驰，从函电内文中，可以大致了解自大陆迁运台湾的金钞具体数目究竟有多少。
四月，徐堪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不久，呈给一份机密报告，惶惑不安的徐堪一则说明国民政府财政艰困之情况，同时也交代了国库黄金存量，这份国库黄金存量，截止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谨呈者。
职奉命接长财政，并兼管国行，自维才干任重，深惧引胜，乃荷谆谆勖勉，只得遵命接任。
数日以来，朝夕思虑，并就当前库存情形，及目前急需支付军政款项，暨整理税收可能之结果，详加检讨，实觉左支右绌，其困难实超出想象之外。
谨缕陈于后：
一、目前中央银行库存情形，依据央行本月二十四日编制各地金银存量表，计：
黄金 3,829,174.73市两
白银 25,215,751.24市两
银元 3,165,020.94元
其次为外汇，截至本月二十日止计有：
美金 12,012,268元
英金 2,650,707镑
港币 13,916,688元
印币 14,466,177罗比
以上四项外币，其中港币部分，近已大部支拨，所余无几；英金部分，已动用数十万镑；美金部分，亦略有支用，而待付之驻外使领经费，行将到期之外债本息，订购军油价款，及印钞费等，为数甚巨。
余存外汇可资应用者，已属无多，至央行各地库存之银元三百余万元，大多为各省军政长官封存，或已提用一部分，尚待清查。
交涉所存白银，正在设法鼓铸银币，其在美铸币厂约合三千万元，须自七月十日起至九月底止分批运到。
二、目前急需支付之军政款项，一为六月份以前积欠军政各费，折合银元约五千万元左右。
兹经阎院长及庞主计长，邀集各机关主管人员，详细检讨所有目前难于办到或无力办理之事项，分别停办，或缓办，其情势已经变迁之地方机关，人事等经费，分别停支，或减支。
经切实核减后，综计尚需银元二千六百万元始克应付。
至七月份军政各费，于七月上半月内须支付者，估计约需银元二千余万元，故在最近数日内，必须筹妥银元五千万元，以备应付。
一面着手整理收入，紧缩支出，重行编订预算，并迅筹改革币制，使财政金融渐入常轨。
三、各种税收情形暨估计整理后，可能之结果，自金圆券贬值以后，本年四月间各种税费收入，即已不敷。
经征费用，五月以后因金圆券价值日益低落，税收几等于零，最近多方研究整理税收办法，并拟改征银元，惟以战区扩大，内地工业商业大受打击，而一部分货物税，已决定划归地方，就目前情况及现有税源估计，关税每月约可得银元一百万元，盐税约可得银元三百万元，各种统税及直接税约可得银元四百万元，合共八百万元。
惟在改制之初，税源难期畅旺，估计第一个月至多收足银元六百万元，第三个月起，整理就绪，且入旺季每月当可收足一千万元。
四、今后财政收支，依照大体估计，每月收入仅一千万元，而军政费之支出每月须四千五百万元，其收支不敷之数，达三千五百万元。
为数仍属过巨，而此巨额之亏短，今后不能再以发行纸币为挹注应付，更感困难。
现拟于整顿旧税之外，参照历年征借粮食办法，强制派募公债，以增加一部分收入，一面实施精兵简政，再加裁并紧缩，并尽量停办不急之务，以节省一部分支出。
同时酌采阎院长作战时期加大省县地方职权之方针，将一部分国税划归地方征收，一部经费划归地方负担，俾能因时因地制宜，便于应付。
而中央收支亏短之数，尽量减少，便于筹划。
五、关于币制问题。
迭经邀集各有关机关首长及专家学者详加研究，以为在此时期欲作根本改革，树立永久适宜之制度，深感条件未备，环境未许，难于达到预期之目的。
而金圆券已失作用，不能为收付之工具，最近一两月内，国库支款几于完全以金银外币拨用。
不但实力消耗过大，穷于应付，且亦不成体制。
为适合人民心理，及社会需要，制止当前金融币制之紊乱，以为将来体察内外情势，再谋根本改革之张本。
目前似宜先定一过渡办法，不必侈言币制改革，其办法要点拟定如左：1.政府明令规定，自本年七月一日起恢复银元为本位币。
2.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组织联合准备库，及联合发行局，政府授权各该联合组织发行纸币，管理基金，藉四行联合力量，巩固信用。
3.四行联合发行局发行银元兑换券，十足准备（六成现金四成保证），无限制兑现，其发行之银元兑换券，仍用各该银行名义（仿照从前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行联合发行办法）。
4.政府非依规定提供现金及保证准备，于联合准备库，不得向四行领券使用。
5.各级政府机关征收税费，及公营事业收费，一律收受银元兑换券。
6.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及联合准备库联合发行局组织办法，另订之。
其各行发行数额，及其先后，依各该行准备情形定之。
六、依据上述各项情形，六月份以前欠拨各款，亟待支付；七月份起用款，亟待筹划，而联合发行办法，亦须早付实施，以期财政上得资周转，而社会金融经济亦可借以安定，兹将应行请求事项开陈于左：1.拟请自六月份起，每月动支存金，以二十万两为限。
2.初期发行银元兑换券，为便于兑换，以固信用起见，须充分准备银元，拟请以黄金二十万两，向陆海空军存台准备之银元项下，抵借银元一千六百万元，自九月起分两月拨还银元，换回黄金。
3.前奉厦门存金，分运重庆区各地者，请一律改运重庆，以便改铸小金块。
4.分运重庆黄金，拟请拨足六十万两，俾作三个月之准备。
以上所请，第一项每月拨用黄金二十万两，约合美金一千万元，与 钧座面谕阎院长之范围，尚相符合，请赐核准。
第二项所请，抵借银元一千六百万元，系为初期维持币信所关。
并乞 核准，并迅令联勤总部代为分运广州、重庆两地，其三、四两项，亦请令饬联勤总部，迅为负责代运，俾资筹划，妥为运用。
谨呈
总裁
职徐堪 谨呈六月二十七日
然而，根据徐堪给打的这份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截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的官方统计数字，国民政府那时仍拥有国库黄金三百八十二万九千一百七十四两，白银则有两千五百二十一万五千余两，银元（袁大头）尚余三百一十六万多元。
而吴兴镛在《黄金档案：国民政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一书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从大陆抢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总数量是三百五十万两左右。
这里所讲的“三百五十万两左右”的黄金，与徐堪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向报告所提及的统计数字约有三十余万两的落差。
合理的推论是，这短少的三十余万两黄金，应该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为止，为支应大陆各个战场上的军需用掉的黄金。
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库存金固然有三百八十二万余两，但并非全部都运到了台湾，除了一部分用于战费，还有一部分遗留在大陆，未及抢运。
五月二十九日，上海已经解放，、蒋经国父子到台湾视察，这期间，俞鸿钧从香港发来一封密电：“面谕各节，遵已详洽攻芸兄照办。
惟关于原拟运往广州之黄金十万两，职离台前曾与陈主席磋商，均认为钧座既指示在先，似不宜遽予变更，故只告以先将存穗之金银及美钞动用，不敷时可用存港之港币及英镑，俟有需要时，再陆续起运存厦之黄金等语。
关于重庆区部分，攻芸兄遵照钧座指示，不必集中存储一处之原则，拟分存重庆三十万两、成都十万两、贵阳十万两、汉中十万两，似可照办。
中农董事会在穗开会，职遵谕亲自出席主持。
关于中央银行外汇部移港办公一节，正在积极洽商中。
从俞鸿钧密电可知，国共内战晚期，为了应付日益紧急的各地战事，支付战争军需的庞大开销，把原本存于上海的国库黄金分散放置在全国几个区域，包括广州、重庆和台湾三个地方，而重庆区又分散存放于重庆、成都、贵阳和汉中四个地点。
当然，台湾仍是国库金银最主要的存放地点。
除了黄金运送到台湾的总量问题，国共内战最后阶段黄金分散地点问题，有关国库黄金的用途和分配问题，也是值得吾人关注及探究的。
根据吴兴镛所著之《黄金档案：国民政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一书提及，大陆国库黄金被运离上海以后，用途主要为几个方面。
第一批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共约两百六十万两，“就存入台湾银行，因为中央银行那时还没有在台复业”，这批黄金主要用作新台币的准备金，以及稳定新台币之用途；一部分则用于军需。
而军事用途的黄金，到底支出的数量为多少呢
徐堪打给的报告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白，其一，徐堪建议，从一九四九年的六月份起，一个月份额的军费开支，以黄金二十万两为度。
假使按照徐堪定下的这个动支标准，一九四九年国库黄金还留存了三百八十二万九千多两，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底，国库黄金应支出了一百四十万两，国库的库存黄金尚节余两百四十余万两。
其次，徐堪这份呈给的报告中，也明确讲出了中央银行曾在一九四九年间发行了一种“银元兑换券”的纸张货币。
军费，就以军人薪饷来说，主要是以国库黄金作“质押”，每个月从国库搬出二十万两，去交换等值的银元，再拿这些银元，发放给前线军人。
之所以如此，系一九四八年至四九年之交，国民政府原本发行之法币、金圆券，均因恶性通货膨胀，贬值到如同废纸，不论是币信、币值，都已处于无法继续流通的崩盘边缘，“银元兑换券”成为安定前线军心的定心丸。
一九四九年，河山变色，乾坤易主，兵荒马乱，骨肉离散之际，国民政府究竟从上海撤运了多少黄金到台湾，各方说法纷纭，值得吾人深入探究。
大陆解放前曾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李度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一九四八年末，国民政府用海关缉私舰装运八十多吨黄金与一百二十多吨白银到台湾。
早年曾担任吴嵩庆机要秘书的詹特芳透露，当局运到台湾的金钞数目为：美金八千万元，黄金九十二万四千两，银元三千万元。
代总统李宗仁秘书梁升俊表示，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时，国库尚存有黄金二百八十万两，美钞五千余万元，经合署的棉花纱布出售总值不下黄金一千五百万元，还有价值巨大的有价证券，合计约美金两亿余元。
吴兴镛在其著作中提及金钞运台总数时，则有更惊人的统计数字。
吴兴镛表示：
如以黄金做单位，纯金运台约四百万两，另有约各相当二百万两金子的纯银及美金。
其中做军费用的黄金在四九年内战时，由先父经手向大陆运去了约八十万两，但后来国民政府又从美国日本等地补回大约同等数量，再加中央银行以外的“其他公私银行及金融机构”的黄金，最后留在台湾的全部黄金，极可能超出监察院所提到的三百九十万两。
吴兴镛又说：
我在《传记文学》一九九六年九月号曾以不完整的资料估计，大陆运台黄金的总数量是三百五十万两左右，到今天，有了较多的数据（也不算完整），总量也还是与此数相当接近的（约四百万两，见自序及表一）。
当然再加上七仟万美金（我父亲经手的），就又是两百万两黄金了（美金三十五一两是当时的官价）。
当然全部外汇还不只此数。
再加上第一次运台的白银一百廿吨及后来三千万块银元及一亿两纯银（我父亲经手的），银子总数是七千万美元，又是相当于二百万两，因此央行国库整个金银外汇总值是八百万两黄金，当然市两英两又有少数差别，即使以英两计，以今天六百三十元美金一两黄金价计算，时价在四十亿美金左右。
照吴兴镛先生的非官方统计，国民政府自大陆溃退之际，分批撤运去台的金钞数量，单以黄金而言，即为三百五十万两左右。
吴兴镛主要应是根据其尊翁吴嵩庆的遗留资料，然而，根据官方数据显示，单以国库黄金而言，就高达三百八十二万两之巨，较诸吴兴镛之统计，尚多了三十万两。
刘攻芸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亦即其辞卸了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后呈给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详细列出了当时国库金银及外币的库存统计数字。
刘攻芸的密电如是说：
敬呈者，谨将职交卸之日，库存金、银、银元、外汇、外币明细表，及金、银、外汇、外币折合美金总表，与胜利以来动用金、银、外汇数字，及综合表，共二套，又外汇及金银收付说明一份，恭呈 鉴核，谨呈 总裁蒋
职 刘攻芸 谨呈七月八日
写给先锋的一封信
敬爱的抗震救灾模范先锋
你们好
我是一位来自福建省漳州市的小学生。
当“5.12”大地震发生时，全国的 13 亿人都特别震惊。
然而，你们却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救援工作。
例如，来自四川的陈岩。
地震发生之后，作为幸存者的他，不是急忙赶到安全地带，而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去营救其他被埋在地下的受灾群众。
他先来到都江堰，将一些侥幸逃出来的群众送到安全地带。
他一趟又一趟的往返灾区，而自己却顾不上休息。
第二天，越来越多有关灾区的情况蜂拥而至，陈岩知道自己必须马上赶到灾区。
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刻奔赴绵竹。
在绵竹的一所学校，教学楼已经倒塌得不成样了，陈岩马上靠唯一的挖掘工具—自己的双手，在废墟中挖了起来。
挖着挖着，他的手已经烂了起来，而他仍不停的挖着。
忽然，他听到废墟中有一点微弱的声音，陈岩顿时像打了一剂似的，更加卖力地挖了起来…在地震后的 80 个小时里，陈岩只睡了 5 个小时，连续工作超过 60 小时，徒手救出了 20 多名学生，成为抢救学生人数最多的志愿者。
在地震过后，陈岩又忙着筹集物资。
在 18 日晚上，他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绵竹汉旺，这次他给灾区群众带来的是帐篷、水、食品等急需物资。
20 日，陈岩又成立了一个组织，重点负责筹集及发放救灾物资，向灾区发放了大量的盐、药及帐篷，为灾区重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还有无数像陈岩这样舍身救援灾区群众的英雄，他们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看过这些报道，我对你们这些抗震救灾模范先锋的不畏生死、一心为国、舍己为人的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一定要向你们学习，一心为国、为民，练好本领，将来报效祖国。
此致
敬礼
参考资料：敬爱的抗震救灾模范先锋
写一封信劝说家人廉洁奉公的，怎么写
1966年12月2日，副官发现白崇禧在卧室，尸身发绿，因不明，时年七十四岁，传言白崇禧为派人毒，官方声称白崇禧于心脏病，。
金陵春梦的作者介绍
唐人，真名严庆澍，《金陵春梦》作者。
严庆澍1919年生于江苏吴县一小康人家。
家乡紧傍一碧千顷、景色秀丽的太湖。
那里民风淳朴，人文积淀深厚，少年严庆澍在家乡读完中学，曾前往大上海谋生，他的引路人便是后来成为知名导演，执导拍摄过《神女》、《天仙配》等许多影片的同乡人吴永刚。
在上海打拼时期，严庆澍当过《申报》报馆的校对实习生，也曾去明星影业公司当布景员，天天累个半死也未熬出头来。
但严庆澍并不沮丧，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
1935年底，吴永刚鼓励严庆澍去时为首都的南京谋求发展，还为他给中央大学的陈大悲教授写了推荐信。
陈大悲创作过不少电影、话剧剧本，颇有些才气，但他的新作六幕话剧《西施》由中央军校业余剧团公演后却受到宁沪等地进步舆论的批评，认为《西施》看似宣扬越王勾践忍辱求生，志在复国雪耻的精神，实际上是为“九·一八”事变后，当局对日妥协让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辩护，这就使他被批判得灰头土脸，自感压力很大。
在交谈中陈大悲发现严庆澍有些才气，便又将严转荐给其文友赵君实主持的中央文艺联谊社。
这家文艺团于中山路萨家湾，靠着铁道部新楼，为一小别墅，花树环绕，还有一凉亭，环境幽雅。
爱附庸风雅的张道藩更利用这场所来笼络南京文艺界人士。
徐悲鸿、田汉、唐槐秋等进步人士也常上这儿品茶聚餐，观摩美英影片，大家乐得享受享受，与张道藩则虚与而已。
严庆澍毕竟年轻，不太清楚文艺界的内幕实情。
而张道藩也对这个很年轻的职员挺客气，给予关照，鼓励他写些电影评论文章，还为其修改润色，并推荐到《中央日报》副刊和《电声》月刊发表。
几个月下来，严庆澍对这位大人物印象颇佳，正欲请他引荐自己考中央大学文学系以深造时，吴永刚悄悄来到南京找到严庆澍，劝告他勿与张道藩接近，因此人有中统背景，正四处网罗青年人才，试图阻遏内忧外患交织下左联进步文艺界日益扩大的影响。
严庆澍如受一当头棒喝，惊出一身冷汗。
他干脆不辞而别，随同吴永刚回到上海投身进步文艺战线。
抗战初，严庆澍流亡汉口，幸遇他很早就崇拜并通过两封信的郁达夫。
经郁推荐，严庆澍得以去长沙，参加了郭沫若、老舍、田汉领导的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严庆澍辗转西南大后方，曾当过中学教师、银行职员、电影公司文员，生活面较广。
1943年他有幸得到路透社重庆分社华籍主任记者赵敏恒的帮助，顺利进入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半工半读。
赵敏恒是南京人，曾留学英国，他为人正派勇敢、卓具胆识、特立独行，学识又渊博，正是他顶住压力，最先向全世界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赵敏恒慧眼识才认定严庆澍有过人文才，又很刻苦勤奋，但并不适合当一名新闻记者而适合当一名作家。
那两年里，一到寒暑假，严庆澍便去重庆，住在英国路透社办公楼附近赵敏恒寓所，帮助抄资料、打印文稿。
赵敏恒待他很好，经济上给予接济，还告诉他许多军政界内幕秘闻。
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倾轧，军统、中统迫害进步人士的罪行和达官显贵不顾人民的死活大发国难财等真实情况，每每令严庆澍听得热血沸腾，愤愤不平，立志有朝一日要写出这一二十年风云激荡的历史。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严庆澍暂留重庆工作，一年后他到了光复后的南京，在城南三山街一表亲家借住，想在报社谋一份编辑工作。
但困难重重。
原来，他奉为良师益友的赵敏恒在重庆新闻界早是个知名人物，他得罪的人很多，路透社已辞退了他，中央宣传部又处处压制他。
他在南京尚且无法立足，只好去了上海，在中央社上海分社社长冯有真帮助下，当上《新闻日报》副总编。
而严庆澍一向与赵敏恒交往密切，他去从重庆迁回南京的中央日报报社等求职，自然碰壁。
迫不得已，严庆澍离开了南京，去上海，进入徐铸成主持的《大公报》当记者，后改任副刊编辑，有了稳定的收入。
其时，严庆澍已在酝酿以后写一部多卷本纪实体小说，故事中心就定在南京。
他留心收集报刊史料，特别是南京的情况，每有到南京采访的机会，他便特别兴奋。
他跑遍了城南的古街老巷和城西宁海略和路一带的高尚住宅区，寻访了不少知名人物，收集到许多创作素材。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一次，严庆澍借采访一位在中央陆大将官班集训的抗日有功将领之机，顺利通过三道岗哨，进入小营陆大校园，无意中发现就坐在复兴台广场边一凉亭石椅子上和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参政会秘书长商震中将聊天，不由吃了一惊，心里真还有点紧张。
十多年来，他尚是首次如此近距离看到。
严庆澍正愣着发呆，已被两位穿军便服的侍从室警卫带离现场，送往警卫室盘问。
在问明情况后，一上校军官打电话通知严庆澍要采访的将军前来接待处，并训了严庆澍几句。
多年后，严庆澍都难忘这一幕，但那时他根本还没有写的打算。
1947年，严庆澍被派往台北，任《大公报》分馆主任。
1949年，在内战中败北，撤往台湾。
报馆被军警查封。
严庆澍又转到香港《大公报》社，任编辑部副主任。
1950年改任《新晚报》编辑，并开始从事写作活动。
写《金陵春梦》起因于一次“奉命而作”的机缘。
一天，《新晚报》编辑部下达了这样一个任务，要以小说形式塑造一个“真正的”的形象，务求使读者们对蒋的一生，对蒋家王朝盛衰的经过，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谈来谈去，这个任务就落到严庆澍的头上来了。
虽说他过去积累了不少素材，但东迁西跑，大多资料已遗失，尤其是有关个人的史料，他知之甚少，心里根本没底。
但想了一会，忽然想起，1949年大陆解放后，有一位真正的的侍卫官退休来到香港，曾经给严庆澍写下几页他亲自接触到的有关蒋的一些情况，如生活习惯、个性特点、人际交往等都是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严庆澍便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总算将它找了出来，是用八行纸写的，一共只有薄薄的5页，而严庆澍就是靠这5页纸而获得了灵感开始写起了《金陵春梦》。
应当说，他取得成功主要还是得力于过去十几年来的积累和丰富的阅历；动笔前，严庆澍又成天泡在香港图书馆，翻阅了大量资料。
其中光是书籍就不下五六百本，有时为了核对一个名字或一个年份，就得熬几个通宵。
1956年，《金陵春梦》第一卷署名“唐人”开始在《新晚报》连载，广受欢迎，未及3个月便出版了单行本，3年里已推出《十年内战》、《西安事变》、《八年抗战》等三卷，海外报刊争相刊登，人们纷纷打听“唐人”是何许人也，国内经中央高层研究批准，也予以出版。
头版5万册很快一售而空。
书内页上都印有《内部发行》字样。
起初学校、机关工矿等单位图书室馆还对借阅对象有所限制，以干部为主体，但并不严。
因为《金陵春梦》是以揭露为首的的统治和黑暗为主题，其进步色彩甚为鲜明。
这部历史通俗小说之所以特别广受欢迎，当与其章回体形式、生动流畅的文笔、起伏有致的情节安排、贯穿全书的鞭鞑黑暗的勇气、社会正义感和由上述特点构成的知识性、可读性密切相关。
严庆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盘踞台湾的显然很恼火，授意中央日报撰文批判这部书。
特务还对他进行过恐吓，港英当局遂加强了安保工作。
1958年秋某日，严庆澍收到一封字迹苍劲、文句流畅、署名“罗高”的读者来信，信中提到《金陵春梦》中所写的在上海逛窑子的事情，“罗高”说碰巧他当时也在场，蒋在楼上，他在楼下，“罗高”打听“唐人”的真实姓名，表示希望见见面。
严庆澍如约前往。
原来这位“罗高”老先生竟是曾经在上海很有些名气的报人包天笑，这已是一奇，更奇的是包天笑不相信眼前这位戴眼镜文弱而儒雅的中年人竟真是《金陵春梦》的作者。
当年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国内，“唐人”的名字更是令读者们感到一种神秘，引出不少猜测。
严庆澍十分勤奋，是香港知名的高产作家。
30多年里他先后写出七八十部小说、戏剧电影剧本，他的笔名亦不少，除唐人外，还有阮朗、严开、江杏雨、高山客、洛风、陶奔、张璧、草山上人、今屋奎一等约40个。
除了成名巨著八大本的《金陵春梦》外，还有其续篇《草山残梦》也有300余万字。
严庆澍还写过《北洋军阀演义》、《宋美龄的大半生》、电影剧本《诗人郁达夫》等等，都挺受读者们欢迎。
他写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蒋后主秘录》，署名“今屋奎一”，则显出其幽默感。
缘于日本有个右翼记者兼作家古屋奎二在上世纪60年代多次赴台北采访，并整理出《秘录》(约60万字)回日本，在《产经新闻》连载，内容多有蒋氏自我美化之处且流露出某种情绪，受到海内外进步舆论的批评。
严庆澍遂在出版《蒋后主秘录》时有意署上个日本式笔名“今屋奎一”，含有讥诮奚落古屋奎二之意，严庆澍认为任何作家都不应歪曲纂改历史。
多年来，他也正是这么去努力写作的。
1979年严庆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中国作协会员、广东作协理事，曾三次受到、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
到了晚年，他已体弱多病，但仍坚持写作。
1981年，严庆澍辞世于北京，享年62岁。
汪精卫是怎么死的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多，汪精卫因患多发性骨髓肿病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终年62岁。
汪精卫-从志士到叛国者
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
幼年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曾获番禺县试第一名，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赴日留学。
其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汪精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
他不仅参加了领导的同盟会，而且担任会章起草和评议部负责人。
其间，汪氏为驳斥改良派的种种谬说，发表诸多战斗檄文，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
1910年，赴北京谋炸摄政王，事泄未成，被捕入狱，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悲壮诗句。
1925年，汪氏加入北上行列，成为著名的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者。
随后，汪先后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1927年，在发动“四一二”后，汪精卫从法国归国，在武汉主持发动“七一五”，不仅在对内政策上和工农群众，在对外政策上，也改反帝联俄政策为反苏亲帝政策。
两月后，蒋汪合作，“宁汉合流”。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氏虽在口头上也高喊抗战，但对战局始终抱悲观态度，称“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从抗战开始到南京沦陷的不到半年时间里，汪氏不仅多次当蒋之面“进言和平”，而且为此给蒋写了十几封信。
以汪为首，逐渐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内的派集团，以周佛海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团体。
汪精卫与周佛海等勾结，导致了抗日阵营的和叛国投敌集团的产生。
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以及汪派要员先后以各种方式逃离重庆，分别抵达越南河内与香港等地。
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声明。
电文吹捧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氏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的主脑。
12月30日，汪日签署“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
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南京伪政府建立后，汪精卫在日本占领军当局的支持下，以“东亚联盟”为旗帜，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国民政府”。
为此，汪精卫解散了沦陷区内的各种党派团体，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使形成为一大广泛的国动，强化领导中心的全能机构，达到党、政、民一元化的境地”；接着，在华中沦陷区推行残酷的“清乡”运动，围剿各抗日武装以改变该政府政令不出城门的状况；后又效法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开展“新国动”，在思想领域奴化沦陷区人民等，为日本侵略者统治沦陷区充当马前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又将南京伪绑上日本法西斯的战车，宣布与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又参加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与东亚各国的日本傀儡首脑会晤结盟。
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将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
汪精卫的种种行动虽博取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但却不能挽救南京汪伪覆灭的厄运。
1943年8月，汪精卫旧伤复发，日本军医诊断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根在1935年遇刺时仍留体内的子弹，也与他因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迹日益明显而心境恶劣有关。
次年3月，汪精卫被秘密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院治疗。
11月10日，不治身亡，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
1946年1月在返回南京之前，当局指令工兵部队炸开汪墓，将汪氏棺木连同尸体运往他处火化。
汪精卫虽已尸骸无存，但其叛国巨奸之恶名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拓展资料：
1944年1月中旬，汪精卫突感不适，两腿麻木，并伴有高烧，背、胸及两肋时有剧痛袭来。
九年前在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后留下的宿疾—压迫性脊髓症，发作得异常猛烈。
下旬，汪精卫的两腿已完全失去知觉。
1月25日，汪精卫倚枕手书，在连续使用了四年之久的日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下“甲申元旦家人团照”几个字后，便不胜重负，辍笔卧床。
3月3日，汪精卫在妻子陈璧君，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娣等陪同下东渡就医，直飞名古屋。
日军大本营将此事列为最高机密，汪的病房晦名曰：梅号。
4日，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斋藤真教授主刀手术。
术后当晚，汪精卫的两腿居然恢复知觉。
三四天后，病情又转恶化，至九十月间，已病入膏肓，时发咯疾，极度贫血。
11月9日，美军空袭日本名古屋，汪在被转入防空洞时又受风寒。
10日上午6时，高烧40?6摄氏度。
下午4时12分，不治身死。
11月12日下午5时30分，汪精卫的棺柩由日军“海鹣号”专机载抵南京，停放于伪国民政府大礼堂。
与此同时，日军大本营开始秘密地搜寻、销毁与汪精卫的来往密件，其日记从此变得下落不明。
一晃40多年过去了。
在此期间，海内外史学界人士曾一度为汪精卫有无日记传诸于世或他本人究竟记不记日记而争论不休，后因证据久觅无着，争论难以为继。
无人再抱乐观态度，各方意见渐臻一律。
日记之说似有讹传之虞，成为一个难解的谜。
这个谜，终于在1987年11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举行的表彰会上大白于天下。
朱景正、方铿夫妇将他们珍藏的一本《汪精卫日记》捐赠给了上海市档案馆。
经史学界有关专家鉴定，日记确系汪精卫亲笔。
表彰会上，笔者看见了这个原件。
《汪精卫日记》64开大小，为30年代美国产品，猩红色皮面，配锁，宛若一只袖珍公文包；打开日记本，每页眉头上铅印着英文的月份日期，下有五道横栏。
汪的记法颇独特，每栏一日，同一页中分别记四年来同月同日之事，一笔蝇头小字，倒不失流畅潇洒。
日记始于1940年1月1日，讫于1944年1月25日，共四年零廿五天。
表彰会后，为探询这部日记的来龙去脉，笔者走访了朱景正、方铿夫妇。
朱先生年届古稀，方女士也已六十有四，分别是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徐汇区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均系民革成员。
方铿之父方声涛，福建闽侯人，生于1885年，卒于1934年。
幼年在天津学习海军，清光绪31年?1905 赴日留学，入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适时汪精卫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与方声涛同年入同盟会。
方学成归国后，历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李烈均麾下独立旅旅长、师长、讨袁护第二梯团长、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
1917年9月，在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方任大元帅府卫戍总司令，1924年任北伐军广州大本营参谋长，1927年北伐军攻克福建，方先后任福建临时政治分会主席、军事厅长、代理省长等职，1932年隐退。
方声涛的七弟方声洞，1911年4月参加广州起义，随黄兴攻入督署，饮弹身亡，是黄花岗七十二英烈之一。
方声涛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十一妹叫方君璧，其夫婿曾仲鸣是汪精卫早年赴法考察时的同道，担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与汪的私交甚深。
方君璧，着名国画家，1986年9月10日卒。
曾与徐悲鸿同学，乃张大千的挚交。
方君璧天性聪颖、品赋过人，虽与政治落落寡合，但因曾仲鸣之故，同汪精卫自然免不了酬往交际。
曾亲绘《秋庭晨课图》一幅馈赠于汪，将汪母教子攻读的景状摄入笔端，画咏其事。
可见两家当时过从之密。
1938年12月18日，曾仲鸣以秘书的身份随汪精卫、陈璧君逃离重庆，取道昆明，于次日飞抵河内，走上了汉奸之路。
12月29日，汪精卫在《南华日报》发表降日公开信及声明(即臭名昭着的“艳电”)。
对此极端恼怒，在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同时，派出大批特务潜入河内，戴笠亲偕陈恭澎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侦察、监视汪精卫的行动组组长。
1939年3月19日，陈恭澎接到戴笠从重庆拍来的紧急电报：“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3月20日晚11时40分，陈恭澎率六名军统特务逾墙进入汪精卫一行所住的高朗街27号，冲到预先侦知的汪精卫住房，凭借手电光，见房内有一男一女，以为是汪精卫夫妇，即开枪猛扫，然后仓惶逃离。
殊料这一夜因方君璧初到河内，汪氏夫妇临时与他们调换了房间。
曾仲鸣腹部中弹累累，几小时后气绝毙命；方君璧身中三弹，被送往医院抢救。
1949年初，寡居的方君璧偕子离沪去港，行前将寄存在胶州路一家英商仓库中的一百多箱中外图书和家产一一清点造册后，交由七嫂—方声洞的遗孀保管。
50年代初，七嫂迁居北京，又把这批物资的保管权托付给了十七妹方君瑞。
1957年，被市二商局接管下来的仓库，向方君瑞催索8年来所欠的栈租，共计3000余元，方君瑞无力偿付，致函方君璧，方君璧回函嘱其变卖仓库中的大宗物品纳租，余款存入银行，往后每年取息纳租。
1965年，方君瑞再度函询十一姐，十一姐函示变卖七箱善本外文书籍，聊补亏空。
其时方君瑞年事已高，找到侄婿朱景正，请他代劳。
朱景正当时因受反右斗争之累，被迫离职，在沪赋闲养病，七箱书籍便由他经手，从仓库中提出变卖。
朱氏夫妇万没料到，此举竟为他家招来弥天大祸。
一年以后，查封了仓库中的所有物品，并从提货单上发现了朱景正的名字。
整整两天两夜，打骂催逼，翻箱倒柜，也没抄出所谓的敌伪机密文件。
朱景正不堪忍受，以死来求得解脱。
第二天深夜，他悬颈于篱笆墙上，幸亏被邻居发现，才免于一死。
1972年，中美建交后不久，朱氏夫妇突然接到音讯久绝的“十一姑”方君璧的电报：我已到京，即将返沪，是否能居原址
即复。
意外的来电，使历经磨难的朱景正夫妇惊惶不安，无所适从。
为寻求政治上的保险系数，朱景正携电报走访了当时的市革会和侨办，方知十一姑已定居美国波士顿，是周总理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重要客人。
在京期间，十一姑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长谈达四小时之久。
此后十一姑两年一度回大陆探亲，并于1978年和1980年，先后两次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个人画展。
同时，她还按清单将原存于上海胶州路仓库的14967册珍贵的善本中外图书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
遗憾的是这批图书在洗劫中已大部名存实亡，上海图书馆的实收之数充其量不过十之三四。
她还向侄女、侄婿交待，所有查抄物品中，仅她与丈夫曾仲鸣的私人通信务必索还外，其余均无关宏旨。
1979年，朱氏夫妇正式接受方君璧的委托，和十七姑方君瑞共同经营方君璧留沪的物品。
不久，他们从有关部门领回一个白布包裹，内有一件淡灰色薄丝棉袍子、成套中式衬里衣裤、一盒剃须刀具、一封英文信件和一本日记。
早年就读于教办沪江大学、熟谙英文的朱景正，从英文信件中获知，此信是宋庆龄写给汪精卫的，棉袍等生活用品，均为遗物，赠与汪精卫惠存。
至于日记，信中没有提及，不仅，即使朱氏夫妇本身，也不知记者是谁。
联系包裹中其他物品的归属，再细细斟酌日记内容，一个大胆的推理令夫妇俩面面相觑，心怀忐忑。
遂决定上交有关部门。
1980年，在方君璧第五次回大陆探亲时，两人向十一姑提及此事，并说明了他们对日记主人的判断，同时说明了他俩的处理意见。
有感于国内政治清明，十一姑赞同侄女、侄女婿把遗物捐献上海中山故居纪念馆，也把日记捐献给国家档案馆的做法。
方君璧于1984年1月20日至3月13日在法国举办了最后一次个人画展。
展毕，迁居瑞士日内瓦，同供职于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的次子曾仲鲁朝夕相处，安享天伦。
不意在一次外出时摔倒，股骨受伤，虽经手术治疗，但效果欠佳，终于1986年9月16日溘然长逝。
而在此前的1979年，朱景正、方铿夫妇征得十七姑方君瑞的同意，已把《汪精卫日记》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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